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问者曰：二篇之析，子固有證矣。然则性之与教亦有不同欤？曰：非不同也，正以其所指以示人者各有义也。推其性之所自来，则人与万物同一原也；推其性之所实有，虽天地之健顺亦不外此教，非不同也。曰修道，指其当行之路也。曰明诚，指其当知之理也。知而后能行，行固不先于知也。夫性最难言也，原其继善成性之初，理与气未尝相离也；推其极本穷原之义，理与气不可相杂也。于不可相杂之中，要见其未尝相离之实，于未尝相离之中，要知其不可相杂之意，方为淳粹峻洁，不悖厥旨矣。夫气者性之所寄也，性者气之所体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曰道心，此分理气而并言。《汤诰》曰降衷，刘子曰受中，此于性中独提理言，所谓性即理也。告子曰食色、曰生之谓，此于性中独提气言，故曰不识性也。子思子曰天命，则理气混然在中，曰喜怒哀乐，本乎气者也。特以其未发，无所偏倚，故谓之中，此气而含理也。发而中节，发亦气也，有理以帅乎中，故发而能中节矣。中和之中，主静而言理也，性也，体也；中庸之中，主动而言德也，情也，用也。今既以《中庸》名篇，而「中庸」二字不见于首章，何也？曰：道也者非它道也，非可离之道也，即中庸之道也。曰不可离，岂非日用常行之道，是曰庸乎？是以君子戒惧乎未发者，所以养此中也；谨独于将发者，所以审此中也。惟中而后可庸也。虽天地位，万物育，亦庸也。非圣人推极其中和，则天地亦有时而不位，万物亦有时而不育。此感应必然之理，非天地本不位，万物本不育，必待圣人致中和而后位育也。故首章非无中庸也，盖中庸之义已默寓于道之中。不然，则次章忽曰「君子中庸」，与首章全不相属，恐子思子之文章决不如是之无原也。吁，不观汉儒之训故，不知关洛诸子义理之粹明，不观《中庸》之辑解，不知朱子《章句》之精密。仆窃妄意而犹有疑焉者，以此书章节散漫，易于错简，朱子止从其旧，乃于中提出关键字为之联络，固为甚密。自次章以「知仁勇」联络之，自十二章至十九章以「道之费隐」联络之，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以「天道」、「人道」联络之，于第二十章又以「包费隐，兼小大」起天道人道之旨，不复有纤毫间隙之地，其用工于此书可谓密矣。皆所以开后学之耳目，发往哲之精神，而仆复何疑焉？但第三章既是第二章之结语，第五章亦为第四章之结语，各分为二，疑其太密也。第七、第九章，朱子既曰「承上起下」，则是文相属而意相连矣。窃疑止是一章，恐不必分也。第四章初言过不及，此固申中之义，次言人莫不饮食，岂非庸乎？第十一章索隐行怪，此非常者明矣。半涂而废，此不能常者也。不见知而不悔，此固能常者，恐推上「知仁勇」反觉宽尔。费隐之为体用亦精矣，窃意凡言道之费处，皆指日用常行人之所易者也，所以申明乎庸之义也。前言饮食，日用之常也。此言夫妇，人道之常也。天地之间，阴阳感应，庸之大者也。天地而犹有憾者，是阴阳感应之大者也。天地而犹有憾者，是阴阳失其庸也。惟蓝田吕氏以费隐以上论中，以下论庸，此最得子思子之本旨。朱子乃以为未安，思之不得其意。但吕氏此下有以隐为至道，或恐以此为未安也。不然，则子思子反复论中如此之详，不应论庸如此之略也。岂以发越「费隐」二字之精神，故掩其庸乎？又何为有「庸德」、「庸言」两字，露出精神？以是知非忘庸者也。凡显然易见，形于天地之间者，莫非庸也。「费隐」之下当继以「行远自迩」一章，九经之下当继以「大哉圣人之道」，言圣人之道虽如此高大，亦不过在礼经威仪之中，亦庸也。但无此德则不能凝此道，自用自专，反古道皆不知中庸者也。本诸身至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亦能尽此中庸者也。卒章四称德，亦指中庸之德而言。虽自实用工夫天下平，亦本乎天之所命，无声无臭，非可求之于气也。仆之所疑者如此，恨不及质正于朱子。既不敢自以为然，又不敢自欺曰无疑，抚卷浩叹，若有得焉。与其蓄所疑而长终，岂若暴白其所疑以俟后之朱子云。

天之所以赋我者，未尝有异也。惟其无异也，于是人其天者，能周旋从事于其间。性外非天，天外非性，性何所养，天何所事哉！惟夫一毫私伪有以介之，求其所养而莫知其所养，求其所事而莫知其所事，天人判矣。彼人其天者，动静语默，举皆天理，流通洞达，如履吾室。方且相与从事而无所异，不知性之为天，天之为性也。夫人之情，信于其所可见，而疑于其所不可知。彼见天而不见性也，吹为风，呵为云，□为温，呼为响，怒为惨，喜为舒，岂无所自来哉！性天妙矣，人之赋于是者亦均矣。性之所以为性者如是，则天之所以为天者，亦如是也。知夫此，然后可论孟轲之言。观其以养气对公孙丑之问，次之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呜呼微哉！此养性事天之奥旨也。太虚邈如也，一性之真，太虚如也。求有所养，伪而已矣，果能与之从事耶？惟养之于未始可养，而事之于未始有事，方其真诚不亏，混然而□，所谓阴阳造化之妙，消息盈虚之理，皆不能外，孰为性，孰为天耶？若夫因物而见，则物夺其目；因声而闻，则声夺其耳；因理而言，则理夺其心；因事而，则事夺其形。与物波流，而况性邪！况养之与天从事邪！轲之言盖有得于子贡、子思之遗意矣。子贡之赞夫子，曰「性与天道」，是人之性，有天存焉。子思之著《中庸》，曰「天命之谓性」，是天之命，有性存焉。在性有天，在天有性，孰谓不能相与从事于其间邪？且庄周蔽于天而不知人，故溺于虚无之论；荀卿蔽于人而不知天，故胶于性恶之说。周之所谓天者，天其天，而非吾所谓天；卿之所谓性者，性其性，而非吾所谓性。性、天之妙，歧而为二，安得轲之人而与之论性、天哉？告子，学轲者也，至于言性，宜其有得于斯。今乃取混然之妙，一变而为杞柳，再变而为湍水，又变而为食色，支离荡析，无有定论。且不知所养，又乌知所以事天哉？轲书七篇，于性命之说尤详明。欲知性、天之说者，当自《孟子》始；欲知孟子之说者，当自养气之说始。呜呼微哉！

伏读邸报，冬至日天子召先生还朝，为之鼓舞踊跃。意者上心真有感于剥复之会，亟召先生，非直以先生久外而行一番礼数也。从来召命有出于常者，然其人常人也，久外之馀，假以光宠而已。若其人如范、欧阳、司马、吕诸贤，则一召之后，上深有望，下亦大有所建明。何者？贤在用不用，不在召不召，召而置之于非所用之地，如不召也。人亦在平素所植立而已，世道日污，自宰相以下，盻盻焉以用舍疏戚累其心，则正君定国于谁责而可？其在岳麓时，尝为湘士信《易》大、小畜二卦义，《小畜》止乾者巽其成，卦之主在六四；《大畜》止乾者艮其成，卦之主在上九。虽出于己见，不合先儒，然交谓《易》意似出于此。何者？《巽》之柔行巽入，不如《艮》之坚固凝重，此固名卦大小之所由分也，然而又有有位无位之不同。四居其位，而巽又阴柔，纵小有正救，乃臣事之常；上非位之所可拘，而艮又阳刚，所以动其君之敬心者于此为至。故《小畜》之四曰：「有孚，血去惕出，无咎」。非孚信其君之至，不免于伤，不免于惧，不免于咎者，唐魏郑公、陆宣公诸贤似之。《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人能使其君尊德乐义，委心以听，诏己则道之得行，岂复有委曲折旋回翔容与于其间哉？阿衡之于汤、于太甲如此，而孟子固尝以此自处矣。某言此时亦有据程传《大畜》「畜极则散」之语，而以见问者，某应之曰：此义在二卦彖辞中，非敢臆说也。《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自下求上，自阴求阳，无所待而自进也。《大畜》「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此专指上九言也。尚贤专指上九，愚于《大有》上九得其證焉。向作此义一篇，书院盖尝申上，未知先生过目以为如何？今再录呈，且以深致区区之属望也。先生为畿漕，而供亿百需，非蠲之有不可，则宁得罪时相而去；为湘漕又不惩前之所以得罪，而心所欲蠲，又力请得旨而后已。邸第之书敢于不启封，势地要人之为人觅举敢于无所与。十数年于外，江远于畿，湖远于江，后进晚出，躐先生而台阁者几人矣，然则先生不以用舍疏戚累其心矣，有以动吾君之敬久矣。今兹之召，四方倾耳以听嘉谟嘉猷之入告也，即日使旌，虽未就道，想见积忱竭思，以俟一日倾吐，固已如在黼座之前。门下诸生不敢私问，而此心拳拳焉。自昔人主未有讲明性学如吾君之懿者也，在廷之臣，论经谈理，动引濂洛，每有奏疏，各称先师，如此者三十年矣。某闻之孟子告滕世子，初则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末则曰滕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然则性善之云，充其极致，固以尧舜其君，而起国病、救民生皆此焉出，乃孟子于滕则有深望矣，岂比对告子、对公都子而已哉！今吾君深知性善，在廷之臣盖亦赓续发明，非如孟子为素不知者创言之也。然孟子于区区之滕，犹曰可为善国；今以提封千万里之广，上临御久而更历熟，行谊无过，德泽有加焉，而国脉民命岁危一岁，日困一日，岂诸公不以大有为者望吾君乎？补罅填漏，未了目前，推寻病根，竟在何所？《书》曰：「成王畏相」。孟子道列国贤君之语曰，吾于子思则师之，于颜般则友之。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相至于使君以为师友，故如此者，独何人哉？人臣事君，可俱为王顺长息也乎？俱为王顺长息，毋乃所欲非事君人者，而安社稷以上至于天民大人遂绝望于世也乎？呜呼！此事固在平素所植立，平素无以愈人，固无以望为也。今者姑以财用一事言之。自古为国，未闻皇皇汲汲于利，取之尽锱铢而能以其国久存者也。损上益下，汉、唐中主犹或能之，谓吾君不能，贼其君也。上下交征利而国危，孟子之深讳。《大学》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始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末如之何，此而犯之，则引濂洛，称先师，皆空谈也。濂洛先师不以空谈遗后人，使谋身也，上至聪明诸公，不得以宫女几千不可减、厩马几万不可损者待当今。今民穷至骨，兵戈、饥馑、疫疠之馀，户口不知减几何矣，抑有告上以四方民数之实者乎？某又记去岁十一月为岳麓诸友讲《论语》末篇之首章，以为孔子道尧舜执中之命，直至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盖三圣所以执中，大意归宿在此，孔子援引，不如今人独举十有六言也。讲罢，诸友相告曰：「先生听此至激发处，屡为之首肯」。嗟乎！世未有亲遇有道之君，而听民困穷于下者也。先生忧时盛心，虽在远外，食息不忘，今使毕归奏，柄用有阶，上之四聪四目，于此有所寄，是以某深为先生幸，愿之后日，国史书先生还朝之日，深言动上心，自此大有改为，而人于此益知吾君果可与为尧舜，如此而追恨前日诸公将顺正救之容有阙，且深惜先生此召之晚也。先生于四方之士奖进甚多，某拜侍两年，而知先生所以与之之意特厚，闻有召命以来，日欲修贺。今既后矣，辄写企望之意。诚如此，山甫补阙，爱莫助之。行取何日，计必出清江丰城间，专当深的祗候攀违，伏纸驰情，无任依向之至。

永新钟君焕甫访别，问所往，曰：「往见宏斋先生。盖闻先生教人，使之自见本心，其著之于讲说甚备，而予犹谓不端拜座下，睹先生之光明，无以发我心之光明也。我之望于先生大矣」。予惊曰：光明在子，乃欲睹先生之光明以发己，然则先生之光明子不有以受之耶？夫发在先生，而受在子，然则受者为主也。子于受时观之，此即子之至虚至灵至光明者也。太虚之中，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先儒谓月本无光，受日之光。窃尝思之，既曰能受则光之质固在月矣，置鉴于日中，日光射之，鉴之列影满室，使置他铜，日光固不入也。然则光之质固在鉴也，而况月乎？夫先生之教人，不能与人以光明，能指示人以皆有光明，则是不惟待学者以受光之月也。乃谓人人皆赫然当空之日，夫岂惟先生，将自古圣贤之待学者，所有与己全同，不待我之分毫假借也。虽然，子方往见而予言，此子若误认予言，是谓予告子可以往可以无往也，非也。今子必往，往则亲先生之光明，而反之于心，曰，先生人也，我亦人也，我之光明何以不与先生若？然后归而尽取先生之书读之，以寻先生之教人所以去外翳而视全体者。夫光明诚在子，能若此，则是以先生之光明之大全者准己也。光明有分毫之不及先生，是以必有翳之者分毫不去也。子以先生之光明何如耶？先生今为天下之老，平生大节莹无纤瑕，德业文章可以炳然照后世，此何从来也？《易》之《晋》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德不自昭而谁为昭之哉？至于《升》曰：「利见大人，南征吉」。子之往，所谓利见大人矣。利见于南，南，离明之地也，子之名从日从丙，自昭明德而南征吉，具是义矣。予故两举其象语以送之。

