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百篇，圣人未尝刊正。虽则圣帝哲王、贤臣良辅相与都俞告戒之语，不必损益，然其载录始终，固有大略，可贻训矣。成王剪桐，欲封康叔，史佚以为天子之言无戏，乃遂其命；董狐良于书法，仲尼称其不隐；左丘明有所好恶，率与圣人同。古之为史者，才虑卓然如此，岂独记事之体，而无以取信于后哉？然则学者详于经而略于史何也？岂非经以道胜而史以事胜欤？经虽以道胜，据其事而后见焉，则史之体固不可略也。史之书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记事之体也。元年者，君之始年也；春者，编年具四时也；王正月者，时王之正月也；公即位者，即位于此（下阙）。

晋之乱亡，议者谈之多矣。或曰：羌夷盛彊，侵暴王室，刘聪、石勒之徒据有中原，兵寇乘风而起，遍满天下；惠、怀昏庸，力所不制，乃有奔播之祸。或曰：当时公卿大臣，崇尚虚旷，徇名而忘实，好清言而不可适用；奸雄之士，窥其所不能而攻之，乃底于败坏。此二说者，皆指其已然之后，而不究其将成之前也。今夫富家巨室，多蓄货财，父祖处之有素，子孙亦能守其所积，茍不至于慢藏，则平居终日，安见劫夺之患哉？惟失其所主，而轻其所蓄，举希世之宝，以寄诸臧获，舍千金之赀，以委诸通衢，则盗贼肆志而奄有之矣。势至于此，而不穷致寇之因，而乃责家人之不能禦寇，抑亦惑欤！然则羌夷足以乱晋，而晋之祸不始于羌夷之盛彊；公卿虽不足捍患，而晋之亡不系于公卿之崇尚虚无。盖天下丧乱之端，何尝不自内起？人君失道，则奸民叛羌有窃伺之意；权臣擅命，则壮夫烈士怀不平之心。此前定之理也。宣、景之取天下，岂有分毫仁义，以服人之心乎？索其始终，则皆天下之所不容诛也。然而得之者，幸也。天下有以幸而得，无以幸而守，何则？其得以天，而其守以人也。武帝之于天下，岂非亦欲以幸而守乎？彼贾充者，魏之贼臣耳，而任托大事，与之婚姻。知惠帝之不肖，而不能处以大义。提四方新定之势，而付授匪人，则其心亦欲幸天下之茍安而已，固不暇深思远虑，求为千万世之策也。既而杨后得徇其爱，又以杨骏为之辅翼。此数事者，足以启窃伺之意，而激不平之心矣。乱亡之根，固以盘于朝廷也。是故自太康之初吴人献地，天下始一，至于永平，方十馀年，三杨被诛，贾后专政，宗室诸王，自相殄戮，中外观衅，反者屡起，永宁而后，天子日有迁废之虑，统绪之大，不绝如线。是以元海父子，始建僭号之议，石勒之众，继为寇孽，自是而下，中国之势，四分五裂，而天下之祸遂至于不可解。呜呼，有武帝之不断，然后有惠帝之闇弱；有惠帝之闇弱，然后有贾后、杨骏之暴戾；有贾后、杨骏之暴戾，然后有宗室诸王之变故；有宗室诸王之变故，然后有刘、石侵暴之祸，皆武帝有以导之也。彼武帝始为之谋，则亦不谓其祸之至于此，惟其欲幸天下之茍安，而遂及之矣。周之王业，自后稷以来，积功累德，历数十世，大命既集，犹不敢遽然当之。及武王、成王之际，则以周、召为之左右。圣人之欲天下之安也，岂敢有求于幸哉？经曰：「慎厥终，惟其始。差之毫釐，谬以千里」。又曰：「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晋之谓矣！呜呼，自古丧乱之端，未尝不起于内，得失安危之相倚伏，可少怠而不思乎！

至哉，古之圣人待天下之民而制其治也，其仁且厚矣，其知本矣！为之礼，所以致中而纳善也；为之刑，所以防过而惩恶也。大分别而莫不中焉，百志定而莫不善焉，则礼之教行矣。既中焉，无过可防也；既善焉，无恶可惩也，则刑之权去矣。然而其说曰：「刑期于无刑」。又曰：「以杀止杀」。则刑者果可与礼并驱争骛而适于治哉？曰：不然。夫礼者止邪于将然之前，而刑者禁暴于已然之后。且将然之邪有礼以止之，则已然之暴，不待禁禦而自息矣。是刑之权寓于礼，而归于治也。圣人者，乐民之蹈于礼，而忧民之蹈于刑，以为礼者，本也；刑者，末也。二者之施设，率有先后缓急，夫岂非仁厚以待吾民而知本者欤？昔舜之命九官，在伯夷则曰：「汝作秩宗，典朕三礼。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在皋陶则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钦哉！惟刑之恤哉」！皋陶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则命官任人而措之刑礼也，皆适其宜矣。以舜之圣，皋陶之贤，而犹兢惧于刑罚，勤劳于告戒，以为可失不经，不可杀不辜，则后之求平允于刑罚者，舍皋陶其谁准绳乎？迨夫周道中衰，生民多僻，穆王嗟风俗之陵替，而怀古治之不可及也，于是裁量揆叙，以应世变，训畅《夏典》，参用轻法，至于戒饬臣庶，则曰：「司政典狱，非尔惟作天牧；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夫伯夷典礼而皋陶主刑，尧舜之事可见也。欲刑之平乎，莫若皋陶之职之善也，然而曰「司政典狱，监于伯夷」者，穆王之待天下，所谓仁厚知本者也，其有意乎成康之无刑也。彼四十馀年，囹圄空虚，措而不用者，岂特伤肌肤之效欤？礼乐之隆，教化之实也。吾将远取夏法，以济周治，亦庶乎哀矜元元而进之以礼义也。彼伯夷者，以礼齐民者也。礼达而分定，则是非不以狱讼而自辨，廉让不以刑罚而自劝。与其「免而无耻」，孰若「有耻且格」之美欤？舍伯夷将谁监乎？嗟夫！后之人知刑之可以助治，而不知无刑之所以治，毅然持三尺之律，以较轻重，而欲求胜于斯民者，将告以是说，宜少愧矣。

古之圣人以一姓之尊，而立乎四海之上，力至寡矣，而为之用者众；势至危矣，而与之守者安。子孙绵绵，传祚享国，为世数十，历年数百，天下可以渐坏而不可速亡者，其虑深图远之意，岂不详且密乎！其创制立法之要，岂不广且大乎！要其归，盖不私天下之利，而能与众人共享之尔。此封建之事所以起也。《书》之所述，《礼》之所载，始终之际，可得而言焉。虞舜之致治也，肇十有二州，置十有二牧，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夏禹之成功也，斥大九州，弼成五服，中国之界至于五千，其声教之所及者，抑亦远矣。历夏之衰，涉商之季，而九州之境土则已隘于前古，是以武王之初，推列五等之爵，尚循商制之旧，分土惟三，盖以九州之地尚狭，而不足以容之故也。洎乎成王、周公，既致太平，广大土壤，制为礼法，以成先王之意，设五等之封爵，制之高下，而阻其疆理之广狭。是故公之地以五百里，侯之地以四百里，伯之地以三百里，子之地以二百里，男之地以百里。以七千里之广，而王畿据有其一，则八州之大，可以封者，其多少之数，不可得而知耶！故职方氏之制曰：「凡邦国千里，公五百里，则四公；侯四百里，则六侯；伯三百里，则十一伯；子二百里，则二十五子；男百里，则百男」。郑氏释之，以为「则者，法也」。设法以待有功，盖地以开方为说而知之，且明成王、周公所以封建之意也。夫周盛时，天下之地必如此之广也，天下之诸侯，亦必如此之多也。天下之地既如此之广而吾不以为有馀，故用之以封天下之诸侯；虽诸侯如此之多，而吾以为不足，故设法以待有功而封建之。地广而不以为有馀，诸侯多而以为不足，则其不私天下之利，而能与众人共享之意可见矣。是故盛则周、召相其治，以致刑措；衰则五伯扶其弱，与之共守。数世历年，而终过其历，岂非虑深图远，既详且密，而创制立法广大之效欤。

