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阳沈谏议家昔号藏书最多者，今世所传《香谱》盖谏议公所自集也，以谓尽得诸家所载香事矣。以今洪驹父所集观之，十分未得其一二也。余在富川作妙香寮，永兴郭元寿赋长篇，其后贵池丞刘君颖与余凡五赓其韵，往返十篇，所用香事颇多，犹有一二事驹父谱中不录者，乃知世间书岂一耳目所能尽知。自昔作类书者不知其几家，何尝有穷？顷年在武林，见丹阳陈彦育作类书，自言今三十年矣，如荔枝一门犹有一百二十馀事。呜呼！博闻洽识之士固足以取重一时，然迷入黑海，荡而不反者，亦可为书淫传癖之戒云。

读玉山樵人诗，脂泽之气焄然满怀，使人想见风采，至《香奁》则又殆有甚焉者也。然渥当唐末宗社颠隮之际，窜身于戈戟森罗之中，虽扈从重围，犹复有作。当是之时，独能峥嵘于奸雄群小之间，自立议论不至诡随。唐史臣称之，以谓有一韩渥尚不能容，况于贤者乎？则知渥非荏苒于闺房衽席之上者，特游戏于此耳。顷时，王荆公叙四家诗不取太白，为其十诗九说妇人与酒，然则渥之不见取于公又可知矣。

徽宗皇帝在位岁久，文士诗人一时辈出，不减元和、长庆间人物，如参政翟公、待制韩公、翰林汪公、初寮先生王公，皆以文辞自显，号为杰出不可跂及者，馀未易殚数也。初寮盖文健而深，诗丽而雅。至于制诰，浑厚足以风动四方，则李公汉老以谓公当承平之世，多褒扬粉泽之词，如「伤居尔体，痛在朕躬」，「不得施于战士，弗为子孙之谋」，「更存辅车之势，不得加于叛国」。呜呼，其尽之矣！自往至今几三十年，诸公之墓木何止拱把，读之使人想见当时文采风流之胜。刘梦得云：「休唱内前供奉曲，贞元朝士已无多」。是亦足以为初寮之叹也。

国家承平日久，朝廷无事，人主以翰墨文字为乐。当时文士操笔和墨，摹写太平纷然。如韩子苍《题何太宰御赐画喜雀诗》，有「想得雪残鳷鹊观，一双飞上万年枝」之句，不动斤斧，有太平无事之象，以此知粉饰治具者固不可以无其人也。王摩诘说开元时事，如「池北池南草绿，殿前殿后花红」，亦是好句，但如画师著色画屏风，妙则妙矣，奈未能免俗何。大抵子苍之诗极似张文潜，淡泊而有思致，奇丽而不雕刻，未可以一言尽也。

自古文词之士班班相望，不可胜数，然其倾心翰墨，没溺于词采章句之间，能令人柔媚软熟不自扶持，概以风节鲜有称者，亦其势然也。右正言崔公，文词高秀，句法清雄，二者皆足以名世；而危言谠论殊得谏臣体，至于诋訾时宰，讥评权要，略不少詟。读其奏疏，使人耸然异之，如著冠秉笏而见汲黯、朱云辈，不待闻言使人加敬，殆非前世留意于文翰者之所能仿佛也。宋广平之为人，疑有铁心石肠，及作《梅花赋》，则清艳便发，有江南徐庾体。读《婆娑》之诗者，其异于《梅花》之赋亦几希矣。

政和七八年间，余在京师。是时闻鬻书者忽印张芸叟集，售者至于填塞衢巷。事喧，复禁如初。盖其遗风馀韵在人耳目不可掩，盖如此也。前此当靖康间，天下鬨然皆歌东坡南迁词，所谓「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者是也。今临川彫《浮休全集》有此词，乃元丰间芸叟谪郴州时，舟过岳阳楼望君山所作也。今日读公《南迁录》见之，前二事皆恍然在数十年之外矣。绍兴辛未，余来江西，至九江，太守李中行置酒庾楼。楼上独有芸叟一诗，其后云：「万里秋风吹鬓发，百年人事倚栏干。知他落日能多少，偏照淮南几处山」。然后知东坡集中所载二诗为不止于此也。

《郭令公家传》十卷，载公平生行事甚详。余后得《师友谈记》，言子仪镇河中日，河甚为患，尝祷河伯曰：「水患止，当以女奉妻」。已而河复故道，其女一日无疾而卒。子仪以其骨塑之于庙，至今祀之。此一事唐《新》、《旧》史皆不载，家传亦不载。议者以谓吾闻大禹有治水之功而已，未闻以女饵河神也。余曰：人固不可以一概论天下事。子仪割女子之爱以援千里之溺，上忠其主，下爱其民，此亦人所难者。人能舍其所易以观其所难，则子仪之事不可没矣。

