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静之为名，善恶不得而居」。孔子曰「性相近」，此生而静之说也。学孔子而近者如孟轲、荀况、扬雄，或以为善，或以为恶，或以为善恶混。而孟子道告子之言曰：「生之谓性，性犹湍水」。又曰：「性无善无不善」。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而至于韩愈，又以谓性有三，中人可与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夫性一也，自六说者观之，其源既已大异，而末学之辩，波澜滋广。道之不明也，道之不行也，以学者不尽其性而已。孔子之言，经也，经不可刊。反经以正诸子之异，则或善或恶，或善恶混，必居一于是矣。以夫生而静且相近者为性，则其曰生之谓性、性无善无不善者，其说亦奚不可也？然而告子未尝知义，惟曰从其白于外也，是岂性之说也哉！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诚之在我者如是，则诸君之语「性」，不可以外诸己而求也。

楚王缢于芋尹申亥氏，子干、子晰皆自杀，弃疾即位（平王也。），使枝如子躬聘于郑，且致犨、栎之田（注：本郑邑，楚中取之。）。事毕，弗致。郑人请曰：「闻诸道路，将命寡君以犨、栎，敢请命」。对曰：「臣未闻命」。既复，王问犨、栎，降服而对曰：「臣过失命，未之致也」。王执其手曰：「子毋勤，姑归，不谷有事，其告子也（注：善其有权。）」。

右昭十三年。春秋之时，诸侯以诈谋相并，不可胜言。弃疾从于乱以得楚，无异于篡，未可以正义责也。然始即位而知楚取郑邑之过，欲归之，设非其本心，犹为诈善。枝如子躬忠耶？王弗致，犹将劝之，遣致而弗致，违君命以济其谀，欲诬邻国以开其怨隙，何以善其后哉？诸侯是以知楚之不竞也。《传》言弃疾令德有民，然不足以知枝如之为罪，执手而悦，且亲之，异于得原失信远矣。商于六里，张仪之徒所以误邻国、携人心，而杜预善其有权，预亦非也。

辱示高文，用意精深，益见好学之笃也。夫养气之道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则有稂莠之伤；助之长，则揠之而槁矣。其说是也，然将不舍而耘之，则宜奈何？与夫助之长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际，体之者尤当慎择也。夫以天废人，以人灭天，固不可也，然养气者不废人，不灭天，则天人犹两立矣，乌睹所谓合一者哉！反身者，反求诸身也，盖万物皆备于我，非自外得，反诸身而已。反身而至于诚，则利人者不足道也。伯夷求仁而得仁，子贡以是知孔子不为卫君，其言正为让国而发。至于天下视之为去就，则夷齐非求为此也，乌得以此为求仁之效哉！是犹未免以迹论也。生之谓性，未有过也。告子论生之所以谓之性，则失之矣。老氏之有无，佛氏之色空，盖将明天下而赜，非有人物之异也。老子以有生于无，又曰有无之相生，是不知有无一致矣。《正蒙》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卒陷于浮图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山河大地正指物言之也。若谓指物言之可也，则浮图见病之说不足非矣。此与佛氏以心法起灭天地，更当究观，所谓心法起灭天地之旨，未易以一言攻之也，更详味之如何？或有未尽，无惜疏示。

寄示杂论，用意精确，益见好学之笃也，甚慰甚慰。夫克己者，扬雄所谓胜己之私是也。反身而诚，则常体而足，无所克也，故前书论反身与克己异意耳，更详考之。告子知生之谓性，而不知生之所以谓之性，故失之，非生之谓性有二说也，特告子未达耳。《乾》之六爻有臣位。而坤之六爻无君位。夫《乾》之九二虽曰有臣位，然君德也，故曰「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其此之谓乎！用是求之，则乾坤君臣之位可推而知也。某在此虽多事，亦时得开卷。闻于经史颇有论著，并所讲《乾》、《坤》义，无惜录示。冗迫，书不能究。

向承垂示许丞《易义》，其用意精深，自成一家之学。伏读之久，开发多矣，然鄙意犹有疑者。《复卦义》曰：「怒，恶之使也，东方之情也；元，善之长也，东方之德也。善恶之分，吉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四者一本于中，则怒不可独谓恶之使也。怒而中节，是谓达道，而遂以元怒为善恶之分，亦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谓出怒不怒，盖以救世，非修身之道也。修身则致虚守静，不可以动，动则有怒，有怒，与仁违矣」。某以谓诚者合内外之道，成己乃所以成物也。谓不可以修身而可以救世，恐无是理。修身不可与仁违，治天下独可与仁违乎？颜子不迁怒，非无怒也，不迁而已。是谓中节，此颜子所以修身也。而孟子以禹、稷之事与之，谓之易地则皆然，盖救世修身本无二道故也。《大学》论治天下国家必始于正心诚意，孟子则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皆是意也。夫物我易观，不能通天下为一，正今日学者之失，此弊尤当救之，不可畏也。又曰：「孟子四十不动心，颜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动心与颜子也。又曰：「颜子复礼以存心，故其静也仁」。是以仁与之也。公孙丑问不动心，孟子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夫仁，孔子不敢居；不动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与之，而不与告子之所易者，恐似不伦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动心也，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此方以不动涉动者也，不动则专气致柔，复以自知而已。动则养气以为马，知言以为途也」。孟子论知言养气，乃不动心之道所以异告子者，恐非专为涉动也。又曰：「颜子之所养夜气也，孟子之所养旦气也」。夜气不存，则于旦气乎何有？旦昼之所为，有以梏亡之，则夜气亦不存矣。但深考孟子之言，则其义可见，恐所养不须离而为二也。古之好学者，必就有道而正焉。某不敢自谓好学，至于就有道而正焉，心不敢忘也。故辄布所闻，取正于左右，如未中理，愿详见教。

