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曰：二程子之学，以仁为觉，以敬为守，以中为居，以诚为归，以致知为入，以明道不计功为用。而韩子曰「轲死不得其传」，其真不得其传耶？其真不见其传耶？

杨子曰：天下有至乐，不笙磬而雅，不刍豢而腴，不曲蘖而酣。君子趋焉，众人去焉，是未可以语夫俗也。颜子不以一瓢易五鼎，乃在于不远复之一爻。扬子云不以饿显易禄隐，乃在于《太玄》之一书。其可乐者安在哉？使其有可乐，必有以易其乐。

杨子曰：公都子之问孟子，其性之说有三。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此释氏之论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此扬雄氏之论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韩愈氏之论也。孟子之时已有三家者流之说矣。言性者不入于释，必入于扬，不入于扬，必入于韩，此三家者流之所知也。不入于孟而入于公都，岂三家者流之所知也杨子曰：画衣冠之法，至三代则疏（《禹贡》之法，至商则密。）。

杨子曰：圣人之道犹天也，一目仰之与万目仰之，见之者孰大；圣人之经犹的也，一人射之与百人射之，中之者孰多？

杨子曰：以礼制俗古也，以俗制礼古乎哉！汉武帝招儒生，集方士，杂议博采，制作之劳终身不离于稽古，而礼文之事终身不离于世俗。去委巷而之委巷，何也？以礼制俗，以俗制礼之异也。

或曰：「孟子答公都子之问性，曰情，曰心，曰才，何也」？杨子曰：「安之之谓情，发之之谓心，能之之谓才，三者一性之妙用也，三者毁无以见性」。

杨子曰：法无不良，良而变则弊者起。法无难复，复而摇则良者迁。

杨子曰：人之于善，最患于贱其所已得而贵其所未得。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不得之，贵与贱之心相为循环，非终其身循环其已乎？

杨子曰：夜气，气之归根也。平旦之气，气之将春也。自此以往，其微绪千万，而其大变有五。然于五大变之中，其存者二，其居存亡之间者一，其亡者二。曰夜气，曰平旦之气，曰旦昼之所为，曰梏之反覆，曰违禽兽不远。二者存，吾徒可以自贺。一者居存亡之间，吾徒可以自警。二者之亡，吾徒可不大惧哉！

杨子曰：欲善易，信善难，故可欲之善，不如有诸己之信，且何必二帝三王之善？欲之而不信之之为不可也。匹夫之言，非圣人之言，然有能信之者可以王天下，故高祖之开基，信三老仁义之一言也。异端之学，非大经之学，然有能信之者可以治天下，故孝文之致平，信黄老清净之一言也。不然，前尧后舜，左周右孔，日陈于前，朝闻之，夕弃之。

杨子曰：尧舜之允执厥中，与求鸡犬之放同一警。孟子之免乡人，与耻指屈之疾同一愤。

杨子曰：古人之言意愈切者辞愈缓，孟子告齐宣王，当其责王臣之友，不知其责士师，当其责士师，不知其责王。

安福县之南三十里而近，有秀溪者。十里而九荣，凝为天镜，涌为车轮，行为齐纨鲁缟之纹，激为金簧玉磬之音。人士周奕彦博居其上，筑馆临之，命之曰「秀溪书院」。讲经有堂，诸生有舍，丛书于间，旁招良傅，以训其四子，曰伯纪、承勋、伯仍、大同。艮斋先生闻而嘉之，为大书四字以署其堂焉。彦博来问于予曰：「奕也闻先生之于后学，勿之有拒焉尔矣。盖有不可教而教，未有可教而不教也。盖有未尝问而告，未有有问而无告也。奕将俾诸子之学繄理义乎，或曰：『若是哉，其左也！今之仕者非此其出也』。繄文辞乎，或曰：『若是哉，其洿也！古之学者非此其入也』。愿先生摛张谢公大书书院之旨，以启其衷」。予对曰：子之言皆是也。抑汉高帝所谓公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我今告子。子以为圣人之经，君子之学，端奚事乎？道之以人之理，齐之以人之纲，如是而止耳。纲焉在？曰亲曰君而止耳。理焉在？曰孝曰忠而止耳。故动天地，贯日月，通神明，开金石，表四海，范百世，莫大乎忠孝。昔者孔子尝谓古之学者为己矣，欲知古人为己之学，此其是也，曰左可乎？若夫学文者，孝弟之馀力也；修辞者，立诚之宅里也。故四教首文。黎献先言：「昔者子张尝学干禄矣」。欲知今人干禄之学，此其是也，曰洿可乎？将由夫或者前之说乎，是木植而斸其柢也；将由夫或者后之说乎，是谷茹而讪其耘也。子于斯二者，惟勿后乎子之所先者，勿先乎子之所后者。勿讪其耘左者，其不右乎？勿斸其柢洿者，其不隆乎？子盍于孔子、子张而问之乎？彦博嗜学而强记，经史百氏靡不综贯云。伯纪、承勋娄以诗学首选于胶庠，馀皆竞爽。嘉泰壬戌人日，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致仕、吉水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杨万里记并书。

乾道丁亥，括苍子刘德广以太学博士去官，于其居筑亭曰任，且以书徵记于予曰：「凡我之生，所以衡吾虑，拂吾心，忧奔吾于得丧利害、风涛险棘之场，是当有贼乎吾中、掩乎吾外者，非耶？吾不得而原也，自今使其入不䜣，其出不距，陶陶自遂，泛若而躬顺之，吾亦无往而非任也。如是抑亦可乎？间观夫少陵有所谓『乾坤任此身』者，惟甫也贤，彼其有以安于此，必有以乐于此也。吾亭之筑之义，其取甫哉」？噫，信可谓善游乎天地之间，休然时自适其适也。请即子所以然之名而告子：凡子之于任，子能知之；无物不任，我能言之。子既遗物而任子身，必将反听而任吾言。天地之初，未与众万之相关也，巍乎莽哉！俄而有气有体，有象有数，有推徙四时，动荡回潏之变，侃侃施施，一任乎大化。任者既不可知矣，其始亦不自知其任也。形气之相遭，郁泄之相磨，然后飞潜动植，圆斜大小，秘怪恍惚，生息之物于是焉资之。彼既各足乎形，各遂其分也，虽欲不任，安得而不任？是岂可以智力角哉？而况乎圣者、明者、贤有识者，位乎其两间，素有嚣然乐道之实，静而中，动而有节，充之以广，伸之以大，而形之以不可不止，此则举无不任而任无不终者也。是独异于风中之竹乎，披拂偃仰，当东而西，当西而东，随顺者久而衡逆者折，此非不岁不寒之故，风乎任不任之故也。君子抑亦可以循其本矣，使我与世相忘，天与人相一，义与命相权，夫然后任可几也，子知之乎？虽然，至道者君子日用之器也，器日用而升流覆坠不与之遗，迹若遑遑而不自任，而其形则群于人而运于天也，是又任之之妙也。至此则子能知之而不能言矣，子必欲穷斯言乎，当访黄帝、仲尼。岁戊子二月旦，西蜀九华子员某记。

《告子》篇论性数章。

按此解之体，不为章解句释，气象高远。然全不略说文义，便以己意立论，又或别用外字体贴，而无脉络连缀，使不晓者展转迷惑，粗晓者一向支离。如此数章论性，其病尤甚。盖本文不过数语，而所解者文过数倍；本文只谓之性，而解中谓之太极，凡此之类，将使学者不暇求经，而先坐困于吾说，非先贤谈经之体也。且如《易传》已为太详，然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其浅深近远，详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杂也。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

夜气不足以存（解云：「夜气之所息能有几，安可得而存乎？」）。

按此句之义，非谓夜气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而言耳，观上下文可见（云「仁义之心」，又云「放其良心」，又云「操则存，舍则亡，惟心之谓与」，正有「存亡」二字，意尤明白。）。盖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于日夜之所息，而平旦之好恶与人相近者，则其夜气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则此心又不可见。若梏亡反覆而不已，则虽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义之良心矣，非谓夜气有存亡也。若以气言，则此章文意首尾衡决，殊无血脉意味矣。程子亦曰「夜气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盖如此。然旧看《孟子》未晓此意，亦只草草看过也。

大体小体。

此章之解意未明而说太漫，盖唯其意之未明，是以其说不得而不漫也。按本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此两节方是分别小体之不可从而大体之当从之意（解云：「从其大体，心之官也。从其小体，耳目之官也。」只此便多却「从其」四字矣。）。下文始结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与我者，但当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耳（此章内「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方是说用力处，而此句内「立」字尤为要切。）」。据今所解，全不曾提掇著「立」字，而只以思为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见其可也。于是又有君子徇理，小人徇欲之说，又有思非汎而无统之说，又有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之说，虽有心得其宰之云，然乃在于动而从理之后。此由不明《孟子》之本意，是以其说虽漫而愈支离也。七八年前，见徐吉卿说曾问焦某先生为学之要，焦云：「先立乎其大者」。是时熹说此章正如此解之支离，闻之惘然，不解其语。今而思之，乃知焦公之学，于躬行上有得力处。

反身而诚（解云：「反身而至于诚，则心与理一」云云。）。

按此解语意极高，然只是赞咏之语，施之于经，则无发明之助；施之于己，则无体验之功。窃恐当如张子之说，以「行无不慊于心」解之，乃有落著。兼「乐莫大焉」，便是「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尤悫实有味也。若只悬空说过，便与禅家无以异矣。

所过者化，所存者神（解中引程子、张子之说，合而为一。）。

按此程子、张子之说自不同，不可合为一说。程子云：「所过者化，是身所经历处；所存者神，所存主处便神（是言凡所经过处人皆化之，而心所存主处，便有鼓舞风动之意，不待其居之久而后见其效也。「经历」及「便」字尤见其意。又引「绥来动和」及《易传》《革》卦所引用，亦可见也。）」。今以《孟子》上下文意求之，恐当从程子为是。张子说虽精微，然恐非本文之意也。

君子不谓命也。

此一章前一节文意分明，然其指意似亦止为不得其欲者而发。后一节古今说者未有定论，今读此解，说「智之于贤者」、「圣人之于天道」两句极为有功，但上三句却似未稳。盖但云出于自然，则只似言性，而非所以语命矣。顷见陈傅良作此论，意正如此，方以为疑，不知其出于此。岂尝以是告之耶？熹窃谓此三句只合依程子说为禀有厚薄，亦与下两句相通。盖圣与贤则其禀之厚，而君子所自以为禀之薄而不及者也。然则此一节亦专为禀之薄而发。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

窃详所解，熹旧说亦然。自今观之，恐过高而非本意也。盖此六位为六等人尔，今为是说，则所谓善者，乃指其理而非目其人之言矣，与后五位文意不同。又旧说「信」为「自信」之意，今按此六位皆它人指而名之之辞，然则亦不得为「自信」之「信」矣。近看此两句意思似稍稳当，盖善者人之所同欲，恶者人之所同恶。人之为人，有可欲而无可恶，则可谓之善人矣。然此特天资之善耳，不知善之为善，则守之不固，有时而失之。惟知其所以为善而固守之，然后能实有诸己而不失，乃可谓之信人也（张子曰：「可欲之谓善，志仁则无恶也。诚善于心之谓信。」正是此意。）。不审高明以为如何（此说「信」字未是，后别有说。）？

