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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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方典第四十三卷

顺天府部杂录四

《五城坊巷胡衕集》：教忠坊十铺，元杀文丞相于此地，故名。
《元史·选举志》：国初燕京始平，宣抚王揖，请以金枢密院为宣圣庙，二十四年，既迁都北城，立国子学于国城之东，乃以南城国子学、为大都路学。
《百官志》：至元二十四年，既立国学，以故孔子庙为京学，而提举学事者，仍以国子祭酒系衔。
《王楫传》：楫判三司，时都城庙学，既燬于兵，楫取旧枢密院地，复创立之。春秋，率诸生行释菜礼，仍取旧岐阳石鼓列庑下。
《春明梦馀录》：顺天府学故报恩寺也，元末，有僧游湘潭，募造报恩寺，尚未安像明师，下燕戒士卒毋得，入孔圣庙，僧仓皇借，宣圣木主置殿中，后不敢去，遂以为学其地，元之柴市也。文文山授命焉，东有祠，西有馆，曰：教忠。再西有坊，曰：育贤。
《帝京景物略》：文丞相祠，国初，北平按察司副使刘崧立。
《析津日记》：普德寺，俗呼大佛寺，建置年月，无碑记可考。
《名胜志》：大兴县，金名也，本秦蓟县地，县治在北城，教忠坊。
《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大兴秦蓟县，汉为广阳国，东汉为郡，兼立幽州，仍为蓟县，晋属燕国，元魏亦为幽州，立燕郡，隋为涿郡，唐为幽州，治所开元二十三年，升为望县，建中二年，析西界置幽都县，五代亦为蓟县，石晋割地予辽，辽为幽都府，开泰元年，更县为析津，金得之，割以遗宋，宣和七年复归金，天德五年改大兴县，与宛平同为赤县。洪武中，属北平倚郭县。元混一方舆胜览白马祠，昔慕容氏都燕罗城，有白马前导，故因以为祠。
《春明梦馀录》：关帝庙，在皇城北安门，东者白马庙，隋基也；姚彬盗马庙，在三里河天坛北，亦隋基也。《五城坊巷胡衕集》：崇教坊十四，铺有大圣寺，净居寺，极乐寺，崇兴庵。
《顺天府志》：极乐寺，在崇教北坊，元至元间建。
开元寺，在崇教南坊，俱有敕建碑。
《帝京景物略》：都城东北隅坊曰：崇教；街曰：成贤。国子监在焉。国初，本北平府学；永乐二年，改国子监，左庙右学，规制大备。彝伦堂之松，元许衡手植也；庙门之石鼓，周宣王猎碣也。
《春明梦馀录》：国子监在城东北，即元旧学，洪武改为北平郡学，永乐，仍为国子学，又改为国子监，正堂七间，曰：彝伦堂。元之崇文阁也，中一间，列圣。幸学，俱设坐于此，上悬敕谕五通。东一间，祭酒。公座面南，司业座面西，堂前为露台，台南中为甬路，前至太学门，长四十三丈，圣驾临幸由之东。西为墀，诸生列班于此。后堂三间，东讲堂三间，西讲堂三间，药房三间，折而东，为绳愆厅三间，鼓房一间，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各十一间，博士厅三间，钟房一间，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悉如，率性堂六，堂乃诸生肄业之所。东折而南为廊房九间，门一间，西亦如之。太学门三间、门东敕谕碑一，通洪武十五年申明，学制一通，洪武三年定学规，碑一通，洪武初年钦定，永乐三年申明学规，碑一通，洪武十六年并三十年钦定庙学，图一通，庙学规制地界四至丈尺，勒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立外，西东井亭一，又东为持敬门，以入庙。自中少北，为储门，以通启圣祠、土地祠，及典簿、典籍、掌馔厅，仓库之路，祭酒东厢，亦由此入，西井亭一，又西为退省号门，自西少北为广居门，以为司业入厢诸生入号之路，墀内杂植槐柏，共二十株。前为集贤门、三间门，前为通衢，东西牌坊各一，题曰：国子监监衢。东西牌坊各一，题曰：成贤街彝伦堂。后斋明所九间，格致，诚正号，每号计三十七间，嘉靖七年，作敬一亭，御制圣谕，共碑七座，前为大门，题曰：敬一之门。祭酒，厢房在亭东，司业，厢房在亭西，会馔堂一所，在监东北，土地祠五间，在馔堂门之右，典籍厅五间，在馔堂门之左，典簿厅三间，掌馔厅五间，退省号及广居门之西，为天、地、人、智、仁、勇、文、行、忠、信、规、矩、准、绳、纪、纲、法、度，凡一十八号，并退省房，三连混堂、净房各一所。
《太学志》：内外学舍之制，内号在广居门，右门一座，曰：退省。号舍四连，共四十九间，其南湢室与厕，自退省门渐北折而西，为天、地、人、智、仁、勇、文、行、忠、信、规、矩、准、绳、纪、纲、法、度，共十八号，每号计二十一间，度字号，北有保安堂五间，以处监生之有疾者，彝伦堂后，有格致诚正四号，计九十八间，嘉靖七年改建。敬一亭外，东号在庙左，共三十四间，大东号在东城之北，居贤坊赛百万仓酉门，街门二，一曰：登俊。号舍东西二连，共四十间。一曰：集英。号舍二十七间。新南号在北城，二条胡衕，东口门一座，东西房二连，共三十四间，南北四间，小北号在居贤坊胡衕，门一座，南北房二连，共八十间，交趾号在监之南，门一座，南北房二连，共二十八间，西号在成贤街之西，北去监五十步，旧云闲寺址也，小房十间，又房二层，计九间，本监属官。递居之北，小房四间，南一间，近西小房十馀间。
《太学志》：监规：国子生由广业堂肄业，以渐升至率性堂，然后积分量与出身。
《太学志》：监丞称太学，司直所居，曰：绳愆厅，亦曰：东厅。博士别有厅，称为：西厅。
《太学志》：洪武中，国子生出使视行人，如覈天下土田，稽百司案牍，督吏民，修水利，出有赐，还有劳。永乐初，颁诏谕访辑，高皇遗文，至同十三道，御史问刑，虑囚皆举，重务以试之，然虽劳，绩有成，无不复监卒业者，其后有长差短差之例，长差若清黄写诰之属，短差若承运库试字司礼监誊，本礼部写民情，中书科誊黄之属，短差复监，长差则例满附选。待除不复监矣。《太学志》：隆庆元年，驾幸国学，朝鲜陪臣李荣贤等六员，各具本等衣冠，赴彝伦堂外，立文臣班次，之次敬事，草视学规，制国子监先期，洒扫内殿，设御座于彝伦堂中。驾至，则学官率诸生叩迎。升座，则率诸生叩拜。受经，则诸生环听。阶下还朝，宴赏，则率诸生叩谢。
《西隐集》：太学堂有七彝伦所，以会讲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则诸生肄业所也。
《查浦辑闻》：虞文靖谓，许文正殁后，国子监始立，官府刻印章，盖文正为祭酒，时尚在旧学所，谓王宣抚宅也。今国学彝伦堂前树，传是文正手植，殆未必然。《炙砚录》：桑泽卿兰亭考载：何子楚跋定武，本云大观，间诏取石龛置宣和殿，丙午，与岐阳石鼓俱载以北。今国学，本安知，非与石鼓俱载而北者。
《蓟丘杂抄》：国子监碑亭，惟西南隅，崇祯庚辰进士题名，碑下尚可容两碑，因又立庚辰科特用题名碑，仅容癸未科进士题名，碑立于其次，更无馀地可以立碑，而明之进士题名，止此亦异矣。
《暇老斋杂记》：国初，国子生仕进在科第之上，其未仕时，自出使历事之外，又有大本堂读书，武英殿纪事等清要之责，故士出此途者，多矣。
《国史唯疑》：两京孔子庙，易琉璃瓦，自万历庚子始从，司业傅，新德请也。
《格古要论补》：唐僧洛阳亚栖草书千文，在国子监。《考槃馀事》：赵文敏公临王右军，乐毅论黄庭经兰亭，定武，本颜鲁公争坐位帖，张平叔金丹四百字，五碑俱在北京国子监。
《春明梦馀录》：唐太宗闻兰亭真迹在僧辨才处，特遣御史萧翼赚得，武德四年收入秦府。贞观十年，始命汤普彻、冯承素、诸葛贞、欧阳询、褚遂良临之，而欧褚留传最著，后之所谓定武，本欧所临也，所谓唐绢本，褚所临也，定武本当时刻石，禁中每纸已直万钱，迨后，石晋之乱，契丹辇之而北，路弃杀胡林，庆历中，李学究得之，其子负官缗无偿，时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帑金代偿，纳石于库，熙宁间，薛师正出牧刋一别本，以应求者，此郡真赝已有二刻矣。其子绍彭又摸之他石，潜易古刻，又剔损古刻湍流，带左右五字为识，大观中，诏向其子嗣昌取，龛宣和殿。后靖康之乱，金人取石鼓及兰亭叙重，毡辇至燕，石鼓在国学，而兰亭不知所在矣。今存国学者，疑是定州薛师正翻刻本，或薛绍彭所刻本，虽非古刻，然元人不能也。此石一云明初出天师庵土中，一云元顺帝北还重毡裹载，弃之于路，徐中山取，置国学，未详孰是。
北京国子监版书，有丧礼一千二百八十二片，类十二片，类林诗集六十二片，西林诗集三十片，青云赋五十片，字苑撮要一百二十七片，韵略四十五片，珍珠囊八十二片，玉浮屠十七片，孟四元赋一百十三片。
《渌水亭杂识》：昔人好取华丽字，以名类事之书，如编珠合璧、彫金玉英、玉屑金钥、金匮宝海宝车、龙筋、凤髓麟角、天机锦、五色线、万花、谷青、囊锦、带玉、连环紫香囊、珊瑚、木金銮香蕊碧玉芳林之属，未能悉数闻。国学镂版，向有玉浮图，不知何书，当亦属类家也。又有孟四元赋：孟名宗献，字友之，自号虚静居士。金时魁于乡，于县，于府，于省，故号四元。其律赋，为学者法。然《金史》不入，文苑之列惟见于刘京叔，归潜志耳。《宪章录》：永乐二年三月，命工部建，进士题名，碑于国子监，命侍读学士王达撰记题名，碑有记始此。永乐十三年，令立石北京国子监。
《博物典汇》：进士题名碑，原在国子监大成门下，正统间，移于太学门外。
《实录》：景泰二年五月，左春坊、左谕德，管国子司业。事赵琬奏，进士题名，立石大成门下，俾诸生出入，皆得瞻仰。诚激劝后学之意。正统间，移于太学门外，风雨飘淋，易于损坏，乞敕工部造屋覆盖，以图经久，从之。《英宗实录》：天顺七年八月，久雨，坏国子监碑亭，仆进士题名碑五，通上，命有司修碑亭，并竖其碑。
《明一统志》：金国子学碑二，在旧燕城南，上刻春秋礼记文今，磨灭不完。
《太学志》：庙学建于正统癸亥，至弘治十四年，尚书曾鉴请修堂宇垣墙并会馔堂，十六年工竣。棂星门前，旧有小巷横沟积秽，乃买刘福姚浩等地，东西阔七丈五尺，深入四丈，高筑屏墙，上覆以青琉璃瓦，两旁筑小红墙，前为栏干，以拥护之。
《周氏法书》：苑石鼓文谓之周，宣王猎碣，共有十鼓，其文则史籀大篆也。年代斯远，字多讹阙，旧存岐山石鼓村，今移置凤翔府夫子庙。
《东皋杂录》：自后汉，始作墓碑，故今人所见汉碑，皆东京文字也。西汉以前，石刻极少，惟石鼓文与吉日癸巳，及秦李斯篆耳。
