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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问第六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三、《太仓稊米集》卷四八
问:昔赵奢之与田单论兵也,曰:「帝王之兵不过三万而天下服从,将军必资十万二十万,何也」?
曰:「古者四海万国,城虽大不过三百丈,人虽多不过三千家,则以三万距之足矣。
今取古方国分而为七,兵能具数十万,食能支数岁,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奈何以三万众攻之」?
然则后世之用兵不可专于古之制也明矣。
秦始皇之伐荆也,问其将曰:「吾欲取荆,度用几何人而足」?
李信曰:「不过二十万」。
王剪曰:「非六十万不可」。
始皇而以为怯。
之出也,荆人入两壁,杀七都尉,败秦军而去。
其后卒用策,果虏荆王
冯奉世之伐陇西羌也,反虏三万,法当倍用六万人,乃与万三千人,大为虏所破。
后如其请,而羌人败走。
将军之料敌如此,何也?
樊哙欲以二十万众横行匈奴英布以谓可斩。
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当单于数万之众,至于矢尽道穷以取陷败。
苏建亦以数千当单于数万之众,至于尽亡其军,几不免死,则兵固有以少而取败者矣。
谓以少击众非兵之利,则幼安以八千之众而败秦师百万于淮淝,李药师以步卒五千而俘颉利十万之众以归,此又何也?
今朝廷方欲大举以平强敌,其于用兵之大略在所当论。
试按古而言,以应有司之问。
策问第七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三、《太仓稊米集》卷四八
问:求贤所以建官,设官所以治事。
然而官之所设有定员,吏之多寡无常数。
员多而吏不足,则未免冗官之弊。
今朝廷之患正在官吏猥多而吏员有限,是以阙一官则争之者至数十人,注一阙则待之者至六七岁。
从仕者居閒之日多而任事之日少,仰禄者资费之用繁而奉廪之入薄。
借令二十而入官,逮七十而致仕,四十年之间不过四五更代而老矣。
其流安得无奔竞之风,选曹安得无卖官之吏?
贪墨之风日益滋长,滞淹之才无以自拔,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焉。
议者欲救其弊,不过曰清入仕之流以革其繁冗可也,增州县之吏以广其任使可也。
而二者之患抑又甚焉。
何以言之?
刘祥道言唐之取士多滥,入流者岁千四百,又杂色入流未尝沙汰,会杜正伦亦以为言,而执政者惮改作,且以勋戚仕无它门,议遂格焉。
今欲稍加裁抑,则必怨讟交兴,首议者将谁肯任其咎乎?
此其不可决矣。
建中初,天下兵兴,民多贫困,赋无所出。
杜佑建言,其略以谓救弊莫若省用,省用莫若省官
自汉至唐未有不因征战而省吏员者,所以救弊也。
今欲稍加增赋,则利亦多而民重困。
此其不可又决矣。
二者皆以为不可,则是救之终无术也而可乎?
诸君于此必有其说,请试陈之。
策问第八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三、《太仓稊米集》卷四八
问:古语有之: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
路温舒以谓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
温舒虽托秦吏尚存以讽宣帝之深文,而吏亦真可畏哉!
韩安国,梁之贤士也,而辱于田甲
周勃,汉之大臣也,而侵于狱吏,况其馀乎!
由是观之,谓吏之不足畏者非也。
穆宗时柳公绰山南东道节度使,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乱法,咸谓公绰必诛犯赃者。
公绰曰:「赃吏犯法,法在;
奸吏乱法,法亡」。
竟诛乱法者。
盖法者治乱之所系,而吏乱之则民将无所措其手足。
此乱之所由起也,诛之可不力哉!
今律之禁吏,法非不严,而其奸滋甚,何也?
夫舍刀笔之吏以趋功名之会,有如汉之萧何曹参唐之孙伏伽张元素之徒,此希世有之,不可多得,姑欲少革前日之风,使此曹惟三尺之是畏,将何术而可乎?
愿备陈之焉。
策问第九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三、《太仓稊米集》卷四八
问:有创业之主,有守成之主,有中兴之主。
创业守成之主,其成功之难易,昔人论固已详矣。
至于中兴之主,虽拨乱反正,持颠扶危,号为一致,而所遭之时不同,则所成之功亦异,不容于无辨也。
三代远矣,由汉而来,在西京则有孝宣,在东京则有光武,在晋则有元帝,在唐则有宪宗,皆一时英敏有为主也。
然而汉之孝宣唐之宪宗则振坠绪于将乱之际,其为力也易。
汉之光武晋之元帝则绍大统于既绝之后,其为力也难。
非特难易之辨如此,摭其迹而论之,则又有不同者矣。
孝宣之励精,宪宗之刚果,皆能操握主权,归于独断,其于治道固略相似也。
神爵五凤之间,未尝遣一将,出一兵,能使单于内附,稽首阙廷。
而元和之盛,连年动众,仅能拓中国之故疆,折悍将而臣之,其功效之优劣固不待较而明也。
光武汉宗发迹于南阳元帝诸王龙翔于江左,皆能使旒缀绝而复续,大厦仆而复支,可谓二代之贤主也。
光武殄攘群盗,戡定祸乱,曾不数年遂光汉业;
元帝外不能剪刘汉之逆虏,内不能平王敦之跋扈,使西晋之业如是而止,则其功效之优劣又不待较而明也。
四者之效其异如此,何哉?
岂时有不同而然欤?
势有所迫而至于是欤?
抑亦所操之术有或异欤?
所以辅治者有善不善欤?
是必有其说矣。
主上圣文神武度越前代远甚,而区区之问犹及于此者,盖考古验今,以鉴既往之失,正今日朝廷汲汲于求言之意也。
其可忽诸?
