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闻迩者贼豫怙终金人，同恶举兵侵犯，深蹂两淮。惊报初传，群情大震。陛下睿谟自定，神断必行，亲御戎衣，天临吴会，将相协虑，士卒一心，遂摧贼锋，所向俘馘，虏气沮夺，潜师遁逃，信悔祸之自天，知戡难之有日。夷夏竦动，中外驩呼。臣荷国恩，历叨枢近，顾当斯际窃食祠宫，既不能画半策以赞帷幄之成谋，又不获备前驱以展行阵之微效，进退惟谷，夙夜靡宁。敢望圣度兼容，温诏下逮，访以急务，俾之尽言，拜受兢惭，罔知所措，伏读再四，喜极而泪。昔者帝尧舍己而稽于众，大舜与善而取诸人，夏禹之拜昌言，汉高之屈群策，惟圣虚己，与古同符，岂伊涓尘，可裨海岳！仰应诏旨，姑竭愚虑，圣问所及，臣敢不一二条列，试为陛下言之。圣问首曰攻战之利。臣闻：乘其时而为之者功必倍，因其利而成之者人不劳。圣人奉若天道，时苟未至，惟修德政以待之，时既至，作而求成，不俟终日。臣顷在绍兴二年以备从班，获陪外廷末议，恭被诏问攻守之策，臣时辄敢不自揆度，对言终当用兵，盖如晁错之论七国，以谓削亦反，不削亦反，金虏犹是也。继因赐对，再具陈贼豫盗据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择遣兵将鼓行进讨，声言翠华复幸金陵，督使过江，愿赐睿断，济成大勋。二疏谅存，其言可复。臣之出使军前，陛辞之日，亦尝面奏和议，盖权时宜以济艰危，他日国步安强，军声大振，理当别图。窃惟臣愚前后狂瞽之言，尚蒙俯记清衷，则攻战之利，臣先固知之矣，况臣亲见女真等军尝至川陕者，皆畏服西兵劲锐善战，有难敌之语。今兹入寇，韩世忠等三大帅率皆山西将种，所统精锐颇多，西人临难敢前，屡挫敌众，复闻吴玠继有捷奏，军声大震，虏意必摇。若以斯时数道并进，此有犄角之势，彼受腹背之敌，不战自溃，理之必然，此其可以攻战一也。抑臣闻之，在昔汉运中微，新莽纵暴，民怀高祖、文帝之德，讴吟思汉，十室而九；光武因之，不三年成中兴之业。田单以即墨两邑馀众，败燕于百胜之后，盖以燕用间言，劓所得即墨士卒置之前后，且复发掘垄墓，僇及死者，人怀悲愤，怒自十倍，用以出战，卒破燕军。恭惟大宋祖宗之泽，海内涵濡垂二百年，人心爱戴，岂特汉民之讴吟？虏寇比岁暴我中原，岂特即墨之愤怒？此其可以攻战二也。加以贼豫父子虐用其民，苛敛烦役，殆不堪命。臣前过伪境，亲所见闻，比复签发，使临行阵，其怨叛之心益甚矣。《传》曰：「天予不受，反受其咎」。《书》曰：「傒我后，后来其苏」。傥因上穹助顺之心，远副遗黎云霓之望，万全之举，一怒而安。圣问次曰守备之宜。臣闻之，胜负何尝，贼之情伪难察。顷者番伪入寇，信由守备有方，彼多失亡，因其窘蹙之势，畏我振厉之威，潜迹奔窜。然金虏自恃胜强，反成败衄，犬羊之性切于复仇，况又狼子野心，万一内怀诡谲，有如子胥教吴分三师以敌楚之计，我出则归，我归则出，亟肄而罢之，则此寇甫还，他酋继至，方喜其去以彻警，又乘吾怠以来寇，脱或少失提备，岂不动致绎骚？故欲议于战攻，当先饬于守备。远若川陕，固有吴玠及宣抚使司之兵守备之，宜既自为计，唯是荆襄之制上流，吴越之防海道，而江淮绵亘数千里间，尤其出入之要冲。兵法有云：「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今若无事而益为守，则不惟兵势之分有所寡弱，兼亦劳人费财，坐以守困。昔人论长江之守如七尺之躯。要害不过数处。朝廷比因去冬之警，近里险要必已熟讲，至于两淮之壖所当守者，固亦有要害。若分择文武臣僚谙练古今、察知形势者按行计度，预图其宜，量远近之中，求险阻之要，某将最才可将某屯，某人有兵可援某所，某地可以储积，某道可以转饷，以至器械财用、战船水军之属，一皆素具，无或取于临时，备在敌先，仓卒无患。臣窃以方今当守备之要地，臣固不能尽知，亦未易尽言，姑举所闻见。惟当先急者，莫如淮南。淮南在昔固南北之所必争者也。晋败苻坚百万之众，实在淝水之上，江左置戍，每以寿春、盱眙为重。至若魏人欲制吴，则邓艾先耕垦于寿春，周世宗谋江南，亦三至淮上，亲破寿州，据淮水上流，山川障塞大江甚迩，此则平窥淮南，如在掌握，而又北连颍蔡，可以直抵京师，北虏入寇亦先安重兵于寿春，而济自淮阴。夫淮南，贼豫父子窥觎之地，不惟利源所在，可以趋大江，使江南而无淮南，是纵敌人在吾户限之外，不复可以为固，不当以利遗人，更为贼有也。前日潘致尧回其书，已有「江北不许屯戍人马」之语，及遣王翊来，果持分画之说，我既难从，以理拒之，疆议未定，便可扼险而固守，而淮东西虽命宣抚使，然不列屯置司，乃江浙所遣偏裨分守，不过资以轻兵，既已势孤，难必责其固志，况复力弱，岂足抗于敌锋！