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治乱，风俗之美恶，未有不出于上之所化。化之以正，犹惧其有所不从。未有化之以不正，而天下自治者也。明王以孝理天下，以躬行化之，以谓愚者犹有所未喻，顽者不可以遽革，于是又为赏罚以劝沮之。故孝于家者，表其宅里而爵之于朝。一有不孝，则屏徙远乡而刑之于市。于是而犹有不孝者，况短丧而不禁，匿服而不罪，又命群臣使不终丧，是率天下而为不孝也。天下之俗几何而不秦乎？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自公卿达于庶人，虽贵贱之势异，而哀戚之情则同。今文武殊称而丧服异制，岂理也哉？或曰：「圣人随宜以制法，权时而济事。至于兵戎之急，有须其人而用之者，乌可殉人情之细而废国家之大事乎」？曰：是不然也。《春秋》书：「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崤」。杜预谓：「晋人背丧用兵，故通以贱者告」。初文公薨而未葬，襄公凶服以从戎，晋于是始墨其后，遂因以为俗焉。《春秋》书之，盖记礼之所由变也。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晋伐秦师，于是为急，襄公权以大义而国遂丧，于礼可不慎乎？昔者子夏问于孔子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避也者，礼欤」？孔子曰：「夏后氏之丧，既殡而致事。商人既葬而致事。故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谓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由是观之，虽兵戎之急有须其人而用之者，圣人之所不为也。唐高祖刬亡隋之弊俗，敦三代之高风，诏文武官终丧，可谓善矣。太宗不能终父之志，贞观六年侯君集起复，八年长孙无忌起复，十六年房玄龄起复，二十二年褚遂良起复，而高祖之制遂不复行。岂非是四五人者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欤？是治乱安危有系于此，不得不尔也。就使若是，为人君者犹不当夺人之情而强之政，况不然乎？太宗以聪明睿智之资而隆太平极治之业，可谓一时之英主矣。其夺丧以用人，则至于再至于三而不已。然则终唐之世，风俗之醇所以终有愧三代之盛者，以其不求正俗之本也欤？

古之人君喜闻直言，故其求言之路广，惟恐一微言之不闻也。后世人君恶闻直言，故其拒谏之刑峻，惟恐一言之上达也。直言日闻于前，则谄谀之论不得入，此天下所以获治安之福。直言不得闻，则谄谀之论日以浸润，国因以乱而不可救。二者利害相悬不啻如天地，而人主有不察焉。殊不知古者庙堂之上，君臣之间，相与赓歌以戒荒淫，必在于治安无事之际。当是之时，在廷有敢谏之臣，出纳有喉舌之司，而群言无或蔽于上矣。犹以为未也，则又徇众庶之论，考刍荛之言，以裨吾之听焉。然而上下殊位，贵贱异势，畏威者或不敢言，卑贱者或不得言，则又未必尽得天下之言也。于是设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以使之言焉。犹以为未也，则又命国史作诗以明得失，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设采诗之官以察民之情，则其求言之路可谓广矣。此三代之盛，虽瞽矇犹得于箴规，虽百工之贱犹得执艺事以谏，况公卿大夫、忠臣义士之贤者乎！余尝博采六艺百家之书，以谓圣王求言之术殆尽于此矣。其后读《西汉书》，见班固叙：「小说者，皆谓出于稗官」。说者谓：「稗，米之细碎者，而稗官以采摭细碎为职」。班固曰：「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亦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论也」。乃知贤君广求言之路委曲如此，唯恐一言之或遗也。前世求之如是其详，尚恐不得闻，况末世杀忠臣以钳天下之口，设监谤以禁天下使不得言者乎？稗官之设不知起于何代，汉之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十三，则疑此官自是而废矣。呜呼，先王设官分职可谓详矣。其微至于采荼葛，驱龟黾之事犹掌以官。后世省官罢员有不可废如稗官者，犹以为不急而去之，殊不知其官减而职废，天下之言日以壅塞，而忠臣谠议寝不得闻，则是其所省者微而其为害也大矣。夫雷霆之所击莫不摧折，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人主之威甚于雷霆，而镇服之势重于万钧，言者岂得不畏其摧折糜灭之患哉？又况门廷之间远于万里，非设官而授之职，俾旁求而博采之，犹恐不闻，况废而不设乎？林之建此议，可谓不思之甚也。

