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某言：进奏院递到诏书一道赐臣，令恤刑禁，仍散下管内常切提举，无令旷慢者。天时方暑，起畏惮于群心；宸诏遽颁，戒滞淹于庶狱。奉十行之申饬，督列郡以遵承，共深钦恤之怀，上副丁宁之训。臣某诚惶诚惧，顿首顿首。恭惟皇帝陛下德参覆载，道极圣神。遍爱追尧舜之仁，措刑迈成康之术。虽存五辟以助治，每虑一夫之不辜，眷盛夏之在辰，轸累囚于率土。敷扬明命，儆厉攸司，洁完先自于圜扉，涤濯仍臻于三木。贫而无饷者给之以粟，疾而难纵者济之以医。期无淹系之徒，必绝滥加之罚。幅员万里，竞趋远罪之风；遐迩一心，咸戴好生之惠。臣敢不仰膺言綍，恪举宪条，勉一道承宣之勤，宽九重矜恻之广，庶几犬马之效，不负乾坤之施。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臣某言：正月二十九日，巡历至云安军，遇入内内侍省内西头供奉官王怀志传宣抚问者。星轺遽至，临六服之幽遐；天语敬传，冒九重之存抚。光荣虽甚，陨越是忧。臣某诚惶诚惧，顿首顿首。恭惟皇帝陛下治掩成康，德钧尧舜。运神机于独断，绍先烈于重熙。宵旰储精，措幅员之宁谧；岁时轸虑，念边鄙之勤劳。遣中使以载驰，恤远臣而敦谕。丝纶降被，戴恩知挟纩之温；葵藿齐倾，向日罄推心之赤。臣敢不恪修职业，上体睿慈，誓殚犬马之能，仰报乾坤之赐。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右。臣伏以祥电绕斗，雅符圣诞之辰；飞龙在天，尽冒君临之泽。率土敬祈于万寿，真诠共演于三旬。恭惟皇帝陛下治越成康，德侔舜禹，纳生灵于富庶，保基业于隆平。昌期拥帝眷之休，庆旦协岁成之候。臣忝司闽部，遥跂枫宸。凭梵众之精虔，就佛宫之严洁。宣扬秘典，成集胜缘。缄宝轴以远驰，望玉阶而仰祝。伏愿鸿图惟永，齐久于乾坤；睿算无疆，比隆于箕翼。臣无任瞻天颂圣激切驩呼之至。谨具疏以闻。谨疏。

呜呼！天下之势，未尝不以忠正而兴，未尝不以邪佞而败。忠正邪佞不可并行而俪处，必有一胜而一负。为人君者，能使忠正常胜而邪佞常负，则四海乌有不治者哉！盖聪明圣智之主，知人不昧，任人不惑，故贤者连茹以进，岳立而不可摇；不肖者退剥消溃，不复冒饰于其间也。故《书》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是也。至其中材之君，间或知贤而任之，不幸有倾欹曲媚之士起于其旁，往往变诚为疑，反厚为薄，靡靡不已，至于化天下之大安荣而为大危辱也。是不能使常胜在忠正，而常不胜在邪佞也。君子之居是时也，任重责、居高位，其必立常胜之势乎，使持胜负者由乎君，而决胜负者在乎我。方其邪佞之来也，如疾之中人，体肤不动，颜色不变，芒然入于腠理，而达于心腹。攻之不亟则生理将绝，虽有扁鹊、臾跗，其何力也？惟其早辨而急治，则关节之疢消，精神之宅完矣。在《易》之《兑》，六三以阴柔而非其据，故曰「来兑凶」，邪佞而来求说者也。九四以刚德而制之，故曰「商兑未宁，介疾有喜」。止邪佞而辅至尊者也。使四处几近而不能隔三之疾，则彼胜我负。我负则几何非化天下之大安荣而为大危辱也。故周公相成王而去管蔡之疾，孔子为鲁司寇而去少正卯之疾，二疾者去而周室安、鲁国存，真能处几近而介疾者也，岂非立常胜之势乎？呜呼，为君者既不能与之为常胜，为臣者又不能立常胜之势，则便佞善柔汇升而不可阏，不至于大坏未已也。故刁牙用而齐乱，宰嚭任而吴灭，五邪衍而汉危，甫、忠权而唐祸，后世可不鉴之哉！