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谓性」是也，列子曰「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生之谓性，气质之性也。君子不谓之性，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如禹之治水，因其势而利道之，行其所无事是也。不知行其所无事，而用私智之凿，是以故灭命也。所谓命者，列子谓「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为本，则虽天之高，星辰之远，于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上问：「唐太宗如何主」？对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为不尽合法度。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

夫道止于中而已矣，圣人经世立法，非固贬损以中人为制，道固然也。故尧舜禹三圣相授，皆曰「允执厥中」而已。盖立法失中，其过与不及，皆非圣人之道也。

上问：「周公用天子礼乐，有之乎」？对曰：「于传有之」。「然则人臣固可僭天子」？曰：「周公之功，众人之所不能为；天子礼乐，众人所不得用。若众人不能为之功，报之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此所以为称也。然周用骍而祭，周公以白牡，虽用天子礼乐，亦不嫌于无别」。

周公之所为，皆人臣之所当为也；为人臣之所当为，是尽其职而已。若人臣所不当为而为之，是过也，岂足为周公哉！使人臣皆能为众人之所不能，即报之以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则朝廷无复有等威矣。故《记》曰：「鲁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用骍，周公白牡，虽用天子之礼乐，不嫌于无别。是犹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为有礼，非通论也。然周公用白牡，见于《明堂位》，所载凡四代之服器，鲁兼用之。白牡，商礼也，夏尚黑，周骍，则鲁兼用也，以是为有别，亦疏矣。

上问张端河北盐议，对曰：「亦恐未可为上言」。韩琦亦有文字，曰：「此事恐须少待，今且当以变通财利为先」。上曰：「但理财节用，亦足以富，如此事不为可也」。曰：「今诸路皆用刑辟榷盐，河北虽榷，似未有妨」。因言：「理财诚方今所先，然人主当以礼义成廉耻之俗为急。凡利者，阴也，阴当隐伏；义者，阳也，阳当宣著。此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也。若宣著为利之实，而礼义廉耻之俗坏，则天下不胜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终于逸乐无为而治也」。

取之有艺，用之有节，先王所以理财也。故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取其所当取，则利即义矣。故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则义利初无二致焉，何宣著隐伏之有？若夫宣著为善之名，而阴收为利之实，此五霸假仁义之术，王者不为也。故青苗意在于取息，而以补助为名，市易欲尽笼商贾之利，而以均济贫苦为说，皆此意也。昔哀公问年饥用不足，而有若对曰：「盍彻乎」？孔子之徒其理财盖如此，使后世之士言之，人必以为迂也，非深知先王之道者，何足以语此！

上问如何得陕西钱重，可积边谷。对曰：「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歛散之法」。因为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盖经费则有常赋以待之，至于国有事，则财用取具于泉府。后世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自秦汉以来，学者不能推明其法，以为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又因请内藏可出几何，以为均输之本。上曰：「三二百万，或三五百万可出也」。

桑弘羊为均输之法，置大司农丞数十人分主郡国，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是将擅天下商贾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职任万民，与通货财，商贾之职也。今为法尽笼天下之货而居之，商贾岂不失职乎？余尝考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夫物货之有无，民用之赢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盖将使行者无滞货，非以其贱故买之也。不时买者有以待之，盖将使居者无乏用，非以其贵故卖之也，此商贾所以愿藏于王之市，而有无赢乏皆济矣，其法岂与桑弘羊同日议哉！然泉府所以歛货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廛人所歛者是也，其歛能几何？以市之征布与市人交易，乃其宜耳。今乃欲借内藏之钱，何也？夫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此经费也。邦之大用，内府待之；小用，外府待之。大用，谓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谓国事之待用者，特内外府之所待，与夫经费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盖亦可知矣。而谓以是通变天下之用，皆饰说也。

王氏云：「陛下诚能慎察义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为妄言以沮乱政事，诚宜示之以好恶。经或言知、仁、勇，或言仁、智、勇，未有先言勇者，独称汤曰『天乃锡王勇知』者何也？《书》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汤以七十里起于衰乱之中，其初为流俗小人不悦，艰难如此，若非勇知，何能自济？所以能自济，尤在于勇。陛下救今日之弊，诚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异议纷纷，小有才而不便于朝廷任事之人者不过数人，亦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识理者众，合为异论，则举朝为所惑」。

汤之克宽克仁，彰信兆民，故能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悦也。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故以勇知言之。「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盖言肇邦于有夏如此。若夫立法造事，不为众论所与，一以力胜之，而能成天下之务，未之有也。

上问：「程颢言不可卖祠部添常平本钱事，如何」？余曰：「颢所言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万，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性命。今欲为凶年计，当以凶岁为之，而国用有所不暇，故卖祠部所剃三千人头，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

鬻祠部三千，盖六十馀万缗，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于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蚕而衣，不耕而食，亦取赀于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则其害益甚，是未及赈饥，而先困吾民，以资游手也。先王之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积，故凶年饥岁民免于死亡，以其豫备故也。不知为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赀，以为赈饥之术，正孟子所谓「虽得禽若丘陵弗为也」。以是为王道之权，岂不谬哉（《诗》云：「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上因问：「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何谓也」？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诚也。诚则于物无所蔽，于物无所蔽则明矣。能学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则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则诚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为利欲所昏，则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诚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尽也。告子之不动心，岂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尝知义也，未尝知义，非明也。然则所谓明者，非物格知至，乌足与此哉！荆公自谓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为至，盖以其未尝知天道故也。

