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无方体，性有神灵」，此语略有意思，但「神灵」二字非所以言性耳。告子所谓生之谓性，近世佛者所谓作用是性，其失正堕于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则为未当耳。今反讥其不得胡子之意，则误矣。方君所云天地万物以性而有，「性」字盖指天地万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谓太极者，何不可之有？天地虽大，要是有形之物，其与人物之生虽有先后，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则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长孺亦非之，过矣。大抵长孺之性失于太快，故多不尽彼此之情。而语气粗率，无和平温厚之意，此又非但言语枝叶之小病也。

方君第二说只解《易传》意略有未当处，其他所论首尾相救，表里相资，所得为多。长孺率然攻之，而所以攻之之说乃不能出乎方君之所言者。若因其说还以自攻，则亦不知所以自解矣。且方君之语意温厚详审，而长孺之词气轻易躁率，以此而论，则其得失又有在也。

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性之四端，所谓情也。孟子言之详矣。今曰仁、义、礼、智，性之四端，则性又何物耶？知方君流动发生之端为非，而不自知仁、义、礼、智为四端之失，何其工于知人而拙于察己耶！方君谓仁者天理之统体，其「统体」字固有病，而指仁为性，则无失。今并非之，而又自为之说曰：「若谓发生处即是仁，庶其近于程子之意」，则其失亦不异于流动发生之云，而与程子「发处乃情」之言大相反矣。凡此更当深玩而徐究析之，未可容易轻肆排抵也。其论方君不当以当然之理为义则是，而自谓欲处其当者为义则非；其谓方君不当以见于外者为义则是，而自谓理之始发于心者为仁则又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