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待罪近辅，再历年所，日奏职事，亲闻德音。退伏思念皇帝陛下以日跻之圣上资慈训，而太皇太后陛下以宽仁之德勤邦俭家，四年之间，用人立政，施德布惠，所以绥养天下，上以昭祖宗之盛业，下以为社稷无穷之休，天下之幸，万臣之赖也。臣于此时，得依日月之末光，备位辅位，念虽杀身，何以报称！然臣尝读西汉之书，观孝文皇帝承高、惠之后，人心思治，而上方躬仁履俭，克勤率下。当时民俗醇厚，府库充羡，四方无犬吠之惊，亦可谓治安之世。而贾谊之论乃谓方今之势，如抱火厝于积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及其忠愤之所发，至于恸哭流涕。臣尝怪其论之过也，其后不数十年而治乱之迹若合符契。臣于是知居安虑危之心，唯圣智乃能有之。而私忧过计之论，亦未可以迂而弃也。臣近与同列奏事延和殿，两蒙宣谕，大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尽心，略有成法，唯以久远守之为念。又圣虑深远，因论及它日还政之后，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则与今日用心无异；若万一奸邪复进，荧惑动摇，则反覆可忧。然辨别邪正全在一人，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领。臣退而叹息欢喜，以谓愚臣平日之所怀，为国远虑者正在此事。未及上达而陛下先知之矣！区区之诚，虽殚千虑，何以及此？臣今因得敷陈本末，以毕其说。惟陛下宽其罪，试一览之。恭惟先皇帝以聪明睿知承累世丕平之业，思欲力致太平，复见三代之盛，以汉唐为不足道也。当时之议，以谓非国富则无以为也，非兵强则无以为也，非人才足用则无以为也。是三者，图治之伟论也。而当时辅臣如王安石、吕惠卿辈，不能副先帝委任之意，乃奋其私智，肆为乖论，大失先帝之本旨。其富国也，则助役、青苗变而为聚敛之法；其强兵也，则保马、保甲流而为残扰之政；其用人也，则进辨给轻捷之子以为适时，退老成敦厚之人以为无用。于是四海兴议，而先帝颇知其事，故罢退安石等不用。继而王圭、蔡确之徒，尤不能将顺主意，踵事增患，而先帝又知政令有未便于民者，方将改作，遽以弃天下。忠臣义士，至今长为先帝惜之者，常在此也。及皇帝陛下绍膺大历，太皇太后陛下同览万机，临御已来，法度之难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改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盛德之美志，传于无穷，可谓备矣。自改更之后，在陛下无所愧也，天下公议正论以为当然也，天下百姓莫不安乐以为当然也。然陛下亦知有以为不然者乎？臣虽至愚，尚能臆度知之。夫前日之事乃前日之人所缘而进者也。政在则人存，政异则人息。今譬之芟草也，枝叶虽除，根株尚在，能保其不复生乎？前者二三大臣之朋党皆失意怏怏，自相结纳，睥睨正人，腹非新政，幸朝廷之失，思欲追还前日之人，恨不能攘臂于其间也。今布列内外搢绅之间，在职之吏，不与王安石、吕惠卿，则与蔡确、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所以寝食寒心，独为朝廷忧也！然臣之区区，非欲陛下苦治党也。朋党之大，亦岂易治哉？但欲陛下知其事，常加防察，不使得行其术则可矣！臣亦常深计其术矣，不过日夜窥伺间隙，异日可以进说，则造眩惑之谋，文饰奸言以感激圣意，动摇政事而已。其所进之说，臣窃料之，其大者必为离间之计，此最易入易听，而其祸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渐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说，其一曰先朝造法为治，而皇帝陛下以子继父，一旦听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确等受顾命，有定策之功，亦弃于外。此二说者，自人情言之，则浅近而易听；自义理考之，则无所取也。臣谨按天下之治，有不可不因者，有不可不革者。可因者虽乱世犹因之，故周武王克商，反商政，政由旧是也。可革者虽父道犹革之，故汉文除肉刑，至景帝改之；汉武造盐铁榷酤，至昭帝罢之是也。自二圣临政，首进司马光，其馀辅臣继有出入者，天下之人晓然知道之所在，延颈跂踵以望新政。而陛下又能虚己公心，开广言路，延纳忠谠，于天下无有远迩，上章论事，愿改政令者莫知其数，而圣虑深远，犹再三谨重，有不获已，方取十之一二最大者诏讲议施行之。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之类，敢不改乎！改之所以顺人心、救民命尔，岂喜变更哉？试考察今日百姓安与不安，便与不便，则改更是耶非耶，立可见矣！若谓凡继体之君于先朝之政皆不可改，则古圣帝明王继政而有改者皆非耶？我祖宗之法有久而不便者，先帝尝改之矣，亦可以为非耶？知所宜因，知所宜革，是先帝之志也。至如臣僚之进退，盖法既有改，则昔日缘法而进者非己之便，稍自引去，而圣恩宽假，各尽礼数，独有一二奉法尤无状如吕惠卿、吴居厚辈者方罢斥之。天下之议，莫不以为允。是时，蔡确身为上宰，自请补外，继以家人犯法，言者沸腾，遂坐左迁。章惇亦以悖慢忿戾，无礼于君父而罢之。此岂固欲不用父之臣哉？盖法者，天下万世之公也。陛下纵欲以功而屈法，如天下万世何？夫皇帝陛下乃先帝之正嗣，承继大统，实天下之至公大义也。方先帝违豫弥留之日，与太皇太后陛下已有定命宣示大臣，则大臣奉行而已。何策之定哉？岂可贪以为己功，常诵于口，假以谋进哉？古之所谓定策者，谓遭变之际，未知所立，大臣能于此时挺身忘祸，有所择而立之，以安社稷，则是策计由此人定之，故曰定策。古之人则汉霍光是也，今之人则韩琦是也。然霍光死才三年，宗族犯法衰废，未闻古今之论以宣帝为忘功臣也。故曰法者天下万世之公也。然则二说者岂足取哉？夫立政而违民，改之是也。而异论者非之，以谓改父之臣。此岂公议哉？是谗间之说也！若昨者陛下坐观政令未安，奸邪当路，生民咨怨而恬不为虑，以避改易之小嫌，则得为孝乎？无乃负先帝所以传授皇帝陛下、顾托太皇太后陛下之心乎！而况不闻天下有此嫌也。大抵自司马光不幸死亡之后，朝廷之事，肯不顾患祸，身任其责者少矣。此固不能逃陛下之圣鉴。《传》曰：「百年之计，莫如植人」。夫所与共守天下，传之永久，非有同心一德，守正不惑之人，将谁托之？呜呼，君子小人之辨，何其难耶！君子之进，未尝有心于害小人，但远之而已。若小人进，必欲尽覆君子。所以今日邪正之士不可以不早辨也！观汉元帝之世，弘恭、石显用事，是时贤士如萧望之、刘向、周堪之徒，上雅知其才，用之而忤恭、显，终抵以罪，或至于死。此无他，正人之势不胜也。仁宗皇帝庆历中，韩琦、富弼、范仲淹辈，当代名臣一时并进，其后未久，皆不免为小人谗毁排陷，相继逐去。然上赖圣明，终得免大祸，复被收进，建立功业者，内外多正人，奸不能胜也。故君子在上，小人失志，必为倾害之计。今朝廷清明，幸无恭、显之患，而陛下圣哲，好正直而恶邪佞。臣之所忧者，恐正人之势不得如庆历时能胜小人也。小人之志，趋利而已。自二圣临御以来，开廓大度，并包同异，无所不容，宜皆得其尽心为用。而怏怏之人尚敢阴怀二心，潜藏恚恨，投隙害政，依违观望者，彼诚见皇帝陛下渊默谦恭，未甚可否朝政，不知圣意他时所属，将谓天下之事未大定也。殊不知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辅翼之者罔不备尽，而皇帝陛下虚心听纳，灼见是非者盖已久矣！臣载念人主以一身临天下，其动止语默之微上系宗社之重，下统生民之命。虽皇帝陛下仁圣之德出于天禀，而修心正身之道宜深有资于太皇太后陛下母仪之训也。昔者周公之辅成王，复辟之后，作《立政》以戒用人，故成王宜民宜人见于《假乐》之诗；作《无逸》以戒逸豫，故成王持盈守成见于《凫鹥》之诗。后世称三代之隆者必先焉。霍光有功于汉室而奸臣上官桀与藩王等谋为奸变，上书诬光之罪。是时孝昭帝年十四，察见忠之与诈，诛灭桀等，益信任光，于是汉室几危而复安。臣不胜愚恳，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拥佑开导，以成就皇帝陛下之德。凡人之才如何为正，如何为邪，事之理如何为是，如何为非，日夕讲论，以立万世不拔之基。伏望皇帝陛下深鉴古事，体汉昭帝之明，以辨忠邪，使它日奸言异论不可得而入。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无疑于心，无怠乎听，庶以永承祖宗之业。天下甚幸！臣孤外之臣，蒙陛下拔擢不次，由言路而进，不敢避怨，不敢希恩，唯期循守公道，以报万一。然前日失意之人，其党布满内外，皆与臣为雠也，身迹惴惴，危若累卵。非陛下洞照愚直，力赐保全，安有今日？故臣缘近日两蒙宣谕之旨，辄为此言，以推广圣意。若使涓尘有助海岳，则臣虽死无憾！

