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以天下让禹，十有七年而死于苍梧。苍梧，夷也，去中国万有馀里。欲天下之一乎禹也。周公继文、武摄天下，七年，制礼作乐，反政于成王，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鲁，而己居成周，死葬于毕。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舜、周公同道，舜君也，周公臣也，舜、周公易地而处则皆然。「然则尧何以不去中国死夷狄乎」？曰：「舜之相尧也二十有八载，德施于民也长，功见于民也大，天下忘尧焉。尧之子不肖，《书》曰：『罔水行舟，罔昼夜额额，朋淫于家』。天下疾焉，故尧崩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如是而已，不能有加矣。禹之举也由舜，其相舜也，不能若舜之久。舜之子又不若丹朱之甚不肖也，天下不以为戒，虽舜死，天下将不忘舜，是以舜去中国焉。去中国而天下一乎禹矣」。或曰：「舜勤民而野死」。曰：「有天下以与圣人，不使后世万姓被其害也而去之，可不谓勤民乎」？或曰：「舜死于巡狩，征有苗」。曰：不然也。尧以天下让舜，使舜巡四岳。《书》曰：「二十有八载，帝乃徂落」。舜以天下让禹，使禹征三苗。《书》曰：「苗民逆命，禹乃班师，布文德」。夫尧舜未尝不巡狩伐无道也，抑既让天下矣，则无所事天下，夫舜何为而巡狩且伐三苗乎？「然则古之有是说也，何故」？曰：「昔者晋文公召天子以会诸侯，《春秋》为之讳曰『狩于河阳』。然则舜不能忽然违天下而去，将托于狩而至苍梧也。舜之让，《春秋》之讳，圣人之意也。孟子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昔者太王之子曰太伯、仲雍、王季，王季有圣子曰文王。太王欲传之太伯，仲雍知之，因采药而去，以自窜于荆吴之间。然则圣贤之所以让其天下国家于圣人者，亦必有道矣。孔子曰：『太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宝元、康定之间，元昊畔，诏书求才谋之士，于是言事自荐者甚众，辄下近臣问状，高者除部从事，其次补掾史，且数百人。时予方游吴中，客有相哀者。作《谕客》。

客谓公是先生曰：「盖闻贤者不遗利，智者不失时。因形推势，以事为机。是以功勋流于竹帛，盛德载于黎庶。历百世而不衰，掩众人以独骛。此所谓豪杰之士也，而先生亦有意于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兵距境，昆崙道绝，主上不怡。边有宿甲，旃裘之贡不入，钟鼓之娱不欢者，于今三年矣。是以下求贤之诏，开自荐之路。总揽奇俊，兼听天下，恩涵于人心，义激于肺腑。故令下之日，坐者泣沾襟，卧者涕交颐，咸欲奋必死之力，蹈难测之机，忘山川之苦，薄战伐之危，请长缨以系颈，输家财以济师。拜章者交乎公车，献策者满乎北阙。起徒步以析爵，由一言以改列。此亦遭遇之时，变化之契，勇辩之辰，敌国之势，穰苴所以权军而西出，苏秦所以掉舌而东逝也。今先生乃悄乎如不知，藐乎如不闻，名与智寂，迹与世沦，怀书满腹，不如众人。意者，暗于事势而然乎？且夫道期于用，不必全洁；功期于成，不必无辱。是以伊尹负鼎，伍员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恸哭，乘时因势，大直细曲，崇如丘山，炳若执烛。今先生乃独习无用之言，守难行之事，遗弃诸子，专愚六艺。井田虽通，不可以厚财赋之入；乡饮虽讲，不可以助军旅之急；羽舞虽文，不可以代干戟之执；麻冕虽纯，不可以更甲胄之袭。雎盱拳曲，空言少实，不可图进取之益。则何不卑论侪俗，夜寝夙兴，驰骋乎孙、吴之场，揣摩乎苏、张之营，舌如电流，功如雷行，威名并建，家国两荣。乃反侈陋巷之处，甘藜藿之食，目无韶曼，耳绝金石，抱瓮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且奚益」？先生曰：「吁，客何貌之壮而语之少，何愿之大而智之小？信难以议道矣！虽然，不可以不陈也。昔者轩辕有阪泉之师，尧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诛，启有扈氏之兵。成汤造攻于牧宫，文王收绩于崇城。当此之时，覆载侔于天地，文明比于日月，休恩渗于时雨，厉威粲于霜雪。跂行喙息，罔有不服。然且弓矢未尽闭，干戈未尽戢，小至俘馘，大至流血。巍巍之功不为之差减，赫赫之号不为之灭裂，适足以增其徽名，广其休烈而已。客以谓有损于盛德耶？夫狂童鸱张，天夺其魄，跳踉颠豗，假使顷刻，亲戚不辅，鬼神所殛，狗吠其主，鼠窃疆埸，此与蚩尤、三苗何以异哉？然而将帅之臣阅于诗礼，介胄之卒奋于貙兕，赏未及悬，刑未及峻，而天下之民，亿兆之众，固已集矣。于是乎虎盼鹰视，龙行云起。譬如挽千石之弩，决垂溃之疽；引洪河之流，沃殆灭之燬。曾不移息而可见，又何足烦天下之学士？主上所以朝乾夕惕，劳于求贤，通自进之路，开博访之门者，恐伯高、傅说之流藏于岩野，伊尹、太师之品逸于屠钓。又所以明谦让之义，恭听卑之操，使非常之业与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难行，愚陋之人岂能昭见其情哉？昔燕欲骏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驹果至；越欲勇士，乃揖怒蛙，而百夫之勇来萃。主上亦欲得特达之人，是以狂狷者无所咈，排触者无所忌，高爵重禄，或富或贵，鉴洞乎神明，量配乎天地，岂可以为小丑之未夷，群凶之尚恣哉？且夫东渐岛夷，南及交趾，西奄孤竹，北越凿齿，受令朝朔，齐一车轨，雷动风行，方百万里。观数郡之地，元昊之众，曾不若黑子之著，而蝼蚁之循穴，而欲以敌国论之，固失类矣。且客独不闻宋受命之说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横溢，寰宇之内，分为六七，不贡不朝，靡所统一。于是蠢蠢之氓，困于戈鋋，积尸为山，流血为川，糜溃屠剥者，盖五十馀年。上帝眷之，乃命太祖，受禅启国，方行千里。犹有残孽，弗率弗祀，太宗平之，真宗成之。至于制作之道，似或未遑。然亦开籍田，封泰山，礼河汾，考百王。皇上率循圣武，靡有遗轶，而胜残去杀，适底今日。是以往者申访古乐，绪正郊配，大定六籍，谨敕元会。欲以就一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后嗣遵其矩，太常肄其仪。参于六经，表于万年。泽漏乎重溟，功陟乎上天。还成康之俗，俨典谟之篇。包弓偃革，无得踰焉。此学者所以踊跃，而鄙儒所以拳拳也。何以誇苏、张于平世，侈孙、吴于异类？终无益于王道，空自绝于圣治。客徒笑我暗于事机，我亦悲客躁于富贵，而不知制作之义也」。言未毕，客竦然而谢曰：「荒野之人，溺于所闻，先生幸教之，谨受令矣（《公是集》卷四八。又见《皇朝文鉴》卷一二八，《文翰类选大成》卷一四七，同治《新喻县志》卷一四。）」。