《宣和书谱》：史籀书存者，石鼓以其籀之所创，故名之，曰：《籀书》。以其为太史氏而得名。又谓之曰：史书。《集古录》：石鼓文，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馀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傅师求于民间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磨灭不可识者过半。予所集录文之古者，莫先于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载，大书深刻，而磨灭者十犹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实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与雅颂同，文而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真迹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汉以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独无石鼓遗，近录远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传记所载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诞而难信，况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书籍粗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之见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为信尔，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蔡襄石鼓文、跋观石鼓文，爱其古迹，物象形势，有遗思焉。及得原父鼎器铭，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汉以来，归一体，故古文所见者，止此。
《山谷集》：石鼓文笔法如圭璋特达，非后人所能赝，作钟鼎，款识岐阳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书，岁月深远，剥泐殆尽，前人尝以其可辨者，刻之于石，以甲乙第其次，虽不成文，然典型尚在。
按：岐阳十鼓，乃周宣王内修，外攘明堂，受朝岐邑讲，蒐海宇廓清之日，勒骏功于十鼓，以永镇于岐周者也。其曰：我马。既同车攻之，徂东也；其曰：佳鱼，鲂鱮吉日之宴语也。其文高字古，虽龙腾蛟跃鸾下凤翥，亦不能拟其万一，诚杨修不能妙其语，子云不能识其奇者矣。摩挲徙倚之馀，虽字体不知伊谁之笔，作诵者必当时之吉甫也。峄山之碑，原庙之彝，孰有过于斯焉。
《金石录》：欧阳文忠公谓：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载，大书深刻，而磨灭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时，至今实千有九百馀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以此为可疑。余观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诅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如今世以为碓臼者，石性既坚顽难坏，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汉以后，碑碣石虽精好，然亦易剥缺，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类，盖古人用意深远，事事有理，类如此况，此文字画奇古，决非周以后所能，到文忠公，亦以为非史籀不能作，此论是也。
《倦游杂录》：古之石刻存于今者，惟石鼓也。本露处于野，司马池待制知凤翔，日辇置于府学之门庑下，外以木棂护之。其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碓硙者，古篆刻缺，可辨者几希。
赵彦林、东坡诗注：石鼓，周宣王时物，在孔子庙。东坡先生诗云：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则石鼓之字，盖蝌蚪之变。韩愈有蝌蚪书后记，云：李阳冰之子服之，授予以其家蝌蚪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且曰：古书得其依据，盖可读如是，则退之。宜识科斗书者，而石鼓歌乃云：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先生，今诗乃能通其六句，则先生为精于字学矣。欧阳集古：跋尾：盖谓韦应，物以为文王之鼓，韩退之，好古不妄者，为可信，然未尝载其文，至子由和先生诗，乃云形虽不具，意可知，有云杨柳贯，鲂鱮先生诗注其文，云：维鲂维鲤。而子由云鲂鱮岂，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史册无载石鼓之事，宣王之诗，其见于经，所作者有曰：仍叔有，曰：尹吉甫，今石鼓上无名氏，故又云欲寻年岁，无甲乙，岂有名字记谁某也。
赵夔东坡诗注：石鼓十其一无文，其九有文，可见者四百一十七字，可识者二百七十二字。
《诸道石刻录》：石鼓文，旧在岐阳孔子庙，世传周宣王刻石史籀，书大观中，自凤翔迁入辟雍，后入保和殿，广川书跋，世传岐山周篆，昔谓猎碣以形制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书于彝鼎，武事刻于钲鼓，征伐之勋帙于兵钺，其制度可考，后世不知先王之典礼犹有存者。凿山刻石，自是昭一时功迹。唐世诸儒，以石鼓为无所据，至谓：田猎之碣，盖未知古自有制也。欧阳永叔疑此书不见于古，唐乃得于韩愈，韦应物以其文，为雅颂，亦恨不得在六经，推大著说，使学者肄业，及之其惊潜动蛰金绳铁索特，以其书画传尔顾，未暇，掎摭其文，列之部类中，后世得考详，方唐之时，其文隐显未尽，缺落徵词，索事或可得之，而愈应物徒知校猎，受朝宣畅威灵憺詟夷夏，故愈谓此为宣王时应物，以其本出岐周，故为文王鼓。当时文已不辨，故论各异出也。尝考于书田猎虽，岁行之，至于天子，大蒐徵会诸侯，施大命令，则非常事也。故四王二公，后世以为绝典。然则宣王蒐于岐山，不得无所书，或史失之，其在诸侯国，当各有记矣。不应遂使后世无传，此其可疑也。当汉之时，见号奇字，如甄丰辈，定作史籀书，窦蒙以为宣王猎碣，而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张怀瓘以此本车攻诗，因考合前说，且曰：讽畋。猎之所作也。愈应物其书藉之，则有据矣。然为讽为美，其知不得全于文义见也。传曰：成有岐阳之蒐，杜预谓还归，自奄乃大蒐于岐阳，然则此当岐周，则成王时矣。方楚合诸侯，求大蒐礼者，不知宣王尝狩于岐山，以合诸侯，况小雅所美其地，本东都，又选车徒，无大号令，则不得为盛，节古者诗书不嫌同，文其据以此，便谓宣王未可信也。吕氏纪曰：苍颉造大篆，后世知有科斗书，则谓篆为籀。汉制八书，有大篆，又有籀书，张怀瓘以柱下史，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为篆而籀文，盖其以名自著，宣王世所作也。如此论者，是大篆，又与籀异，则不得以定为史籀，所书叔向曰：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当时以为重礼，故后世不得泯没，宣王蒐岐阳，世遂无闻哉。方成康与穆赋颂钟鼎之铭，皆蕃吾之迹，然则岐阳惟成王，大会诸侯，则此为番，吾可知书言，成汤狩于亳故。后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记，则著敖亭。诗曰：选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书记年于蒐狩之大皆书，则合诸侯而朌大命，亦一见于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尝怪自汉以往，好奇者不道此书，乃不得秦文，若者，犹得人人录藏之，当汉号史书，以刻画奇崛，盖亦不得尽其文，则其不见道，固宜独怪。愈于唐中世得之，乃谓勒勋，以告万世，又恨圣人于诗不得见之石鼓，之讹自杜甫尚叹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谓编诗有遗也。或曰：此成王时诗，则颂声所存，圣人不应。去之，果有岂不知耶。曰：辔之柔矣。作洛皇门，此周公作也。诗书不得尽见，将一时所训，非理乱，所系不足施，后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后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为成王颂，何前世未有考者，则其说使人尽得信乎。曰：蒐于岐阳书传再见，而车攻之猎，诗以为敖，此可谓无所据乎。此余考于古，而知之世，亦安得异我说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当有所得，尔不待此以传也。
《能改斋漫录》：周宣王石鼓，欧阳文忠公以为有可疑者三。惟唐以来，韦应物韩退之，尝盛称赞予，谓不特二公老杜，固尝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文已讹，况苏勖载。记亦言：石鼓文，谓之猎碣，共十鼓，其文则史籀大篆，则知石鼓称为周宣王所创者，在昔不止三公也。
《资古绍志录》：欧阳集古所，录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有三，磨灭不可识者，过半。今资古所录其文，可见者四百七十有四，磨灭不可识者十二三，盖予先世所藏，本犹在集古之前也。国朝崇宁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讲堂后予尝见之辟雍废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并录之，以见三代。书踪非后世摹写所能及也。《姚氏残语》：温彦威使三京，得伪刘词臣，马定国文云，石鼓，非周宣王时事，乃后周文帝猎于岐阳所作也。史大统十一年，猎于白水，遂西狩岐阳。