曲江岭南名郡，山川之产多秀民，自张子寿显开元，余安道鸣庆历，文献承承，越至于今。业进士者有企慕前修之意，求师取友，走千百里外，或累岁而后还家。江湖间有以所学教授其徒，曲江士必在列，而岁至吾庐陵者尤众。其人大率纯实茂，作为文章，轻巧不足而质实有馀。予甚爱其有古之遗风，使遇名师良友，以古道相诱掖，其所成就宜有大绝人者。然近岁士习趋下，号称前辈者或亦止于传习场屋之文，谩不省讲学为何事，幸而收科，自谓一第如探囊中物，不复增益其所未能。后学效之，凡书肆所售，谓之时文，空囊市去，如获至宝，而圣贤格言大训、先儒所为孳孳讲切以觉人心者，反弃置之，以为非举子日力暇到。自吾里中士不免病此，他郡之来学者何讥焉。是徒使其不远千里而来，非惟无益，而又害之也。予解褐且六年，追念半生学力无几，每每发愤太息。塾于私家，思与二三同志专意从事于所当学，然至者认科第为的，则亦惟索我于所亟用之时文，以予笔砚代耕，犹未得自脱于区区之故技，彼已不相益而相习，未尝不怛然内疚于心也。岁在丙午，邹君某与其弟某实来。君曲江之属邑仁化人，锐意就学，惜其与处才数月，未及以予所见谂之。君将归，请于余曰：「予家有青云峰书院，因地为名。盖青云峰之下为龙骨岭，书院席龙骨而枕青云，前有水焉，抱书院而东，谓之斗水。伯父爱其幽胜，屋于斯以为诸子藏修游息之所，而予父共成之，买田其中，收其岁入，专以给游学之书费。愿为记之，且幸教以为学之大方，庶几朝夕目击而无忘执事之训也已」。予告之曰：「凡予所愿与朋友共学者，非今所谓举子之文之谓也。学也者，因圣贤之书，求圣贤之心，而为圣贤归者也。举子之文不过求先达准绳尺度，学先达之文，足以得先达之科第而已矣。读圣贤之书，求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也孰禦焉。予知子之嗜学也，而恨数月之间未有以告子。今且别，忍爱言哉？子之书院取名于山，山之耸秀峭拔之状非予所睹也，睹其名知其非丘垤也。子归而藏修游息于耸秀峭拔之山之下，地之偏，人之寂，景与心会，能无感乎？《诗》曰：『高山仰止』。高山之可仰，何也？人固贵乎自拔也，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何也？居高则所见者大也。人不自拔则陷于污，不见其大则安于陋。子行矣，予无以告子矣。子归见是峰而问焉」。君又请曰：「峰以青云名，决科者以为祥也。予兄弟学于此，谓天之衢亨在此矣。揭斯名也，亦以动策励之心焉，何如」？予曰：「培塿堆阜不能出云，出云者必势分，积高且大也。夫学亦然。集义以养吾气，是气塞乎天地，而天下事有不足为。古之君子退然自养，不求闻达，一日见于用而天下被其泽，何也？藏之深而蓄之厚也。子行矣，予无以告子矣。子归见是峰之云而问焉」。君曰：「唯唯」。因次第其语为记。

岁辛亥秋八月朔，予从二三子访友人胡君伯雨于永水之阳，古潭之上。主人未出，予以晓凉，径造溪东之园。溪水之旁故导水为池，至是筑小亭焉。工方治水，予问工何以亭也，曰：「旌嘉莲也。今夏莲一干而二花者再俱实矣」。指以示予。二三子请于予曰：「何为其然哉？濂溪先生所谓净植亭亭，不蔓不支者，今乃出此奇乎」？予曰：「子未读吾家六一公所记许子春园亭乎？六一公谓见子春家孝悌三世矣，园之草木将有连理而骈枝，禽鸟翔集其间，将不争巢而栖，不择子而哺也。许氏之园未有兹瑞也，六一公以其孝悌意之而已；今也诚有兹瑞，此岂偶然哉？夫伯雨之有此园也，予未论兹花之为瑞，大槩伯雨盖有乐乎此也。孟子有言：『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今夫动植之类，皆足以使人触目兴感，而油然于父子兄弟之天，《诗》之兴是也。草木忻荣，鸟兽和鸣，而人之胸中无生意以受之，安知境之可乐？所贵乎君子之乐以其胸中浩然与天俱春，是以森然于吾前者即其充然乎吾心者也。予每从伯雨徜徉兹园，见园之所有生意类与人同，窥伯雨所得于眉睫间，心知伯雨之有乐也。二三子其谓人心之所最乐何乐乎？乐莫乐于人道之尽分，父子兄弟孝慈悌友，推而放之，无所不准，此分不尽，吾安得无忧？此分而尽，吾何为不乐？乐则生生则恶可已矣。天地万物与吾心一也，予知伯雨之胸中而不能一以告子，子欲徵吾言乎？予之知伯雨也不如莲。莲，植物也，而一再为伯雨呈瑞，若特有意焉者，钟和毓秀，是谁为之？然则理气感通之说，由诗书以来，焉可诬也」。语将既，伯雨诸子偕其诸父昆弟至，询予言之本末。予亦自谓予言胡氏子孙宜共闻也，复具告之，且使白于伯雨而刻之。是岁淳祐十一年，欧阳某记。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谨按圣门之指示，要领在此一章；异端之窃證空谈，亦在此一章。故学者读此章，最不可不审。夫万事莫不有理，学者当贯通之以理，故夫子谓之一以贯。然必先以学问之功而后能至于贯通之地。故曾子释之以忠与恕，盖理固无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贯通者，己私间之也。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忠恕既尽，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贯通，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贯之者也。夫子他日又尝以告子贡曰：「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以一贯之」。此谓多学正所以求为贯通，不可止于务多而已也。颜子得此意，故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约以礼则一以贯矣，然非出于博文之外也。孟子得此意，故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反说约则一以贯矣，然皆自博学详说中来也。圣贤之学，首尾该贯，昭然甚明，初未尝单出而为一贯之说。奈何异端之学既兴，荡空之说肆行，尽《论语》二十篇无一可借为荡空之證者，始节略忠恕之说，单摘一贯之语，矫诬圣言，自證己说，以为天下之理自成一贯，初无事于他求。是不从事于博文而径欲约礼也，不从事于博学详说而径欲反说约也，已非圣贤教人本旨矣。甚至挑剔新说，谓不必言贯，此道不必贯而本一。呜呼，此有物混成之说也，而可以乱圣言哉！愚尝考其故，其端盖自春秋战国来矣。夫道即理也，粲然于天地间者皆理也。不谓之理而谓之道者，道者大路之名，人之无有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无有不由于路。谓理为道者，正以人所当行，欲人之晓然易见，而非超出于人事之外，他有所谓高深之道也。唐虞三代之隆，上之所行者皆此道，下之所见者亦皆此道。士之已达者，以此道见之设施，士之未达者以此道见之讲明。大之为三纲五常，细之为万事万物，无非此道，而何有异说？周室既衰，学校既废，上无与主张，下无与讲习，士始分裂而四出。得志于当世者外此道而为功名，则为管、晏之功利，则为苏、张之从衡，则为申、韩之法术。不得志于当世者，外此道而为横议，则为老聃之清虚，则为庄、列之寓言，则为驺衍之诬诞。凡皆道之不明故也。然得志于当世者其祸虽烈，而祸犹止于一时；不得志于当世者其说虽高，而祸乃及于万世。凡今之削发缁衣、喝佛骂祖者自以为深于禅学，而不知皆战国之士不得志于当世者戏剧之馀谈也。凡今之流于高虚、求异一世者，自以为善谈圣经，而不知此即禅学，亦战国之士不得志于当世者展转之流毒也。天生夫子，不于他时，而独于春秋之世，正使于众说淆乱之馀，立大中至正之极，明日用常行之道，为天下万世之师。《论语》二十篇，拳拳训告，惟以学问躬行，惟以孝弟忠信，独于曾子之弘毅而告以「一以贯之」之说，又独于子贡之敏悟而启以「一以贯之」之机。以一而贯之，是于功深力到之馀，更求提纲挈领之要，夫子教人，意盖出此。后世学者于曾子、子贡平日之功尚未必一日用其力，反欲尽略《论语》二十篇，而独取一以贯之之章；又于此章节略忠恕之语，而径为一贯之说。且贯者串物之名也，而绳者所以串物者也。必有物之可贯也，然后得以绳而贯之；必有积学之功、讲明之素也，然后得以理而贯之，故曰「一以贯之」。「以」云者，用此以贯之之名也。今直曰「一贯」，并与「以」之一辞而去之，是自成一贯，他无讲求，已大不可，况可并去「贯」字，单出言「一」？《论语》本文，何尝如此，而天下亦安有此理哉？愚所谓读《论语》此章最不可不审者，以此故也，惟吾徒其深省而懋明之。

学问之道，所贵乎见善之明也，用心之刚也。见善明，知之事也；用心刚，行之事也。二者相须而相为用，去一非学也。在《易》，《大壮》之后继之以《晋》，既盛壮则必进，物无壮而终止之理也。故夫子于《壮》之大象而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言学者用心之必刚也。于《晋》之大象而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言学者见善之必明也。然用心之刚者，其见善必明；见善之明者，其用心亦必刚。圣人于《序卦》著学问之道，学者读《易》之《晋》而原其明之所自来必由于《壮》。不惟知之，又有以行之，不惟行之知之，惟恐其有未尽，二卦所以相为继也。韩君子升，余久要之朋也。笃学而好修，沈静而有立。比年以来，岁治一经，每经皆能谛详其义。手不释卷，志不外驰，实为受道之器。以「晋斋」名其读书之室，求余为发其义。余尝传《易》，释卦义，子升既见之矣。余今所以告子升者，不惟昭《晋》之明，兼有取于《大壮》之刚为学问之道。凡见善之明者，由用心之刚者也。夫「雷行天上」与「明出地上」，以其象而言，其义固各有所在，然壮之必明，明之必壮，实相须而相为用者也。天左旋一日一周，大明与天俱旋，亦一日一周。惟其壮盛健行，是以明丽乎上，洪纤高下，靡不毕照。以学而言，知之者于行，行之者于知，实非二事也。昔颜子问克己之目，夫子告以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与《壮》之大象，其旨实同。颜子勇于自克，无复留难，他时洞见道体，卓然如有所立，端自夫用心之刚有以臻之。曾子于《大学》篇首而著其义，曰「在明明德」，又引《书》以为之證，曰「皆自明也」，与《晋》之大象义实相符。曾子自明其德，用功恳到，他时优入圣域，亲传道统千载之绪，实见善之明有以致之。颜、曾二子之学，其皆有得于《易》乎？子升用「晋」名斋，盖有志于自昭其明者也。吾必告之以明刚相须之义，盖以子升孳孳讲习每在于《易》，故以余平日所常言者而重为之言，非子升不以是为告也。或曰：卦下之辞有取于康侯，而不及学问之道，何哉？文王所言者，《易》之用也；夫子所言者，《易》之学也。即象以明义，初无以大相远，盖侯之言康为坤体故也。学者笃志于道，静厚而专一，亦道中之侯，自康济其一身者也。「锡马蕃庶」，表其行之无疆也；「昼日三接」，表其明之不息也。学者进道，日新又新，亦犹康侯之蒙宠膺锡，皆道内所宜有，初不待得之于外而后为荣也。孟子谓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然则蕃庶之锡、三接之宠，皆天爵中事，吾于子升有望焉。

余弟祖仁甫笃学好《诗》，合毛、郑以来诸儒训说而为之折衷，扁读书室曰「志堂」，取义在《虞书》。其用志于《诗》久之矣，精之矣。书来，乃更欲余发扬其义，附于平舟翁题扁之下。祖仁求道之志老而弥确，余忧患摧折，学殖荒落，不能有所发也。然昔日读《诗》，深有味于《诗序》「在心为志」之旨，以为在心之志，乃喜怒哀乐欲发而未发之端，事虽未形，几则已动。圣贤学问每致谨乎此，故曰「在心为志」。若夫动而见于言，行而见于事，则志之发见于外者，非所谓在心之志也。是以夫子他日语门弟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之思、在心之志，皆端本于未发之际，存诚于几微之间。迨夫情动而言，形为雅，为颂，为风，为赋，为比，为兴，皆思之所发，志之所存。心之精神实在于是，非外袭而取之也。序《诗》者即心而言志，志其《诗》之源乎？本志而言情，情其诗之派乎？自心而志，由情而诗，有本而末，不汩不迂，盖门人高弟亲得之圣师而述之于《序》，非后儒所能到也。是道岂惟《诗》，圣贤平日讲贯，每于此而拳拳焉。告子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逐乎外而不由其本者也。孟子辞而辟之，为之说曰：「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持其志，毋暴其气」。反复详说，大率以持志为学问据依之地。志足以驭气，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何莫非天理之著形！是固心学，而曰「勿求于心」，岂非失之远乎？诗人之诗所以嗟叹咏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亦由气统乎志，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非由外也。是故善观诗者，观其辞之洋溢畅达，而知其气之充周；观其辞之雅正温纯，而知其气之安定；观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知其气之循轨而有节，由学问操存有以主乎其内也。《诗序》、孟子其相为发明欤？或语余曰：「若子所言，志一而已，其发也乃有多歧之异，何哉」？曰：志乎道德者，在心之志也。伊、傅、周、召、颜、曾、思、舆，隐见不同，而其志乎道德则无不同也。彼志乎功名，志乎富贵，则管、晏、申、商之所谓志，中无所守，沦而入于他歧者也。所贵在心之志，操之而存，如水之有本，自源徂流，行地万里，一本而已。溢而为潢污，别而为沟渎，是岂水之正哉？余昔与祖仁俱侍先君周游四方，过庭讲习，一在义理。每见祖仁读书多密察之功，遇事有素定之画，尝期之以前辈事业。而余也迂拙自信，恪守绳尺之外无他。中年因读《礼》，采《内则》名篇之义，命堂曰「则」。尝语祖仁：「我则其则，子志其志，持是自见于世，何行而不可乎」？自尔以来，沈埋州县垂四十年。晚岁有位于朝，大厦告倾，栋折楹摧，非一木可支。余以国事见驱而北，祖仁避地入闽，别去八九年，穷困百罹，未尝一日废书也。比闻祖仁更用功于《易》，著论成编。余自燕以来瀛，卒《春秋》旧业，成《集传》三十卷。以为《春秋》者，圣人见志之书，《易》为天下事物之准，志之所至，则亦至焉，则之所止，志亦在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何志而非则之所存？《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何则而非志之所在？吾兄弟虽衰迈日侵，不复有意当世，犹能以既老之识从事于经，尚庶几托圣言以垂不朽乎！昔坡、颍弟兄感夜床风雨而兴会合不偶之悲，今吾与祖仁南北相望，万里寒饥，疾惫之弗恤，而汲汲于道，惟恐失之，是固常情所迂，而吾徒暮年，舍此复何所事乎？风雨凄凄，鸡鸣喈喈，自今益知所以自勉，乃书此复于祖仁。甲申正望，某书于古瀛归洁道院。