元祐元年三月某日，枢密学士、朝议大夫、充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知渭州军州、管内劝农使、彭城郡开国侯、食邑若干户、食实封若干户刘公以疾薨于位。驿奏至，朝廷悼之，遣内侍护丧以归，赐赠加等，凡所以赈恤其家者甚厚，诏赠太中大夫。越明年七月某日，乃葬于颍昌府某县某里，循礼考吉，务其称也。公讳庠，字希道，世为彭城人，其先盖汉楚元王交之后。曾祖讳某，祖讳某，皆恬于隐晦，爵禄不及。考讳某，博学知道，为世大儒，有器业可巨用，不幸仕龃龉，终青州观察推官，门人考其德义，谥明道先生，累赠银青光禄大夫。妣李氏，生显家，有贤行，治家教子如古烈妇，以公贵累封某郡太君。公少孤，八岁能诗，为石曼卿所器。年十四，以文谒明道先生之友蔡文忠公，公奇而婿之。以文忠遗奏，试将作监主簿，调宋城县主簿。用程文公荐，改陈州司户参军，移莫州莫县令，治塘水，溉民田数千顷。嘉祐二年擢进士第，六年，迁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阳县。遇英宗践阼，迁秘书丞。修奉昭陵，百货之须，动辄千万，公治之有序，邑人不告病，而官亦足用。转太常博士、充高密、广平两县教授。是时诏两制举御史，知制诏蔡抗荐公可任。会英宗以灾求言，公即上书论世务十馀条。英宗嘉叹，以书示宰相韩忠献公，且问所以，韩以不识对，上益重之，遣内侍宣旨，有「甚知才美」之语。遂用抗荐除监察御史里行。及对，英宗曰：「欲用卿久矣，有大臣言卿与蔡抗亲，朕答以内举不避，虽亲何害」？搢绅士大夫咸以为用公之当。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未数日，陈张幄具后苑，以待宴幸。公言去日食太近，非畏天之威，恐惧修省也。乃为罢宴。会圣宫创仁宗神御殿，宏丽过制，费钜万，公谓「天子之孝，不在宫庙之奢靡，在继先志，隆大业。今营建甚盛，非所以昭先帝俭德」。英宗为损其制。襄阳郡王允良郊祀不陪祠，久罢朝谒，公陈其桀傲慢上帝，无人臣礼。奉宸库失盗，公劾巨阉领皇城司职事者，以严宫城之禁，「愿陛下不以近习挠天下法」。英宗曰：「法令之设，内外一体」。翌日，都知以下皆论罪。李珣犯销金，开封府以中旨辄释，公累言乞正国典；请对，又陈之。英宗曰：「朕岂私一李珣邪？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谓朕如何？更不须言」。公知上意如此，方已其论。又尝言：「命令失，名器滥，则知制诰还词头，门下封駮，愿申饬臣子举职如故事。谏官、御史皆所以补阙失，柅违谬，宜增其员」。吕诲等既去位，公累疏乞留。又求对，奏：「诲等忠正敢言，意在爱君，陛下奈何轻斥之，以累盛德」。上曰：「朕本不贬诲，自是诲等不肯留尔」。公恳请召还，词不少屈，时论韪之。英宗不豫，公力陈「日食星变，宜崇俭纳谏，布惠泽，以解天意，则转灾为祥，圣体当享无疆之休」。久之，朝政多自中出，皇嗣未立，人心尤不安。公独拜疏，谓：「太子，天下本。汉文帝、唐太宗皆于即位元年预建太子，为宗社无穷计。颍王长且贤，愿陛下亟立为皇太子」。上感悟，大位遂定。又请颍王侍禁中，阅天下奏报，降付如平时，俟康复乃罢，则圣躬便于颐养而机务不壅；宰臣韩琦、枢密使文彦博宜夜直，以安人心。英宗崩，百官临福宁殿，太官给肉食。公谓「先帝弃四海，臣子岂知肉味？请给素食，庶近礼」；「州郡遣子弟纳贡，贺即位，恩补过幸，宜罢去」。事虽不行，识者以为是。以神宗登极，恩补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未几，迁右司谏兼提举国子监。一日，神宗语及汉武事，公对曰：「王者当上法尧舜之德，下迹成、康、文、景之治，汉武不足为陛下道」。神宗悦其忠。时边臣有邀功致戎者，本非朝廷意，公疏其奸谋，请寘于法，以谢天下。及下二府大臣措置边事之宜，定以公罪，庶几不茍简误国事。又陈中国禦戎之体，守信为上，武帝深入为下策。昔宝元时元昊叛，五来五背，天下为之困敝，今莫若宗大信，舍近功，为国家长利。古者冢宰制国用，量入以出，请诏二府议大计。京师久不雨，蝗害稼，公引王弼、京房说，以为阴不能固阳，故不雨；臣安禄兹谓贪，厥灾虫。请黜臣下不胜任、安禄无德、蔽恶为孽者，则雨以时降，蝗不为灾。又乞贳孙琪，留马默，以来直言；优容王陶，以全恩旧。公之启沃献替，正纪纲，纠奸佞，著闻于人者如此。其秘词切论未尝语于私者，则莫得而知也。是年秋，奉使大辽。故事，两朝国忌不相避，公将还，度以正月八日至白沟，宴用乐，然是日英宗小祥也，公具以告，愿于涿州插宴，则八日达雄州，且行香，得遂臣子之志。辽主叹美，从公言。使还，除集贤殿修撰、充河东转运使，盖公论议刚果，权贵忌之，而利其去也。时晋地旱饥，军费日广，公计一道之产，惟铁利为饶，请复旧冶鼓铸，通隰州温泉盐矾，博易以济用。又请募民入粟塞下，预为足食计，悉听之。俄迁起居舍人、除天章阁待制，改河北都转运使。契丹入侵霸州土场为己地，集兵疑我，河东亦奏契丹徙帐西京，朝廷为之动。诏公验状，公曰：「云朔去岁饥荒，孰便于屯聚？今往西京者，不过集部族数万人，西胁秉常，南疑中国尔。安肯舍定州平易之涂，趋并、晋险阨之地而入寇乎」？又以五说料其必不能有为，宜安静持重以待，可遂无事。后果如公言。二股河之役，兴兵无馀力，边城遂不完，公谓城垒之设，俯瞰敌境，势不在河防后，请辍二股役兵，备霸州等城，以严守禦。黄河起春夫，御河继之，凡十七万九千人，期以期月罢。公谓今年河始东流，其南北岸创堤防千馀里，以夫役争土功，力不足用，虽责以速成，未见实益。愿减半先治其急，而徐其他，则无枉费劳民之患。诏约二股北流口，以拔水势。公言：「河方东流，而遽遏其北，则澶、滑以下，将有溃溢之虞。傥以岁月分杀其势，渐议闭塞，乃得治河之策」。宦者程昉乞益兵助御河之役，欲以奏功。公谓督工于盛夏，则暍死者众，乃奏缓之。又请销开塘口泄水势，外示设险之方，而内不失蒲苇樵苏之利。朝廷皆信其说。青苗令始下，公谓不可行，奏愿罢之。岁馀，差知成都府，以亲年高，不拜，得知真定府。属并晋用兵之后，民疲不聊生，上以安辑之旨谕公，又除河东都转运使。至则宽力役，蠲逋负，赈流散，以称上意。