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近世论禦戎者其说纷纷，大抵不过三策：分遣将帅，诸道并入，破其国都，擒其名王，将以为吾中国万世之利，此上策也。屯兵重镇，守其要害，来则禦之，去则勿击，此中策也。重币厚礼，悦以甘言，使命相衔，岁无虚日，姑以幸其不至，此下策也。曩者岁在丙午，金人南下，逮今有十馀年，中间屡盟而辄渝，倏往而复来。朝廷知其不可结以成信，乃下亲征之诏，决意征讨，期在殄灭，向所谓下策者固已置而不论已。于二者之计，当审处其一而行之。而议者犹有说焉：以上策为是者皆曰提兵四出，傅敌城下，斩其名王，传首藁街，然后河阳北狩之愤可雪，龟阴未复之田可归矣。议者乃曰不然，王者之师贵万全，善用兵者知彼已。今兼百万之师，入不测之地，岂无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之忧乎？此殆书生好高之论耳，不可用也。以中策为是者皆曰远戍以宿兵，屯田而积谷，务慎择良将，坚壁而守之，是不劳师旅而坐获禦戎之利也。议者则又曰：兵久而不战，武黩而不偃，中原何日而可定？故都何日而可居？岂不劳师费财，困弊中国乎？此殆鄙夫之常谈，不可用也。世之所贵于儒者，岂徒取其诵数而已，谓其能通达国家之大体也。愿陈二者之策，将孰从而可，且以求至中之论。至于不折一戟、不亡一镞而收百战之功于万里之外，又岂无胸中之奇乎？毋谓伐国不问仁人而不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