策问第十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三、《太仓稊米集》卷四八
问:近世论禦戎者其说纷纷,大抵不过三策:分遣将帅,诸道并入,破其国都,擒其名王,将以为吾中国万世之利,此上策也。
屯兵重镇,守其要害,来则禦之,去则勿击,此中策也。
重币厚礼,悦以甘言,使命相衔,岁无虚日,姑以幸其不至,此下策也。
曩者岁在丙午,金人南下,逮今有十馀年,中间屡盟而辄渝,倏往而复来。
朝廷知其不可结以成信,乃下亲征之诏,决意征讨,期在殄灭,向所谓下策者固已置而不论已。
于二者之计,当审处其一而行之。
而议者犹有说焉:以上策为是者皆曰提兵四出,傅敌城下,斩其名王,传首藁街,然后河阳北狩之愤可雪,龟阴未复之田可归矣。
议者乃曰不然,王者之师贵万全,善用兵者知彼已。
今兼百万之师,入不测之地,岂无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之忧乎?
此殆书生好高之论耳,不可用也。
以中策为是者皆曰远戍以宿兵,屯田而积谷,务慎择良将,坚壁而守之,是不劳师旅而坐获禦戎之利也。
议者则又曰:兵久而不战,武黩而不偃,中原何日而可定?
故都何日而可居?
岂不劳师费财,困弊中国乎?
此殆鄙夫之常谈,不可用也。
世之所贵于儒者,岂徒取其诵数而已,谓其能通达国家之大体也。
愿陈二者之策,将孰从而可,且以求至中之论。
至于不折一戟、不亡一镞而收百战之功于万里之外,又岂无胸中之奇乎?
毋谓伐国不问仁人而不以告。
策问第十一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三、《太仓稊米集》卷四八
问:先世以农事为生民之本,后世以农事为不急之务。
先世重农而敦本,则国富兵强而太平之治为可图;
后世不以农为务,则民穷盗起,其弊至于大乱而不可救。
农之所系,故不重哉?
为人君者非不以劝农为先务,而徒有其名而无实,曾不知古者劝农之术,其责之甚专,其督之甚重,其告戒之甚熟,其勉励之甚至。
何以知其如此?
舜命九官而稷居其一,未闻其兼以他职也,则其责之可谓专矣。
成王亲率元后世子以次于郊,未闻其不屈于至尊也,则其督之可谓重矣。
汉文由代邸而即帝位,二十三年之间,劝农之诏无岁不下,甚者岁至于再焉,辞意诚到,人为动心,则其告戒之可谓熟矣。
三老贤能之求也,孝悌德行之举也,而与力田同科,则其勉励之可谓至矣。
然则后之劝农者有一于是乎?
上隆博爱,属意元元,深知其弊,盖将有意于古焉。
而任是责者莫先于守宰,奈何今世之吏狃于宿习,安于苟简,不复从事于兹久矣。
故劝农之号虽已入御,而行春之车未尝出境。
高谈者指为俗吏之事,好大者鄙为猥细之务。
膏粱之子菽麦未分,一日出为民吏,至于问秽襫为何物,以穮蓘为戏事者,彼又何足以上承明诏,下为农师哉?
今欲州县之吏皆究古事,以不负朝廷委任之意,如之何而可耶?
策问第十二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三、《太仓稊米集》卷四八
问:国之所以兴者,必有其道。
及其亡也,则亦必有以取之矣。
然而祸固有出于人之所可忧,亦有起于人之所不忧者,往往寖以至于大祸,虽有智者不能救其危,为人君者乌可不察哉?
西汉始兴,鉴亡秦孤立之弊,于是大封同姓,疆域之广至于周匝三垂,天子自有才十五郡,尾大之势,贾谊言之,为之痛哭,此其甚可忧者也,而西汉之亡不在于封建乃在于外戚。
东京自显、肃之后,政在房闱,孝和之政归于窦氏,孝安之政归于邓氏,孝质之政归于梁氏。
当是之时,主幼而臣强,国危如累卵,此其甚可忧者矣,而东汉之亡不在外戚而在于权臣。
西晋之时,宗族举兵内相诛灭,八王之乱自古未有,此亦可谓甚可忧者矣,及其亡也不在于诸王乃在于夷狄。
自晋氏灭于刘汉之后,夷狄之势日以盛强,秦坚、燕垂更立为帝,区区江左一隅,左枝右梧,日不暇给,此亦可谓甚可忧者矣,及其亡也不在于夷狄,亦在于权臣。
唐之宦官建立八帝,天子之尊至号门生,此乃天下必亡之势也,及其亡也不在于奄寺乃在于藩镇。
五者之势如此,殆未易诘其所以然也。
将人君养天下之祸以至于败亡而遂不可救欤?
抑亦衰微有渐,虽有强明之君,而其大势已去,遂不可救欤?
抑亦君臣上下偷安岁月以至于斯欤?
抑亦救败整危无其术而然欤?
愿闻其起五者之祸者为谁?
为之臣而不能援其倾危之世者又谁耶?
诸公皆博古之士,议之熟矣,幸条其所以然者而言之。
策问第十三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三、《太仓稊米集》卷四八
问:盗贼为良民之蠹虽甚,治世所不能免。
自古帝王不恃吾能禦盗,恃吾能禁盗而已。
禦盗者治之既兴之后。
治之既兴之后,盗去而人已不胜其弊。
禁盗者销于未然之前,卒至于无盗之可禦,则是岂足为治世之患哉?
汉之始兴,治尚清净,禁网最为疏阔,天下亦以无事。
武帝之治专任惨酷,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至使天子命九卿衣绣衣,持虎节发兵以兴系,甚至于作沈命之法。
所在聚徒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
由是知禦盗者昔人之所不取,而禁盗之为先也。
国家遭外侮侵陵之患,兵革抢攘之馀,四方群盗乘间窃发,破坏郡邑,侵掠土疆,动以万计。
王师一出,馈饷有千里之劳,将士疲战斗之力,而凶焰旁午,不可胜诛,将招以厚赏,诱以高爵,则又适足以生天下为盗之心。
今欲不烦干戈,不劳庙算,啸聚之盗云散鸟骇,复齿良民,必有其术矣。
幸援古而详言之,以救今日之弊,毋讳。
策问第十四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三、《太仓稊米集》卷四八
问:西汉以来,取士之法虽或不同,大抵皆以言词取人,不若周公专意行实也。
至隋唐,但用词赋,而声律之学自是益严,且赋之作以擅名一时,然其拘于声病对偶犹未甚也。
沈约始作《四声谱》,尝曰:「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余独得于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
宋武尝问周舍:「何谓四声」?