客：原脱，据鲍本补。

臣闻基厚者势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锡祚，舄奕繁衍，久而弥昌者，盖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绩大矣，而其孙太康，乃坠厥绪。汤之烈盛矣，而其孙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统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难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暨于幽、厉，陵夷尽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汉定其乱，而诸吕、七国之祸，相寻以起。建武中兴，然冲、质以后，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为三。晋、宋之患，天下为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传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贞观、开元之际，而女娲世出，天宝以还，纲纪微矣。至于五代，盖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废兴之故甚矣。宋兴，太祖皇帝为民去大残，致更生，兵不再试，而粤、蜀、吴、楚五国之君，生致阙下，九州来同，复禹之迹。内辑师旅，而齐以节制；外卑藩服，而纳以绳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纲理万事之具，虽创始经营，而弥纶已悉。莫贵于为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传弟，为万世策，造邦受命之勤，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宁，既定晋疆，钱俶自归，作则垂宪，克绍克类，保世靖民，丕丕之烈，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继统遵业，以涵煦生养，蕃息齐民，以并容遍覆，扰服异类。盖自天宝之末，宇内板荡，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虏，犹间入窥边，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馀年，契丹始讲和好，德明亦受约束，而天下销锋灌燧，无鸡鸣犬吠之惊，以迄于今。故于是时，遂封泰山，禅社首，荐告功德，以明示万世不祧之庙，所以为帝真宗。仁宗皇帝宽仁慈恕，虚心纳谏，慎注措，谨规矩，早朝晏退，无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于群臣之贤不肖忠邪，选用政事之臣，委任责成。然公听并观，以周知其情伪，其用舍之际，一稽于众，故任事者亦皆警惧，否辄罢免，世以谓得驭臣之体。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传付惟允，故传天下之日，不陈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岂弟之行，足以附众者，非家施而人悦之也。积之以诚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亲，故弃群臣之日，天下闻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动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然者，故皇祖之庙，为帝仁宗。英宗皇帝聪明睿知，言动以礼，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称疾逊避，至于累月。自践东朝，渊默恭慎，无所言议施为，而天下传颂称说，德号彰闻。及正南面，勤劳庶政，每延见三事，省决万机，必咨询旧章，考求古义，闻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为。虽早遗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识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庙，为帝英宗。陛下神圣文武，可谓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俭，可谓有君人之大德。悯自晚周、秦汉以来，世主率皆不能独见于众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袭卑近，因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绝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为其任在己，可谓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变易因循，号令必信，使海内观听，莫不奋起，群下遵职，以后为羞，可谓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损益，革弊兴坏，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备，非因陋就寡，拘牵常见之世所能及也。继一祖四宗之绪，推而大之，可谓至矣。盖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与赋役之政暴也。宋兴以来，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犹详审反复，至于缓故纵之诛，重误入之辟，盖未尝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税一，然岁时省察，数议宽减之宜，下蠲除之令，盖未尝加一暴赋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犹忧怜恻怛，常谨复除之科，急擅兴之禁，盖未常兴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势或在于外戚，或在于近习，或在于大臣。宋兴以来，戚里宦臣，曰将曰相，未尝得以擅事也。所以谨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辑师旅于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于外，天下不得专尺土一民之力。其自处之势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爱物之际，未尝有须臾懈也。其忧劳者又如此。盖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乱也。民附于下，操柄谨于上，处势甚便，而加之以忧劳，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谕色授，而六服震动；言传号涣，而万里奔走。山岩窟穴之氓，不待期会，而时输岁送以供其职者，惟恐在后；航浮索引之国，非有发召，而籯赍橐负以致其贽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纵马，相与袨服而戏豫；东南之夷，正冠束衽，相与挟册而吟诵。至于六府顺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气之属，皆裕如也。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馀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枹击柝之戒接于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窃观于《诗》，其在《风》《雅》，陈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与武王之所以继代，而成王之兴，则美有《假乐》《凫鹥》，戒有《公刘》《泂酌》。其所言者，盖农夫女工筑室治田，师旅祭祀饮尸受福，委曲之常务。至于《兔罝》之武夫，行修于隐；牛羊之牧人，爱及微物，无不称纪。所以论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详如此。后嗣所以昭先人之功，当世之臣子所以归美其上，非徒荐告鬼神、觉寤黎庶而已也。《书》称「劝之以九歌，俾勿坏」，盖歌其善者，所以兴其向慕兴起之意，防其怠废难久之情，养之于听而成之于心。其于劝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将来，圣人所以列之于经，垂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兴造功业，犹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犹武王、成王。而群臣之于考次论撰，列之简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阙而不图，此学士大夫之过也。盖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颂》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时考之，则祖宗神灵固有待于陛下。臣诚不自揆，辄冒言其大体。至于寻类取称，本隐以之显，使莫不究悉，则今文学之臣，充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积仁累善，至成王、周公为最盛之时，而《泂酌》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所以为成王之戒。盖履极盛之势，而动之以戒惧者，明之至，智之尽也。如此者，非周独然，唐虞至治之极也，其君臣相饬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则处至治之极，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亲有德、飨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万几之不可以不察，而处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实，日新岁益，闳远崇侈，循之无穷，至千万世永有法则，此陛下之素所蓄积。臣愚区区爱君之心，诚不自揆，欲以庶几诗人之义也，惟陛下之所择。

巩少读《唐书》及《贞观政要》，见魏郑公、王圭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小大，无不议论谏诤，当时邪人庸人相参者少，虽有如封伦、李义府辈，太宗又能识而疏之，故其言无不信听，卒能成贞观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尝不反复欣慕，继以嗟唶，以谓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议论否？虽皋陶、禹、稷与唐舜上下谋谟载于书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备具。颇意三代唐舜去今时远，其时虽有谋议如贞观间，或尚过之，而其史不尽存，故于今无所闻见，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繇汉以降至于陈、隋，复繇高宗以降至于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无如此谋议决也，故其治皆出贞观下，理势然尔。窃自恨不幸不生于其时，亲见其事，歌颂推说，以饱足其心。又恨不得升降进退于其间，与之往复议论也。自长以来，则好问当世事，所见闻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茍且畏慎阴拱默处为故，未尝有一人见当世事仅若毛发而肯以身任之，不为回避计惜者。况所系安危治乱有未可立睹，计谋有未可立效者，其谁肯奋然迎为之虑而己当之邪？则又谓所欣慕者已矣，数千百年间，不可复及。昨者天子赫然独见于万世之表，既更两府，复引二公为谏官。见所条下及四方人所传道，知二公在上左右，为上论治乱得失，群臣忠邪，小大无所隐，不为锱铢计惜，以避怨忌毁骂谗构之患。窃又奋起，以谓从古以来，有言责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详悃至，议论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虽郑公、王圭又能过是耶？今事虽不合，亦足暴之万世，而使邪者惧，懦者有所树矣，况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谓数百千年已矣不可复有者，今幸遇而见之，其心欢喜震动，不可比说。日夜庶几，虽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远之，惟二公之听，致今日之治居贞观之上，令巩小者得歌颂推说以饱足其心，大者得出于其间，吐片言片辞以托名于千万世。是所望于古者不负，且令后世闻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远甚，与今之疑唐太宗时无异。虽然，亦未尝不忧一日有于冥冥之中、议论之际而行谤者，使二公之道未尽用，故前以书献二公，先举是为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两府亦更改。而怨忌毁骂谗构之患，一日俱发，翕翕万状。至于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谤，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贤，不顾四方人议论，不畏天地鬼神之临己，公然欺诬，骇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愤痛切，废食与寝，不知所为。噫！二公之不幸，实疾首蹙额之民之不幸也！虽然，君子之于道也，既得诸内，汲汲焉而务施之于外。汲汲焉务施之于外，在我者也；务施之于外而有可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于其极而后已也；在彼者，则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难而废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说而聘者七十国，而孟子亦区区于梁、齐、滕、邾之间。为孔子者，聘六十九国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齐二大国，不可，则犹俯而与邾、滕之君谋。其去齐也，迟迟而后出昼，其言曰：「王庶几改之，则必召予。如用予，则岂惟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观其心若是，岂以一不合而止哉？诚不若是，亦无以为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岂不曰「天子庶几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于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难而已，莫大于斯时矣。况今天子仁恕聪明，求治之心未尝怠，天下一归，四方诸侯承号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于上，则夕被于四海，夕得于上，则不越宿而被于四海，岂与聘七十国、游梁、齐、邾、滕之区区难艰比耶？姑有待而已矣。此非独巩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岂不谓然乎！感愤之不已，谨成《忆昨诗》一篇，《杂说》三篇，粗道其意。后二篇并他事，因亦写寄。此皆人所厌闻，不宜为二公道，然欲启告觉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见之，知世有断然自守者，不从己于邪，则又庶几发于天子视听，有所开益。使二公之道行，则天下之嗷嗷者，举被其赐，是亦为天下计，不独于二公发也，则二公之道何如哉？尝窃思更贡举法，责之累日于学，使学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须土著以待举行，悖者不能籍以进，此历代之思虑所未及，善乎，莫与为善也。故诗中善学尤具，伏惟赐省察焉！

