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乐记》曰『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又以天地卑高动静方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以为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雷霆风雨，四时日月，百化之兴，以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由此观之，则礼乐之比隆竞大，盖已著矣。而吾子统之于礼，益有疑焉」。曰：「彼以礼为辩异，乐为统同，推其象类，以极于天地之间，非能本礼乐之所出者也。礼也者，岂止于辩异而已哉？乐也者，岂止于统同而已哉？是皆见其一而忘其二者也」。曰：「古之言礼乐者，必穷乎天地阴阳，今吾子之论，何其小也」？曰：「天地阴阳者，礼乐之象也；人事者，礼乐之实也。言其象，止于尊大其教；言其实，足以轨范于人。前世之言教道者众矣，例多阔大，其意汪洋，其文以旧说为陈熟，以虚辞为微妙，出入混沌，上下鬼神，使学者观之，耳目惊眩，不知其所取，是亦教人者之罪也」。或问：「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既言人皆有仁义之性，而吾子之论独谓圣人有之，何如」？曰：「孟子以为人之性皆善，故有是言耳。古之言性者四：孟子谓之皆善，荀卿谓之皆恶，扬雄谓之善恶混，韩退之谓性之品三：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善恶混也，下焉者恶而已矣。今观退之之辩，诚为得也，孟子岂能专之」？曰：「性之说既尽之矣，然其以礼与仁、义、智并列，何如」？曰：「是皆据世俗而言，不及为之统率耳。辞让者，义之一节也。又淳于髡问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夫权，智之动，义之会也。详孟氏此言，则义而智者，不在先王之礼欤」？曰：「孟子据所闻为礼，以己意为权，而不谓先王之礼，固有其权也。自今言之，则必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礼也。《丧服四制》曰：『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百官备，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执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髽，伛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权制者也』。若是，则先王之礼岂无权乎？然其上文则曰，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智也。于此则是言之者惑矣！其所谓恩者，为父斩衰三年也；所谓理者，为君亦斩衰三年也。若兹二服与父在为母齐衰、扶杖、面垢、不髽、不袒、不踊，不止酒肉之事，非礼何以著之？自今言之，则必总四制以为礼，而分仁、义、智于其间可也」。或人变色而作曰：「善哉！吾子之论乐、刑、政、仁、义、智、信咸统于礼也。其始得之于心欤？抑尝闻圣人之言及此者欤」？曰：「予闻诸圣人矣。《礼运》记孔子之言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其下文曰：『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周公作六官之典，曰治典，曰教典，曰礼典，曰政典，曰刑典，曰事典，而并谓之《周礼》。今之《礼记》，其创意命篇，有不为威仪制度者，《中庸》、《缁衣》、《儒行》、《大学》之类是也。及其成书，总而谓之《礼记》。是其本传之者，亦知礼矣。不独此二书而已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则当时亦谓《易象》、《春秋》为礼经也。故知礼者，生民之大也。乐得之而以成，政得之而以行，刑得之而以清，仁得之而不废，义得之而不诬，智得之而不惑，信得之而不渝。圣人之所以作，贤者之所以述，天子之所以正天下，诸侯之所以治其国，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其位，庶人之所以保其生，无一物而不以礼也。穷天地，亘万世，不可须臾而去也」。或曰：「《曲礼》谓『礼不下庶人』，而吾子及之，何哉」？曰：「予所言者，道也。道者，无不备，无不至也。彼所言者，货财而已耳，谓人贫富不均，不可一以齐之焉。然而《王制》曰：『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丧不贰事』。此亦庶人之丧礼也。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此亦庶人之祭礼也。既庶人丧祭皆有其礼，而谓『礼不下庶人』者，抑述《典礼》者之妄也」。

或人敢问：「礼之所兴，自于何圣」？曰：「扬子云谓『法始于伏牺而成乎尧』。今观《易·系辞》，其制器取象，信自伏牺、神农、黄帝以来也。礼本之兴，其在三皇可知矣！《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咸池》者，黄帝之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此亦黄帝之事也；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此亦黄帝之事也。则乐、政、刑之兴，亦在三皇矣。及夫尧、舜继禅，禹成其功，成汤、文、武剪其祸难，周公坐而修之，孔子著之于册，七十子之徒奉之以为教，而后礼、乐、刑、政之物，仁、义、智、信之用，囊括而无遗矣」。或曰：「周道其盛矣，然鲁，诸侯也，而用天子之礼乐，何如」？曰：「昔者武王既崩，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摄天子之位，作礼乐，朝诸侯，而天下大定。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于是封之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此盖成王谓周公有王者之德，摄王者之位，辅周室致太平者，周公之为也。故于其死，用王礼祀之，以尊之焉。若是，则鲁以此祀周公可也，岂及其馀哉？至其子孙，遂彻而用之。凡制宫庙，设官职，祭祀丧纪，车马服器，率仿于周，此则非矣。周，君也；鲁，臣也。人臣而用其君之礼乐，何以示民哉！成王必欲其臣行天子礼乐，则当赐之周公，俾其身用之，不须命鲁公世世以此祀之也。生则臣也，死则鬼也。鬼与人异，用之非僭，故知鲁以此祀周公可也。穆公之母卒，使人问于曾子曰：『如之何』？曾子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达。布幕，卫也；縿幕，鲁也』。夫布幕，诸侯礼也；縿幕，天子礼也。疾鲁之僭，故举诸侯以示之焉。隐公考仲子之宫将万焉，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公从之。书曰：『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观《春秋》之旨，盖谓僭上既久，贤君能详问而更始之，故书也。彼杞、宋者，各自为一王之后耳。其祖天子礼乐异于周，使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鲁仿之，则僭矣。孔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夫鲁之事，假人孰甚焉」。或曰：「议者以三代之后，汉、唐为盛，如之何可比隆于古昔也」？曰：「汉、唐其卑矣！高帝起于陇亩，草创天下，法制未修。文、景继立，龊龊守成，公卿多武人，而黄老刑名之学炽于其间。贾生之徒称先圣，诵仁义，眊焉而不知所从也。武帝聪明特达，攘袂而作，聘贤良，尊文学，改正朔，易制度，有志于先王矣。然而黩兵好胜，竭天下之财，以事四夷；延方士，筑宫馆，以求神仙；用不经之言，以东封泰山，禅梁父。光武忧勤民事，而不务大体，专求俗吏之课；不师经籍，而听用图谶之书，以疑天下耳目。唐高祖凡庸之材，乘运而起。太宗有非常之度，而残杀长适，以取其位，不能纯用先王之制，而因循駮杂，浮屠乱法而不知禁，进士坏文而不知革，易置储贰，依违不决。明皇亲见祸乱，心思矫正，而兴起老子、庄周之说，以害教化；宠任武功，注意兵食，銮舆展狩，出入不时；进用女色，间以谗贼，以紊经纪。自此数君，其馀盖不足数矣」。曰：「封泰山、禅梁父，前世之大典也。而吾子以为不经之言，何如」？曰：「所谓经者，二帝三王之事，而孔子述之者也，六籍是矣。而封禅之文，安在哉？独司马迁《封禅书》称：『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于是引《尚书》：舜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似以此为封禅事。斯礼也，盖系巡狩矣。天子巡狩至于方岳，祭天告至，爰及名山大川，皆以其秩望祭之，乃事鬼神之常道，非封禅之谓也。且舜自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孔氏谓上日，朔日也。后至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孔氏谓尽以正月中日，日见四岳及九州牧监，还其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孔氏谓既班瑞之明月，乃顺春东巡至于岱宗。若是则舜摄帝位才期月耳，德未必遽洽于人也，功未必遽济于世也，符瑞之见未必如此之速也。况又未真即帝位，则将何辞以封禅哉？五载一巡狩，巡狩而封禅，则舜之在位凡几年，凡几封禅？其礼仪必有可采，何以不广记之，乃独言『柴』而已乎？封禅之礼，固不止于柴也。夫挚见生死之物，盖其微者，犹列之于后，矧封禅之盛，乃得略之乎？其不然必矣。又称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曰无怀氏，曰伏羲，曰神农，曰炎帝，曰黄帝，曰颛顼，曰帝喾，曰尧，曰舜，曰禹，曰汤，曰周成王』。夷吾此言，亦无所證。孔子修六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岂前世有封禅之言，管氏闻之，而孔子不得闻乎？虽诚有之，孔子削而不书，是亦不足取也。子必谓称古帝王封禅者皆妄也，未知此说根于何时？至秦始皇遂举而行之。逮孝武即位，又议封禅事。齐人公孙卿称其师申公书曰：『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封』。又称申公之言曰：『汉主亦得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孝武后乃登封，无风雨灾。于是自喜，幸庶几遇神仙矣！吁，可怪哉！文中子曰：『封禅之费非古也，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是诚知言矣」！或曰：「子谓汉、唐数君讹杂之如此，然其所以阐基绪、致升平者，何也」？曰：「其始皆能求辅佐，纳谏诤，夙兴夜寐，以安天下、济生人为意，此其所以兴也。及其后世，则放逐忠良，昵近邪辟。或妇人用事，或外戚专政，或宦竖窃命。官爵授于匪人，货财散于无用，兵革疲于不急。荒淫怠慢，厌弃民物。皇天震怒，奸雄并起，而海内土崩矣。呜呼！汉、唐之盛，犹不足观；汉、唐之衰，万世之鉴也」。