且狃连岁之无虞，可谓泰然而坐视。守备既缺，斥堠不修，遂致番伪之兵，如践无人之境，虽既往之不咎，岂方来之可忽？抑闻虏在承楚通泰，形势孤绝，旁无阵寨，邑人难以坚守，贼兵易于攻取，而终以全免者，或疑以通泰皆系产盐地分，虏既窥取淮甸，私指此以为外府，阴加保护，以为后图，借曰不然，在理所当致虑。比报三将奏功，而韩世忠、刘光世置司镇江太平。臣愚不能仰测庙谟用意之微，或者妄揣以车驾方在浙西，翼卫全恃江上，故三将皆屯滨江淮，朝廷未欲示敌以强，尚存修好之议，若移两将江北，或致番伪亟争。臣愚以谓张将之兵既置司建康，自可分屯江浙，屏蔽行阙，力已有馀，况二将若在淮南，篱藩可谓深固。若谓不欲致疑虏寇，彼既举兵，我则移屯有名，若虑引惹生事，但当严加约束，俾守封疆，无得轻以一人一骑踰淮，而北犯者重坐之，明揭敕榜，告谕远近，以示兼爱生灵之德意可耳。圣问又曰措置之方。臣窃以为方今所谓措置，莫大于攻守二策。乃若守备已备陈其宜，其于攻战犹当慎重。臣闻兵家至理，莫善于纪律；军行急务，无先于粮饷。至于号令必有总摄，权力必能节制，然后可以一臂指之用，而御强愤之众。昔李晟统军，秋毫不犯，故方克复京师，而井里不知，安堵如故，盖非若此，不足以为吊伐之师。然军行纪律，多利卤获。今欲削平僭乱，止当取彼凶残。又若其民，实吾赤子，况闻伪境之民，深苦贪暴，日望王师之至，救于水火之中。若非纪律之兵，恐乖喁喁之望，宜敕诸将，严立军制。昔诸葛出师，虽有木牛流马之运，而仓粮不继，因无成功。先主出兵荆州，敌国震动，至迁都避之，而关羽粮尽，更致丧败。今若进兵伪境，虽稔闻山东、河洛之间，民言王师若来，愿资粮饷，然伪境兵火之馀，户口彫耗，垦田数寡，出谷不多，比更金寇往来，无不蚕食，岂敢保其尚有馀粮？在昔运道，水行则虑河流有断涸不通之处，陆运则恐附近无移用转饷之人，要须预计有无之事。臣闻《春秋传》曰：「师在左右日，以号令不能使之听，权力不能使之服，皆不可言能左右之也」。唐以九节度之师环贼而攻之，一旦溃败，虽以李光弼之威严，郭子仪之宽厚，势不能自制其兵。不自立庭户，一有纤芥利害，未免更相雠疾，其能出私己以徇国家之急，殆未之见。若欲并遣进攻，必先选命总师，分以精锐之兵，附以招集之众，合数万人，隐然自成一军，遂遣诸将，并进攻讨。总统之号令既一，权力既重，诸将虽素贵重，畴敢不听从？维持辑睦，使必有成，其利害与非用素所抚循之兵而侥倖取胜者，盖亦异矣。抑前代君臣之遇合相与有为，必先有素定之论，然后见之行事，享其成功。韩信之初见汉高，诸葛亮之初见先主，王猛之初见苻坚，凡厥指陈，皆有定论，后所设施，不愆本谋。今者措置之方，惟陛下与二三大臣谋谟素定，使他日按而行之，庶几临事不惑不疑，此尤措置之本原也。圣问又曰绥怀之略。窃以畿甸、山东、关河之民，怨金虏之多暴，苦伪齐之烦苛，臣前已概言之矣。为今之计，当以安集流亡，招携归附。彼念虏寇之威虐，而被蒙朝廷之德惠，是犹童蒙脱盗贼之手，虎狼之口，复亲依父母之慈爱，岂他适哉！要在择羊祜、陆抗之属以为守帅，择卓茂、鲁公之属以为守令，俾之悉广陛下之德惠，辑而附之，以招其馀，逖听风声扶携而至者，势必众矣。比闻诸将俘获签军，恩旨悉贷不杀，自拔而归者加以官资，赐以金帛，给以田土，重以宴犒，虽女真勃海绝域异类，所以优假安全之恩意已无不备至。况今淮南、江东西荒闲之田至多，唯宜具述陛下所为爱养元元之诚心，揭榜境上，或选旧西北人若初附签军之可信使者，使深入伪境，转相告谕。俟其来归，从所欲往，授田给粮，蠲其赋租，遂其生理，必将接迹而至。此亦诸葛亮使民杂耕渭滨之意也。昔人有言，彼民于此民，同是天意，天意与民意同，无不成之功。盖民心悦则天意得，以此德声溢广，西北旧疆可传檄而定，尚奚血刃转战之劳哉！恭惟陛下天纵之资，日跻之学，万事统纪，灼见微渺，而众美不居，隆恩盖载。如臣固陋戆愚，岂足以策大事！殚蠡管之小识，进其诚款，盖直罄胸臆与亲所见闻，无复文饰，本末具夷伪之情，终始言天人之助。至于高为迂阔之谈，力持难行之说，臣皆不敢为也。况番僭历年用兵，人神共怒，古今所无，以吉凶之理、倚伏之数推之，行且灭亡。兼臣昨在军前，闻金酋颇有厌兵之意，其众军亦甚思休息，特粘罕、兀室、高庆裔辈持之不肯。然上下猜防，人心携贰，纵未能亟加天讨，亦将见内患自生，变乱可待也。尔后姑复尚与通使，经理种种亦易商量，权轻重之间，事易以成。臣蝼蚁之愿者此。伏望陛下俯从人欲，无失天时，因得而虑失，得胜而弥惧，思尝胆之报，遵驭朽之戒，扫叛逆之馀烬，救黎庶之横流，以雪宗社之大愤，为天下之福。此非特愚臣忧世爱君之心，实海宇臣民忧国之义。轻渎冕旒，臣无任惶惧陨越之至。