甚哉！圣人之取人也，一之于恕而已，不以己能格物而兼收博采，惟恐天下之善不众也。然而欲天下之善众，又惟恐取之不严也。故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善。岂圣人亦有所恶爱邪？圣人之所恶爱，非一人之恶爱，天下之所共恶爱也。为天下之所共爱矣，有小不善，未至胜乎其所共爱，则圣人称而不贬也。为天下所共恶矣，有小善，未至胜乎其所共恶，则圣人贬而不称也。既有以为天下之所共爱，又有以起天下之所共恶，则圣人称其所爱而贬其所恶也。无他，二者钧天，不可有择而为之隐，在贤者不得而讳之也。意者以谓为天下之所共爱，人亡有不慕者也；为天下之所共恶，人亡有不警者也。吾知其若是，徒与其人之所慕者而没其人之所警，则天下之人将曰：凡有善者皆可为不善矣，固圣人之所容也。信而传之，以至于万世。而万世之心，莫不皆然也。自非生知之明，则学而至者，虽有德美，卒其得为完人者，将几人焉？此圣人所以必称其所可爱，而复贬其所可恶，不为迁就而匿之也。是不务茍完一人，而怠天下万世之心也。故仲尼之称管仲曰：「相桓公、霸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言也，其亦极褒大矣。卒其所以贬之也，则曰：「管仲之器小哉」！盖斥其三归备职、塞门反坫之罪也。夫臣之恶莫大于僭，方是时，周室丧气，礼乐征伐不出于天子而出于诸侯。齐桓所以不见绝于仲尼者，以其知尊奖之道也。桓之所以能知尊奖者，由仲力也。仲能尔为，而复僭窃若是，此仲尼所以恶其器而狭小之也。至扬子论之，则曰：「大器者，其犹规矩准绳乎。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谓大器」。然则谓小器者，岂独不能自治哉？夫仲尼之所谓器者，言其德量之所充也。有善不伐善可进，有功不矜功可大。若仲者，伐善矣，矜功矣，谓不僭侯制不足酬吾志也，故三归备职、塞门反坫而安为之。安为之则止矣，如功不矜，善不伐，则虽享卿大夫之所得为，犹以为愧。犹以愧，则周家之治未返乎成康，桓公之术未免乎霸道，则终未遽已也。仲舍是而蹈其末，则德量所充果大乎？果小乎？故孔子狭其器者，诛之深也。孟子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其亦出圣人之馀论乎。夫自治而后治人，治人者之常耳，乌足为大器哉。若扬氏所谓，殆未极仲尼之心也。至李轨为之释曰：「大器者，必笼群疑之表，莫得与之争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归反坫然后获安」。呜呼，迂矣乎！此又非子云之心也。

善乎，荀卿之论荣辱也！谓圣王以为法，何则？有义荣，有势荣，有义辱，有势辱。义荣、义辱，君子小人之定分也。势荣、势辱，或得或失，或罹或免，君子小人之幸不幸也。仁义忠信为义荣，污慢险诈为义辱，公卿大夫为势荣，诛戮捽击为势辱。君子之不能有义辱，犹小人之不能有义荣也。若夫势荣、势辱则不然，君子之得势荣非幸也，理适然也。或失焉，其不幸也。其免势辱非幸也，理适然也，或罹焉，其不幸也。小人之失势荣非不幸也，理适然也，或得焉，其幸也。其得势辱非不幸也，理适然也，或免焉，其幸也。谓之义者己取之，谓之势者人持之。在己者不可易而在人者不可必。彼圣王者，持其所谓在人之势，而应其所谓在己之义，使君子无不幸，小人无幸于其间，则是势与义以类相从而不戾，兼荣常在君子，而兼辱常在小人，此其所以为法也。法正则治，不正则乱；法正则兴，不正则亡。治乱兴亡一出乎此，则持其法者，可不积精专思而处其当乎？是法也，有司不与也，历代不二也。圣王谨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莫不由之而治且兴也，莫不废之而乱且亡也。夫舜、禹，尧之所荣者也；共工、驩兜，尧之所辱者也。舜、禹非幸也，共工、驩兜非不幸也，圣王之法然也。周公、召公，成王之所荣者也；管、蔡二叔，成王之所辱者也。周、召非幸也，管、蔡非不幸也，圣王之法然也。尧之所以极治，成王之所以保文武之业而不坠者，亡他焉，荣辱之法当也。桀荣于莘而辱龙逄，纣荣飞廉而辱比干，于莘、飞廉幸也，龙逄、比干不幸也。圣王之法弃而不用也，以至窜迹于南巢，倒攻于牧野者，无他焉，荣辱之法当而为帝王，不当而为灭亡。然则操其法者岂其易乎哉？昔者齐桓公游于野，见亡郭之故城，问其所以亡，野人曰：「善善而恶恶」。公曰：「如所谓，乃良政也，然则何为而亡」？曰：「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是以亡也」。噫，知是言也，其亦知荣辱之法。