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邪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其有过失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归于圜土」。邪恶，谓侮慢长老，语言无忌，而未丽于罪者。过失，亦由邪恶，酗醟好讼，若抽拔兵器，误以行伤害人丽于罪者。诛，诛责也。罚，挞击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饰，而书其邪恶之状，著之背也。嘉石，在外朝之门左，使坐焉，以耻辱之，既而役诸司空也。圜土，狱城。过失近罪，昼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于狱，亦加明刑以耻之。故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司圜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不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虽出，三年不齿」。凡圜土之刑人也，不亏体；其罚人也，不亏财。善哉为国乎！人之大恶，岂一朝一夕，必有渐也。放僻邪侈之情动，而无所畏忌，则涓涓以成江河，毫末以寻斧柯。或伏尸市朝，或流血刀锯，虽其悔之，犹噬脐也。是故先王之驭民，必早为之所，过轻者则坐诸嘉石，稍重者则归于圜土，皆未入于五刑也。若因兹困辱，遂能自新，则复为齐民，何刑杀之及哉！此亦使民迁善远罪之术也。孔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易》曰：「屦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成、康所以刑错不用，非一助耶！

十四曰：按县地二十八同，各四面皆有接，其制如稍地之角（角置四同者也。）。二十八同，同九万夫，合计二百五十二万夫。今积得田二百四十七万二千七百三十五夫七十亩一十三步一十二尺。盖其馀尽以为遂、径、沟、畛、洫、涂、浍、道也（以二百五十二万夫言之，则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所占四万十千二百六十四夫二十九亩八十六步二十四尺。）。

十五曰：按畺地三十六同，其三十二同各三面有接，一面无接，其制如稍地之正（正置十六同者也。）。四角四同，各二面有接，二面无接（回曲故也。）。每同前左右两行一十六成（以自内视角为前。），每成之一面变其半洫半涂以为一浍一道，计增占一百一十八亩八十八步外，其不成夫之田，犹有九千八百八亩九十六步。后左右两行一十六成，每成之一面变其半洫半涂以为半浍半道，计增占三十九亩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犹有九千八百八十八亩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前角一成，变其两面各半洫半涂以为一浍一道，计共增占二百三十七亩六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犹有九千六百九十亩一十八步二十四尺。左右两角二成，每成之一面变其半洫半涂以为一浍一道，又一面变其半洫半涂以为一浍一道，又一面变其半洫半涂以为半浍半道，计共增占一百五十八亩四十七步有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犹有九千七百六十九亩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后一角一成，其两面各变其半洫半涂以为半浍半道，计共增占七十九亩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犹有九千八百四十八亩五十八步二十四尺。每同百成，总计七万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于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亩八十四步。缘边三十六成，其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亩九十六步；又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亩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又一成有九千六百九十亩一十八步二十四尺；又二成，成有九千七百六十九亩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又一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亩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计九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四亩有四步一十六尺。一切以夫折之，则又为九千八百九十六夫一十四亩有四步一十六尺。统论之，则此一同之地，为田八万八千二百九十六夫一十四亩有四步一十六尺。其馀尽以为遂、径、沟、畛、洫、涂、浍、道也（以九万夫言之，则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所占一千七百有三夫八十五亩九十五步二十尺。）。凡畺地三十六同，同九万夫，合计三百二十四万夫。今积得田三百一十七万八千九百一十四夫六十三亩二十五步一十二尺。盖其馀尽以为遂、径、沟、畛、洫、涂、浍、道也（以三百二十四万夫言之，则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所占六万一千八十五夫三十六亩七十四步二十四尺。凡五涂各有所隔，径隔于沟，畛隔于洫，涂隔于浍，道隔于川。所隔之处必有桥焉。川之水必决路而泄之，以归于大川，各随地势所向，不可定其隔处。井田之径、畛、涂、道，亦如乡遂为桥浍之水，亦泄而归诸大川也。司险职曰：「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康成谓川泽之阻则桥梁之。下文曰「设国之五沟五涂而达其道路」，康成虽不复解，然以上文观之，此为桥梁亦明矣。匠人职浍之下曰：专达于川，各载其名，盖谓大川也。以此察彼，知其皆然。）。是都鄙之田制备矣。

十六曰：或曰：大哉！王畿之广轮，王国之远近，任地之异，制田之例，山川之不亿度，沟涂之有增占，自万夫以至于一同，自近郊以至于畺地，繄子之论详矣。其所以授于民多少之数，可得而闻与？曰：夫治民必先定其居处，而后可使之乐业也。故司空执度，度地以居民，正为此焉。今六乡、六遂各七万五千家也，然此才谓农民，其馀有百工、商贾、庶人在官者，凡此之类，抑又多矣。载师职曰「以廛任国中之地」，康成谓：廛，民居之区域也，里居也。遗人职曰「掌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康成谓：乡里，乡所居也。县师职曰「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康成谓：郊里，郊所居也。贾释云：乡里据国中（即以乡之民，居在国中。载师以廛里所任地是也。），郊里据在郊（即六乡之民，所居郊者也。），然则六乡之居，布在国中，外至近郊远郊也。遂人职曰：辨其野之土，以颁田里，夫一廛，田百亩。则六遂之居在甸地者也（旧说廛者二亩半，一家之居。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当从孟子五亩为正。甸地既一廛五亩，则郊内国中亦各五亩也。）。然康成注《遂人》谓：廛，城邑之居。注《载师》云：以廛里任国中。而遂人职授民田，夫一廛田百亩，是廛里不谓民之邑居在都城者。与郑意以六遂之民，虽田在甸地，而居于国中，且甸地于国二百里也，去家二百里而耕，孰为便哉？抑王城方九里，为方一里者八十一，凡里九百亩，为七万二千九百亩，尽以为遂民之居，一家五亩，才可容万四千五百八十家。况王宫、祖社、朝市、国宅之属及乡民所居在其中乎？则六遂七万五千家于何置之？苟郑意都城是都邑之城，则六遂所管与都邑异，遂民不可越在都邑也，又其往来亦非近矣。且康成既以六乡之居有在于郊，则六遂之民奚为不可居甸乎？是失之甚矣！大司徒职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康成亦谓城郭之宅田室。盖郑以六遂居在国中，故于都邑，亦云室在城郭也。其经意但以室数为家数，岂分于城之内外与？其实采地之民，或居城郭，或在野焉，其地盖亦不出一廛五亩之数也。或曰：敢问莫非王民也，而吾子之论以六乡为农人，而百工商贾之类不与其数，何哉？曰：觏观郑注则然，且裁其理至当矣。夫农人，国之本也。三时力耕，隙而讲武，以之足食，以之足兵。或致之于庠序，习礼义，为贤才，是天民之良者也。故为之乡，为之遂，以编著之而统于司徒。司徒，教官也。若夫工商之类，弃本逐末，但以世资其用，不可无之，安足比于农人哉？抑其各有所统，工则统于司空，贾则统于司市，庶人在官者各统于其官府，其馀皆然，虽不系于乡遂可也。曰：既不系于乡遂，则其所处郊乎，国乎？曰：圣王敦本尚俭，虽有工贾，必不甚众，庶人在官者亦有常数，其馀益寡矣！国中或可以居之，抑其朝夕有事于市朝，当在国中，乃为便也。