《籀史》：石鼓文，唐张彦远法书录，载处士张怀瓘书，断叙籀文周太史，史籀作，其迹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迹记云：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据也，韦左司应物歌云：周宣大猎岐之阳，刻石表功炜煌，煌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剥，苔藓涩，飞喘委蛇，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韩，退之，又从而作歌云：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辞严义密读难晓如此至，宝存岂多，岂亦以浩为證乎。欧阳公云：言与雅颂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画行笔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今位置窘涩，促。长引短，务欲取称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尽，而笔尚行，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略相类，姑举一隅识者，当自神悟以器窾，惟字参鼓刻，惟何惟鲤之惟，则晓然可见矣。盖字画无三代醇古之气，吾是以云，前辈尚疑，系辞非夫子所作，仆于此书，直谓非史籀迹也。
《铁围山丛谈》：宣和以后，所贮古器，累至万馀，若岐阳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礼殿之绘像，凡所，知名罔间，巨细远近悉索入宫禁，而宣和又刱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传、古尚、古等阁，咸以贮古玉印玺鼎彝礼器，法书、图画等物，自经僣乱散落无存言之，可为于邑。
《东观馀论》：史籀，书传世者，岐鼓耳。仆弱龄喜篆法，初得岱宗秦刻，及朝那石章学之，后得岐鼓坛山字，及三代彝器文识，又学之。仰其高古，惟是之师，而汉魏碑首印章亦时寓，目下此者，未尝过而问焉。
《雍录元和志》：曰：石鼓文，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数盈十。盖纪周宣田猎之事，即史籀之迹也。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勉纪其事，云虞褚、欧阳共称古妙虽岁久讹缺，遗迹尚有可观纪地理者，不存纪录，尤为可惜。按志此言，则知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苏勉、欧阳、虞褚四子，实为之先，隋以前未闻也。故欧文忠虽甚重其笔画，谓非史籀不能为，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自周至隋数千百载，何以无人采录耶。开元以后，张怀瓘、韦应物、韩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详考其语，实皆臆度以言，无有明著其说，得诸何书，传诸何人者，宜乎。欧公之不信也。若夫，窦暨张怀瓘所著，则特详矣。暨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石，寻毁失怀。瓘书断曰：甄丰定六书二，曰：奇字，即史籀体与古文小异，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宣王畋猎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语，亦皆臆度之言耶。或其尝有所本也。欧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识者，过半。即韩歌所谓牧童敲火，牛砺角，年深，岂免有阙讹者也。就其文之可晓者言之，有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者。车，攻语也。有曰：其鱼。维何维鲂及鲤，何以摽之维杨及柳则兼记田渔也。凡此数语，之可读者，又苏文忠所谓众星错落，仅名斗者也。夫其语既与车攻，诗合，而其所记田渔文与车攻相似者，且其字体又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数者，若皆可以归诸宣王，则无怪乎说者云：然也。然古字可参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贻后之训伊尹之三，风十愆，又皆成汤之本语也。此乃世臣子孙举扬先训，以明祖述之自，尔则古语，偶同车攻，安得便云。宣诗也，惟其字正，作籀体，似为可證，而大篆未必创于史籀，古载又有可考也。舍此二说，则无所执据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见，则谓此鼓不为宣鼓，而当为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举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阳之蒐。杜预曰：成王归，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阳。杜预之为若言也，虽不曰蒐岐之有遗鼓，而谓成蒐之在岐阳者，即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则鼓记田渔，其殆成王之田之渔也，与宣王固尝出镐而东猎矣。其地自属东都，故曰：四牡庞，庞驾言：徂东，徂东云者，以方言之，则自镐出洛也。岐在丰西三百馀里，安得更云徂东也。则鼓辞不为车攻之辞，亦以明矣。鼓辞既不为车攻之辞，则据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远事之出，于传疑者不敢不存其旧等，之其为可疑焉，且从一据之，明者而主之犹愈，于泛漫臆度也，故予惟椒举之言，既能明记岐蒐为成王之蒐，则其不能明记此蒐之有鼓。虽为不备，若较之唐语绝无的据，而专用籀体，定为宣王之物者，其说差有本祖也。古田猎与后世不同名，为从田。其实阅武其事，则登兽。数获其意，则致众而耀武，故武王初，集大统，因伐兽而陈天命，以镇抚在位之诸侯，已遂识之于策者，所以扬威传远，使来今共见焉尔也。此古人讲武识事之深意也，然则岐阳之记蒐也，以鼓武地之记，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虽异，而托物传远则一意也。
古今常言：刻石起于秦世泰山，邹峄是其事矣。然方秦王之议刻山也，其群臣上议已曰：古之帝者犹刻金石，以日为纪，则刻石之与刻金，其所自来皆在秦前矣。若夫，伐石为鼓，不可考击，而遂刻文其上，则三代之前无有，非诚无也，世远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汤盘栒鼎，即其最著者矣。而盘之与鼎，皆铸金为之，则遂可盛可烹，皆适于用见者，但玩其辞，不骇其异也。今其此鼓，则石为之，质既已不可考击，而专著其辞，故人莫明其用，且惊且疑也，然而武城识政于策之，为物岂其可为用器也与。盖古人托物见意，不主乎物，而主乎所勒之辞，故在盘、在鼎、在策，皆无间也。今其伐石为鼓，则意又可料矣。田渔，必用众，致众，必以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记事焉。是其托物为久正，与铸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铭刻者，遂兼举金石也。古来托物记事，决不止于盘鼎三物矣。而此三物偶传于后焉耳，后汉桥元之庙，石钲石钺以及石鼓，而蔡邕与为铭辞，则曰：是用镂石作兹钲钺军鼓陈之东，阶以勒公文武之勋焉。邕之谓勋者，盖桥尝剋平鲜卑也，钲、钺、鼓三者，皆军旅间用器，而三器同为一辞，则古来识事于石，岂必专为鼓形。顾岐阳田渔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辞焉耳，而他器自可类推也。汉距三代，未远古制，犹有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模肖古制，与桥勋为铭，而石鼓源流赖之以存也。诗于典刑，老成配对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矣。
《世传》：大篆，起于《史籀》，是谓宣王之前，未有此体，故唐世诸人因其体之，为籀也。而遂指之，以为宣鼓，其亦近似而实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体不已有萌，而《史籀》亦其承述此体者与。盖《艺文志》记《史籀》两学曰：《史籀》十五篇，苍颉一篇，颜师古之于《释籀》，则曰：《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于释《苍颉篇》，则曰：上七章李斯作，爰历六章赵高所作也。晋人卫恒曰：斯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名为小篆，则小篆固出于大篆矣。至其对鸟迹立论，则遂通指篆籀，以为古文。子孙矣，不曰：《史籀》别为一种也，恒之说曰：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或与古同，或与古异，则知史籀之体，名为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刱也。王莽时，甄丰考定六书，目不立籀，书一体，其一曰：古文。则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秦篆也，秦篆即小篆也，是甄丰六书，元无籀体而丰也。亦不能，即古文体中，别白何者之为籀体也，则谓：籀体刱始于籀者，未必确也。又如汲冢遗书，字体最古，而自易经以至魏之安釐字体，数四其变，世但见其体，为数体，而无能言何体之始于何世也，则世人岂可闻大篆之为籀体，而即谓鼓字之为籀书。籀书之为，宣王时物也。此予所以不安于唐人之论，而详此审是也。