凡三阅月，乃召还，知开封府。前此，议者置厢官分治府事，凡轻罪听决遣。公谓：「京师多豪右，厢官体轻人不畏，或缘而宽纵有罪。且政出多门，非所以肃清浩穰之术。昔赵广汉尝患二辅乱其治，犹欲兼之，况厢事之末乎！请罢蔡确、沈振，愿殚力公事，以报万一」。是时，宰相王安石用事，与公异论，确主于安石，见公不庭参。公谓：「朝廷之仪，安可以私废」。上疏辨之，由是上失宰相意。神宗亦尝谕之曰：「卿柰何不与一二大臣协心济治乎」？公对曰：「臣子于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知附王安石」。不数月，除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充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盖朝廷以二鄙为虑，谓公深知西北事，故以阃制付之也。前帅尝建惹凌议，不足示威武，公奏罢之。夏国降羌数千人，公虑其为患，请遣诣境上，召其君归之，有不去者，乃留，外以示大体，内以消奸萌，两得其策。事未报，果有谋归者，中旨亟令徙内郡，公谓：「降羌迁则生变，宜假宴犒，渐移徙至太原，并边既无虞，比次区析于华人之中，久则吾民矣」。从之，塞外以宁。累请复宪州以重形势，还置惠宁、肃定、神木三堡，以备应援。又请募兵民子弟之彊劲者为勇敢，以壮军声。如汉谪民戍边故事，下流非巨蠹积奸者，择少壮贳罪徙河外，以实边徼。皆可其奏。契丹议侵疆，谍者谓有称兵意，朝廷问公，以为未必然。岢岚、雁门求济师，皆不应。契丹主驻云州，遣数骑涉吾境，逻者得之，契丹驰檄，纷辩不已。公奏曰：「契丹意在疆埸，持此为端尔。臣刺知云州无兵，朔应艰食，愿朝廷缓答而峻拒之。方盛夏，兵未必至，惟以有备待非常，乃得计。愿遣刘忱等至境上，姑以理谕，臣俾将佐饬兵观衅而动，此事机也」。时朝廷以契丹使言顺礼恭，及持敦睦和好之说，乃录契丹主书付公，谕以地界，且通商。公复奏曰：「臣窃疑契丹此举非本心，盖见朝廷尚未克复河湟，不得不为唇齿之计，故以此尝我尔。今欲争辨积年已定之疆界，曲固不在中国而在彼，则泛使之来，礼宜偃蹇而反恭顺，辞宜高抗而反卑逊，臣窃恐其意别有所在也。敌意无厌，朝得寸，暮求尺，必又有侥倖之请，宜直以拒，或与以不当得之地，既杜其奸，未必不疑中国有谋，用此以饵之者。若妄意于我，背盟伺隙，恐非岁月可解也」。公争之既不能得，会遭太夫人丧去位，后竟以黄嵬山分水岭地与之，公常以为恨，士大夫为国远虑者，至今惜焉。郡邑酒户，月以课入供河外，远或至千里，公请以季易月。麟、府州汉户之单丁与蕃族之内附而遇歉者，檄有司蠲其役，且著为令。晋俗尚焚骸，贫不克葬者，遂委不视，为竁四穴以藏之。公在晋二年，治兵与民，皆得其心，以静制寇，不劳而服，父老至今犹能称道感叹之不已。丧既除，又差知成都府。蜀久安无事，朝廷以德惠抚之，官吏或纵情忘分守，公一切齐以法度，上下宜之。细民竞利，以高直占坊场，破产不能偿，相继箠死或自杀，公请蠲所负，以惠远人，乞推之诸路。天子可其奏，获免者凡数十万计。文州蕃族有复雠者，当以蕃法论，朝廷欲加诛，请赦之，以宁边圉；缘罪徙内郡者，愿复之，以示恩信；西山六州与汉人为婚姻者，请禁之，以防后患。悉从公奏。至于治石室黉舍，增置学官，广朝廷教育之意，又新乖崖张公祠，为书韩忠献公碑立祠下，慰蜀人之思，皆有助于治体也。迁礼部郎中、知秦州，充秦凤经略安抚使。以失举，降秩一等，改虢州。及期，知江宁府。官制行，易朝请大夫。未踰年，又坐失举，降秩知滁州。甫三月，特起知青州，充京东东路安抚使，又徙知永兴军。时征西戎无功，调发恟骇，关右骚然，天子震怒，大臣无敢议者。公过阙赐对，言：「虚内事外，恐动摇根本。边隅之患，特手足之疥，圣德宜涵容，置之度外，天下幸甚」。上嘉纳焉。陕右保甲行团教法，州邑扰动。公奏曰：「军旅之后，年饥人劳，正当完养其力，宜权罢教，俾之少休」。乃得罢一年税租。苗役之逋，荐饥不能偿，请倚阁以纾其乏。流徙汉南者，请依富弼青州赈济术，俾京西安集之。移税往他州，民不堪其劳，请宽下户。诏皆纳可。南山逃卒仅百人，依聚山谷，时出剽近县，或杀官吏，厚遗山民为耳目，因保甲团教掠兵器，驱村落马骡乘以遁。捕者虽勇锐，终莫能遏，长安大恐。公于是徙山中居民入保，奏罢并山团教，令歛外马悉归州县，乃发兵驱之。未几，贼势自蹙，遂歼凶渠，而支党亦溃矣。是年十二月，拜枢密直学士，旋除知渭州。时转运使办军储非其术，按版籍强民以供，公揭榜罢之，增物价而民来愿输者众，廪计大实。边吏请发防春兵，公谓疆圉无事，遂不遣卒，无他虞。弓箭手屡以戍废耕，公下番休之令，凡旬有五日而罢，边户便之。朝廷方与民休息，有怀柔四夷之意，公亦以绥边弭寇为先务，不幸在镇三月而卒，故宏规远略，未施一二也。初，公感疾，有大星陨于正寝，人咸异之。及其没也，华人戎族皆恸哭。讣至京师，太皇太后嗟悼之深，且谓：「如刘庠辈不过数人，方将召用，而命不少假」。搢绅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伤之。呜呼！公刚方直谅，学造本统，通古今治乱安危之孰为，积深而蓄厚，亲逢睿明，被遇隆眷，发为爱君忧国之谋，推为泽民恤物之利，贤者事业，盖无愧负。惟屡忤权贵，不忍一俯己徇合，悠然四方，遂至终老，此可悲也。太皇太后为宗社万世计，保祐嗣皇，裁决大政，图倚旧德，共厎治安，而公不及见焉，此重可悲也。公娶蔡氏，封安康郡君。男六人；端夫，凤翔府观察判官，先公五年卒；次三人早亡；次敦夫，承奉郎；次宽夫，承务郎。女一人，适定州北平县主簿朱师略。孙男二人：沔，假承务郎；浩，早夭。女一人尚幼。公享年六十四，有文集二十卷，奏议三十卷，藏于家。雅不喜治生，禄廪所入，均以赡族人。使契丹得金币，则以葬宗党之贫者，凡二十馀丧。兄之子，互以恩补，故捐馆之日，宽夫犹未仕，此人所难能也。储宫之议，公尤晦密，终神宗一朝无知者，此又难能也，视古君子何愧耶！蜀茶之初禁，陶知彭州，辄条其害以闻，朝廷委公与部使审议，公以陶言为然。陶既罪废，公又累疏辨之，知我可谓厚矣。后八年，见公于渭，从容语议，慨然有忧天下之心，至明年而亡矣。其德业始终大概，陶可得而知也。重以诸孤之勤请，敢哭而铭曰：