十七曰：或曰：奠民之居，既承教矣，耕田之数，愿闻其悉。曰：按大司徒职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此都鄙授田之制也。不易之地，岁种之，故家百亩。一易之地，二岁一种，故家二百亩。再易之地，三岁一种，故家三百亩。以地利有厚薄，宜差之也。又遂人职曰：辨其野之土，上地，夫田百亩，莱五十亩，馀夫亦如之。中地，夫田百亩，莱百亩，馀夫亦如之。下地，夫田百亩，莱二百亩，馀夫亦如之。此六遂授田之制也。亦以地利有厚薄，故差其莱数以平之。莱，田之休不耕者也。至六乡之田，未见明文，惟小司徒职云：「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以觏观之，若以为都鄙六遂乎，则中地、下地已增其田莱亩数，榷其收入，必亦无偏不容，更有七人、六人、五人所食之差也。此盖是六乡授田之制，以郊地狭隘而六乡分之。矧场圃、宅田、士田、贾田、官田、牛田、赏田、牧田在其间，则虽有中地、下地，不得更增其亩数，但以其家人多少制之。七口以上则授之以上地，六口则授之以中地，五口以下则授之以下地焉，其实皆百亩也（地有九等，所养男女自二人以至十人，七、六、五者，举中地之三等而言也。）。今据远郊之内，田二十万夫（近郊四万夫，远郊十六万夫。）。其不为万夫之川者，又有一十五万三千五百五十九夫四十六亩七十九步四尺（近郊四万八千一百六夫有八步三十二尺，远郊一十万五千四百五十三夫四十六亩七十步八尺。），盖以为六乡之田也，里也（里，居也。），场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贾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赏田也，牧田也。其馀则王城之外有环涂（环涂七轨。），有野涂（野涂五轨。），有郊（四郊皆有神兆。），有明堂（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宫方三百步。），有籍田（籍田千亩。），有学（虞、庠在国之西郊。），有榭（榭所以讲军实，足以临见王之士卒而已。其所不夺穑地，瘠硗之地于是乎为之。其执须在城之外也。），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泽、沟渎之跨其地（其不为万夫之川者，亦未计出五沟五涂所占也。下同。），又其馀则以待馀夫也。或曰：郊内无馀夫之文，子何以言之？曰：六乡之人，不得不有馀夫，且举遂，则乡可知矣。亦计郊内地，犹有以待之地。甸地之田七十二万夫，其不为万夫之川也。又有三十二万九千九百三十八夫五十七亩七十四步八尺，盖以为六遂之田也，廛也。其馀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泽、沟渎之跨其地，又其馀则以为公邑也。或曰：子既言乡有馀夫，而于遂何以不言？且遂人职已著之矣。曰：遂之馀夫所受之田，属公邑耳，不可析言也。遂之家数与田既有定限，其地域且沟树之矣。若有馀夫，其田何从而得？必外取于公邑焉。曰：然则六乡馀夫所受之田，何以不为公邑？曰：郊内地狭，其隙者必不甚多，且近偪王国，故虽以待馀夫，不复别称为公邑也。或曰：公邑独遂之馀夫耕之乎？曰：不然。康成谓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馀夫以力出耕公邑。觏谓亦非独士、工、商而已也，虽庶人在官者，畜牧之家之馀夫，亦出耕于此焉。民之生息，岁月浸多，积数世之后，其馀夫岂可胜数？公邑虽广，或弗能容矣。是圣人先有以待之也。若稍以外，则八十四同（稍地二十同，县地二十八同，畺地三十六同。），除名山大泽不以颁（凡当山陵、林麓、川泽、沟渎不废，悉以班之。），其馀以为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又其馀则以为公邑也。其食邑、采地之内，则自以授其所管之民，其馀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泽、沟渎之跨其地，又其馀则以待馀夫也。又弗能容，则亦当出耕于其所近公邑，其人则系于都鄙，其田税则归于王官，是公私两利之意也。或曰：《遂人》云：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康成谓：去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馀如此，以至于畿。康成固知都鄙为井田矣，则其意谓公邑自稍以外，亦如甸地，为万夫之川与？曰：是康成之误也。此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止谓由此路而往，可通于畿耳。以明其所以为道路于田间者非妄也，将以利往来之人，内通于国，外通于畿，国近而畿远，远之可达，近可知矣。是以省文，言畿而不言国也，非谓一槩为万夫之川以至畿也。且自稍以外公邑，诚以采邑之馀，一切使大夫治之，后复欲爵禄于人，又取之以为采邑也。公卿大夫，寔有定员，若有王子弟则世世生息，安有纪极？是采邑之增，无世无之。茍今公邑尽为万夫之川，他日造都鄙为井田，又当改作乎？何劳力之甚也。若造都鄙而循用万夫之川，非制也。以觏论之，甸地公邑自依六遂，万夫之川，稍县、畺地、公邑亦循都鄙井田之制，或近或远，随宜而变，于义当矣。或曰：都鄙授田，则有不易百亩，一易二百亩，再易三百亩，凡三等。遂地授田，则有上地田百亩、莱五十亩，中地田百亩、莱百亩，下地田百亩、莱二百亩，凡三等。乡地授田，则有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虽以地利差其口数，其田实皆百亩，凡一等。而康成之义，自六乡以及甸、稍、县、都，悉以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之云一家受二夫。且不易、一易、再易独是都鄙授田之制，岂可以包乡遂乎？曰：康成固妄矣。非徒不可以包乡遂也，虽都鄙之制有不易、一易、再易，然须定有一百亩不易者，二百亩一易者，三百亩再易者，合六百亩而三家受之，此则可云通率一家受二夫也。若多少稍差则已失之矣，况其积算数百万夫，而乃公言通率一家受二夫，何其徒用心哉？今则皆不取焉，但备举乡遂、都鄙授田之明制，使执事者躬相地宜而须之，不敢以预言也。

十八曰：或问田里之论则然矣，其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小大之法何如？曰：康成谓其制三等。百里之国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于王，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于王，其意以公采地为一等，百里之国也（王之母弟及庶子同。）。卿采地为一等，五十里之国也（稍疏者同。）。大夫采地为一等，二十五里之国也（最疏者同。）。又其注《载师》，谓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然则三公百里之国在畺地，卿五十里之国在县地，大夫二十五里之国在稍地也。畺地三十六同，同为百里之国一，是为三十六国也。县地二十八同，同为五十里之国四，是为一百一十二国也。稍地二十同，同为二十五里之国十有六，是为三百二十国也。此其大略耳。茍有名山大泽占之，则依所占减焉。或王子弟、公卿大夫人数少，食之不尽，则以其馀为公邑，以俟后耳。然今按《周礼》公三人（其乡老，二乡则公一人，盖此三公兼之。），卿十有五人（三孤、六官及太卿大夫，每乡卿一人。），大夫则《冬官》已亡，唯五官在，五官之属，大夫三百三十七人（烦不备举。），若加以冬官之属及公邑，又别有大夫治之，其数盖不下四百人也。今稍地为二十五里之国三百二十，或有名山大泽占之，则从而减焉，又王子弟最疏者之所食在其中。若是，大夫之邑，其不足者多矣。然县地为五十里之国一百一十二，虽或有名山大泽占之，及王子弟稍疏者之所食在其中，而卿止于十有五人，其馀地盖尚多也。大夫之邑不足，其取诸此乎？虽王之母弟庶子众多，畺地弗能容之，取于此亦可也；又其馀，乃以为公邑焉。或曰：《礼》云：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于《周礼》何其不同也？曰：此夏礼而商因之者也，其田则公百里，卿七十里，大夫五十里。至周则自卿以下，增其员而减其禄，盖后世政事渐繁，事繁则官不得不增，官多则禄不得不减，势使然也。

十九曰：或人请问赋税之法。觏对曰：按太宰职「以九赋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馀三者不出于田里，故不举。）」。康成谓：「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皆征之。遂师之职亦云：以令其财征，皆谓此赋也」。是则周时已如汉算泉，但汉法算泉，人百二十，周之赋，泉数则未闻矣。又按载师职曰：「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征则皆指田税也。康成谓「国宅，凡官所有宫室，吏所治者也。周税轻近而重远，近者多役也。园廛亦轻之者，廛无谷，园少利也」。经又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康成亦谓「宅不毛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今详司农注引《孟子》云，「廛，无夫里之布」，其意可取。盖凡税者，各随其地所出。田有谷则输其谷，宅有桑麻则输其布帛。唯廛里在国中者，人众宇广，无所树艺，则课之出泉布，亦料其廛地所可树艺多少，二十之价而取其一焉。若城外之宅，可树桑麻，而怠废不为者，则依国中例，课之出泉布。盖树桑麻易为功，而出泉布难为力，所以罚之，使其勤耳。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也。田不耕者出屋粟，康成谓「罚以三家之税粟（《周礼》不为屋，但以三家之税粟，借文以称之焉。）」。盖不耕一夫之田，则纳三夫之税粟，倍重之，亦以罚其怠也。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康成谓「出夫税、家税」。夫税者，百亩之税。家税者，出士徒车辇给繇役。盖勤而就田业，则有夫家之税；閒而无职事者，亦有夫家之税。与其无地而输财，孰若受田之获利也？此亦以劝其勤耳。大略自国以至于畿，税轻者不减二十而一，重者不逾十二（漆林虽重，顾亦少焉。），皆以役多少参折之也，此赋税之定令也。或曰：古者皆谓周税什一，今此论何其等级之多乎？曰：其谓什一，举近郊而言也。古之言质，举近而略远也。后儒耳目不接，得其略而失其详，因谓皆什一也。夫周礼岂可诬哉？抑不独于周然也，其言夏、商什一者，亦犹是也（后凡言什一者意同。）。或人又问曰：幸卒业于赋税矣。其所以制军旅、具车甲，愿因言焉。曰：按《夏官·司马》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军将皆命卿。二千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康成谓「军、师、旅、卒、两、伍，皆众名也。伍一比，两一闾，卒一旅，旅一党，师一州，军一乡，家所出一人」。此则六乡为六军，七万五千人也。又按遂人职曰：「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康成谓「遂之军法，追胥起徒役如六乡」。若是，则六遂亦为六军，七万五千人也。但以王家迭而用之，则其兴发常六军耳，故止言六军也。此乡、遂制军之法也。又按《司马法》：通三十家出匹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终三千家出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万家出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虽井田，顾未与周制同。今按《春秋》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氏注以为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甸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歛，故书。《左传》哀十一年：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杜氏亦谓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是赋之常法。）。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之，又何访焉」！以是观，则丘赋实周公之典，举丘则甸明矣。如此一同百甸（甸旁加为成，则百成也。），亦百乘也。百乘则戎马四百匹，牛一千二百头，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乘数虽同，而士卒之制多少异矣。今亦本周制为定，盖甸以内六乡六遂，则为十二军，迭用其六军。稍以外八十四同，则为八千四百乘，亦远近异制矣（如有名山大泽占之，同数不满则亦依数减之矣。）。以一切而言，则畿内千里合当百同，故古谓天子万乘也。大凡康成谓成之一甸，同之四都，出田税；其旁加者，甸旁以治成之洫；都旁以治同之浍。觏谓沟洫始为之也，则用力多；后治之也，则用力寡矣，曷足免其田税乎？今观车赋止于甸不言成，岂非旁加者不与车赋，但主为治洫乎？总百成之旁加者，既各尽治其洫，又共治其同之浍，以役折役，于事为宜，且其治洫、浍，一岁中岂数数然哉？是赋税、军旅、车甲之议尽矣。

