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之乱亡，议者谈之多矣。或曰：羌夷盛彊，侵暴王室，刘聪、石勒之徒据有中原，兵寇乘风而起，遍满天下；惠、怀昏庸，力所不制，乃有奔播之祸。或曰：当时公卿大臣，崇尚虚旷，徇名而忘实，好清言而不可适用；奸雄之士，窥其所不能而攻之，乃底于败坏。此二说者，皆指其已然之后，而不究其将成之前也。今夫富家巨室，多蓄货财，父祖处之有素，子孙亦能守其所积，茍不至于慢藏，则平居终日，安见劫夺之患哉？惟失其所主，而轻其所蓄，举希世之宝，以寄诸臧获，舍千金之赀，以委诸通衢，则盗贼肆志而奄有之矣。势至于此，而不穷致寇之因，而乃责家人之不能禦寇，抑亦惑欤！然则羌夷足以乱晋，而晋之祸不始于羌夷之盛彊；公卿虽不足捍患，而晋之亡不系于公卿之崇尚虚无。盖天下丧乱之端，何尝不自内起？人君失道，则奸民叛羌有窃伺之意；权臣擅命，则壮夫烈士怀不平之心。此前定之理也。宣、景之取天下，岂有分毫仁义，以服人之心乎？索其始终，则皆天下之所不容诛也。然而得之者，幸也。天下有以幸而得，无以幸而守，何则？其得以天，而其守以人也。武帝之于天下，岂非亦欲以幸而守乎？彼贾充者，魏之贼臣耳，而任托大事，与之婚姻。知惠帝之不肖，而不能处以大义。提四方新定之势，而付授匪人，则其心亦欲幸天下之茍安而已，固不暇深思远虑，求为千万世之策也。既而杨后得徇其爱，又以杨骏为之辅翼。此数事者，足以启窃伺之意，而激不平之心矣。乱亡之根，固以盘于朝廷也。是故自太康之初吴人献地，天下始一，至于永平，方十馀年，三杨被诛，贾后专政，宗室诸王，自相殄戮，中外观衅，反者屡起，永宁而后，天子日有迁废之虑，统绪之大，不绝如线。是以元海父子，始建僭号之议，石勒之众，继为寇孽，自是而下，中国之势，四分五裂，而天下之祸遂至于不可解。呜呼，有武帝之不断，然后有惠帝之闇弱；有惠帝之闇弱，然后有贾后、杨骏之暴戾；有贾后、杨骏之暴戾，然后有宗室诸王之变故；有宗室诸王之变故，然后有刘、石侵暴之祸，皆武帝有以导之也。彼武帝始为之谋，则亦不谓其祸之至于此，惟其欲幸天下之茍安，而遂及之矣。周之王业，自后稷以来，积功累德，历数十世，大命既集，犹不敢遽然当之。及武王、成王之际，则以周、召为之左右。圣人之欲天下之安也，岂敢有求于幸哉？经曰：「慎厥终，惟其始。差之毫釐，谬以千里」。又曰：「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晋之谓矣！呜呼，自古丧乱之端，未尝不起于内，得失安危之相倚伏，可少怠而不思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