鼓之数十，先时散弃于凤翔之野，郑馀庆耴寘夫子庙中，尚亡其一，国朝皇祐四年，向傅师求诸民间，得之。而后十鼓乃足，当张怀瓘之为书断也，其登载能书人姓名，至卢藏用而止。考其时，则元宗以后人也。其曰：石鼓文，即奇字之存者矣。则此时，鼓石尚在也。至窦暨，但见墨本，而曰：石寻毁失，则在郑馀庆未尝寘庙之前矣。至韩退之，则曰：十鼓，只载数骆驼，则是因馀庆收徙，而其石得存也。绍兴壬子福唐郑昂，得洪庆善所遗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诗韵，次和谢之其自跋，曰：昂贡隶辟雍时，常徘徊鼓下，以旧本校之，字又差讹矣。寇难以来，不知何在，莆田郑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数百千言，谓鼓入辟雍及保和殿，皆与昂同，或得之于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语多不审。予尝论辨正之，文多不录。
韩退之但得墨本，而诗之其曰：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是也。及东坡苏氏，则亲见石鼓矣。其诗曰：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龙蛇走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是也。东坡初仕凤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得而亲见之也。予之取古辞而叙辨石鼓也，非独不曾见石鼓，亦复不见墨本，独因郑樵模写其字之可晓者，而随用其见以为之辨，南剑州州学以郑本锓木，予既得版木，遂随事而为之，辨绍兴辛亥有以墨本见示者，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点画模糊，皆不可读，而其觕可晓解者，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此，即东坡所谓众星错落，仅名斗者也。郑樵南剑木其成，字而粗可读者，比东坡又多，特不知郑本所传奚自耳。东坡自记其所览，曰：其词云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其鱼维，何维鱮维鲤。何以贯之。维杨及柳此六句可读，馀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盖东坡仕岐而于鼓上见之，其曰：何以贯之。维杨及柳，而郑本乃作摽，盖疑郑本不真也。又有异者，古传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间，向傅师得之，而十鼓复足。秦丞相家本有傅师自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类，寻访得之，形半坏，而书体是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不知何世何年，好事者怅其不足，而刱为一鼓，以补足之也。
《九朝编年备要》：宣和元年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京作记，以进略曰：保和殿三楹，时落成于八月，而高竹丛桧已森阴蓊郁，中楹置御榻，东西二间，列宝玩与古鼎彝玉芝，左挟阁，曰：妙有。右挟阁，曰：宣道。有稽古邃、古尚、古鉴、古作、古访、古博、古秘、古诸阁稽，古阁有宣王石鼓。
《通志略》：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
《石鼓考序》：《石鼓》十篇，大抵为䰻狩，而作，甲言䰻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言狩，乙癸言除道，皆言为畋狩，而除道，戊言策命诸臣，已言享社，而皆有事于畋狩也。辛言䰻狩而归也。十篇而次成十目者，后人之次也。石鼓不见称于前代，至唐始出于岐阳，先时散弃于野，郑馀庆取置于凤翔之夫子庙中堂，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傅师求于民间，而得之十鼓于是乎。足信知神异之物，终自合耳。大观中置之辟雍，后复取入保和殿，经靖康之变，未知其迁徙否，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作，盖本韩退之之歌也，韦应物又谓，文王之敱，至宣王而刻诗，不知二公之言，何所据见，然前代皆患其文难读，樵今所得，除漫灭之外，字字可晓，但其文不备，故有得而成辞者，有不得而成辞者焉。然篆书之始，大概有三皇颉之后，始用古文，史籀之后，始用大篆，秦人之后，始用小篆，樵自续汗简考，古《尚书》纂分音之韵，作象类之书，其于古今文字粗识变更，观此十篇，皆是秦篆，秦篆者，小篆也。简近而易晓，其间有可疑者，若以也为殹，以丞为之类是也。及考之铭器，殹见于秦斤，见于秦权，正如作越语者，岂不知其人生于越，作秦篆者，岂不知其人生于秦乎。秦篆，本乎籀籀，本于古文，石鼓之书，间用古文者，以篆书之，所本也秦，人虽刱小篆，实因古文籀书，加减之取成类耳。其不得而加减者，用旧文也。或曰：石鼓，固秦文也。知为何代文乎。曰：秦自惠文称王，始皇称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谓帝，亦可谓王，故知此。则惠文之后，始皇之前所作也。或曰：文则尔也，石鼓何义乎。曰：古人制器犹作字也，必有取象。若尊、若彝、若爵之类是也。皆是作鸟兽形，而自其口注其受，大者则取诸畜兽，其受小者，则取诸禽鸟。先儒不达理于尊彝，则妄造不适用之器，而画以鸟兽形爵，虽象而不适用。宣和间，得地中之器，为多故于古而铸祭器，因以赐大臣。其制作不类于常祀之器，应知先儒之说，多虚文也。近陆氏所作礼象，庶几千古乎。其于礼图，固有间矣，款识之用，则亦如是。而取诸器物，商人之识，多以盘，周人之识，多以鼎，盘鼎虽适用之器，然为铭识之盘鼎，不必适于用也，但象其器之形耳，石鼓之作，殆此类也。呜呼。鼎鬲远矣。世变风移，石鼓者，其立碑之渐欤，然观今中原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盘鼎钟鬲，南粤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铜鼓。其间有有文字者，有无文字者，然皆作鼓形，此由其风俗之所用也。南粤多铜锡，故其鼓以铜。岐周多美石，故其鼓以石。此又由其土地之所出也。或言，楚蜀之地中，间亦得铜鼓者，南粤与楚蜀，北连岐雍，岂其所习，尚者多同欤。
《书录解题》：石鼓文考三卷，郑樵撰其说，以为石鼓出于秦，其文有与秦斤、秦权合者。
《复斋碑录》：石鼓文，周宣王之猎碣也。唐自贞观以来，苏绩、李嗣真、张怀瓘、窦暨、窦蒙、徐浩，咸以为史籀笔迹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称，杜甫八分小篆，歌叙历代书，亦厕之苍颉，李斯之间其后，韦应物、韩愈称述为尤详。至本朝欧阳修作集，古录始设三疑，以韦韩之说为无所考据，后人因其疑，而增广之。南渡之后，有郑樵者作释音且为之序，乃摘殹二字，以为见于秦斤、秦权，而指以为秦鼓。伪刘词臣马定国以宇文泰尝蒐岐阳，而指以为后周物。呜呼。二子固不足为《石敱》重轻，然近人稍有惑其说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汉桓灵碑，大书深刻磨灭十八九，自宣王至今，为尤远，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予谓碑刻之存亡，系石质之美恶，摹拓之多寡，水火风雨之及与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论也。且如诅楚文刻于秦惠王时，去宣王为未远，而文细刻浅，过于石鼓远甚，由始出于近岁，戕害所不及。至无一字磨灭者，颜真卿干禄字，刻于大历九年，显暴于世，工人以为衣食业，摹拓为多，至开成四年，才六十六载而遽已讹阙，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无可疑者二：疑以谓自汉以来，博古之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谓隋世藏书最多，独无此刻，予谓金石遗文溷于瓦砾，历代湮没而后世始显者为多，三代彝器或得于近岁，其制度精妙，有马融、郑元所不知者，又诅楚文笔迹高妙，世人无复异论，而历秦汉以来，数千百年湮沈泉壤，近世始出于人间，不可谓不称于前人，不录于隋氏，而指为近世伪物也。予意此敱之刻，虽载于传记，而经历乱离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采录，乃复显于世，及观苏勖叙记，尤喜。予言之为得也，则夫隋世之不录，又无足疑者，况唐之文籍，视今为甚备，而学者不敢为臆说，自贞观以来，诸公之说，若出一人，固不特起于韦韩也。而韦应物又以为文王时鼓，宣王时刻，言之如是之详，当时无一人非之。传记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于大篆，殹二字见于秦器，固无害，况字从山，取山高奉之义著在，说文字体宜然，非始于秦也。唐初，去宇文周为甚近，事语尚在于长老耳，使文帝镌功勒成以告万世，岂细事哉。宜时人共知之，况苏勖之祖邳公，绰用事于周，文物号令，悉出其手，岂得有贤子孙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呜呼。三代石刻存于世者，坛山吉日癸巳刻与此耳。而吉日癸巳无所考据，独此鼓昔人称说如是之详，观其字画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遗风，而学者因可以知篆隶之所自出，好异者又附会异说，而诋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于其旁，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碓硙者。其初，散在陈仓野中，韩吏部为博士时，请于祭酒，欲以数橐驼舆，致太学不从，郑馀庆始迁之凤翔孔子庙，经五代之乱，又复散失。本朝司马池知凤翔，复辇至于府学之门庑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傅师搜访而足之。大观中，归于京师，诏以金填其文，以示贵重，且绝墓拓之患。初致之辟廱，后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异北去，俄顷，济河遇大风，重不可致者，皆弃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则拓本留于世者，宜与法书并藏，讵可轻议也哉。绍兴己卯岁，予得此本于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装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郑樵二音，参校异同，并考覈字书，而是正之，书于帙之后，其不知者，姑两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质焉。