前一日陈升之言：「制置三司条例司，升之难为更签书，只总领商量」。余曰：「如此，则合令谁签书」？升之曰：「只谏议与押」。余不答，既起与之同行归厅，余曰：「相公不欲签书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体不便」。余曰：「参知政事恐非参知宰相政事，参知天子政事」。于是升之欲令孙莘老、吕吉甫领局，余与升之提举。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时陛下使辅臣领此局，今亦只是辅臣领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难称司」。余曰：「于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称司，何害于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领一职之名，非执政所称」。余曰：「古六卿即今执政，故有司徒、司马、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曾公曰：「今执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书」。余曰：「三公无官，只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只以三公为冢宰，盖其他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之三师。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宰相虽无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条例岂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条例是人主职业，所谓制度也。《礼记》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条例使宰相领之，有何不可」？

《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为之，而冢宰掌邦之六典。虽掌邦治，实兼总六职，盖教、礼、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于官府，而小宰以六职辨邦治，则其兼总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为之，盖宰相之任也。未闻有三公为司徒、司马、司寇、司空者，舜曰「畴咨若予采」，盖天下之事无非王事也。故舜自谓「予采」，则凡所以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职业矣。今之敕令所以诛赏废置，人主之大柄也，亦以有司为之，何止三司一司条例独为天子职业，而使宰相专领之乎？以宰相为有司，于体诚非宜，此但以口给禦人，取胜同列，非笃论也。

「凡兴事造业，振救衰弊，诚须临事而惧，若顾恤流俗人情，畏其不安，即不能为周公所为。商人与三监畔，征之三年，若畏人情不安，则必大赦以安之。及事平，乃更迁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彰善瘅恶，以教训之，初无畏众之意。此所以能制礼乐而成周之太平也。柴世宗一日斩大将樊爱能以下二十七人，以能者代之，当时人情岂得帖然无不安者？古之有为者，上如周公，下如柴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务因循，所以能各随其材分，兴起功业」。

周公东征三年，而东人欲其留，西人欲其归，迁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使密迩王室以教训之，非厉之也，人情何为而有不安者？柴世宗方用兵讨伐，斩二十七人以正军律，故能有功，非安平无事之时可为也。夫兴造事业，不稽乎众，而欲以辨给胜之，一有异己，则指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以惑圣听，不亦异乎？

上患内藏、三司见钱少，余曰：「纳绢差多而不知变转见钱，则积日月至于不可胜多。去年三司以斛斗合纳见钱，乃令变转金银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银匹帛多于见钱，乃更令送金银匹帛。外方既折纳到见钱，却须要金银匹帛，诸路不免科买；民被科买，至买银一两用钱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开阖歛散轻重之权所致。鲁公曰：「只为人人皆言诸路若般却见钱，则钱荒不便」。又曰：「王安石常以为今钱不少，然人皆患钱少」。余曰：「假令钱少亦无可患，在唐贞观中米斗数钱，可谓钱少。然其时更为乐岁，人无所苦。唯唐中世用两税法，令百姓以钱为税，然后人始苦钱少。此由责人必变粟帛为钱输官，则人人皆当以粟帛易钱，则不得不以钱少为患。此乃上设法为患，非钱少为患也。今二税令人输粟帛，至今令输钱则取情愿，何由能致人患」？阳叔曰：「于古输诚然，今如官中给赐用钱不少，若斗米五钱，则斗米可折得五钱，官中合用钱，何由办给？则钱少亦不得不以为患」。余曰：「今官司用钱为多者，莫如粮草。若钱少而重，则粮草更不费钱。今近边百万贯，不能籴得百万石米。若斗米五钱，则五万贯足致百万石。至于其他用见钱，亦岂能多于粮草？就令用见钱处多，若钱重自可。如今合赐钱处折以他物，此乃人主轻重之权，何至更以钱少为患」？

二税用钱，故民间以钱少为患。三司以斛斗折钱，何异二税，而不以钱少为患，此何理也？今两税输粟帛皆有常数，若输钱取其情愿，则斗米五钱，所输无几矣，官司岂得不以钱少为患乎？若必令输粟，则是不取情愿，非法也。若不以时直输钱，则民受弊矣，皆不可也。夫钱重则物轻，若用处折以他物，则用物亦多矣。用物多则他物亦恐不足以给也。民之所有，粟帛而已，而钱者，官中所积也。终岁勤动，而斗粟尺帛不过数钱，虽边储百万石可致，其伤农甚矣，而谓钱少不足患，尤非理也。

呈程颢奏：王广渊不当妄意迎合俵粟，乞俵丝钱及折税绢作纳钱，云云。呈孙觉劄子，至「周公时天下已无兼并，又公私富实，故为此法阴相之，不专用此为治」，余曰：「无兼并，又公私富实，尚须此相；民兼并多，民乏绝者众，则此法岂可少？且觉言周公不专用此为治，今岂全废馀事，专行此法」？又读至「周公所以取息者，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故也」，余曰：「觉言今法则以为掊利，言周公之法则以为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若说今法之意如说周法，则今法何由致人异论」？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说，以为今法虽未有害，及至后世，必有剥肤椎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为虑，而孙觉虑后世乃过于周公，此可谓私忧过计也」。觉所言无理至多，读不至终而止。