对以「天子圣哲」,则四声亦略见于此也。
当时又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之语,世号永明体
大抵欲宫羽相谐,低昂适节。
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
故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其学虽不纯于古,然亦自有妙处。
方今世革经义浮虚之弊,稍复诗赋以取士,则学者于声律尤当用心。
敢问《四声谱》可得闻其详乎?
愿并与其言而论之。
鲧论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四、《太仓稊米集》卷四四
圣人有利天下之心,而不以利天下为名,故兴天下之大利,利既立而人不知。
世之人,虽欲以利天下之名而归之,不可得也。
后世之君,以利天下为名,而不以利天下为心。
其兴天下之大利也,汲汲然惟恐天下之人不归其功。
彼虽名于利民,其实急于为己而已。
圣人不以利天下为名,则其为利也,要在责其实效,而未尝急于成功。
故欲举其人而用之,不敢自谓已知其人,必先谋之于众,众皆以谓可矣,犹以为未也,于是必试而用之。
以谓试而其事有不可以岁月期者,吾亦安敢亟其成哉!
姑亦俟之云尔。
此岂非圣人不急于利天下之名,每欲收其利天下之心而然欤?
后之人君则不然。
天下之利苟可以兴,则无不为,不恤其为民之害也。
夫兴其利而不恤其害,用其人而不问其可否,则是以其不可兴之利而责其不可用之人也。
于是,又严其督责而诱以厚利,天下之人被实害。
此岂非以利天下为名,不以利天下为心而然欤?
尧为天下君,斯民不幸溺于昏垫之苦。
天下之人嗷嗷然,有冀于仁人君子之拯其溺,可谓急于救患之时也。
鲧之治水,至于九载,绩用弗成而后已。
何也?
盖尧知洪水之患,怀山襄陵,非积以岁月之久,则不足以除天下之大害而兴天下之大利。
是以试之必待于九年。
凡以尧之心在于利天下,而不茍于成功故也。
观《书》称禹之治水,「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
先儒以谓二千五百人为师,十二国盖三万人,合九州之数,则二十七万人,谓禹治水用二十七万人为庸。
其说虽无所经见,未必不出于此。
使其或然也,则其起徒役可谓众矣。
非特其起徒役之众如此,至于乘四载,具畚锸,举九州而供之,犹恐其不足,非假以岁月而责其成,无乃几于病天下欤?
夫欲兴天下之利而不恤天下之病,此岂圣人之用心哉?
然则尧不责鲧以成功之速,而必待于九年,非为鲧计,为天下计也。
天下之人知尧所以望鲧者,其利不在于目前,而在于后世。
假以岁月,其心非私于鲧,而在于天下。
则鲧之不能成功,何损于尧之仁且圣乎?
高宗伐鬼方周公之诛三监,皆以三年而后克。
夫以仁义之兵而讨有罪,举六卿之全军而平一方之难,疑若易于摧枯汤雪,而彼犹待于三年之久者,亦以其志在于爱民,而不敢亟于成功故也。
况洪水之害在于天下,鲧治之九载而不成,禹继之又十有三载乃同,父子相继二十有二年而后告厥成功,其成也,夫岂易哉?
汉武帝锐然有好治之意。
公孙弘迎合帝旨,以谓周公期年而变,臣尚窃迟之。
公孙弘何人哉?
乃敢自比于周公,而犹以谓其才过之。
急于成功如此!
使武帝在位五十馀年,天下未尝一日安枕而卧,弘之罪亦大矣。
呜呼!
安得以帝尧试鲧之事而告之耶?
伯夷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四、《太仓稊米集》卷四四
自古圣贤立言以垂世,其意之所主盖不一而足。
后之诵其言者,当略其辞而取其意,则庶几其有得矣。
孔子孟子列禦寇庄周,此四人者,皆所谓立言以垂世者也。
然而孔子孟子,其立言也正,此道之所以明也。
至于列禦寇庄周之徒,则其立言也怪,其卫道也缓,乃旁引而曲说,阳攻而阴援之,使人因怪以归于正。
其为言虽不切于事,亦不可谓无力于天下后世者矣。
孔子之论武王也,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孟子之论武王也,曰:「汤、武反之」。
是二圣人之言,固已微寓其意以晓天下后世,使天下后世知武王之用心为不得已也。
至于庄周之言,则曰:「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桀,武王伐纣」。
其为言得无少贬乎?
若周之意,则将以使后之取天下者,不得以汤、武而为之辞,则武王之道尊矣。
其于武王,阳虽攻之,阴实有助焉。
西伯即位五十年而武王立九年而上祭于毕。
毕,盖文王之墓也。
是岁东观兵至于孟津,而载木主以伐纣。
伯夷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可谓孝乎」?
天下苦于久矣,武王仗大义,顺人心,以救民涂炭之中,其为仁也亦大矣。
伯夷叩马而谏曰:「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余尝疑其言之不出于孔子孟子、司马子,而出于庄周之徒,为寓言以阴援武王者也。
学者不复求迁之意,遂以迁为多舛,以谓迁自立此论,亦已误矣。
《史记》一书,皆迁博采先秦古书而备载之,则亦安知其说之不出于庄周之徒欤?
或曰:「伯夷之不食周粟,何也」?
曰:「伯夷以周之为不义之而不食也」。
曰:「周之义乎?
其不义乎」?
曰:「伯夷之心,天下之心也。
天下之心,圣人之心也。
天下以为义,圣人亦以为义。
伯夷独以为不义,则伯夷无乃几于愚乎」?
此无他,盖武王得圣人之义,而伯夷得圣人之清也。
孟子,则可谓善言伯夷者矣。
不然,则伯夷之饿而死也,与陈仲子之饿而死也,是或一道尔。
此岂所以论伯夷者哉?