前书所示《孟子》数义皆善，但「条理」字恐不必如此说。盖此两字不能该得许多意思也。「始条理」、「终条理」，犹曰「智之事」、「圣之事」云尔。「条理」字不须深说，但「金玉」二字却须就「始终」字上说得有来历乃佳耳。《易》之说固知未合，亦尝拜禀，姑置之，以俟徐考矣。大抵平日说得习熟，乍闻此说，自是信不及。但虚心而微玩之，久当释然耳。若稍作意主张求索，便为旧说所蔽矣。此书近亦未暇卒业，却看得《周礼》《仪礼》一过，注疏见成，却觉不甚费力也。亦尝为人作得数篇记文，随事颇有发明，卒未有人写得。俟送碑人回，附呈求教也。心气未和，每加镌治，竟不能悛。中间尝觉求理太多而涵泳之功少，故日常匆迫而不暇于省察，遂欲尽罢生面功夫，且读旧所习熟者而加涵养之力，竟复汩没，又不能遂。大抵气质动扰处多难收歛也。且如近读二《礼》，亦是无事生事也。蕲州文字亦尝见之，初意其说止是不喜人辟佛而恶人之溺于佛者。既而考之，其间大有包藏，遂为出数百言以晓之，只欲俟伯谏归而示之，未欲广其书也。近年士子稍稍知向学，而怪妄之说亦复蜂起，其立志不高，见理不彻者，皆为所引取，甚可虑也。间尝与佛者语，记其说，亦成数篇，后便并附呈次。昨夕因看《大学》旧说，见「人之所亲爱而辟焉」处，依古注读作「譬」字，恐于下文意思不属。据此「辟」字只合读作「僻」字，盖此言常人于其好恶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正，故无以察乎好恶之公。而施于家者又溺于情爱之间，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齐也。如此读之，文理极顺，又与上章文势正相似。且此篇惟有此五「辟」字，卒章有「辟则为天下僇」，「辟」字亦读为「僻」，足以相明。但「畏敬」两字初尚疑之，细看只为人所慑惮，如见季子位高金多之比云尔。此说尤生，不知尊意以为如何？然此非索而获之，偶读而意思及此耳。近年静中看得文义似此处极多，但不敢一向寻求，而于受用得力处则亦未有意思耳。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则知天矣」。心体廓然，初无限量，惟其梏于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尽。人能克己之私，以穷天理，至于一旦脱然，私意剥落，则廓然之体无复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远近精粗，随所扩充，无不通达。性之所以为性，天之所以为天，盖不离此而一以贯之，无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谓「天下归仁」者，正此意也。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与我者，不能存养而梏亡之，则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也，敬以存之，则性得其养而无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顺乎天，盖能尽其心而终之之事，颜、冉所以请事斯语之意也。然学者将以求尽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学之终始，所谓「彻上彻下」之道，但其意味浅深有不同尔。

「夭寿不贰，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云「夭」，与「夭」同。夫夭寿之不齐，盖气之所禀有不同者。不以悦戚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则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气禀之短长非所论矣。愚谓「尽心」者，私智不萌，万里洞贯，歛之而无所不具，扩之而无所不通之谓也。学至于此，则知性之为德，无所不该，而天之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养者养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异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则不拘乎气禀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引告子之言以告丑，明告子所以不动其心术如此。告子之意，以为言语之失当直求之于言，而不足以动吾之心；念虑之失当直求之于心，而不必更求之于气。盖其天资刚劲，有过人者，力能坚忍固执，以守其一偏之见，所以学虽不正，而能先孟子以不动心也。观其论性数章，理屈词穷，则屡变其说以取胜，终不能从容反覆，审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于心，以求至当之归。此其不得于言而不求诸心之验也欤。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孟子既引告子之言而论其得失如此。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气使之，故勿求于气，未为甚失。至言之不当，未有不出于心者，而曰勿求于心，则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有仁义之心，然后有仁义之气晬然达于外。所以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也」。又曰：「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盖不知义在内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观之，气亦能反动其心，则勿求于气之说未为尽善。但心动气之时多，气动心之时少，故孟子取其彼善于此而已。凡曰「可」者，皆仅可而未尽之词也。至于言，则虽发乎口而实出于心，内有蔽、陷、离、穷之病，则外有诐、淫、邪、遁之失。不得于言而每求诸心，则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养气以为不动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见言之发于外，而不知其出于中，亦义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断然以为不可。于此可见告子之不动心所以异于孟子，而亦岂能终不动者哉？

「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处，最为亲切。若于此见得，即万物一体，更无内外之别。若见不得，却去腔子外寻不见，即莽莽荡荡，无交涉矣。陈经正云：「我见天地万物皆我之性，不复知我身之所为我矣」。伊川先生曰：「它人食饱，公无馁乎」？正是说破此病。《知言》亦云：「释氏以虚空沙界为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说此病也。

「仲尼焉学」，旧说得太高，详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礼乐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坠于地言之。若论道体，则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来贪个意思，将此一句都瞒过了。李光祖虽欲曲为之说，然终费气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长也。但圣人所以能无不学无不师而一以贯之，便有一个生而知之底本领，不然，则便只是近世博杂之学，而非所以为孔子。故子贡之对虽有逊词，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隐矣。

「寂感」之说甚佳，然愚意都是要从根本上说来，言其有此，故能如此，亦似不可偏废。但「为」字下不著耳。今欲易之云：「有中有和，所以能寂感。而惟寂惟感，所以为中和也」。如何？

「夫《易》何为者也」止「以断天下之疑」，此言《易》之书其用如此。

「是故蓍之德」止「不杀者夫」，此言圣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动卦静而爻之变易无穷，未画之前，此理已具于圣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则寂然不动而无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应物，则忧以天下，而所谓圆神方智者，各见于功用之实矣。「聪明睿智，神武不杀」，言其体用之妙也。

「是故明于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

「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斋戒，敬也。圣人无一时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见其精诚之至。如孔子所慎斋战疾之意也。湛然纯一之谓斋，肃然警惕之谓戒，玩此则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蕴耶」止「乾坤或几乎息矣」，自易道统体而言，则乾阳坤阴，一动一静，乃其蕴也。自乾坤成列而观之，则易之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然易不可见，则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学而」，说此篇名也，取篇首两字为别，初无意义。但「学」之为义，则读此书者不可以不先讲也。夫学也者，以字义言之，则己之未知未能，而晓夫知之能之之谓也。以事理言之，则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谓之学。虽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学，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独专之，则所谓学者，果何学也？盖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谓「儒者之学」是也。盖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学者有三，词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尹侍讲所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学而至于圣人，亦不过尽为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颜子之所学，子思、孟子之所传，皆是学也。其精纯尽在此书，而此篇所明又学之本，故学者不可以不尽心焉。

「哭则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亵于礼容。范曰：「哀乐不可以无常，无常非所以养心也」。哭与歌不同日，不惟恤人，亦所以自养也。尹曰：「于此见圣人忠厚之心也」。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言不意舜之为乐至于如此之美，使其恍然忘其身世也。

「慎而无礼」，葸，丝里反，畏惧之貌。绞，急也。

「寝不尸」，范以为嫌惰慢之气设于身体。孙思邈言：「睡欲踧，觉则舒」，引夫子「寝不尸」为證。

「君子不以绀緅饰」，绀，玄色。《说文》云：「深青杨赤色也」。緅，绛色。饰者，缘领也。斋服用绛，三年之丧，既期而练，其服以緅为饰。红、紫非正色，青、赤、黄、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绿、红、碧、紫、骝，五方之间色也。盖以木之青克土之黄，合青、黄而成绿，为东方之间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为西方之间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红，为南方之间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为北方之间色。以土之黄克水之黑，合黄、黑而成骝，为中央之间色。

「可欲之谓善」，天机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小人閒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玩「乍见」字，「厌然」字，则知可欲之谓善，其众善之首、万理之先，而百为之几也欤。可欲之谓善，几也。圣人妙此而天也，贤人明此而敬也，善人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而不由也。虽然，此几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始万物，终万物之妙也欤。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性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情也」。子思之为此言，欲学者于此识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情性之德者欤。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义也，行达道也。

「定」、「静」、「安」三字虽分节次，其实「知止」后皆容易进，「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最是难进处，多是至安处住了。「安而后能虑」，非颜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虽甚近，然只是难进。挽弓到临满时，分外难开。

「舜好察迩言」，迩言，浅近之言也，犹所谓寻常言语也。寻常言语，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见道体无精粗差别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者」。又曰：「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迩言之实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后，虽闻常人语言，至浅近事，莫非义理是如此」。

孟子明则动矣，未变也；颜子动则变矣，未化也。有天地后，此气常运；有此身后，此心常发。要于常运中见太极，常发中见本性。离常运者而求太极，离常发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释老之荒唐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二。又见《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卷二八九，同书学行典卷四七、一四七。）。

器：《正讹》改作「气」。

仁者，天理也。理之所发，莫不有自然之节。中其节则有自然之和，此礼乐之所自出也。人而不仁，灭天理矣，何有于礼乐？

此说甚善。但「仁，天理也」，此句更当消详，不可只如此说过。

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礼乐者，人心之妙用。

此说亦善。

「礼之用，和为贵」，礼之用以和为贵也。和如和羹，可否相济。先王制礼，所以节人情，抑其太过而济其不及也。若知和而和，则有所偏胜。如以水济水，谁能食之？《中庸》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知和而和，则不中节矣。

以「和」对「同」，则「和」字中已有「礼」字意思。以「和」对「礼」，则二者又不可不分。恐不必引和羹相济之说。

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齐民。德者，义理也。义理非礼不行，故欲以德道民者必以礼齐民。二者之决而王、伯分矣，人君于此不可不审。此一正君而国定之机也。

此说亦善。然先王非无政刑也，但不专恃以为治耳。

孔氏之门虽所学者有浅深，然皆以诚实不欺为主。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教之以诚也。若未得谓得，未證谓證，是谓自欺。如此人者，其本已差，安可与入道？樊迟问智，孔子既告之矣，又质之子夏，反覆不知，已不敢以不知为知也。凡此皆为学用力处。

此说亦善。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谄于鬼，则于人可知矣。

推说则如此亦可。但本文「谄」字止谓谄于鬼神耳。

自「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至「季氏旅于泰山」五段，皆圣人欲救天理于将灭，故其言哀痛激切，与《春秋》同意。

此说亦然。

夏殷之礼，杞宋固不足徵。然使圣人得时得位，有所制作，虽无所徵而可以义起者，亦必将有以处之。为是言者，恐后生以私意妄议先王典礼耳。

夏殷之礼，夫子固尝讲之，但杞宋衰微，无所考以證吾言耳。若得时有作，当以义起者，固必有以处之。但此言之发，非谓后生妄议而云耳。

身有死生而性无死生，故鬼神之情人之情也。

死生鬼神之理，非穷理之至未易及。如此所论，恐堕于释氏之说。性固无死生，然「性」字须子细理会，不可将精神知觉做性字看也。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宽、敬、哀，皆其本也。圣人观人必观其本，实不足而文有馀者，皆不足以入道。