《周官》「平颁其兴积」，《新义》曰：「无问其欲否，概与之也，故谓之平」。则俵粟不取情愿，盖其本旨也。故台谏言广渊，不惟不以广渊为罪，乃更以为尽力。夫《周官》所谓平者，岂概与之谓哉？谓无偏陂而已。为是说者，特矫诬先王之法以为己资耳。泉府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法为之息。盖贷民所以助不给，田不耕，宅不毛，犹使之出农粟里布，则游惰之民自致困乏。与夫实非不给而妄冒称贷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国法为之息，则民不轻贷矣。莘老所谓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未为过论也。今兼并之家能以其资困细民者，初非能抑勒使之称贷也，皆其自愿耳。然而其求之艰，其出息重，非迫于其急不得已，则人孰肯贷也？今比户之民槩与之，岂尽迫于甚急不得已哉！细民无远虑，率多愿贷者，以其易得而息轻故也。以易贷之金，资不急之用，至期而无以偿，则荷校束手为囚虏矣。乃复举贷于兼并之家，出倍称之息，以偿官逋；明年复贷于官，以还私债，岁岁转易，无穷已也。欲摧兼并，其实助之，兴利之源，盖自兹始，而莘老之比作俑者，亦不为过论也。余以谓青苗利害不在愿与不愿，正在官司以轻息诱致之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乃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无仁心仁闻，是谓徒法，然则周公法、今法，安得不为异？

呈朱越乞小郡，上问朱越，佥取实对，又问越何处人，因甚人说他。余曰：「朱越是江宁人，臣久居江宁，与之相识。言者或以为臣欲差此人知建州，建州地远事繁，无职田，无锡赐，无酬奖。朱越素廉洁有行，居官无败事。又是大卿，比巩申、王秉彝辈只有过之，即无不及。理须与一郡如建州者」。上曰：「闻亦廉介，可惜年老」。佥言其不老，上曰：「若在京，好一见之」。余曰：「虽在京，陛下亦何须见？建州知州自来只是中书差，何足挂圣念。如臣者忠信诞谩之实，陛下乃当审察。若臣诞谩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之大，岂无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上曰：「非为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实」。余曰：「陛下每事欲考实，甚善，然所当考实乃有急于建州者」。又曰：「人主防人臣为奸，当博见人，穷理道，考事实。穷理道，考事实，则虽见奸人，无害。博见人，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人臣为奸，尤恶人主博见人。故李逢吉之党相与谋，以为人主即位，当深防次对官上说」。

荆公每言：「人主博见人，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至除朱越建州，则固拒人主，使不得见，此何意也？朱越果材耶，见之何害？果不材，则固拒人主不得见，非蔽欺而何？观其言之彊悖，虽同列不可堪也，况君臣乎？夫君子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故暴慢之气不设于身体。于君臣之间狠愎如此，其所养盖可知矣。

上论不尚贤，余曰：「尊尊亲亲贤贤，并用先王之政事也。老子不尚贤，是道德之言」。

《书》曰：「德惟善政」。孔子曰：「为政以德」。离道德而为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须有名，如何」？余以为无名则不可用兵。上曰：「恐但顾力如何，不计有名无名」。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无名，非兼弱攻昧，则取乱侮亡，欲加兵于弱昧乱亡之国，岂患无名？但患德与力不足耳」。

弱昧乱亡之国不足以有其民，而上无政刑，废诛不加焉，而后兼取之，则有名矣，此《书》称汤于桀之时为然也。乃曰「用兵不患无名」，此乃管仲责包茅不入之说耳，王佐不为也。

上曰：「使释老之说行，则人不务为功名，一切偷惰，则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所以运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则相率乱俗，陷为偷惰，如西晋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运天下，非所以训示众人者也」。余曰：「诚如此。若夫功名爵禄，乃先王所以役使群众，使人人薄功名爵禄，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运天下，必有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而未尝示人以薄功名爵禄也」。

圣人，人伦之至也。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各尽其道，所谓至也，至于其身，为天下用，岂为功名爵禄哉！盖君臣者，人伦之大，为臣义当如此也，故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人伦明于上，则人知自尽，虽有高明超卓之士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亦孰敢不为用也哉！先王所以运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谬悠荒唐之说也。夫名位爵禄，天之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故《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是役使群众，非所以奉天也，盖其学不足以知天，其论每如此。

上曰：「商鞅何尝变诈」？余曰：「鞅为国不失于变诈，失于不能以礼义廉耻成民而已」。

商鞅狭持浮说，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术盖本于变诈，尚何礼义廉耻成民之有哉！谓其失不在于变诈，盖亦不究其本矣，故其操术每以鞅为是。

上闻酸枣有升下户入上户，手敕：「如此，则是有免第四等役钱之名，而无其实」云云。于是司农有状乞约束升降，并须约见今等第物力，如或敢将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务要足约定之数，则官吏并科违制，不在去官赦降原减之限。上以为然，从司农所奏。余曰：「治百姓当知其情伪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骄之使纷纷妄经中书御史台，或打鼓截驾，恃众为侥倖，则亦非所以为政。天下事大计已定，其馀责之有司，有不当则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辄再三敕质问，臣恐此体伤于丛脞，则股肱倚辨于上，不得不惰也」。

升降等第最为役法利害之要，平时差役不到下户，今升下户为上户，使之输钱，则贫弱受弊，而上户免役，为法之害，孰大于此？而人主不得质问，质问则以为丛脞，此何理也？尧之时，天下大计已定矣，然而设谤木，询刍荛，岂固示之姑息耶？盖上下之情不通而能审知其情伪利害者，未之有也。必使斯民无所赴愬而后可以为政，则误国多矣。

「吕公著正所谓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又云：「如陈襄奸邪，附下罔上，虽放流窜殛，自其常分」。又云：欧阳永叔乞致仕，冯固留之，上弗许。余论永叔：「以韩琦为社稷臣，则修为忠良，否则修不免为附丽邪人。故如修辈，尤恶纲纪立，风俗变」。又云：「如此人与一州即坏一州，留在朝廷则专附流俗，坏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云：「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诚为未尽法」。

自韩、富而下，皆元勋世臣、名儒硕德，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有异己，则指为奸邪，待以四凶，诋诬大臣，颠倒邪正，盖自此始也。作俑之祸，抑又甚焉（《杨龟山先生集》卷六。）。