直讲梅公圣俞以诗名家，技绝古今，声满天地。文忠公在政府，书问中犹称圣俞二十五兄，其为言岂不足以取信于当时？《碧云騢》者，其所著小说也。而文正范公、先正潞公首所深诋，读者多不满其意焉。虽骂讥笑谑自是诗家者流，然吾身不在朝廷，职不当谏诤，而讦其所短，攻其所长，专务以过掩公，不免有恶居下流而讪上之失。梅公于乡里为丈人行，固不当小有贬剥，恐好事者托公之重以显其书固不可知，谓公为此书则决非也。

沈翰林休居梦溪之上，自号梦溪丈人，作《忘怀录》，所记皆林下幽事，《笔谈》之所不戴者。其中乃有梅月调护赪带一法，仪者讥其未能忘怀。向使微风徐来，飘飘然吹渊明之衣于斜川东皋之上，则将安用彼带为哉？由是观之，渊明之去为真归也与？

余顷得《柯山集》十卷于大梁罗仲共家，已而又得《张龙阁集》三十卷于内相汪彦章家，已而又得《张右史集》七十卷于浙西漕台。先生之制作于是备矣。今又得《谯郡先生集》一百卷于四川转运副使南阳井公之子晦之，然后知先生之诗文为最多，当犹有网罗之所未尽者。余将尽取数集，削其重复，一其有无，以归于所谓一百卷者，以为先生之全书焉。晦之泣为余言：「百卷之言皆先君无恙时贻书交旧而得之，手自校雠，为之是正，凡一千八百三首，历数年而后成。君能裒其所未得者以补其遗，是亦先君子之志，而某也与有荣耀焉」。因谓晦之，他日有续得者不可以赘君家之集，当为别集十卷以载其逸遗而已。

前人所为缵述，后人从而贬剥之，将以正前人之失也。独不知又从而贬之者出其后，至于更相矛盾，互为得失，殆无时而已焉。《史记》一书成于司马父子之手，本出一家，而其首尾舛错，岁月颠倒，不免时有缪误，此后人所以得而议之也。晋有徐广、宋有裴骃、南齐有邹诞生、大唐有刘伯庄，各有《音义》见于注解，不可谓无得，然亦未免于失也。今司马贞又作《索隐》三十卷，且自为之序，以谓迁史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之见重。岂其然乎？班《书》所记独一代之事，犹二十年而后成。《史记》上下数千载，而其论述如出一时，迁史简严而叙事详，班史辞费而褒贬少。迁之为文如行云流水，出于自然；班固镂金刻玉，力尽愈奇，要其大率皆依仿迁而为之者也。谓其以古质不为人所推重，何其缪哉！贞所议讑不可胜究，姑以首篇较其乖误，馀固可知。贞谓《史》有十二纪，以象岁星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史》有十表，以法天之刚柔十日以记时也；《史》有八书，以法时有八节以成岁也；世家三十，以法三十日而成月也；列传七十，法人臣七十而致仕也；百有三十篇，以象闰馀而成岁也。迁作《史记》，上自五帝，下逮汉武，世代之数岂出人为？然则《春秋》十有二公，自隐至哀岂亦法天之数而为之乎？历年二百四十有二，孔子将何所取法哉？所谓八节、三十日，与夫闰馀成岁之说皆不可合也。七十而致仕，何关列传？如《滑稽》、《龟策》、《日者》之类，何预致仕？是数者使儿童见之皆知其非，固不待攻而明其失矣。余所以言之，非固欲为是纷纷也，盖伤贞之缪用心，以贻笑后人而已矣。

尧舜三代虽帝王殊号，前后异时，要皆以德而兴，故其受命甚永，其历数甚长。当是时，唯以人君即位之年为元年而已，未闻其以号纪年也。汉之文、景虽有中元、后元之称，然犹未有号也。武帝喜功好武，矜勇尚夸，其心侈大，欲以跨越古今，其为号虽不同，大率皆取瑞应，如元鼎、元狩之类是已。后世因之，于是神爵、五凤、甘露、黄龙、河瑞、河平之称寖亦昌矣。不然，则取其久安永固，传祚无穷之意，如永建、永寿、永康、永宁之称犹十二三也。人主之享国传世岂不欲其久远？而自古及今，考之书传，唯有德者为可久。苟为无德，虽强如秦，富如隋，皆不过一再传而亡。况区区纪年之号，安能为有国久长之计哉？使人君而知此，虽以元而纪年可也。彼僭窃位号，不传正统，一时乱臣贼子犹以改号为失国之谶，如齐高之天保，后周之宣正，说者以其兆于天数，而不知修短之实系于其人也。吁，可悲哉！