此说得之。

心有所知觉则明，明则公，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仁者固有知觉，然以知觉为仁则不可。更请合「仁」、「义」、「礼」、「智」四字思惟，就中识得「仁」字乃佳。

一念之善则恶消矣，一念之恶则善消矣，故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又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此意亦是，然语太轻率，似是习气之病，更当警察疗治也。

行不由道而得富贵，是侥倖也，其可苟处乎？行不由道而得贫贱，是当然也，其可苟去乎？然则君子处贫贱富贵之际，视我之所行如何耳。行无愧于道，去贫贱而处富贵可也。故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当以「不以其道」为一句，「得之」为一句（先生批「如此说则『其』字无下落，恐不成文理也」。）。

此章只合依先儒说有得富贵之道，有得贫贱之道为是。张子韶云：「此言君子审富贵而安贫贱」，亦甚简当。

「朝闻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事，惟死生之际不可以容伪，非实有所悟者，临死生未尝不乱。闻道之士原始反终，知生之所自来，故知死之所自去。生死去就之理了然于心，无毫发疑碍，故其临死生也如昼夜，如梦觉，以为理之常然，惟恐不得正而毙耳，何乱之有？学至于此，然后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此又杂于释氏之说，更当以二程先生说此处熟味而深求之。知吾儒之所谓道者与释氏迥然不同，则知朝闻夕死之说矣。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安于德义，如小人安于居处；君子安于法度，如小人之安于惠利。心之所安一也，所以用其心不同耳。

此苏氏说之精者，亦可取也。

「放于利而行多怨」，「利」与「害」为对。利于己必害于人，利于人必害于己。害于己则我怨，害于人则人怨。是利者，怨之府也。君子循理而行，理之所在，非无利害也，而其为利害也公，故人不得而怨。人且不得而怨，而况于己乎？

此说得之。

德不孤，中德也，中必有邻。夫子之道至今天下宗之，非有邻乎？

此说非是。

心本仁，违之则不仁。颜子三月不违仁，不违此心也。

熟味圣人语意，似不如此。然则何以不言：「回也，其身三月不违心」乎？

凡人有得于此，必有乐于此。方其乐于此也，寝可忘也，食可废也。盖莫能语人以其所以然者，唯以心体之乃可自见。周濂溪尝使二程先生求颜子所乐者何事，而先生亦谓颜子不改其乐，「其」字有味。又云使颜子乐道，则不为颜子。夫颜子舍道，亦何所乐？然先生不欲学者作如是见者，正恐人心有所系，则虽以道为乐，亦犹物也。须要与道为一，乃可言乐。不然，我自我，道自道，与外物何异也？须自体会乃得之。

此只是赞咏得一个「乐」字，未尝正当说著圣贤乐处。更宜于著实处求之。

《易》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以养其心，无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发，所施各得其当，是之谓义。此与《中庸》言「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相表里。《中庸》言理，《易》言学。

此说是也。

圣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圣智两尽，孔子是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圣人之事，而其知不逮孔子，故惟能于清、和、任处知之尽，行之至，而其他容有所未周。然亦谓之圣者，以其于此三者已臻其极，虽使孔子处之，亦不过如此故也。前辈言人固有力行而不知道者，若三子非不知道，知之有所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于清则中，而于任、于和未必中也。伊尹、柳下惠于任、于和则中，而于清未必中也。《易》《大传》论智常与神相配，而《中庸》称舜亦以大智目之，则智之为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于此？

此说亦是。但《易》《大传》以下不必如此说。智有浅深，若孔子之金声，则智之极而无所不周者也。学者则随其知之所及而为大小耳。岂可概以为天下之至神乎？

学道者始于知之，终于行之，犹作乐者始以金奏，终以玉节也。孟子之意特取其终始言之，不必于金玉上求其义。

此说亦是。但孟子正取金玉以明始终智圣之义，盖金声有洪纤，而玉声则首尾纯一故也。

不动心一也，所养有厚薄，所见有正否，则所至有浅深。观曾子、子夏、子路、孟子、告子、北宫黝、孟施舍之议论趋操则可见矣。

此章之说更须子细玩索，不可如此草草说过。

郭立之以不动心处己，以扩充之学教人，与王介父以高明、中庸之学析为二致何以异？

郭立之议论不可晓多类此。尹和靖言其自党论起，不复登程氏之门，伊川没，亦不吊祭，则其所得可知矣。此论未理会析为二致，止恐其所谓不动心者，未必孟子之不动心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一。又见《古今图书集成》学行典卷九九。）。

止：宋浙本作「正」。

知仁之说，前日答晦叔书已具论之。今细观来教谓释氏初无观过功夫，不可同日而语，则前书未及报也。夫彼固无观过之功矣，然今所论亦但欲借此观过，而知观者之为仁耳。则是虽云观过，而其指意却初不为迁善改过、求合天理设也。然则与彼亦何异邪？尝闻释氏之师有问其徒者曰：「汝何处人」？对曰：「幽州」。曰：「汝思彼否」？曰：「常思」。曰：「何思」？曰：「思其山川城邑、人物车马之盛耳」。其师曰：「汝试反思，思底还有许多事否」？今所论因观过而识观者，其切要处正与此同。若果如此，则圣人当时自不必专以观过为言。盖凡触目遇事，无不可观，而已有所观，亦无不可因以识观者而知夫仁矣。以此讥彼，是何异同浴而讥裸裎也耶？

人欲非性之语，此亦正合理会。熹窃谓天理固无对，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与人欲为消长。善亦本无对，然既有恶，即善便不得不与恶为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本岂有对哉？至于晋有五胡，唐有三镇，则华夷、逆顺不得不相与为对矣。但其初则有善而无恶，有天命而无人欲耳。龟山之意，正欲于此毫釐之间剖判分析，使人于克己复礼之功便有下手处。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说，亦甚明白悫实，不费心力。而《易传《》大有》卦《、遗书》第二十二篇（棣问孔孟言性章。）论此又极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愿虚心平气，勿以好高为意，毋以先入为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实于日用之间，则其得失从违不难见矣。盖谓天命为不囿于物可也，以为不囿于善，则不知天之所以为天矣。谓恶不可以言性可也，以为善不足以言性，则不知善之所自来矣。《知言》中此等议论与其他好处自相矛盾者极多，却与告子、扬子、释氏、苏氏之言几无以异。昨来所以不免致疑者，正为如此。惜乎不及供洒扫于五峰之门而面质之，故不得不与同志者讲之耳。亦闻以此或颇得罪于人，然区区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负圣贤，中不误自己，下不迷后学而已，它固有所不得而避也。

德明旧尝极力寻究，于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广大虚静，范围天地，根本万物，《易》所谓「寂然不动」，《中庸》所谓「喜怒之未发」者是也。人惟习而不察，故不知有贵于己者为何物。君子知夫此，复加修治之功，庶几于本欤。德明将以此为大本，渐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见是否。

圣门之学，下学而上达，至于穷神知化，亦不过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释氏理须顿悟，不假渐修之云，则是上达而下学也，其与圣学亦不同矣。而近世学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说合之，是以为说虽详，用心虽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只是说情之未发，无所偏倚。当此之时，万理毕具，而天下万物无不由是而出焉。故学者于此涵养栽培，而情之所发自然无不中节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极力寻究，忽然有感，如来喻之云，然后为得也。必若此云，则是溺于佛氏之学而已。然为彼学者自谓有见，而于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实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尝略见彷佛。甚者披根拔本，颠倒错缪，无所不至。则夫所谓见者，殆亦用心大过，意虑泯绝，恍惚之间，瞥见心性之影象耳。与圣门真实知见，端的践履，彻上彻下，一以贯之之学，岂可同年而语哉。

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谓敬，不之东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则何时而不存？然欲到得此功夫，须如释氏摄心坐禅始得。德明又虑至此成「正」与「助长」，故近日又稍体究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之说。盖礼则严谨，乐则和乐，两者相须而后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谓于外事思虑尽悠悠。又曰「既得后便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故谢子因之为展托之论。德明又恐初学势须把持，未敢便习展托。于斯二者，孰从孰违？虽然，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为先。窃谓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则本心之仁得矣，夫复何事？尝试求之，觉得难甚。先难后获，宁不信然！

二先生所论敬字，须该贯动静看方得。夫方其无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应物而酬酢不乱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俨若思」。又曰：「事思敬，执事敬」。岂必以摄心坐禅而谓之敬哉？礼乐固必相须，然所谓乐者，亦不过谓胸中无事而自和乐耳，非是著意放开一路而欲其和乐也。然欲胸中无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则自然和乐」，而周子亦以为礼先而乐后，此可见也。「既得后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后，则自然心与理会，不为礼法所拘而自中节也。若未能如此，则是未有所自得，才方是守礼法之人尔。亦非谓既自得之，又却须放教开也。克己复礼，固非易事，然颜子用力乃在于视听言动、礼与非礼之间，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无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难而后获欤。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难，亦不考诸此而已矣。

明道先生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窃谓万物在吾性分中，如鉴中之影，仰天而见鸢飞，俯渊而见鱼跃，上下之见，无非道体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时，必有参乎其前而不可致诘者。鸢飞鱼跃，皆其分内耳。活泼泼地，智者当自知之。

鸢飞鱼跃，道体无乎不在。当勿忘勿助之间，天理流行正如是尔。若谓万物在吾性分中，如鉴之影，则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横渠先生所谓「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讥此尔。

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则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则知死之理，存乎我者，无二物也。故《正蒙》谓「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而不亡者，可与言性矣」。窃谓死生鬼神之理，斯言尽之。君子之学汲汲修治，澄其浊而求清者，盖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为造化阴阳所累。如此则死生鬼神之理将一于我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彼释氏轮回之说，安足以语此？

尽爱亲、敬长、贵贵、尊贤之道，则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变化、万物受命之理，则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晓子路，然学不躐等，于此亦可见矣。近世说者多借先圣之言以文释氏之旨，失其本意远矣。

德明伏读先生《太极图解义》第二章曰：「动而生阳，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始也。静而生阴，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谓无极之真诚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静不息，而万物继此以出与因此而成者，皆诚之著。固无有不善者，亦无非性也，似不可分阴阳而为辞。如以资始为系于阳，以正性命为系于阴，则若有独阳而生、独阴而成者矣。详究先生之意，必谓阳根于阴，阴根于阳，阴阳元不相离。如此，则非得于言表者不能喻此也。

继善成性分属阴阳，乃《通书》首章之意，但熟读之，自可见矣。盖天地变化不为无阴，然物之未形则属乎阳。物正其性不为无阳，然形器已定则属乎阴。尝读张忠定公语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属阳，著字以后属阴」，似亦窥见此意。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获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狱事人命所系，尤当尽心。近世流俗惑于阴德之论，多以纵出有罪为能，而不思善良之无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则不可无也。所示疑义甚善，但一二处小未圆备，别纸具去。职事之馀，更能玩意于此，固佳。然观书亦须从头循序而进，不以浅深难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详密。至于浃洽贯通，则无紧要处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拣难底好底看，非惟圣贤之言不可如此间别，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叠。纵然用心探索得到，亦与自家这里不相干，突兀聱牙，无田地可安顿。此病不可不知也。