五行宣播，四时均平，天地之信也。代为照临，昼夜不贷，日月之信也。害盈福谦，应于必至，鬼神之信也。天地不信，物不生矣；日月不信，晦明乱矣；鬼神不信，善恶惑矣。莫大天地，莫明日月，莫妙鬼神，无信而犹不可立，况人乎哉？人所归往者谓之王，王之道非尚信何以哉？《下武》之诗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康成笺之曰：「王道尚信，则天下以为法」。夫王道之信，信于其大者也。信命令所以重朝廷也，信礼乐所以止僭冒也，信爵赏所以劝贤才也，信刑罚所以惩奸恶也，信度量所以消诈伪也，信赋役所以恤民力也。朝令夕改，出无必行，失命令之信也。数制无别，尊卑混淆，失礼乐之信也。遗善失劳，人不知慕，失爵赏之信也。轻重不经，不足以惧下，失刑罚之信也。法则不平，惑于多寡，失度量之信也。调度无常，人厌其烦，失赋役之信也。故王道信则治，不信则乱，信则吉，不信则凶，其犹形声之不能免影响也。若然，信可不尚乎？其发诸身也诚，其结于民也深，不变如金石，不摇如山岳，其注措审固，其功用攸久，是可与天地日月鬼神参矣。与天地日月鬼神参，则于所以治天下国家也，夫何有哉！故诗人美周之德，为武王之言曰：「永配我三后之教令，以成王道之信」。信成矣，天下其不为法乎？呜呼，作诗者知治之本矣。其在《易》则卦而为《中孚》，其彖曰：「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孚信化邦而及虫之隐、兽之微，则其治迹固可察矣。且晋文公特霸者之良耳，尚知舍原存信，以庇民为之言，况夫主天下而行王政，非信其何尚乎？传曰「上好信则民用情」，民而用情，天下无诈，王道之隆也。

陛下明足以烛万事之统，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应变曲当，而不可用其智。顺考古道，二帝所以圣；仪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贤。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愿陛下以《洪范》为元龟，祖训为宝鉴，一动于深宫之中，思所以为则于四海之内；一言于细旃之上，思所以为法于千载之下。则教化自行，习俗自美，中国既安，四夷诚服矣。