由典谟而后，君臣交相警戒惟一「懋」字，懋所以勉也。自洙泗以来，圣贤所以启迪后进，作成人材，惟一「勉」字，勉所以懋也。懋之义大矣，勉之义精矣。帝王之世，非有怠于事者，孜孜警告，惟曰懋哉；圣人之门，非有惰于学者，而谆谆训饬，惟曰勉哉。懋从心，欲其笃志而无怠也；勉从力，欲其自力而罔懈也。懋与怠，勉与懈，常相为对，出乎此则入乎彼，是以帝王圣贤以是为训告之先务，欲人之无怠于事，勉进于学也。夫子于《乾》之大象而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义又益大益精矣。天运于上，日月星辰系焉，或一日而一周，或一月而一周，或一岁或累岁而一周，运行有常，晷刻无爽。春秋冬夏，相为循环者，大化生生不息之功也。学者学为圣人，自十五志学，至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充而至耳顺心从之境，亦自强不息而已矣。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自强所以不息也。或曰勉强而行，乃困知之事，天分高明者无待于勉。是不然，学道以力行为贵，知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力，惰于自勉者也。颜子亚圣也，其喟然之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叹圣道之大而难攀也。又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则勉强力行，必期于得而不能自已也。故三千之徒，圣人独许颜子以好学。惟其好之也笃，而后求之也勤，勉之也至。是知一勉之功，乃圣贤所以自强不息也。平阳郑君通甫久客古瀛，一日来访，以《易经》大纲领为问。余知其笃学好修，将以予之所学从君商确焉。曾未几日，通甫忽以省亲告归，乃曰：「昔常禀学于乡曲老先生，以『勉堂』二字题其读书处，愿公为我发扬其义」。余语之曰：子扣我以《易》，吾将有以告子，而子乃动归欤之兴。吾今欲为子勉，舍读《易》之外，他无以为言矣。夫《易》，性命道德之蕴，四圣所传，此心而已，此道而已。后儒断之以卜筮，杂之以术数，蠹乎《易》者也。余所著《纲领》，子既见之，愿加以玩索之功。苟有疑焉，还以砭我，吾与君以易道相勉，不亦善乎！然则是勉也，吾与君共之。遂书以为赠。

余交国史黄公震东发为深，尝握手嘅叹古道散，《伐木》诗废，相友善如我辈几希。公因及姚江吴应酉子云从吾游久，一诚如初，有子字安仲亦来学，以世其盟，无已，庶乎可耳。余耄矣，言犹在耳。近留城，而子云职教鄞学庠，父子往来，清话无虚日。畴昔所未接见，乃绸缪如此，而国史公死已十有五年，耿耿嘻嘻，不自知其为何心也。间而安仲拱而曰：「国史虽为自妇氏家，而生晚，亲典刑日浅，子在犹国史公也。不屑之诲，敢夤缘以请」。余不敏，辞焉，而感其勤，不能无言。人之为学，莫病于过，过则其归为老庄；莫病于锢，锢则其归为告子。故君子必择乎中庸，而知性为难，知言为尤难。余观安仲年少而识老，气盛而心平，入则家庭父兄告诏，出则学校朋友薰陶，亦惟相与求归于孔孟而已。养之重以为体，守之谦以为用，于为学乎何有？不然，非余所素与国史公讲切者。尚勉之哉！

某误叨郡辟，滥长书堂。秪事开说，昉自今日。自顾至愚极陋，凛凛莫胜。有闻于师，敬取以诵。深惟世远道散，学校具文。圣朝崇化，加重书院。惟白鹭洲寔表江右，于此藏修，于此游息，于此讲习，于此饮食。必先践履，必后科目；必先器识，必后文艺。必自重，毋自卑；必自立，毋自馁；必自强，毋自画；必自反，毋自恕。必毋夺于得丧荣辱，必毋怵于忧患变故。是皆学者之事也。虽然，学不知方，望道莫见。有大本领，其惟《中庸》乎！

天命。

《中庸》首章，揭此三句，三句之中，揭三「谓」字，使万世学者受罔极之恩。子思子未作《中庸》以前，非无人说性，非无人说道，非无人说教。即未尝有人指其性曰如何是性，未尝有人指其道曰如何是道，未尝有人指其教曰如何是教。曰性、曰道、曰教之名未明，后世学者将从何处寻性，将从何处寻道，将从何处寻教，将从何而见得性也、道也、教也是一贯？且如《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止是说天命之性，不曾说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之意。《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性、道、教大意虽尽在其中，又不是次第分明顺说。至《中庸》首章直下说出三句，学者始得因名义以反诸身，始见命外无性，性外无道，道外无教。三「谓」有的实一贯大明，自子思子作《中庸》始矣。三句名义精切明白，有朱子《章句》、《或问》在，不复敢赞一辞。但要知得《中庸》一书纲领，虽在此三句上。三句脉络，全在「率性之谓道」一句上。盖有形则有性，不患无性，患不能率性；有道则有教，不患无教，患不能尽道。是故有率性之道，则为受天命，不则为逆天命；有率性之道，则为乐天命，不则为逆天命；有率性之道，则为敬天命，不则为怠天命；有率性之道，则为全天命，不则为旷天命。以此知性乃均有者，惟在率性与不率性耳。是故有率性之道，则其道皆是实理，不则其教皆是伪妄；有率性之道，则其教皆是正大，不则其教皆是偏邪；有率性之道，则其教自有条理，不则其教颠倒悖谬；有率性之道，则其教见于日用常行，不则索之恍惚诞谩。尧、舜、禹、汤、文、武，皆是率性者也。故见之二典三谟，于训诰誓命，于《周南》《召南》，皆教也。教皆道也，道皆性也。当时之人有所准而仁而无非仁，有所准而义而无非义，有所准而礼而无非礼，有所准而智而无非智。至于禽兽鱼鳖，昆虫草木，一动一植，散在两间者，无不各遂其宜，是皆尧、舜、禹、汤、文、武率性中来。周公、孔子，亦是率性者也，故见之于太平六典、《金縢》、《立政》、《周官》、《无逸》等书，于删《诗》、《书》，正礼乐，作《春秋》，门人弟子难疑问答，皆教也。教皆道也，道皆性也。或施之于当时，或垂之于后世，皆断断乎不可易。是皆自周公、孔子率性中来。彼不率性者则反是。桀、纣在上，教天下以淫虐。春秋战国教天下以攻利，秦教天下以诈力，汉高教天下以无耻，汉武教天下以多欲，唐教天下以无礼义，晋教天下以放肆无度，佛氏教天下以空寂，老氏教天下以清虚。凡若此者，皆不知性为何物，故其教皆非其道。以此知我有不同者，惟在率性与不率性耳。此「率性之谓道」一句，承上句，生下句，体用兼该，源流无间，乃三句中之大关锁也。此《中庸》首章自「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至「君子慎其独也」数句，反覆精密，其说独详。是为率性上要紧，故说尽由教而入者下工夫处，后之言性者，可以准矣。而其间有三节最可畏，幸而第一节得孟子，第二节得周、程，第三节得朱子，所以子思之说传至今日，如日星终不可繄，如金石终不可破，不然则难乎免于惑矣。盖道之所在，愚不肖者固不足与为道，而贤且智者，害道为甚。人而愚也、不肖也，其议论不能动人，其见识不能过人，将易而侮之，尚何足以惑天下？人而贤也、智也，其声望、其志向、其践履、其辩说，皆非人所易及，则人必宗之，宗之则必有党，惟信其所宗者之说为是，不复究其所宗者之说为非，纵有知其说未能无过，方且相与委曲执说以遂其非，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战国之时如杨朱，如墨翟，如告子，直是能坚志强辨。而杨氏以为我为义，为我必至于无君；墨氏以兼爱为仁，兼爱必至于无父；告子亦说仁义，而分内外。若不遇孟子道一善字，说出本性，天下将胥异端，谁排辟以卫吾道？此第一节也。自孟子后一节尤长，如荀，如扬，如韩，皆是表表于其间者，当时学者尊之、宗之，不减孟子。而荀子道性恶，扬子道性是善恶混，韩子又说性三品，此皆是不曾看得性之大本，各恃其才，各执所见，却从气质上论性，迄无定论。直至我朝程子受学于周子，说出「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等语，彼只说气质之性，而不知天地之性者，千载之纷纷始定，而《中庸》之书始有所受。此第二节也。自此程氏门人布满天下，各自以为得其师之说，而得失深浅固已不一。况当时大贤，有为性所先之说者，有为浮屠之说者，有为新学之说者，天下之人扇撼陷溺如醉梦中，植党相仇，牢不可破，又况中更天地大变，诸老凋谢，人欲横流，而性之说不绝如线。直至朱子，以《四书》为本，辨明义理，毫发不差。而《章句》、《或问》之作，发越程子之所未言，折衷诸说之所未安，使学者有所依据，有所去取，子思性、道、教之说益大光明。此第三节也。呜呼！朱子未远也，今之学者又各自以其意说性，而不知性出于天；各自以其意说道，而不知道出于性；各自以其意说教，而不知教出于道。性、道、教一贯之说，又胥而为纷纷，为昏昏，其病将有甚于前三节者。病在何处？在胜心，在轻心，在锢心。立论要平，胜心者无平论；立论要确，轻心者无确论；立论要通，锢心者无通论。不平则奇，奇则失之；不确则欺，欺则失之；不通则窒，窒则失之。《中庸》一书，朱子发之已尽，不待他人屋上架屋，然则今之学者欲观《中庸》，必先去胜心、轻心、锢心，则性、道、教之说方一贯，而中庸在我。

自斋，竺氏子稷读书之小室也。吾为名之，而告之以其义：自之义大矣，曰自昭，曰自师，曰自成己，曰自得之，圣贤示训，惟此为至切。以名其斋，仰而观，由目以入心；俛而思，由心以复性。习察之精，沈潜之久，主于中而外物不能迁，澄其本而末流不能溷，则知万物之理，反身皆备。仁、义、礼、智，我固有之矣。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皆由此始，斋云乎哉！然自之为自，有自暴自弃、自是自用者，则又吾自之贼。苟徒委之曰：「我所自有，惟意所可」。恐不知自之为何物。佛之空，老之虚，杨氏之为我，墨氏之兼爱，告子之仁内义外，荀子之道性恶，差毫釐而缪千里。《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吁！知此则可以得吾之所谓自。虽然，今而后有以自斋称己者，固不得而辞。使假以自衒焉，则非矣。世之人驾虚翼伪，妄自标榜，以要人之称道，甚而吾徒所麾者，亦皆有之，良可叹已。昔者诸贤或取诸乡里，或取诸所居面势，或取诸所学所志，后进尊而师之，举以代不敢名之名，然岂诸贤意哉？吁！知此则可以得吾之所谓自。己丑闰月晦，嵩溪遗耄陈某书。

襄贲丁君济尹奉化，以学校为第一义，葺旧营新，倥偬问顾。学前有池，池之中可亭，藏脩者可游息。然学宫渐完，邑之士协相居多，此役又将谁赖？壬辰四月朔，揖而谋诸长明善斋汪日宾。诺而退，经工饬材，是月己卯亭成，扁以「参前」，尹意则有在也。人之为学，所学何事？亦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而忠信笃敬为本。吾夫子告子张以此，且申以「参前」之语。今余于诸生，宫以居之，又为此亭，盖欲其优游涵泳，乐其所以学，然虚閒之地，虚则易放，閒则易怠，因摘二字以警。子张为圣门高弟，犹书诸绅，诸生自视子张为何如？登斯亭也，翼翼然若常在目，庶乎久而安，安而化，不自其在忠信笃敬之中，而言行为有成。否则妄而已，如扁何！彼南山泻翠，平野输秀，风清日美，莲净植而芹藻香，天高地下，鸢之飞，鱼之跃，各有适。不物于物，何见非理，何著非情？亦足以畅吾心而融吾性。若山阴之叙情，零陵之燕好，云龙山人之鼓琴放鹤，则非名亭本意。诸生领已，进而曰：「昔子张书绅，止于一己。此以名亭，则与诸生共。所以表章夫子之训，淑后学大矣。敢以记请」。尹退然不自居，曰：「于余奚记？为特承余之心者是可嘉，盍有以劝后」。时著因贺成适至，辱使之书。辞以耄，不获，姑笔其实，使来者知尹之用心。而用力又有若而人，将有以日葺为事，而斯亭为学者助，百世一日也。具官陈著记。