二十曰：或曰：古之人皆谓周为公田，公田百亩，其二十亩以为八家之居，八家各受百亩，以为私田，通九百亩为一井。公田借民力以耕，不税其私田。《诗》、《春秋》、《论语》、《孟子》之说皆然。特《周礼》为异，税夫无公田。康成以为，周之畿内用贡法（税夫无公田，夏之贡法也。），邦国用助法（制公田不税夫，商之助法也。）。畿内用贡法者，乡、遂及公邑之吏，旦夕从民事，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国用助法者，诸侯专一国之政，为其贪暴，税民无艺。此论何如？曰：天子之政，自国而形天下者也。岂有天子之国自税民田，而令诸侯但为公田而不税哉？虽其岁入同归于什一，然非所以身率之谓也。且畿内有乡、遂、公邑之吏，旦夕促之以公，而诸侯之国岂无其吏能促之者乎？苟为其贪暴税民无艺，则若王政明，诸侯奉法，虽使之税，敢过制乎？若王政不明，诸侯不奉法，虽为公田，彼不能外取乎？是皆非通理之论也。觏谓周之畿内，以及天下诸侯，一用贡法，税夫无公田也。公田，商礼也。抑文王之时，虽已受命，尚为商之诸侯，其田犹依商礼。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摄政，作礼乐，方遂变之。故言周为公田者，其原在闻之于文武之时，而不知周公已变之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则孟子既知周制与商异矣。其下文又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孟子虽知周制与商异，然见《诗》有公田之文，其诗又是《周雅》，故复疑周亦为公田，如商之助也。其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则疑之之辞也。既疑周为公田，故至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乃对以圭田、馀夫、公田之说，谓今可行也。夫圭田，亦商礼也，周则曰士田矣。馀夫二十五亩，盖亦商礼也。周则皆百亩矣。然则孟子所称，悉是所闻商时之礼，徒见《周诗》引公田，乃复疑是周制耳。不然，何以上文云「周人百亩而彻」，如彻取之谓与？至如周诗所引公田，亦非指言当时之事，盖以幽王政烦赋重，君子伤今而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讽之，亦不言之公田果在何王之时也。独其上章云：「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郑笺云：曾孙谓成王也。若以成王之时，则周公已作礼乐矣。而曰「雨我公田」，是周制果为公田也。然康成何以专指曾孙为成王？夫孝孙、曾孙，抑是事宗庙之通称，《礼》曰「祭称孝子孝孙」，以其义称也。其称曾孙某，谓国家也。若是，则人君能继先祖有国家，君子取其庙中之称，而称之曰曾孙，皆可也，岂成王得专之哉？安知诗人所指不谓武王也？文王也？苟诗人所指谓武王以上，则自是周公未制礼之前，诚无害于《周礼》之夫税也。且孟子对齐宣王亦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是乃正指九一公田在文王也。文王则依商礼决矣。独至《周诗》而疑之，疑之又不明辨，从而遂其疑（谓答毕战也。），顾亦先后反矣（先言彻，后言公田也。）。《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左传》曰：「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觏谓鲁之先，田税既定矣，然山林川泽之旁，历世之后，或颇垦辟，以有馀亩，宣公又履而税之。《传》称「谷出不过藉」，盖丘明谓周家虽不谓公田，然其井邑之所出税谷，亦不过商时藉数，如《孟子》所谓「其实皆什一」之义也，非谓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公羊》曰：「古者什一而藉」。《谷梁》曰：「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焉」。是皆举商礼以言之也。大凡先儒多称商礼，抑非止闻之于文武之时，而不知周公已变之也。盖亦孔子商之子孙，其服行尚依商礼（《檀弓》：夫子曰：「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商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商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而《论语》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诚夫子其身之私，则法先祖，天下之公，则从时王。且周制文于商也，其可忽诸？先儒徒见夫子行商礼，因谓天下之法尽当从商，则其所言多称商礼，传之积久，后世莫知其本源，误谓之为周制。故言周制者，或以商礼杂乱其间，则后世之言，益不可信也。如有若之对哀公：「盍彻与」？实止谓周家什一之彻法不足，更疑其道公田也。夫如是，则《诗》、《春秋》、《论语》、《孟子》，皆不谓周公之制有公田，后世诸儒解之者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自王国以至于藩服，一也。或曰：助法不善与，周公故变之也？曰：助法，善之大也，周公变之，虑之深也。夫周公以民益顽，吏益猾，公田之耕，或不尽力；藉谷之入，或有隐欺。不如一委之民，而制其赋税。税有所常。责有所在，安坐而视其入也。礼制愈崇，国用愈广，何暇从容如上世乎？虽然，无所增重也，第谨其定数耳。于民既无伤，于国则不乏，是圣人虑之深，制之中也。或曰：敢问《司马法》既为井田，而周公变之，何也？曰《司马法》虽为井田，然其未方也。唯井方一里，成方十里，同方百里焉。其馀十井为通，则长十里，广一里，十成为终，则长百里，广十里，皆不方也。周公欲以封邑诸侯群臣，故自井以上皆方之。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县方二十里，都方四十里，成与同则仍依《司马法》。方者依之，不方者改之，无小无大皆方也，举而用之之易也。井田既变，则车赋亦不得复依《司马法》矣，故以丘、甸制焉。且一甸六十四井，虽尽再易之地，犹可授一百九十二家，其出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不为多矣。抑征讨有时，非常常而用也，故士卒之数增焉，皆圣人以义制事，预备不虞之道也。或曰：《司马法》文王时所作，而周公敢变之，何也？曰：夫孝者，谓能承其志意，非必尽循其政令，胶柱而不改也。况文王虽作《司马法》，而未之施行乎。文王在岐为诸侯，见商祚将尽，知天命在己，故经始《司马法》，待其即天子位而行之。文王大勋未集，武王克纣而崩，周公摄政，乃取其书而述传之。可则因，否则革，广以众制而为周礼焉，益无过也。曰：文王，圣人也，其为书，安有否而可革者乎？曰：圣人因时制宜，文王之时与周公之时异，故文王以其时而言，周公以其时而变也。或曰：诸侯之国亦井田也，其制何若？曰：亦犹都鄙而已矣。始之为乡遂，次之为都鄙，或满以万夫，或极以一同，至于诸侯，则不言其田制，其取诸都鄙亡疑矣。欲知外者观诸内，欲知远者本诸近，兹不待备言而可鉴也。大哉，周公乎！接文武之圣，救商人之敝，以之为礼，礼无不中；以之为政，政无不和。土，天下之广也，而一块莫敢争，先为之限也。口，天下之众也，而勺饮无所阙，先为之业也。率饱煖之民而纳之于仁义，欢焉可不反顾矣。其曰兼三王，不亦宜乎！后虽有作者，周公其弗可改也已。曰：然则如之何则可？曰：法而行之，复为一周乎！

右定著二十章，经析其微，注择其善，极数明用，会异于同，劲正备具，无越此书矣。犹惧其未可以灼见也，作三图以翼之：一曰《王畿千里之图》，二曰《乡遂万夫之图》，三曰《都鄙一同之图》。图之矩画颇高广，故别行，不缀于篇。明明后如欲举周公之制，观是书、按是图以令之，其如取诸掌乎！若犹未也，敢私于学礼者，故书。

或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为与之」？曰：「衣裳之会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脩乎？《木瓜》，《卫风》也，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谲，《鲁论语》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虽不道，无歉也。呜呼！霸者岂易与哉？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焉？《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盖圣人之意也」。

或问：「伊尹废太甲，有诸」？曰：「是何言欤！君何可废也？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成汤既没，二十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忧，固其常也。不宫于亳而宫于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儆之之至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二十六月而即吉也。则太甲之为君，何尝一日废矣哉」？

或曰：「然则霍光废昌邑王，非欤」？曰：「霍光之罪，灭族晚矣！知之不明，行之不慎，视君如玩物，去取在诸掌。董卓效之东京，桓温用之江左。宋、齐以下，覆车方轨，职光之罪也」。「敢问为光者，宜如何」？曰「皇曾孙高材好学，而光不知；王贺放从，而光不察。既委质而臣事之矣，庸可悔乎？卫灵公之无道也，有仲叔圉、祝鮀、王孙贾而不亡。昌邑群臣有王吉、龚遂，忠直人也。吉谏游猎而贺加礼。遂捽大奴善，属卫士长行法，而贺不禁。贺之资朴，犹可为也。况大将军秉天下权，其谗谀者举放逐之，如吉、遂者使居左右。若夫汉廷固多士矣，岂无辅弼之益哉？受皇帝玺绶二十七日而解之，何其暴也？贺之言曰：『天下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光而学也，惭恨死矣」！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厌然，周公屏成王而国有流言。何也」？曰：「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势；管、蔡其至亲也，易以生怨。以怨济疑，理固然也」。「敢问太甲不能终允德，成王不见金縢之书，则伊、周奈何」？曰：「太甲贤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贤也，不得不悟。太甲、成王果不贤耶，则汤、武不以托伊、周，伊、周亦不受之于汤、武」。