访闻邓润甫上章，乞参用旧人，又乞除二府，又乞用恬默持重之人。外议喧传，以为实有此论。臣与润甫同为陛下耳目之臣，固不当论其非是，然事系国体，臣居言责，不敢私顾形迹，不以悉陈。臣窃以自古人君，必因所遇之时，以用所得之士。当天下无为之际，则所用者多宽闲博厚之人，而其弊尝至于媮堕而事日因循。方天下有事之时，所用者多精明强敏之士，而其弊尝至于峭刻而仁恩疏削。以赵、魏之老而治滕、薛，则茍简之患不胜；以滕、薛大夫而治赵、魏，则烦滋之害立见。汉武内崇经术，外攘夷狄，而不可用晋室浮虚之臣；晋武宽容臣下，放弛纲纪，而不能用汉庭材智之士。故有国者相时而择士，明君必量职以授人。伏睹陛下即政以来，嫉时已久，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作兴人材，绳督吏职，无论于旧，不间于新。取材则小臣皆得以面陈，去害则大臣不可以幸贷。有善不嫌于亟进，有恶不吝于速降。故理财治农之方，求之近古而未有；养士训兵之法，蠹于百年而一新。然其兴事之初，尚多徇俗之士，自不孚于正道，顾胥动以浮言。或初是而卒非，或本同而末异。以持循为适治，以拱默为安常。陈事则是于古而忘于今，语治则丧其精而守其稗。以匪懈夙夜为希旨，以不顾毁誉为躁求。群谤万端而无穷，圣虑一志而不惑。争之积日而才定，勤以累年而粗成。今若以傲上从康为可贤，以违道干誉为当进，非惟交戾于政体，恐遂渐变于时风。求旧之言，虽云有据，《书》曰「人惟求旧」，又曰「图任旧人」，乃盘庚一时之诫言，非先王政治之本意。今润甫不根于实，不考其由，不论其人之是非，不言其器之适否，概以新旧为说，必分先后以庸。是则尧之共、鲧久任，而不复元凯之进登；汉之绛、灌常用，而固宜终、贾之削逐。唐太宗必专用敬宗、义府，而王圭、马周宜毕世屏除；唐明皇必祗尊姜皎、王琚，而宋璟、姚崇可终身冗废。建言若此，其意谓何？臣又闻，惟人君然后专驭臣之权，为冢宰然后总诏王之义。非所宜言者寘法，越俎代庖者有诛。御史，肃臣工而执法者也，天子曰辟而勿辟，天子曰宥而弗宥。谏官，正人主而补阙者也，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又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礼乐必天子出，变习俗故也；征伐必自天子出，命大臣故也。今润甫职在谏司，乞除政府，殆不知其所职，亦何足以备官？二府固圣虑之所关，大臣非近列之宜荐。以臣度其所谓，可以见其厥心，第祗拜其一员，亦足收为私惠。考其志向，足见倾邪。臣又闻《周礼》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而不曰以能制禄者，能而不为用，则先王所不得而赋禄。方文王之能官人，诗人作《棫朴》以美之，曰：「济济辟王，左右趣之」。盖古之圣王以髦士奉璋，左右趣之为美也。成王能持盈守成，诗人为《假乐》以嘉之，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塈」。盖古之贤士又以媚于天子、不懈于位之为懿也。臣观文王之盛时，而成王之治际，皆以左右趣之之为美，咸以媚于天子之为嘉。今使相与言于朝曰「我恬而不进为嘉」，相与诫于家曰「我默而不语为美」，则孰与治天下之事，孰与成天下之功？又闻古之善治天下者，必曰兴能，次曰举逸民，修废官。逸民者，朝廷之偶遗，而非自以异世离俗也，不闻曰兴恬。古之盛世，询事考言，又曰：「知言以知人」，而不曰考其缄默。议论若此，疏鄙可知。盖贤者必知命而不疑，能者必知时而自竭。知命则或显或隐，而非系于一曲；知时则有用有舍，而岂蔽于一隅。王陵具体之戆，不若陈平之一奇；周勃没齿厚重，不若张良之一策。是则有才能者未必恬默持重，恬默持重者未必实有才能。若信其言，实害于政。且今救弊理剧拯棼，尤须勤事之人，岂容玩世之士？彼恬矣默矣，何补于天下之士，而又逐逐以爵禄予之乎？臣观润甫秉笔，粗娴辞章，持论本无体理。庸回当路，而初无一言；默逐已行，而惧有后忧。谬为塞责之言，深怀济恶之计。访闻其言曰：「吕惠卿之贬，已去不仁」。又曰：「练亨甫之黜，尚为未善」。此乃阳为诋斥而阴幸报复，内荏奸谄而外示刚方。所谓假直以售邪，托真而贾伪。加以罢软畏懦，束之高阁而有馀；观望憸壬，投诸四裔而为晚。其润甫见任典诰、司谏二职，若以公议，不合冒居。臣辄轻言，望赐宸断。

敕：朕闻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减武、宣。如储药石，以待疾疚；如种梓漆，以备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选，率多庆历、嘉祐之人。而况一时之老成，与闻当年之大政。德业传于父老，仪刑见于子孙。名在国史，像在原庙。朕用慨然，想见其人。具官某故父某少禀异材，进由直道。出为循吏，入为名卿。福禄终身，而人不疵；富贵奕世，而天不厌。笃生三子，翼辅两朝。旌旄交驰，棨戟互设。朕欲贲其家庙，而贵已穷于人爵。改封大国，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为北土之藩辅。可。

览表具之。朕闻之，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后，毕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挟而维之，目见正色，耳闻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旷然。未闻四子以老而求退，亦未闻成王以老而听其去也。朕虽不德，犹庶几成王之治。卿虽老矣，独不能以四子之心为心乎？勉卒辅朕，无愧前人。

熙宁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釐。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茍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则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及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追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斐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而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茍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工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茍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另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柰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讟，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茍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必亦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买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之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劝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倖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消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豗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豗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翕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大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茍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虽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复虑此，况其他乎，世常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施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倖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釐。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言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茍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茍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词。至于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而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领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吐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劄子奏。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岁庙飨典礼闻奏者。臣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祇飨答，实蒙休应，然则圆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臣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圆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谓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祇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圆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舜之受禅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祗，岂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岱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祇独不得合祭乎？秦燔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后汉书·祭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圆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祭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祇宜于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圆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飨宗庙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祀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郊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遍飨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而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斋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机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祇，则曰周礼不当祭于圆丘，此何义也？议者必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而宣王薄伐猃狁，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乎」？臣将应之曰：「舜一岁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后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岁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礼，而谓今可以行周之礼乎？天之寒暑虽同，而礼之繁简则异。是以有虞氏之礼，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礼，周有所不能用。时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师，驱逐猃狁，盖非得已。且吉父为将，王不亲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礼，为三岁常行之法，岂可以六月出师为比乎」？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则摄位」。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于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背古益远，神祇必不顾飨，非所以为礼也。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耶，抑变礼之权耶？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圆丘，何独不可。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后天，古无是礼。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远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俛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此六议者，合祭可否之决也。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圆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天地宗庙之祭，皆当岁遍，今不能岁遍，是故遍于三年当郊之岁。又不能于一岁之中，再举大礼，是故遍于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长不亲事地也。三年间郊，当行郊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岁，祀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分而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众、举大礼，一也。军赏不可复加，二也。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唯飨此祭，累圣相承，唯用此礼，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轻动，动之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计之，无一可行之理。伏请从旧为便。昔西汉之衰，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皆有殃咎，著于史策，往鉴甚明，可为寒心。伏望陛下详览臣此章，则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礼，本非权宜。不独初郊之岁，所当施行，实为无穷不刊之典。愿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飨，以敉宁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不可但执周礼，更不论当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早以时定。取进止。