子晦所论「始终条理」甚善。然去岁见三山上游诸论皆不可晓，何耶？岂同官所见不同，难力争耶？至中固不当以始终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未用力时眼中见得亲切，故其发而能中耳，发处方用得力也。其它则所论皆善矣。国材以仁喻心之说，恐渠记之误，不应如此谬妄也。理一分殊，便是仁义之理不待行之而后为义也。以行之为义，乃是告子义外之说，自韩子失之矣。大抵仁义礼智皆心之理，而仁在其中又无所不包，故孟子以人心言之。如四端皆心之用，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亦可见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未可便说言不必信。盖言欲其信，然须是近义，然后言可复而能全其信。此正言虑所终之意也。「竭力」非不敢有其身之谓，「卒至于不敢慢」，语尤无序，皆不必如此说。四端一段甚好，此义理之纲领，能如此推明，甚慰所望也。「说大人」之义，熹尝说《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视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如苏秦嫂所谓见季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见识也。若能勿视其巍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则是乃真能畏大人者矣。「万物皆备于我」，下文「反身强恕」皆蒙此句为义，不可只说一截。所谓反身而诚，乃穷理力行，功夫成就之效；贯通纯熟，与理为一处，不可只以敬字尽之也。

《大学》「知止能得」《或问》云：「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又曰：「能知止则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至「能虑」，则又曰：「随事观理，极深研几，无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程子则曰：「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物」，又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多后，脱然有贯通处」。妄谓一物既格，则能知一物至善之所在，而亦可得其所止。然犹有定、静、安、虑之四节，学者必知止而用其力，然后求得所止也。今《或问》云：「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其释知止之本文全体可谓当矣。然恐学者见其有「天下」字，有「皆」字，以为必尽穷天下之理然后可以知至善所在而得所止。如程子所言格物工夫未足以知至善，必待物尽格，知尽至，始为知至。身修以至天下平，皆得所止之效与？所以继纲目三语之后言之，盖举《大学》全体极致与？乞赐指教。

经文物格犹可以一事言，知至则指吾心所可知处不容更有未尽矣。程子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脱然贯通者，知至效验极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责其全，则为自罔；但求粗晓而不期贯通，则为自画。故古经、程子之言未见其有不同也。

《中庸章句》言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窃谓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则赋健顺五常之德，理无可疑。然自昔秖言五常而不及健顺，体之于心，得非敏于为善者是其健，循其自然者是其顺乎？然自昔秖言五常而不及健顺，何邪？

阴阳之为五行，有分而言之者，如木火阳而金水阴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戌，金之庚，水之壬皆阳，而乙、丁、己、辛、癸皆阴也。以此推之，健顺五常之理可见。

《中庸章句》谓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或问》亦言在人在物虽有气禀之异，而其理则未尝不同。《孟子集注》生之谓性章，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告子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某旧□论性不论气之说、置器日中之喻与《章句》《或问》同，而《集注》仁义礼智之禀非物所得而全，则以所赋之理亦异矣。乞赐开示，以启愚蔽。

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幸更详之，自当无可疑也。

石氏《集解》引「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一章，窃谓此章先明理与气不相离，遂言气质之性虽有善恶，然性中元无此两物相对而生，其初只是善而已。由气禀有昏浊，又私欲污染，其善者遂变而为恶。当为恶时，非别有一善性也。故有恶不可不谓之性，浊不可不谓之水之说，似指「成之者性」以后而言，与《孟子》拔本穷源性善之论不同。然恶或不萌，则本体亦有时发见。若能澄治，则复其初矣。至于水流而就下，以为继之者善，则是以喜怒哀乐已发之后皆指为继。窃谓须如《易解》之说，在「成之者性」以前，方是本旨。以浊比恶，亦是专指「欲动情流」之后。窃谓须如《大学集解》之说，因气禀之不齐，而又私欲生其间分此两节，然后精尽也。未审是否？

继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说。到下句「成之者性」，方以人物而言。程子所引，乃借上一句便就人性上说，而指其已发动之所为也。不容说处，即性之本体。如冰则只是水，别著一字不得。至谓之善，则性之发如水之下矣。清浊之喻，又是一节，来喻已得之矣。大抵此一条说性字最多，须分别得甚句是本来之性，甚句是气质之性，即语脉自分明矣。

未发之前，唯当敬以持养；既发之后，又当敬以察之。未发之中，不待推求而已瞭然于心目。一有求之之心，则其未发者固已不得而见矣。剖析可谓明白。吕氏欲求中于未发之前而执之，诚无是理。然既发之情是心之用，审察于此，未免以心观心。前章《或问》谓别以一心求此一心、见此一心为甚误，《论语或问》「观过知仁」章亦有此说。岂非学者不能居敬以持养，格物以致知，专务反求于心，迫急危殆，无科级依据，或流入于异端，与始终持敬、体用相涵、意味接续者为不同也。

已发之处以心之本体权度，审其心之所发，恐有轻重长短之差耳。所谓「物皆然，心为甚」是也。若欲以所发之心别求心之本体，则无此理矣。此胡氏观过知仁之说所以为不可行也。

《中庸》第二十章之问语诚始详，明善择善所以为诚之基本者，亦始于此章并言之。旧尝观《乾》九三、九四与《坤》六二，觉圣人说《乾》之修为易，而《坤》则工夫紧实，似有圣贤之分。《大学》初说致知格物，《中庸》首章惟言戒惧谨独，工夫规模，觉得似比《大学》为高远。直至二十章，始言明善择善，与《大学》所以教者同。亦似二书随学者器质为教也。未审是否。

《大学》是通言学之初终，《中庸》是直指本原极致处，巨细相涵，精粗相贯，皆不可阙，非有彼此之异也。

五行各一其性，宜五行亦各一其德。旧闻先生说义理分界至处须要截然，要贯通处又自贯通。窃谓仁发而为爱，爱而得宜便是义，有品节便是礼之类，则体虽各立，而亦相贯通。窃恐五行亦如此。尝见人言五行之体质，便是土如木之坚，则亦有金；金之从革，亦有曲直之性也。未审是否，理有未明。虽于事非急，亦不可终于不知。略乞赐教。

曲直稼穑各是两事，馀亦合准此例。润下者，润而下也；炎上者，炎而上也；从革者，一从一革，互相变而体不变也。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窃谓气之初温而已，温则蒸溽，蒸溽则条达，条达则坚凝，坚凝则有形质。五者虽一有俱有，然推其先后之序，理或如此。

向见吴斗南说五事庶證皆当依此为序，其言亦有理，幸试推之。

鬼神之理未易测识，然学者亦欲随所见决其是非。祀先之义，向来因「圣人不言有无」之说，窃谓气散而非无，苟诚以格之，则有感通之理。况子孙又其血气之所传，则其感格尤速也。未审是否？

三条皆善。横渠说五行数段甚精，可并考之。

陈胜私尝说雷霆震击，真有鬼物。先生不答。次日乃言，学者当于正理上立得见识，然后理之变者可次第而通。若将理之变者先入于心，立为定见，则正理终不能晓矣。窃尝服膺。妄谓夫子所言与答宰我之问，程子、张子之论，无非正理。但张子「神与性乃气所固有」之语似主气而言，却恐学者疑性出于气，而不悟理先于气，语似未莹。未审然否？上蔡之说，《或问》以为善。窃疑石氏所集其言有及于理之变者。如「自家要有便有，要无便无始得」，又似以心起灭，不问有无之正理。上蔡之意必不如是。某因「致死不仁，致生不智」之训思之，恐宗庙祭祀，不致死之也；葬埋坛墠，不致生之也。理之有者，圣人制礼，使人诚意以感通。其间曲折精微，莫非仁智之尽。若理所无者，圣人不道也。至于理之变者，窃谓皆气之所为而皆因于人，虽复多端，似可以次第而晓。所谓天地之妙用，岂非造化阴阳之理、人心精神之聚上下感化之所自欤？妄意如此，殊未明彻。乞指教。

此论甚善，但张子语不记子细。然论鬼神，则气为近，未至遽有先于理之嫌也。上蔡《论语·为政》卒篇论鬼神甚详，大概亦如来喻，恐可参考也。

《知言》之书，用意深远，析理精微，岂末学所敢轻议？向辄疑之，自知已犯不韪之罪矣。兹承诲喻，尤切愧悚。但鄙意终有未释然者。知行先后，已具所答晦叔书中，其说详矣。乞试取观，可见得失也。至于性无善恶之说，则前后论辨不为不详。近又有一书与广仲丈论此，尤详于前（因龟山《中庸》首章而发，及引《易传》《大有》卦及《遗书》第二十二卷者。）。此外盖已无复可言者矣。然既蒙垂谕，反复思之，似亦尚有一说，今请言之。盖孟子所谓「性善」者，以其本体言之，仁、义、礼、智之未发者是也（程子曰「『止于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义理之精微，无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所谓「可以为善」者，以其用处言之，四端之情发而中节者是也（程子曰「『继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轻。但谓继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谓恶」是也。）。盖性之与情虽有未发已发之不同，然其所谓善者则血脉贯通，初未尝有不同也（程子曰：「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诸君子之所传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为不善者，窃原其意，盖欲极其高远以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失反陷性于摇荡恣睢、驳杂不纯之地也（所谓极其高远以言性者，以性为未发，以善为已发，而惟恐夫已发者之混夫未发者也。所谓名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槩谓善为已发也。所谓反陷性于摇荡恣睢、驳杂不纯之地者，既于未发之前除却「善」字，即此「性」字便无著实道理，只成一个空虚底物，随善随恶，无所不为。所以有「发而中节，然后为善；发不中节，然后为恶」之说。又有「好恶性也，君子好恶以道，小人好恶以己」之说。是皆公都子所问，告子所言，而孟子所辟者，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谓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则是谓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欲也。尤为害理，不可不察。）。窃意此等偶出于前辈一时之言，非其终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论。今既未敢遽改，则与其争之而愈失圣贤之意、违义理之实，似不若存而不论之为愈也。知仁之说，亦已累辨之矣。大抵如尊兄之说，则所以知之者甚难而未必是，而又以知仁、为仁为两事也（所谓观过知仁，因过而观，因观而知，然后即夫知者而谓之仁，其求之也崎岖切促，不胜其劳，而其所谓仁者，乃智之端也，非仁之体也。且虽如此，而亦旷然未有可行之实，又须别求为仁之方，然后可以守之。此所谓知之甚难而未必是，又以知与为为两事者也。）。如熹之言，则所以知之者虽浅而便可行，而又以知仁、为仁为一事也（以名义言之，仁特爱之未发者而已。程子所谓「仁，性也；爱，情也」，又谓「仁，性也；孝弟，用也」，此可见矣。其所谓「岂可专以爱为仁」者，特谓不可指情为性耳，非谓仁之与爱了无交涉，如天地冠屦之不相近也。而或者因此求之太过，便作无限玄妙奇特商量。此所以求之愈工而失之愈远。如或以觉言仁，是以知之端为仁也。或以是言仁，是以义之用为仁也。夫与其外引智之端、义之用而指以为仁之体，则孰若以爱言仁，犹不失为表里之相须而可以类求也哉？故愚谓欲求仁者，先当大概且识此名义气象之彷佛与其为之之方，然后就此悫实下功，尊闻行知以践其实，则所知愈深而所存益熟矣。此所谓知之甚浅而便可行，又以知与为为一事者也。）。不知今将从其难而二者乎？将从其易而一者乎？以此言之，则两家之得失可一言而决矣。来教又谓方论知仁，不当兼及不仁。夫观人之过而知其爱与厚者之不失为仁，则知彼忍而薄者之决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举目而两得之矣。今乃以为节外生枝，则夫告往知来、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者，皆适所以重得罪于圣人矣。窃谓此章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说，不须别求玄妙，反失本指也。直叙胸臆，不觉言之太繁，伏惟高明财择其中。幸甚幸甚！