彭城之刘，实继楚元，奕世有显，又生公贤。惟公之贤，以刚济忠，献告二后，靡言不从。治平之末，独建大议，天人合符，传以神器。始终一朝，公晦不言，方之古人，孰为后先？公忠自将，义不附会，天子倚信，用公于外。公之在外，十有八年，威扬惠浃，卒老于边。离明坤载，协德而济，黄发在廷，惟公已矣。生有大节，没有重名，敢告无穷，勒之斯铭。

某答无悔足下：近辱示问尧舜禹传授之法，而且惑乎孟子、韩子之言。仆不肖，何足以问哉！喜足下𧦧𧦧以讽吟诗赋为技能，而力学好古，务通世人之所不及，故相与足下言也。夫尧舜之传贤者，行天下之公义也；禹之传子者，明继嗣之定法也。公义行，故天下被其泽；定法明，故后世莫敢争。是义与法，三圣人者同心而异迹，易地则皆然也。传嗣之法，古然矣。史叙黄帝传其孙高阳，高阳传其子帝喾，帝喾传其子放勋，是为尧，尧以天下传其子丹朱，固前世之定法耳。而丹朱之不肖，尧以不肖子病天下，而舜之圣著于时，如之何而不传哉！舜之子复不肖，其传于禹也亦然。禹之子启也，其贤虽不及舜、禹，而无丹朱、商均之恶，可以守成法，如之何舍前世之定法，以求诸异姓哉？启之为子也，固无闻焉。及其为君，见于书者独《甘誓》一篇。而益之事舜、禹，其功烈谋谟过于启远矣，然而舍益以及启，禹岂为不知人耶？以太丁庸怯，成王幼冲，而伊尹之贤、周公之圣著矣。为汤武者宜为尧舜之事，然而不传者，重继嗣也。噫！圣人之所以废其嗣者，不肖必若丹朱、商均，恶必若桀、纣者，然后可也。顾启也，太丁也，成王也，不若是恶与不肖，其可以遽废乎？凡诸侯之有国者皆得继世以象贤，以天子之尊而不得传其子乎？不传其子而必世传诸贤，则天下何其纷纷也！今夫匹夫之有家也，务求他人之子以育之者，不得已也。不得已也者，尧舜所以行天下之公义也。孟子生商之末世，痛天下之无君也，故极其事而论之，以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悉推诸天而言之。其意以天之所与者为可传，盖有以为微辞耳。又后援孔子之言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仆前之所陈是也。韩子曰：「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后世争之之乱也」。信斯言也。尧舜有不忧后世心，而禹岂不欲天下之得其所哉？足下论之几矣，而未喻所以传嗣之法也，敢详言之。如曰不然，更质诸明者。

经者，圣人之所以尽心也，谨其始亦谨其终。然其始易知，其终难知，是何也？盖《书》，天子之事也，终于《文侯之命》可也，秦、费二《誓》何以与焉？《春秋》，鲁史也，是诸侯之事也，而书西狩获麟。《诗》之有《颂》，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虽有文王之业，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则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而继之《鲁颂》，又附之《商颂》，何谓也？《易》之书也，未常不戒，故以《未济》终焉。而说者以为《既济》，岂圣人之意乎？至于二《礼》所载，终始不闻。二三子考之，各以详对。

臣前日延和面奉圣旨，议改青苗法，复常平旧制，又患诸路提举非其人，有意更易。臣切喜叹，以为中外之论，正欲如此，而圣谕及之，真臣等之所望、四方之所幸也，翘足企首，以俟德音。昨日，又闻罢司马光枢密副使，罢范镇通进、封驳司。若以司马光争论青苗新法，拒违诏除，镇从而和之，驳正而不肯下，则是青苗之议，持之尚坚，而延和宣谕，或亦有不果者欤？臣屡尝奏闻，青苗新法，极为细事，徒以大臣讲求不详，议论不审，而仓卒茍且，扰动天下，故人情不安，论难锋起。当此时，虽有善谋良法，难以推行，况考之于古而或差，施之于今而未当，措置舛错，如此其甚者哉？奈何以难行之法，恶人议之，至罢一枢密副使，绌一封驳司，流闻四方，所损不细，传载后世，何以观法？昔成王剪桐叶以戏叔虞，史佚从而封之，曰：「天子无戏言」。西府之重，何止如封国？司马光之直谅，岂但方于叔虞？诰敕之严，固不并于桐叶。陛下有戏言之过，则号令之所被，眩人以空虚无用之文；诰命之所加，示人以玩弄可移之物。《书》曰：「令出惟行，不惟反」。《易》曰：「汗其大号」。令行而更收，汗出而复反，何以使人信，而诛其或惰者乎？朝廷设官分职，固欲人守其官，士称其职也。范镇封驳，识者莫不是之，不能听用其言，奈何罢其职任？《传》曰：「守道不如守官」。镇能守其官，是封驳之得人也，遽然罢之，岂将患其不顺己耶？不顺陛下者多见容，不顺执政者辄见斥，臣恐人主之权，或移于下矣。失职者固法之所诛，守官者又朝廷之所弃，不知陛下将取固禄保位，茍容其身，以备员充数乎？不然，何宜进者反听其罢，宜任者反从而黜耶？臣以陛下致今日之纷纭，而在朝群臣往往求去者何耶？徒以青苗新法，人情不安，所遣使者，多非其人。大臣建议而不从，言者力争而不听，至于罢免柄臣之新命，黜责禁近之守官，推劾谏臣之风闻，内外腾沸，骇动四方。臣切忧他变相缘而生，治乱从此分矣。伏望圣慈采群论之所长，奋乾刚之独断，稍复常平之旧法，悉罢提举之庶官，自然人情复安，中外如故。