介之推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四、《太仓稊米集》卷四四、《永乐大典》卷一五○七五
名者,天下之公器,虽圣人不可得而私。
然名之在天下,有予之而弗受者,有受之而弗却者,有欲得之而必争者,固不可以一概量天下之心也。
予之而勿受,则有道之士离世遁迹以自晦于无用之地者之所为也。
其为人,世固不常有,有之,则可以激贪而励俗矣。
受之而勿却,则修己笃行之士无意于名而名归之者也。
其为人,亦行其所当行,得其所当得而已,其于名,犹未窃窃然也。
乃若欲得之而必争者,则异于是矣。
志在于功名,心淫于富贵,得之则踊跃而自喜,夺之则憔悴而无聊。
彼恐其名之不高,而有以轧之也。
此其于名,虽与夫盗而有之者不可同日而语。
其视畏名而逃之,与夫无意于名而名归之者,固有间矣。
夫修五伯之业以服诸侯者,晋文也。
辅文公之行以反晋国者,五人也。
初,文公之出,五人者从而辅之,所以转徙于道涂,流离于羁旅,至于险阻艰难之备尝而不惮者,无他,知重耳之贤,必反国而有之也。
重耳之将入也,四人者皆留,独之推逃而去之。
此岂人之情也哉?
殆有夺其名而轧之者矣,舅犯是也。
且五人者,负羁绁以从奔走之役,其劳则均也;
周流天下十有九年,其久则均也;
所谓五蛇为辅,挟之以飞,皆当时之贤士,其人则均也。
文公之反国,乃与舅犯为投璧之盟曰:「若反国而不与子犯共者,河伯视之」。
之推闻而大笑曰:「天实开之,而子犯以为己功。
吾不忍与同位矣」。
乃弃之而去,隐于绵上
然则之推之去也,盖有以哉!
左丘明司马迁之徒,似若以文公为不能用之推者,岂亦未之思耶?
文公反国,而赏从亡之臣不及壶叔
文公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
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
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
若以力助我,无补吾阙者,三赏之后固且及此」。
晋国闻之大悦。
夫以文公之贤,其于赏罚之序如此,投璧之盟岂固私于舅犯哉?
于五人之中,其必有当先于此者矣。
之推不能究文公之意,一闻其言,则穷日之力而去,何其遽也。
然则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之推非有怨于舅犯也,盖托舅犯以发其愤悱之辞而为之说耳。
议者又谓人亦孰不欲富贵,当文公处困穷之时,则崎岖而从之;
及反国而有千乘,反疾走而逃之。
此罪不在于之推,而失在于文公也。
使文公不私于舅犯,岂有是哉?
曰:审如是,是亦之推之罪也。
何以言之?
夫为人臣者,有贤则相荐,有功则相逊。
功高而赏及之,犹当曰:「是功也,我何力之有焉」?
况功与人等,或出其下者哉?
之推不明乎此,见投璧之盟,则不胜其忿而亟去之。
此非有意于济世以辅其君者,区区之意特在于名高而恶人之轧其己焉耳。
吁,可怪哉!
汉高帝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四、《太仓稊米集》卷四四
帝王御世之术有二:诚与不诚而已矣。
御之以诚,则人将以诚应之。
此治之所由生也。
御之以不诚,则人将以不诚应之。
此乱之所由起也。
圣人知天下之心可以诚格而不可以狙诈劫也,于是推吾诚心以感之。
天下知圣人之心可以诚应而不可以奸罔欺也,于是亦推吾诚心以事之。
是以诚意相感于无形之中,不言而喻,不约而侔,欢欣交通而天下之情得矣。
然则圣人之所谓诚者,果何物也哉?
曰:心而已矣。
盖公其心以冒天下而容之者,所谓诚也。
私其心以笼天下而疑之者,所谓不诚也。
二者相去其间不能以寸,而人不知,此天下所以常乱而不治也。
高祖由布衣而登帝位,自丰、沛而兼四海,其神武不世之略,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马迁、班固之徒相与论述其事,咸谓其宽仁而能爱人,豁达而有大度。
余独以谓不然。
高祖之初,天下既定,一时功臣大者南面而王,小者犹不失为列侯。
论功行赏,以次受封,非不足以满其志愿,宜若可以无事矣。
乃复叛乱相继,兵无休日。
考之于书,汉之异姓而王者八人。
其后举兵而叛者六国,独张耳吴芮仅以智免。
此其咎安在哉?
高祖无豁达之度以容之故也。
高祖以大度取天下,而余独以谓不然。
此闻者所以未免于笑也。
以余观之,韩信未尝反,高祖疑之而反也。
其他虽不可以悉举,大抵皆高祖疑之而反耳。
淮阴一介崛起从汉,曾不旋踵,虏魏王,禽夏说,下井陉,诛成安,胁燕,定齐,摧楚,兵数十万众,卒斩龙且西乡以报。
当是之时,可以唾手而反矣。
蒯通说之以叛,至于再而不从。
之言曰:「汉遇我厚,吾岂可以见利而背恩乎」?
由是观之,岂有意于反哉?
云梦之游,执信而虏之。
高祖始有疑信之心,亦自是怏怏失意,反状遂萌。
故曰:韩信未尝反,高祖疑之而反也。
陈狶之乱,高祖平之,徵兵于梁,而越称病。
高祖怒而责越矣。
夫越兵之不至,安知其必叛哉?
高祖不能使人物色之,而遽数其罪者,以其有疑越之心故也。
当是之时,越来则被执,不来则加兵。
与其如此,孰若举国以叛,犹得免焉。
此越所以不得已而反也。
故曰:彭越未尝反,亦高祖疑之而反也。
英布随何之言背楚而归汉,所以脱危亡之地以就万全之计也。
及汉醢以赐诸侯,见而怒。
于是聚兵旁郡,以备非常。
此所谓恶伤其类,见几而作者也。
滕公曰:「前年杀彭越,往年杀韩信,三人皆同功一体之人也。
自疑于祸及身乃反耳」。
故曰:英布未尝反,亦高祖疑之而反也。
贾谊文帝,以谓彊者先反。
淮阴王楚最强,最先反;
卢绾最弱,最后反。
欲除尾大之祸,故其言如此。
而不知诸将之叛,初不在是,特以高祖不能推大度以容之耳。
是数人者,勇力冠三军,功业轩天地,皆当时之豪杰也。
独不能容之度外,一涉于疑似之迹,则必致其窃斧之疑。
使其心不自安,势穷而乱,惴惴然疑之,惟恐其叛也,而卒皆叛焉。
安在其为大度哉?