光膺天指，进贰春官。帝眷益隆，师言载穆，伏惟欢庆。恭以某官学穷圣奥，识照几先。懿行高风，优入渊、骞之列；英辞闳论，俯收晁、董之科。早宗经席之微言，荐决容台之疑议，遂锡命书之宠，躐升禁路之华。典三礼于虞廷，无易直清之德；谐万民于周室，允资诏相之勤。方懋远猷，别期大用。某猥兹分部，莫克造门，逖闻除目之传，实倍舆情之喜。

右，臣伏见虏骑以前月二十二日渡淮，得庐州而不守，乃聚师庐、和之间已二十日。张俊今月初四日渡江守和州，杨沂中继之，亦将几旬。虏但以游骑数来冲突，或间道傍出，终不引兵前进。远来之师利于速战，其势不应如此。盖自王威震叠，不敢妄动，第恐逗引我师轻举，别为诡计，以图小利。今已师老，虽谍言自淮北津运粮食前来，理亦难继。或闻已相食人，势岂能久？若诸将能察知敌形，张俊、杨沂中自和州进击于前，刘锜与刘光世之师出巢县，由昭关山旁捣其胁，韩世忠出泗州真□□春，断其浮桥，岳飞□□黄出蔡州、顺昌府绝其归路，必可使只轮单马不回。几会之来，间不容发。臣忝使一道，为国藩篱，外有长江之守，衰懦不武，不能少伸毫末，以副责任，区区管见，不敢自默。伏望圣慈特赐详度，如可采取，即乞速命诸将并力合谋，克日定计，少缓即恐遁去。虏前此频年屡入，践蹂两淮，既议讲和，又辄败盟，盖缘猖蹶，每来得志，无所忌惮。昔汉匈奴为边患，文帝发怒，绝其和亲，晁错言其冬必来南，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此正今日虏人之势，惟陛下垂惠财察。干冒天威，臣无任惶惧激切屏营之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古者持国任事，有四臣焉：杜患于未兆，弭菑于未形者，贤臣也。祸结而排之使安，难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国安矣，挈而错之危；世治矣，汩而属之乱者，非愚臣即奸臣也。盖奸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国任事，祸之府也。昔者，晁错尝忠于汉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权也。是以轻发七国之难，而其身先戮于一人之言，可不谓愚乎？彼错者为申、韩之学，锐气而寡恩，好谋而喜功之臣者也。自孝景之居东宫，而错说之以人主之术数也，固已智宠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听之。彼挟其君之以天下听之也，欲就其所谓术数之效，是以轻为而不疑，决发而不顾，卒以忧君危国，几成刘氏之大变。而后世之士犹或智之，独子云乃谓之愚。子云之愚错也，非以其智不足以卫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国未发之祸而故趣之于乱也。东诸侯之势诚强矣，强而骄，骄而反，其理也。然而束之而使无骄，御之而使无反者，岂固无术耶？而错之策曰：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则反速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是错之术无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错之所谓祸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数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为之役也？吴王所发五十万之众者，皆其削郡之民也。连七国百万之师，西向而图危关中，乃曰祸小者，真愚也！夫七国之王，独吴少尝军旅，为宿奸故恶，其六王皆骄夫孱稚，非有高材绝器，挟智任术足以就大计者，其谋又非前缔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徜徉相视而起，皆吴实迫之，欲并以为东帝之资耳。当孝文之世，濞之不朝发于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贾谊固尝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穷其奸，而以恩礼羁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馀年而濞无他变也。濞之反于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吴者四十三稔矣。齿发固已就衰，而乡之勇决之气与夫骄悍之情、窥觊之奸皆已沮释矣。今一旦奋然空国西向，计不反顾者，濞岂得已哉，有错之鞭趣其后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抚其国者四十馀年。错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赵、诸齐皆以暗隐微慝夺其封国之半，彼固知其地尽而要领随之，是以出于计之无聊，为一决耳。向使景帝袭孝文之宽假而恩礼有加焉，而错出于主父偃之策，使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势，则濞亦何事乎白首称兵，冀所非望，而楚、赵、诸齐不安南面之乐，而甘为濞役也？吴王反虏也，固天人之所共弃，未有不至于败灭者，然亦幸其未为晓兵者也。使其诚晓兵，则关东非汉有，而错之罪可胜戮哉？方濞之起也，其谋于宿将，则曰必先取梁；其谋于新将，则曰必先据洛。二策者，皆胜策也。而吴王昧于所用，故败亡随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景帝之亲母弟，国大而强，北距泰山，西界高阳。今释梁不下而兵遂西，则汉冲其膺，梁捣其吭，不战而成擒矣。此宿将以先取梁为功者，图全之策也，所谓以正合者也。洛阳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冲，积武库之械，丰敖仓之粟。今不疾据而徐行留攻，则汉骑腾入梁楚之郊以蹙之，败可立待也。此新将以先据洛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谓以奇胜者也。二策者皆胜策也。虽反国之虏无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数也。幸其当时无以双举而并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吴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据洛，此所以亟败也。所谓双举而并施者，锐师卷甲以趣洛阳，重兵疾攻以覆梁都。虽无能入关，而山东举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则汉兵得以东下；知据洛而不知取梁，则梁兵得以蹑后。使锐师据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据，则汉兵不能即东；汉兵不东，则必举梁，梁举而山东定矣。幸其不出于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压梁壁。梁未及下，而亚夫之辈驰入荥阳而壁昌邑矣。求战不得，欲去不可，徬徨无所之，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为晓兵者也。向使吴王两用其策，而又假田禄伯以偏师提之以趋武关，周丘长驱，遂历城阳之北，反虽不迟，而祸实大矣。呜呼！孰谓晁错非真愚者哉！

敕（上词同富直柔父。）：具官故父蚤以贤业，策名昌辰。通达古今，远希晁错之三道；贯穿典籍，何止井丹之五经。不克大施，委庆厥嗣，是生邦彦，冠我枢庭。惟储副之三师，实官联之一品，用兹告第，以广繁禧。歆予宠休，尚有英爽。可。