「白」上原衍「别」字，据四库本删。

胥山子既弱冠，得健忘疾，坐则忘起，起则忘所适。与人语则忘所以对，行于涂，懵懵然趋之，踬趎塪，抵植木，僮仆在后叱叱然呼之，然后知返。比年尤剧，自以为苦，莫知所以治者。有老子之徒教之曰：「人身各有神，神各有司，而心为主。神之不灵，众事错焉。澡雪其心，则君明令严，百官仰流，纤事不遗。然孰不涉事，而无此疾者，其君不挠也。子非挠其君乎？时血并于上，气并于下，而为此疾乎？心明识还，血苏气蒸，殆可以已此乎。然人之所知者止此耳，吾得法于海上：以时祭其神，酒一茗一，割鹿为脯，藉以白茅、香粳肥胾，于阒室以意力遣神出。既食既享，于是有道家法，并以咒语，其轮祭五神各有日，又于某日合祭之，其法有差焉，至某时而后验」。胥山子难之曰：「神岂道饮食而后灵耶」？彼曰：「男女饮食，所好者神也。神无形也，以意力遣神出，则神亦为人出。即其所好，乃见吾神，因施吾法焉。非若祭欺魄，徒媚以饮食也。子勿深诘，吾弗敢告子矣」。吾固以为妄，而苦此疾也久矣，聊一试之，因一日行其法，作文以祷神。其辞曰：

繄人之生，秉灵怀奇。戴高趾厚，参相二仪。上推晷躔，下泄化机。众隳嵯峨，巧龙游蜚。食虎则驯，豢龙而肥。撷英已疾，播策穷微。布灰阙晕，秉茢逃魑。创物制形，任意莫违。俨灵府之旷深，包百怪之参差。一拂则鸣，一染则缁。事关古今，书传孔、姬。《金縢》《豹韬》，鸟迹龙图。联编比简，句㭊章离。漫烂五车，参罗是非。匪诵匪习，一念则随。至于识简知陵，探环悟儿。部曲万人，一目谓谁。口存亡书，手覆坏棋。意者魂收其亡，尸录其遗。纳之黄庭，阖以灵扉。以时闭开，以应时用；分曹隶属，各有攸司。胡为乎血气则均，独分顽鄙，四体不动，又不强记。今则捐昔，夜则昧昼，嗒然都忘，废若委衣。唯汝心君，不纪不纲，训下不齐，馀官回冗，并弃尔典，嗟尔职藏。不吝不啬，盗发告竭，弗究弗追，日厌甘芳。自怿自嬉，使吾缪妄昏塞，既得复失，逮壮已然，垂白奈何！今者不决汝雠，更惠以德，既来既享，曷以报我？静听久之，忽若婴儿之声，既噎复吐，欲扬而抑，闻其言曰：「呜呼，子之愚也甚矣！乃不自尤，而尤我哉！子之幼时，髧髦垂带，父仁母慈，弗鞭弗笞。常人所庸，乃独舍之，究思诡奇，乐而忘疲。乳虎玄驹，已志齧驰，既冠既硕，弗悔所为。譬如萌蘖怒生，得雨益滋。钳制其形，束之礼仪，解构万事，了无出期。星移岁迁，物必异姿，大化则然，谁使汝悲？朝烟暮霭，台高榭危，景物自然，谁使汝思？贪饕多欲，久淫不还，事左愿违，动独忧患。身轻如毛，责重如山，愁居慑处，精爽不完，造化一模，天不汝悭。今者脉络甚顺，腠理縜密，却刺无功，焉用砭石，五毒弗主，百品奚益。熊经鸟伸，自疲胁脊，非肿非疡，不羸不疾，日用不废，何苦区区务去之也？子不闻乎方寸八达，磊如明珠，又复如鉴，物去则无。一尘为伤，况复涂涂？损实攻坚，日夜求虚，缘念速起，亦贵速灭，岂容旅宾而夺主居。九流百家，大道裔馀，多积缣蕴，祗益自困，万事不留，欣戚亦除。人呼而应，经目则视，脱此絷羁，腾踊自如，脩者弗臻，子何苦诸！昔人以圣智为疾，以妄寇真，既寤而愠，操戈逐儒。于子观之，乃知非诬。然子自知其忘，其忘未甚也；并此不知，乃其至欤」？胥山子欆然起谢曰：「神姑宁止，吾不求其他矣」。于是亟弃其法。