或曰:「市未尝有虎也,曾参未尝杀人也,使三人言之,则智者必惑而慈母必
何则?
言之者众,而事未可知也。
人有告诸将以叛者,奈何独不信之乎」?
曰:人主之所为,下之所视而乡也。
人主而好谏也,则忠臣出。
人主而好勇也,则猛士至。
人主而好疑,则必有挟可疑之事以投其隙者矣。
刘向曰:「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
高祖以疑心而遇人,此告者之所以至也。
或又曰:「之叛固有之。
子何自而知高祖之所以疑」?
曰:吾以萧何而知之也。
何之守关中,可以为腹心之寄矣,犹且数加劳问,且赐以卫卒五百。
鲍生东陵之计,殆于不免。
高祖于群臣未有不疑者,况于武夫勇将,英气盖世而功名震主者哉?
呜呼!
高祖光武俱以雄略定乱,而后世之论纷然。
范晔史家,犹以寇、邓、景、贾所封不过大县四。
曾不知光武推赤心以置人腹中,而高祖乃怀疑心以激诸将之乱也。
瞱,其可谓智乎?
晁错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四、《太仓稊米集》卷四四
世之议者,皆以晁错不当削七国以发其怒。
及七国反,以诛错为名,则景帝不得不杀以谢七国。
余以谓此特书生之谈,儿童之见耳。
盖世之善论人者,不以迹而以心。
其迹是也,其心非也,则世俗皆以为忠,而君子以谓未见其所以为忠焉,若王莽安刘是也。
其心是也,其迹非也,世俗未必以为忠,而君子以谓是乃所以为忠矣,若晁错之削七国是也。
七国之地,高祖之所封,削之则为贼恩。
吴楚之君怀奸而未发,激之则必至速祸。
故削书一出,而七国果反,连衡以叛,天子忧劳,王师四出,而仅以仆灭,亦可谓无策矣。
当是之时,非特七国欲诛错,虽左右无不欲诛之者。
非特当时左右之不知,后世虽贤如扬雄者亦以为愚。
景帝固知其为智囊,而先入之言已不可变。
虽欲活之,计将安出?
此无他,是皆观其迹而终其心有不察焉者也。
景帝者,胡不察其心?
以谓所以削其国者,为其一身计耶?
为天下计耶?
二者有所不能明,则徐而思之。
以谓吴楚之君地大势强,日以滋横,铸山煮海,招亡集叛,反状已萌,特未有以发耳。
虽三尺之童,知其必至于此也。
虽至愚,岂不知削其地则必叛,叛则祸必及己。
所以不畏其祸而肯为其君言之者,其心果安在哉?
盖特以安国家而定社稷也。
察其心,苟知其如此,则左右大臣虽劝帝以杀,勿杀可也。
惜乎,孝景惑于一时之言,仓皇无术,而于之心有不察也。
初,高帝既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遂大封同姓以益维城之固。
悼惠王,孽子也,而王齐七十二城。
楚元王,庶弟也,而王楚四十城。
吴王,兄子也,而王吴五十馀城。
封三庶孽分天下半。
至其弊也,则刘章以军法行酒而追斩亡酒者。
太子弈棋争道,为皇太子提杀之。
皆以戏笑发怒于酒樽棋局之间而无所畏忌。
岂非胫大于腰,指大于股,其势渐不可制欤?
贾生所以痛哭,以谓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也。
不自量卢、扁有不能为者,奋然欲以身任其责,宜其速诛而不可救欤?
然而察之心,则要在安刘氏而已。
景帝不察其心,此盎之说所以得行于疑似之间也。
或有以谓:「汉不诛晁错,无以折七国之兵,犹唐不杀国忠,无以弭禄山之祸,孝景之杀,岂得已哉」?
曰:之忠,岂可与国忠比?
孝景之治,岂可与明皇论?
时国忠虽诛,而禄山之难未必戢。
晁错不诛,七国将何为哉?
此其理较然易知者,而景帝竟纳盎言。
此殆不察其心而然欤!
或者又谓:「七国之难作,不能捐身以当其危,反使天子将兵而己居守,安在其为忠乎」?
曰:是乃所以为忠也。
知大臣之欲杀己,而自将其兵,则足未及旋而首已堕于奸臣之手矣。
孰若使天子自将,己居其中,扼奸臣之吭而控之。
则天子收战胜之功,而己不失忠臣之名。
岂非两全之道欤?
帝不此之思,而纳盎之说,此亦不察其心而然也。
然则,为人君而不察其臣下之心,则其杀忠臣而不悔者鲜矣。
司马迁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四、《太仓稊米集》卷四五
范晔班固,谓其议论尝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美,何其贬之深耶!
夫公天下之赏罚,以当天下之功罪者君也。
公天下之是非,以辨天下之善恶者史也。
赏罚不公,则无以厌人心。
是非不审,则无以取信于后世。
然则,秉史笔以权衡天下之人物而去取之,其任常与人主相为重轻,顾不难哉!
今也,死节者犹或排之,正直者在所否焉,则人知勉于为善益寡矣。
特从而深诋之,不为过也。
始,李陵以步卒五千,抗单于七八万骑,转战万里之外,一日至数十合,五十万矢为之俱尽,且胜且北,至于势穷力殚而后已。
虽曰兵败而功不立,身辱而名已隳,究其初心,岂不忠且勇哉?
武帝盛怒,欲食其肉。
当时,左右无肯为言者,往往从而媒孽其短者有之。
史迁力夺群议,以谓奋不顾身以徇国家,虽古名将无以远过。
武帝欲沮贰师,为游说,遂罹蚕室之祸。
噫!
亦可谓贤矣哉!
武帝以暴刻之资而济以猜忌之情,大臣一言不合辄就诛戮。
之议,帝从而刑之,幸也。
使其怒而不已,安知其不从而杀之乎!
是亦几于死节之士,而方且讥其不能明哲保身。
此何理也?