五行之理相为尅胜，在阴阳有自然之义，其为说虽圣人有不得而易也。不幸遭五经残灭之馀，圣人不作，九流并起，阴阳灾异之学一炽，而诸儒各以臆说更相附会，至使其事若可信而有足疑者。此固不可以无辨说者。谓黄帝得土德，黄能、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商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此为若可信者。班固乃以共工氏以水德同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固说之陋，夫人而得鄙之矣。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六国。宫室燕游之奉不足以厌其侈心，又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靡不毕至。民之劳弊有不能胜，亡固可蹻足待也。高祖以义取天下。秦王子婴降于轵道，汉王以属吏宝器妇女无所取，还军灞上，以待诸侯，与秦民约法三章，民无不归心者，其兴也可谓有德矣。然则汉以德兴，秦以暴灭。天之予夺，契若符玺。使秦不以水德王，天下何害于亡？汉不以火德王，天下何害于兴？议者乃以赤帝斩白帝，受命之符则既已得天统矣。然汉之初兴，庶事草创，叔孙通略定礼仪而正朔服色亦未遑暇。汉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当土德。丞相张苍明于律历，乃以汉水德。明年黄龙见成纪，文帝乃拜臣为博士，诏诸儒改服色，而贾谊献策亦以汉当土德。至孝武时，虽倪宽之通经，司马迁之博洽，犹循公孙、贾谊之说，不复有所改易。独刘向父子以谓帝出乎震，故包牺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诸儒之说何其纷纷耶？夫以汉之一代所以王者三，或以为水，或以为火，或以为土。彼盖有所托而言，然亦有未足然者。三代之王，取受命之符于始兴之帝。黄龙见于文帝时，安得以为土德？此公孙臣之说为非也。自包牺氏以五德相传，则秦以水德，汉安得复以水乎？此张苍之说为非也。以土制水，于五行序为是。然高祖始兴，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则汉当以火而不以土，无可疑者。此贾谊、司马迁之说为非也。夏得木，商得金，周得火，在三代无以母传子之序。周以火，秦以水，汉复以火，在秦汉无周而复始之义。此刘向父子之说为非也。夫以贾谊、司马迁、张苍、刘向之徒，其博闻洽识皆千年之士也，而谓其说卒无可取，盖亦不可。要之，后世灾异之学出于臆说，苟稽诸圣而无考焉，虽略之可。乃若秦汉之所以存亡，其理较然易知者，且详言之以为后世戒，则亦乌乎而不可哉！

昔老颜叔子独处于室，邻之嫠妇人亦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至，叔子纳之，束屋而照之，放乎旦。鲁有男子独处于室，邻之嫠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不纳。妇人曰：「子何不学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则可，吾固不可」。古人处嫌疑之地如此，犹未免于谤，至于无兄而得盗嫂之名，况以天子之尊，匿女子于深宫之中，蹈纳履之嫌，乖束屋之义，下惠之风不著，而衽席床笫之疑易污，此魏谟所以未免于言也。文宗纳谟之谏而出之，固善矣，又从而为之言曰：「备洒扫于内，非曰声妓。恤宗女之幼，不为渔猎」。此欺天下之言也。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弟，坐李训事诛死，二女没入宫，而魏谟以谓宗姓不育，宠幸为累，伤治本，速秽嫌，则文宗固不免于谤，而曰「备洒扫之职，恤宗女之幼」，非欺天下而何？唐室帷箔之恶世世不修，自是其家风如此。太宗杀元吉而纳其妃，又欲立以为后，赖魏徵之言而止。玄宗连杀三子，又纳寿王之妃而宠嬖之，书之简策尤不可读，况可言乎？以二帝之事言之，文宗犹未可以深责也。

唐太宗时，有飞雉集宫中，上以问褚遂良。遂良对以秦文公之事。太宗以谓人固不可无学。昔鸿嘉中博士行大射礼，有飞雉集于堂陛间，已而又集于诸府间，已而又集于未央宫承明殿。当时左右大臣无能言者，独车骑将军王音能言之。其后成帝遣人问音：「得无人为之乎」？音对曰：「安得亡国之言？天尚不能感悟陛下，臣子何望」？以张禹相成帝无状，朱云欲断其首，几至杀身。庭辱师傅，帝怒若此，况亲斥其主乎？方王凤用事，权倾天下，王章以忠直刺凤，为凤所杀。当时灾异数见，群下莫敢言，而音能言之，可谓汉比干矣。野鸟入室，安得为祥？遂良不以高宗肜日之事告太宗，而反以为瑞，亦焉用多学为哉？遂良可谓王音之罪人矣。