或曰：「知人盖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有小有大，有缓有急。监武庚之国，其任人也，常事也。天下之政多矣，譬诸日月，犹有所不照。夫以新造之周，而谋嗣焉，其用心奚若？尧不知四凶，可也；至于丹朱，其有不知者乎」？

「徐羡之、傅亮、谢晦废宋少帝，立文帝。亮迎大驾于江陵，道路赋诗，有悔惧之辞，已而果诛。夫三子者，有功于文也，何疾之为」？曰：「疾之必也。由其悲号呜咽而后悔惧，亮见事迟耳。女之贼其夫而私于我者，其可以纳之室乎？是亦将贼我也。宋文岂不谋其身？不尔，则为后嗣也。汉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故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也」。

「成济刺杀高贵乡公，司马文王闻之，自投于地，乃收济家属付廷尉。夫弑逆非文王意耶」？曰：「弑逆之名，何可当也？有其意者，必假手于人而归罪焉。养犬者，固欲其禦人也，客来而伤，则击犬；惭于客，不得不有说也。为大恶而得大利，既外于人伦矣，况父母妻子狼藉都市者乎？智矣哉！王僧辩也。其对湘东王曰：『平贼之谋，臣为己任；成济之事，请别举人』」。

孰谓汉孝文恭俭而已乎？其有帝王之材者也，知权者也。周勃诛诸吕，迎立之。即日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然后坐前殿。勃之掌握，已无物矣。许勃归相印，既又使率列侯就国，何其决也！或曰：「孝宣之初曷不然」？曰：「势未可也。宣为庶人，依许、史而已，不若文之有代资也。汉廷诸臣未始相识，谁可与言哉？既踰年矣，而光稽首归政，不因此谢之，顾谦让委任焉，过也。幸光速死，不尔，殆哉」！敢问：「光虽无术，其志忠矣，抑可疑乎」？曰：「使光未死而阴妻之语泄，则将何焉」？

权乎权，君所以废兴，国所以存亡。戒之！戒之！一失之而不可复也。惟至明然后可以权与人，惟至忠然后能以权归上。「敢问何谓也」？曰：「大权在己，大祸随之。夫其用事日久，刑人之父，杀人之兄，绌削人之爵位者多矣；言而弗听，求而弗得者又多矣。怨者几人邪？怒者几人邪？我一日而去其权，则彼无动邪？譬诸骑虎，下则死矣。富贵尚不足惜，其如我身何？其如我家何？舍隆盛而就夷灭，人情之所难。其附离者，又欲尺寸功，则斯人也，能不异虑邪？魏武有言曰：『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信矣！其惟君子无求生以害仁者，斯可谓至忠也已矣」。

或曰：「古之至忠者，谁欤」？曰：「其皇甫嵩、朱俊乎？平黄巾，威震天下，梁衍说之而不肯从，陶谦推之而不肯应，闻命驰走，就拘朝廷，其忠不可及也」。「敢问不有郭子仪者乎」？曰：「子仪，可人也。然唐室虽衰，人心未去，程、鱼虽巧言，肃、代犹出命。君命而违，不反则叛矣。反叛之名，中人惮诸，况子仪乎？嵩、俊则不然。董卓、李傕之猖狂，献帝虽在，无献帝矣。因兵威，乘众欲，以伐其罪，孰不曰宜也？彼以君命来，遂不敢拒。衰哉！二臣之心，吾尝为之痛哭矣」！

或曰：「范晔评嵩、俊，以为『舍格天之大业，蹈匹夫之小谅，卒狼狈虎口，为智士笑』，何如」？曰：「申生不敢爱其死，使天下知有父也；嵩、俊狼狈虎口，使天下知有君也。人以君命召我，我以矫诏拒之，其非矫者，亦足以为之辞矣。夫除君侧之恶，恶殛而君兴可也；不幸投鼠而器丧焉，安得面目见天下哉？是二臣者，所以自归于陷阱也。彼范晔，弑君贼也，宜乎其笑之矣」。

或问：「自汉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号，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号也，惟其所自称耳。帝亦称皇，《书》曰『皇帝清问下民』是也。王亦称帝，《易》曰『帝乙归妹』是也。如其优劣之云，则文王、武王劣于帝乙者乎？霸，诸侯号也。霸之为言，伯也，所以长诸侯也。岂天子之所得为哉？道有粹有驳，其人之号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见古之王者粹，则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见古之霸者驳，则天子而驳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由此也。人固有父为士，子为农者矣，谓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谓天下之农者曰行子道，可乎？父虽为农，不失其为父也；子虽为士，不失其为子也。世俗之言王霸者，亦犹是矣。若夫所谓父道，则有之矣，慈也；所谓子道，则有之矣，孝也；所谓王道，则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则有之矣，尊京师也。非粹与驳之谓也」。

或曰：「诗人以后稷先公致王业之艰难，其非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诗人迹其世世脩德，始于后稷、公刘，以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故云尔也。当商之未丧，谁有此言乎？如使纣能悔过，武王不得天下，则文王之为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驳者也；三代王而粹，汉、唐王而驳者也」。

或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说者以『无录而王谓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间』。然则霸非天子者乎」？曰：「说者之过也。项籍亦尝霸九州矣，在秦汉之间矣，尊怀王为义帝，分天下以王诸侯，自立为西楚伯王，非霸九州而何也？然谓籍曰天子，可乎？彼共工氏，盖籍之类也」。「敢问阳尊义帝，俄自杀之，亦足以为霸乎」？曰：「谓其号也，不言其道也」。

或曰：「文王受命称王，有诸」？曰：「否。不得已而伐纣，可也。纣犹未伐，功未加于民而遽自立，以昭其私焉，孰谓文王乃尔？武王举兵建大号，追考虞、芮讼息之年以为受命之始，故曰：『惟九年，大统未集』。『十有三年春，大会于盟津』。非西伯实改元也。《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从人追为之辞，非西伯实称王也。《大传》：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是也。康成取纬候以乱之，过矣」。

或问：「鲁用王礼，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勋劳，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周公尊矣，故祢文王，郊后稷，皆仿王礼，而不备焉。周公而上，王礼可也。《鲁颂》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骍牺，是飨是宜，降福既多』。安有非礼而颂之云乎？周公而下则僭矣。隐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公问于众仲，始用诸侯礼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诸」？曰：「信也」。「然则孟子何言乎俭于百里也」？曰：「《閟宫》颂僖公复周公之宇，而曰『公车千乘，朱英绿縢』。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不与焉，其何俭于百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耳矣。诸侯之于天子，非若敌国然也。大国贡半，次国三之一，小国四之一。诸侯有其地，天子食其税，譬之一郡而已矣。鲁七百里，开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或曰：「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有诸」？曰：「纣以崇侯谮，囚西伯，谓其得众也。诸侯又从之囚，其疑胶矣。彼诸侯之力，足以胜纣邪？盟津之会者八百，武王犹退师。当此时也，固未足以胜纣矣。力不足而从之囚，徒使其疑且怒耳。纣能脯鬼侯而不能杀西伯邪？是好事者之语也。若夫三子献宝，则有之矣」。「然则圣人以赂免邪」？曰：「狄人侵邠，太王以皮币、犬马、珠玉事之矣，文王曷不可？况三子者之爱其君邪，君亲之难，何所不为也」？

或曰：「文王献洛西之地，赤壤之田，请纣除炮烙之刑，有诸」？曰：「以炮烙为是邪，非邪？是，则不可以除之矣；非，而请除之，则发纣之恶也，卖恩于民也。羑里之囚既免，又激怒之，岂人情邪？彼惟恐昭昭之不晦，圭角之不刓也。《易》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其斯之谓矣」。

或曰：「汤、文王虽为二伯，其国不出百里也」。曰：「唐之刺史有一州耳，其领节度、观察，则连十数州有之矣。彼中分天下而治之，威权所及，百里而已乎？后虽三分有二，其益者未多也」。「敢问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三年，仲壬四年，则是太甲不继汤也」。曰：「《书》序：『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不言仲壬也。就令继仲壬，为人后者为之子，太甲固三年也」。

或问：「圣人之道，固不容杂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邪，抑万物邪？养人者不一物，阙一则病矣。圣人之道，譬诸朝廷，朝廷也者，岂一种人哉？处之有礼，故能一也。女子在内，男子在外；贵者在上，贱者在下；亲者在先，疏者在后；府史徒胥，工贾牧圉，各有攸居而不相乱也，夫所以谓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则阛阓耳，终日纷纷而无有定次也，夫所以谓之杂也。世俗患其杂，则拘于一，是欲以一物养天下之人也。白而不受采，则人皆缟素矣，何足以观之哉？其归于诸子而已矣」。

圣人无高行，何谓也」？曰：「圣人之行，必以礼也，礼则无高矣。夫其高者，出于礼也，异于人也，故能赫赫之如彼也。孔子事亲无异称，居丧无异闻，立朝无异节，何也？安礼也。出于礼者，非圣人也。矫世者之为之也」。「敢问圣人有过欤」？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夫岂无过哉」？或曰：「孔子谦也」。曰：「仲虺之美成汤改过不吝，岂成汤之谦也哉？世俗之说者则谓圣人无过，颜子不二，犹或为之辞，徒使人君之耻过也，而不欲闻之也」。