史氏以相叶望四明，余与其云来接为多，彭卿景耽其一也。别且久，书来谓近于所庐偏閒地，规为小圃，中架数椽，扁曰「允斋」，敢以记请。吁，允之为义大矣！允，信也。于己、于人、于事、于物，凿凿乎，慥慥乎，无一而不信，则得所谓允。不然则为佞，为妄，为诡谲，为诞谩，其机甚危也。古道散，人心漓，方且驾虚翼伪，出入鬼神，与流俗世变，澎湃掀舞，允者安在？况乎阀阅连狃于声利，酣于豢养，而他不暇问，有善于此，又率以王、谢风流自命，求其代有象贤，能几屈指？子乃独有斋焉，揭「允」之一字而名之，将日与目接，收其本心，瞬有养，息有存，其诸异于人乎？夫以方盛之年，前乎纷纷可悦，若将终身者，忽如荣华飘风，潦水归壑。一转移间，其于学也孰禦？然学而不知允之为要，则非所以为学；允而不知择其所入，则非所以为允。差之毫釐，缪以千里，正恐如告子之不动心，锢于自信之过。子既有见于允，而主于其中，所性则有四端，所證则有六经，所师则有圣贤，所友则有端人正士。外物可绝也，末习可叱也，惟佛老之乱真，虽贤者有不能免，而今之人为甚。余闻昔九六子居碧沚，不与时谐，以道自任，所著书曰《世学》，辟异端为第一义。熟复其先训，而折衷以周、程、朱、张，子而有志，非子谁属？而允未易一旦诣也，尚俟他日有指其斋曰「是能自力而无愧于名者也」，则九六子之学有传，而余之所以勉子者庶乎亦无愧矣，可不敬哉！岁昭阳大荒落，嵩溪遗耄陈著记。

先君六五直阁讳子锷，字仲戡，姓邢氏，世居豫章武宁修水之滨。曾祖焕。祖椿年，累赠朝散大夫。父凯，朝散郎、直敷文阁、主管成都府玉局观致仕。先君生于嘉泰辛酉，卒于淳祐庚戌，享年五十。弱不好弄，长业儒，性至孝，养志无违。处兄弟睦，温恭广俭，乐成人之美。差箸乡里皆称其贤。文战败北，遂适意田野，无荣进想，常告子弟以乐天知命之□。家贫藜藿，吟笑自如。淳祐乙巳，得奇症，卧病六年，百药无效，竟以是终。娶卢氏。男一人：文浚，业进士。女二人：长适进士汪宾礼，次适贡士梅应荐。孙一人：肃。男文浚次年十二月吉日，奉先君之柩葬于南山金鼎，坐辰向戌，从治命也。孝男文浚百拜谨□□□。

俊上人，余庚申年春在感山见其诗，欲进之，为撷摘十数句。今年初夏，特来锦江见余。读其全集，犹在感山时诗也。问别后曾谁见，曰丰城后林李先生也、庐陵约山朱先生也。二先生者，当今之诗伯也，必有以警策子矣。而诗犹前日，甚矣，余之有以误子也。虽然，数十篇之诗而撷摘止数十句，余虽进子，亦深有以晓之子矣，而子犹未之悟。今之来，方且出其全集，俾余品题，将以行乎世。余何敢重误子乎！此江湖缪妄诗客索游者之所为也。方其能吟数语，粗有韵之仄平，多未识李、杜、苏、黄门径，即诧然自足，号为诗客。持其巨编长轴，求其官衔人序之跋之。间有颜面柔软，不能拂人情者，往往强徇其意。得之者辄号于人曰：某已得某名公序且跋矣。由是欲列于名公者，续续而次之，至有序跋多于诗者。夫序与跋固信皆名公也，如吾诗之未足以名，何徒资识者醒睡一笑耳。是之谓不成人之美，成人之恶。余岂敢不忠于告子，而重误之至此哉。今虽拂俊之意，使俊他时悟作诗之妙，亦必以余言为忠也。夫诗有意有味有韵，意欲其圆也，味欲其长也，韵欲其远也。有此三者，然后使人读之而恐卷尽。苟初读而不知其意，细读而不见其味，既读而不觉其韵，何足以谓之诗哉。雕不可读之句，不可谓之奇也；用不可识之字，不可谓之古也。欲其奇古，必有妙于是者矣。作之多而出之少，求能于己而不求知于人，皆学诗之法也。诗虽小技也，不好则已，好则必求其工。工犹未益也，不工又何所益哉。子，佛者也，未可以语吾之上。就子之所知言之，诗正如子家之禅，姑归而熟参之。