程氏《葬说》父祖子孙同气，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墓以藏体魄也，所谓安者，何所指邪？

正指体魄而言耳。程子论此意思甚详，读之使人恻然感动。有此疑者，岂非惑于庄生「爱其使形者」之论邪？此异端之言，贼恩之大者，不可以不辨。

上蔡「以我视我听」等言，以「子绝四」之旨观之，终未免有「我」底意思。虽与放而不知求者远甚，然其究极似未平正也（见于文句者，每每有「我」底意思。）。

五峰作《复斋记》云：「知自反而以理视」，此语无病。如此所引，非惟有「我」不平于下学切己功夫，亦有任「意」而失理之病（其流弊之甚，多至于妄作。）。

「主忠信」之言后于「不重则不威」，其意如何？

圣贤所言为学之序例如此，须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处把捉扶竖起来，不如今人动便说正心诚意，却打入无形影、无稽考处去也。

「传不习乎」，据文势意脉，当以明道言为正。

此等处义理亦两通，存之可也。

程子「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释之曰「义之所包知也」，文意如何？

程子说「易」字，皆为《易》之书而言，故其说如此。但鄙意似觉未安。盖《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此固指书而言。自「仰观俯察」以下，须是有人始得。盖圣人因《易》之书而穷理尽性之事也。近读此书，方见得一端绪，非面论不能既也。

夏商损益，继周者亦必有损益。盖气运升降，不容不尔。特圣人能因时而不逆之耳。

理大概如此，然非夫子告子张之意，请更详之。

林放问礼之本，历考程子之言有曰「饰过则失实，故宁俭」，又曰「俭则实所出」，又曰「节文太过，则和那些诚意都不见」，则俭近本而不可正名曰本也。

礼正在恰好处。溯而上之则俭为本，沿而下之则奢为末，当以《易传》之言为正。龟山发明得亦佳。

生死者，气运往来之常也。异端以有生为幻而谓之无常，是不明乎天地之性、阴阳之本也。

此说固然，程子盖言之矣。

「每事问」，程子谓「虽知亦问，钦慎之至」。问者，问所未知也。问所知焉，似于未诚。谢氏之说，圣人之心恐不如是（程子之意虽知其意味甚深，然看得未分明。）。

以石庆数马与张汤阳惊事相对观之可见。虽知亦问，自有诚伪之别。兼或人谓夫子为邹人之子，则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庙时事。虽平日知其说，然未必身亲行之而识其物也，故问以审之。理当如此，必不每入而每问也。然大纲节目与其变异处亦须问也。

「不以其道得去贫贱」，当如明道说。若曰「不以其道得贫贱则不去」，恐君子之心不如是也。

明道说意甚密，但文义似费力耳。

近看得忠恕只是体用，其体则纯亦不已，其用则塞乎天地；其体则实然不易，其用则扩然大通。然体用一源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谓「看忠恕二字自见相为用处」，而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

此说甚善。

「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只是大概言人之心如是，甚言此心无时不感而不可以不操也。不操则感动于不善而失其本心矣。虽曰失其本心，而感处即心也，故程子曰「感乃心也」。而程子答「心有亡也」之问又曰：「才主著事时先生以目视地便在这里，才过了便不见」。又云：「心岂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盖寂然常感者，心之本体。惟其操舍之不常，故其出入之无止耳。惟其常操而存，则动无不善，而瞬息顷刻之间亦无不在也。颜氏之子三月不违，其馀则日月至，政以此心之常感而易危故也。

寂然常感者，固心之本体也，然存者，此心之存也；亡者，此心之亡也。非操舍存亡之外别有心之本体也。然亦不须苦说到此，只到朱勾处便可且住也。

所论皆正当确实，而卫道之意又甚严，深慰病中怀抱。省试得失，想不复置胸中也。告子「生之谓性」，《集注》虽改，细看终未分明。近日再改一过，此处觉得尚未有言语解析得出，更俟款曲细看。他时相见，却得面论。祝汀州见责之意，敢不敬承。盖缘旧日曾学禅宗，故于彼说虽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说得遮前掩后，未尽见其底蕴。譬如杨墨，但能知其为我兼爱，而不知其至于无父无君。虽知其无父无君，亦不知其便是禽兽也。去冬因其徒来此狂妄凶狠，手足尽露，自此乃始显然鸣鼓攻之，不复为前日之唯阿矣。浙学尤更丑陋，如潘叔昌、吕子约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当时传授师说何故乖讹便至于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办此，深可叹赏。深惭老缪放过此著，今日徒劳颊舌，用力多而见功寡也。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犬、牛、人之形气既具，而有知觉、能运动者生也。有生虽同，然形气既异，则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异。盖在人则得其全而无有不善，在物则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谓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谓性如白之谓白，而凡白之白无异白焉，则是指形气之生者以为性，而谓人物之所得于天者亦无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诘之，而告子理屈词穷，不能复对也。

右第三章，乃告子迷缪之本根，孟子开示之要切。盖知觉运动者，形气之所为，仁、义、礼、智者，天命之所赋。学者于此正当审其偏正全阙，而求知所以自贵于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于禽兽而不自知己性之大全也」。

告子一段，欲如此改定，仍删去旧论，似已简径。但恐于一原处未甚分明，请看详之。

《通书》谨独章：「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极图》配之，五常配五行，则道德配阴阳，德阴而道阳也。

亦有此理。

今士大夫家丧服有稍从礼制者，止留意于男子之服。若妇人之服，止是因仍时服。按《礼记》《檀弓》「妇人不葛带」章注云：「妇人重要而质不变所重」。然则妇人丧服衣裳相连，如深衣形制，而用麻为带约之。至期除去，只散其要也。又云：「卒哭直变绖而已。绖，首绖也」。按《丧服小记》正义云：「妇人有三髽，一是斩衰髽，二是齐衰布髽」。今云变首绖，是变麻为葛也。不知妇人之首绖是髽之外别有首绖，如男子之首绖，或髽之用麻用布者即是否？若髽之用麻用布者即是绖，则麻可变而为葛，若布变为葛，则反重矣。乞详以见教。

麻髽布髽恐是以此二物括发而为髻，其绖则自加于髽上，非一物也。当暑目昏，不暇检阅，可更详之。

古者一世自为一庙，后世同堂异室，是一室之中夫妇相配也。若祫祭之位，则太祖与妣皆东向；昭之位次，则高祖西而妣东，祖西而妣东，皆南向；穆之位次，则曾祖西而妣东，祢西而妣东，皆北向，亦是夫妇相配。今按丧有祔祭，必以昭穆。盖卒哭而祔，既行礼毕，复迎所祔神主于几筵，以终丧制。至祔庙时，却有当迁之祖，而所祔神主自为一世。但父在母亡，未可祧迁，恐须别为一处以祭其母也。又按《丧小记》云：「妇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恐亦是卒哭之祔。若亲者是妾祖姑，妇却是适妇，妾祖姑祭于孙止，妇乃传重入庙者，岂可以混于彼乎？

凡丧，父在父为主。母或先亡，父自祔之祖母之室，岁时祭之东厢。父死，乃随之以入庙耳。嫡妇祔于妾祖姑，诚似未安。然未有考，则不得已且从「祔于亲者」之文，盖舍此杜撰不得也。

《丧小记》「妾祔于妾祖姑」正义云：「妾母不世祭于孙，否则妾无庙」。《春秋》考仲子之宫，胡氏云：「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祭享之所」。审如是，则天子之元后、诸侯之元妃，虽曰无子，必当配食于庙，而其他或继室，或媵妾，虽曰有子而即天子诸侯之位者，皆当为坛于庙而别祭之。至大祫则祔于正嫡而祭。所谓「诸侯不再娶，于礼无二嫡」之说，可通于天子也。不审如何？

妾母不世祭，则永无妾祖姑矣。向窦文卿亦尝问此，无以答之。今恐疏义之说或未可从也。为坛之说，恐亦未安。祔嫡而祫妾并坐，尤为未便。恐于礼或容有别庙，但未有考耳。

命士以上父子异宫，是同处而各有室庐否？

古人宫室之制，前有门，中有堂，后有寝，凡为屋三重，而通以墙围之，谓之宫。以理言之，父子固当同处。然所居之左右前后或是他人之居，不可展拓，不知又如何得同处？此等事古今异宜，不可得而考也。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卫人杀州吁于濮」，「卫人立晋」，三称卫人，是非不相掩也，直书而义自见矣。滕侯于隐公时书「卒」，书「来朝」，至桓公二年以后终春秋之世，止称「滕子」，胡氏以为因其朝威降而称「子」。果如是说，则桓公之世贬之足矣，自是称子而不侯，无乃非「恶恶止其身」之义乎？

沙随程丈此说甚精，曾见之否？

「胥命于蒲」，三传、荀卿及胡氏皆有取齐、卫二侯之说，而或者以谓二侯不由王命相推戴，命为方伯，故《春秋》变文以讥之也。愚谓若如或者之说，则于文义为顺，恐合经意。彼春秋诸侯私相要誓，诚为可罪，然其私相会聚，交政中国，虽曰不盟，亦未见其有可取也。彼所谓「相命而信谕，谨言而退」，凡交际之间有投合者，大率皆然，又何足以为异而必变文深许之乎？况齐僖、卫宣行事载于《春秋》诚举一端，如纪会桃丘等事，莫非倾险之习，则其相命之际，不知果何所命乎？不要其相命之公私而概以相命为可取，愚未敢深信。

《史记》书「齐、卫会于徐州以相王」，似或者胥命之说。

「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恐当从《左氏》闵公二年之传。胡氏谓齐人归者，以其丧归于鲁也。书曰「以归」，何以决知其以丧归于鲁乎？且七月齐人以丧归鲁，而十有二月其丧方至，岂若是其迟迟乎？

凡书「以归」，皆为以之而归其国，如戎伐凡伯之类。

滕侯自桓公以后称「子」，杞侯自庄公以后称「伯」，又僖二十三年卒而书「子」，二十七年朝而书「子」，后又称「伯」，窃意当时小国朝会于大国，从其爵之大小以纳其贡之多少，故子产争承于平丘之会，以谓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吴、晋黄池之会，吴人将以公见晋侯，子服何以谓「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今将以寡君见晋君，敝邑将改职贡。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而如邾以事晋」。由此观之，则当时公侯之国以其职贡之不共而自贬其爵者多矣。