杜少陵用胸中万卷之书作妙绝古今之句，尝自言诗有神助，而语不惊人，虽死不休。宜其傲睨凌蔑，高目一世，以谓前无古人，后无作者。至于诗人文士间有可称者，未尝不力加推许至于再三，或见于言语文字，谆谆不已，如高詹事、元道州与岑参辈皆其人也。盖物以类而相从，人由意而相合。臭味之同，乃诗人之草木，出于自然，有不约而契者，况其于一时人物，汲汲然唯恐失之。如近世欧文忠、苏内相之收拾文士，要使尽出门下而后已。参诗清丽有思，殊复可喜。观少陵所谓「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渼陂」之句，则亦可以得其为人之大略矣。

神仙之说出于荒忽有无之间，怪谲而不足信，诞谩而无所稽考。以谓有耶，其实未尝有；以谓无耶，则其事可传，其书具在，君子亦有时取而言之。余读《高道传》，观其所载神仙百馀辈，自初入道至于登仙，岩居而穴处，草衣而木食，近者不过一世，远者不过数十年。一日异香满室，鹤御旋空，云幡绛节自天而下，顷之则冉冉然已入于杳冥之间矣。何其易且怪也？有操是说以折之者，其徒必曰：「是人素有仙骨，且道行已成，时至乃即行耳，何难之有哉」？余独不知上帝何为专意访求黄冠羽衣，使为辅翼仙官，河岳主宰？而陶洪景著论，如西伯之圣，汉文之贤，仅得与之同列而已，乃不得与此流显陟霄汉，以警动世俗，何邪？余尝反覆考究而不得其说，又其事怪妄不经，大率多类世间幻术蛮法，如吐火割舌，飞剑遁形，绝食服气之类是也。是以学者于神仙之说每有疑焉。扬子云、韩退之之徒所以力诋而痛排之，固有谓也。盖二子以羽翼圣道自任，不得不尔。要之，后人立论似不必专务依仿韩、扬，使神仙之说存于若有若无之间，确然以吾道自任而已，则是非判然，而天下之理得矣。

欧兖公集古今石刻，可谓博而精矣。而定武《兰亭》不见其可贵，岂其时善本尚多，更有出定武之右耶？此石肥瘦纤秾皆得其所，而法度森严，典刑具存，真定武旧刻也。周紫芝题。绍兴甲寅五月一日。

问：古之言治道者推三代。自三代而下，所可称者莫盛于汉。汉之兴也，创业则有高帝，守成则有文、景。奋然有以大兴汉治者，则莫若武、宣。至于元、成，虽无大功于汉，亦无大恶于天下。此六七君者，皆不害其为贤明之君也。然而高祖以征伐定四方，文帝以仁爱康庶俗，宣帝以赏罚励群下。是三主者，其所尊用未尝先于儒术。在高帝时则有若萧何，在文帝时则有若周勃，在宣帝时则有若霍光。是三人者，其为相未尝资以学术也。夫以未尝用儒之主而辅以未尝学问之臣，宜天下之治委靡而不振也。而言汉治者莫大于高帝，莫盛于孝文，莫明于孝宣者，此何理邪？武帝大兴风化，专意经术；元帝知劝孝宣以用儒，而成帝壮好经书。是三主者，可谓知以儒士为贵者也。考其当时辅相之人，在武帝时则有若公孙弘，在元帝时则有若匡衡、张禹之徒。是三人者，可谓一时之儒宗也。夫以尊尚经术之主而用当世之大儒，宜天下之治光明盛大而不可掩也。而言汉治衰于孝武，毙于元、成，此又何理也？且人主之治乱，辅相之贤否，最为国体之重，不可不讲。诸君子于此究之深矣，试论其所以然者，愿与闻之。

问：有国则有兵，有兵则有书。兵之有书，所以载其战陈之法，攻守之计，山川地形向背之宜，阴阳吉凶逆顺之理。故智者用之可以料敌，勇者用之可以决胜，良将用之可以取万全，理之必然者也。初，谷城黄石出异书一编以授留侯，曰：「读是则为帝王师」。已而用之，果能辅高帝，并强秦，灭大楚。魏武帝自作《新书》以授诸将，当时征讨者莫不以《新书》从事，而用其书辄胜，不用则必致败。呜呼，兵书之不可不用乃如是乎！赵王使赵括伐秦，兵败身死，四十万卒一日尽坑。兰相如曰：「括徒能读其父书，不知合变也」。霍去病之讨匈奴也，武帝欲教以孙、吴兵法，去病曰：「顾方略如何尔，不至专学古兵法」。由是观之，耑用兵法者果可以取胜乎？谓兵法不可不用耶，则宋襄泓水之师众败而身丧，房琯、陈涛之战，一日而军尽覆，乃用之而败，何也？谓兵法不可专用耶，则李广将军简易而军几没于匈奴，苻坚不善用师而兵大衄于淝水，而不用乃败，何也？然则果可用乎？果不可用乎？韩信背水设阵，而信曰：「是在兵法」。荀吴设车为行，而李靖曰：「法在其中」。二子之用法如此，乃在乎用与不用之间。此又何也？幸诸君详言之。