夫所谓明哲云者,谓其智足以虑患,识足以周身,不至冥行以触罪罟而已。
是为君子保身之道。
岂为缄默不言,坐视人主之过,全躯以保妻子而后为明哲哉?
古之人有行之者,仲山甫是也。
故作《诗》者美之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也。
使仲山甫以缄默不言,坐视人主之过为明哲保身之道,则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果何谓哉?
曰:单于之战,当死国而不当降,降则之罪也。
李陵之降,当直其过而不当辨,辨则迁之罪也。
马迁之辨,汉当容之而不当刑,刑则汉之过也。
汉之责不为无罪。
之救未免于屡败,之所以责者是也。
曰:不然也。
初,以屡败疲羸之兵,抗全军虎狼之敌,横行匈奴,身蹈白刃而不顾,此岂畏于一死者?
及其兵殚力穷,无救而败,乃始蒙负羞辱,敛衽以就降,此其故何哉?
意犹有望于汉也。
尝谓武帝之力战万死不顾,使贼锋屡挫,左枝右梧之不暇,其威武亦足暴于后世。
之不死,犹冀得当以报汉也。
之论陵如此,可谓得其心矣!
奈何不纳其言,而反疑以游说乎。
败而不归汉,知汉之必杀也。
杀之则无益于死,不若因败以立功于汉,犹有望焉。
不可谓不善于处死者也。
言而几不免死,之闻之,知汉之必杀己也,是以招之而不至。
及其不至,又从而杀其母、妻。
之望于是绝矣,虽遣百使万方而招之,其有至哉?
由是言之,过在于汉而不在明矣。
借使言果效于当时,汉无负忠臣之名,无报忠臣母、妻之罪,无拒谏不纳之失,一举而三善随之。
所以反覆为言也。
不幸而以言获罪,使之饮恨以终其身。
不知罪汉,乃责以不能明哲保身,可谓缪矣!
桓谭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四、《太仓稊米集》卷四五
惟人主之好恶为能移天下之俗。
人主之所好,天下翕然从之,不待赏而后劝。
人主之所恶,天下倏然违之,不待罚而后沮。
然则非人主之好恶能移天下之俗也,其势然也。
何以言之?
上之所好而吾从之,则君必喜。
喜而不已,甚者至于高爵以贵之,厚禄以富之。
上之所恶而吾违之,则君必怒。
怒而不已,甚者至于刀锯以戮之,鼎镬以烹之。
夫以人主之好恶而视天下之从违,祸福之至捷若影响,则天下之俗其有不移于上之所化者鲜矣。
人之情岂不欲舍死亡而求利达,以谓与其背世以蹈死,孰若殉世以求荣。
于是士之偷合取容以自媚其身者,其说以谓吾能一切苟简以徇人主之好恶。
虽宠幸亲昵之私固未易得,而流窜僇辱之祸亦庶几其免矣。
当是时,以其徇天下之好恶举世莫不皆尔。
有人于此确然自信而无所疑,毅然自守而不可夺,爵禄不能劝之使从,刑僇不能威之使惧,非天下之大豪杰,吾知其不能矣。
余于东京而得桓谭焉,是所谓天下之大豪杰者也。
初,王氏托符命以攘神器,一日除拜公卿数百人。
王兴卫将军,王盛为前将军
二人皆莽按符命而求得之,由卖饼而登用以示神焉。
士亦何敢不为符命之说?
刘歆,汉宗室也,始以应谶易名,其后乃为莽国师
扬雄汉儒宗也,乃以符命取讥当时。
默然不闻其有一言也。
此余所以谓其为天下之大豪杰者也。
世祖以英武有为之资,仗大义以平新室之乱,神机妙算,动无违策,故能整坠绪于既绝之后,援斯民于涂炭之中。
虽汤武之业远过,而乃笃意于谶书,曾无以少异于莽焉。
夫亲值其乱,将以易乱而归之正,乃反蹈其覆车之辙而不知,此何理也哉?
宛人李通始以图谶说光武起义兵,又其在长安时,彊华关中奉《赤伏符》。
其后群臣托以说光武起大位,至其祝文告天皆引谶记。
中元二年,乃宣布图谶于天下,则其信之可谓笃矣。
及其即位,乃以谶文用孙盛大司马,众论始不悦。
又按《赤伏符》,王梁、王卫作,光武乃拜王梁大司空焉。
夫用大臣不以功德而专用谶纬,此与王兴、王盛之事何以异哉?
自是政无小大皆决于谶。
至于郑兴以「不善为谶」坐为帝怒,而尹敏乃以「君无口,为汉辅」之语竟取摈斥,举天下之士皆从而为符谶之说矣。
于是时上疏抗论,力诋谶之非经,几不免杀,非信道之笃而能然乎?
展转于新室纷更之馀,终不肯一言以取媚于时。
及中兴之后,谶说益,而犯颜力诤以辨其非,则其人自视岂随其波而汩其泥者哉?
故曰:士有特立独行,不移于举世之所好而自信其道者,然后可以谓之大豪杰也。
窦武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五、《太仓稊米集》卷四五
兵有必胜,亦有必败。
善战者常审成败之势而后发,故兵出而敌可取焉。
不然,鲜不为虏矣。
何谓兵有必胜?
师直而不曲者,必胜之道也,谋秘而不泄者,必胜之道也,战锐而不怯者,必胜之道也。
何谓师直而不曲?
唯天下之至义可以诛不义,唯天下之至仁可以伐不仁。
此王者之师所以未战而先胜也。
苟在我者未免于衅而欲以伐有罪,是何异以桀而攻桀,以燕而伐燕者哉?
何谓谋秘而不泄?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奇中攻发,以出其不意。
使敌退不知其所守,进不知其所攻,则彼虽欲伐吾谋而不可得矣。
何谓战锐而不怯?