沙随说正如此。

侵曹伐卫，再称晋侯（先生侧边批云：「此正是晋文谲处。」），恐非贬辞。盖围宋之役，二国虽不与，而其从楚则一也。晋文不先加兵于陈、蔡、郑、许，而先侵曹伐卫，或是当时事势有未可者。岂有楚人暴横，诸侯皆南向从楚，而得一诸侯用兵以张中国之威，《春秋》遂遽贬之乎（先生侧批云：「康节论五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卫为善楚贬晋，而成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则文公九年「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为罪赵盾，何也？既罪赵盾，何以又书「救」乎？学《春秋》者固不可执定例以害大义也。至于下书「执曹伯畀宋人」，「卫侯出奔，复归与元咺」等事，则晋侯无所逃责矣。

有难言者。

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利其国而诱杀之也，故名。胡氏谓蔡般弑君，与诸侯通会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义唱天下，奉词致讨其弑父弑君之罪，谋于蔡众，置君而去，虽古之征暴乱者不越此矣。愚谓诸侯与通会盟者，楚子为之会主也。以弑君之贼会弑君之贼，同恶相求，非惟不能讨其罪，亦不敢讨其罪矣。今欲图其国而杀之，恶人之常态也，是乌可于十有一年之后责楚子以唱大义以讨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责其讨般，典刑紊矣。

甚善。

「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违，志壹之动气也。伏羲氏，后天者也。后天而奉天时，气壹之动志也」。此数语恐未安。伏羲是阐三才之理，舜、孔子是感和气之应，其引先天、后天之说，固为失之。引孟子志气之论，尤失其旨。其后又言「圣人之心，感物而动」，辞意亦差，皆以作用观圣人之失也。

胡氏此章似无病，更宜详味。但不知文成致麟果然否耳。

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虽是常行之道，然其德之至则极乎高明。高明犹言上达也，中庸犹言下学也。

极高明而道中庸，若如来喻，即是上达而下学，成何道理？此处且当虚心熟玩本文之意，参以《章句》之说，便见日用工夫的确处，不须容易立说也。

有气禀之恶，有陷溺之恶，然皆当复之以为善。明道所谓「有流而未远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始浊」，却是说陷溺之恶。陷溺之恶，比比皆是；气禀之恶，则如子越椒之类，不常有也。气禀之性犹物之有万殊，天命之性则一也。

气禀物欲之陷溺，此不必论其常有不常有，但当致其澄治之功耳。

吕氏说率性之谓道一段，如礼谓差等节文与夫丧服异等、仪章异制，大意与修道之谓教相似。

吕氏意却在无所憾、莫敢争处见得率性是道也。

侯氏引告子「生之谓性」以解率性，却只是说得气质之性。而所谓率性者，不专主乎气质也，如曰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齐，飞走之异禀，然而动者动，植者植，天机自完，岂非性乎？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顺而顺，犬吠盗，鸡司晨，不待教而知之，岂非率性乎？言草木、飞走、马牛、犬鸡之性而不及人之性，仁、义、礼、智之为性，则疏略之甚，无待于此。

侯氏说固疏略，然却是宗程先生说。但得其言而不得其意，故信口言之而为此疏脱耳。

一阴一阳之谓道，言天道之流行者也。率性之谓道，言人物之所以得乎天道者也。

一阴一阳之说是。

杨氏言仁义不足以尽道，恐未安。《易》只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仁义不足以尽道，游、杨之意大率多如此。盖为老、庄之说陷溺得深，故虽亲闻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虚心反覆，著意称停，以要其归宿之当否。所以阳离阴合，到急衮处则便只是以此为主也。此为学者深切之戒。然欲论此，更须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与义」之言而断以为必然也。近得龟山《列子》说一编，读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驰也？

侯氏曰：「君子终日乾乾，至无咎者，戒谨所不闻也。君子终日对越上帝，尚何戒谨恐惧之有？以圣人之诚，则无待乎此也」。恐未安。乾乾夕惕为戒谨恐惧，其说虽可旁通，然乾乾夕惕，《乾》九三之事也。九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圣人之心自是如此。《中庸》言戒谨不睹，恐惧不闻，乃学者之事。比而同之，则少差矣。且其说既已如此，又曰「君子对越上帝，尚何戒谨恐惧？以圣人之诚，则无待乎此」，其说自相背驰，殆不可晓。

侯氏说固多疏阔，然以乾乾夕惕为圣人之事，戒谨恐惧为学者之事，亦恐未然。大抵戒惧惕厉之心则一，而成德、初学所至自不同耳。

张子曰：「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叙天秩之类。时中者不谓此」。五典五礼，生民日用之常，君子之所力行者举不外此。常者，固此理也。凡事不出此五者，非五者之外别有个时中也。

张子之言，如三代所因及所损益之类，理虽一而事不同也，未可遽以为不然。

久不闻问，数因庐陵亲旧问讯，得吴漕书，乃云已到而暂归，深以为念。今承专使惠书，得闻详实，殊以为慰也。来书去住似未定，而来人却云已卜近日迎侍之官，如此则亦甚便。不知定以几时到官也？杨子直为守，吕子约、刘季章、许景阳皆可与游。纠掾程允夫官亦未满，尚得从容，亦可乐也。熹今夏一病几死，今幸少安。然目苦内障，左已不复见物，右亦渐昏，度更数月，即不复可观书矣。辞职告老未得请，而向来尝议𣪁陵，今闻议相先后者皆已行遣，势不容已。前月末间已上章自劾，宽恩容可逭责，言路决不相容。旬日间，当有所处。但因此得遂镌削，便是得请，他不敢有所与矣。南卿、子耕见爱殊厚，然告老乃向来病中危殆，只从本州保明陈乞，意谓朝廷意其已死，必便依例降敕。不谓乃尔再乞不遂，今且休矣。论事之传，却未敢发。然亦臣子职分所当为，自愧见义不明，临事无勇耳。近报复尔，计旬月间又须有一番行遣，岭海之间，不落寞矣。老拙或不免随众经由，当得款会也。《孟子》误字，俟更点勘改定。近得正父书，问《告子》上篇「此天之所与我者」，旧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检看信然，不知此又何也。诸疑义略为条析，心目俱昏，不能精审。有未安处，更反覆之为佳。《大学》、《中庸》近看得一过，旧说亦多草草，恨未得面论也。

《孟子集解》序说引《史记》列传，以为《孟子》之书孟子自作。韩子曰：「轲之书非自著」。先生谓二说不同，《史记》近是。而于《滕文公》首章（道性善处）注则曰：「门人不能尽记其词」，又于第四章（决汝汉处）注曰：「记者之误」，不知如何？

前说是，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论语》便是记录缀缉所为，非一笔文字矣。

《梁惠王上》第三章，杨氏谓自「不违农时」至「丧死无憾」，仁心仁闻而已，未及为政，故为王道之始。必大谓使民无憾决非但有其心、无其政者之所能致也，恐当如《集注》云「为治之初，法制未备」耳。

此说是。

「仁者无敌」，杨氏曰：「仁者与物无对，自不见其有犯我者，更谁与校？如孟子言仁者无敌，亦是此理」。必大谓杨说盖自论仁及之，非正解此章之指。杨氏盖言仁之理如此，孟子乃即事以言夫行仁之效，与杨氏说小不同。

亦是。

《梁惠王下》第三章，尹氏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之心用谋也。以小事大则狭隘而私于一国」。必大谓二者所遇不同，而应之皆出于理之所当然。其规模固有广狭，然其智者私于一国，则非畏天之旨矣。仁、智之辨，当别有说。

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当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概是如此。若细分之，则太王、勾践意思自不同也。

第四章范氏曰：「若行王政，虽明堂可以勿毁，何况于雪宫」？必大谓若如范氏之说，是明堂反不若雪宫之当存也，恐未安。

明堂非诸侯所宜有，故范说如此。

《公孙丑》第二章，程子评横渠之言曰：「由明以至诚，此句却是由诚以至明，则不然，诚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只『我知言』一句已尽。横渠之言不能无失类如此」。必大谓程子意盖谓即诚之体而明之用已著，不待由此以至之也。只「我知言」一句已尽者，谓于天下之言既能尽识之，则其心之无蔽者可不言而喻矣，此诚即明之谓也。

程子意是如此，但所引《孟子》之意不可晓，姑阙之可也。

明道曰：「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必大谓自上天之载至脩道之教，皆一理也。言气者，盖又于此理之中，即人之运用勇决者言之。此气一出正大之理，即上天之载因人而著见者也。

此说得之。

伊川曰：「气则只是气，更说甚充塞？如化育则只是化育，更说甚赞？赞与充塞又早却别是一件事也」。此言天人一体，凡人之所为皆天也。如子之干蛊，乃以父母之体为之，岂得谓之吾有助于父母耶？故曰凡言充塞云，只是指而示之云耳。

亦得之。

明道曰：「道有冲漠气象」，此「道」字与「义」字相对，盖指其体而未及于用也。冲漠云者，盖无朕可见之意。

同上。

伊川曰：「集众义而生浩然之气，非义外袭我而取之也」。必大谓非偶合一义，遂可掩取其气而有之也。伊川之说，疑当云「非以义袭于外而取之」。集义，「有事」与「勿忘」也；义袭，「正」之与「助长」也。集义所生，非特知气之不可卒取，而义内非外亦瞭然矣。若夫义袭，真告子之见也。

同上。

横渠曰：「诐辞徇难，近于并耕为我；淫辞放侈，近于兼爱齐物；邪辞离正，近于隘与不恭；遁辞无守，近于揣摩说难」。吕氏以申、韩为诐，马迁之类为淫，杨、墨、夷、惠为邪，庄周、浮屠为遁。南轩以告子为诐，杨、墨为邪，庄、列为淫、遁。今《集注》则以四者为相因而无所分属，是异端必兼此四者而有之。必大谓浮屠之言则诐、淫、邪、遁之尤者，然吕氏以夷、惠为邪，恐未为当。

横渠论释氏其言流遁失守，穷大则淫，推行则诐，致曲则邪，此语胜其他分析之说。然未详其相因之序而错言之，亦未尽善也。

第五章，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此等制度皆不可详。大抵邑居者必有廛税，市区亦应有之耳。

第六章，伊川曰「心生道也」，此谓天地之心而人得以为心者，盖天地只是以生为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谓有理而后有气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此即所谓满腔子是恻隐之心者也。

得之。

明道见显道记问甚博，曰：「贤可谓玩物丧志」。谢不觉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恻隐之心」。据谢之愧赧，谓之羞恶可也，而以为恻隐，何哉？盖此虽为羞恶之事，而所以能为羞恶者，乃自夫心之德、爱之理发之，此恻隐所以包四端。

同上。

明道曰：「四端不言信，信本无。在《易》则是至理，在《孟子》则是气」。必大谓信者，实有此仁、义、礼、智而已。至理，元、亨、利、贞也。至于孟子所谓气，既曰配义与道，则是气也似有体段形器之可言，恐不与信之理同。未知是否？