王享于祖，礼终以时。《雍》诗所以歌者，祭器从而彻之。周颂一章，择作永言之用；宗庙九献，此为去馔之期。成王以贵为一人，祀兼七世。岁或举于祠礿，时或行于祫禘。且谓尽物尽志者，孝子之事；有始有卒者，圣人之制。当取正声，以尊先帝。尸初以入，必奏肆以迎尸；祭及其终，故歌《雍》而彻祭。《诗》云：「至止肃肃，有来雍雍。祖考我格，辟公我从」。有眉寿降祥之述，节宰夫屏器之容。篇本附于臣工，咏而见意；时因去其胙俎，礼以为恭。大抵诗不可废，废之则阙；祀不可久，久之则亵。故我就灵宇以行事，扬正音而后彻。声闻于外，且非客出之初；孝事其先，用作神归之节。岂不以迁其祭具之谓彻，播以人声之谓歌？彻焉造其礼之备，歌焉报其福之多。以乐为用，非《雍》则何？是以小师教于瞽矇，职当讽诵；君妇废其笾豆，音应纯和。惜哉！周运否而大礼衰，鲁权丧而陪臣侈。乐奉祖庙，义同天子。虽能享献以自大，莫测声诗之所以。故孔子谓来助有二王之后，始可讴谣；奚取于三家之堂，徒彰僭拟。则知帝威穆穆，上德颙颙。诗曲尽于辞意，礼告成于祖宗。且异夫率诸侯以祀文，颂陈清庙；就方丘而祭地，吕奏黄钟。愚尝因《雍》什之咏歌，求诗人之微妙。以谓荐可用于广牡，禘可行于太庙。及其彻也，又从而声之，为万世之典要。

古之养老，礼莫如周。兼三代之尝法，新一王之令猷。尚文德以唱风，典章尤盛；奉年耆而兴教，饮食忝修。昔自有虞，讫于二代，必重年德，以均仁爱。然而礼有质而有文，事或兴而或废。及周之治也，古今之通制皆明；而老者养之，帝王之馀风尽在。大抵燕者虞之礼，飨者夏之仪。太牢而食，有商所为。天下未有遗年者，周人兼而修用之。就胶庠以致勤，高年毕萃；顺阴阳而为具，异制同施。莫不鼎俎豆笾，牲牢酒醴。然四代之异制，萃一朝而为。礼贵亲尚，齿德爵富，虽曰殊风；黑衣素裳，深燕缟杂，然在体至。如乐之作也，六乐并用；学之建也，五学相参。而况养庶老而明广爱，事国叟而记高谈。得不比前世而文盛，优上寿以恩覃？尊耆艾于每年，时凡有七；严豆觞于一日，事遍其三。故得风始朝廷，化流穹壤。春夏焉先飨而后燕，秋冬焉先食而后飨。舜禹汤之盛事，得以追修；乡国学之殊方，各随所养。向非岐昌之德盛而大，武发之功肃而严，成王治定，姬公思兼，则何以设珍具以完备，致蒸民之仰瞻？且异夫礼用四朝，记者美鲁侯之盛；文同三代，史臣推汉德之炎。则知兆民莫不亲其亲，圣人惟能老其老。推年龄以优事，监古昔而顺考。孔子曰：「周郁郁乎文哉」！未必不由于此道。

守符未久，报政无闻，叨被圣恩，就移使指（中谢。）。窃以先王明罚，期弼教以化成；君子尽心，必求生而参听。遣使诸路，自我盛朝。狱无非辜，人浸馀泽。以至完甲兵以禁其寇暴，积仓廪以济其困穷。惠民为深，领职尤重。如臣蹇拙，适用寡能，拜命战兢，以荣为惧。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周庶物，德被万方。尧帝好仁，于变可封之俗；成康善继，寖隆几措之风。敢谓渥恩，致加微品。臣敢不详其枉直，约以重轻，仰酬钦恤之诚，敬奉丁宁之训？誓捐顶踵，图报乾坤。

达翁居于淮之滨，潜叟过之而舟于淮，潜叟东指谓达翁曰：「树林之阴，项笠裘蓑者有所负乎」？翁曰「网」。叟曰：「乌乎用」？翁曰：「兹取鱼具也」。「且世亦有网，君知之乎」？叟请达翁，因有世网说。昔伏羲氏之有天下也，受图书，肇人文，纳百姓于治，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网，因作田鱼之器，以明已之用。故《易》曰「显诸仁，藏诸用，百姓日用而不知」。然则世之网经营于此乎。已而授神农氏，神农得而归天下之民，获天下之货。及其世衰，子孙不能张焉，故有轩辕氏生，以正其纲纪。纲纪既正，以之授少昊，少昊以之授高辛，高辛以之授挚，挚授之而不能举，且罹洪水之患，网之纲几乎颓。圣弟放勋亟命鲧以治水，鲧功不成而继以文命，文命获《洛书》而能治之。水患既平，网亦以缉。故《书》曰「天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尧既张之而民亦不知其张，有击壤而歌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尧以舜贤而授舜，舜以禹有功而授禹，禹以授启。自启而后，世失其人。纵田猎而渎之者有之矣，乐酒色而乱之者有之矣，故坠于弛废而不举。汤患于意者久之，因出见网张于野，不知意之形于声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已而惧言出之而遇桀之刑，因就变曰：「吾不忍尽取禽兽，盍往归焉」。且不知其入汤网也。历数世而子孙暴乱，其网之坠，犹夏后氏之末世。西伯昌兴而叙之，故其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西伯以之授武王，武王授而大辟之以纳天下，故其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武王以授之成王，成王守之而正天下，故其诗曰：「受福无疆，四方之纲」。及其世衰，则有诸侯干纪以乱其叙，故雄曰「周网解结，群鹿争逸」。自时而至于五代，蠹网家流出焉。或执器而断之，或辟路而逃之。人有识其器，达其路，则陶陶然，熙熙然，不为是非哀乐动其心，不为得失生死累其正。君子以之静，小人以之乱。非叟不可使之知，知是网其知几乎！

智小而习近，雷同乎因循之说，而不知经常之所在。苟务为言，以书于册，而曰：「古之人，常为吾书之所说者」。使学者牵制于甚卑之论，而不求于至当之理，以逆疑古之人，曰是其所为者，真若是，是亦惑矣。昔者孔子之言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而或者不信孔子之言，而谓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祀帝于郊，而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斯礼也，天下之理也。呜呼！不务明天下之大分，正天下之大义，以逆疑古人，牵合傅会，强解夫子之言以成就其私说，是则汉儒之罪也。周公制礼作乐，自天子达于庶人。礼服、冠冕、车舆、宫室、婚姻、丧祭，纤悉委曲，事为之制，曲为之防，以就其自然之势，而成王亲与周公相率而行之，周旋揖逊于其间，而天下无背戾狡猾之民，以成犯上之狱。周公既死，成王犹自立以君天下，典礼法度皆在也，成王守而行之，以至于无事，而称大治之时，人到于今歌颂而不绝，是岂不贤而能之哉？成王贤耶，岂顾废典礼，灭法度，叛周公之所为，以侥倖于鲁国，遂区区姑息之说，以启逆乱之原乎？人之生也久矣，一治一乱，非圣人者出而讲治之，则其类也，岂不殆哉！于是为之立君臣，等上下，明大分以定其志，为节文以行其礼。故天下偃然相固以为安，相接以为欢。大分谓之经，节文谓之制，行经与制谓之君。推经与制谓之道，变经则亡，变制则乱。乱亡相属，天下不转为夷亦希矣。故天子坐于其上，诸侯奔走于其下。诸侯坐于其上，而大夫奔走于国，南面之势略同矣。凡所以养自养矣，养体之具而不少异焉，则是释兽于山而纵禽于薮矣，其为势也，岂不决骤放逸而不可复制者哉！故为天子者曰：「我君也，而若臣我矣。我且出令焉，若行吾令谓之臣；我且制作焉，若守吾制谓之臣；我且立法焉，若从吾法谓之臣。违令者为犯，变制者为僭，逆法者为叛。犯者吾其罚，僭者吾其杀，叛者吾其灭」。指挥号令以告天下，而诸侯大夫卿士庶人莫不秩秩然敛衽拱手而畏服之。夫以一人之身坐于其上，而千万人敛衽拱手畏服于其下，岂必人人识其有德而可贵哉！大分素明，节文素定，而其势不得不然也。成王虽贤，犹君也。周公虽圣人，犹臣也。周公未死也，成王封之于鲁，曰：「若世世为周室辅」。又封太公于齐曰：「若世世为周室辅」。齐鲁之封一也，其于周公无异数焉。周公死矣，成王追而念之曰：「忠于王室，莫如公；勤劳于天下，莫如公；有功于孺子，莫如公。我其思之尔，我其富之尔，我其振抚其孤而恤之尔」！若天子礼乐祭祀，庸人犹知其不可与，孰谓成王与之哉！