太虚无形，寂然不动，而天地氤氲之义循环升降，屈伸聚散，未尝休已。人之于道，知氤氲之不异而不已，则义发于仁，可胜禦哉！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者，其惟大人乎！湛乎其止也，浩乎其动也，其止也顺，其动也健。所以立行乎天地之中者谓之易，所以立人之道者谓之仁、谓之义。实一而名二，体混而才三，莫不有乾坤之义焉。义之为义，其大如是。大则无外也，而告子外之，眩其名之异，昧其实之同，而仁之与义间不合矣。禹、稷、颜回，一穷一达，其仁同，其动也。易地以观之，则时措之宜所以为同也。乌乎同哉，各行吾敬，同乎宜而已矣。一穷一达存乎命，措而皆宜存乎义，命义合一存乎理。存理之学，致曲不贰，洞明俱炤。习焉而察之行之，而有未宜也，则徙焉而已。不徙则不精，不精则不足以致用。循而集之，当以其序，将以精义。而吝不知徙，则滞于有方之地，终以不化而已矣。故曰：义，仁之动也，流于义者，于仁或伤；仁，体之常也，过于仁者，于义或害。然则义或伤仁，仁或害义，是皆固而不化之病。勿吝而徙焉，斯得药矣。聚有妄之毒，杂君臣之品，而返攻无妄，非瞑眩之药，其何以止膏肓乎？可药而吝，可止而进，何如其义？譬如累土为山，习之孜孜不息，虽百仞之崇，可指日而成。然其所孜孜而为者，是仁义之山乎？非仁义之山乎？功亏一篑，所宜戒也，然有孜孜乎彼，未成一篑，而宜止者。如曰吾功垂成，曷可亏乎？力策之，终之以不倦。止乎遂非之地，而其进益锐，盖必进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习坎之坎，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其进岂如是哉？丘陵学山，不至于山，止乎自画之分尔。习坎之坎，不舍昼夜，以必进为贤，以不改为是，以无可奈何为终，流陷之伤，甚于告子之祸。曾不若丘陵之弗进，博弈而不已者也。是故进吾之善，而不善自止；止彼不善，而其善将进。阖辟无二理，进止无殊习。天下亹亹而不穷，夫子循循而不倦，其教也而已矣。舜之徒孜孜焉，蹠之徒亦孜孜焉，其进同，其为异。为蹠而垂成者能徙而适舜，则述循循之义者将受之乎？拒之乎？观太虚循环之义，存文王在帝之仁，习《中庸》时措之宜，曰损曰益，曰益曰损，方止方进，方进方止，无适也，无莫也，比义而已，焉不在养吾浩然之气乎？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非急辞之所能致也，在瞬养息存而已矣。某于仁义之说，溺于诐陷，固而不化者为日已多，微横渠先生直攻其弊，则诐陷内伤愈久愈固，而自还之路终茅塞矣。弃旧德于垂成，覆新陷于平地，既远且复，默怀暮觉之愧，可胜叹哉！循义闻善于庭，渊源深远，其于动静光明之道、缨冠闭户之宜，闻之久而肄之熟矣。今执谦养晦，下问不能，岂克己之学当如是乎？颜何人哉，晞之则是。某方畏仰不暇，其何以益高明乎？聊诵先觉遗编之颂，述而赞之，以致老愧欣慕之心。

有问曰：「昔者圣帝明王何以处师宾哉」？曰：「周官」。曰：「何谓耶」？曰：「太师、太傅、太保三公者，所以处师也。少师、少傅、少保三孤者，所以处宾也。为师、为宾，皆学焉而后臣，虽臣之，犹曰我师也，傅也，保也，岂遽以臣畜之哉」？曰：「虽然，亦有职欤」？曰：「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三公之职也。三孤，贰公者也。弼子一人，尝求于孤矣。至于师，犹不忍以子一人临之也」。曰：「冢宰以下六卿之任，盖足以图治矣，而必以师宾云者，何耶」？曰：「师宾不常有于天下，有则立，无则阙，不必备，惟其人也。所经邦而燮理阴阳者，非冢宰以下六卿之所能也」。曰：「何谓耶」？曰：「师宾者，论道者也。知所以论道，则可以经邦；知所以经邦，则可以燮理阴阳」。曰：「为邦之要，其目盖多。今止曰经邦，何耶」？曰：「兹所谓非六卿之能也。掌邦治者，统百官、均四海而已。掌邦教者，敷五典、扰兆民而已。掌邦礼者，治神人、和上下而已。掌邦政者，统六师、平邦国而已。掌乐禁者，诘奸慝、平暴乱而已。掌邦土者，居四民、时地利而已。其要非人主之难能。非人主之难能，则其仕也，不必学焉而后臣。非学焉而后臣，则道难与论。道难与论，则不可与经邦。不可与经邦，则何可以燮理阴阳？故曰师宾者不常有于天下，而天下之道常待得师宾而后论。论道经邦，燮理阴阳，非制治保邦之主，其可与之共论哉」？曰：「敢问所论之道」。曰：「昔楚王得希世之璞，将以为献，国人无能琢者。王悬万金于市而求之。有石工抚其金而叹，众人意其善琢也而问焉。工笑曰：『吾信能也，舍王而告子哉』？然则吾语师宾之事难，亦金者也，亦奚以问哉」？

孔子没，世衰道丧，百有馀岁，以及孟子之时，其害尤甚。以汤武为弑君，以周公为未智，以匡章为不孝，以仲子为廉士。非特此也，不动心如告子，犹外义而莫悟；事豪杰如陈相，犹倍师而自若；则道之不明可知矣。以利国为先务，以殃民为可为，以战必克为良臣，以逢君恶为无罪。非特此也，可与有为如齐宣王者，其所问惟桓文之事；可与有言如公孙丑者，其所冀惟管晏之功；则道之不行可知矣。孟子于此时，上下无知而信之者，操不售之具，以周游其间，不少贬焉，非以道自任而能若是乎？其道则自古以固存而孔子之所传者也。孔子之于道，不得已而载之，后世君子孰不可以得之哉？然而有目同视而所见者近，有耳同听而所闻者浅，有心同思而所得者他而不正，则争以自取胜，而大道斯为天下裂矣。然则孔子之后，能绍其传者，孟子一人而已矣。与太和为一而充塞于两间，上足以配道，下足以配义，其所养之气有如此者。由父子之仁而极于天道，由可欲之善而极于神，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于《诗》则以意逆，于《书》则取二三策，其通经有如此者。敷陈于齐宣、梁惠之前，训告于万章、乐克之徒，曲而中，多而类，其出言有如此者。见与不见皆不以人枉己，受与不受皆不以利废义，其制行有如此者。以其所养之气，发其所造之妙，无施而不可，则其为通经也，出言也，制行也，皆馀事耳。奈何天未欲平治天下，而「舍我其谁」之志终不获伸，是以其功止于距杨、墨以承三圣而已矣。虽然，使杨、墨之道息，孔子之道著，天下后世咸知父子有仁，君臣有义，不沦胥而为禽兽，则其志虽不伸于当时，固已伸于后世矣。以道论功，如之何其可及也！其后名世之士，有出于汉而能知之者，莫如扬子，故论其道则曰「不异」，论其功则曰「扩如」。有出于唐而能知之者，莫如韩子，故论其道则曰「醇乎醇」，论其功则曰「不在禹下」。非苟知之也。窃自比焉，则庶几孟子之道；攘斥佛老，则庶几孟子之功。夫二子之不如孟子易见也，有所庶几且无与并，况孟子乎？故韩子曰：「学者必谨于其所道，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浩尝闻之于师曰：「诵《孟子》之书非难，深明其意之所在为难；深明其意之所在非难，能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为难。昔孔子之门人，如仲弓之有闻于仁，则请事斯语；如子张之有闻于行，则必书诸绅。今《孟子》七篇之所载，非直孔子答问之际一二言耳，学者或尚愧于仲弓、子张之贤，则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其可忽乎」？浩不敏，敬受此言久矣，愿与诸君子共之，勿徒诵其书、明其意，资以为速化之术而已也。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呜呼，岂独颜渊之于舜为然哉！

