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圣人以一姓之尊，而立乎四海之上，力至寡矣，而为之用者众；势至危矣，而与之守者安。子孙绵绵，传祚享国，为世数十，历年数百，天下可以渐坏而不可速亡者，其虑深图远之意，岂不详且密乎！其创制立法之要，岂不广且大乎！要其归，盖不私天下之利，而能与众人共享之尔。此封建之事所以起也。《书》之所述，《礼》之所载，始终之际，可得而言焉。虞舜之致治也，肇十有二州，置十有二牧，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夏禹之成功也，斥大九州，弼成五服，中国之界至于五千，其声教之所及者，抑亦远矣。历夏之衰，涉商之季，而九州之境土则已隘于前古，是以武王之初，推列五等之爵，尚循商制之旧，分土惟三，盖以九州之地尚狭，而不足以容之故也。洎乎成王、周公，既致太平，广大土壤，制为礼法，以成先王之意，设五等之封爵，制之高下，而阻其疆理之广狭。是故公之地以五百里，侯之地以四百里，伯之地以三百里，子之地以二百里，男之地以百里。以七千里之广，而王畿据有其一，则八州之大，可以封者，其多少之数，不可得而知耶！故职方氏之制曰：「凡邦国千里，公五百里，则四公；侯四百里，则六侯；伯三百里，则十一伯；子二百里，则二十五子；男百里，则百男」。郑氏释之，以为「则者，法也」。设法以待有功，盖地以开方为说而知之，且明成王、周公所以封建之意也。夫周盛时，天下之地必如此之广也，天下之诸侯，亦必如此之多也。天下之地既如此之广而吾不以为有馀，故用之以封天下之诸侯；虽诸侯如此之多，而吾以为不足，故设法以待有功而封建之。地广而不以为有馀，诸侯多而以为不足，则其不私天下之利，而能与众人共享之意可见矣。是故盛则周、召相其治，以致刑措；衰则五伯扶其弱，与之共守。数世历年，而终过其历，岂非虑深图远，既详且密，而创制立法广大之效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