孔子于衰乱之中，其言前世天子诸侯贤人哲士成功立德治乱安危可否之迹，可谓详矣。其于圣贤事业可疑之际，与群弟子问难对答，判然明白以著于后世，而成王赐鲁以天子之礼乐则无传焉。岂是孔子讳之欤？讳之非所以为孔子。孔子立于鲁国衮、定区区之间，而是非尧舜以来数千百年之事，事是则谓之是，事非则谓之非。是非在彼，孔子何与其私哉！闻古之人曰尧，曰舜，曰禹，而孔子论之。于尧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唯大，唯尧则之」。于舜禹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又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禹，吾无间然矣」。于文王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商，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于武王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圣人之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怍于心，推之不异于古，挽之不违于今。适异时，立异事，行异言，存异迹。迹之是非如日月焉，谁能掩而增其明晦邪？汉儒以是厚诬于成王，吾不得孔子之言而信之，乌得厚成王之过也哉！古之圣人，以天下之势莫能相长，而必有以长之者，故天子长天下，诸侯长一国。长者地大，长之者地小，杀而离之，纲而维之。詟强挫锐，而天下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委顺柔伏而归命于上，虽有掘强骄愎之民，而无所逞其欲。故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制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王制》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所云亦若是。虞、夏、商、周不变也。《周官》职方之制曰：「上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由伯、子、男以次而差降之。则诸男之地犹得方乎百里」。二《礼》杂出于汉儒，其所云者乖戾讹谬，无足考正。不得孟子之言而据之，吾何以识其不然而使之哉！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亦为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汉儒以谓成王封伯禽于曲阜，地方七百里。揔其实不然。周之衰也，诸侯之强者吞弱，大者并小，斥土广地而自为雄国，恶武王周公之典籍，为害己也，而皆去之。孟子曰：「今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焉」。汉儒杂采衰周土地之数，以厚诬于成王，而不顾天下诸侯方千里者犹九国焉，岂九国者亦皆成王之赐欤？以九国为非成王之赐耶，则鲁之七百里也，乌足谓之多哉！鲁于是时比诸侯为最弱，不至乎千里，亦势然也。土地之数犹若此，则鲁之郊禘，其又可以信汉儒之言耶？宋人有以千金均十子者，曰：「与而百金，若资以为生」。比父百年而没也，其子有乘时转徙发贮鬻财而至万金者。有拱手坐耗而短褥不被其身者。越人一旦而视之，曰：「而翁奚不均哉？均是子也，而若独万金何邪」？是之谓据今而尤古，不揣本而齐之末者也。

鲁之郊禘，非成王之赐耶？是耶非耶？后世乌得而行耶？吾以为闵公始禘之也，僖公始郊之也，何以知其然耶？前乎闵、僖，十有六君焉，求乎郊禘，无有也。后乎闵、僖，十有六君焉。或禘或郊，有时而见乎经。见乎经者，吾得以考而知之。不见乎经者，非吾可得而知之也。闵二年，而吉禘于庄公。前乎此，而鲁未尝禘也。吾是以知闵公之始禘也。僖二十一年而三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前乎此，而鲁未尝郊也。吾是以知僖公之始郊也。然则郊禘，天下之礼也，非臣下之可用。闵、僖，鲁国之君，比诸侯为最弱，非成王命之以祀周公，孰敢遽然自僭以抗天子之礼而独立于诸侯之间哉？盖周之衰，而诸侯僭乱也，其势若决疽溃痈，败坏四裂而不可禁。其始衰也，天子孤弱而不能以自专，陪臣执国命而与闻天子之政矣。孔子曰：「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夫子以季氏之庭而用八脩之舞。当是之时，循习而不为怪，则闵公之用禘，僖公之用郊，又何足以骇时人之耳目，而不能独立于诸侯之间哉！首而加乎冠，足而践乎履，覆背以衣，围下以裳，举世之人，谁不知其如此耶？有人于此，藉足以冠，冒首以履，颠倒衣裳而出者，则人皆指目而笑之，甚则传言相惊，以为人妖而物怪者。世固有人若是，而人不以妖且怪者，盖世之为此者多，耳目习以为常，而不足怪也。予读《诗》之《鲁颂》，抑又知僖公之始郊，而成王未之赐也。王道之于天下，天下之人举欣欣然而喜曰：非吾君也，其孰能使我至乎此。其安也，喜则歌，歌之所以为颂也。王道之不行于天下，天下之人举嗷嗷而怨曰：非吾君也，其何使我至于此其毒也。怨则刺，刺之所以为变也。彼将颂我耶，非有求于彼，而彼固颂我也。彼将刺我耶，我日禁而止之，固不能弭人之刺我也。是王政不行，而诸侯无风著。王政之不行于天下也，鲁诸侯也，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作为颂，则鲁公之志亦可知矣。岂其颂者亦成王之赐者耶？《閟宫》之颂，述成王之言曰：「王曰叔父，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至其论郊祀，则曰：「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旂乘祀，六辔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骍牡，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有福汝，秋而载尝，夏而福衡。白牡骍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方舞洋洋，孝孙有庆」。予以是益知僖公始郊，而成王未之赐也。难者曰：「周公之功，人臣所不能为者也；禘郊之祭，人臣所不可用者也。以人臣所不可用之礼乐，以报人臣所不能为之功，夫何不可哉」？谓周公之功为人臣所不能耶，则非勉人之道也。后世卒无成王周公之时欤？有斯时也，其卒无能为周公之所为者欤？有能为周公之所为者欤？其卒以天子之礼乐锡之欤？功如周公，德如周公，继世之子孙，复如周公，其不骄而吝也，斯可矣。不幸有周公之功，而德不足以自将者，无乃以是启僭乱之心欤？鲁大夫有老而托其子于家臣，比其没也，家臣卒相其子，以至于壮大而不陨其家声。其子以家臣之有功于我也，奚不事以体貌，报之以财贿？乌用葬而僭大夫之礼也欤？古之人之于礼也，既已为之等杀明白，上下而使之不相渎乱矣。犹于可嫌之际，复表而出之，惧其不嫌而至于乱，故叔不服嫂，所以教民远嫌也。又况君臣之际有可嫌者，乃复推而言之欤？