石鼓音，石鼓诅，楚音皆直宝，文阁临川王顺伯所为书也。公稽古成癖，至忘渴饥，石鼓考辨，尤为精诣，盖自南渡以还，故家之藏绝不多见，况摹有精粗，故亦艰得。往本参校同异，宿乘传海滨，宾朋罕至，时寻，翰墨拂洗吏尘，以先后得于北方，及石林叶氏本，订其笔意，粗得一二，乃略仿古人入行足成，是书如诅，楚文山谷先生浮休，张公皆尝有释，王氏寻访，未获比岁，里居得石林三文，音释颇备；又传，从互市得朝那碑阴有毕造记，徙置宋城县治，是岁，盖绍兴八年也。先一岁，为丁巳，金人既废，刘豫至，己未正月，尝归我河南、陕西地，碑云：岁在敦牂，则戊午岁也。其意亦不肯用彼年号，故为此间。岁月皆并录之。异时，中原扫清，犹可按图问此石之在否也。呜呼。自周至战国，遗文见于金石者，不过三数，祐陵悉萃之，保和宝护甚至，至用金填敱文，以绝摹拓，一旦四海横流泯焉，无复遗迹，良可哀叹，此书之刻，使好古者相与读之，犹足想绝学于千载，穆王吉日癸巳，诸家所记，皆言在赵州，州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归内府矣。其说为信，因附卷末，庶广异闻，第石林诸跋，其间亦有讹舛，而无别本可證，不容臆决，姑俟知者正之，嘉定六年重五日，吴兴施宿书。
《古文苑序》：岐阳蒐狩实肇中兴之美，勒石纪功，词章浑厚，足以补诗雅之遗。
《古文苑注》：周宣王狩于岐阳，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郑樵各为之音释，王厚之考正，而集录之，施宿又参以诸家之木，订以石鼓籀文。真刻寿梓，于淮东仓司，其辨證训释，盖亦详备，按此编孙巨源得于僧寺佛书龛中，以为唐人所录审尔，则又在薛郑之前二三百年矣。详考其文，字画音训多与郑本合，岂郑为音释时，尝得其本参校耶。惟甲乙之次与薛郑本俱不同，今合诸家之说，并摘经传语，可为證者，载于下。
《纬略》：周宣王石鼓文，苏勖谓之猎碣。猎碣二字，甚生，苏氏用此必有所据按任昉述异记崆峒山有尧碑禹碣亦用碣字。
《古文苑注》：欧阳氏有石鼓三疑，终则曰：观其字画，高妙非史籀不能作，眉山苏氏石鼓诗，则曰：勋劳至大不矜伐文武，未远，犹忠厚，又曰：自从周襄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登山刻石颂功烈后者无继。前无偶，皆云：皇帝巡四国，烹灭强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词，观之，则石鼓为宣王时物，不必多辨矣。
《黄氏诗解》：韩文公作石鼓，歌以为宣王之时，未必可信。
《朱子诗传》：遗说：石鼓有说成王时，又有说宣王时，然其辞有似车攻，甫田诗辞恐是，宣王时未可知。《群书考索》：岐阳石鼓之十章，实雅颂之遗文。残阙磨灭，或者得之千载之后，而有周之全文尚可考，盖因蒐狩讲武之作也。
《宋文粹孙》：何碑解，世称周宣王蒐于岐阳，命从臣刻石，今谓之石鼓，或曰猎碣。其事不经见，吾无取焉。《淮海集》：《史籀》书，与古文时有异同，今称史籀之迹者，惟岐阳石鼓文为真迹。
《韵语阳秋》《左传》云：周成王蒐于岐阳，而韩退之石鼓歌，则曰：宣王。所谓宣王愤起，挥天戈蒐于岐阳，骋雄俊是也。韦应物石鼓歌则曰：文王。所谓周文大猎岐之阳，刻石表功，何炜煌是也。唐苏氏载纪云：石鼓文，谓周宣王猎碣，共十鼓。东坡石鼓诗亦云：忆昔周宣歌鸿雁，方召联翩，赐圭卣不知。韦诗云：周文安所据乎。欧阳永叔云：前世所传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谈而难信。况传纪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有此说也。梅圣俞亦有诗云：传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剥文失，行兵人偶见，安碓床云鼓，作臼，刳中央，心喜遗篆犹，在旁以臼，易臼庸何伤神物，会合居一方，此与延平宝剑何异哉。《止斋集》：岐阳石鼓之诗，寂寥简短，至不可考，后世以为周宣之作形之，歌咏极其揄扬。
《嵩山集》：宣王尝狩于岐，石鼓之诗伟矣。夫子乃舍而不录，得非岐之狩为常，而东都之狩非常乎。
字府：周宣王时，柱下史，史籀始著，籀书，今六八之法虽存，十五之篇亡矣。
《唐元度十体书》：史籀始变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诗书，惟易与此篇得全。
《释梦英十八体书》：籀文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周宣王畋猎而作，今在陈仓，少人攻学。
《钟鼎篆韵》：唐初，盛临摹，始有以楮拓碑碣为墨本者，东巡之石，偃师之槃，岐阳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传。
《铁庵集》：岐阳有鼓，中兴绩勒。
《朱子大全集》：唐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勖著论岐阳猎鼓引，欧阳、虞褚，并称墨妙。为据三君体法，为世楷式，赏好为物轩轾，在当时已尔。今其故迹，仅存隋珠和璧，不足喻其珍也。予避地来南方，日料检行李，流徙之馀。岐鼓诸碑，偶无散落，为之惊喜，书以示子孙，建炎己酉，夹钟五日，洛人李处权巽伯。
封氏闻见记：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然不外六书之指，亦名籀书，与古文兼行。
《中州集》：石鼓自唐以来，无定论，茌平马子卿以字画考之，云：是宇文周时所造作，辨万馀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学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辨子卿，姓马氏，名定国，茌平人，金监察御史，仕至翰林学士，自号荠堂先生。
《陵川集》：周宣王时，史籀变古文科斗，为大篆，今存者祇有石鼓文耳。
《天慵先生集》：石鼓自韦韩过于称，许适滋群疑，翟氏评周官遗迹，亟称吉日，碑而疑鼓刻于维，字疑其不类古，款于以可疑其意不逮，笔于柳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长引短以取称，夹漈疑秦篆，茌平马氏疑宇文周所为。
《道园学古录》：大都国子监文庙石鼓十枚，其一已无字，其一但存数字，今渐磨灭，其一不知何代人凿为臼，而字却稍完，此鼓据传闻，徽宗时，自京兆移置汴梁，贵重之以黄金实其字，金人得汴梁，奇玩，悉辇至燕京移者，初不以此鼓为何物，但见其以金涂字，必贵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抚家，后为大兴府学，大德之末，集为大都教授，得此鼓于泥土草莱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数，后助教成均言于时宰，得兵部差大车十乘，载之于今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为砖坛以承之。又为疏棂而扃鐍之，使可观而不可近。然三十年来，摹拓者多，字画比当时已多漫灭者。然移来时，已不能如，薛尚功钟鼎款文所载者，多矣。大抵石方刓而高，略似鼓耳，不尽如鼓也。
《学古编》：《史籀》。石鼓文，薛尚功法帖所载字完于真本，多故不更具真本，在燕都旧城文庙，郑樵音不可信，周秦刻石释音，序石鼓文，前人音辨多矣。然皆以断文，连属曲取意义，其字有不可识者，亦强为之辞，质诸真刻，或前后相远十馀字，何其陋耶。余旧藏甲秀堂小谱图，画鼓形，随缺补字以意想像，则我车既攻，维杨及柳之句不止乎。此因取真刻，置几上，列钱为文，以求章句，参以薛氏款识，及古文苑等书，隐度成章，因影得表，其阙文不敢以已意，填补依穆，天子传例，补以围方，其有重文，亦注于右，不可识者，阙音，惟《郑樵音训》，最为乖诞，因削去不用，昔淳熙间，杨文炳以诅楚石鼓，泰山、峄山碑，作周秦刻石释音，其琅琊之碑，不类秦文，亦与收入，似未尽善，今皆删定，止存泰山、峄山刻字，并二世诏文，正诅：楚绊遝〈遂〉二字共成一卷，仍以周秦刻石为题号云，至大戊申十二月，鲁郡吾衍序。
《吴文正公集》：六一公谓，石鼓可疑者三。余尝至燕都孔庙草莽间，手抚遗迹，踌蹰久之，今又见此刻文，装褙甚整，附昌黎东坡二诗于后，余于是而深敬宗茂之好古也。宗茂多蓄古人墨迹名画，而家无铢两资处之裕，如吁是，岂可为俗子道哉。
