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言》之书，用意深远，析理精微，岂末学所敢轻议？向辄疑之，自知已犯不韪之罪矣。兹承诲喻，尤切愧悚。但鄙意终有未释然者。知行先后，已具所答晦叔书中，其说详矣。乞试取观，可见得失也。至于性无善恶之说，则前后论辨不为不详。近又有一书与广仲丈论此，尤详于前（因龟山《中庸》首章而发，及引《易传》《大有》卦及《遗书》第二十二卷者。）。此外盖已无复可言者矣。然既蒙垂谕，反复思之，似亦尚有一说，今请言之。盖孟子所谓「性善」者，以其本体言之，仁、义、礼、智之未发者是也（程子曰「『止于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义理之精微，无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所谓「可以为善」者，以其用处言之，四端之情发而中节者是也（程子曰「『继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轻。但谓继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谓恶」是也。）。盖性之与情虽有未发已发之不同，然其所谓善者则血脉贯通，初未尝有不同也（程子曰：「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诸君子之所传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为不善者，窃原其意，盖欲极其高远以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失反陷性于摇荡恣睢、驳杂不纯之地也（所谓极其高远以言性者，以性为未发，以善为已发，而惟恐夫已发者之混夫未发者也。所谓名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槩谓善为已发也。所谓反陷性于摇荡恣睢、驳杂不纯之地者，既于未发之前除却「善」字，即此「性」字便无著实道理，只成一个空虚底物，随善随恶，无所不为。所以有「发而中节，然后为善；发不中节，然后为恶」之说。又有「好恶性也，君子好恶以道，小人好恶以己」之说。是皆公都子所问，告子所言，而孟子所辟者，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谓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则是谓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欲也。尤为害理，不可不察。）。窃意此等偶出于前辈一时之言，非其终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论。今既未敢遽改，则与其争之而愈失圣贤之意、违义理之实，似不若存而不论之为愈也。知仁之说，亦已累辨之矣。大抵如尊兄之说，则所以知之者甚难而未必是，而又以知仁、为仁为两事也（所谓观过知仁，因过而观，因观而知，然后即夫知者而谓之仁，其求之也崎岖切促，不胜其劳，而其所谓仁者，乃智之端也，非仁之体也。且虽如此，而亦旷然未有可行之实，又须别求为仁之方，然后可以守之。此所谓知之甚难而未必是，又以知与为为两事者也。）。如熹之言，则所以知之者虽浅而便可行，而又以知仁、为仁为一事也（以名义言之，仁特爱之未发者而已。程子所谓「仁，性也；爱，情也」，又谓「仁，性也；孝弟，用也」，此可见矣。其所谓「岂可专以爱为仁」者，特谓不可指情为性耳，非谓仁之与爱了无交涉，如天地冠屦之不相近也。而或者因此求之太过，便作无限玄妙奇特商量。此所以求之愈工而失之愈远。如或以觉言仁，是以知之端为仁也。或以是言仁，是以义之用为仁也。夫与其外引智之端、义之用而指以为仁之体，则孰若以爱言仁，犹不失为表里之相须而可以类求也哉？故愚谓欲求仁者，先当大概且识此名义气象之彷佛与其为之之方，然后就此悫实下功，尊闻行知以践其实，则所知愈深而所存益熟矣。此所谓知之甚浅而便可行，又以知与为为一事者也。）。不知今将从其难而二者乎？将从其易而一者乎？以此言之，则两家之得失可一言而决矣。来教又谓方论知仁，不当兼及不仁。夫观人之过而知其爱与厚者之不失为仁，则知彼忍而薄者之决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举目而两得之矣。今乃以为节外生枝，则夫告往知来、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者，皆适所以重得罪于圣人矣。窃谓此章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说，不须别求玄妙，反失本指也。直叙胸臆，不觉言之太繁，伏惟高明财择其中。幸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