余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则未尝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谏诤为当掩，是以谏诤为非美也，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后世不见，则非惟失一时之公，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是启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渐不知天下之得夫。至于辽东之败，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谏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而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又何以知其贤且良与？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讳者，恶也，纳谏诤岂恶乎？然则焚稿者非欤？曰：焚稿者谁欤？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则？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己之奸计乎？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曰：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令万一有是理，亦谓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噫！以诚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云，岂非然哉！岂非然哉！

成康殁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日入于乱，以至于秦，尽除前圣数千载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归于汉。汉之为汉，更二十四君，东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闻虽美矣，而当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汉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晋与隋虽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为不足议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其治莫盛于太宗之为君也。诎己从谏，仁心爱人，可谓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以职事任官，以材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官无虚名，职无废事，人习于善行，离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烦，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农之实，而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事之分有归，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遗，而治之体相承，其廉耻日以笃，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则安且治，废则危且乱，可谓有天下之材。行之数岁，粟米之贱，斗至数钱，居者有馀蓄，行者有馀资，人人自厚，几致刑措，可谓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与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拟之先王未备也；礼乐之具，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克，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万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太宗之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馀年而有汤之治，由汤之治五百馀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馀年而始有太宗之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备也，不得与先王并而称极治之时。是则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馀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后者，千有馀年而未遇极治之世也。非独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凯之于舜，伊尹之于汤，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馀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后千有馀年，虽孔子之圣、孟轲之贤而不遇，虽太宗之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时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独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鉴矣（《元丰类稿》卷九。又见《曾文定公集》卷四，《曾子固集》卷一一，《南丰曾先生文粹》卷一，《圣宋文选》卷一三，《皇朝文鉴》卷九七，《古文关键》卷二，《东莱集注类编观澜文》乙集卷九，《少微通鉴节要》卷三八，《经济类编》卷六，《荆川稗编》卷八七，《名世文宗》卷二二，《古今图书集成》皇极典卷一六五、经籍典卷三八六。）。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何也？武王叹而谓箕子：「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相助协顺其所居。居，谓所以安者也。而我不知其常理所次叙」。箕子乃言：「我闻在昔，鲧之治水也，至于五行皆乱其陈列。故上帝震怒，不与之以洪范九畴，而常理所以败，鲧则殛死，及禹继而起，天乃与之以洪范九畴，而常理所以叙」。盖水之性润下，而其为利害也尤甚。故鲧之治水也堙之，则失其性，而至于五行皆乱其陈列。及禹之治水也导之，则得其性，而至于常伦所以叙。常伦之叙者，则舜称禹「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也。其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盖《易》亦曰「洛出书」，然而世或以为不然。原其说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习见也。天地之大，万物之众，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变之不可尽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远也。彼以非其所习见，则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谓过矣。为是说者，不独蔽于洪范之锡禹，至凤凰、麒麟、玄鸟、生民之见于经者，亦且以为不然，执小而量大，用一而齐万，信臆决而疑经，不知其不可，亦可谓惑矣。五行五者，行乎三材万物之间也，故「初一曰五行」。其在人为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则身修矣，身修然后可以出政，故「次三曰农用八政」。政必协天时，故「次四曰协用五纪」。修身出政协天时，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极」。立中以为常，而未能适变，则犹之执一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三德所以适变，而人治极矣，极人治而不敢绝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尽之于人神也，人治而通于神明者尽，然犹未敢以自信也，必考己之得失于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徵有休咎，则得失之应于天者可知矣，犹以为未尽也，故「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福极之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己之得失于民也。敬，本诸心而见诸外，故五事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曰农用。农，厚也。天时协，则人事得，故五纪曰协用。谨其常，则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极曰建用。建，立也。乂者所以救其过、持其常也，故三德曰乂用。明则疑释，故稽疑曰明用。庶徵之见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在于民，则宜向之，故五福曰向用。极之在于民，则宜畏之，故六极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言不可杂，而其序不可乱也。推其为类则有九，要其始终则犹之一言而已也。学者知此，则可以知《洪范》矣。「一、五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何也？盖爰者，于也。润下炎上者，言其所性之成于天者也。曲直从革者，言其所化之因于人者也。于之稼穑而不及其他者，于之稼穑亦言其所化之因于人者也，不及其他者，莫大乎于之稼穑也。夫润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于天者。然水导之则行，潴之则聚，火燃之则炽，宿之则壮，则其所化亦未尝不因之于人也。或曲直之，或从革之，或稼穑之，言其所化之因于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从革，可以稼穑，则其所性亦未尝不成之于天也。所谓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学者之自得之也。润下者水也，故水曰润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穑则非土也，故言其于之稼穑而已者，辞不得不然也。又言润下所以起咸，炎上所以起苦，曲直所以起酸，从革所以起辛，稼穑所以起甘者，凡为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味者，皆养人之所最大者也，非养人之所最大者，则不言，此所以为要言也。《虞书》：禹告舜曰政在养民，而陈养民之事，则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与此意同也。「二、五事：曰貌、曰言，曰视，曰听，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何也？盖自外而言之，则貌外于言。自内而言之，则听内于视。自貌言视听而言之，则思所以为主于内，故曰貌，曰言，曰视，曰听，曰思。弥远者弥外，弥近者弥内，此其所以为次叙也。五者，思所以为主于内，而用四事于外者也。至于四者，则皆自为用而不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于言从，视不明者不害于听聪，非貌恭言从然后能哲，能哲然后能谋，能谋然后能思，而至于圣也。曰思曰睿，睿作圣者，盖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于其极，圣者人之极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材，不能尽其材者，弗思耳矣。盖思之于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盖人有自诚明者，不思而得，尧舜性之是也。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诚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汤武身之是也。所谓思诚者，人之道也。然而尧舜汤武之德及其至，皆足以动容周旋中礼，则身之者终亦不思而得之也。尧舜性之矣，然尧之德曰聪明文思，盖尧之所以与人同者法也，则性之者亦未尝不思也，故曰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谓盛德之至也。箕子言思所以作圣，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无算，其所言者皆法也。曰视曰明、明作哲、听曰聪、聪作谋者，视之明，无所不照，所以作哲；听之聪，无所不闻，所以作谋也。人之于视听，有能察于闾巷之间、米盐之细，而不知蔽于堂阼之上、治乱之几者，用其聪明于小且近，故不能无蔽于大且远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黈纩塞聪，又以作聪明为戒。夫如是者，非涂其耳目也，亦不用之于小且近而已矣，所以养其聪明也。养其聪明者，故将用之于大且远。夫天下至广，不可以家至户察，而能用其聪明于大且远者，盖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诸侯百官，而总之以四岳，舜于视听，欲无蔽于诸侯百官，则询于四岳，欲无蔽于四岳，则辟四门，欲无蔽于四门，则明四目，达四聪。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户察而能立于无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达四聪者，舜不自任其视听，而因人之视听以为聪明也。不自任其聪明而因之于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独然也，不自任其聪明而因之于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又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舜于聪明，下尽人，上参天，斯其所以为舜也。舜之时，至治之极也，人岂有欺舜者哉？舜于待人，亦岂疑其欺己也？然而访问反复，相参以考察，又推之于四面，若唯恐不能无所蔽者，盖君天下之体，固不得不立于无蔽之地也。立于无蔽之地者，其于视听如此，亦不用之于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聪，而天下之情可坐而尽也。言曰从、从作乂者，《易》曰：「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则言之要为可从而已也。言为可从也，则其施于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龙亦曰：「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言之不可违如此也。貌曰恭、恭作肃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盖威仪动作见于外者无不恭，则生于心者无不肃也。传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礼义威仪之则，所以定命也。故颜渊问仁，孔子告之以视听言动以礼。而卫之君子所以称仁者，亦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养其聪明，而不失之于言貌，故尧之德曰聪明文思。言貌者，盖尧之所谓文，则虽尧之圣，未有不先于谨五事也。「三、八政：曰食，曰货，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宾，曰师」。曰食、曰货、曰祀、曰宾、曰师，称其事者，达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称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于养生，莫大于事死，莫重于安土，故曰食，曰货，曰祀，曰司空。孟子以使民养生送死无憾为王道之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于养生送死之具，然后教之，教之不率，然后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彝伦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叙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于知至意诚，心正然后身修，身修然后国家天下治。以是为大学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见于经者，莫详于尧。盖聪明文思，尧之得于其心者也。克明俊德，有诸心，故能求诸身也。以亲九族，九族既睦，有诸身，故能求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诸家，故能求诸国也。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有诸国，故能求诸天下也。积于其心以至于身修，此尧之所以先觉，非求之于外也；积于其家以至于天下治，此尧之所以觉斯民，非强之于耳目也。夫然，故尧之治何为也哉？民之从之也，岂识其所以从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为无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导之以效上之所为而已也。养之于学，所以使之讲明；文之以礼乐，所以使之服习，皆教之之具也。使之讲明者，所以达上之所为，使之服习者，所以顺上之所为，所谓效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无，下得而效之也。当尧之时，万邦黎民之所效者，尧之百官；百官之所效者，尧之九族；九族之所效者，尧之身。而导之以效上之所为者，舜为司徒也。舜于其官，则又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后至于五典克从，民效之也。及舜之时，舜之导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后，其命契为司徒，则犹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敬敷五教，在宽」。盖忧民之不亲，而念其不顺上之化，命之以谨布其教，而终戒之以在宽，岂迫蹴之也哉？其上下之际，导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为之命令，为之典章，为之官守，以致于民，此先王之政也。盖化者所以觉之也，教者所以导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觉之无可言，未有可以导之者也；导之无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况于率之无可言，而欲一断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谓善，觉之者也；其所谓法，导之者也；其所谓政，率之者也。其相须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备者也。