半世江湖，无复弹冠之意；薄游都邑，居怀索米之惭。敢期瓦砾之馀，谬玷丝纶之渥。所蒙非据，以宠为虞。窃以中古以还，倚儒而治。以谓用非所养，则遇事或难于任重；学优而仕，则立朝无愧于面墙。苟陵阿之育未加，则薪槱之图曷继。故有绝编已老，莫知经济之方；素官称贤，或出草茅之士。顾谁差之不预，岂才智之可诬。是故祖宗以典籍之司，以为公卿与侍从之选。期奖成于望实，斯致慎于柬求。以袖然晁、董之流，犹试言而后授；虽卓尔轲、雄之学，有陈义而力辞。人唯允谐，世则知贵。典坟具在，纵观海宇之奇书；策牍兼资，多识朝廷之故事。抑磨砻其器质，且殚洽其见闻。或许从宴间之游，或访以图回之务。唯其养之有素，则亦用之弗疑。鸿惟上圣之临，益著右文之效。股肱心膂，既相与立太平之基；杞梓圭璋，又兼收为无穷之用。来英髦于数路，达遗滞于四聪。云构百梁，屹天衢之左界；龙章八法，焕紫殿之中居。俨群玉之大开，仰奎文之下属。合三馆一时之彦，登瀛洲者十有八人；续六官九聚之书，䌷金匮于数千百载。惟兰台之接武，实麟止之椎轮。文若孟坚，徒为令史；博如束皙，仅得佐郎。然裁成汉代之阳秋，无出其右；比次汲书之科斗，可考而知。自非宏达之才，曷称招延之美？如某钝顽无似，孤贱数奇。早迷速化之方，几成独学之陋。束发为养，华首益穷。尝闻君子长者之风，每尽乘田委吏之义。窃信简编之载，妄兴圳亩之怀。时非弗逢，事或大谬。一官不偶，遂将归老圃之畴；二顷无田，又时为禄仕之隐。实委心于穷达，聊寄适于艺文。若将终身，奚暇外慕。何图名姓，误辱搜扬，释其州县之劳，命以编摩之职。逮从匠属，复厕英游。况举袂成帷，时固多于俊异；而上车不落，独何取于惷庸。此盖某官斧藻圣猷，帡幪士类。索渊微于系表，应事物于道枢。学该今古，而不忽于寸长；用周小大，而兼容于众善。致兹连蹇，稍与选抡。念固穷难进之馀，粗知分义；当省官遴选之际，尤觉叨踰。敢不稍缉旧闻，益坚素守，仰副甄收之本意，永衔温厚之华褒！诚知背上之毛，何加于六翮；傥比管中之豹，时见于一斑。过此以还，未知所措。

汉武帝向儒术，丞相窦婴、太尉田鼢亦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绾荐其师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命议明堂事。

臣尝谓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自古好治之君，未尝不慷慨思见天下之贤士，求天下之议论，次第而施行之。已而利害之实既了了于胸中，则忍而不能决，见利不克兴，知害不克除，谈有馀而实不足者往往皆然。《中庸》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武帝之初，盖未辨知此也，故于申公之对有惑焉。其后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制礼乐，易服色，典章文物，灿然大备，意有所在，皆力行之，不见甚难，安知非申公之言有以发之欤。使其所行不改文景之恭俭，向专在于爱民利物之间，则后世必以为贤哲不世出之君矣。然武帝席文景极治之后，于天下之事尚谓犹不可不力行如此，况多难之时乎？臣故曰：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

魏文侯与士大夫坐，问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之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对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长子，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璜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问：「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对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对曰：「臣闻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君仁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为大卿。

臣观翟璜之谏近乎直，任座之谏近乎讽，讽谏为上，直谏次之。何也？二子之谏同出于忠也，任座能正其逐谏臣之过，而翟璜不能救其封子之失，是直不如讽明矣。然则翟璜知直之可为而为之欤？抑知其不可为而故为之欤？曰：如其不可为而故为之，有恃者也。然则何恃也？曰：恃同列之有君子也。使同列有非君子者交斗其间，鬼神勿助之，翟璜之祸岂特见逐而已哉。然则任座谓文侯为仁君，其出于诚耶？其不出于诚，苟以救其过耶？曰：是恶言也。事君者可不以诚乎哉？君子之谏其君，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所谓任座者固恃其君之能改过，而翟璜亦知其终见容也。特先发后继，势有不同而已。然则如文侯者，安得不谓之仁君乎。呜呼，同列而无君子，不可以立人之朝矣，何独翟璜，古之人皆然。要之，朝多君子，不问而知其君之为仁君矣。

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今者有以楚庄王之语闻者乎」？武侯曰：「未也。庄王之语奈何」？起曰：「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敢逮，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臣曰：『君朝而有忧色，何也』？庄王曰：『吾闻之，诸侯自择师者王，自择友者霸，是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议于朝，群臣莫敢逮，吾国其几于亡矣。是以有忧色』。庄王之所以忧，而君独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谢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

臣尝谓人主之忧，莫大乎国无谋臣，茍无谋臣，不可以为国矣。故有为之君，不以独智先物为能，而以众智不足为忧，惧事变之鼎来而谋不胜应也。今群臣之谋反不逮君，谓之无谋臣可也。楚庄王之所忧，而魏武侯乃以为喜，是何见之相戾耶？晁错谓五霸不及其臣，故属之以国，任之以事。使其臣之谋乃不逮君，则臣知其不能霸矣。汉高帝尝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盖不以不如为耻，此其所以能兼众智、屈群策，而成大功也。《书》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谓人莫己若者，好自矜大而已，然犹惧焉，况其臣真莫及之，将谁与谋？臣故以国无谋臣为人主之大忧也。

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相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曰：「君勿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臣尝闻前修之言，以谓知人无法，臣心疑之。夫知人尧之所难也，故皋陶为舜陈九德之事，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此知人之诀也。而谓之无，可乎？及求之孔孟之书，而得其说者有二，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一也。「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二也。然后知是道也不可以言，可言者其迹而已，至于晓然独得于心者，岂言之所能尽哉？谓之所以也，所由也，所安也，与夫言辞眸子之间，不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何者为君子，何者为小人，皆未尝言其状。而大佞似圣，大智似愚，亦未易以此辞辨察，则知人之难也。虽圣人不敢易言之。然则知人之道非内明而无所蔽惑，又恶能晓然独得于心哉？惟明也一见而得之眉睫之间为有馀，如其不然，则终日与之言而不知其人之心。由是论之，所谓知人者谓之无法可也。皋陶之陈九德，特言其所可言者与其成德之事而已，其不可言者不在是焉。魏文侯谋相而未定也，问诸李克，克以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之意遂决，其故何哉？公子成与翟璜皆贤也，文侯固知之深矣，其得于所亲、所与、所举之间，岂一日之积哉？不然，不如是之决也。臣独喜李克之言，诚有助于后世知人之道，虽所谓独得于心者不在于是，而于吾圣人之说，亦无所戾云。

楚庄王问于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孙叔敖曰：「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乎？亦在臣乎」？孙叔敖曰：「国君骄士」。曰：「士非吾无由贵富，士骄君」。曰：「国非士无由安强。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国是无由定矣。夏桀、商纣不定国是，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故致亡而不知」。庄王曰：「善哉！愿相国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寡人岂敢以祸国骄士民哉」。