「三代之政，可得而言欤」？曰「民不知之也。商因于夏，周因于商，损之益之，未尝与众忤也。周公之制，诸侯因旧国而大之，百姓因旧田而广之，天下得不和乎哉？世俗之说者必曰复古，古未易复也。商鞅之除井田，非道也，而民从之，各自便也。王莽之更王田，近古也，而民怨之，夺其有也。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孔子之为司寇也，不闻其改法度也。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说者不曰正其身，徒嚣嚣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

大哉孔子，吾何能称焉！颜渊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仰之弥高也，则吾以为极星，考之正之，舍是则无四方矣。钻之弥坚也，则吾以为磐石，据之依之，舍是则无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也，则吾以为鬼神，生之敛之，舍是则无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须臾去也。不闻之，是无耳也；不见之，是无目也；不言之，是无口也；不学之、不思之，是无心、无精爽也，尚可以为人乎哉？吾于斯道，夜而讽之矣，昼而读之矣，发斑斑而不知其疲矣，终没吾世而已矣（《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三四。又见《学海·君道部》卷一二七，《宋元学案》卷三。）。

「敢问」以下一段，疑别得一章。

相公阁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选用旧臣堪付属以天下者，使在相府，与天下更始，而阁下之位实在第三。方是之时，天下咸喜相庆，以为阁下惟不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后起，起而复为宰相，而又值乎此时也，不为而何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后有下令而异于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获见也，戚戚然而疑。呜呼！其弗获闻也，必其远也；进而及于京师，亦无闻焉。不敢以疑，犹曰：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数十年之间如此其变也，皆曰贤人焉。或曰：彼其中则有说也，而天下之人则未始见也。然而不能无忧。盖古之君子，爱其人也则忧其无成。且尝闻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与是人也，皆立于朝，则使吾皆知其为人皆善者也，而后无忧。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虽见信于当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则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于他人而不惧，事不出于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为能，然犹欲得其心焉。若夫众人，政出于他人而惧其害己，事不出于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于吾前，或立于吾后，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则身危。故君子之出处于其间也，不使之不平于我也。周公立于明堂以听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犹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诛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于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于周公，管、蔡之于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为周之天下，公将遂取之也。周公诛其不平而不可告语者，告其可以告语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则，非其必不可以告语者，则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从士而至于卿大夫，宰相集处其上，欲有所为，何虑而不成？不能忍其区区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衅，则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过，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后当大事而听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宁小容焉，使无芥蒂于其间。古之君子与贤者并居而同乐，故其责之也详；不幸而与不肖者偶，不图其大而治其细，则阔远于事情而无益于当世。故天下无事而后可与争此，不然则否。昔者诸吕用事，陈平忧惧，计无所出。陆贾入见说之，使交欢周勃。陈平用其策，卒得绛侯入北军之助以灭诸吕。夫绛侯，木强之人也，非陈平致之而谁也？故贤人者致其不贤者，非夫不贤者之能致贤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莱公为相，惟其侧有小人不能诛，又不能与之无忿，故终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岁月尽治天下事，失于急与不忍小忿，故群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复用，以殁其身。伏惟阁下以不世出之才，立于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谋远虑必有所处，而天下之人犹未获见。洵，西蜀之人也，窃有志于今世，愿一见于堂上。伏惟阁下深思之，无忽。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故三代圣人，其后世远者至七八百年。夫岂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盖其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据依，可以永久。夏之上忠，商之上质，周之上文，视天下之所宜上而固执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终，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乱。故圣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盖有周公为之制礼，而天下遂上文。后世有贾谊者说汉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说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孙万世帝王之计，不可不预定于此时。然万世帝王之计，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至于政弊，然后变其小节，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长远，而民不茍简。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间，以观国家之所上者，而愚犹有惑也。何则？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势强矣，强甚而不已则折；势弱矣，弱甚而不已则屈。圣人权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与屈者，威与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亵而下不以为德。故处弱者利用威，而处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则惠尊；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慄。故威与惠者，所以裁节天下强弱之势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势者，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亵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审知天下之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不先审知其势，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与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将欲乳药饵石以养其生，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其性之为阳，而投之以药石。药石之阳而投之阴，药石之阴而投之阳，故阴不至于涸，而阳不至于亢。茍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而以阴攻阴，以阳攻阳，则阴者固死于阴，而阳者固死于阳，不可救也。是以善养身者，先审其阴阳；而善制天下者，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昔者周有天下，诸侯太盛。当其盛时，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过千里，其势为弱。秦有天下，散为郡县，聚为京师，守令无大权柄，伸缩进退，无不在我，其势为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诸侯无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势未见于外。及其后世失德，而诸侯禽奔兽遁，各固其国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区区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国。是谓以弱政济弱势，故周之天下卒毙于弱。秦自孝公，其势固已骎骎焉日趋于强大。及其子孙已并天下，而亦不悟，专任法制以斩挞平民。是谓以强政济强势，故秦之天下卒毙于强。周拘于惠而不知权，秦勇于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审天下之势也。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势，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势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于弱。噫，有可强之势如秦，而反陷于弱者，何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甚而威不胜也。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赏数而加于无功也；怯于威而威不胜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赏与刑与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实著于外焉。何谓弱之实？曰官吏旷惰，职废不举，而败官之罚不加严也。多赎数赦，不问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骄狂，负力幸赏，而维持姑息之恩不敢节也。将帅覆军，匹马不返，而败军之责不加重也。羌胡强盛，陵压中国，而邀金缯、增币帛之耻不为怒也。若此类者，大弱之实也。久而不治，则又将有大于此，而遂浸微浸消，释然而溃，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为弱在于政，不在于势，是谓以弱政败强势。今夫一舆薪之火，众人之所惮而不敢犯者也。举而投之河，则何热之能为？是以负强秦之势，而溺于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虽然，政之弱，非若势弱之难治也。借如弱周之势，必变易其诸侯，而后强可能也。天下之诸侯，固未易变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则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齐，古之强国也，而威王又齐之贤王也。当其即位，委政不治，诸侯并侵，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一旦发怒，裂万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而发兵击赵、魏、卫。赵、魏、卫尽走请和，而齐国人人震惧，不敢饰非者，彼诚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县之势，言脱于口而四方响应，其所以用威之资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为，焉有欲为而不可者？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于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电，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后平民益务检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此之谓强政。政强矣，为之数年，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慄。然则以当今之势，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或曰：当今之势，事诚无更于上威者。然孰知夫万世之间其政之不变，而必曰威邪？愚应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为君也。一旦而无威，是无君也。久而政弊，变其小节，而参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举而投之，过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谓知理者也。夫汤、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纣之暴，出民于炮烙斩刖之地，茍又遂多杀人、多刑人以为治，则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于礼义。彼汤则不然。桀之德固无以异纣，然其刑不若纣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风，淫惰不事法度。《书》曰：「有众率怠弗协」。而又诸侯昆吾氏首为乱。于是诛锄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纷乱。故《记》曰商人「先罚而后赏」。至于桓、文之事，则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书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长者，其佐狐、赵、先、魏皆不说以刑法，其治亦未尝以刑为本，而号亦为霸。而谓汤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观其势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则今之势，何为不可用刑？用刑何为不曰王道？彼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

汉高祖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指摇目以劫制项羽，不如张良。微此二人，则天下不归汉，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画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盖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后见也。帝尝语吕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方是时，刘氏既安矣，勃又将谁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知有吕氏之祸也。虽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势不可也。昔者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监叛。帝意百岁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武庚禄父者，而无有以制之也，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为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故不去吕后者，为惠帝计也。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是故以樊哙之功，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呜呼，彼岂独于哙不仁耶？且哙与帝偕起，拔城陷阵，功不为少矣。方亚父嗾项庄时，微哙诮让羽，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时哙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斩之。夫哙之罪未形也，恶之者诚伪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斩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于吕氏，吕氏之族若产、禄辈，皆庸才不足恤，独哙豪健，诸将所不能制，后世之患，无大于此矣。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樊哙死，则吕氏之毒将不至于杀人，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哙之死于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则吕禄不可绐，太尉不得入北军矣。或谓哙于帝最亲，使之尚在，未必与产、禄叛。夫韩信、黥布、卢绾皆南面称孤，而绾又最为亲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继以逆诛。谁谓百岁之后，椎埋屠狗之人，见其亲戚乘势为帝王而不欣然从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