先王之养民而迪之以教化，如此其详且尽矣，而民犹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眚也，过也，非终也，虽厥罪大，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眚也，非过也，终也，其养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则必责己而恕人。故《汤诰》曰：「惟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如是，故以民之罪为自我致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养之无所不足，教之无所不至，不若我政人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犹有渐于恶者久，而蒙化之日浅者，则又曰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非眚也，非过也，终也，自作也，教之而犹不典式我也，则是其终无悛心，众之所弃，而天之所讨也，然后加之以刑，《多方》之所谓「至于再、至于三」者也。故有虽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杀。用刑如此其详且慎，故先王之刑刑也。其养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先王之详且尽，未有可以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民也。昔唐虞之际，相继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于周，成康之世，刑之不用，亦四十馀年。则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无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于衣食，迁善而远罪矣。人之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废，故曰宾，宾者非独施于来诸侯、通四夷也。人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以废，故曰师，师者非独施于征不庭、伐不惠也。八政之所先后如此，所谓彝伦之叙也，不然则彝伦之斁而已矣。「四、五纪：曰岁，曰月，曰日，曰星辰，曰历数」。盖协之以岁，协之以月，协之以日者，所以正时。而协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验于显也；协之以历数者，所以考其验于微也。正时，然后万事得其叙，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也。「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何也？言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与众民。而惟时厥众民，皆于汝中，与汝保中。盖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凡厥众民，无有以淫为朋，人无有以比为德。盖淫者有所过也，比者有所附也。无所过，无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人谓学士大夫别于民者也。「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者，汝则念其中不中，其不协于中，不罹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类，大则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而安汝颜色，而谓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协于中也。有猷有为有守而不罹于咎者，民之有志而无恶者也。不协于极者，不能无所过而已，教之则其从可知也。如是而汝则与之以福，富之以禄，贵之以位，所以示天下之人，而使之劝也，如此则是人斯其惟大之中矣。夫刚不中者至于虐茕独；柔不中者至于畏高明。今也惟大之中，故刚无虐茕独，柔无畏高明，所谓刚而无虐，柔而立也。盖刚至于虐茕独，则六极恶之事也；柔至于畏高明，则六极弱之事也。惟皇之极，则五福攸好德之事也，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可以推而明之也，则犹一言而已也。洪范于皇极，于三德，于五福、六极，言人之性，或刚柔之中，或刚柔有过与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尝不欲去其偏，与夔之教胄子、皋陶之陈九德者无以异。盖人性之得失不易乎此，而所以教与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之、福之，而民之协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为者进其行而不已，则久而后能积，积而后能大，大而后能著。人材之盛如此，而国其有不兴者乎？故曰「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后可以责善。责善者，必始于汝家，使无所好于汝家，则是人斯其辜矣。既言不能正家以率之，则陷人于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与之福，其起汝为咎而已。故曰「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自「皇建其有极」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也。而于此乃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又曰使无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者，明教之必本于富，行之必始于家，其先后次序然也。「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何也？「无偏无陂，遵王之义」者，无过与不及，无偏也；无不平，无陂也。所循者惟其宜而无适莫，遵王之义也。「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者，作好作恶，偏于己之所好恶者也；好恶以理，不偏于己之所好恶，无作好作恶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径，遵王之道路也。道路云者，异辞也。「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者，存于己者无偏，则施于人者无党，无偏无党也；其为道也，广大而不狭吝，王道荡荡也。「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者，施于人者无党，则存于己者无偏，无党无偏也；其为道也，夷易而无阻艰，王道平平也。「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者，无所背，无反也；非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无侧也；其为道也，所止者不邪，所由者不曲，王道正直也。如是，所以为王之义、为王之道、为王之路，明王天下者，未有不如是而可也。「会于有极」者，来而赴乎中也；「归于有极」者，往而反乎中也。由「无偏」以至于「无侧」，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下之理，达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遗小，能远而不遗近，能显而不遗微，所谓天下之通道也。来者之所赴，归者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应者弥广，所操者弥约，所谓天下之大本也，君人者未有不由此而国家天下可为者也。其可考于经，则《易》之智周乎万物，道济乎天下，故不过。其可考于行事，则舜之执其两端而用中于民；汤之执中立贤无方，能推其无偏陂、无作好恶、无偏党、无反侧之理，而用其无适莫、无由径、无狭吝、无阻艰、无所背、无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执其所会所归之中以为本，故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为圣人之要道，非穷技曲学之谓也。舜之治民，为皇建其有极，用敷锡厥庶民，非偏政逸德之谓也。汤之用贤，为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独恶之谓也。《洪范》之为类虽九，然充人之材，以至于其极者，则在于思；通天下之故，而能定者，则在于中。其要未有易此也。「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何也？曰者，其辞也。其辞以谓人君之于大中，既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为常，是以为顺，于帝其顺而已，人君之为言，顺天而致之于民，故凡其众民，亦于极之布言，是顺是行，以亲附天子之辉光。而「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曰父母者，亲之辞也；曰王者，往之辞也。上之人于「遵王之义」至「王道正直」，能繇前之说，则下之人于顺上之所行所言，而相与附之，其爱之曰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繇后之说。经所以始其义于彼，而终其效于此者，以明上之所以王者如是，则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虚致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刚克者，刚胜也。柔克者，柔胜也。「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者，所遇之变殊，故所乂之德异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高明柔克，沉潜刚克」，何也？人之为德高亢明爽者，本于刚，而柔有不足也，故济之以柔克，所以救其偏；沉深潜晦者，本于柔，而刚有不足也，故济之以刚克，所以救其偏。正直则无所偏，故无所救。凡此者，所以治己与人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何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作威者，刚克之所有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以其卒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则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是以知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明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畴之所有；九畴之所无者，箕子盖不得而言也。知此，则知九畴之为九矣。人君于五事，思无所不通，聪明无所不达，言之出纳无所不允，于皇极所遵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陂反侧、作好作恶、淫朋比德之事。人臣虽有小人之桀者，未有能蔽其上而作福作威玉食者也。人臣虽作福作威玉食者，必窥其间，缘其有可蔽之端。故虽小人之庸者，犹得以无忌惮而放其邪心也。《洪范》以作福柔克之所有，作威刚克之所有，惟辟作福作威玉食，正直之所有，臣而作福，则僭君之柔克，臣而作威，则僭君之刚克，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则为侧颇僻，无所不僭矣，故于三德详言之，至若杜其间，使无可蔽之端，虽有邪臣不得萌其僭者，则在于五事修、皇极建而已也。「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何也？言选择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职，曰雨、霁、蒙、驿、克之五兆，所以卜，所谓卜五者也。曰贞曰悔之二卦，所以筮，所谓凡七者也。已命之以其职矣，乃立是人，使作卜筮之事。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卜不同，则从多也。「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何也？谋及乃心，揆诸己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质诸人也；谋及龟筮，参诸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谓此也。「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何也？从于心而人神之所共与也，故谓之大同。则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也。「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何也？所从者多，则吉可知也。「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何也？心与龟之所从，则作内吉而已；龟筮之所共违，则不可以有作矣。凡谋先人者，尽人事也；从逆先卜筮者，钦鬼神也。吉有三：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则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则逆、卿士逆者矣。若龟从、筮从，则皆不害其为吉。又至于龟从、筮逆，则可以作内而已。龟筮共违，则皆不可以有作也。盖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谓通诸神明。神明之所从，则吾必其吉；神明之所违，则吾必其凶。诚之至，谨之尽也。「八、庶徵：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徵：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何也？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所谓五者也。曰时，则五者之时也。五者无不至，则所谓五者来备也。无不时，则所谓各以其叙也。五者无不至，无不时，则至于庶草莫不蕃庑，言阴阳和，则万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则为侧，所谓一极备凶也。有所不至亦为沴，所谓一极无凶也。于五事，貌足以作肃，则时雨顺之；其咎狂，则常雨顺之。言足以作乂，则时旸顺之；其咎僭，则常旸顺之。视足以作哲，则时燠顺之；其咎豫，则常燠顺之。听足以作谋，则时寒顺之；其咎急，则常寒顺之。思足以作圣，则时风顺之；其咎蒙，则常风顺之。凡言时者皆休之徵，凡言常者皆咎之徵也。五事之当否在于此，而五徵之休咎应于彼，为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己之得失于天也。「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何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与王共其任者，卿士、师尹也。则庶徵之来，王与卿士、师尹之所当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谓念用庶徵也。王计一岁之徵而省之，卿士计一月之徵而省之，师尹计一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责重；所省少者，其任责轻，其所处之分然也。王与卿士、师尹之所省，岁月日三者之时无易，言各顺其任，则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与卿士、师尹之所省，日月岁三者之时既易，言各违其任，则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何也？言星之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则有常度，有常度者不妄从，则星不得作其好。如民之好不同，而王与卿士、师尹之动则有常理，有常理者不妄从，则民不能作其好。故月行失其道，而从星之所好，则以风雨。犹王政失其常，而从民之所好，则以非僻。言此者以庶徵之来，王与卿士、师尹则能自省，而民则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则王与卿士、师尹当省民之得失，而知己之所以致之者也。己之所致者，民得其性，则休徵之所集也；己之所致者，民失其性，则咎徵之所集也。故省民者，乃所以自省也。其反复如此者，所以畏天变、尽人事也。知王与卿士、师尹之所省者如此，则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徵则不言也。不知王与卿士、师尹之所省者如此，则于念用庶徵无所当，而于言为赘矣，是不知九畴之为九也。「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何也？民能保极，则不为外物戕其生理，故寿。食货足，故富。无疾忧，故康宁。于汝极，故攸好德。无不得其死者，故考终命。人君之道失，则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宁，故忧。食货不足，故贫。不能使之于汝极，则刚者至于暴，故恶；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于民者也。或曰：福极之言如此，而不及贵贱，何也？曰：九畴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极者，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于民。福之在于民，则人君之所当向，极之在于民，则人君之所当畏。福言攸好德，则致民于善可知也；极言恶弱，则致民于不善可知也。视此以向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贵者也，未有恶弱而非可贱者也。故攸好德则锡之福，谓贵之。所以劝天下之人，使协于中，固已见之皇极矣。于皇极言之者，固所以勉人，于福极不言之者，攸好德与恶弱之在乎民，则考吾之得失者尽矣。贵贱非考吾之得失者也。人君之于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于己。次之以八政，推其用于人。次之以五纪，协其时于事。次之以皇极，谨其常以应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适天下之变。次之以稽疑，以审其吉凶于人神。次之以庶徵，以考其得失于天。终之以福极，以考其得失于民。其始终先后与夫粗精小大之际，可谓尽矣。自五事至于六极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于六极皆以顺五行，则五行之用可知也。《虞书》于六府言修，则箕子于五行，言其所化之因于人者是也。《虞书》于六府，次之以三事，则箕子于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书》于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则箕子于九畴，言庶徵之与福极是也。则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尝不同。其道未尝不同者，万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畴之所以为大法也。