太宗得秘谶，言唐中弱，有女主代王，以问李淳风，曰：「其兆既成，已在宫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孙且尽」。帝欲求杀之，淳风以谓「天命不可去」而止。又明皇时有郑相如者，师事郑虔，曰：「开元尽三十年当改元，十五年天下乱，贼臣僭位，公当污为官」。虔念其言，终不附贼。唐之大变，惟武后之篡，禄山之反，而二事皆已肇于数十年前。使太宗、明皇不闻是说则可，其或闻之，当思修德弭变，以治易乱。苟为不然，则惑于符谶前定之言，且得以为之辞，一抵于乱而曰：「是有数焉，非我罪也」。则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开人主自宽之路也。由是知符谶荒唐之说，人主所不当信，史亦当削而不书。惟汉光武即位之二十年，群臣上言宜封禅泰山，光武诏：「若郡县遣使上寿，盛称虚美，必髡令屯田」。可谓聪明谦厚之主矣。至中元间，因读《河图会昌符》，遂有封禅意，竟伸玉牒之仪，于是醴泉赤草之奏纷然，而群臣遂有宜令太史撰集之请。以光武之英睿沉勇，举无过事，殆无毫发不满群议，而桓谭以不喜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先贵显。范晔之论，以谓：「世主以此论学，悲哉」！乃知图谶之说其能眩惑主听，非特昏庸之君，虽贤若世祖者其失犹且如此也，可不戒哉！

高皇帝以赵王如意属周昌，而使为之相，其筹之甚熟，其委之甚重。非昌之鲠亮刚介，高帝当不以是付之。非高帝之诚意恳到，则昌亦不能受其所托也。盖父子之爱，君臣之义，情动于中而义形于色，其势然也。高帝崩，惠帝少，吕氏戚姬之衅作，必欲杀赵王而后已。昌于是时不念高帝付托之意而为之深虑乎？然则为昌计当如之何？必抗危言、极正论，免冠顿首，伏地涴血，力陈母子大义，使之知天地之道，祸福之理。彼虽女子之不孙，幸而一悟其非，则自怨自解而危难遂平。王既不死，昌亦能全，此上策也。昌不能为此计焉，得为无过哉？始，太后使人召昌，使者三反而昌不往，亦已壮矣。及太后怒，又使人召之，则昌当为之辞曰：「高皇帝以赵王属臣，今太后欲杀赵王而召臣，臣为赵王相，义不当往。万一臣既往，而王畏祸且自尽，则责在臣。臣焉敢舍王而为自全之计乎」？昌不能为此辞，使太后胁而往，固已失策，然尚有可及焉。及见太后，太后骂曰：「汝岂不知我之怨戚氏乎」？则昌当为之辞曰：「高帝以赵王属臣。太后欲杀赵王而召臣，臣舍王而来，是臣不忠，请先杀我以明臣节。臣死后，幸赦王，使臣不羞高帝于地下足矣。如是则是臣能死节于其主，而太后不失慈母之名也。唯太后裁之」。昌又不能为此辞，使太后卒召王而鸩之，则昌之罪不可逃矣。高帝策安刘氏者以为全。至于属赵王于周昌，固尝断以己意，以谓昌之可以保王于百年之后矣，而卒失之，何邪？岂亦生死之数自有定分，非人力之所能为欤？抑亦吕氏之暴甚于乳虎，群臣畏之而不敢言欤？以为非人力之所能为，则昌未尝有一言而赵王死。以谓畏太后而不敢言，则为人臣者固不当畏死而自全也。然则昌之罪为不可逃，抑又明矣。

