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百篇，圣人未尝刊正。虽则圣帝哲王、贤臣良辅相与都俞告戒之语，不必损益，然其载录始终，固有大略，可贻训矣。成王剪桐，欲封康叔，史佚以为天子之言无戏，乃遂其命；董狐良于书法，仲尼称其不隐；左丘明有所好恶，率与圣人同。古之为史者，才虑卓然如此，岂独记事之体，而无以取信于后哉？然则学者详于经而略于史何也？岂非经以道胜而史以事胜欤？经虽以道胜，据其事而后见焉，则史之体固不可略也。史之书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记事之体也。元年者，君之始年也；春者，编年具四时也；王正月者，时王之正月也；公即位者，即位于此（下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