《衍极》：草本隶，隶本篆：篆出于籀石鼓旧画，蔚有奇秀，学者不可不厌观焉。或问，石鼓显于李唐韩退之，韦应物以为周文王宣王时，欧阳永叔、苏子瞻谓，非史籀不能作。而夹漈以为秦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研北杂志》：金人马定国，尝考石鼓字画，以为宇文周时所造，作辩万馀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承弧矢射，远及一百五十步，群臣勒铭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纪所载，今世尚有碑刻，其词有云：慨岐阳之未训。又有彼岐阳，由此观之。石，决非宇文周之物也。石鼓文音训右：石鼓文十，其辞类风雅，然多磨灭不可辨。世传周宣王猎碣，初在陈仓野中，唐郑馀庆始迁之凤翔宋大观中，徙开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归于燕圣朝。皇庆癸丑，始置大成。至圣文宣王庙门之左右，岂物之显，晦自有时耶。鼓之所自先儒辨證已详，固不敢妄议。然其文曰：天子永宁，则为臣下祈祝，之辞无疑，又曰：公谓天子，则似是畿内诸侯从王于狩，臣述其君语，天子之言，吁鼓之时，世虽不可必，但其字画高古，非秦汉以下所及。而习篆籀者，不可不知也。迪自为诸生，往来鼓旁，每抚玩弗忍去。距今才三十馀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灭，数字不知，后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为之爱护哉。间取郑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数子之说，考订其音训刻诸石，俾习篆籀者，有所稽云：至元己卯五月甲申，奉训大夫国子司业潘迪书，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国子祭酒。欧阳元承事郎典簿尹忠承直郎、博士黄溍、奉议大夫、助教祁君璧，从仕郎助教刘闻，承务郎助教赵琏，从仕郎助教康若泰同校。
《石鼓论》：石鼓文始不见称于前代，自唐韦应物，韩昌黎以为周宣王时史籀作。后人因之，遂纷然附会，以资博古，殊无證据。余谓宣王中兴田狩，选徒备见于车攻，吉日之诗，当时刻石，宜不舍此而他取也。昌黎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岂吉日车攻乃星宿，而石鼓文反比羲娥乎。况书取秦誓诗录驷铁车邻等篇，使秦地有石鼓文，孔子何乃删去，而遗之乎。设若诚为宣王故物，距今二千馀年，秦汉碑碣，往往磨灭殆尽，岂石鼓露立野处，肤刻细文而独不尽泯乎。欧阳文忠公固疑其非宣王时事，而郑夹漈博考字，学以为先秦之书，温彦威使三京，乂知其为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西狩岐阳所作，则非史籀，书文明矣。不然，乃好事者模仿籀文，以欺后世。如张霸伪古文书，张天觉作三坟，皆此类也。天台熊仁本识《潜溪集》：宣王时石鼓文，字形多如小篆，恐当时与古文科斗书兼行。
《王忠文公集》：岐阳石鼓，三代石刻之，仅存于今者也。宋东都时，尝铸金填其刻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弃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后，拓本绝不易得。好事者以银一锭购其十纸，则其见宝于世，可知国朝既取中原，乃辇至京师，置国学庙门下，于是拓本日以广，而字画益漫漶，不可辨矣。至正年义乌王祎。
铁网珊瑚，呜呼。三代之文字存于今者，惟禹治水文，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夫子、比干、盘铭、延陵墓碣，及法帖所载，皇颉文二十八字间，见商周彝款识而已，夫苍夏之，文漫不可考。吉日癸巳，延陵墓碣，数字而已，比干、盘铭，世复罕用，商周款识，又不多得，法帖所载，翻摹失真。然严正、婉润、端姿、旁逸、铦利、钩杀自然，而无涯生动，而神冯机发秀出，惟石鼓文焉耳矣。窦暨所谓：远则虹伸结络，迩则琼树离披，旨哉言也，惜其岁久剥落，至唐始显，遂至纷纷疑议，欧阳文忠谓其书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实千有九百馀年，理岂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拓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莱泥土之中，兀然不动，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况其石之质顽，性坚，若世为碓硙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郑渔仲谓是秦篆，因其以殹为也，见于秦斤以，为丞见于秦权，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为帝，亦可为王，秦自惠文称王，始皇称帝，以为惠文之后，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书，经文无也，字则知古转，用殹字，正当从山取奉高意。六月，宣王之诗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猎之诗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诗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温彦威使三京，以为后周文帝猎于岐阳所作，盖因史大统十一年，西狩阳之语而云也，尤为谬妄。夫自秦汉晋宋隋唐以来，苟能书者，如斯冰瑗邕诸人，皆名后世，岂后周时有能书若此，而不名乎。况其诗词严古，尤非南北朝时所能到者，且苏勖韦韩诸公去后周未远，不应谬称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今断然以为宣王田狩之诗，而史籀之书也，盖宣王田狩岐阳之时，从臣赞美，刻词出于一时，若车攻，吉日，则田猎东都时所作者，其词多与石鼓同。如我车既攻，我马既同脩，备之词一也。麀鹿麌麌麀鹿趍趍兽，多之词同也。车攻曰：四牡庞庞，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阜，盖即石鼓六马、四马，其写之谓也。它如驾言徂东，驾言行狩，即我其用，道之谓也。曰之子于苗，即君子之求之谓也。曰：选徒嚣嚣，徒御不惊，即徒孔庶𨖍，从既简之谓也。曰：建旐设旄悠悠旆旌，即其斿鼎斿之谓也。其曰：赤芾金舄，即华敕填，填之谓也。曰会同有绎，即来乐，天子之谓也。曰：决拾既佽弓矢既调即〈阙四字〉秀弓孔硕彤矢之谓也曰：两骖不倚，不失其驰，即左骖幡幡右骖騝騝之谓也。曰：助我举柴，即我鹿允，异之谓也。曰：大庖不盈，即我公谓，大害不余及之谓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乃乐天子，永宁之谓也。曰：吉日维戊，吉日庚午，即日维丙申之谓也。曰：田车既好，即田车既安，我车既好之谓也。曰：从其群丑，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隮于原，我戎止射，其来大有，其来之谓也。曰：儦儦俟俟，即田，若反之谓也。曰：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即秀弓时射，射之族，族之谓也。曰：漆沮之从，即于水一方之谓也。曰：殪此大兕，即我驱，其特之谓也。又况石鼓漫灭者，其词繁而不杀，不若车攻二诗，严肃简洁，足该十篇之意，故偶见删削也。古诗三千馀篇，而夫子定为三百十一篇，此类是也。若以不见收录，而遽以是疑之，则论语所引，素以为绚兮，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诗也，岂可以是而尽疑论语乎。前人音辨者，多皆有得失，或前后相远者有之，或多寡不同者有之，欧阳集古所录可见者，四百六十有五，胡世将资古所录，虽后出可见者，四百七十有四。吾衍氏比资古，又加三字，余得宋时拓本，虽不能如集古资古吾氏所载，然比今世所有者，极为精好，因装潢成轴，每鼓后以释文谱之，其阙文依吾氏潘迪，补以围方末书。杜甫以下诸贤诗文，时一观焉，则俨如对古人矣。时洪武乙丑夏五月朔，后学赵古则书。
石鼓文，隋唐以前未见，纪录自苏勖而下。名公闻人称述者，始众。或以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书，或以为秦人之篆，或比为西魏后周之制作，评论纷更，莫之适从，虽欧阳文忠公之博古，犹未免。以其文细刻浅，历年深久，而不漫灭为疑焉。余友赵君撝谦，独能脱略旧闻，辨正浮议，定为籀文，而不惑其高见远识，可谓度越前人，什伯矣。然前人皆以石鼓为十篇，余则以为一诗而十章，不知撝谦，以为然否。嗟乎。自周宣王时，逮今二千馀年，石鼓之显。晦，每有关于世运之兴衰，今自变故以来，其存殁未可知，而毡包辇运金填棂护固不可复得，乃得吾撝谦订正，而发挥之，其亦籀文之幸也。与吴但跋。
岐阳石鼓文，周史籀所作，昔人以为宣王时物，铦利钩杀为大篆之祖，自后别为十有三源，分派衍沓见错出，若李斯、崔骃、蔡邕、李阳冰诸前烈，以篆名家者，率本于此。昌黎、韩公、眉山、苏公、咏歌，深致重焉，舜江赵先生撝谦，得古刻完本，装潢成轴，躬为音注参考，互订用车攻，吉日诗比类，而同之，至谓周雅偶删削，盖昔人所未发之旨，所书篆隶浑厚高古，如见史籀于千载之上，观人文以化天下者，舍撝谦其谁哉。时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乡贡进士将仕佐郎广信府，儒学教授四明郑真识。
《格古要论》：石鼓凡十，相传为周宣王时史籀小篆，岁久，刻浅，字多不可识，非秦汉以来之人所能为也。王文端公集：永乐之初，予与馀姚柴广敬同被简入翰林讲学之暇，因论及石鼓文，广敬为道其师赵撝谦得善本，审定为周宣王时诗史籀所书无疑。永乐十一年，予从太宗皇帝来北京乃得见石鼓于太学门下，亟磨拓成卷间一展玩，惜其讹阙已多，时广敬去世七八年，欲求赵先生所藏卷一观，庶稍补其阙文，而不可得。今稽勋员外郎柴兰广敬侄也，忽持此卷云予阅之，信为善本，而赵先生之文，援引切，当辨论精覈，真博雅君子哉。广敬纯谨该洽不愧其师，而兰亦甚似之，先生之所以教者，可知矣。卷留予阁中，凡两日得从容观览，俯仰今昔，为之慨然。
《东里集右》：石鼓文十，元国子司业潘迪考订，音训刊附于后，在今北京国子监。此刻郑夹漈定为秦篆，《欧阳公集古录》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细刻浅，理不应得存，又疑其自汉以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余谓石鼓文，决非秦汉以下之人所能为谓。文细刻浅者，安知当时不深刻。历世久远，则磨灭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计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识者，又三之一，则亦久远之验也。三代钟鼎卣彝之属，前未尝见称于世，而后来田夫牧子往往出之，荒野埋没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独致疑于石鼓哉。