夫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此兵之机也。
王者之师疾如迅雷,出如脱兔,使敌弗克惧而兵已压其境,则战必克矣。
是三者岂特胜敌为然,破小人之党亦出于是也。
小人为患有甚于敌,锄而去之不可不急。
然而小人者阳为仁义以济其奸,阴为交私以结其党。
忍于为恶而每有嫉善之心,工于中人而常怀虑患之计。
不以胜敌之道而取之,则吾必受其敌矣,其为患莫大焉。
东汉之兴,更十有二帝。
光武显肃之后,蔑然无称。
孝和之世,政在窦氏。
孝安之世,政在邓氏。
顺质之世,政在梁氏。
孝桓之世,政在五侯。
孝灵之世,政在奄寺。
孝献而曹、董之祸作,汉自是而亡,其所由来久矣。
灵帝时,诸臣擅权,大起邸第,皆拟制宫禁。
帝尝登永安侯台,恐其望见之,乃绐帝以人主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离。
是与赵高指鹿为马何异!
此天下已亡之兆也,而窦武之徒乃欲尽捕其党而诛之,以扶持汉祚,宜其反死于数子之手而不可救欤!
余固疑其如此,盖大不然。
灵帝虽孱弱,亦未有大恶于天下,特以其蔽于宦寺而已。
天下虽已离,内患稍除,更辅以二三大臣以收天下之心,徐起而安之,亦足以拨乱而反之正。
惜乎,徒有其耳!
之进也,既以后族显,曾不旋踵而父子兄弟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之资,酣燕佚乐。
进不能远抑权势,无德而享厚禄,退不能躬行勤俭,以自贻僭侈之过,使诸官得以藉口。
以谓无瑕,然后可以戮人,彼犹未免于乱也,而欲以除乱可乎?
此所谓师出而不以直,其败一矣。
日与蕃相为计议,复引用同志,徵求名士,共定计策。
天下英雄知其风旨,事未立而迹已彰,功未济而计已失。
机事不密,手足俱露,卒使曹节矫诏以诛,至于身死事败,为天下笑。
此所谓谋泄而不能秘,其败二矣。
既内倚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风之势,得天下之同心,以去天下之同恶,虽权一时之宜,亦可以有为矣。
乃屡白太后,至于犹豫而不果,所谓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刘瑜撼以天文变见,患将切己,计亦未决。
幸而郑飒既已就械,蕃说以便当收杀,而不从,去邪而疑,必待杂考,连及甫、而后已。
彼殊不知首未及回而刃已袭吾之背。
此所谓兵不能乘其锐,其败三矣。
范晔以谓汉世乱而不亡,百有馀年,乃数公之力。
功之不立,非智力不逮,盖天之所废不可兴也。
此何异楚王所谓此天亡我,非战之罪者哉?
盖人事已至而功有所不立,然后可以言天。
者,非天也。
何以知其然哉?
阳球司隶校尉,孤立于朝,能杀甫父子而尸诸路,使节等流汗哀鸣之不暇,而独不能乎?
甫既僇而犹在,余固知球之必亡也。
二子之功虽皆不济,以勇决言之,之过岂不远也?
荀彧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五、《太仓稊米集》卷四五
或谓荀文若以豪杰不世之才,挟经纶海内之志,其风流雅尚晔然可观,号为一时之望,徒以议不诡随,遂死于曹公之手,议者冤之,以为非辜。
余独不然。
曹公之杀固已非矣,之致死亦乌得为无罪哉?
自古兴王之君所以取天下,未有无谋主而能成帝业者。
高帝以良、平而灭秦,光武以寇、邓而隆汉,此以有谋主而能成者也。
项籍范增而为汉虏,袁绍田丰而为魏胜,此以无谋主而灭者也。
然则魏之取天下也,为之谋主者其谁哉?
文若是也。
初,而归太祖太祖得之以谓吾之子房,则固尝倚以为腹心之任矣。
及其取徐州,平吕布尝为画策,使先定兖州,曰:「此高祖之关中光武河内也」。
其后操保官渡而围之,当时食尽势窘,议欲还许者屡矣。
乃力劝以为不可,卒以败,尽如其策焉。
由是观之,之效谋于操非不多也。
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大事悉与筹。
又贤知如荀攸钟繇,谋策如志才、郭嘉,皆所荐,则太祖以为腹心之寄顾不重哉?
摅忠竭诚以效胸中之奇,非帝王之远略则天下之大计,其为操之谋主明矣。
至于复九州于天下,则劝以不修复旧京;
规九锡于汉朝,则以谓非爱人以德。
此其言为忠于汉耶?
忠于操耶?
以谓忠于汉乎?
则汉之陵夷至是甚矣,以献帝庸稚之资而遭仲颖劫迁之祸,天下之势土崩而瓦解,使贤如者虽累百辈,能复扶其倾颓哉?
以谓忠于操乎?
则操之杀伏后以示威,挟幼主以令世,诛剪名流,盗攘神器,其志在于天下,此岂有意于汉者而欲纳其忠焉?
是真可笑也已。
柳璨朱全忠九锡之议,全忠怒谓曰:「不由九锡,岂不可作天子」?
全忠凶焰薰灼,此势岂可回?
沮之,宜其死也。
不从操,虽与之胁哀帝以禅位固自不同,至于以危言取祸于凶人之手,则又略相似也。
余故曰:「曹公之杀固已非矣,之致死亦乌得为无罪哉」?
夫天下之恶名无甚于盗。
今有教人以穴墙揭箧之术者,及其盗而得之,则不与之挈而往,何哉?
盖欲以辞盗之名也。
为操谋主,其取天下之大尽皆出其智,是尝教之为盗者也。
及天下将定,可以攘取而有之矣,乃始强谏以为不可得,非欲以辞盗之名耶?
杜牧之之论如此,是矣,而曰「又况于非盗者乎」,此何说也?
牧之之意,以谓汉室既不可复,天下之豪杰亦无以出于操者,则为苍生而请命,非操不可。
固当助操以成其谋,而不当逆操以杀其身也。
此特一偏之论耳,君子之大节不在是也。
说者又以谓东汉之士尚节义,桓、灵之乱,汉祚绵延百有馀年而不绝,至于操起而图之,终其身而不敢取,皆陈蕃李膺之徒有以激之,独不知彧之死也为与有力焉。
呜呼,虽死亦贤已哉!