赏罚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则圣人以其权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惩以劝；道之所在，则圣人以其权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荣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权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赏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绝人之国，贬人之爵，诸侯而或书其名，大夫而或书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赏罚加焉。则夫子固曰：我可以赏罚人矣。赏罚人者，天子、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诸侯、大夫僭天子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己则为之，其何以责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胜公，则道不胜位。位之权得以赏罚，而道之权不过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为有位者之事，则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谁不曰道在我？则是道者，位之贼也。曰：夫子岂诚赏罚之邪，徒曰赏罚之耳，庸何伤？曰：我非君也，非吏也，执涂之人而告之曰：某为善，某为恶，可也。继之曰：某为善，吾赏之；某为恶，吾诛之，则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赏罚何以异此？然则，何足以为夫子？何足以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书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赏罚之权不以自与也。曰：此鲁之书也，鲁作之也。有善而赏之，曰鲁赏之也。有恶而罚之，曰鲁罚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系《易》谓之《系辞》，言孝谓之《孝经》，皆自名之，则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鲁之所以名史，而夫子托焉，则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鲁史之名，则赏罚之权固在鲁矣。《春秋》之赏罚自鲁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权也。鲁之赏罚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权与之，何也？曰：天子之权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与鲁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当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为天下不可以无赏罚，故不得已而摄天子之位，以赏罚天下，以存周室。周之东迁也，天子之权当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无赏罚。而鲁，周公之国也，居鲁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权以赏罚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权与之也。然则，假天子之权宜如何？曰：如齐桓、晋文可也。夫子欲鲁如齐桓、晋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权与齐、晋者，何也？齐桓、晋文阳为尊周，而实欲富强其国。故夫子与其事而不与其心。周公心存王室，虽其子孙不能继，而夫子思周公而许其假天子之权以赏罚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后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与齐、晋而与鲁也，夫子亦知鲁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顾其心以为今之天下无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权与其子孙，所以见思周公之意也。吾观《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详内而略外，此其意欲鲁法周公之所为，且先自治而后治人也，明矣。夫子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则沐浴而请讨。然则天子之权，夫子固明以与鲁也。子贡之徒不达夫子之意，续《经》而书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书，而夫子独书。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岂私一孔丘哉？呜呼，夫子以为鲁国之书，而子贡之徒以为孔氏之书也欤！迁、固之史有是非而无赏罚，彼亦史臣之体宜尔也。后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权，天下有君，则《春秋》不当作；天下无君，则天下之权吾不知其谁与？天下之人，乌有如周公之后之可与者？与之而不得其人则乱，不与人而自与则僭，不与人、不自与而无所与则散。呜呼，后之《春秋》，乱邪？僭邪？散邪？

俞顿首：二三月至导江，遂入山，复归治弊庐，加以人事，久不启讯。辱四月二十七日书，良释思仰之劳。相示府公谓俞所作《讲堂颂》为叙己之德，于书衔立石，体未便安，俾别为记。闻之惶恐。俞游天下二十馀年，知识士人甚众，然未尝以文字求卿大夫之知。去年十二月，何侍郎语仆曰：「府公兴学，大作讲堂，愿为之记」。及行，又云：「记成，愿示其文」。今年二月醇翁见语，亦如何侯。自李伯永、赵先之及诸士大夫，累累相问《讲堂记》如何。因念国家大兴学校，三十年来凡作孔子庙记、州学记者遍天下，殆千百数，烂漫甚矣，古未尝有也。且蜀郡之学最古，又世传其文翁讲堂久坏，今府公复作之，高明宏壮，上可坐五百人，非列郡之可拟。茍欲作记，则土木尚未足称也。且记之名又不足铺扬讲堂之义，唯歌颂可以传于无穷。文既成，投于府公，辱书云：「求记若铭尔，今以颂为贶，顾何德以堪之？奚可轻示于人」？仆窃思之，以文辞浅陋邪，不示于人，实惠之大者也；茍以府学不可为颂邪，则古人作之者多矣。自汉至唐，文章大手皆采风人之旨，以为赋颂，凡宫室苑囿，鸟兽草木，君臣图像及歌乐之器，意有所美，莫不颂之，不独主于天子乃名为颂。晋赵文子室成，张老贺焉曰：「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君子曰「善颂」。汉郑昌上书颂盖宽饶，颜师古曰：「颂，谓称美之」。班固、皇甫谧皆曰：「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王延寿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马融《长笛赋》序曰：「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作《长笛颂」》。嵇康《琴赋》序亦曰：「自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代才士，并为之赋颂」。又若扬雄有《赵充国画颂》，史岑有《邓骘出师颂》，蔡邕有《胡广、黄琼画颂》、杨戏有《季汉辅臣颂》，夏侯湛有《东方朔画颂》，陆机有《汉高祖功臣颂》，袁宏有《三国名臣颂》，刘伶有《酒德颂》，马棱为广汉太守，吏民刻石颂之，蔡邕美桓彬而颂之，崔寔为父立碑颂之，至若袁隗之颂崔寔，刘操之颂姜肱，李膺、陈实之颂韩韶，郭正之颂法真，赵岐之颂季札。若此之类，史传甚众，略举数者，以明体要。又沈约之徒，文章冠天下，其所博见，通达古今，皆为颂述以美王侯。至唐，文章最高者莫如燕、许、萧、李、梁肃、韩愈、刘禹锡辈，未有不歌颂称贤人之德，美草木之异者。仆故取其体而述讲堂颂焉，则颂之义岂有嫌哉？且郡府之有学校，学校之有讲堂，乃刺史为国家行教化，论道义之所，又非刺史之所自有也，其于义可颂乎，不可颂乎？与夫颂一贤人，美一草木，其旨如何？且自汉已来，千数百年，通大贤、文人、史官，未有以颂不可施于人，美于物，而有非之者。俞窃惟府公谦恭畏让，以颂名为嫌，应以郑康成、孔颖达解《鲁颂》之义也，故未敢以书自陈。今足下见教，果以府公之言谓体未便安，而云重撰一记，鄙人岂敢复欲妄作，以取戾乎？况夫《讲堂颂》者，始称国朝文章之盛，次述府公兴劝之由，遂明学者讲劝之义，终美宣布之职，振天声于无穷，庶乎词义有可采者也。至于郑康成、孔颖达云：「《鲁颂》咏僖公功德，才如变《风》之美者。颂者，美诗之名，非王者不陈。鲁诗以其得用天子之礼，故借天子美诗之名，改称作颂，非《周颂》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颂名，故取备三颂」。又曰：「成王以周公有太平之勋，命鲁郊祭天，如天子之礼，故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又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今鲁侯有盛德成功，虽不可上比圣王，足得臣子追慕，借其嘉称，以美其人，故称颂」。凡孔、郑之说，支离牴牾如此。昔郑伯以璧假许田，《春秋》非之。晋侯请隧，襄王弗许。于奚请曲县繁缨以朝，仲尼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武子作钟而铭功，臧武仲谓之非礼。季氏舞八佾于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孔、郑既谓鲁不当作颂，而曰借天子美诗之名而称颂，是名器可以假人也。孔子曾无一言示贬，反同二颂为经，孰谓孔子不如林放乎？噫！颂而可僭，则僭莫大焉，乱莫甚焉，非圣人删《诗》、作《春秋》之意也。且孔、郑解经，时多谬妄，此之妄作，何其甚哉！传曰：「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盖章句之徒，守文拘学，各信一家之说，曲生异义，古之作者，固无取焉，仆亦无取焉。足下以为如何？忽因起予，遂答来谕，非逞辩而好胜，亦欲释千载之惑，用资抚掌解颐，且假一言介于府公，可乎？如曰未安，愿复惠教。

天之道运乎上，地之道处乎下，圣人之道行乎其中。一物之不生，非所以为天地之道；一民之不治，非所以为圣人之道。万物充塞乎天地之间，非圣人固不能存。是圣人之道，与天地等，离而三，合而一，相资而神，以成乎万物者也。生民以来，夫所谓圣人之道者，其吾先师孔子之道乎。孔子出于周之末，自尧、舜、禹、汤、文、武、成、康而下，至于孔子之时，不啻千馀年；自孔子之时，下历秦、汉、魏、晋，讫五代以至于今，亦不啻千馀年。其所以治天下者，同吾圣人之道者也；其所以乱天下者，同吾圣人之道者也。推乎其前，引乎其后，亘千万世，上下治乱之效，卒无以易吾圣人之道者。故有天下者，无不北面而祭，至于追爵以王，凡殿陛冕服牲玉之制，率用天子礼。自京师以达一郡一邑，均得立庙。虽然，圣人之道岂视此为盛哉？固后人之知所本，始尊而奉之之至也。剡，越下邑也。县令沈振初筑学舍，未及完而徙他官，宝臣至，则嗣而成之。迁殿于其中，塑孔子像，与门人之高第者十人，配坐左右。新门严严，应门耽耽，两序翼张，中庭砥平。县令而下与诸学者，春秋释奠之事，朔望朝谒之礼，于是乎在。噫！圣人之道，与天地无穷，天地毁则圣人之道或几乎熄，斯学也可废乎？庆历八年五月一日记。

昔者周室尚文，兴贤能道艺之士；汉庭稽古，举方正茂异之人。皆所以登用俊髦，俞咨谠直，以裨治道，用致和平。故卜世踰三十之期，飨年盈四百之数，垂之竹素，焕若日星。我国家奄有多方，抚宁四海。仰祖宗之治范，顾冲眇之守成，秩历代之旧文，兴前王之坠典。尚虑朝廷之政经或阙，民俗之寿域未跻，申明旧章，周询嘉话。此诚子大夫强学待问、发策决科之辰也。然则将御于今，必求诸古。茍方策之博达，在取舍以咸宜。若夫百代殊风，总其道曰皇帝王霸；六经异说，立其教曰礼乐诗书。思适用于兹时，当概陈其大略。且尧之为君也，八元不举，四凶未流，洪水怀山，庶民艰食，其虑患大矣，而夫子称聪明光宅，何也？舜之为君也，省巡方岳，类祀神祇，敷教恤刑，耄期无怠，勤劳至矣，而夫子称其无为恭己，何也？夏禹之有天下也，奠山川，平水土，厎慎财赋，致孝鬼神，上帝锡以龟书，箕子述为《洪范》，其理要何也？文、武之有天下也，绥兆民，恭天命，体国经野，涖事惟能。成王作乎《周官》，公旦著于《经理》，其会归何也？又若嬴、刘而下，隋、唐之间，务立便宜，以济邦国。其理财也，晁错议乎贵粟，赵过称乎代田，桑羊置均输之官，寿昌兴常平之制；其选士也，则仲舒言其择吏，左雄取其限年，杜预陈黜陟之规，杨绾述贡举之弊。此皆见用当世，垂法后人。尽为发明，以资折衷。子大夫辞章雅丽，学术兼该，究文史之精微，洞圣贤之指趣，所宜辨论，用副详延。