〔贴黄〕臣奏此书，别无施行，止为昨蒙宣谕，故因而欲推广圣意。愿无疑无懈，常以辨别忠邪为心，坚守今日政事，庶免他日奸谀之言可以浸润动摇。臣书大意如此而已。伏乞留中省览，使蝼蚁之诚或补万一。

〔又贴黄〕今内外异议之人日欲摇动陛下之政，不可不察省者。昔时王安石所行事，逆民而背理。然人不敢摇者，何谓也？盖有严刑峻责，言之者有罪，故人畏之，敢言者少也。今朝廷为政，顺民而循道。然人敢言者，何谓也？盖陛下宽仁大度，招言纳谏，唯恐人之不言，言之者无罪，故奸人妄意而作也。故役法一事，自元祐元年改作差法，乃是将祖宗差役法及先帝雇役法参而用之。又令监司州县博访利害，逐旋申明，自后四方论列不一，虽小官贱士，肆口所言，以申其愤。今其法摇动改变者十之六七矣！近日又将科场一事摇动荧惑，昨元祐元年两制侍从、台省官僚讲议定夺凡一年有馀。又经圣览，方此施行。亦是将祖宗先帝之法合诗赋经义为一科，是万世有利无害可行之法。今人情已定，止是安石之党力要用经义。臣愿陛下坚守已行之法，勿为浮议所动。

〔又贴黄〕科场事，臣见与宰相已下参议，必为陛下坚守此良法，非久必须进呈。然为论列者不已，故先奏知。区区孤忠，惟冀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