诗亦如禅要饱参，未须容易向人谈。阵无活法徒奔北，车恐迷途在指南。悟后欲知新句长，读时须见旧时惭。江湖浪定祗何益，归看秋空月印潭。

荥阳世家出帝高阳，春秋时在鲁、晋、楚者，皆其胄也。汉号玉田氏，其后繁昌，耽、裕、骛、哲、尼、固、休之、惠元、思义、为、峤、城，咸著节义，为时闻人。其在蜀者曰谟，自汉元嘉与龚荣诣巴郡太守，请分置垫江郡。曰群，佐昭烈，与赵云齐名。唐末曰安仁，起兵绵竹，辅王建，讨全忠。厥后子孙散居剑以东。国初，君进繇武信凤台派为合之巴川县小龙潭后觉里人，四世而至于曾祖明，字周臣，以阴德孝行闻于政和间，时人为著《阴德集》。武信有异人，号净眼师，阴德公将谒之。师先一日命左右曰：「巴川阳公将至矣」。已而公果来。师谓公佛地位中人，将传心印。阴德公辞曰：「纲常之大，如之何其废之」？妣梁氏，继仲氏。祖熙载，字应祥，登绍兴二十年天府书，乐善不倦，守道固穷，号后觉先生。妣康氏。父景春，字伯震，德行文章为时师表。捧乾道元年能书，以宁宗御极恩，官至从政，累赠宣义郎，号龙潭居士。妣普慈冯氏，懿行淑德见于礼侍度公志铭，赠孺人。淳熙丁未九月初七日戌时，实生公于后觉里巴字溪之上，名昌朝。甲午，以枋名贡于乡，字正父，小字宗骥。行鼐二师，事考亭高弟性善度公正、莲荡㬊公渊，尽得其传。登淳祐辛丑进士第，怀敕五年，俛调昌州酒正，摄广安学官、大宁理曹。升从政，调绍庆学官，摄郡通守，志恬退，隐居不仕。利路使者闻于朝，加通直郎，赐六品服，累封朝散大夫。咸淳丁卯十月十日癸亥辰时，考终命，年八十有一。门人因所居，字之曰字溪先生。公取武信张氏，唐相曲江公之裔，先卒，赠恭人。二子：长少箕，登景定壬戌进士第，今修职郎；季炎卯，登淳祐丁未进士第，今中奉大夫、巴川县开国男。又全庵之子炎巳为子，荫登仕郎。孙男四人，孙女四人，曾孙男女二人，玄孙一人。咸淳戊辰二月既望，葬于江陵府松滋县香炉峰堆玉坪寅山之原。公生有奇质歧嶷，知长幼尊卑，好弄笔墨简策。终日端庄巍坐，群儿戏诱，不顾也。龙潭居士口授以书，一再过即成诵。九岁毕九经，属文如成才。居士有诗曰：「诗书有味嚼逾美，编简无花开自香」。公和曰：「文章不数向、歆辈，姓字须教班、马香」。宿儒庞子渊试以《大旱汝作霖》诗，公赋曰：「岂但流王泽，应须沃朕心」。时人惊叹。成童博览群书，纲常名教之道，古今治乱之源，莫不洞贯。医药卜筮之书，天文地理之学，射御书数之文，咸精通焉。时乡贤性善度公正自建昌受业考亭以归，遂往承学。公慈孝出于天性，侍龙潭居士刻不忍去。夔部使者母丘公恪罗致居士为夔理曹，公年十八，实侍行。甫两舍，居士夜坐吟《挽故人》诗曰：「五十三年堕鬓魂，一朝埋玉骨方温」。公然釭秉笔，书未竟，居士忽坐逝。公于逆旅中治丧扶护。时伪禁严，《家礼》未见于世。公请于度公而行之，衰麻敛奠，一遵古制。先是龙潭公居官日，有劝以俸金买良田为诸子计者，因笑曰：「教子当以诗书，田宅非所以爱之也」。暨殁而家四壁立，无以为葬。公赞议贸所居室庐以奉丧事。自是陋巷箪瓢，人不堪其忧，躬植蔬果，以供慈闱甘旨。年三十，娶曲江张氏。冯太夫人以子舍食贫为怀，命出居营生。甫月馀，与张夫人私相谓曰：「忍以生事亏定省乎」？乃亟归侍，奉菽水，勤温凊，咸得欢心。爨烹沃盥，躬服其劳，有代己者勿许也。一时乡父老诏子弟孝养者，率称公为法焉。冯夫人疾笃，公露香祈天，减己算以益母寿，密刲股以进，太夫人绝而复苏，延七年然后终。公执礼过哀，有白蛛垂倚庐者七日，闾里聚观，咸称孝感。公尊祖奉先，孝敬纯一。居室陋，家庙务严洁。家虽贫，烝尝必备礼，每祭必思祖祢嗜而荐之。濯溉灌罍，必躬必亲。前期致斋至恪，及祀之日，涕泗呜咽不胜，望松楸悲恻感慨。晚岁私谓二子曰：「吾于考妣夙夜追忆。夫以大舜夔夔斋慄，多历年所，犹终身慕之，况庶人乎。吾未冠而孤，仅获事母数十年，虽粗得欢心。母殁十有馀年，始叨第，无亲可荣，只仿佛终身之慕而已。二亲时若见之，愈敬愈孝，不敢越足于天理之外。此心八十馀年，不曾向人道也」。公于兄弟极友恭，事伯同甫、昌泰如事父。同甫染疴，公尝药侍疾，衣不解带。暨终，以哀号过感心恙。何氏姊嫠居，数丧不举，公竭力营之。邓氏姊晚无依，公迎养，乱离必载与俱。姊性严急，寓荆州，卧病久，左右莫能承其颜者。公年六十一矣，泣下曰：「姊，吾所与同胞。性之宽严，吾善能顺之」。于是躬药饵，亲馈食，问所欲而敬进之，昼夜不解衣者累月。与弟季全父同居，怡怡如也，人无间言。避地夜郎，全父疾殆，公密祷曰：「弟幼得父母之欢心，长得伊洛之正传。今疾革矣，而犹未有后。某则既有子可承祭矣，生且无益于时，愿以此身为弟请命」。弟因感异梦，疾乃瘳。全父负四方志，考亭高弟之在东南者，皆得及门。后终于临汝，犹子炎已生甫数岁，孤孀无依。公命季子取以归，教养如己子，而以咸淳郊荫官之。从兄昌临丧亲致毁，寝疾，人不敢近。公独扶持，始终不懈。比敛含，皆于公之手焉。阳氏世以诗书传家，故俗党未尝轻去贫贱，凡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葬，笄无以为行者，公咸经纪之。邻里乡党友助扶持，曲尽其道。友人李发明在缧绁中，而非其罪。公往他郡，为之求救。李丰其行橐，比返，仅縻扉屦，馀悉归之，李曰：「为人忠，交友信，正父是也」。蜀有敌难，避地夜郎山谷间。会敌犯泸叙，公与一家相失，独深入不毛，绝粮久之。同行有以不义得食进者，公坚却之，但汲清泉，茹黄精以充腹。惟《易本义》一编未尝去手。敌退而反，张夫人及子妇亦免于难，亲故罹祸者十八九。公谓张夫人曰：「吾家幸保全，天其或者全予以周众人之急乎」。于是悉所有以给困乏。嗣岁，张夫人卒，几无以为敛。乡人或有以饥渴为心害者，公叹曰：「是可不亟求正乎」。乃与弟全庵南午、侄存庵醇、友人宋君如山、罗君仲礼、朝宗、陈君晰之、黄君应发举蓝田吕氏《乡约》，推前进士黄君应凤为长，合同志行之，正齿位，劝德行，录善规过。又与李君发明讲明乡饮之礼，于以维持孝弟忠信之风，一乡化焉。公幼居丧，读《礼》暇，则取释老书阅之，辄洞其源委而叹其虚无也。免丧，为书深诋之，以谒性善，曰：「吾友伯震有子矣」。乃授以《太极》、《易通》、《伊洛语录》。公读之，自谓圣贤之传可以心会，尧、舜君民可以身致也。于是专意理学，其要以诚意正心为本，而于日用常行间实践之。会性善以君命召，公请曰：「先生东矣，吾将谁师」？性善曰：「笃志《四书》，以为纲领，而求其放心可矣」。且曰：「涪陵莲荡㬊渊亚夫游紫阳之门最久，盍往师焉」。遂与弟全庵、侄存庵束书造之。㬊门庭甚峻，惟难疑《四书》，至问《易》则正色斥绝。公固请不已，莲荡察其志之专，乃曰：「子于《易》有何所见」？因举所作《阴阳消长图》以进。㬊熟视久之，喜曰：「曩欲作此呈考亭，而未也。大抵一气不顿进，一形不顿亏。今子得之，始可与言《易》也矣」。乃以一正八悔、见乃谓象之旨、思无邪、毋不敬、惺惺法授之。公豁然有觉，故因雨后赋诗，有曰：「霹雳一声风卷去，谁家水馆夕阳天」。后㬊公殁，性善入侍经帷，祈归弗获。公乃万里往卒业，亲朋交书尼之，而志愈笃。《过庐山》诗曰：「饱谙风月归，庶几无虚还」。《谒元公祠》曰：「图由自得前无画，道未尝亡今有书」。既造性善函丈，质问不怠。居数月，性善语之曰：「子学问包括，只欠一以贯之」。因曰：「但收放心，令勿忘而常敬，自然随处透彻。昔东坡讥伊川拘，伊川曰：『吾日履安地』」。数日，公请曰：「自体认师言，真见得伊川所履，真如大官路快活气象，使人寝不寐，脚不住」。性善矍然曰：「子胸中透澈矣。当时曾子专用力于内，盖如此也」。毅斋徐公侨时在朝，公往请问，徐以所得考亭存心之要语之曰：「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元只是一个心。人心不流于人欲，道心不流于虚无，便是察得精了，心与道一，一则不二，此便是中」。公欣然有得。鹤林吴公咏、平斋洪公咨夔、凤山李公性传、鹤山魏公了翁敬公为学，咸器重焉。度公寝疾，公与弟侄侍侧，讲问不绝口。暨殁，公与同门友为之敛含执丧。后朝廷赠典训词曰：「卧病于数千卷之间，性焉已尽；敛含于二三子之手，命也何言」。则一时师弟子讲学之懿，已蒙圣朝之知矣。于后，公忆师之词曰：「求之高远，则昭乎目前；索之浅近，则浩乎深渊。无臭无声，存日用间。引予于宽夷而弛其缚束，纵予于大壑而辞于沟渎。涵咏师言，惟日不足」。公归蜀，会湛溪李公孜将漕梓东，盖考亭高弟方子之弟也，遂往谒焉。李公语曰：「弘毅二字，不可偏主」。又曰：「士才有一毫希慕之心，便是欲」。公既闻道于师，隐居求志，不复以贫贱忧戚累于心。辟静室，镇日独坐，自验此心未应事物已前本体气象，因语学者曰：「吾心本然之天，明镜止水，即所谓未发之中也。物来能名，事至能应，即所谓发而皆中节之和也。释老之所谓明镜止水者，静而无动者也。吾儒则静亦定，动亦定，静而动者也。喜、怒、哀、乐、爱、恶、欲，须要见得此七件如何是正，如何是邪，觑得分晓，每事行教彻头彻尾，便是致知力行事业。学者先要见得大本，用十分功夫通贯，令为一心之主。大本既立，然后枝叶从此生出。明德是先理会大本，似镜子在这明了，看有甚来，便照破他，妍丑分明。今时人空只要随事做教好，而大本元不明。若大本明时，随事付去，便不劳力。心未定时难开眼，眼堪开处便存心。要识得《孟子》『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操存舍亡』意思，《大学》『定而后能静』境象。存得心时眼界，一番别一番义理，一日明一日心思，不可太远。去得远了，少间收拾不来，压捺不住。虽应事接物，只是在这里，其对待不过寻丈间，自然事去了。心只在持守须定，立志须高，当使颓波砥柱，疾风劲草。天理，性之善也，以语人，孰不曰此所当循，而终玩岁愒日，莫之能由也；人欲，情之恶也，以语人孰不曰此所当去，而终胶固沉溺，莫之能违也。其患在于不能制。心意是出萌底志，是大概向去底。诚意是合下初萌时便诚，诚者物之终始。诚意到处便有物，不诚无物。须是致知格物，知得这物理，方会得诚。若知尚未致，只是冥行索途。诚之一字，平时虽是涵养体认得明，亦须临事之时，更加提醒，自然私意不生。克、伐、怨、欲，谓之四贼。克谓好胜，伐谓矜伐，怨不自责而怨人，欲是私欲。所谓不行者，此四者不是便无，却元在舍里，只是牢固关锁，不放出门。若关闭不牢，又走做事。夫子所以曰：『可以为难，只是掩遏，不使出来而已』。仁者则浑然天理，此四者不在其中矣。定而后能静，诚是吃紧。学者于此，如隔烟雾，如隔纱窗，所以闪烁不定，更如何会静。心既不静，万境变迁，七情驰逐，相鏖糜缠缚。有困而悔，悔而觉者，有乍觉而遄为所引去者，有终身懵昧，全然不醒者」。或谓大丈夫须要淫坊酒肆处处去得，公曰：「学者初得入学之门，便学随波逐流不得。且须恁地斩绝，待扑杀了四强贼，却洞开门户。向来沈晦见和靖，问子见南子，尹云：『不得不见』。沈曰：『先生敢见否』？曰：『不敢』。问何故，曰：『只为未到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处也』。愚佩斯言，以为学者当随分量渐进。如『闲邪存诚』，『成性存存』，虽成德之人，亦须要无时不谨也」。约友宋如山自以步月林下，心无一事，想象道体，恍然若游太虚，不胜其乐问者，公曰：「此是曾点莫春舞雩咏归气象。夫道体不可想象，要在实见得分明，则太虚便是自己心胸，何止恍然若游而已。林下步月，只好验夜气，但恐只见得静中静。须更识静中动，动中静，则昼游通衢，无非林下步月，亦无红衢紫陌之所存矣」。或问：「一日十二时中，无背理伤义之事」？公曰：「此言恐失之太快。曾子『吾日三省吾身』，须是自觉尚有不克尽处，深自省察。学者当于念虑一萌之初，剪断私意，只令向中正一脉里行，莫待到事上方觉，便是悔亡底意思」。乃作《求放心箴》曰：「人秉良心，万里包括。心有动静，该贯事物。方其静时，虚灵湛寂。公私界限，精明别白。应感而动，理欲萌檗。同行异情，遂判得失。以静制动，何事非得。动而忘静，为是物役。求则得之，罔间食息。放不知求，蔽固没溺。愚知圣狂，相去丝忽。危哉微哉，圣言不易。致知力行，兢兢朝夕」。尝曰：「愚平日只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处用功。是则进，非则亟加刬剔，求以仰合前贤。有所不能，则朝夕汲皇而已。不睹不闻，是己所不睹不闻。独是人所不睹不闻，其极只是思无邪，无不敬，大庭广众与暗室屋漏无间，无过一个敬」。诲门人曰：「吾人如今只用心于内，求仲尼、颜子乐处，曾子忠恕一贯，使心中义理如日之中天，则六合之内，不遗微小，容光必照，无往而非日之所到也。愚之学只是见得一句明，便要行得一句到。才行不到，终日孜孜求其所以不到之因，而必要至之」。或问思无邪之难，公曰：「此不过念头初萌时著功夫，便似船开头乘水脉样。到是行处，十分要照顾两边，无令触碍。直待泊得安稳，方是得所止处」。或问：「欲字善恶相半耶，多恶少善耶」？公曰：「善亦未曾少。万事万物，皆有善恶存乎其间。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天理处便是善，徇私欲处便是恶。可欲为善，欲善而民善。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欲无言，欲行王政，何者非欲，何欲非善？夫子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凡所欲好处便是善矣。所以七情不可去一，只要在道心惟微一边也。道心纯是善，人心该善恶，如恻隐羞恶，是非辞逊，便是道心。四肢之于安佚，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口之于味，便是人心。大率人心自血气中来，道心自义理中来也」。语门人曰：「君子以一身应天下之万务，至中而止，由敬而入。中者天理之当然，敬则持守此心，流行乎一中焉尔。性中仁义礼智，发为孝弟忠信，百行万善，莫不皆有当然之则，所谓在中也。贤知过之，愚不肖不及焉。中，自在也。其运用酬酢，动容之间，尝难于得其中者，不知持敬而已。敬也者，庄肃谨恪，耳目手足，心思念虑，无一茍焉，思有以见夫所谓中。日由之行之，至之终之，及其涉历之久，应接之多，持守之固，自然物来能名，事至能应，毫釐丝忽，动与中会，而不容为言，亦可谓小成而已矣。夫道不离乎中，事不离乎中，中不离乎心，停停当当，浑然自然，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考程子论浩然之气一章，是见得《孟子》十分透彻，知其为坤学，故以直方大配之也」。「孟子道性善一句，压尽天下万世论性之说，无以复加。盖自太极而观，故有阴阳气理，不可偏倚。然理则自无所谓恶，而气则不无善恶之异。但太极所谓阴阳之气，亦皆是清明醇厚底。到得付诸人处，各自地子不同，便有善有恶，所以前贤谓之气禀之性焉，此又是孟子下一层。若孟子则直说继之者善底，未在成之者上说。所以万世无弊，理气虽同得于所禀，却于向上底数层别了。譬之传神，渐模渐差，不是当初真的。生之谓性，告子只于人物生处，便鹘崙说谓之性。所以孟子后面用犬牛人折之，其辞便穷了」。公祭莲荡㬊先生之文曰：「先生在宁考朝，毅然志道，万里寻师。阅三年而后闻《易》于考亭以归。十有馀年，至戊子而先生之学始传。又二十馀年，至淳祐庚戌，配食于北岩，而先生之学始显。甚矣！道之难闻而难行也。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古之圣贤，其道不见信于当时，而终必行于后世者，穷达之势使之也，何患焉」！盖公以戊子岁师事㬊公，至庚戌长北岩堂，实㬊公配祀于伊川之日也。公之学有自来，故远近信从者众。公于是循循善诱，随其气之浅深而语之，故闻者皆欣然动悟，各有兴起。当途达官闻风而慕，争延置尊礼而考德问业焉。公曰：「愚意虽不在仕进，却与同志之士讲明义理，庶或晚辈乐向此边，则异时以扶植正道，开迪人心，吾亦不为素隐，无补于世也。此时正学渐晦，汲引晚进，尤为急务。宜于后辈中择其气质可与语道者，罗而致之，使食息言语步趋，皆有涵养。将来成就，出为世用，必有可人意者」。时有执经习时文者，公语之曰：「本经自不容不精究，但勿止求为科举之学耳。《周官》乃姬公治国平天下之法制，然皆自正心诚意中一理流出。须于圣经文辞义理，向上体认圣人之心，见得莫非天理流行。异时此身得君行道，举而推行，便是周公事业。若其不见用于世，则亦可施之于治家治身。家与国元只一理，只规模有大小」。「今人读书了，专用诸时文，身与经自为两途，到底有何济益？如《论》、《孟》都是说心法治法，《大学》、《中庸》皆然。《诗》是心之吟咏，《书》是心之典则轨范，《春秋》是断案，《易》是包括总统心性之书，都只一理也。为学者大纲，是自修进学，会至理于心而著之于用。功名之念未去，则以馀力习文章，此亦游于艺之遗意。富贵在天，穷通有命，只看信得过与信不过尔」。「看将来如今世上，后辈明敏聪慧者甚不少，只是著意时文，涉猎圣贤纸上语，才讲得些子，便道已晓了，殊不肯潜心研究，所以退省其私，不曾行得。原其所以然，都是举世利名，相靡相尚，师友讲磨，父兄教诏，妻子期望，朋友里闾称誉赞叹，不出乎是。引得人飞扬驰逐，无一息停，如何肯信性分中至德要道，是乾父坤母分付来底？他既肯顺从父母之命，却要在天地间立身，只道父母宽慈，都不管共为子职底一分，不知将来作甚折合。此某日夜浩叹，汲汲自照己身，恐有人亦如此为吾浩叹也」。「考唐虞成周九德三物之教，却是上之人尊尚此以教人，故人人自幼至长，安其所习，德行修而人材盛。至夫子时则难矣，春秋方趋向功名，夫子专向道德。速肖七十，真可谓狂澜之屹然者，颜子独称为好学，此岂特七十二子之学哉？志学圣人而已。惟志学圣人，所以只在心性上理会，于人心惟危一边，全然斩绝了。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亦不止于怒过二字。夫子举此以答哀公，亦必有意。以愚观之，喜、怒、哀、惧、爱、恶、欲虽均为七情，而末后二字最为重浊，为人心之累。