臣等谨按敕文称：《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曰：「何以期也？不贰斩也。何以不贰斩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曷为后大宗？大宗者，尊正统也」。《疏》曰：「此谓其子后人及来为父母在者，欲其厚于所后，薄于本亲，抑之故次在孙后也」。《仪礼》谓本亲亦曰父母，盖追本其所自出，若不明言父母，则无辨别，亦无以为言也。敕又曰：令文与《五服年月敕》皆曰，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谨按令文、《五服年月》，皆出于《仪礼》也。敕又曰：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谨按宣帝乃武帝之曾孙，嗣昭帝后，实孝昭孙属也，以其父为悼皇考宜也。光武起于民间，中兴汉祚，而推以世数，上继元帝，固非元帝亲命为子，以南顿君为皇考宜也。陛下既为仁宗皇帝亲立为子矣，仁宗乃陛下之皇考也。今若又以皇考之名加于濮安懿王，臣等以为甚非。礼之不贰斩也，尊无二上之义也。敕又曰：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有引据。臣等谨按出继之君，称本生为皇伯、叔，则前世未闻也。汉《安帝纪》载清河王薨，但不名尔，此蔚宗特变常例也，至于袁宏《纪》则亦名之。安帝即位，清河王尚在，当时别无殊礼。按本朝真宗谓秦王为皇叔，仁宗谓楚王、昭成太子并为皇伯，是则皇伯、叔之名，在本朝称之久矣，盖遵用旧文，有所自也。或以谓可加为皇伯父者，谨按《荀子》与《史记》并载周公自称我文王之为子，武王之为弟，成王之为叔父。《诗·鲁颂》「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笺》曰：「叔父，谓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汝首子，使为君于鲁』。谓欲封伯禽也」。是诗人追述成王封伯禽，时周公尚在，故称叔父者，是生称之辞，既没则未有称为叔父者。又经书称伯父、叔父，同姓之臣也。前代帝王，多不通亲属冠于爵位之上。西晋则封皇从伯父望为义阳王，皇叔父干为平原王，亦生之称。又或谓皇伯考者，谨按父与考存殁之称，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祖与考有君德而成之也。晋武帝称景帝，明皇称中宗，本朝真宗称太祖皆曰皇伯考，是兴王业、履尊位，乃可称伯考也。又或谓可依汉宣帝故事称「亲史皇孙」，如淳曰：「亲，谓父也」。谨按《礼》大传曰：亲者，属也。《王制》注曰：周制，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与亲庙四，是自始祖至父皆称亲。汉宣为昭帝孙属，乃得以悼皇考为亲，与上皇考义同。盖亲者，父也，皇考也，不可以称也。臣等谓今来褒崇濮安懿王，宜如两制礼官所议，以示万世至公之法。

元丰五年秋，吾言语涩，疑为中风之候，恐朝夕疾作，猝然不敉，乃豫作《表》，自书之，常置卧内。俟且死，以授范尧夫、范梦得，使上之。八年三月五日，宫车晏驾，此表无用，留以示子孙，欲使知吾事君区区之心耳。