信是义理之全体本质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之言如此。

《公孙丑下》第二章，杨曰：「先王之时，天下定于一，则士于其时无适而非君也。则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礼也。周衰，诸侯各擅其土地，士非一国所能专制也，故有不为臣之义」。必大谓「不俟驾」，孟子盖谓当仕有官职者。其有不为臣之义者，士之未尝仕者也。然亦有往役之义，则亦无非臣也。若如杨说，则天下为一之时，士不复可遂其高；而周衰，列国之臣无委质之节矣。

此论得之。近者程沙随深诋王蠋「忠臣不事两君」之言，窃疑其言之失，将启万世不忠之弊。夫出疆载质，乃士之不得已，曾谓以是为常耶？楚、汉之间，陈平犹得多心之诮，况平世乎？

《滕文公上》第三章，「周人百亩而彻」，《集注》云：「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必大谓井田与沟洫之制不同，而近时永嘉诸公及余正父皆谓乡遂、都鄙初无二制，不知何以考之也？

此亦不可详知，但因洛阳议论中通彻而耕之说推之耳。或但耕则通力而耕，收则各得其亩，亦未可知也。乡遂、都鄙田制不同，《周礼》分明。如近年新说，只教画在纸上亦画不成，如何行得？且若如此，则有田之家一处受田，一处应役，彼此交互，难相统一。官司既难稽考，民间易生弊病，公私烦扰，不可胜言。圣人立法必不如此也。

《滕文公下》第九章，问退之《读墨篇》如何，伊川曰：「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谨严，便有不是处」。又曰：「退之乐取人善之心可谓忠恕，然持教不知谨严，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爱与墨子同，则甚不可也」。

未论孔、墨之同异，只此大小便不相敌，不可以对待言也。以此而论，则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为孔子者。

伊川曰：「不能克己则为杨氏为我，不能复礼则为墨氏兼爱」。必大尝闻克己者乃所以复礼也，伊川此言乃分为二事，何耶？

此等或有为而言，如以事上接下而言忠恕也。要之有病，不可便以为通论也。

横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潜龙也，颜子潜龙勿用者也」。必大观横渠尝曰：「学者贵乎识时，颜子陋巷自乐，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时既无人，岂可不以道自任」？以此论之，则在孟子非当潜者矣。而此乃以为不得已而用者，岂横渠犹以孟子为行未成者欤？

孟子以时言之，固不当潜，然以学言之，则恐犹有且合向里进步处。横渠此言极有味也（伊川《上仁宗皇帝书》有此意。）。

《离娄上》第二章，程子曰：「仁则一，不仁则二」。必大疑此语犹所谓「公则一，私则万殊」之意。

此说是。

第十三章，横渠曰：「太公、伯夷避纣，皆不徒然。及归文王，亦不徒然。一佐武王伐纣，一谏武王伐纣，皆不徒然」。必大谓二人之归文王，特以闻其善养老而已，窃恐不为此而出也。

亦是。

第二十三章：「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若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可谓能格心者。然其效乃迟之于三年之后，是其初亦未遽格也。孔、孟于齐、梁、鲁、卫之君终不能改于其德，后世若子房、魏徵亦近能格君者，盖亦幸遇二君之好谋能听耳。必大谓孟子之言理则然矣，而未见其人也。

虽有万金良药，必病者肯服，然后可责其效。若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纳，固难责其已病之功矣。张良之于汉祖，乃智术相投；魏徵之于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

二十七章，仁之实、义之实，有子以孝弟为仁之本，孟子以事亲为仁，事兄为义，何也？盖孔门论仁举体以该用，即所谓专言之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即所谓偏言之者也。事亲主乎爱而已，义则爱之宜者也。推其事亲者以事其长而得其宜，则仁之道行焉。此弟之所以为义之实也。

此说是。

第十二章，横渠曰：「不失其赤子之心，求归于婴儿也」。此只是还淳反朴之意。

横渠此说恐非孟子本意。

第十四章，明道曰：「既得后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必大观颜子之学具体而微矣，然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勿失，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开之说抑何谓耶？上蔡亦曰：「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始得」。必大窃谓固滞狭隘固不足以适道，然不勉学者以存养践行之实而遽以此为务，此曾点之学，非颜子之学也。

明道之语亦上蔡所记，或恐「须」字是必然之意。言既得则自有此验，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谓须要放开也。曾点之胸怀洒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摆脱使开也。有意摆脱，则亦不能得开，而非所以为曾点矣。上蔡说恐不缜密，生病痛也。

第十五章，横渠曰：「约者天下至精至微之理也」。然曰学者必先守其至约，又曰不必待博学而后至于约，其先固守于约也。必大谓精微之理必问辨攻索而后得之，决不容以径造。横渠之说，恐别有谓。

未博学而先守约，即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要之言也。

范氏于扬雄之说取舍不同，恐扬氏之说为当。

杨说是。

第十九章，《集注》云：「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则仁义已根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出」。「已」字恐未莹。

「已」字只作「本」字为佳。

第二十章，程子曰：「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见，若曰民，虽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圣人」？上云「文王望治而未之见」，下却云「民由夫治而不知」，何也？

望治之说恐不然。

又曰：「泄迩忘远，谓远迩之人之事也」。而横渠以祭祀当之，又以不泄迩为取纣之事，乃有罪不敢赦之义，恐牵合，不如程子说。

此通人与事而言，「泄」字兼有亲信、狎侮、忽略之意。

横渠云：「汤放桀，惟有惭德而不敢赦，执中之难如是」。又曰：「帝臣不蔽执中也」，又曰：「执中者，不为退让过越之事也」。其意盖曰汤之事既未尝越，亦无所退让，以大公之心而行其所当然，此其所以为执中尔。

横渠之意应是如此，孟子之意则未必然也。

又曰：「不泄迩，不忘远，敬事也」。是不敢忽易之意否？

是无所不用其敬之意。

程、张皆以望道为望治，《集注》谓文王求道之切如此。必大谓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尧舜犹以为病，文王之心即此心也。不知是否？

「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见之事。

二十三章「可以取」，必大谓取之伤廉，不难于择矣。若可与不可与、可死不可死之间，不幸择之不精者，与其吝啬，宁过与？与其苟生，宁就死？在学者则当平日极其穷理之功，庶于取舍死生之际不难于精择也。

此意极好，但孟子之意即是恐人过予而轻死也。

王彦辅曰：「死生之际，惟义所在，则义可以对死者也」。明道曰：「不然，义无对」。

义不当偏与死对，而可别与不义为对。

二十六章杨氏之说自相牴牾。

杨氏类多如此，疑其见之未明，而精力亦有不逮处耳。

「道无方体，性有神灵」，此语略有意思，但「神灵」二字非所以言性耳。告子所谓生之谓性，近世佛者所谓作用是性，其失正堕于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则为未当耳。今反讥其不得胡子之意，则误矣。方君所云天地万物以性而有，「性」字盖指天地万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谓太极者，何不可之有？天地虽大，要是有形之物，其与人物之生虽有先后，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则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长孺亦非之，过矣。大抵长孺之性失于太快，故多不尽彼此之情。而语气粗率，无和平温厚之意，此又非但言语枝叶之小病也。

方君第二说只解《易传》意略有未当处，其他所论首尾相救，表里相资，所得为多。长孺率然攻之，而所以攻之之说乃不能出乎方君之所言者。若因其说还以自攻，则亦不知所以自解矣。且方君之语意温厚详审，而长孺之词气轻易躁率，以此而论，则其得失又有在也。

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性之四端，所谓情也。孟子言之详矣。今曰仁、义、礼、智，性之四端，则性又何物耶？知方君流动发生之端为非，而不自知仁、义、礼、智为四端之失，何其工于知人而拙于察己耶！方君谓仁者天理之统体，其「统体」字固有病，而指仁为性，则无失。今并非之，而又自为之说曰：「若谓发生处即是仁，庶其近于程子之意」，则其失亦不异于流动发生之云，而与程子「发处乃情」之言大相反矣。凡此更当深玩而徐究析之，未可容易轻肆排抵也。其论方君不当以当然之理为义则是，而自谓欲处其当者为义则非；其谓方君不当以见于外者为义则是，而自谓理之始发于心者为仁则又非也。

所论义袭，犹未离乎旧见。大抵既为圣贤之学，须读圣贤之书；既读圣贤之书，须看得他所说本文上下意义字字融释，无窒碍处，方是会得圣贤立言指趣，识得如今为学功夫，固非可以悬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孙丑问气一节，专以浩然之气为主。其曰「是集义所生」者，言此气是积累行义之功而自生于内也。其曰「非义袭而取之也」，言此气非是所行之义潜往掩袭而取之于外也。其曰「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者，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于义而此气不生也。是岂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义为外，则其不动心也，直彊制之而顽然不动耳，非有此气而自然不动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盖不知心之慊处即是义之所安，其不慊处即是不合于义，故直以义为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见得此意而识义之在内者，然又不知心之慊与不慊亦有必待讲学省察而后能察其精微者。故于学聚问辨之所得皆指为外而以为非义之所在，遂一切弃置而不为。此与告子之言虽若小异，然其实则百步五十步之间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讥裸裎也。由其所见之偏如此，故于义理之精微、气质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发之暴悍狂率，无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为义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于人欲之私也。来喻敬义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即学之本，而穷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两截看也。《洪范》「皇极」一章，乃九畴之本，不知曾子细看否？先儒训「皇极」为「大中」，近闻又有说「保极」为存心者，其说如何？幸推详之，复以见告。逐句详说，如注疏然，方见所论之得失。大抵为学但能于此等节目处看得十数条通透缜密，即见读书凡例。而圣贤传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渐得之言语之中矣。

纯于善而无间断之谓一，此语甚善。但所论老释之病、体用之说，则恐未然。盖老释之病在于厌动而求静，有体而无用耳。至于分别体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书，虽无体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发者，固体之谓也；其曰感通而方发者，固用之谓也。且今之所谓一者，其间固有动静之殊，则亦岂能无体用之分哉？非曰纯于善而无间断，则遂昼度夜思，无一息之暂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内欲不萌之际，心体湛然，万理皆备，是乃所以为纯于善而无间断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废夫寂然不动之说，顾独诋老释以寂然为宗，无乃自相矛盾邪？大抵老释说于静而欲无天下之动，是犹常寐不觉而弃有用于无用，圣贤固弗为也。今说于动而欲无天下之静，是犹常行不止，虽劳而不得息，圣贤亦弗能也。盖其失虽有彼此之殊，其倚于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则一而已。呜呼！学者能知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之可以相胜而不能相无，又知静者为主而动者为客焉，则庶乎其不昧于道体，而日用之间有以用其力耳。

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七世之庙，万夫之长，说皆未安。

「彖曰反复其道」当连下句。

日月、寒暑、晦明可言反复，死无复生之理。今作一例推说，恐墯于释氏轮回之论。

天地之心与赤子之心，恐更有商量（程子与吕与叔问答可见，请试详之。）。

「中行独复合内外之道」以下未晓其说，恐是笔误。不然，则为说太高，爻之时义，学之等级，似皆未契。

「一阳来复」与「雷在地中」只是一义，盖阳生于闭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为之时也。今曰不拘乎一，则以二者各为一义矣，恐未安也。