唐明皇使杨国忠物色朝臣以为宰相，韦见素以雅饬见知于国忠，遂白于上，由是得用。安禄山素怀反侧，至是请以汉将三十二人愿易蕃将，反状益明。见素屡以为言，议者犹以为非先知，可谓失言矣。夫禄山未反而见素知其必反，朝臣不言而见素倡言之，得不谓之先知乎？见素知禄山之将叛，不得不言。言而不听，惟有一去耳而不去，此其所以可罪也。作史者乃从而贬之，曰：「见素言禄山之反而不言其所以反，是助国忠以败王室也」。意若责见素以不言禄山之所以反者以国忠也，而不以此告明皇使斥而去之。易蕃将，见素言之国忠，国忠不应。已而又言之明皇，明皇不纳。察其心盖非助国忠者。禄山之所以反，以明皇之昏惑，国忠之奸邪而已。然其宠任之固有如山岳，决非一言可得而回，欲怒螳螂之臂而摇之，往即碎耳，何补于唐哉？为见素计，独有一去为策最高而不为，是可惜也。况见素用不由于正而得宰相，言不行于朝而享厚禄，在贤者为可羞，为见素计，则当去。作史者不责见素以此，而责其非先知，可谓失言者矣。

崔浩既撰魏史，刊石衢路，议者以为暴扬国恶。魏主大怒，召高允问曰：「书皆浩所为乎」？允对以「臣与浩共为之，而臣多于浩」。帝顾谓太子曰：「直哉！此人宜除其罪，馀皆就戮」。夷五族者至百有馀人。初，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帝，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发，黑子谋于允曰：「主上问我，当以实告？唯当讳之」？允曰：「公帷幄宠臣，有罪首实，庶几见原，不可重为欺罔也」。已而黑子入见帝，不以实对，帝怒杀之。呜呼！允自为之谋及为人谋，未尝敢为一毫欺，虽鼎镬在前，不为少变，卒能脱命虎狼之口，宠冠一时，名垂万世，可谓贤矣。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若允者可谓无负于孔子之言也。后世之士身在朝廷而行为欺罔，岂特得罪于名教而已哉！其有愧于允多矣。

李靖提劲骑三千，由马邑趋恶阳岭，夜袭定襄，何其壮哉！及颉利走保铁山，举国内附，服而舍之，可以柔怀矣。天子遣唐俭抚慰，而靖乘其无备，俘十万之众，擒其子，杀其公主，于是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焉。靖之功可以夸示后世矣，无乃未免于过乎！始颉利之降，太宗遣靖往迎，而矫制以兴兵，使中国有贪功之名，太宗获失信之罪，则未得为忠也。唐俭受命以为使，辱命而杀之，则天下服；无罪而陷之以死，则人将解体，靖独忍而杀之，则未得为仁也。诛一唐俭固不足道，中国诛之，犹恐贻笑外夷，今使颉利而戮中国之使，则未得为智也。且罪莫大于杀降，降而杀之，后孰示信？颉利以禽兽之情犹知屈服以慕义，中国以礼义之地而反有杀降之罪，则未得为义也。汉王遣韩信以击齐，而间遣郦生以说之。信欲止军而不行则未有命，欲乘锐而往则齐已服，此蒯通之说所以易摇也。为信计，与其全郦生则不若杀郦生而获罪于高祖哉！然则郦之死犹有说也。乃若靖则不然。颉利已亡，其势孤立，非若齐有西楚之援，况太宗遣靖以迎之，非遣靖以击之也，岂可徇己而不恤俭之死哉！今靖援韩信以藉口，此尤可罪。靖在唐为一时名将，一举之失而众尤随之，其弊果安在哉？曰贪而已矣。

高祖之元年十月至霸上，是月五星聚东井。元魏时，崔浩集诸家历，颇讥前史之失。高允言于浩曰：「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东井，此乃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也。案《星传》，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箕尾，昏没于中南，而东井方出于寅，此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浩初不之服，已而谓允曰：「先所论者本不经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东井，非十月也」。夫高祖以宽仁之德易强暴之政，亦足以兴矣。五星虽不聚于东井可也，使其果然，则因前三月聚东井而书之，何为而不可？由是观之，卧有云气，行斩白蛇之类，史之诬于人盖已多矣。