贞观中，诈伪资荫者许自首免罪，不首者死。俄有诈伪者败露，胄断流以奏之，帝曰：「下敕令死，今断从流，示天下以不信也，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即付所司，臣不敢亏法」。观胄之言，乃效张释之为心也。然而释之已失对于孝文，胄亦失言于文皇。且人君执天下之柄，可生可杀，威福在己。古之圣贤，虑人主持崇高之位，而轻于刑罚，故皋陶告虞舜戒「惟刑之恤」，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庶狱。今胄之意，以为即当杀之，非臣所及，谓人君可以不用法而杀人。使为人主者皆如太宗，固无虑有淫虐之刑；设使凶暴如桀、纣者，谓有司执法不可委之于有司，乃任情杀人，则恐无辜者无告矣。若胄者，宜曰：圣人之制，必关盛衰；王者之法，不枉轻重。陛下亦不可得而私之，臣岂敢得而专之？必归之中正，合乎王极，使人无冤枉。奈何其意反谓为君者用法不必慎，为臣者用法须慎？王子雍谓轻于为君而重于为臣，其胄之谓乎！

西掖出纶，望宸旒而拜贶；南州总宪，扬使节以生光。属在按廉，举同抃跃。恭以某官气浑且粹，名重而高。得道先知，削陈言于糠秕；指迷后进，炳至理于丹青。鲸翻学海之中，虎视词林之上。会圣神之继照，庆贤哲之隆辰。步骤都司，翱翔禁苑。未覆金瓯之姓，忽离玉笋之班。采轺方下于九霄，传檄已清于万里。顾惟治世，久入化钧。羊皆惧于触藩，鱼或容于漏网。成康复古，屡闻囹圄之空；尧舜同风，或用衣冠之画。敢期淑问，尚屈皇华。虽甚郁于朝佥，然已深于帝简。伫承优宠，别践荣途。某蓬荜地寒，菰芦质弱，虽沐残膏之沾丐，未亲大匠之诋诃。采藻为羞，幸预鲁邦之乐；折梅传信，阻参庾峤之登。馀冀保调，少符颂望。

臣窃以圣人之德，其聪睿神智，固天性之所自有。然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亦谓人皆有是四端，犹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在乎充之而已，苟不充之，将失其本然之性。则虽圣人，方其始也，学问以达之，范围以成之者，其可少哉。昔者周成王幼冲践阼，其师保之臣，傅之德谊，道之教训者，周公、召公、太公其人也。夫左右之人既如此，则成王虽幼，其耳目所入，盖无有不正者矣。我仁宗之初，亦以盛年嗣服，用李维、晏殊为侍读，冯元、孙奭为侍讲。惟兹数人，皆名儒宿德，极天下之选。是时方亲庶政，听断之暇，每于双日召使入侍，讲说经典，或读祖宗故事。盛明之政，庆泽无穷。恭惟皇帝陛下绍膺天命，传序统业，夫以异禀之资，夙成之善，而又上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护开佑，所以成就者，罔不备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资养，左右前后，宜正人与居，语默见闻，宜正事是接。所以起善养源，保微慎始，尊德美而长智习，致广大而熙光明，则劝讲、进读辅道之官，其可不慎择也哉！伏见兼侍讲、给事中陆佃、蔡卞皆新进少年，越次暴起，论德业，则未试，语公望则素轻，使在此官，众谓非宜。伏请罢其兼职，以允公议。仍欲望圣慈于内外两制以上官内，别选通经术、有行义、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遇非听政之日，便殿燕坐，时赐延对，使之执经诵说，陈天下之义理、古今君臣父子之道，以广睿智，仰副善继求治之意。臣不胜愚款，取进止。

