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者，天下之公器，虽圣人不可得而私。然名之在天下，有予之而弗受者，有受之而弗却者，有欲得之而必争者，固不可以一概量天下之心也。予之而勿受，则有道之士离世遁迹以自晦于无用之地者之所为也。其为人，世固不常有，有之，则可以激贪而励俗矣。受之而勿却，则修己笃行之士无意于名而名归之者也。其为人，亦行其所当行，得其所当得而已，其于名，犹未窃窃然也。乃若欲得之而必争者，则异于是矣。志在于功名，心淫于富贵，得之则踊跃而自喜，夺之则憔悴而无聊。彼恐其名之不高，而有以轧之也。此其于名，虽与夫盗而有之者不可同日而语。其视畏名而逃之，与夫无意于名而名归之者，固有间矣。夫修五伯之业以服诸侯者，晋文也。辅文公之行以反晋国者，五人也。初，文公之出，五人者从而辅之，所以转徙于道涂，流离于羁旅，至于险阻艰难之备尝而不惮者，无他，知重耳之贤，必反国而有之也。及重耳之将入也，四人者皆留，独之推逃而去之。此岂人之情也哉？殆有夺其名而轧之者矣，舅犯是也。且五人者，负羁绁以从奔走之役，其劳则均也；周流天下十有九年，其久则均也；所谓五蛇为辅，挟之以飞，皆当时之贤士，其人则均也。及文公之反国，乃与舅犯为投璧之盟曰：「若反国而不与子犯共者，河伯视之」。之推闻而大笑曰：「天实开之，而子犯以为己功。吾不忍与同位矣」。乃弃之而去，隐于绵上。然则之推之去也，盖有以哉！而左丘明、司马迁之徒，似若以文公为不能用之推者，岂亦未之思耶？方文公反国，而赏从亡之臣不及壶叔。文公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助我，无补吾阙者，三赏之后固且及此」。晋国闻之大悦。夫以文公之贤，其明于赏罚之序如此，投璧之盟岂固私于舅犯哉？于五人之中，其必有当先于此者矣。之推不能究文公之意，一闻其言，则穷日之力而去，何其遽也。然则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之推非有怨于舅犯也，盖托舅犯以发其愤悱之辞而为之说耳。议者又谓人亦孰不欲富贵，当文公处困穷之时，则崎岖而从之；及反国而有千乘，反疾走而逃之。此罪不在于之推，而失在于文公也。使文公不私于舅犯，岂有是哉？曰：审如是，是亦之推之罪也。何以言之？夫为人臣者，有贤则相荐，有功则相逊。功高而赏及之，犹当曰：「是功也，我何力之有焉」？况功与人等，或出其下者哉？之推不明乎此，见投璧之盟，则不胜其忿而亟去之。此非有意于济世以辅其君者，区区之意特在于名高而恶人之轧其己焉耳。吁，可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