臣窃惟国是之说，不闻于尧舜三代之时。庄王之问，叔敖之对，不知何自而言，其无乃为奸人之资乎。天下之士，一是一非，宁有定哉？君子之所是，小人以为非；小人之所是，君子以为非。虽一物之是非，有不能定，况于国乎。君人者知任贤而已，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君子进为，小人退听，群枉之门塞，众正之路开，君不以己之取舍病民，臣不以己之爱憎罔上，如天地四时之化，未尝有心。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又乌取国是之名也哉？如其反是，所谓小人者，亦将立国是之名簧鼓天下，劫持其君，使必从之，贼害善良，植其徒党，而天下日趋于乱。桀纣之主，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则是私欲已胜，无所适从，尚何国是之有？而叔敖乃曰「由不定国是而亡」，岂不陋哉？呜呼，名不可妄立也审矣。名一立，必有挟斯名以为奸如前所云者，臣故曰：其无乃为奸人之资乎。

李道裕于贞观末为将作匠。有告张亮反者，诏百官，皆言亮当诛，独道裕谓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斩之。岁馀，刑部侍郎阙，宰相屡进，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尝议张亮反者。朕时虽不从，今尚悔之」。遂命道裕。

臣窃谓臣受知于君，不以一时遇合为难，而以知其心之所存为不易。太宗之于道裕也，始弃其言，卒乃用之，岂以畴昔之事为过而悔之欤？曰：不然。太宗愿治之主也，其措心积虑，未尝不在于天下国家，虽一事之疑必悔之，况其平时钦恤用刑，每决死罪，必三覆五奏而后定意。太宗之断，未必为疏，而追悔不忘若是者，岂恤刑之心诚有合耶？呜呼，人主未尝无愿治之志，然而不克有济者，诚不至而已矣。茍出于诚，则反覆念虑，浸久而不忘，惟其当而后已。故于听用之际，有合于其心者，虽弃之于前而收之于后，不以自慊也。若德宗之于陆贽则不然，当危难时惟贽言是听，天下既定，乃追仇尽言，怫然以谗悻逐，犹弃梗焉。以此一事，足以观人主之用心矣，何必多耶。

里闬相闻，何止十年之旧？朝班并进，幸成数面之亲。洎来作于湘累，遂莫陪于郑驲。孰云冯子之埽轨，适遇文翁之剖符。伏惟知府郎中古学精深，天才卓越。嗣韦平之世业，大振厥华；决晁董之贤科，屡为之最。碑版流传于四裔，词章凌跨于三都。早跻郎选之高，忽倾使华之远。相如入蜀，宣诏旨于蛮夷；梦得还朝，寄诗情于草木。未荷从臣之橐，姑乘刺史之轓。宁容坐席之温，即有追锋之召。惟兹衰朽，久矣飘零。生异贾生，敢临流而吊屈？情同王粲，方去国以依刘。念欲驰笺，遽蒙颁教。望旌麾而倍感，穷笔舌以奚殚？

伏审诞布明纶，延登硕辅。方九五御图之始，惟二三同德之求，宜用人豪，首陪国论。恭以某官，文传正法，气盖诸公。渊、云钟岷岭之英，千年不死；晁、董上汉廷之对，四海无人。处躬虽极于安恬，遇事不忘于激烈。昨属鄙夫之当国，欲攘公器以欺天，肆己豕心，为民虿尾。举世莫知于清议，惟公力振于颓纲。去莒仆之一，而君子谓忠；叱义府者三，而朝廷有法。既危言之劘上，难直道以居中。虽求养疾以卧漳，未肯忘君而出昼。遇坎则止，善刀而藏。逮真主之勃兴，思异人之间出，乃副渊衷之伫，亟赓元首之歌。儒患非真，用仲尼鲁安得削；国虽未定，见王导晋复何忧？行奉册书，进持魁柄，将万世维持之是赖，何一时康济之足言？藻久托馀光，欣闻盛事。昔风波所荡，常跧车辙之寻常；今霖雨既新，首被笔端之肤寸。岩廊多暇，岁律将中，愿精寝餗之调，用慰华夷之望。

余闻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尧舜尚矣。然以言取人，虽孔子之圣，而失之于子我。人心难知，甚于知天，圣人不得已而后以言求之，拔十得五，盖庶几焉，非悠久可待以为不变之法也。西汉之世，取士非一涂，公卿之贵，或起于刀笔，或起于行伍，或拔于刍牧，或用于夷虏。其以文章策高第，如晁、董、公孙之流，盖亦几人而已。故宣、武得人之盛，后世莫及。建炎之乱，环四海为沸鼎。当是时，蒐卒乘，治兵赋，增浚城隍，捕逐盗贼，如救焚拯溺之急，而禹行舜趋之状，纷然出于其閒，往往迂阔可笑。涂君子野精悍有胆略，遇事无剧易，唾手立就，可与共功名；而卒以他选进，遂绌于世议，而不用以死，为可恨也。君讳大向，子野其字也，姓涂氏，抚州宜黄县人。曾祖智，祖翊，父固本，三世为县富姓，至君，始出而求仕。宣和末，以迪功郎尉筠州高安县。县令儒缓废事，州所下书，专以属君，应之无留事。靖康元年冬，诸道分兵勤王，守将檄君诣州，凡军兴所须资粮、扉屦之属，皆倚君以办。军行，挟一马率所部先驱，人壮其诚。两遇恩，循右从事郎。秩满，绍兴五年淮西宣抚使司奏辟准备差遣，辞不赴，十一年八月丁亥，被疾卒于家。明年，其孤将仕郎驹卜以四月庚寅葬于县之待贤乡龙江原上，又属左奉议郎、国子监主簿王湛状君官寿世次，为书来请，愿有述也。余绍兴初南迁，过临川境上，少留曹山佛舍。邑之贤士大夫不余藉辚，不远数百里过余，相劳勉于羁寓留落之中，子野其一也。子野一日邀余过其家，堂户清深，占林壑之胜。聚书千馀卷，迎师教其子弟。而寓公羁客满坐上，击鲜置醴谈燕，日以为常，无厌怠之色。县大夫时时诣舍次问所疑，里中斗讼不得其平，君一言折衷，人人意满而去。间召吏有所属，则具衣冠，抱牍趋而至，惟恐后。所舍一大聚落，百贾所栖，凡市井无赖、屠沽驵侩、兼并之豪，唯唯听命，不敢辄忤。目指气使，欻然响应，殆古任侠剧孟、季心之俦。余寓宜黄时，目睹其如此。方时多虞，盗贼半天下，区区之言已穷于无所用，而材堪治剧如子野，亦卒无所就，悲夫！君娶张氏，生五子，男即驹也；女嫁进士邹宗皋，右从事郎、监衢州都税务刘彭老，馀二女在室。余去宜黄时，驹始九岁，颖异不凡，有成人之风。后八年，君没。里长者以书来悼不幸，又称驹喜学问，自立可寄门户者也。铭曰：