臣光言：臣世受国恩，常思补报，但以性识愚戆，不合圣心。是以比年以来，屏居杜口，不敢复言。今衰疾日侵，将填沟壑，敢以平生忠恳，一达天聪，庶几陛下知臣无求于朝廷，而未尝忘国家也。臣光诚哀诚切，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天纵睿哲，烛物精敏。践阼以来，锐志求治，图任奇杰，恢张洪业。得王安石委而信之，不复疑贰。听其言，从其计，人有沮毁之者，责而逐之。虽周成王之信周公，齐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倚乐毅，蜀先主之托诸葛亮，殆无以及。斯乃不世出之英主，旷千载而难逢者也，不幸所委不得其人，安石既愚且愎，不知择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谋，以启迪聪明，佐佑丕烈。乃足己自是，谓古今之人皆莫己如。有人与之同则喜，与之异则怒。喜则数年之间，援引登青云；怒则黜逐摈弃，终身沉草莱。凡人之情，谁不喜富贵而畏刑祸？于是忠直远屏，奸谀竞进，为之腹心羽翼，以干禄徼利。遂使中外权要之任，非其党与不得处也。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然后逞其胸臆，变乱旧章；兴害除利，舍是取非。其尤病民伤国者，略举四条：其一曰青苗钱。分命使者，诱以重赏，强散息钱，脧民求利。取新偿旧，负债岁多，官守空簿，实无所获。货重物轻，公私两困。其二曰免役钱。纵富强应役之人，使家居自逸；征贫弱不役之户，使流离转死。凡农家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自古赋役无出三者。今皆不取，专责以钱。钱非私家所铸，要须贸易外求。丰岁谷贱，已自伤农；又迫于期限，不得半价。尽粜所收，未能充数，家之糇粮，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则又无谷可粜，人人卖田，无往可售。遂至杀牛卖肉，伐桑鬻薪，来年生计，安敢复议？用此雇浮浪之人，以供百役，使缓则为奸，急则逃窜。处事若此，岂非倒置？其三曰保甲。自唐募长征之兵，赋农民谷帛以给其衣粮，农固已困矣。今谷帛税如故，又使舍耕桑、事战阵，一身二任，民何以堪？又罢巡检兵士及尉司弓手，皆易以保甲，半月一代。彼畎亩之民，尚未能操弓挟矢，已复代去。用此擒盗，不亦难乎？夫夺其衣食，使无以为生，是驱民为盗也；使比屋习战，劝以官赏，是教民为盗也；又撤去捕盗之人，是纵民为盗也。谋国如此，果为利乎？四曰市易。遣吏坐列贩卖，与细民争利，下至菜果油面，驵侩所得，皆搉而夺之，使道路怨嗟，远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税亏损，夺彼与此，得少失多。又称贷于民，恣其所取，使无赖子弟得醉饱之资，在家父兄受督责之苦，倾赀破产，什有五六。凡此四者，皆逆人情、违物理，天下非之，莫之肯从。安石乃以峻法驱之。彼十恶盗贼，累更赦令，犹得宽除，独违新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是其所犯重于十恶盗贼也。安石茍欲遂其很心，无顾治体，此其厉阶，至今为梗也。又有奸诈之臣，如种谔、薛向、王韶、李宪、王中正之徒，行险徼幸，怀谖罔上，轻动干戈，妄扰蛮夷。夫兵者，国之大事，废兴存亡，于是乎在。而谔等茍营一身之官赏，不顾百姓之死亡、国家之利病，轻虑浅谋，发于造次，深入自溃，仅同儿戏。使兵夫数十万，暴骸于旷野；资仗巨亿，弃捐于异域。昔王恢为马邑之谋，单于觉之遁去，时汉军无所失亡，但无功耳。武帝犹以为不诛恢，无以谢天下。今溃败亡失，狼藉如此，而建议行师之人，晏然曾无愧畏，或更蒙宠任。窃见国家至仁，重惜人命，诸州论囚，有法应流而误入死者，举州官吏皆坐停废。柰何使数十万人无罪就死，反无所坐乎？此所以使狂躁贪冒之人竞为常试之说，而无所惩艾者也。若举事屡如此，其于国家岂不可忧乎？臣闻堂上不𡊯，则郊草不赡旷耘。是以古圣王之治天下，必先内而后外，安近以服远。故《书》曰：「帝乃诞敷文德，七旬有苗格」。《诗》云：「王猷允塞，徐方既来」。下至齐桓、晋文，亦先富教其民，然后用之。陛下何不视今日朝廷之政治何如，群臣之智能何如，百姓之富乐何如，士卒之精锐何如，乃遽从事于四夷也？臣所惜者，以陛下之圣明，不师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汉武之所为。借使能踰葱岭，绝大漠，鏖皋兰，焚龙庭，又何足贵哉！自古人主喜于用兵，疲弊百姓，致内盗蜂起，或外寇窥觎者多矣。申屠刚曰：「未至豫言，固常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必若待四方糜沸，如秦、汉、隋、唐之季，然后悔之，固已晚矣。夫谏争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安可一日无之？《书》曰：「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设有人闭目塞耳，跣而疾趋，前遇险阻，安有不颠踬者哉？臣窃见十年以来，天下以言为讳，大臣偷安于禄位，小臣茍免于罪戾。闾阎之民，憔悴困穷，无所控告，宗庙社稷，危于累卵，可为寒心。人无贤愚贵贱，莫不知之，而讫无一人敢发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徒日闻谀臣之言，以为天下家给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胜愤懑，为陛下忍死言之，庶几陛下览其垂尽之辞，察其硕忠之志，廓然发日月之明，毅然奋乾刚之断，悔既往之失，收将来之福。登进忠直，黜远佞邪。审黄发之可任，寤谝言之难信。罢苗役，废保甲，以宽农民；除市易，绝称贷，以惠工商。斥退聚歛之臣，褒显循良之吏。禁约边将，不使贪功而危国；制抑近习，不使握兵而兆乱。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刻薄之俗，以复敦朴之化。使众庶安农桑，士卒保首领，宗社永安，传祚无穷。则臣没胜于存，死荣于生，瞑目九泉，无所复恨矣。臣不胜瞻天恋圣之至，谨手书遗表以闻。臣光诚哀诚切，顿首顿首，谨言。年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臣司马光上表。

右，臣等伏准中书劄子，翰林学士王圭及知制诰钱公辅等奏，季秋大飨明堂，以仁宗皇帝配神作主事，奉圣旨，令台谏及经筵臣僚、与两制、礼院，同共再详定闻奏者。朝廷以祖宗事重，不敢自专，博访群臣，使各陈其意。臣等愚懵，不达古今，但据所闻，正礼以对。至于取舍，系自圣明。窃以孝子之心，谁不欲尊其父者。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踰也。故祖己训高宗曰：「祀无丰于昵」。孔子与孟懿子论孝，亦曰：「祭之以礼」。然则事亲者不以数祭为孝，贵于得礼而已矣。《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商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先儒谓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故《诗》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见于经矣。前汉以高祖配天，后汉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观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启土及造有区夏者，皆无配天之文。故虽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明、章，其德业非不美也，然而子孙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也。故引之以證圣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问而已，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尊其父以配天，然后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误识《孝经》之意，而违先王之礼，不可以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诏礼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则祀真宗于明堂，以配五帝，亦未识古礼。今仁宗虽丰功美德，洽于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议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于《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绌祖而进父也。夏父弗忌跻僖公，先兄而后弟，孔子犹以为逆祀，书于《春秋》，况绌祖而进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独乖违典礼，恐亦非仁宗之意也。议者又欲以太祖及三宗，迭配郊丘及明堂，臣等亦以为不可。何则？国家受天永命，传祚万世，若继体守文之君皆得配天，则子孙将有无穷之数，与祖宗无别也。凡为国家者，制礼立法，必思万世之规，不可专徇目前而已。臣等窃谓宜遵旧礼，以真宗配五帝于明堂，行之为便。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臣近曾上言句当御药院高居简工谗善佞，乞远加窜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亦皆择人。穆王命伯囧为太仆正，曰：「昔在文武，侍御仆从，罔匪正人」。又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自古圣帝明王，虽左右小臣，未尝不谨择端良之人，以自防逸豫之生也。况陛下嗣膺宝命，圣德惟新，善恶兴衰，于此乎分。而使谗佞如居简者，旦夕常在左右，又宠而信之，此乃异日祸乱之根，腹心之疾也。臣职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伏望圣明依祖宗旧制，应句当御药院官至崇班以上者，并令出外，其高居简仍乞远加窜逐。取进止。