《素斋集》：石鼓文，并音训，在今北京国子监先圣庙门内，始余欲求之，而未知鼓之所在，永乐七年，来北京，乃见之于此。欲摹拓其文，未暇及而归后，四年，扈从再至，又明年始摹得之，深加爱惜，乃令工人装潢成卷，并录韦韩苏之诗，欧阳公王顺伯跋尾于后，以藏于家。盖自宣王至今，二千二百六十馀年矣，而犹存此刻，信物之奇，古莫有先于此者，然考其文之所存，则其漫灭剥落，已十之八九，当欧阳公为集古录时，尚存四百五十六字，后二百二十八年，当元后至元己卯、国子司业潘迪为音训时所存，犹三百三十九字，当时已惜其剥落之甚，又后有七十有六年至今，永乐十二年甲午，则仅馀二百七十八字矣。就二百七十八字中，昏缺难辨字或存半，体证以音训，而后可识者，又九十八字，盖其岁月益深，则磨灭益甚，加以摹拓椎击之多。其不能无损缺，亦理势自然也。昔王顺伯居宋南渡后，不获见此鼓，而甚贵其文，以为难得，况至于今，又二百馀年，其可宝贵，当何如也。故并述其年岁之久近，其文之多寡，使后乎今者，得以此参考。
《格古要论补》：石鼓文，韩文公谓为周宣王时，韩公必有所见也。
《金薤琳琅右》：石鼓文，宋代拓本，洪武中藏于馀姚，儒者赵古，则后归予家，石鼓，昔人论之详矣，赵氏跋谓温彦威使三秦，以石鼓为后周文帝猎于岐阳所作，而断其谬妄，予按姚氏残语，云彦威使三秦此得之，伪刘词臣、马定国，然亦非金元好问编中州诗，《定国小传》云：仕金翰林学士，考石鼓字画，定为宇文周时所造作，文辨之万有馀言，元台州刘仁本为石鼓，论本之定国而断其非籀之书，二子谬妄，固不俟言。跋复谓苏勖韦韩诸公，去后周未远，不应谬称如是，而以其言为可信，予观应物退之，其去后周似为辽阔，勖贞观时仕吏部侍郎视后周，则诚未远，又按李嗣真书，后品张怀瓘书断，亦皆以石鼓为史籀，嗣真，高宗时人，而怀瓘老于开元，则称石鼓为籀书者，始于苏氏，继于李张，而退之直据之尔，古则字撝谦宋宗室之后，读书博古，尤精字学，所著有六书本义声音。文字通二书，尝仕广东璚山教谕，卒于官。
金薤琳琅：郑夹漈谓石鼓至唐始出于岐阳，郑馀庆取置凤翔孔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傅师求于民间，得之，十鼓遂足。王顺伯谓五代之乱，鼓复散失，司马池复辇致府学，其一巳亡，向傅师搜访，足之，二说皆同。予近见傅师跋谓数内第十鼓较之，文亦不类，访于闾里，果获一鼓，字虽半缺，验之书体，真得其迹，遂易而置之其数，方备乃知第十鼓，其先盖尝有伪，为者至傅师而真鼓始复出，此皆王郑之所未及，岂其未尝见向跋耶。郑复谓：大观中，鼓置之辟，雍复取入保和殿，经靖康之变，未知其迁徙与否，王则谓大观中，鼓归京师，诏以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异北去，或传济河遇风，弃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后王子充题此，谓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弃去之，至元乃辇至京师，置于国学庙门之下。予按胡世将资古录云，崇宁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讲堂。后辟雍废徙置禁中，则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谓禁中，即保和殿也。以为周成王时，以左传成有岐阳之蒐，證之，亦一说也。
《丹铅录》：石鼓文，在太学潘迪有音训，凡四百九十四字，予得唐人拓本于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盖全文也。尝刻之木，以传矣。然都元敬金薤琳琅刘梅国广文选，所收仍是残阙四百九十四字本，盖亦未见此也。
《丹铅录》：石鼓文，韦应物以为周宣王臣史籀作，韩退之、苏子瞻皆以为然，而后或以为后周宇文时所刻，则疑之，卑之甚矣。予按宣王之世，去古未远，所用皆科斗籀文，今观说文所载，籀文与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类小篆，可疑一也。观孔子篆、比干墓，及吴季札墓，尚是科斗，则宣王时岂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阳人伐古冢，得玉镜、竹简、古书、江淹以蝌蚪字推之，知为宣王时物，则宣王时用科斗书可知矣。巩丰云：岐本周地，平王东迁，〈一本作徙〉以赐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属秦，秦人好田猎，是诗之作，其在献公之前，襄公之后乎。〈一有其字类小篆一句〉地，秦地也。字，秦字也。其为秦物，可知〈一作其为秦诗何疑〉此说合理，予窃信之书以俟知者。《杨升庵集》：石鼓，今在太学，其文为章十，总六百五十七言，可模索者，仅三十馀字。鼓旁刻元潘迪氏音训，一碑，二百年间物也，惜夫遗坠，字无虑近百载，考唐人古文苑，此文特轧，卷首裒录年历，远在音训之先，然迪所遗坠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郑樵二家，各有音释，与古文苑所载大抵相出入，文无补缀，义鲜发明，三家之外，见其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为深慊，又迪所训释，君子员员邋邋员斿二句牵合纰缪，重堪𠷣鄙，原古人书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点，更不复书，此易见耳，迪既误读：君子员员邋邋员斿，遂复臆释，云：员员众多，貌邋邋，旌旗摇动貌。此岂特文法大戾，书例亦大昧矣。君子员员成何训诂，邋邋员斿成何语言，不知妄作，乃所谓郢书燕说也。一隅若此，馀奚取哉。慎昔受业于李文正先生，暇日语慎曰：尔为石鼓文矣乎。则举潘薛郑三家者，对先生曰：否，我犹及见东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释，兼具诸家，斯下矣。然本只字存，将恐久而遂失之也。当为继绝表微手书上石，又作歌一首，盖丹书未竟而先生已弃后学矣。去今又将六年，追维耳言，未坠手迹，莫续天固爱宝，奈斯文，何敢以先生旧本，属善书者录为一卷，音释一卷，今文一卷，韦应物韩退之苏子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诗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末，藏之斋阁，以无忘先生之教云。
杨升庵集：慎得石古文拓本，于先师李文正公，窦暨所谓石虽贞，而云泐纸，可寿而保传胡世将所云，岐下有摹，即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于太学，作歌纪之，今本存焉，据古文苑所载，及王顺伯郑渔仲二公石鼓音，皆言其文可见者，四百七十有四梅，圣俞赠逸老以石鼓文，见遗诗云：四百六十飞凤凰，以兹本所载六百五十七字，完好无讹，斯文所在，真有神物护持邪得之，不啻宝玉大弓矣。欧阳公独言：汉桓灵世，碑刻未及千载，磨灭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九百馀年，岂得独存。又疑此文初不见称于前代，又谓隋氏藏书最多，其所志所录自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具，而独无石鼓遗大录细不宜如此，呜呼。欧阳公所见，谬矣。隋艺文志所收，固博矣，宁无絓万而漏一乎。试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欧阳公虽复生，亦必心服焉。后周吏部侍郎苏勖云：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此可證一也。唐章怀太子贤注：汉书邓骘传遭元，元之灾引岐阳石鼓文，凡重言者，皆为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时，李嗣真书后品云：仓颉造书，鬼哭凛凛，史籀堙灭，陈仓籍甚，此可證三也。开元中，张怀瓘书断云：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陈仓县李斯，小篆兼采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迹记》云：史籀石鼓，李斯峄山会稽碑，崔子玉篆，蔡邕并为旷，绝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赠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久已讹，此可證六也。韦应物石鼓歌云：周宣大邋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喘息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七也。至德中窦暨述书赋云：篆，则周史籀，秦李斯，汉有蔡邕，后代师之，籀之状也。若生动而神凭通，自然而无涯远，则虹伸结络，迩则琼树离披。又云：周秦，汉之三贤，今目验之所先石，虽贞而云泐纸，可寿而保传。其弟蒙注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枝上篆文，今见打本，此可證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则表章称赞至矣。欧阳公尊信韩公，而不从此其意云，何合八公纪述，及韩而九九徵，至而不肖得矣。欧九果不读书邪，此公盖师心独见，至谓十翼，非孔子所作，河图洛书不足信，无所忌惮，如此何有于石鼓乎。东坡之歌，继韩而作，先后如出一口，岂阿私所好者邪。他若《周越法书苑》《乐史》《寰宇记》，赵明诚《金石录》，王深甫《故迹遗文》，张师正《倦游录》，胡世将《资古绍志录》所云：云不暇缕，缕可覆视也。司马池待制知凤翔府日辇，致于府学之门，庑护，以一木棂，郑樵石鼓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年，郑馀庆向傅师求于民间，得之，十鼓于是乎足。梅圣俞赠雷逸老仿石鼓文，见遗，因呈吴祭酒长诗略云：我欲效韩，非痴狂至，宝宜列孔子堂。其后，徽宗大观中，始移置之，辟雍，复取入保和殿。元人移之太学，刻潘迪释文以毕先师之志，遂详述其说，以印正于海内大方家云。