魂与阳浮，超然远游，飙逝莫留。地载其魄，拂龟端策，卜此玄宅。龙江之湄，逝者如斯，其孰能追？龙江之阻，琢石其处，以识君墓。

昔同里闬，念相逢十载之前；晚窃交承，为他日通家之好。礼遽先于丽藻，情实愧于空疏。恭惟文擅三长，身兼数器。邃于经术，指毛、郑为浅闻；决彼词科，笑晁、董之未直。盖皆世所传如此，于乡邦之望最高。宜拥一麾，尚淹半刺。用贤为晚，授代实荣。度绵力之甚惊，安能十驾而千里；思贤者之至切，可谓一日而三秋。傥未被于赐环，愿即瞻于行旆。尚稽觌德，更祝珍颐。

世之议者，皆以晁错不当削七国以发其怒。及七国反，以诛错为名，则景帝不得不杀错以谢七国。余以谓此特书生之谈，儿童之见耳。盖世之善论人者，不以迹而以心。其迹是也，其心非也，则世俗皆以为忠，而君子以谓未见其所以为忠焉，若王莽之安刘是也。其心是也，其迹非也，世俗未必以为忠，而君子以谓是乃所以为忠矣，若晁错之削七国是也。七国之地，高祖之所封，削之则为贼恩。吴楚之君怀奸而未发，激之则必至速祸。故削书一出，而七国果反，连衡以叛，天子忧劳，王师四出，而仅以仆灭，错亦可谓无策矣。当是之时，非特七国欲诛错，虽左右无不欲诛之者。非特当时左右之不知错，后世虽贤如扬雄者亦以错为愚。景帝固知其为智囊，而先入之言已不可变。虽欲活之，计将安出？此无他，是皆观其迹而终其心有不察焉者也。为景帝者，胡不察其心？以谓错所以削其国者，为其一身计耶？为天下计耶？二者有所不能明，则徐而思之。以谓吴楚之君地大势强，日以滋横，铸山煮海，招亡集叛，反状已萌，特未有以发耳。虽三尺之童，知其必至于此也。错虽至愚，岂不知削其地则必叛，叛则祸必及己。错所以不畏其祸而肯为其君言之者，其心果安在哉？盖特以安国家而定社稷也。察其心，苟知其如此，则左右大臣虽劝帝以杀错，勿杀可也。惜乎，孝景惑于一时之言，仓皇无术，而于错之心有不察也。初，高帝既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遂大封同姓以益维城之固。悼惠王，孽子也，而王齐七十二城。楚元王，庶弟也，而王楚四十城。吴王，兄子也，而王吴五十馀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至其弊也，则刘章以军法行酒而追斩亡酒者。吴太子弈棋争道，为皇太子提杀之。皆以戏笑发怒于酒樽棋局之间而无所畏忌。岂非胫大于腰，指大于股，其势渐不可制欤？贾生所以痛哭，以谓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也。错不自量卢、扁有不能为者，奋然欲以身任其责，宜其速诛而不可救欤？然而察错之心，则要在安刘氏而已。景帝不察其心，此盎之说所以得行于疑似之间也。或有以谓：「汉不诛晁错，无以折七国之兵，犹唐不杀国忠，无以弭禄山之祸，孝景之杀错，岂得已哉」？曰：错之忠，岂可与国忠比？孝景之治，岂可与明皇论？时国忠虽诛，而禄山之难未必戢。晁错不诛，七国将何为哉？此其理较然易知者，而景帝竟纳盎言。此殆不察其心而然欤！或者又谓：「七国之难作，错不能捐身以当其危，反使天子将兵而己居守，安在其为忠乎」？曰：是乃所以为忠也。错知大臣之欲杀己，而自将其兵，则足未及旋而首已堕于奸臣之手矣。孰若使天子自将，己居其中，扼奸臣之吭而控之。则天子收战胜之功，而己不失忠臣之名。岂非两全之道欤？帝不此之思，而纳盎之说，此亦不察其心而然也。然则，为人君而不察其臣下之心，则其杀忠臣而不悔者鲜矣。

《前汉·魏相传》：「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

臣尝观孝宣承武帝以来奢侈，军旅弊坏之极，励精政事，欲就中兴之功，故专任魏相协济艰难。当是时，纪纲法度之在天下者，宜将一切更张，以便目前之急。相乃不然，独奏请施行汉兴以来故事，其言疑若迂阔，不切于时，然帝皆施行之，卒能功光祖宗，何哉？盖汉自高祖创业开基，以至文、景恭俭而继，以贾谊、晁、董之徒相与论议，则当时所行，见于后世，无非致治之明效，为子孙者要当谨守勿失。不幸遭武帝以雄才自恃，变乱旧章。又孝昭在位不久，而有昌邑之乱，天下思祖宗之遗德，而欲一反前日之治。是犹痿人之不忘起，盲者之不忘视，此魏相之所以取二十三事区区为上陈之。后世徒知孝宣之中兴，而不知其所行者，皆祖宗故事也。岂独汉为然哉。唐史称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能永其天命。故文宗读《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锐意于治，卒致太和之政，号为清明。然则祖宗故事无负于子孙明矣。臣恭闻神宗皇帝尝问司马光曰：「汉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曰：「何独汉也。夫道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法，何衰乱之有」？其后神宗皇帝谓辅臣曰：「大凡前世法度有可行者，宜谨守之。不问利害如何，一一变更，岂近理邪」？故臣以魏相所言，而验神宗皇帝圣训，则知祖宗故事不可轻废也如此。