若欲变化气质，当先从事于此。当初颜子此处已轻，却在怒与过上作功夫。便似曾子三省夫克己，当从性大偏处克将去。人各有偏，须自点检。登徒子不好色而有淫行，便是气质偏处。后世只是文辞太胜，义理全无。董生能识之，而时不见用，所以功效不著。我朝硕儒辈出，亦是聚奎之气数。斯道之传，自濂溪而始，至文公而极。然其始也，可以扶植世治。其极也。又徒载之空言矣」。「吾人之学，只是为己，做得是勿便以为是，便须勇猛自克，加磋磨底功夫，做得十分好了，潜晦勿彰，亦不必著心挂口，却别去做一件。纵做得万件都好，且靠做一壁思量天地广大，不言所利，而生生无息，是如何到那时节？无一可说，便是夫子『予欲无言』处也，自不必言矣。凡人生世间，光景无多，而汩没利名，蔽固缠缚，自少至老，只在大黑暗中，啾啾杂杂，未尝见一点光明。所谓醉生梦死，究竟何为？纵有伊、傅、周、召爵位，而无伊、傅、周、召功业，瞑目之日，与草木俱腐，更有谁人称道邪？爵禄富贵既不关己，而方寸义理不明，大有可忧者在。此愚日夜兢惕惴惧，不以底事累其中者也」。尝又曰：「今之世望穹职尊，不以富贵自高，则怡气养体，孰肯笃志斯道。纵有意翻阅，亦不过资舌本，懿文华而已。去圣贤岂不邈乎径庭耶」？又曰：「今人做功业，终不及得天地生成万物底盛德大业。说做文章，终不做得太和春温，万物生意，百卉妍媚，中和气候，欣欣荣盛底气象。做到甚处，终不及。圣人之道与天地相似，况只是贪荣竞利的一边，教做他天地内零碎的，亦不能及也」。记夔州明伦堂曰：「帝王为治，学校其大务也。学校之设，明伦其大端也。欲明伦，先明德，讲学有其序也。天下之生久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人伦有五，天所序也。仁、义、礼、智，性之德有四，天所命也。天伦天德，圣王必建学校以明之，天人相因成也。帝俗熙熙，五教敷焉。王民皞皞，庠序建焉。不听其所以天，而尽其所以人，使明者益明而闇者复其所以明，讲学之功，可以一日无于天下哉？国朝学校遍天下，汉以来所未有也。其始盖欲使天下之人格物致知，由仁、义、礼、智之性以明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伦，修诸身，行诸家，而措诸天下之事业也。文胜利汩，士浸失其本真。学校之所进退，惟辞章工拙是校。而士之息焉游焉，相与讲明于是焉者，亦惟佔毕编缀，吐芳漱华，以猎富贵。至于人伦之本行而不著，是岂皆士焉者之过哉？上下之所讲究，一不由乎五常四德，则人心日危，道心日微，物诱乎前，荡耳目而动心志。七情失其所止，杂出而应之。理欲交战，正邪轇轕，得失判于呼吸毫釐，而径庭霄壤矣。此士之所以贵乎讲学也。伦即理也，散于百行万善，著于六经，明于学校，而根极于人心。君子明此心以贯万理，治万事，而为天地万物之主宰，皆不出乎是伦之外。讲学其可不是之先乎」？又曰：「今时圆冠方屦，极情致思于科举之学，而自己性分绝不加意，所以文物盛而人材稀，治道日衰，时事愈促。此时正宜讲明学术德行为先，刊剔人心之蠹，引之于圣贤径庭。于夫人动容出处，心思好尚，察其受病之处，痛下针砭，俾或有用。不然，春花秋月，娱情悦目，弄倒世界，正坐于此」。又曰：「世间聪明俊拔，非无颜、闵之德性，游、夏之文章，亦尝备历险阻艰难，造次颠沛。至于擢科筮仕，浸溺于名利物欲之场，道机变为趋时，以圆转为了事。矮窗残烬，生菹菜根，如隔几尘而讲故书，守故步者便为羲尊禹凿，道之不明不行，可知矣。读书之法，始入头在循行数墨，记念成诵，其终在精思潜玩，触类而长，务令见得诸先贤解说之外，无限好的意思。浩荡充周，而于日用常行，念念持守，步步踏实。自知俗之所同欲竞趋共是者，渐渐毫毛之轻，而吾一身稍稍到前贤地位。但只见得明，便勇猛著脚，更勿回顾，左觑右盼。世间傍蹊曲径，非我行坐歇泊处所。才目动心移，景象随变，恍然莫知所从，则进修之功，终不济事」。又曰：「三百篇诗，正变万殊，只性情二字。而风、赋、比、兴、雅、颂各随时随事，或可直陈，或当谲谏，皆流行一正理而已。无邪不只是作诗者思无邪，而诵诗者亦当思无邪方得。不然，诗是古人言志底，究何益哉？夫道与事不两离，动容之间，逐处便是。只有精粗显微之间，若能体认，必有以会万有于一原，合散殊而无间者焉」。语诸子曰：「性分义理，用功既深，觉得胸中浩荡，则当详悉讨经究史，观圣贤心法治法，规摹制度。所以防情立极，曲尽古今事物之变，与夫天文地理，风俗物产。其间推迁更改；淳漓厚薄，治乱兴亡之故，一一看过，使自心通晓，然后见得为国为邦，致理制治，自有时措之宜，如此方为有用之学。不然，只是谈经说史秀才，与打坐入定一般，有事到面前，便排遣不去。古人之道，不是观会通便了，须要行其典礼方得。不只系辞便了，须要断其吉凶方尽。夫子言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学者须要自家了得人事分，一旦得君行道，须是使天地万物，四海九州，含灵动植，我有酬酢对付他，教各自顺道理的著数手段，方可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达则兼善。若犹未也，只是瞒人自欺，愧怍亦多矣」。又曰：「天地是一个大包裹，万物尽在其中，相争相摩，相誇相耀，而不自知特沧溟中一浮沤沙砾耳。此说正欲学者大著心怀，令与天地同其广大，则自见得世间万事万物，都不济事，心体虚灵，豁然大公，仁道流行，富贵利禄，纷竞驰逐，从此剪断，此知崇之学也。又须观会通以行典礼，春夏秋冬，生长敛藏，富贵贫贱，升沉利达，少壮衰老，饮食起居，凡人情之所不能免者，都一一接应酬酢，各得其宜。把前日高明广大道理牢守坚执，而终不为事物牵引，方是裁制得宜，便见得仁义准则与圣人相似的意思，方是有用之学。所谓妙万物者，亦初不离乎物者也。若都遗失了天下事，则学要做甚？此又礼卑之学也」。时门人有以官事废学为叹者，公曰：「抱关击柝，乘田委吏，无非是学，只要行得都合天理而已。吾人幼学壮行，既自科目中出身，所干何事？正当于日用常行，泛应曲当，件件物物，以当然之理酬酢，令无慊于心，即便是学。舍是不为，更于何处作功夫？若必待閒，则合下莫染吏俗，如颜、闵样方得」。又曰：「伊洛之学，只为朝廷崇尚，所以人人熟读，用作时文。退而观其所行，断无真履实践。要是人心元不好尚此学」。乃与受业者曰：「贤辈欲猎科第，则工时文可也。若欲求圣人之道，则当体颜子贫而乐，曾点咏而归胸中意思，方只是学」。语门人曰：「读书只是说一遍过，却有何益。如讲孝悌二字，须是我身分中日用常行，能事亲，能事长，方是体认得孝悌的意思。如讲忠信二字，必是我真个为人谋则尽忠于人，为国谋则尽忠于国，与人交则尽信于人，方是体认得忠信的意思。时事虽搅扰，不可以此止进学之心。只管理会自家功夫，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正看人操守。昔文中子与门人讲道河汾，后来皆为明时辅佐，岂非多难之时，正是养成治世人才出来乎」？公尤喜《易》，嘉熙间，与弟全庵、侄存斋偕宗族朋旧避蜀难于符阳溪间，采薇茹蕨，拂石傍梅，随事观理，即象玩辞，患难厄穷而不改其乐。分教广安，郡人前进士杨君甲率同志问《先天图》义、象数之学。摄大宁理曹，赵侯汝廪辟凤山堂，请公日讲一卦，命子崇樵师事焉。侯于是相与讲明《易》书，答问往还，遂卦各有义疏。梓部使者循斋黄公应凤与公俱事性善，每以其同得于师者，相与抉象数之蕴而发挥之。约友东山宋公如山讲明爻象，今载《易编》。长涪北岩书院，李侯震午、刘侯叔子尊礼请问，乃作三陈九卦等义疏。时南畴赵公震揆之子子寅为郡民曹，因从公问业，就养于夔。李侯卓率子弟请问，公一本程、朱之学，疏为卦义，曰《易学正说》。于卧龙山阳丈室斗牖，讨论紫阳师弟子《易》学渊源及莲荡㬊公师传，手编集其奥义为一书，目曰《文公进学善言》。居渝州，厌嚣尘，乃于东山结茅临流，开卷自娱。尝曰：「道无终穷，惟愈玩愈明，愈求愈有。盖一爻一象，该天地万物之理。假使心思虽穷得至，却未曾遇得此事，亦轻易过了，又复废忘。一旦事来，又无以应之。所以学者只大概说《易》，而终不能用《易》也。圣人心与天地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是方寸间事，敛而为一，散而为万，随取随足，随应随当，目视耳听，手持足行，无非自然。学者须要十分用力推究，把持玩味，纵未到以一贯万，亦会有五六分。浸浸不已，岂不涣然怡然矣乎」？又曰：「《易》中天理，元只以一贯万。晓得一义，众义皆通。见得说不得，非是不可说，盖条理灿然，盈天地，贯古今，不容枚举缕数。圣人也只提起纲要，不容以尽言，此事只要力行而已」。又曰：「今时《易》学不下千馀家，皆能释字义，讲爻象，说道理。而迹其为人，则往往与《易》不相似。则其所言，未必真知《易》。惟伊川《易传》言人事最切，晦翁说《易》，于卦爻义最精，而二先生非茍言之，实允蹈之，后学于此折衷焉可也」。又曰：「玩《易》只须四圣人卦爻象辞，平易思量去，使纯乎天理之正，勿以后世人伪私欲参之，并勿引惹背意，方见得三百八十四爻，都是洁静精微，而吾之所以日用常行，都自有纯然天理一脉，平平坦坦，安稳快乐。行得彻头彻尾时，是甚次第，更说甚王侯卿相，与夫释老升仙入定，惊动天地。到此便是《剥》之硕果不食。伊川言剥于上则生于下，人生至此，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又曰：「《河》、《洛》两图是道之体用，只是要入身子体之为难。只如孝悌二字，一日十二时中，有多少未尽善处。须要行得似曾、闵，充而至尧、舜，方是极头」。又曰：「夫子《彖》、《象》、《系辞传》是多少分明显著。若说道理，断只用夫子为准，不过更与详明之而已。《易》元无出于圣人言语之外者，只在力行求至，行得一步，是自家底一步，行得一事，是自家底一事」。又曰：「《易》初未有物，当未画以前，只是浑然一理，在人则湛然一心，寂然不动。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忽然至虚至静中有个象，方发出许多象数吉凶道理来」。尝跋《启蒙》卷后曰：「《易》有象有数与理与气而已矣。著书立言，发钥是焉者也。理气妙于无迹，其体由象数而立。象数显而可见，其用该理气而神。精粗显微，岂有异致哉」？又曰：「《易》，圣人所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穷理尽性至命，通昼夜，知生死，无一不本于《易》。只谓世人不能潜心体玩，反折于二氏」。又曰：「《易》与《春秋》相为体用，《易》便是《春秋》之体，《春秋》便是《易》之用。明得《春秋》，《易》在其中矣。夫子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传于千百世之下，不得已而作《春秋》，寓刑赏劝惩于一言之间，精微妙密，曲尽当时之人心天理，而警省万世之人心天理。无非阐造化，明王法，揭中正，杜邪枉，扶人极于天下后世。此圣人之大用，未易以管窥蠡测，言语尽而文辞释也。游、夏不能措一辞，非不能也。圣人言近而指远，简而博，浅而深，不容一毫有所增损，只当默识心会而已。所以伊川终不肯解释，略说数条，以开后学。文定不得已而释之，其间尽引伊川之言，其馀皆参帝王之法。文公尚云：『但不知当时夫子之意果如此否』？则此书当研精熟玩，而未容以言语尽也」。又尝曰：「岁晚衰颓，无复长进。日夕静坐，期欲万想不萌于心，而未能也。时玩所通之《易》，广而充之，义理无穷，愈精微而愈广大，至于莫可为言，私窃浩叹」。公年八十，曰：「吾老矣，掩门兀坐，于十二时中，观三百八十四爻，焜耀流转。就其间求乾健不息之理，而捉摸不能，徒窃浩叹圣人径庭不可到」。又曰：「吾详玩从前书，见得越难为言，越不吃紧工夫，而道愈精愈密。真见圣人立卓，殊不可及也已」。又曰：「某年来昼日潜心，终夜静坐，见得万物生生化化，皆是易道彰著发见，中有个自然体段，加一些子人为私意不得。才一毫差，便不是道。自家心自晓得如此，而著言不得，安能以笔舌既邪？有能同行止坐作，随便得一说，方见得乾坤妙用，日日时时在日用常行中流转。此是圣人观会通以行典礼之事，多少快活处」。公谓《易》固形而上之道，而实前民利用之书。吉凶悔吝，都切近日用常行。文公《本义》，只于占筮上说，大概不使人求《易》道于高远。因欲取诸家卦林而折衷之，览究甫及，旬日而考终夔州卧龙山。《读易书怀》曰：「万户千门镇日开，无边风月随人好。满城花柳断莺肠，芳菲易歇天难老」。又诗略曰：「春树红颜能几何，万里封侯成蹉跎。河南布衣正婆娑，却笑因风想玉珂。未肯岩前扪翠萝，商丘不唱采芝歌。独深于《易》如邹轲，紫阳真人声相和。莲荡归来扬其波，我傍梅花读遗书。不知纷纷坐久落花多」。《涪州北岩玩易有感》曰：「乐意相关莺对语，春风遍满天涯。生香不断树交花。个中皆实理，何处是浮华。收敛回来还夜气，一轮明月千家。看梅休用隔窗纱。清光辉皎洁，疏影自横斜」。观其词，则其胸中自得可知矣。公弱冠即辨异端之妄，乃辞而辟之，以上度性善。其略曰：「甚矣！人心之易惑而难晓也，世道之易颓而难挽也。夫老氏清净之说起于汉文，释氏寂灭之说始于汉明，非先天地而生，首帝王而出者。当时无卓识之人，以拔本塞源，遂使蔓延而不可止。迨至韩愈，始排斥之。然二氏之于中国，历数百年，入人也深。而欲禁之，譬如堤已坏，水已决，而遏其流。不亦难哉」。又与李涪州震午书曰：「老氏之说，信者尚鲜。而佛之说，则弥近理而逾乱真。趋者澜倒，不可拯救，反谓其说足以笼络天地，司掌造化。天下之道，不过小小智慧，终不足以尽其方。其光明照见十方而极其至也。光明洞照，亦不足以了其义。是致小根小器，陷溺其中，而竟不知所以立。佛乃生于周昭王时，犹未入于中华。至汉末始盛行，非先天地而有。其弃三纲五常，尚未暇论。而其说谓出入生死，愿欲必从，非一世事理所能。究竟何尝免得生死，遗得一世事理哉」？尝答大监宝谟文公复之书曰：「蒙教学生读释氏书。某向在忧中，详悉谛玩者二年。知其乐性中天地，遗眼前世界，一刀剪断，万想不著，是大丈夫方做得底事。但家世业儒，骨非禅客，只当守祖先之训，以求圣贤之心。玩羲《易》以会五经之旨趣，穷卦象以究万有之始终，馀二十年矣。见得天地间纷纶变化，不可名状，而其间实有为之主宰者。不动不静，不增不减，宇宙间来间往，形色自荣自枯，皇帝王伯不可得而留，天地鬼神不可得而诘，朝不食，夕不寐，陶陶遂遂，不知我之所以为我。想西方极乐，不是过也。未审所居之室，与王舍、双林何似？从游等辈，与花智、寒山何若？须臾有上上等难名之妙，非非想难到之境。然某谓自解即见性，闻解非真性，顿悟即正觉，闻悟非真觉。开眼合眼，都只一般。今生来生，了无二致。所得止此，三缄其口久矣」。时有请识兰若作兴者，公曰：「游定夫晚入禅学，文公每为不满。横渠从佛无所得，而入圣人之道，极为二程所敬。故某恪守先儒之言，非圣人之书不好也。自信殊坚，所谕文字，理不敢笔也」。夔祷旱，贻书李侯曰：「今人祷祈，从事佛老以徼福。夫释老所尚者，素修纸币之虚文也。天地之心，可以虚文格乎？况阴阳寒暑雨露霜雪，皆造化之气，释老安得操天地之权而握造化之机哉？且龙神是地示享血祭者，而以佛经纸币素修事之，亦犹鼓瑟于斋堂也。情与性与生俱生，释氏所谓寂灭为乐，盖自谓七情俱灭矣，更有何乐？是释氏终未能去得七情也。昔韩退之不信佛，未甚端的，只是说佛若是小人，焉得为祸福？若是君子，必不妄祸福。其地位只是如此，其自把持只恁地，却元不见得佛是如何。若濂溪辈，便不与大颠说话了，濂溪诗亦有讥退之处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此一章以圣贤地位观之，箪瓢陋巷，乃吾儒本分，固非甚高难行之事，何为圣人独以许颜，又何为反覆称其贤？此当就人不堪其忧看，只为众人于此有所大不能堪者，是以深嘉乐道之，正欲学者于不能堪之中自寻乐处也。处富贵未足以观人，处贫贱乃可以观人；处贫贱未足以观人，处人情所大不能堪处始可以观人。有天下不与，何足以知舜；居深山，饭糗茹草，而后知舜之为大。去齐去鲁，何足以知孔子；厄于陈、蔡，弦歌自如，而后知孔子之为圣。此章以颜子对人言，以忧对乐言，各有所指。人之本心，天理具足，各自有一个至尊至贵的物事，举天下之物无以尚之，岂不大可乐者。岂特颜子有是哉！人唯不见所乐，是以得志乎富贵，则极声色之奉，穷四体之欲；一遇贫贱，则戚戚无聊，只箪瓢陋巷，便有甚不能堪者。唯颜子工夫精到，能忍天下不能忍之穷，虽处屡空，恬然不以为意，盖其胸中自有大可乐者，天地间更有何物可以易其乐哉。人见其陋巷，彼不自知其陋巷；人见其箪瓢，彼不自知其箪瓢。此无他，人见物而不见道，颜子见道而不见物也。夫子始称之曰：「贤哉回也」！终之又曰：「贤哉回也」！非誉颜子也，有所不足于天下之人也。称道颜子之旨愈深，鞭辟学者之意愈切，夫子之待学者可谓厚矣，望学者可谓深矣。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人人与之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圣贤之镃基也。今人有百金之镃基者，惴惴慄慄，日夜护持，惟恐为人夺之而贫。而天所与我之镃基倍于百金者万万，乃反弃之如敝屣而不知惜。诚能拨转念头，移其兢兢护持于彼者，以兢兢护持于此，祗见其有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妙，而不见其有为人夺而贫之忧也。昔程子从濂溪先生游，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呜呼，必有事焉，必有下手处。周子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吾侪共处斯堂，所乐何事，盍相与心体而身践之。颜何人哉，颜何人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