臣待罪近辅，再历年所，日奏职事，亲闻德音。退伏思念皇帝陛下以日跻之圣上资慈训，而太皇太后陛下以宽仁之德勤邦俭家，四年之间，用人立政，施德布惠，所以绥养天下，上以昭祖宗之盛业，下以为社稷无穷之休，天下之幸，万臣之赖也。臣于此时，得依日月之末光，备位辅位，念虽杀身，何以报称！然臣尝读西汉之书，观孝文皇帝承高、惠之后，人心思治，而上方躬仁履俭，克勤率下。当时民俗醇厚，府库充羡，四方无犬吠之惊，亦可谓治安之世。而贾谊之论乃谓方今之势，如抱火厝于积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及其忠愤之所发，至于恸哭流涕。臣尝怪其论之过也，其后不数十年而治乱之迹若合符契。臣于是知居安虑危之心，唯圣智乃能有之。而私忧过计之论，亦未可以迂而弃也。臣近与同列奏事延和殿，两蒙宣谕，大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尽心，略有成法，唯以久远守之为念。又圣虑深远，因论及它日还政之后，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则与今日用心无异；若万一奸邪复进，荧惑动摇，则反覆可忧。然辨别邪正全在一人，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领。臣退而叹息欢喜，以谓愚臣平日之所怀，为国远虑者正在此事。未及上达而陛下先知之矣！区区之诚，虽殚千虑，何以及此？臣今因得敷陈本末，以毕其说。惟陛下宽其罪，试一览之。恭惟先皇帝以聪明睿知承累世丕平之业，思欲力致太平，复见三代之盛，以汉唐为不足道也。当时之议，以谓非国富则无以为也，非兵强则无以为也，非人才足用则无以为也。是三者，图治之伟论也。而当时辅臣如王安石、吕惠卿辈，不能副先帝委任之意，乃奋其私智，肆为乖论，大失先帝之本旨。其富国也，则助役、青苗变而为聚敛之法；其强兵也，则保马、保甲流而为残扰之政；其用人也，则进辨给轻捷之子以为适时，退老成敦厚之人以为无用。于是四海兴议，而先帝颇知其事，故罢退安石等不用。继而王圭、蔡确之徒，尤不能将顺主意，踵事增患，而先帝又知政令有未便于民者，方将改作，遽以弃天下。忠臣义士，至今长为先帝惜之者，常在此也。及皇帝陛下绍膺大历，太皇太后陛下同览万机，临御已来，法度之难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改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盛德之美志，传于无穷，可谓备矣。自改更之后，在陛下无所愧也，天下公议正论以为当然也，天下百姓莫不安乐以为当然也。然陛下亦知有以为不然者乎？臣虽至愚，尚能臆度知之。夫前日之事乃前日之人所缘而进者也。政在则人存，政异则人息。今譬之芟草也，枝叶虽除，根株尚在，能保其不复生乎？前者二三大臣之朋党皆失意怏怏，自相结纳，睥睨正人，腹非新政，幸朝廷之失，思欲追还前日之人，恨不能攘臂于其间也。今布列内外搢绅之间，在职之吏，不与王安石、吕惠卿，则与蔡确、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所以寝食寒心，独为朝廷忧也！然臣之区区，非欲陛下苦治党也。朋党之大，亦岂易治哉？但欲陛下知其事，常加防察，不使得行其术则可矣！臣亦常深计其术矣，不过日夜窥伺间隙，异日可以进说，则造眩惑之谋，文饰奸言以感激圣意，动摇政事而已。其所进之说，臣窃料之，其大者必为离间之计，此最易入易听，而其祸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渐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说，其一曰先朝造法为治，而皇帝陛下以子继父，一旦听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确等受顾命，有定策之功，亦弃于外。此二说者，自人情言之，则浅近而易听；自义理考之，则无所取也。臣谨按天下之治，有不可不因者，有不可不革者。可因者虽乱世犹因之，故周武王克商，反商政，政由旧是也。可革者虽父道犹革之，故汉文除肉刑，至景帝改之；汉武造盐铁榷酤，至昭帝罢之是也。自二圣临政，首进司马光，其馀辅臣继有出入者，天下之人晓然知道之所在，延颈跂踵以望新政。而陛下又能虚己公心，开广言路，延纳忠谠，于天下无有远迩，上章论事，愿改政令者莫知其数，而圣虑深远，犹再三谨重，有不获已，方取十之一二最大者诏讲议施行之。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之类，敢不改乎！改之所以顺人心、救民命尔，岂喜变更哉？试考察今日百姓安与不安，便与不便，则改更是耶非耶，立可见矣！若谓凡继体之君于先朝之政皆不可改，则古圣帝明王继政而有改者皆非耶？我祖宗之法有久而不便者，先帝尝改之矣，亦可以为非耶？知所宜因，知所宜革，是先帝之志也。至如臣僚之进退，盖法既有改，则昔日缘法而进者非己之便，稍自引去，而圣恩宽假，各尽礼数，独有一二奉法尤无状如吕惠卿、吴居厚辈者方罢斥之。天下之议，莫不以为允。是时，蔡确身为上宰，自请补外，继以家人犯法，言者沸腾，遂坐左迁。章惇亦以悖慢忿戾，无礼于君父而罢之。此岂固欲不用父之臣哉？盖法者，天下万世之公也。陛下纵欲以功而屈法，如天下万世何？夫皇帝陛下乃先帝之正嗣，承继大统，实天下之至公大义也。方先帝违豫弥留之日，与太皇太后陛下已有定命宣示大臣，则大臣奉行而已。何策之定哉？岂可贪以为己功，常诵于口，假以谋进哉？古之所谓定策者，谓遭变之际，未知所立，大臣能于此时挺身忘祸，有所择而立之，以安社稷，则是策计由此人定之，故曰定策。古之人则汉霍光是也，今之人则韩琦是也。然霍光死才三年，宗族犯法衰废，未闻古今之论以宣帝为忘功臣也。故曰法者天下万世之公也。然则二说者岂足取哉？夫立政而违民，改之是也。而异论者非之，以谓改父之臣。此岂公议哉？是谗间之说也！若昨者陛下坐观政令未安，奸邪当路，生民咨怨而恬不为虑，以避改易之小嫌，则得为孝乎？无乃负先帝所以传授皇帝陛下、顾托太皇太后陛下之心乎！而况不闻天下有此嫌也。大抵自司马光不幸死亡之后，朝廷之事，肯不顾患祸，身任其责者少矣。此固不能逃陛下之圣鉴。《传》曰：「百年之计，莫如植人」。夫所与共守天下，传之永久，非有同心一德，守正不惑之人，将谁托之？呜呼，君子小人之辨，何其难耶！君子之进，未尝有心于害小人，但远之而已。若小人进，必欲尽覆君子。所以今日邪正之士不可以不早辨也！观汉元帝之世，弘恭、石显用事，是时贤士如萧望之、刘向、周堪之徒，上雅知其才，用之而忤恭、显，终抵以罪，或至于死。此无他，正人之势不胜也。仁宗皇帝庆历中，韩琦、富弼、范仲淹辈，当代名臣一时并进，其后未久，皆不免为小人谗毁排陷，相继逐去。然上赖圣明，终得免大祸，复被收进，建立功业者，内外多正人，奸不能胜也。故君子在上，小人失志，必为倾害之计。今朝廷清明，幸无恭、显之患，而陛下圣哲，好正直而恶邪佞。臣之所忧者，恐正人之势不得如庆历时能胜小人也。小人之志，趋利而已。自二圣临御以来，开廓大度，并包同异，无所不容，宜皆得其尽心为用。而怏怏之人尚敢阴怀二心，潜藏恚恨，投隙害政，依违观望者，彼诚见皇帝陛下渊默谦恭，未甚可否朝政，不知圣意他时所属，将谓天下之事未大定也。殊不知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辅翼之者罔不备尽，而皇帝陛下虚心听纳，灼见是非者盖已久矣！臣载念人主以一身临天下，其动止语默之微上系宗社之重，下统生民之命。虽皇帝陛下仁圣之德出于天禀，而修心正身之道宜深有资于太皇太后陛下母仪之训也。昔者周公之辅成王，复辟之后，作《立政》以戒用人，故成王宜民宜人见于《假乐》之诗；作《无逸》以戒逸豫，故成王持盈守成见于《凫鹥》之诗。后世称三代之隆者必先焉。霍光有功于汉室而奸臣上官桀与藩王等谋为奸变，上书诬光之罪。是时孝昭帝年十四，察见忠之与诈，诛灭桀等，益信任光，于是汉室几危而复安。臣不胜愚恳，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拥佑开导，以成就皇帝陛下之德。凡人之才如何为正，如何为邪，事之理如何为是，如何为非，日夕讲论，以立万世不拔之基。伏望皇帝陛下深鉴古事，体汉昭帝之明，以辨忠邪，使它日奸言异论不可得而入。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无疑于心，无怠乎听，庶以永承祖宗之业。天下甚幸！臣孤外之臣，蒙陛下拔擢不次，由言路而进，不敢避怨，不敢希恩，唯期循守公道，以报万一。然前日失意之人，其党布满内外，皆与臣为雠也，身迹惴惴，危若累卵。非陛下洞照愚直，力赐保全，安有今日？故臣缘近日两蒙宣谕之旨，辄为此言，以推广圣意。若使涓尘有助海岳，则臣虽死无憾！

〔贴黄〕臣奏此书，别无施行，止为昨蒙宣谕，故因而欲推广圣意。愿无疑无懈，常以辨别忠邪为心，坚守今日政事，庶免他日奸谀之言可以浸润动摇。臣书大意如此而已。伏乞留中省览，使蝼蚁之诚或补万一。

〔又贴黄〕今内外异议之人日欲摇动陛下之政，不可不察省者。昔时王安石所行事，逆民而背理。然人不敢摇者，何谓也？盖有严刑峻责，言之者有罪，故人畏之，敢言者少也。今朝廷为政，顺民而循道。然人敢言者，何谓也？盖陛下宽仁大度，招言纳谏，唯恐人之不言，言之者无罪，故奸人妄意而作也。故役法一事，自元祐元年改作差法，乃是将祖宗差役法及先帝雇役法参而用之。又令监司州县博访利害，逐旋申明，自后四方论列不一，虽小官贱士，肆口所言，以申其愤。今其法摇动改变者十之六七矣！近日又将科场一事摇动荧惑，昨元祐元年两制侍从、台省官僚讲议定夺凡一年有馀。又经圣览，方此施行。亦是将祖宗先帝之法合诗赋经义为一科，是万世有利无害可行之法。今人情已定，止是安石之党力要用经义。臣愿陛下坚守已行之法，勿为浮议所动。

〔又贴黄〕科场事，臣见与宰相已下参议，必为陛下坚守此良法，非久必须进呈。然为论列者不已，故先奏知。区区孤忠，惟冀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