曹操起兵以诛董卓为名。二人者皆内忌贤德，杀人如刈麻苇。卓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斩舌凿眼，或镬煮之，使偃转杯案间，坐客为之失箸，其忍有甚于屠矣。卓既为太师，一日谓皇甫嵩曰：「义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于此」！卓曰：「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与明公俱为燕雀，不意今日变为凤凰」。嵩之玩卓若戏小儿，而卓不杀，此可怪也哉！曹公之恶祢正平也，既录为鼓吏，衡乃裸身而立，后以杖箠地，数骂太祖，辱有甚于市朝之挞，太祖不杀，犹使死于刘表之手，此亦可怪也哉！始余疑二子之不杀，盖有说焉。操尝谓衡曰：「孤杀之无异雀鼠，顾此人素有虚名，今日杀之，将谓孤不能容」。则操犹畏于物议也。至孔北海之高才，盖一时之胜士。荀文若之通亮，又斯人之腹心也。一言不中其意，则谈笑而杀之。夫以融、彧而视衡，岂止有虚名而已，然犹有所不免，则操岂畏于物议哉？余固知二子之见杀，盖有谓而然也。桓温尝谓孟嘉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温与操皆阴藏祸心以图不轨，惟恐人之不附己，不能尽笼天下之豪杰使唯己从，则无以肆其凶焰也。融既偃然不为其用，彧乃力沮九锡之议，非杀之无以快其愤，此二子之所以死也。融、彧且死，则崔琰、许攸、娄圭、郭嘉之徒，是真所谓雀鼠也哉！

诸吕之祸，刘氏之危甚于垒卵。当是之时，首倡大义以扶奖王室者，刘章也。及绐产、禄而夺之权，虽其势去已若孤豚，然犹未成禽也。当是之时，首诛元恶以成一时之功者，亦章也。以谋言之章为先，以功言之章为大，则其报之宜如何哉？然余于章犹不能无恨焉，以其意在齐王也。初，章使齐王举而西，因欲立以为帝，是教其兄使叛也。齐王将魏勃杀召平，为书以告诸侯王，反状既明，幸而禄、产死，京师平，内畏平、勃，外恃灌婴，其计遂寝。不者，祸将酷于吕氏矣。议者以谓「章欲使齐王举兵入援关中」，而不知其反也。曰：代王于高皇帝为子，齐王于高皇帝为孙，以尊卑之分则代王当立。代王仁贤闻于天下，齐王之善未有所称也，以贤不肖则代王亦当立。代王母家薄氏皆君子长者，齐王母家驷氏皆虎而冠。汉方以吕氏为戒，而复使驷氏得昌，是益其暴耳，以母氏之善恶则代王亦当立。然则章何为舍代王而欲立其兄乎？此余于章所以不能无恨也。非将相叶谋以公天下为心，卒迎代王而共立之，则汉之安危殆未可知。夫以孝文之仁孝恭逊出于天性，岂不知平吕氏之祸者章之功为大，以齐王之故而犹有憾焉，何示天下之不广耶？初，大臣与章约，事成当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其弟兴居。及孝文既立，遂黜其功。章自以失职，岁馀忧死，而兴居亦举兵以反。呜呼，汉所以报章者亦云薄哉！

魏孝文以岁旱祷雨，至辍食三日。群臣告以雨既沾足，请帝复膳如初，犹欲遣使视之然后肯食，且云：「如其不然，何以生为」？闻者以谓贤主忧民如此，是大不然。昔成汤遭七年之旱，尝以六事自责，周宣王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未闻其三日不食也。盖阴阳闭纵之论，暴巫徙市之术，皆后儒自为之说，非古帝王修人事以应天变之道也。由是知决久冤之狱，烹言利之臣而天乃大雨，皆人事尽而天意得，自然之符也。魏主不知出此，乃欲不食以自毙，使变而可禳犹非其道，不然是当践其必死之言也。为之臣者又不知以古圣贤之道告之，徒诳以既雨而已，其为不忠莫此之甚，一举而君臣之道两失。呜呼，陋矣哉！

五代之君如唐庄宗、周世宗可谓有英武之略矣。然内无平一海内之政，外无经略天下之才，故事业止于偏霸而不足称述。世宗深患唐、晋以来吴、蜀、幽、并皆阻声教，未能混一，命近臣著开边之策。比部郎王朴献议，以谓唐与我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也。世宗欣然纳之，于是始有平江南之志焉。曾不旋踵，一举而得八州，再驾而平寿春，卒致唐主请以画江为界，而江北之地悉为吾囊中之物，其为盛烈岂不壮哉！暨钟谟入贡，乃遣谟归告其主，以治城郭，缮甲兵，据守要害为子孙计。议者以为江南未服则亲矢石，期以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其规模宏大岂得与庄宗同日语哉？呜呼！世宗之言则善矣，谓之规模宏大则吾不知也。