《唐书·李绛传》：「宪宗尝盛夏对延英，帝汗浃衣。绛欲趋出，帝曰：『朕宫中所对，惟宦官、女子。欲与卿讲天下事，乃其乐也』」。

臣闻人君深居九重，而欲周知天下之事，则必延访公卿，不倦听纳，此固甚盛德也。然好逸恶劳者，人之常情，而况安于崇高富贵之资，惑以左右近习之奉？则清燕之暇，能以讲论为乐者，盖亦鲜矣。至于祈寒盛暑，犹不忘昼访之勤，则又鲜焉。宪宗承德、顺之后，朝廷衰弱，方镇悍彊，纪纲法度颓靡欲尽。使其徇常情之易惰，苟朝夕以自逸，则社稷大计忽焉去矣。今乃不然，却宫掖之娱而留听于宰相，忘汗浃之烦而引对于延英，非夫慨然发愤、有志于兴复者，不能尔也。观元和之治，能使彊藩悍将皆欲悔过效顺，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则知所以致此者，忧勤之效也。其后文宗亦以恭俭儒雅，锐意于治，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而辍朝、放朝，悉以双日。除吏召见，必加访问，则其忧勤愿治，视宪宗岂有愧哉！然其仁而少断，终不能恢张王室，史氏所以讥之。呜呼！文宗不如宪宗，固已明矣。然宪宗晚节不兢，信用非人，则又去汉之光武远甚。光武当汉祚陵夷，奋然特起，遂能拨乱反正。及陇蜀既平，海内向于无事，宜宴安矣。然且日昃视朝，引公卿讲论，至夜分乃寝。故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是谓以此始之，以此终之，真万世之明主也！《书》曰：「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可不念哉！

《前汉·薛宣传》：「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知则百僚任职，天工不旷』」。

臣闻天下安危治乱，系乎君子小人之进退。君子进则治安，小人进则危乱，此理甚易明也。然人君昧知人，则众谗可以毁有德，众誉可以进无功，黑白颠倒于前，而胸中不知所定。如是，则小人必得志，而君子去矣。君子去则小人引类而进，相为朋奸，百僚孰肯任职？天工安得不旷？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也。夫人君未尝不欲知人，而人之是非邪正，亦不难知，惟其好恶蔽之，故聪明有所不及耳。是以古之圣人于用舍之际，尤所致慎。昔李德裕为相，入谢，即戒帝辨邪正，专委任，而后朝廷治。其说以谓：「正人一心事君，无待于助；邪人必更为党，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则无惑矣」。故臣尝谓知人之道，最人君之不可忽者。以帝尧之圣，而《书》犹谓「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则聪明不及尧者，可不知戒乎！汉武帝信任张汤，而疏汲黯，盖有所蔽也。夫汤怀诈面欺，为小人明矣。而汲黯犯颜直谏，近古社稷之臣，岂可与汤同日而语哉？然汤每朝奏事，语国家财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至黯则以严见惮，而终不用。然则武帝可得为知人乎？唐明皇之于张九龄、李林甫，亦犹是也。林甫以武惠妃荐而得宰相，九龄谔谔有大臣节，两人自不侔矣。至帝欲相牛仙客，九龄执不可，而林甫以谓「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者。由是帝疏薄九龄，罢其政事，且专任林甫，而卒相仙客。人谓安禄山反，为唐室治乱分时，而崔群谓罢九龄、相李林甫，治乱固已分矣。呜呼！九龄文章风度，见称一时；而林甫奸邪无学术，仙客起于胥史，则三人贤不肖明甚。而明皇用舍如此，惜哉！以是见帝皇知人，卓然不惑于群议，不牵于好恶，亦难矣。故自古以来，得是道者未始不治，而反此则乱亡随之，不可以不察也。

《唐书·房玄龄传》：「太宗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广耳目，访贤材。比闻阅牒讼日数百，岂暇求人哉』？乃敕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

臣尝谓宰相于事，无所不统，而专以进用人材为职。盖天下事，非人材不能举。自朝廷以至郡国，各有司存，宰相惟当择人而任之。不然，欲以区区一身，亲丛脞之务，则本末颠倒，一日万几，将有不胜应者，尚安能运动枢极，而代天理物乎？房玄龄，唐之贤相，然日阅牒讼数百，勤则至矣；而牒讼非宰相事，此太宗告之所以广耳目、访贤才之说也。且人主之治天下，譬如作室必得匠，委之求材，大杗细桷，欂椳闑，无所不有，室乃可成。故宰相之求材有如匠氏，则多蓄而广备，一旦用之，官足以效其人之能，人足以任其官之事，众治毕举，而宰相之职固以绰绰然有馀裕矣。又何必疲精劳神于茶盐烦碎之间，而后谓之贤乎！是以文帝问陈平以决狱、钱谷之事，皆置而不对，而丙吉出逢道路斗争死伤之民，委而不问。彼诚知宰相自有体，非细务所能干也。至于何武、薛宣居位，虽有可纪，然而人皆号为烦碎无大体，故当时亦无荐贤、拔士之名。是所谓留意末务，而不知本者矣。大抵人君之职在论相，而宰相之职在用人。苟惟君相各尽其职，故纷纷细务诚不足治。昔明皇用姚崇为相，崇尝于帝前次序郎吏，帝左右顾不答，乃谓高力士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当与决。至用郎吏，崇顾不能，而重烦我邪」？崇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观此然后知明皇委任责成之意，初无愧于太宗。惜其晚节不兢，信用非人，遂有天宝之祸。《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可不戒哉！

《唐书·许孟容传》：「孟容元和初再迁京兆尹。神策军自兴元后，日骄恣，府县不能制。军吏李昱贷富人钱八百万，三岁不肯归。孟容遣吏捕诘，与之期使偿，曰：『不如期，且死』！一军尽惊，诉于朝。宪宗诏以昱付军治之。再遣使，皆不听，奏曰：『不奉诏，臣当诛，然臣职司辇毂，当为陛下抑豪彊。钱不尽输，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许之。京师豪右大震」。