子夏圣人之徒也，子夏之学圣人之学也。圣人之学何学也？入乎耳，存乎心，修于身，行于事，明五常之理，尽五伦之道也。颜子之博文约礼，曾子之致知诚意，子思之明善诚身，孟子之尽心养性皆是也。夫人之生，以天地储精，以五行钟秀，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合而为方寸之灵，聚而为百骸之形，所以备万物而参三才者，其原有自来，而其本已素立矣。然才禀于气而性原于理，穷古今，亘宇宙，寓于流行而不易者理也；往来荡摩，杂揉交错，而无一定之体者气也。气惟无一定之体，故以流行于两间者验之。光风丽日之景恒少，风雨晦冥之变恒多，则人生而随遇者，至清极淳之气不易得，而偏倚浊驳之分不能齐，固其所也。惟圣人之生也，得其秀之秀，故气清而义理无不明，质淳而邪秽不能入。由圣人以下，虽大贤之资，一有纤毫之累，亦必资学问之力以修治之。自帝尧有匡直辅翼之言，大舜有直宽刚简之命，其转移变化之功已见于当时矣，然学之道至三代而益明，其见于《书》则曰「学于古训」，曰「惟学逊志」，曰「终始典于学」，曰「学古入官」，曰「不学墙面」。见于《诗》则曰「学有缉熙于光明」。隆古圣王，未有不以学为要务者也。吾夫子生于衰周，不得位以行其道，而天命在躬，夙夜祇畏，闵当世之人去尧舜禹汤文武之世远而不闻大道之要，当杨朱、墨翟异端之说行而不免他岐之惑，乃以身任大教，继往圣而开来学，推明大学之道，昭示明德之方，使人人皆得以消磨其物欲，变化其气质而为圣贤君子之归，何其幸也。夫以常人之资而欲为圣贤之事，耳目口鼻之蠢然，声色臭味之交接，愚者欲明而懦者欲立，顽者欲廉而薄者欲敦，以一心而明五常之理，以一身而全五伦之事。天下之义理无穷而工夫有限，代间之人生有期而白日不再，茍非勉焉孳孳，克勤无怠，则查滓未融而邪秽已入，己之所学其能迄用有成也几希矣。此夫子所以拳拳于学有时习之诲，而又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者此也。圣门之徒三千，夫子独称颜子为好学，盖以颜子明心力行，克己复礼，所学者得圣人之道也。学之得其道而又能竭其才，夫子所以既许其不惰，而又惜其未见其止也。颜子终能至于去圣人一间者，岂缪悠之功所能及哉！子夏之在圣门，笃实之功亚于曾子，而身居文学之科。其所谓学者皆人伦日用之道，诚笃切实之功也。其垂训以勉人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夫为学之道，内明五常之理，外尽五伦之事，变气质于有生之初，绝物欲于有知之后，必资师友之讲明、方册之诵习，然后能开其心术，见于躬行。然其殚日夜之力，严理欲之辩，使朝有所询，夕有所考，昼有所作，夜有所思，则志于缉熙，功无间断，人心之罅隙不开，本体之虚灵不昧矣。其或玩物弛心，废时乱日，于学问思辩不能致，耳目手足无所加，至于时弛岁去，老死无闻，岂不重可惜也。为学之道，若陟遐必自迩，若升高必自卑，故当自强不息，勉勉循循。为山未成而加一篑之土，掘井未已而见九仞之泉。温故而知新，崇礼而广业。向之得于讲明而见于诵习者既有默契于心，知而行之，拳拳奉持，服膺弗失，此古之人所以一饭不违，跬步必思，盘器有铭，几席有戒，参倚之有见，顾諟之弗忘，所以固守其德也。其或执之不固，守之弗专，或存或亡，乍得乍失，则一暴十寒而生意弗存，半途中画而前功尽废，义理之性既无学问之推充，血肉之躯不胜外诱之纷扰，则杯水不救于车薪，五谷不踰于荑稗，虽具人之形，当士之名，饮食男女无以异于众人，存心制行不能远于禽兽，中心冥冥，醉生梦死，岂不重可哀也。子夏之训，盖深勉夫有志于学者，必当日新其功，有以自考。一日之间，自旦至暮，我于义理未知未能，则深以为耻；一月之间，自朔至晦，我之学问已知已能，则固守而弗失。夫如是，故日引而月长，日就而月将，自有学之初以至于一息尚存，勉焉以尽其力，惕焉以殚厥心，其得不谓之好学之人乎？子夏之所以居文学之科者此道也。故言此以示人，欲人人皆然而底于道也。学者观此，岂可荒嬉而不知所以自勉耶？某负载经籍而来山中，诸友不以某为不肖而屑与某交修游息，尝不自揣，而述所闻于先师者告诸友矣。今观气化之流行，寒暑之迭兴，以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矣，窃以诸友之日有所亡而月未有所能为忧也。良月初吉，冬序伊始，故述子夏之训以相告语，冀诸友思齐于圣人之徒而景行于圣人之徒也。非徒守方册以为勤，誇诵说以为能而已，当以明物察伦、治心修身为要务。在乎为人子者必尽孝于其亲，为人弟者必尽悌于其兄，为卑幼者必尽敬于其长。手足动静必知天理之所存，耳目口鼻毋为人欲之所汩，以消融其查滓，以荡涤其邪秽。子夏之所谓学也，深致其力，复考其成，使进修之效日异而月不同，此子夏之所谓好学也。茍为不然，徒事口耳，虚费岁月，尧言孔诵而不知求圣贤之心，禹行舜趋而不免为禽兽之行。若是则非徒尔父兄之所忧，抑亦吾师友之所羞。秦穆公有言曰：「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此某之所以区区告勉学者，当痛心刻骨而致力于学也。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夫彝伦者，人道之大纲，政事之根本也。第彝伦之在人，内而至尊者无出乎父子，外而至大者无出乎君臣。茍在家，父焉而能尽父之慈，子焉而能尽子之孝，则必有以正伦理，笃恩义，小大咸得其宜，而家道齐矣。在国，君焉而能尽君之道，臣焉而能尽臣之忠，则必有以正朝廷，平庶务，上下咸得其所而国体治矣。然则为政之本又岂有出于君臣父子之外者哉！是时齐之景公内多嬖媵，太子不立，而父子之道暌；外则陈氏厚施，擅用国政，而君臣之分乱。故圣人因景公之问政而以君臣父子之说告之，可谓至要切矣。景公亦深有感于斯，故以「善哉」之言赞之，又从而叹之曰，果使君而不君，臣而不臣，父而不父，子而不子，上下之序紊，纲维之义隳，而法令不行，祸乱寻起矣。虽有谷粟之多，尚安得而食之哉。此必然之理也。其后卒不免于篡弑之祸，盖由景公知善其言而不能自振故也。间尝论之，国土至广也，人民至众也，茍欲使之安如泰山，固如磐石，非上下之分定不可也。不然，一日之间，其或君不能君，臣不能臣，父不能父，子不能子，则家不可为家，国不可为国，而生民之命有不可得而保者矣。论至此而后知吾儒之道大，而真有以扶植天命，维持世教，而为生民休戚之所系者，正在于君臣父子秩然有序而不乱也。若《易》之六十四卦而以《乾》、《坤》为之首；《春秋》之大一统而以王正月为之先。其他如《诗》、《书》之劝戒，礼乐之防范，无非欲详夫君臣父子彝伦之道而已，无他事也。然则为政者不此之务，而规规于事为之末，而欲致国家于平治者，无此理也。读此章者所当知。