卫青不用周霸之言以杀苏建，建卒蒙宥废为庶人。议者以青为贤。余以为不然。初，青与李广俱击匈奴，广本前军，乃徙其军使东，因以失道，遂致丧师。当是之时，罪在青不在广也。青奚不状之天子以赦其过，而乃逼广使自杀乎？以飞将军之才气，下视卫青如庸奴耳。青既忌其能，又与之有眦睚之嫌，非杀之无以快其欲也。青既杀广，无以自盖其愆，乃独私建以沽一时之名。小人奸伪之状如此，武帝据厕而见之，岂不宜哉！

公孙述僭号陇蜀，闻阆中高士谯玄，以礼连聘不至，使人胁以毒药。玄仰天而叹曰：「唐尧大圣，许由耻名。周武至德，伯夷守饿。保志全高，死亦何恨」。遂受毒药，毅然不往。若玄者可谓忠矣。其子瑛泣血叩头愿输家赀千万以赎其死。述乃许之，玄得以免。若瑛者可谓孝矣。客曰：「玄之不臣不可谓不贤。若瑛之于孝其犹未耶！岂有父死人手不以身代其祸，独区区输其家赀而已，何哉」？是不然也。述之僭据，于礼贤下士且方缪为恭敬，以隆虚名，未必有意于杀玄。瑛请输其家赀，适会其机，此所以免。若一见而请以死，万一述有不从，则将何以继？徒使父子俱毙贼手耳。瑛之意以谓请输以财而不从，然后继之死，盖亦未晚。余以是知瑛之为孝也。

余读范蔚宗《烈女传》，以蔡琰列于诸姬之后，盖尝疑之。曹操问其家藏书，至于口诵四十馀篇，以至作二诗叙流落悲愁之态，有古作者之风，亦可爱矣。然是非女子之所宜先，固不当以此预列女之数。其夫董祀犯法当诛，琰乃蓬首诣操请之，辞致慷慨有足观者。以是为琰之奇节，则其前夫卫仲道亡，不幸而陷敌中，虽夷人胁以死，义不当事左贤王。事之十有二年，岂可谓不久？又生二子，岂可谓无母子之爱？夫死而适异域之君，不能继之以死，既事贤王，又并去二子而归中国，二者皆不得谓之烈女也。或曰《春秋》责备于贤者，琰以妇人而能尔，亦足矣。曰：此余所以正有责于琰也。以琰博闻强识，聪明而能文，其于立身大节有勿及知，则亦安取其文乎？晔之载此以为后世女子之戒则可，若以其博学多才，且能救祀于垂死，足以为汉烈女，则吾不知也。

王昭君不赂画工，遂不得幸，卒使元帝杀毛延寿，非也。元帝按图见昭君之陋，乃以配单于。及召见而美，始有悔心。帝知其美，岂不能以一女子易之？患在失信故也。使帝果以失信为嫌，其始必不肯按召陋姬以贻单于之怒。若以此取怒蛮君，其祸与失信孰为轻重？吾知其说之非也。或谓昭君貌极妍，在后宫五六年不得幸。后单于遣使朝贺，帝问：「欲以一女子赐单于，谁能行者」？昭君乃越席请行。帝见之惊，业已对使者遣之，不及免，至，单于果大悦。盖士有抱负伟器，块然与俗士同群，岂能无怏怏不平之意？女子以姿貌取悦于人，慧丽风流而少年，委置闺闼，不为当世所赏，其意当复如何？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昭君之请行，盖有以哉！

朱建以刻廉刚直自许，虽辟阳侯挟太后之势，欲交建而不得，顾不贤哉！及其母死，贫未有以发丧，陆贾说食其与之裞，卒与食其合，非特脱命垂死之中，又能使免诸吕之祸，其为力多矣。何建之贤而自叛其志如此？盖坐贫无以发丧也。吾故知士非豪杰不回，易为贫富生死所夺，固不可以无养生丧死之具。建一为贫所移，遂不能完节于万世之下。伤哉，贫也！田叔既死，鲁人祠以百金，其子不受，曰：「义不伤先人」。嗟乎！使建如田叔之子，辟阳之金亦安得而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