月日，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上柱国臣光谨昧死再拜上疏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窃见先帝聪明睿智，励精求治，思用贤辅，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计从，人莫能间。虽周成王之任周公，齐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乐毅，蜀先主之任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旷千载而难逢者也。不幸所委之人，于人情物理多不通晓，不足以仰副圣志。又足己自是，谓古今之人皆莫己知，不知择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谋，以启迪清衷，佐佑鸿业，而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其人意所欲为，人主不能夺，天下莫能移。与之同者，援引登青云；与之同者，摈斥沉沟壑。专欲遂其很心，不顾国家大体。人之常情，谁不爱富贵而畏刑祸？于是缙绅大夫，望风承流，竞献策画，务为奇巧，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作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以聚歛相尚，以苛刻相驱。生此厉阶，迄今为梗。又有边鄙之臣，行险徼幸，大言面欺，轻动干戈，妄扰蛮夷。夫兵者国之大事，废兴存亡于是乎在。而其人茍营一身之官赏，不顾百姓之死亡、国家之利病，轻虑浅谋，发于造次，御军无法，仅同儿戏。深入敌境，坐守孤城，粮运既竭，狼狈奔溃。筑寨极边，功犹未毕，轻敌不备，阖城涂地。使兵夫数十万，暴骸于旷野，资仗巨亿，弃捐于异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时干进，建议置保甲、户马、保马，以资武备；变茶、盐、铁冶等法，增家业、侵街、商税等钱，以供军须。遂使九土之民，失业困穷，如在汤火。此皆群臣躁于进取，惑误先帝，使利归于身，怨归于上，非先帝之本志也。臣荷先帝大恩，常思报效。向在朝廷之时，屡言新法非便，触忤权贵，冒犯众怒，争辨非一。先帝怜其孤忠，不以为罪，仍蒙宠擢，寘之枢廷。臣以所言未行，力辞不受。臣非恶富贵而好贫贱，正欲感寤先帝，知臣为国不为身，庶几采纳狂瞽，使百姓获安，基图永固而已。既又自乞冗官，退伏闾里。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晨夕寤寐，何尝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阙廷如此之久者，亦犹辞枢廷之志也。熙宁七年，历时不雨，先帝遇灾而惧，深自刻责，诞布诏书，广开言路。臣当是时，不胜踊跃，极有开陈。而建议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众心，天下之人必尽指其非，恐先帝觉寤，而己受误国之罪，伏欺罔之刑，乃劝先帝继下诏书，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动」。臣之所言，正为新法，若新法不动，臣尚何言？自是闭口不敢复预朝廷论议，十有一年矣。然每睹生民之愁怨，忧社稷之阽危，于中夜之间，一念及此，未尝不失声拊心也。葵藿之志，犹望先帝一赐召对，访以外事，得吐心极言，退就斧钺，死无所恨。不意上天降祸，先帝升遐，臣之寸诚，无由披露，郁抑愤懑，自谓终天。及奔丧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访以得失。是臣积年之志，一朝获伸，感激悲涕，不知所从。顾天下事务至多，臣思虑未熟，不敢轻有条对。但乞下诏使吏民皆得实封上言，庶几民间疾苦，无不闻达。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撤诇逻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欢跃。及臣归西京之后，继闻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饬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物货专埸及民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闼，皇帝陛下虽富于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间众情，久在圣度。四海群生可谓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实负万死。夫为政在顺民心，茍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如决水于高原之上以注川谷，无不行者。茍或不然，如逆阪走丸，虽竭力以进之，其复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然尚有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当今之急务，釐革所宜先者。臣今别具状奏闻，伏愿决自圣志，早赐施行。议者必曰：「孔子称孟庄子之孝，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又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彼谓无害于民，无损于国者，不必以己意遽改之耳。必若病民伤国，岂可坐视而不改哉？《易》曰：「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蛊者，事有蛊弊而治之也。干父之蛊，迹似相违，意则在于承继其业，成父之美也。又曰：「裕父之蛊，往见吝」。《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裕者，饶益之名也。若不忍违异，益父之过，往而不返，未为得宜也。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明。唐代宗纵宦官公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罢遣之，时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宫市，五坊小儿暴横为民患，盐铁月进羡馀，顺宗即位皆罢之，中外大悦。是皆改父之政而当者，人谁非之哉？况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群下干进者，竞以私意纷更祖宗旧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使天下晓然，知朝廷子爱黎庶之心，吏之苛刻者，必变而为忠厚；民之离怨者，必变而为亲誉。德业光荣，福祚无穷，岂不盛哉！夫天子之孝，在于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亲。傥措置如此，欢心孰大焉，事亲孰备焉？不然，今幅员之内，所在嗷嗷，有倒垂之急，延颈倾耳，以俟改法，庶得苏息。若朝廷不以为意，日复一日，万一遇数千里之蝗旱，公私匮竭，无以相救，失业之民蜂起为盗，安知无奸雄乘之而动？则国家有累卵之危。申屠刚曰：「未至豫言，固常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朝廷当此之际，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国家累卵之危，岂暇必俟三年然后改之哉！况今军国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权同行处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惮而不为哉！惟圣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司马公文集》卷四六。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五，《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七，《赵宋五太后临朝事略》元丰八年，《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一二，《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五六，《续资治通鉴》卷七八，《司马温公年谱》卷七。）。

臣伏睹近降农民诉疾苦实封奏状王啬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诉重复外，俱已签帖进入。窃惟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𧈩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盛丽，则不复肯归南亩矣。至使世俗俳谐共以农为嗤鄙，诚可哀也。又况聚歛之臣，于租税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赏。青苗则强散重歛，给陈纳新；免役则刻剥穷民，收养浮食；保甲则劳于非业之作；保马则困于无益之费，可不念哉！夫农蚕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圣王重之。臣不敢远引前古，窃闻太宗皇帝尝游金明池，召田妇数十人于殿上，赐席使坐，问以民间疾苦。田妇愚戆，无所隐避，赐帛遣之。太宗兴于侧微，民间事固无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贵而忘之故也，每临朝无一日不言及稼穑。真宗皇帝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农家也，喜言农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闻之，故为开封尹，以善政著闻。及践大位，咸平、景德之治，为有宋隆平之极，《景德农田敕》至今称为精当。昔周公相成王，作《无逸》曰：「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盖以一盂之饭、一尺之帛，莫不出于艰难。人主既知之，则不肯用之于无益，散之于无功，骄侈之心无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于春秋，自非今者浚发德音，大开言路，使畎亩之民皆得上封事，则此曹疾苦何由有万分之一得达于天听哉？虽其文辞鄙俚、语言丛杂，皆身受实患，直贡其诚，不可忽也。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与皇帝陛下同赐省览，庶以开广聪明，资益圣性，于民间情伪靡不周知，异日太平之业，由此为始矣。取进止。

臣闻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此乃物理自然，人情之常也。是以圣人立为君臣，使人臣各献其谋，而人君裁决其是非，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此国家所以治也。若人君不加裁决，使人臣各行其意，则朝夕斗讼，弱不胜强，寡不胜众；不则雷同诡随，尸禄窃位，茍且偷安，以度目前，此国家所以衰也。然人君于是非之间亦当三思清察，昭然无疑，然后决之。自古兴衰治乱，未有不由此涂出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虽以周公之圣、召公之贤，同辅成王，犹有不悦，况邪正忠佞各有所存者乎？臣窃惟皇帝富于春秋，太皇太后亲临万机，事无大小皆委于执政，垂拱仰成。万一群臣有所见不同、势均力敌莫能相壹者，伏望陛下特留圣意，审察是非。若甲是而乙非，当舍乙而从甲，乙是而甲非，当舍甲而从乙。如此则群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然，陛下虽有求治之心，事功无时而成也。况《书》曰「惟辟作福作威」，不可使用人赏罚之柄尽归执政，人主一不得而专也。取进止。