问：唐之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议者以谓崇不劝天子求边功，而璟不赏边臣，其为相大略如此。夫以天子而求边功，是秦始皇、汉武帝之事，固不当以此启人主之欲。至于将帅有功于边乃抑而不赏，则将何以为激劝之术乎？大抵二相之论皆祖述汉儒而为之说者也。何以知其然哉？昔陈汤矫制以伐郅支，而匡衡以为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渐不可开。冯奉世矫制以伐莎车，而萧望之以为要功万里之外，为国生事，渐不可长。由是知崇、璟之言固有自矣。彼独不知衡虽以大儒居相位，其实依违阿意以保爵禄。当是时，石显用事，与汤有隙。衡非能为此论，乃内畏石显而阴陷之也。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义当臣之，而望之使其位在诸侯王上，失中国夷狄尊卑之义，亏损汉德，而又抑奉世之功，未得为无过。崇、璟不深求其故而专师其言，盖已失矣。考二虏杀辱汉使以抗衡中国，二子咸能矫发诸国之兵，不仰斗粟，不须寸刃，而传首阙廷，不可谓无功于汉。而衡与望之力加排沮，使将士失望，忠臣解体，何足为后世法？《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专之可也。而终军之论，则又以谓不然。则其为说果何从乎？幸备论之。

问：天下之才不生于山林薮泽之中，则出于公卿贵戚之胄。至于屠酤贩鬻之贱，降虏氓隶之人，其间岂无贤才立大功名于天下者？孰谓帝王之裔，宗室之贤，而无可委以大任者乎？汉之兴也，刘章诛禄、产以定国，刘向诋王凤以谏君，此皆杰然以有功社稷者。至于楚元之好学，东平之为善，辟疆以议论著名于汉室，刘辅以真言发迹于衰世，若此类者甚众，皆不得大用于当时，何也？惟唐则不然。高祖、太宗之初，如河间之功，江夏之略，其功名事业至与李靖相为低昂。议者以谓景、元子孙当草昧之初，皆宣力四方，显显为英豪，当时固未有所大用者。至明皇初相适之、林甫，自是登相位者至九人焉。林甫奸邪，几丧唐室。李程和柔，在位录录，无所建明，固不足道。其馀皆以才称职，号为贤相，庶几乎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国也。由汉至是数百年间，岂无一宗室可以为相者哉？然则汉之不用其说，不过以谓不欲宠宗族以妨贤路而已。至于田鼢、窦婴、王凤、梁冀之徒，皆以庸人而处相位，又岂无嫌于亲戚贵贱之间哉？如道宗、孝恭之徒，其征伐之功、忠孝之烈炳然可观，委以大寄，谁曰不可。彼九人者，汗马无英、卫之劳，辅翼鲜伊、霍之望，而用之不疑，其故何耶？主上推仁爱以厚同姓，确乎尧舜之用心矣。诸君试摭汉唐之得失而论之，庶以仰裨圣虑之万一。

问：天下之利不归于民则归于国，不归于国则归于民，二者未尝不相为盛衰。自古人君其始非不欲上不匮于国用，下不蠹于民财，而求必有其术，势不得已，则必引用掊克之臣，肆为聚歛之政，虽仅足以纾一时之费，而民贫盗起，根本一摇，其甚必至大乱而后已。唐有天下垂三百年，太宗之政固无愧于古矣。明皇纵侈无度，国计艰短，始用宇文融、杨国忠辈。利说一开，其流莫禁。至德宗时，既相杨炎，立两税法，而陈京、赵赞用事，民不胜冤，家若被盗。宪宗之初，切齿京、赞，指为贼臣。未几而皇甫镈以句剥为宰相，唐祚自是始衰焉。至于刘晏、第五琦、王圭，亦一时财利之臣也。观其斡旋之方，经理之术，使用足于上而君无掊尅之名，利出于下而民无愁叹之苦，当时之财亦不过取之于民耳，非天降而地出也。唐自两税之馀，如盐铁、茗酒、括田、借商、羡馀、献助之类，历世所取不过于此，顾所以用之有不同耳。主上仁圣，爱惜元元若保赤子，而内焉故地之赋未复，外焉讨叛之兵未息。今大举以平强敌，则有司岂无调发之劳，斯民岂无供亿之费？今欲使缗钱有羡溢之饶，户口绝流冗之患，必有晏、琦之策可施于今者。二子之传具在，可考而知，区区已陈之迹，有口者类能言之。幸参酌古今之宜，究民情之利病而为之策，毋以纸上语为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