「然必有事焉」，此句未晓。时习谨独，即所谓有事。今乃中间下一「然」字，则似以「事」字为工夫之条目矣，恐或未然。《孟子》说中已别论矣。

「不勉而中」之「中」以未发言恐未安。此「中」字却是发而无过不及之中。圣人之心当发而发，不待著力而自无过与不及之差，非谓不待著力而常不发也。诚由动言亦未安，谓未动之时未尝有诚，可乎？

「中者无过不及之谓」，又曰「和者中之异名」，若就已发处言之则可，盖所谓时中也。若就未发处言之，则中只是未有偏倚之意，亦与「和」字地位不同矣。未发只是未应物时，虽市井贩夫、厮役贱隶亦不无此等时节，如何讳得？方此之时，固未有物欲泥沙之汩，然发而中节，则虽应于物，亦未尝有所汩。直是发不中节，方有所汩。若谓未汩时全是未发，已汩后便是已发，即喜怒哀乐之发永无中节之时矣，恐不然也。于本有涵养操持之功，便是静中工夫。所谓静必有事者，固未尝有所动也。但当动而动，动必中节，非如释氏之务于常寂耳。

「尊德性」以下皆至德之方，语似未莹。大抵「发育峻极」，「三千三百」皆至道，其人则至德之人也，此五句皆所以修至德而凝至道也。尊德性所以充其发育峻极之大，道问学所以尽其三千三百之小，下句放此。以其大小兼该，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无道无所不宜，非止为知礼也。

「中庸」二字各有所主，以为异名亦未安也。

明道《中庸》说问之前辈，乃吕与叔后来传者之误也。

「天地之大」以下，所说与上文不连贯。察，著也，谓与「察于人伦」之「察」同亦未安。

鸢飞鱼跃，咸其自尔，将谁使察之耶？有察之者，便不活泼泼地矣。

「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句，主意立文，皆与《大学》絜矩一节相似，人多误读。今详来说，似亦可疑。

「明则动」，「动」以下当从程子说，皆以他人而言。《孟子》「在下位」一章，全用《中庸》语。其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即谓此也。

「大哉圣人之道」以下至「其此之谓欤」别是一章。

「知化育」不必言如「乾知太始」之「知」。

「反古之道」，以下文考之，非不师古之谓也。「三重」当从吕氏说。「下焉」者，若谓衰周以下，恐当「善」字不得，须别有说矣。

孟子之不动心，当从程子「能无畏难而动其心乎」之说，则一章之指首尾贯通矣。丑非疑孟子以得位为乐而动其心，故孟子所答之意亦不为此，详味可见矣。

量敌虑胜，是孟施舍讥他人不能无惧之言。

缩，直也，《仪礼》、《礼记》多有此字，每与「衡」字作对。下文直养之说，盖本于此。乃一章大指所系，不可失也。

「必有事焉」，如言有事于上帝，有事于颛臾之类，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须当用力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与《春秋传》「师出不正反」、「战不正胜」之「正」同。古注以「望」字释之，是也。「忘」者，失其所有事。「助长」者，望之不至，而作为奋迅，以增益之也。

告子论性，五说「是同是别」、「生之谓性」，其义如何？

《七月》一诗而备三体，乃郑氏不达《周礼》《籥章》之义而生此凿说，不足据信。今考《周礼》不遗馀力而反信此，何耶？

《关雎》之淑女似指嫔御，恐非诗意。

中即和也，和即中也，此语已辨于前。恐更须子细，不可如此草略说过。分体用者未必误学者，却恐为此说者能自误耳。

皇极立之于此，四方之所取正，此说甚善。但不知所谓絜矩者其义云何？据此皇极与「所恶于上，无以使下」一节之意似不同也。

《孟子》首数篇与齐、梁君语，大抵皆为国治民之事，特患学者不能用之耳。即义利之对而定所趋，充易牛之心以广其善端，闺门之内，妻子臣妾皆有以察其温饱、均其劳佚而无尊贱之僻焉，亦与民同乐之意。又何往而非切身之事哉？

所论《孟子》书首，若能如此推类反求，固不害为切己。但初学者便教如此看，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本文看，逐处各自见个道理，久久自然通贯，不须如此费力也。

「乐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国，固不免为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国，则未必能为仁者之举。何者？智者分别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与之较，如仁者之为也。

得之。

禹、稷、颜子时不同而出处不同，乃义之宜。伯夷、伊尹时同而出处异，一是则一非，一善则一恶。孟子何以皆谓之圣人耶？

谓伯夷、伊尹所为为非恐未安。

许行欲君民并耕，则于人无贵贱之别；欲市价不贰，则于物无贵贱之差。事虽异而意则同。孟子因齐王易牛以发其不忍之心，因夷之厚葬其亲以箴其兼爱之失，皆因其发见处以启之。

得之。

伊川云：「养志莫如敬以直内」，此是就未发上说。孟子所谓「自反而缩」，「以直养而无害」，「集义所生」，皆指事而言，就已发上说。孟子方辨告子，故专救其偏。

孟子论养气，只合就已发处说。程子说养志，自是当就未发处说。各是一义，自不妨内外之交养，不可说孟子为救告子义外之失而姑为此言也。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集注》之意似以为德虽至大人而初不失赤子之心也。然以「者」字与「也」字观之，恐以为大人所以为大人者，不过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

论赤子之心恐未然。若大人只是守个赤子之心，则于穷理应事皆有所妨矣。

王子垫以人之为士，下既不为农工商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职，故疑其若无所事者。孟子言士虽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尚，则有仁义焉。

尚志之说甚善。「志」字与「父在观其志」之「志」同，盖未见于所行而方见于所存也。

「说大人则藐之」盖主于说而言。如曰「见大人则藐之」，则失之矣。

得之。

「于不可已而已」一节以仁言，「于所厚者薄」一节以义言。夫不可已而已，当厚而薄，则怠惰自私而无力行笃义之心，而失之不及矣。或有发愤勇进者，则又失之助长；迨夫意气一衰，则私心邪念溃出而不可遏，此又失之太过也。

仁义之说未是，进锐退速之说亦未精切。盖其病正在意气方盛之时已有易衰之势，不待意气已衰之后然后见其失也。

《尽心》第一章游氏以知天为造其理，事天为履其事，固善矣。然「夭寿不贰」一节，又乃承上二节而言。上乃知而行之，此乃守而不变，游氏之说恐未当。

夭寿不贰亦是知天之效，但游氏说得下句太轻耳。

《或问》中以杨氏所讥王氏之失为非是。柄窃以高明之与中庸虽非二物，然细分之，亦不为无别。中庸者，理之所当然也；高明者，理之所以然也。圣人处己应物固无二道，然处己而尽其理之当然者，所以为中庸也；知处己所以当然之理，则高明也。应物而尽其理之当然者，所以为中庸也；知应物所以当然之理，则高明也。王氏判而为二固非矣，而杨氏又浑然无所区别，则亦不察中庸、高明所以得名之实也。其曰智不足以致知，明不足以尽诚者，其意盖以智为高明，诚为中庸。但「明」字与「诚」字不类，而反与上句所谓智者为一律。岂牵于「自明而诚」之语而误乎？若如其意，窃欲易曰：知不足以致知，诚不足以力行。惟不足以致知，故以高明为渊深微妙，而非局于一事为之末，而不知高明所以为中庸。惟诚不足以力行，故以中庸为出于人力之所勉强，而非天理之自然，而不知中庸所以为高明。此则王氏受病之处。

高明是说中心所存，不为物欲之所累处，非指理而言也。

首章明道第四说云：「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似以孟子所言为气禀之性。若以为气禀之性，则固有善恶矣，不得专谓之善也。以下文水流之喻观之，则又似以气禀本善，发而后有善恶也。使气禀皆善，则所发之恶何自来哉？

孟子所言不是气禀之性，但是性自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只说个善字。所谓「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者，正谓此也。

横渠冰水凝释之喻似亦无害，但以受光纳照为言，则几于释氏所谓一灵真性者矣。其所谓未尝无者，岂以其灵照之中，实无一物之不具耶？此则心之知觉，而非性之实迹也。

既如此说，即是有害矣。

舜察迩言，所以无智者之过。盖智者之过常在于骛高远而厌卑近也。

舜之智不过，非独为此一事，须以全章体之。

舜隐恶而扬善，听言之道当如此。盖不隐其恶，则人将耻而不言矣。后之当进贤退不肖之任者，亦以隐恶扬善盗兼包并容之名，是不知隐恶扬善之义也。

隐恶扬善不为进贤退不肖言，乃为受言择善者发也。

和而不流则非不恭之和，中而不倚则非执一之中。中和而不流不倚者择之精，有道而不变者守之固。择之精则不患乎道之难明，守之固则不患乎道之不行。能勉乎此，则无贤智之过矣。《章句》中谓四者各有次序，不知如何？岂不流尚易而不倚为难，如富而无骄易，贫而无怨难乎？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须就「强」字上看，如此说无功夫矣。

武王、周公之所以为达孝者，柄窃以为舜之大孝，所遭之至不幸也。文王之无忧，所遭之至幸也。至幸与至不幸，皆不可以为常。惟武王、周公之孝，而天下通行之孝也。

恐无此意。

《章句》中以学知利行为仁，困知勉行为勇，窃恐未尽乎仁勇之德也。夫仁者安仁，固不容以利行为言。知、仁、勇皆谓之达德，则勇固通上下而言也，不可专以困知勉行者目之。以柄观之，三知三行云者，所以总言达道达德之在人，其气质虽有不同，而及其至之则一也。三近云者，言人未至乎达德而求至之者，其用功当如是也。似不必以三知三行分知、仁、勇，如何？

此等处且虚心看到并行不悖处乃佳。

「敬大臣则不眩」，《章句》中以为信任专而小臣不得以间之，故临事则不眩也。柄窃观下文官盛任使之意，似以为不使之役役于细事，乃所以敬之也。惟其不役役于细事，故其精神暇逸，不至昏眩而迷于大体也。

不然。

二十七章既言「大哉圣人之道」矣，而复以「优优大哉」冠于礼仪之上者，盖言道体之大，散于礼仪之末者如此。

得之。

二十四章「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以柄观之，《论语》以学不厌为智，诲不倦为仁，又与此相反。且学不厌与成己虽皆在己之事，然一则学以明其理，一则实体是理于吾身，一知一仁，犹可言也。若夫成物，乃仁之事，何所与于知而归之耶？

若非有智，何以成物？

二十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夫子非使后人不得复古也，但以为生于春秋之世，既无得位之理，徒欲以匹夫之微而复古之道则不可耳。使得时得位，何不可者？

「反古道」连上文「愚贱」说。

前辈多以夫子损益四代之制以告颜子，而又曰「吾从周」，其说似相抵牾者。然以二十八章「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之意观之，则夫子之从周，特以当时所用而不得不从耳，非以为当尽从周。若答为邦之问，乃其素志耳。

得之。

「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世」犹言世上也，法是法度，则是准则。有可跂之实故言法，言未见于行事，故以其言为准而行之也。

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