某昔辱公之从弟巨源贶公所为祭叔父文与志。某以书简祐夫明举，谓子思著《中庸》、孟轲与告子万章答问之书，二千年无此作，乃及今见之。且大书二通以训子，而孙伯远谓如仲舒。某尝复之曰：仲舒之学，不醇乎经。其作《繁露》，背孔子意者十六七。首禜祭行启闭不质阴阳，而阴阳亡。序言灾异，身几不免于戮。辱眭孟祖，其馀卒投祸机，是安可拟公？公之文与行称是。其于道也能言之，且能行之。兹天下之公议，某所不敢私也。某先子死有岁月，贫不克葬，某衰且病，一旦殒沟壑，则先君节义不扬于世，兹世所谓不肖子。不肖子与无子等，宁无子焉，有子而不肖，则将焉用之？元祐初，某丞南郑，闻先君卧疾，丐身归宁不待报，步走十日至陵，问省床下。先君命某来前曰：「良苦，吾气惙惙待尽，日夜固已望汝之归也。无咨它事，第与我求文行高于世者，其言足信于天下，俾后人不疑，志书吾实于石柱，表之墓阳，则吾有子矣」。某有弟四人，其三人核意学古，清厉颖秀悉通经，相与求文行高于世者十年矣，今得之吏部云。知其贫，必弗肯重辞，谨以状布。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尚书》：「穆王命伯囧为周太仆正，王若曰：『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万邦咸休』」。

臣尝窃谓人君端拱岩廊之上，左辅右弼，前凝后丞，或书于左以谨其动，或记其右以谨其言。弥缝衮职，则有持议之谏臣；振肃朝纲，则有执法之御史。相与谋谟赞襄，交修夹辅，宜亦可以立于无过之地矣。然而穆王之命太仆正，丁宁告戒若是其详且至，岂以公卿大夫为弗克祇厥辟哉？是不然，大臣之进见也有节，而仆臣则起居之与亲；廷臣之献说也有时，而仆臣则出纳之与稽。巧言令色则善谀，便辟侧媚则善惑，是故不可不简也。盖一日之暴不胜十日之寒，一齐之傅不如众楚之咻，惟吉士乃弼后于彝宪，若憸人则迪上以非典矣。故虽文武之齐圣，昭令闻于丕显之谟，有迪教之四人；敷大德于丕承之烈，有同心之十乱。亦曰：「侍从仆御，罔匪正人」。是知穆王之切责伯囧，孟子之为宋王虑，非苟云也。后世之君，不知以圣哲之训为左右近习之戒，徒乐其软熟，而不加察焉，卒以失德而取败者多矣。无他，所渐者非其道也。呜呼！由周文、武观之，虽圣德之君，庸可忽诸？

临汉石经与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记之。《书》：女毋翕侮成人（今本「女无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戚。）女永劝忧（汝诞劝忧。）女有近则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犹念以相从（今作「汝分猷」。）各翕中（各设中。）尔惠朕曷祗动万民以迁（尔谓朕曷震动。）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陈其五行（今「汩陈」。）严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惧（今「亮」作「度」，「以」作「治」。）怀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鲜」。）毋兄曰（无皇曰。）则兄自敬德（「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徽言」。）是罔显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鲜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达殷作大命。）论语》：意与之与（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闻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鲁孔丘与曰是知津矣（「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扰不辍子路以告子怃然（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其斯而已矣。）譬诸宫墙（今「诸」作「之」。）贾诸贾之哉（今「贾」作「沽」。）又《论语》每篇各计其章数，其最后云「凡二十篇，万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记诸家异闻之语，若曰：「『在于萧墙之内』，盖、毛、包、周氏」。于今《论语》无盖氏、毛氏书。此石刻在洛阳，本在洛宫前御史台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时时得之，若骐骥一毛，虬龙片甲。今张焘龙学家有十版，最多；张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晋玉家有小块。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论语》之末题云「诏书与博士臣左立，郎中臣书上，臣」，下皆缺，当是著书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书，姓名既亡，无以辨之。独刻者陈兴姓名甚完，何其幸欤！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谁氏所得，其末云「溪典、谏议大夫臣马日磾、臣赵域、议郎臣刘弘、郎中臣张文、臣苏陵、臣傅桢杂（「杂」未详。）下」。「溪」上缺，「溪」上当是「堂」，谓堂溪典也。此盖鸿都一字石经。然经各异手书，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见真刻，独此一字者乃当时所刻，字画高古精善，殊可宝重。开元中尝藏拓本于御府，以「开元」二字小印印之，与法书名画同藏。盖唐世以前未录前代石刻，独此见收，其可宝如此。