〔贴黄〕唐制，将有事于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臣谨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则先庙后郊，亦三代之礼也。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论周公者多异说，何也？周公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宜乎说者之异也。凡周公之所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则周公安得而为之？成王幼不能为政，周公执其权，以王命赏罚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践天子之位，称王而朝诸侯。则是岂不可以已耶？《书》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则是周公未尝践天子之位而称王也。周公称王，则成王宜何称，将亦称王耶，将不称耶？不称，则是废也。称王，则是二王也。而周公将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于名实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为称王者，是以圣人为后世之僭君急于为王者也。天下虽乱，有王者在，而己自王，虽圣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击灭项籍，统一四海，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辞以不德。惟陈胜、吴广，乃嚣嚣乎急于自王。而谓文王亦为之耶？武王伐商，师渡孟津，会于牧野，其所以称先君之命命于诸侯者，盖犹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后其称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由此观之，则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于文王之自王乎？《诗》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称而已矣。《史记》曰：「姬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时，安知其为成子而称之！故凡以文王、周公为称王者，皆过也。是资后世之篡君而为之藉也。陈贾问于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监商，管叔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从孟子之说，则是周公未免于有过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诛，非疾之也，其势不得不诛也。故管、蔡非所谓大恶也。兄弟之亲，而非有大恶，则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茍无周公、成王之事，则管、蔡何从而叛，周公何从而诛之。故曰：「周公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也」。

武王克殷，以殷遗民封纣子武庚禄父，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武王崩，禄父与管、蔡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苏子曰：武王，非圣人也。昔者孔子盖罪汤、武。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数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舜禹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于汤、武也，亦明矣。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国之存亡，民之死生，将于是乎在，其孰敢不严！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周公作《无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时，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称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计纣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于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命为二王后以祀殷，君臣之道，岂不两全也哉？武王观兵于孟津而归，纣若不改过，则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可乎？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圣人之徒也，以为非曹操莫与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与操谋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岂教操反者哉，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谋九锡，则文若死之。故吾尝以文若为圣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楚人将杀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为王驭士，王泣而告之。既杀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雠，吾弗忍也」。遂缢而死。武王亲以黄钺斩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武王之封武庚，盖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纣虽无道，其故家遗俗未尽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岂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圣人也。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苏子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周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盘庚之迁也，复殷之旧也。古公迁于岐。方是时，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岂所难哉。卫文公东徙渡河，恃齐而存耳。齐迁临淄，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馀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春秋之时，楚大饥，群蛮叛之，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蔿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灭庸，而楚始大。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灰烬。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欲迁会稽，将从之矣，独王导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丰俭移都。若弘卫文大帛之冠，何适而不可，不然，虽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望实皆丧矣」。乃不果迁，而晋复安。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之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岐。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徵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吾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

周之将兴，必有继天之王，建都邑，立藩辅，以定天命而宅民心，为子孙之师。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礼乐，修法令，以定国是而正风俗，为卿大夫之宗。然后可以世世垂拱仰成，虽有中主弱辅，而不至于乱。故曰：「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商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予旦以多才，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国之所恃者，法与人也。《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周公以谓惇典而用贤，可以定国，后之言恭者必稽焉。傅说有言：「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今不师古，后不师今。故周公以谓我当与卿大夫士笃前人成烈，以答众心，则后之言信者必师焉。夫以成王之贤，周公之圣，其所以为后世先者，不过于恭与信而已。《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闵马父曰：「古之称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严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盖尧之允恭，孔子之温恭，非独恭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为后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吉。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之为德也，重于兵而急于食，周公以是为后世先也，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