光启。晚来蒙惠手笔并棕扇，值相继有客，不得即时修谢。前此，承示所著《正书》，且垂谕云未安处便与点窜。以景仁之明达耆寿，加以平生所致思而得者，乃下问于顽鄙末学，如光之比。虽古人询于刍荛，以能问不能，殆无以踰此，何以胜克？悚仄悚仄。伏读累日，如《风》、《雅》，皆周道既衰，诗人追思其盛而歌之。《关雎》以兴淑女，非兴后妃。成、康、平王、康侯，皆指其爵谥。文王配上帝，终周世常然。八蜡不数昆虫。三年之丧，不应二十七月。众子在，嫡孙亦应传重。舜无涂廪浚井之事。韩愈为嫂服期非是。凡此之类，皆光素所探揣，谓其当然而未敢自信。今乃幸与景仁如合符契，豁然决矣。至于解利贞者性情也，四海困穷，柔远能迩，皆先儒研思所未到，不胜叹服。其间亦有愚昧所未谕者十馀条，或一字笔误，无不签出，以俟稍暇，得侍函丈，请益卒业。前日所留《易说》、《系辞注》、《续诗话》，皆狂简不揆，宜见诛绝于君子者。然亦庶几景仁矜其有志于学，痛为锄治其芜秽，明示以坦涂，使识所之诣，幸甚幸甚！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斯道也亡废久矣，面相谀，背相訾者，出门皆是也。非吾人，孰当惜之？幸冀留意（《司马公文集》卷六一。又见嘉庆《华阳县志》卷三九，嘉庆《江津县志》艺文补。）。

常然：原缺，据明本、陈本、四库本补。

世之命机权也妄，故作《机权论》以辨之。机者，弩之所以发矢者也。机正于此，而的中于彼，差之至微，失之甚远，故圣人之用机也似之。《易》曰：「机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又曰：「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然则机者事之未著，萌牙耑兆之时，圣人眇然见之，能去祸而取福，迎吉而禦凶，所以为神也。圣人之所慎，无过机者，故曰「竞竞业业，一日二日万机」也。权者，铨也，所以平轻重也。圣人之用权也，必将校轻重，商缓急。彼重而此轻，则舍此而取彼；彼缓而此急，则去彼而就此。取舍去就之间，不离于道，乃所谓权也。然则，机者仁之端也，权者义之平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乃欲弃仁义而行机权，不亦反哉！夫不知机权，则无以为圣人。圣人未尝斯须不用者，机权而已矣。圣人精心审谨而后行之，故百姓万物皆赖焉。小人知机权之道而诬窃其名，妄行悖理，所以福禄不久，而祸乱及之也。请问圣人机权之道。曰：昔纣为玉柸象箸，而箕子佯狂；卫灵公仰视蜚鸿，而孔子行。是皆知机者也。夫柸箸小器，饰以珠玉，未为大过，而箕子知其必亡国者，为其奢淫泰侈之渐，由此始也。仰视蜚鸿，失理之细者，而孔子去之者，知其不能用圣而有厌怠之心，不去则大祸将至也。如此，圣人之知机，岂不伟哉！伊尹放太甲，微子去商归周，周公诛管、蔡，是皆知权者也。夫数君子岂不知放君、畔宗、戮亲之为不善哉？诚以放君之责轻，而沦丧大业之祸重；畔宗之讥薄，而保存宗祀之孝深；戮亲之嫌小，而倾覆周室之害大，故去彼而取此也。夫太甲之初，欲败度，纵败礼，茍非苦其身体，劳其思虑，则不能变恶迁善，克终允德，成汤之业，将坠于地。伊尹躬受汤命，阿衡王家，故不得不放诸桐宫也。受为不道，自绝于天，微子不去，与之偕亡，则祖祢不祀，宗族无主，故不得不抱祭器而归周也。管、蔡奉废姓，伐宗国，违天命，逆人心，倾危圣辅，斲丧周室。成王幼弱，周公摄政，故不得不奋干戈、扬斧钺以治之。盖周公非自爱，而爱周室故也。向若太甲尚可谏而改，则伊尹必不放君。商受茍可辅而存，则微子必不畔宗。管、蔡犹可教而治，则周公必不戮亲。夫岂不思，诚不得以已也。是以太甲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书曰：「祗尔厥辟，辟不辟，忝厥祖」。是犹以辱先为戒，未欲正言覆亡之祸，委蛇其辞以感切之也。王惟庸罔念闻，伊尹乃言曰：「无越厥命以自覆」。是正言祸败以耸动之也。王未克变，伊尹乃以王生而荣逸，不知劳辱，狎近小人，积习至此，非其性恶。故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营于桐宫，密迩先王其训，无俾世迷」。言积习浸久，将成其性。及今犹可沮诎而改。此乃伊尹尽心尽力于成汤、太甲之至也。《微子》之诰曰：「商其弗或乱正四方」。言受不可复正，决必亡国，己所以当出奔，存汤后也。父师若曰：「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言商既亡，宗族俱灭，无所寄托也。又曰：「王子弗出，我乃颠跻」。言不可不行也。此微子广咨谋，权轻重之审谛也。《大诰》曰：「肆予冲人，不卬自恤。义尔邦君，越尔多士。尹氏御事」。言今东征非为己也。《豳风》曰：「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子以喻管、蔡也，室以喻周家也，言管、蔡轻而周家重也。曰「子羽谯谯，子尾翛翛」，言勤瘁也；「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唯音哓哓」，言三监背诞，王室阽旎，故我恐惧以忧之也。此岂周公背公向私之志哉？夫圣人之用权也如此，故国家安而仁义立也。后世之人昧锱铢之利，以放逐其君，怀芥蒂之嫌，以屠灭其亲，而亦自比于伊、周，曰：「吾用机权」。不亦诬哉！此乃乱臣贼子所以滋多也。

黄介夫作《坏唐论》五篇，以为坏唐者，非巢、温与阉竖，乃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之弊也。是诚得其本矣。虽然，介夫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盗贼之兴由阉竖，阉竖之横由辅相，则信然矣。噫！辅相树立私党，更相排压而不能正者，又谁咎哉？夫朋党之患不专在唐，自古有之。以尧之明，共工、欢兜相荐于朝，舜臣尧，既流共工，又放欢兜，除其邪党，然后四门穆穆，百工咸熙。仲虺数夏之恶曰：「简贤附势，实繁有徒」。武王数商之恶曰：「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是则治乱之世，未尝无朋党。尧舜聪明，故能别白善恶，而德业昌明；桀纣昏乱，故不能区处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兴亡不在朋党，而在昏、明矣。《洪范》皇极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绝」。是以舜诛禹父而禹为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封蔡仲，公之至也。夫宗闵、德裕虽为朋党，由文宗实使之。文宗尝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殊不知群臣为朋党，谁之过也？由是观之，坏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闵、德裕不足专罪也（《司马公文集》卷七一。又见《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三五。）。

原无题注，据明本、陈本、四库本补。

疑曰：孔子，圣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驾而行。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过虚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它适乎？孟子学孔子者也，其道岂异乎？夫君臣之义，人之大伦也。孟子之德孰与周公？其齿之长，孰与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负之以朝诸侯。及长而归政，北面稽首，畏事之，与事文、武无异也。岂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齿，可慢彼哉！孟子谓，蚳蛙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己无官守，无言责，进退可以有馀裕。孟子居齐，齐王师之。夫师者，导人以善而救其恶者也，岂得谓之无官守、无言责乎？若谓之为贫而仕邪，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仰食于齐，非抱关击柝之比也。《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贤者所为，百世之法也。余惧后之人挟其有以骄其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