皇帝若曰：朕蒙积累之休，莅幅员之广，寅畏天命，以康元元，思欲恢祖宗之远图，追皇王之极治，跻俗于仁寿之域，陶民于礼义之化。兢兢业业，不敢怠遑，焦心劳志，十有七年于兹矣。而明不烛远，智不通幽，奉承谟训，唯恐失坠。故深诏有司，详延天下特起之士，冀闻忠谠实至之言，以辅朕之不逮。子大夫卓出群萃，褒然造庭，必有宏谋，以塞虚伫。国家诞膺宝命，奄甸中区，三圣继明，万邦作乂，除残而革暴，蠲苛而薄赋，稼政脩，礼文缛。爱人甚于赤子，縻贤同夫白驹。奇杰魁垒之士，列位于朝；循良慈惠之长，分政于外。求治若此，可谓勤且至矣。然而格之前载，犹或异论。法制寖讲，而未协厥中；经费实繁，而未得其节。乐未谐于《韶》《韶》，刑未措于成康，官师或昧于廉平，风俗颇亏于素朴。夷貊虽率化，而时有陵犯边鄙者；岁时虽嘉靖，而时有儆戒变易者。将朕之不德使之然邪？抑物之有数适当尔邪？子大夫其精心极虑，无有所隐。古之制度可用于今，今之章程有盭于古，并宜条列，勿事猥并。立乐之方，何以格神祇而来瑞物？祥刑之要，何以空囹圄而致和气？至于遴拣多士，懋建庶官，咸有前规，可为来范。唐氏考功之格，善最悉陈；汉家刺部之仪，科条具举。士民之类，愚众贤寡，奢僭相尚，习以成风，不严而化，其术安在？恣睢强寇，何以革其非心？漠然大钧，何以致其顺序？且道者万世无弊，而前经有忠文相救之说；法者百王不易，而旧典著轻重异用之宜。《戴记》为国有九经，所宜诠次；《周官》辨地以五物，咸为敷陈。式副咨询，且观殚洽，固将施之于行事，匪独取之于虚文。悉意以陈，无挠执事。

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烛于理，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兴夜寐，于兹三纪。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盭。田野虽辟，民多亡聊。边境虽安，兵不得彻。利入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廉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滥，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仍岁以来，灾异数见，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过节，暖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救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京师诸夏之根本，王教之渊源，百工淫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摘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推寻前世，探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畜积之备，边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子大夫其悉意以陈，毋悼后害。

十一月望日，长沙野人萧注致书陇西泰伯先生足下：注昨偕弟英求举于京师，闻足下应贤良，预第一人召试，是时万口一发，万意一同，未有不心思目愿，欲识其面者。一日英请于叟曰：「李泰伯预贤良召，未知其道果如何」？叟曰：「今之贤良异于古，泰伯其为今之贤良，古之贤良耶？若为今之贤良，则天下可车载；为古之贤良，则覆载无三四」。英曰：「敢原其贤良之今古」？曰：「今之贤良，所学者，美身之具也。口诵之，心记之，然后分句读，辨训诂，数条目，驾虚辞，而强名曰策、曰论。主司既不能别白，则互曰：彼人之富于学也，此人之富其才也。上既取之，下思习之，中其选者，十年间往往陶天下之民。呜呼！以斯术而致吾君，陶吾民，则虫蝗水旱盗贼不作，其可得乎？古之贤良，发其言则为箴、为规、为教、为化。明阴阳倚伏、灾异变盈之事。提耳万乘，摈斥凶党，乱臣贼子不敢正目而视，使三王之风复见于当世。故汉之文、景可比周之成、康者，由斯道也」。叟寻与英下第南归，闻足下不中选，二心颇疑。后得足下《退居集》，启而读之，则知足下果非今之所举贤良之人，其不中选则宜。夫人之相知，患其道不同；道同，虽夷貊亦可为兄弟。注鄙人，然而有志于圣贤之术，心铭足下之道，故发此书以闻，非今之趋炎附势辈，闻足下有大名而沽相知之幸。足下其以为是非？里人叶国器归旅中，草草非书，冀留意。不宣。注再拜。

臣闻应天以实者见于行事，勤民以行者不以空言。天生愚臣，盖为圣世。文武之道，识其大者；简易之理，求诸天地。陛下早用臣说，则太平之事略已施行。成康、文、景未足企慕，朝廷阙失，岂待人言而后知之，天难忱斯，帝命可畏，旱既太甚，民将失所。今日之事，非有勤民之行、应天之实，臣恐不足以塞天变，一切利害，曾何足数！伏望陛下诏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诣公车对策。如司马光、苏轼、苏辙辈，复置左右，以辅圣德。如此而后，庶几有敢言者。臣泣血雨泪而拜封章，陛下闻臣此言，忍不感悟！臣未尝有一言及钱谷甲兵者，盖知事君以道，直欲以伊尹致君之事为师，不敢以近世有为之君待陛下。及得罪去国，安于报效，并心一意，以望太平，五年于兹，而未免陛下焦心劳思，不有人患，谁兴厉阶？臣欲杀身，无益于事，长叹大恸，昊天不闻。陛下承祖宗之基，求治如此。臣愚不肖，亦未忘旧学。陛下欲为富国强兵之事，则有禁暴丰财之务；欲为代工熙载之事，则有利用厚生之道。有臣如是，陛下其舍诸？

真宗也，能申上帝之祐，以和戎狄，以安万民（专用德化，致百馀年大定。自成康已来，未有如此者也。仁恩厚矣，生息极矣。继以礼乐，则万物其终乎，王道其成乎！颂之作也，盖有待焉。）。

于穆仁功，已任天覆，万民靡不寿。怀尔戎狄，以及鸟兽。于嗟仁功，草木溃茂，如文王之囿。

臣闻韩琦等各已受新命，臣不敢更有论列，但取前降制词之害义者以闻。盖重朝廷法制而正论功之体，事虽既往，犹足补于将来。区区之诚，唯所省览。赐琦制云：「藩邸侧微，首议建储之策；宫车晚出，复推定策之忠」。曾公亮则云：「公旦之辅成王，子孟之立宣帝，皆承统绪之正，且无疾疹之忧」。富弼则云：「往在至和之中，尝司冢宰之任。屡陈计策，请建国储。逮兹纂承，出于绪论」。敢举此一二而言之。《书》曰：「虞舜侧微」。为庶人，故言侧微。陛下，太宗之孙，濮王之子，仁宗之侄，官为宿卫，地居亲近。势在崇高，入继大统。于体斯正，岂侧微之谓也？昔豫、鄂、褒三王不寿，先帝以陛下鞠育宫中，盖知历数之所在，皇太后保护如所生焉。此之恩意，天下共知。在至和中，建议者甚众。迨嘉祐七年，韩琦等成先帝之意，固请，遂正储副之任。于宗社诚为忠焉，于陛下诚有力焉，谓功逾周、霍，则近乎虚美。周公，大圣人，固不当伦拟，敢以霍光之事明之。光事孝武三十馀年，辅昭帝登极，终其世储嗣不立。昌邑入继，既而昏乱，立曾孙以代之，是为宣帝。光佐数世，宣帝即位，益光国封，诏云：「宿卫忠正，宣德明恩。守节秉谊，以安宗庙」。其褒嘉之语，止是而已。观今之草制，有若戏焉。且如建储定策，始议之，终立之，皆自琦等，则是大宝之位系人臣之力，于义可乎？其如先帝之命何！其如皇太后之恩何！陛下绍德尊亲之道，固若是乎？成陛下之失者，在此辞尔。所以公议愤然不平。数大臣者向时之议，果邀今日之福，臣非为陛下吝惜一官，薄辅臣功业，所惜者国体之重轻尔。亦恐大臣不易当之，贪天功以为己力，得谓之安乎？汉哀帝赏朱博之徒，斯乱世之事，可以为鉴而不可法也。臣所以不愿陛下赏韩琦等功，正为是也。事虽已往，伏望陛下记录于中，不必显明。或异日转官，以辅翊之勤，忠谊之节褒之，体斯得矣。臣又闻近臣抗章谓谏官不合论列，臣料之，不过以陛下即位，方行爵赏，遽此沮议，不当允从。果不计政令之得失，赏罚之当否，则谏臣之言，罪不容诛矣。臣窃思之，陛下践祚以来，天下拭目倾耳，有所待焉。威福一行，宜其怨怼。因是而贾天下之怨，以归于上，所谓近臣者忠耶，佞耶？微斯人之言，陛下应不至深惑。经云：「事君者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臣所以向来不敢将顺于陛下者，迫公议之未允也。臣岂不知拂戾人主，罪在不测，容悦辅臣，身当有益，愚而自守者，知其职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