《金石古文》：石鼓文，字画奇古，皆云史籀。书不知何时，徙置北太学门庑下，字磨漫过半矣。升庵得唐人拓本于李文正所，凡七百二字，盖全文合于潘迪音训，间有同异，然无从复考。
《金台纪闻》：石鼓诗，先儒辨论至多，盖风雅之遗，鼓今在北监，予为国子司业时，虑其日泐也。欲扃钥之，而不果，别有树碑一，元司业潘迪以今文写之，仍其旧阙潘仕。大德间，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时，尝谓十鼓，其一已无字，其一惟存数字，潘虞相去不远，其言如此，今去之又将二百年，石可知矣。诗之存者，颇赖诸家文字，集录以传，石顾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顺伯《郑渔仲搜访训释》：，靡馀力矣。咸存断阙焉。欧阳公集古所录，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将资古所录，仅多九字，乃称先世藏本，在集古录之前。孙巨源于佛龛中，得唐人所录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视资古又前矣。又前之，则韩文公所见纸本，已谓毫发备尽，复有年深阙画之叹，韦应物亦谓风雨阙讹，而杜工部直云陈仓石鼓久已讹其上，下世数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号博雅，自谓以甲秀堂谱，图随鼓形，补阙字，列钱为文，以求章句。又参以薛尚功款识诸作，斯已勤矣，亦仅得四百三十馀字。每鼓列行，裁分为十，而章句次第又与诸家不同。子行介士未尝入燕，止于画中见，鼓尔不知，近日何缘得此十诗完好乃尔耶。此诗出于修撰，杨用修慎，若所从来，果有的据，岂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补缀，为奇固不若阙疑之为愈也。
弇州山人稿石鼓文辞既深，典出入雅颂，而书法淳质是史籀迹，其为宣王田猎之语可据，欧阳公独以臆见疑之，为书家诸学士贬击，殆无地可容。若以夫子之所不应删，则非也。诗固有夫子之所未尽见者，此石今犹在太学，而人不知护持，岂亦所谓舍周鼎而宝康瓠者耶。
《笔乘》：岐阳石鼓，唐韦应物、韩退之谓为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为成王鼓，赵明诚谓决非周以后人所能，及独欧阳永叔以为可疑，其谓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岁，大书深刻，而磨灭者十犹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馀年，鼓文细而刻浅，理难独存。赵明诚谓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诅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坚顽，难坏，殊未然也。至金人马子卿以字画考之，谓是宇文周所造，作辨万馀言，出入传纪，引据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见。据北史苏绰传云：周文帝为相，欲革文章浮华之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是后文章，皆依其体，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尝西狩岐阳，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于岐阳，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则石鼓文，为宇文周所造无疑。文既仿，书则诗，体仿，诗亦无疑。观武帝天和元年正月，考路寝命群臣赋古诗，亦其一證也。况考古博古二图，集古金石二录，凡篆文出三代者，皆钟鼎器物款识，无刻石者，惟赞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为周穆王时书，诅楚文，以为春秋时书。世传比干、吴季子墓碑，虽皆刻石，前哲己辨其伪。汉书郊祀志起少昊、颛顼历三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颂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刻石，前此未闻。则石刻当断自始皇为始。始皇所以刻石者，亦传国玺有以先之耳。韩韦臆度之语，要不足据。《名胜志》：石鼓，在国子监文庙戟门内左右。世传周宣王猎碣，大径尺馀，高可三尺，其形似鼓，而顶微圆。古今印史籀，文比古文，又殊，石鼓是也。旧本因石刻，火焚风剥，多阙而不全，乃验其真。近时，杨用修刻本穿凿补缀，文太完备，是可疑耳。
《野获编》：周宣王石鼓，凡十。久弃陈仓野中，仅存其八。唐时郑馀庆始徙至凤翔县，至宋仁宗皇祐间向傅师得其二，于是石鼓始完。宋徽宗又徙之，辟雍靖康之乱，金人取归燕，亦置之文庙。元仁宗又移置国子监文庙戟门左右并列，使后学得曙周世第一奇文，即天球拱璧不敌也。因思宋世崇文好学，得此无足怪。然而璞重难移，非他珍异，可箧笥藏者，粘没罕辈破城时日，索金银表缎，何以亦及此大骨董。盖天意使然。他日金宣宗迁汴，后蒙古攻城，一切顽石俱充炮用，即艮岳无片砾存者，十鼓虽微，安得自免。乃以在燕得留至圣朝，为文艺佳话，殆有神物，呵护不可诬也。古人如韩愈、苏轼、洪迈辈，俱有歌咏及考据，但是时文尚多缺字。至正德间李东阳、杨慎寻绎补订，始称全文灿然大备矣。
《游鹤堂墨薮》：《史籀》，取仓颉形意，损益古文，或同，或异，转相配合，加之铦利钩杀，为大篆以其名显，故谓之：籀书，以其官名，故谓之：史书。以别小篆，故谓之：大篆。今之石鼓文是也。
《游鹤堂墨薮》：石鼓文，宋东都时尝铸金填其刻文，置保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弃之，靖康分裂之后，拓本绝不可得，至元国子司业潘迪，考订音训刊附。于后置北京国学，于是榻本日以广，而字画之存者仅三之一耳。且中不可辨识者，又三之一，则亦久远之一验也。若今之转摹者，则谬甚矣。
《五杂组》：古篆之见于世者，石鼓也。非独其笔画之，古雅规制之浑厚，三代遗风宛然可挹，或以宇文周时作者，妄无疑也。
《长安客话》：宣圣庙戟门石鼓十，元皇庆初，移于此。辞类风雅，字皆古籀，文非秦汉以下所及。然多磨灭不可辨矣。
《学古绪言》：《史籀》石鼓，皇象国山二刻，晋唐名书皆得此意，所以为工二刻，时代既远，犹可想见古人之遗也。
《金石史》：岐阳石鼓文，有谓周宣王猎碣者，惟董程二氏以左传成，有岐阳之蒐證之，凿凿有据，其略云考之书天子大蒐，会诸侯、施命令、非常事也。史不得无书，若宣王蒐岐，即周史失之，列国不得，并逸胡，后世无闻焉，则为成王信矣。其言真如岳峙，不可复撼，第广川有其学、有其识、有其辨、而无其笔，故不胜藤，葛纠缠确论反晦耳。郑樵谓为秦惠文，后及欧阳三疑，皆瞽说迷谬，不足与辩。韦应物谓为文王之鼓，宣王刻诗，真如少君古强之徒，曾目睹其事也何物，又有马子卿者，以为宇文周时作，一似无目者，益大可笑。樵又谓：石鼓者，立碑之渐千载名，言至谓以石为鼓，繇其土地之所出，则非也。古人制作，尚象不为虚器，岂止以地之所出，苟且不法耶。观九州贡物，攻工制器，无一不穷极奥，渺以石为鼓，何所取。则乎今石鼓在太学圣庙戟门左右，宝护无人，冬辄篝火，抚拓燬剥日甚。余曾手摩其文与鼓形，了不似其坚，类玉，故能久存，就石形之自然，少加雕琢，旋转刻文行字，或七或六，少华山前石之坚润者，与此无异，想当时因有佳石，即刻置蒐所而已，第文无不典，字无不雅，民休王游自加宝爱，此三代有道之长也，非似后世竭力徵石造天无极，刻龙绣螭，筑藩置守，妄意垂远。然不一转盼旋离野火，能得鬼神呵护至今哉，悲夫。余既装潢成，而题曰：周岐阳石古文，断以成王时物，而不以鼓名，足刊古今之谬。
《石墨镌华》：石鼓文，出入雅颂、书法淳质，出周宣王时《史籀》笔亡疑。都元敬、杨用修、王元美诸人辨之已详，余借得一本，虽磨泐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为秦物者，已非；又有以为宇文周物，尤可笑。欧阳公最号博雅，乃亦疑之，遂令后人讥驳，无地自容矣。今石犹在太学门内。
《书画史》：岐阳石鼓，宋东都时尝铸金填其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弃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后，拓本绝，不易得。好事者以银一锭，购其十纸。
《紫桃轩杂缀》：东坡有石钩、石鼓文，篆籀全音释备，远胜潘迪等所录。
《古诗纪注》：按古文苑所载石鼓文，称孙巨源得于佛书龛中，盖唐人所录仅四百九十七言耳。章樵为之考正集释，又薛尚功、郑樵、潘迪诸家咸有音训，然有阙文靡所增益，杨用修自言受学于李文正公，得苏文忠旧本，盖七百馀字，易以今文，传之陕西志，亦载此文，其文悉与杨本同，而字画训释颇异。
通雅郑渔仲谓：石鼓有秦权文，亦周时先有此文，而秦权用之耳。金马子卿谓是宇文时造，焦弱侯以苏绰传魏文十一年狩岐阳考。宇文保定元年，又狩岐阳，命绰仿大诰，则诗体仿之，可知然。当时何以不刻年月，岂故为此迋后世耶。
《帝京景物略》：石鼓，高二尺、广径一尺有奇，其数十，其文籀，其辞诵天子之田。元大德十一年，虞集为大都教授，得之泥中，始移国学大成门内，言鼓者，人人殊。谓周宣王之鼓、韩愈、张怀瓘、窦暨也。谓：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韦应物也。谓：秦氏之文，宋郑樵也。谓：宣王而疑之，欧阳修也。谓宣王而信之，赵明诚也。谓成王之鼓，程大昌董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