宇文融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五、《太仓稊米集》卷四六
天下之祸必有所自起,善论事者不当罪其成祸之人,而当罪其始祸之人。
是以成祸者其罪小,始祸者其罪大,不可不辨也。
古人有言曰:「与其畜聚敛之臣,宁畜盗臣」。
人情岂固欲舍君子之名而蒙盗贼之称哉?
顾聚敛之臣本以逢君之欲,主意既合,非特阶以自售其身,往往因以致位卿相。
后之好进者,遂指掊克之计以为宰相捷涂,曰:「彼既以是而得之,吾何惮而不为哉」!
由是知成祸者为患于一时,而始祸者贻患于后世。
此始祸者其罪所以不得不大,成祸者其罪所以不得不小也。
开元之初明皇以励精之志奋然有为于天下。
当是之时,元老魁旧布列于朝,人主犹知有所尊惮焉。
及太平既久,淫侈日肆,财用困竭,国计艰短,言利之臣得以用事。
明皇始相宇文融,其后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咸以言利进。
至岁裒缗钱万亿,为天子私藏以济横赐,卒使盗起兵兴,主迁势夺而不可救,惜哉!
德宗继肃、代丧乱之后,既相杨炎,作两税法,民力未及少纾,而太常博士陈京请借商钱,户部侍郎赵赞杜佑行借钱令。
民不胜冤,家若被盗,至市人相率遮邀宰相,泣诉于朝,曾不之恤。
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增私藏,海内重困,天子不免播迁之患。
至宪宗时皇甫镈由聚敛勾剥为宰相,虽市道皆嗤之,卒使宪宗刚明果断之资不克有终,而其祸有甚于德宗焉。
是数子者皆操融之术,蹑融之踵,以取融之位,如探囊而得物,则天下之祸吾固知其有所始矣。
初,明皇用融之策,张说尝数沮其谋。
乃诬告罪,帝发金吾兵园其第,几不免杀。
自是利一开,群奸相继而至矣。
至德宗之用裴延龄也,陆贽延龄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
帝怒罢,亦几不免。
宪宗之时程异皇甫镈以言财赋幸,俄得宰相
裴度三上书言不可。
帝不纳其言,用之不疑。
明皇不信张说之言而用宇文融,德宗不信陆贽之言而用裴延龄宪宗不信裴度之言而用皇甫镈也?
盖谀言利易餍主情,而忠谏谠议难回感听。
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小人进则君子退,其理然也。
宪宗即位,尝谓宰相李吉甫曰:「德宗播迁,谁实召乱」?
吉甫陈京赵赞之事告之。
帝愤然曰:「真贼臣」!
宪宗闻暴敛之祸首于贼臣,未几复相皇甫镈,岂亦迫于国计,不得已而然欤?
乃知利易以摇其君,虽明皇之事,德宗之所闻,德宗之事,宪宗之所闻,而公然蹈其覆辙,亟于乱亡而不悔也。
唐自太宗之业废于后世,而取民之制日已滋广,两税之外,如盐铁、转运、铸钱、括田、榷利、借商、进奉、献助,靡所不至,其取之可谓极矣,其为报亦酷焉。
当时聚敛掊克之人不可胜数,而始作俑者盖起于
后人见以言利获宠取相位,皆翕然师之,因以陷其君于危亡。
然则论天下之祸而诛其首祸之人,非而谁欤?
救奢论 北宋末 · 周紫芝
 出处:全宋文卷三五二五、《太仓稊米集》卷四六
自古人主苟非圣人,未有不流于奢侈以纵其耳目之欲者。
究其祸乱之源,盖起于大禹而成于周公
夫人臣之事君,若之相舜,周公之相成王,可以为万世法矣,以谓迪人主以为奢侈,其祸起于此者何也?
平水土以奠九州之赋,乃因其土地之所有以制其贡。
若元纁纤缟可以供币帛之用,贡之可也;
孤桐浮磬可以备礼乐之器,贡之可也;
砮以为镞,楛以为矢,可以禦敌,贡之可也;
菁以为菹,以束酒,可以享神,贡之可也。
至于青州之贡有怪石,则玩好之用也;
徐州之贡有蠙珠,则珍奇之物也;
荆州之贡有橘柚,则饮食之美味也。
唐虞之君茅茨不剪,土阶三尺,以示天下之俭,顾安用是为哉?
然则所以享其君,与夫舜所以受其享,余固可得而知之。
武王伐商,通道于九夷八蛮,而西旅遣奉獒之使,獒犬未足为珍,蛮夷归命而受其献,犹未甚损于圣德。
召公作书以戒,其辞曰:「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
又曰:「珍禽奇兽,不育于国」。
武王贤圣,岂贵异物而从禽兽者?
之戒所以丁宁反覆而不已者,杜其源也。
《周礼》一书,所以载周公制作之典,至于供王之玩好犹为之设官焉。
周公身为保傅,务在格君心之非,岂不知玩好之物侈性伐德,非人主所当留意,而设官以供其求,是迪其君使从欲也,岂大臣以道事君之义?
后之为人臣者,将为奇技淫巧以荡上心,则必援大禹周公之说以藉口,曰:「之所以事君者若是,周公之所以事君者若是,吾何惮而不为哉」?
故曰究其祸乱之源,盖起于大禹,成于周公
或曰:「周公非圣者欤」?
曰:周公,圣人也。
「圣人而犹若是者,何哉」?
周公以圣贤之主望其君,而不敢期以为之事也。
以人臣之礼事其上,而不敢不以天下而奉一人也。
故有虞、舜、成王以为之君,有大禹周公以为之臣,则胡为而不可。
唐有天下,更二十馀帝。
方其即位之初,未有不锐意于治者,故尝斥怪珍之玩,绝绮丽之服,放宫中之嫔御,罢四方之贡献,以足国用而收人心。
逮其终也,则必餍其欲而后已。
太宗之勤俭出于天资,犹且万里遣使市索骏马并求珍怪,魏徵之陈十渐,此居首焉,况其他乎?
初,帝问褚遂良:「舜造漆器,谏者七十馀人,此何足谏」?
遂良对「忠臣爱君必防其渐」。
呜呼!
若二子者,可谓知救奢之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