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

孔子教人，未尝不言命与仁，未尝不言性与天道。《鲁论》二十篇，何莫非是理，而何隐乎尔也。门人以为罕言，以为不可得闻，何也？盖孔子之教人只在日用处，凡所言仁，皆是为仁之方，不是正言仁之体；所言性命天道皆尽性至命事天之事，未尝推极性命天道之原也。孔子不言心性，而孟子开口便说性善，说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孔子只说一个仁，孟子乃说出仁义礼智四端。孔子一部《论语》，尽是教人就起居饮食、应事接物上做工夫；《孟子》七篇，直教人就心上存养。孔孟之教人岂有两心二道，时不同也。先儒曰：「春秋犹论是非，战国纯论利害」。春秋之时，文武之泽未斩，义理之在人心者无恙，故列国君卿大夫之自谋及辞命往来与邻国之可否者，惟论理之是非，不论势之强弱。战国时，先王之道影灭迹绝，通天下不知义理为何物，列国君臣与纵横之士谋其国者唯利害而已，不识天下人心有是非枉直也。以此观之，则春秋时人心未亡，战国时人心亡矣。孔子时人心未亡，愚夫愚妇皆可与知可与行，故教人以忠信而已，入孝出悌而已，先行后言而已。仲弓问仁，则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已。樊迟问仁，则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而已。至于夫子平日所身教者，亦不过訚訚侃侃声色容气之间，蹜蹜愉愉进退揖让之际，凡形迹之粗，事物之末，皆帝衷之流行，天则之呈露。故夫子曰：「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吾无隐乎尔也」。孟子之时，人心已亡，举国皆病狂惑，门人高弟尚未能笃信其师说，谓舜不能怨慕者有之，议周公不仁不智者有之，疑孔子主痈疽瘠环者有之，以管仲、晏子为名世，以公孙衍、张仪为大丈夫。夫人之良心陷溺如此，非湔肠涤胃、破骨洗髓不足以疗之，故孟子不得不直从其本心下手也。譬人有不识五脏而不信医者，医为之剖其腹而指示之曰，某为心，某为肺，某为肠，某为胃，然后病者方自信。孟子无奈战国人不识四端何，直从其躯壳之内标出而示之曰，此天赋于尔者谓之命，此尔受于天者谓之性，此包性命管摄乎众理者谓之心，如此为仁，如此为义，如此为礼，如此为智，使人人自见得自信得，然后吾之教可入而天理不亡。孟子之唤醒人心其苦切有如此者。虽然，孟子岂徒教人以体察而已哉？其操存，其涵养，其扩充，七篇之书，反覆言之详矣，又体验以后之实践工夫也。孟子之救人心苦切如此，端的如此，其工夫详密又如此。后世异端之家乃有窃此以为识心见性之把柄者，此不足辨也。近世学者亦有得体验之绪馀而强为执持者，究其归，亦同于异端之病而已矣。今之学者读《孟子》，必当涵养于未发之先以立其本，体验于将发之际以审其几，又操存之以定其所守，充扩之以极其所止，天所赋命，尽在日用之间，吾所受性，皆为躬行之实。以此读《孟子》，然后不负孟子苦切之心。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昔者战国之世，七雄争长，仁义之路荆棘，先王之教不明，一时才智之士林立辈出，不免利禄之趋，功名之务而已，又安知圣贤之学、正己正人之道哉？此景春所以有公孙衍、张仪之问也。盖公孙衍、张仪之为人，专以权谋之术游说于列国，纵横之法连结于诸侯，得志横行，气燄可畏。当时之人，尊仰敬畏之不暇，遂以大丈夫许之。且言一怒则诸侯为之恐惧，盖能使相攻伐也；安居则天下为之休息，盖能使相安于无事也。何则？盖七国之君一切以富国强兵为务，其心已陷溺于利欲，闻利则喜，闻害则惧，故皆为其所愚惑。茍有丈夫之气，以道义为主者，又安能惑之哉！故孟子叱之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但子未学礼故耳」。古者男子二十而冠，三加三祝，父必命之。女子之嫁也，施衿结帨，母必命之。及女子之往也，送之门戒之曰，汝往至夫家，必敬之戒之，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而不可违也。夫以顺从为正者，乃妾妇之道。今二子惟知以阿谀茍容，窃取权势，以侥倖于一时，岂非妾妇之道，又乌得为大丈夫哉。果能居仁由义，以礼自度，养其大者，不为小者之所夺，则能超出于一时而不屈于万物，是乃大丈夫也。盖广居者仁也，仁者之心广大宽平，以四海为一家，中国为一身，故曰，天下之广居，居乎此，则举天下卑污之私皆不足以动之矣。正位者礼也，礼则尊卑大小进退出处皆有一定之节，故曰天下之正位立乎此，则举天下不正之事皆不足以干之矣。大道者义也，义则事物之所宜，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大道行乎此，则举天下邪媚之行皆不足以趋之矣。若然，则得志以行道，则可以使民共由之而皆归于仁寿之域；不得志独行于身，则使此身常立乎正大高明之地矣。虽多财而富，有位而贵，亦不能淫荡其心矣。虽无财而贫，无位而贱，亦不能移易其节矣。虽威势武勇之可畏，亦不能挫辱其志矣。何则？其所居者广，所立者正，所由者大故也。则视彼区区以利害之说愚惑庸常之君，以窃取茍容于一时者，诚不足道，又乌可以大丈夫言之哉！呜呼！正学不明，人心陷溺，遂使智能有用之士如瞽者之无所见，聋者之无所闻，甘心浸淫为妾妇茍贱之行而不自知。虽孟子树立如此之卓卓，辩论如此之昭昭，而卒无一人能自拔，卒无一人能委而用之，致使七国之君相胥于灭亡，海内之民相胥于涂炭而后已，岂天未厌乱而致然也欤？抑邪说横流而不可遏之也欤？是未可知也，后之欲为大丈夫而为国家者，岂不可戒而可观也哉！

孟子曰：「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又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

此一章可以见孟子之救天下者，直从人心上做起。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岂有二哉。以饥食渴饮之情言则谓之人心，以天命之性言则谓之道心。饥食渴饮之情虽圣人无以异于众人，天命之性虽凡民亦与圣人同尔。春秋已降，传心之学不明，天下之人梏于形体之私而昧乎性命之正，但知耳目口体之欲与人同，至于本心之当然不可易者乃与人异。孟子痛之哀之，谆谆然告之曰：「凡我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又曰：「圣人与我同类者」。盖谓夫知觉运动，凡物之类莫不相似，而况人乎？虽圣人亦人耳。今夫耳目口鼻四肢之所欲，一有不得，则陨护不能堪，至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天，则乃吾所自有者，则逊之他人，曰「此圣贤事也」。又否，则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以孟子又惕然警之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盖以饥食渴饮举天下人人所同，而方寸之微乃独不然，此孟子至痛至切之辞。犹惧夫人未之觉也，又提起此心曰：「心之所同然者何物也？理也义也」。理以体言，义以用言，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存此而已，尧舜禹之授受以传之者此也，汤武之吊伐以救之者此也，吾夫子之作六经以抗起者此也。唐、虞、三代、洙泗之圣人所以出类拔萃为万世立极者，岂有异于人哉？特先知先觉乎此而已矣。故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夫世教不明，人心不同久矣，孟子必欲强其所异而归之同，自常人观之，何自苦若是。然孟子之心，天下之心也，盖其心元自有不得不同者。夫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孟子有是心，人皆有之。今天下坏證急在人心，吾侪登斯堂也，闭户造车，出门合辙，同此心也，同此道也，群居讲习，又何为哉？乃所愿则学孔子。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仁人心也」。

先儒论仁至矣尽矣，其最善名状者无如谢上蔡，指草木之核，种之即生，道以为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虽然，特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曰心。天地之核安在？曰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以直，遂必以托诸人，人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故万物皆备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实寄吾性分之内。天高地下，一日无人则天地特块然者耳，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夫二物相配之谓合，仁以性言，人以形言，仁固所以为人之理，人又所以载是理而行之者也。离形言性，则理何所托以自见，故又曰：「合而言之道也」。然而人之所以为人者，岂以躯壳为哉？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又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天地以此心寄诸人，岂徒然哉！厥初赋与许多道理，皆要从人心上抽迸出来，如草木勾萌，自有勃然不可遏者。方其未形，冲漠无朕，一与物接触之则生。触著他义则善善恶恶，便有廉耻羞恶之心作；触著他礼则尊尊贵贵，便有辞逊揖让之心起；触著他智则辨黑白，别香臭，便有是非之心迸裂而出。上蔡曰：「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人心不仁则天地死矣」。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七篇之书，自首至尾，切切然以人心陷溺为忧，凡教人求、教人收、教人存、教人养，勤勤恳恳，至痛至切。一情之动则曰心之端，一思之起则曰心之官，见于面则曰根于心，害于事则曰生于心，物有长短轻重则曰心为甚，千言万语不及其他，直是指人之识痛痒有知觉处以示之，虽非便以知觉痛痒为仁，然欲其切己省察而救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顽然铁石而已，此之谓不仁。列禦寇、庄周之徒正坐此病。今天下人心陷溺甚矣，急起而救之，责在学校。心学工夫自我辈始，群居相与，所学何事？端居静念，我之生也，所以赋形宇宙而灵于物者，岂空壳哉！即天所与我之虚灵不昧至光至明底物事求之收之，存之养之，体于躬行日用之间，著于食息动作之际，则夫生生不息者，不在天地而在我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西铭》之作，张子盖为人局于形体之私，自小其身，不知身与天地对立，而不能尽人道之大也。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大地大，人居其一。故曰：「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乃者张子惕然自警之辞，谓我以眇然七尺之躯，乃得与天地对立者，岂徒然哉！「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此二句乃所以得与天地对立者也。塞者天地之气也，帅者天地之理也，以充实言谓之塞，以主宰言谓之帅，其体者以身体而实践之也，其性者以身体而实有之也。二句之上加一「故」字，「故」者承上而有所用力之辞。乾阳坤阴，此天地之气充塞乎两间，而人所得以为体者也。然得其体，必当有以体其体，不体其体，则人与物何以别？体者一身躯壳，无非造化，日月之往来，山岳之镇峙，江河之流转，寒暑之代谢，一人之身天地之所为者备，故曰「天地之塞吾其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非道也，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此即天地之主宰也。所谓天地之帅也，天地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莫不命之以是理，人所得以为性者也。得其性必当有以性其性，不性其性，则人与物何以异？格物致知，所以明此理，诚意正心，所以体此理，此性其性之条目也。操存之，涵养之，体察之，此性其性之工程也。如是则所以主宰者，不在天地而在我矣。故曰「天地之帅吾其性」。然而我有此体此性，人亦有此体此性，物亦有此体此性，特人全物偏，故有胞与之分。「同胞」者受气禀理全无间隔，「吾与」者亦我之侪辈也。民饥己饥，民溺己溺，所以行「吾同胞」之事也。昆虫草木鸟兽鱼鳖莫不使若其性，所以行「物吾与」之事也。故吾儒之道，必至于此而后为全体，大用必尽乎此，而后眇然之躯壳始可与天地对立矣。《西铭》一篇纲领在此，由此而后，皆其体其性之节目。「父母宗子」以下指圣贤在上者言，「于时保之」以下指圣贤在下者言。读《西铭》者以此体察而践行之，则各有下手处矣。吾儒素其位而行在上之事，固有任其责者。在下之事我辈之所得为而不为，则天地生我何如哉。今田野之间，骨肉反眼，闾里作仇，朋友弯弓，主奴易位，彼安知所谓理一分殊。名为儒者，不思所以植立抗起之，则风靡澜倒，其势必至于胥为禽兽而已矣。凡我同志，盍相与努力于斯。

《周礼》乡大夫之职，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夫家，男女也。），辨其可任者（任者谓给繇役也。）。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七尺谓氓二十岁以上。），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六尺谓氓十五岁以上。），皆征之（征谓繇役。）。其舍者国中贵者（谓爵尊者。）、贤者（谓有德者。）、能者（谓有才者。）、服公事者（谓士大夫居官者。）、老者、（谓年尊者。）疾者（谓废疾者。），皆舍（舍，先儒谓复除其繇役也。）。

乡大夫者，司徒之属，掌教之官也。考德行，察道艺，宾贤能，其本职也。然于征役琐细之事亦与焉，何也？盖所以辩贵贱，优贤能，行弛舍也。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辩其可任者，所以考察其民之可役与否也。国中之民自年二十以及六十，野之民自年十五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成周繇役之法也。国之民年二十则役之，六十则免，野之民年十五则役，六十有五则免。国中晚征而早舍，以地近则役多也；野中早征而晚舍，以地远则役少也。其舍者有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此成周免役之法也。贵者不役，以其爵尊也；贤者不役，以其有道有德行也；能者不役，以其有才艺也；服公事者不役，以其居官有职事也；老者不役，以其无筋力也；疾者不役，以其不任奔走也。此六者皆复除其繇役，载在《周官》，所以示万世昭昭也。后世王道不明，凡贵者有公事者与老者、疾者皆免，而独贤者、能者未得复除，而与编氓皂隶同受役于府史胥徒之下，冠履倒置，莫斯为极。古者公、卿、大夫、士与庶人各有定分而不相踰越，公、卿、大夫行先王之道以治于朝，士明先王之道以教于乡，庶人服庶人之事以役于野。凡学先王之道者谓之士，为小人之事者谓之庶人。三代之时，士、庶人家各百亩，不以贫富为差，而以贤不肖为别。世教不修，士、庶人之分不明，为有司者乃欲使士与庶人并役，是不察《周官》之法，不知士、庶人之各有定分也。庶人之役，役其力耳；吾儒则经天纬地，为天下正君臣、定父子、别夫妇、序长幼，其为役也大矣。今自国及野，仆役于主，子听于父，妻不敢二其夫，幼不得凌其长，非儒之教，其谁之功也。且有天下者必有所尊，而后足以成天下之尊。自古为人主者必折节以下天下之士，非尊其人也，尊其道也。天地设位，道行乎其中，纲常礼义自儒者出，一日无此道，则强凌弱、众暴寡、智斗智、力角力，天地间乃一凌犯角夺之区而已矣。然则君天下者乃所以自成其尊也，《王制》曰：「命乡论秀，升之司徒，曰选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不征者，先儒谓复除其繇役。若此则不独《周官》之法，通三代之制然矣。乃者上台有请以三代之法推而行之江南，此尊儒道将以立人极也夫！愚请发明《王制》，以晓未识三代之法者。

昔者先王之治天下也，一则曰哀此茕独，再则曰不敢侮于鳏寡，盖谓茕独鳏寡之人，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故发政施仁，必先于此。今观阿贺所陈，岂非所谓穷而无告者欤？内而宗族亲戚，外而乡党邻里，不能相与扶持，而乃群起而欺凌之，或抢夺其财物，或占去其田产，或抑勒其改嫁，磨牙摇毒，不夺不餍。阿贺以一未亡人，其能胜群凶之虐燄乎？幸而权县灼见奸谋，烁金之口不得以惑。详阅所判，是非曲直，了然目中，无复馀蕴矣。但一行人情状奸狡如此，此王法之所必诛，今既见其情，而罚略不及伤其毫毛，则小人何惮而不为恶哉！恶恶而不能去，此郭之所以亡也。善乎然明之告子产曰：「爱民如子，见不善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吾侪为政，固当以仁为本，然保奸留慝，以害善良，宁不为吾仁之贼乎！帖县于内点追紧要人申解，照条施行，馀人并放。县押上科断，庶几自今以往，奸民知所惩，而鳏寡茕独有所恃以自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