尝闻「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先仁而后义」，是仁也，宜大于义矣。然仁者人也，苟无义焉为之列敌，则知欲达人，欲立人而已，其敝也将至于失我。仁者爱也，苟无义焉为之度宜，则爱亲如爱民，爱民如爱物，其敝也将昧于等差。故仁之有义，犹阳之有阴，犹柔之有刚，相须而行，阙一不可。别而言之，仁之于父子，则义主于君臣也；事亲仁之实，则义主于从兄也。合而言之，则凡制为尊卑长幼之序，师宾朋友之交，所以隆杀损益，先后重轻，必使天下万物秩然各得其宜者，盖无往而不为义也，岂惟仁哉！有配道而言是矣，若道义之门，配义与道者也。有配德而言者矣。若尊德乐义，陈之以德义是也。有配礼而言者矣，若礼义有所错，进以礼、退以义是也。有配理而言者矣，若义理者礼之文，理义之悦我心是也。由此推之，有待而然，义设于适，夫岂可以一端而究哉！于是深研至理，默照以心，随用随通，而会于无所不当焉，兹所贵乎善学者也。是故对利而言，则知君子所喻常异于小人。对恩而言，则知门外之治必殊于门内。对命而言，则知义在所去者，或委之有命。对生而言，则知义在所取者，或至于舍生。以至无适也，无莫也，去就何容心哉，惟义之与此而已；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也，言行何容心哉，惟义所在而已。见义不为，斯曰无勇；闻义不徙，斯以为忧。然则昔人谓义为正路、为土地者，其亦何往而弗由之乎？且周之教万民也，犹以义处中和之先，晋将用其民也，犹以未知义为患，况于士乎？况于王公乎？《易》曰：「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义固出于道德也。以告子之智，且尝疑而外之，则凡务学者可不讲明其本乎？虽然，义固内矣，君子固尝以义为质矣，而《易》又有言义以方外，何也？盖方其有钦以直内，斯用义以方外，及以义为质焉，则必用礼以行之，亦各有所当而已。此又讲明之际，不可以不知者。

《唐史》论文章，谓天之付与于君子小人无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虽然，天之付与固无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则有辨矣。君子之文务本渊源，根柢于道德仁义，粹然一出于正。其高者裨补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丽天而光彩下烛，山川出云而风雨时至，英茎韶濩之谐神人，菽粟布帛之能济人之饥寒，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务末，雕虫篆刻、絺章绘句以祈悦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奸饰伪，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粪土，以锦绣而覆陷阱，羊质而虎皮，凤鸣而鸷翰，此所谓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而其馀事发为文章，后世读书想望而不可及，此岂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专以利口巧言鼓簧当世，既不足以取信于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祸败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为主，德以文为辅，德文兼备，与夫无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窃观古灵陈公所著文章，殆所谓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欤。初，公未仕，刻意于学，得乡士陈烈、周希孟、郑穆相与为友，以古道鸣于海隅，人初惊笑，其后相率信而从之，四先生名动天下。既登第，累官剧邑，推其所学以治民，利必兴，害必除，听讼决狱，庭无留事。所至修学校，率邑之子弟，身为横经讲说，士风翕然，民俗丕变。已而守列郡，典大藩，益推此而广之，治绩尤著，虽古循吏不能过也。嘉祐中，富郑公入相，首以文学政事荐公，寖被知遇，历事三朝，郁为名臣。判郎曹则执法而不挠，使北庭则守节而不屈，仕谏省则以忠谠补主阙，处台端则以公正纠官邪，位侍从则竭论思之忠，侍经筵则尽劝讲之益。上为人主之所钦向，下为士大夫之所宗师，其功业行实，光明如此。而所为文章温厚深纯，根于义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贵重；太羹玄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则。质干立而枝叶不繁，音韵古而节奏必简，非有德君子，孰能与此？故尝评之：其诗篇平淡如韦应物，其文辞高古如韩退之，其论事明白激切如陆贽，其性理之学庶几子思、孟轲，非近世区区缀缉章句、务为应用之文者所能彷佛也。嗣子绍夫裒集公文章，得古律诗赋、杂文凡若干篇，冠以绍兴手诏，经筵荐士章疏，而行状、志铭附于其后，合为二十有六卷。集成来谒，求为之序。某告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如古灵先生，三者兼备，又得诏书褒称，推贤扬善之美如此，可谓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则有行状、志铭可考，诵其诗、读其书者，可以想见其人，又何以序为」？绍夫曰：「先公虽进不极任，而蒙累朝之眷特深，谏行言听，不为无补于时。今即世踰五十年，遭遇圣主，因览荐士疏藁，所以旌宠之者甚厚。辄敢刊行遗文，用图不朽，愿丐一言以发明之」。某义不得辞，勉副其意，因论君子小人之文所以不同者。昔孔子告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使小人为之则将有讦儒以为奸者，而况于文乎？经纬天地曰文，虽周公之才之美，谥不过文。而小人假文以为利，则与夫儒以诗礼发冢者同科。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为弄笔生无足怪也。如公功业行实，推贤扬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浑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眷遇，膺圣主之褒崇，士林尊仰，推为天下君子长者，而不敢有异议也。然则有馀力以学文者，可不景慕而知所趋向哉！公讳襄，字述古，官至左司郎中、枢密直学士，赠给事中，国史有传云。绍兴五年闰月朔谨序。观文殿大学士、左银青光禄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九百户、实封一千四百户李纲撰（《梁溪集》卷一三八。又见《古灵先生文集》附，《永乐大典》卷二二五三六。）。

二十有六卷：右引作「二十有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