臣闻唐有天下二百年，兵法无虑三变。及其末也，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谓之禁军。自兴元后，禁军始盛，盖德宗惩艾泚贼，踵鱼朝恩故事，以左右神策诸军分委窦文场、霍仙呜等主之，而朝廷威柄始下迁于中人矣。贞元中，御史崔薳以巡囚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德宗杖薳四十，流崖州。由是小人得志，乘时怙宠。积而至元和之初，根株盘结，凶焰益炽，虽宪宗刚明果断，莫之谁何。许孟容一京兆尹，乃敢捕其军吏，断以必死，宪宗欲赦之，而终不奉诏。呜呼！若孟容，可谓守正不阿者矣。盖以道变法者，君上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君上以法付之有司，要在必行，故虽诏命，亦有所不当受，况可夺于权势乎！其后柳公绰亦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马不避，即时榜死。宪宗怒其专杀，公绰曰：「此非独试臣，乃轻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闻，可乎」？曰：「臣不当奏。在市死，职金吾；在坊死，职左右巡使」。帝乃解。臣既读《许孟容传》，乃参以柳公绰榜杀军校事，然后知宪宗之初，固已深得御下之术。何以言之？当是时，兵柄在人，如倒持太阿，小不得意，祸随踵发。故孟容捕军吏则诏欲赦之，公绰戮军校则怒其专杀而不以告。盖如是而后能安两军之情，且使知夫有司之法，不容于苟免也。谓非得驭下之术，能如是乎？大抵人主威权所以能久固而不夺者，以法在故也。彼既犯吾有司，要当以人徇法，不当以法徇人。法行于下，则主威彊于上矣。苏轼尝谓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然则孟容、公绰之举，过台谏远甚，所以消沮奸萌而助朝廷之势如何哉！使宪宗末年能不变其初，则中兴之业，孰得而少之？

《前汉·陈平传》：「项王使使至汉，汉为太牢之具。举进，见楚使，即阳惊曰：『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也』！复持去，以恶草具进楚使。使归，具以报项王，果大疑亚父」。

臣闻「兵者，诡道也，故以诈立，以伪动」，皆古人用兵之机。方楚、汉之争，天下以势度之，汉不敌楚明矣。勇悍强仁，霸于一时，所当者破，所系者服，名闻诸侯，声动天地，孰能与项王抗哉？然终为汉禽者，以计得之。汉三年，羽数击绝汉甬道，汉王乏食，请割荥阳以东为汉。羽欲听之，范增不可，乃急围荥阳。汉王与陈平金四万斤，以间楚君臣。当是时，羽以勇，范增以智，二人者同力协谋，相辅以图汉。汉力日屈，而楚军势张甚，孰不谓汉危亡可跂足待也。而不知平之间言已入矣。夫羽之为人，自恃其勇以盖一世，然其智实出增下。间有论说，虽彊从之，胸中固已不平，一闻间言，安得不疑乎？及其遣使至汉，汉复伪设太牢之具，以为待亚父使。且增方为楚之谋主，而谓私交于汉，决无是理。使归具报，而项王遂疑之，则以平之言先入故也。夫项王所以与汉战而数得利者，徒以范增在耳。鸿门之会，若从增言，岂复有汉哉？此高祖所以畏其人，不得不用间以图之也。增去而死，项羽相继以败。后世知羽之兵败于垓下，而不知增去之日，败證以见；知高祖之得天下者，以杀项羽而灭之，而不知能去范增，羽当自灭。兵法曰：「非奇谲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观项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卒以成禽，则奇谲、阴谋，信乎其不可少矣。自古兵交，使在其间，待之之术，可不深思而熟讲之哉？

《两朝宝训》：「判刑部石宗道与详覆官梁如圭等荐方偕、淳于佺、韩中正为详覆官，仁宗指中正姓名问宰相王钦若曰：『是吏部尝引对，坐失入人罪，不与改官者乎』？钦若曰：『然』。上曰：『用法不当，非习律令者也，其可以为法官乎』？命劾宗道等。钦若等退，相顾叹曰：『上天纵睿明彊记如此，非群臣所及也』」。

臣尝谓人主必有过人之聪明，然后能察君子小人之情状。盖天下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君子直道以事上，固不论也；若夫小人为奸，其可不察哉？饰是非，点白成黑，或誉过其实，或毁损其真，相与蔽欺，杂然陈于前，而人主以一己耳目，广览兼听，必欲每事洞然其情，非大过人之聪明，其能不颠倒眩惑乎？仁宗皇帝以天纵之姿，留神政治，如石宗道不能以韩中正面欺，非聪明过人，何以及此？臣试论之。夫官为详覆，刑狱所系，居其任者，尽循三尺以示至公，犹惧或失，而况不习律令，安能办职哉？宗道判刑部，宜于此尽心，而乃谬荐中正以为详覆。中正尝坐失入人罪，而不得改秩，其事见于畴昔引对坐之时。宗道私窃自料，以为人主万机之烦，决不能记此，遂敢面欺，必且讳其所犯，以幸不察。然而仁宗一见觉之，宗道即被罪，此聪明之实，所以能服天下也。当是时，王钦若为宰相，盖先朝旧德也。宗道欺君，其罪固大矣，钦若得为无罪哉？朝廷进用人材，未有不由宰相者。其人有过，而宰相不知，以荐于上，虽曰不明，犹或可恕；今宗道主举中正，仁宗方以失入事问其人是否，而钦若应声以为是，则中正之不可用，钦若固已熟知之矣。知其人之不可用，听宗道之言而固容之，必待人主问而后对，非朋奸罔上而何？臣以是知钦若非忠臣也。且一详覆官用非其人，于朝廷举措未为大害，然必劾之者，罪在罔上耳。苟于其微置而不问，则小人欺君之计日浸以长，后之启拟必有大于此者，其害政未易言也。古之所贵于慎微者以此。故臣尝谓治天下之术在用人，而用人之术在察知其情状。若共工之象恭，鲧之方命，自驩兜、四岳咸荐之，而尧独能察焉，以为不可。观诸此，然后知仁宗皇帝用人之术上与尧合。图治功者，可不念哉！

《唐书·李珏传》：「杜悰领度支有劳，帝欲拜户部尚书，以问宰相。陈夷行答曰：『恩权予夺，愿陛下自断』。珏曰：『祖宗以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须，所以致太平。苟用一吏、处一事皆决于上，将焉用彼相哉』」？

臣窃谓人主之操术无他，慎择宰相，委任而责其成功，如是而已。至于人材之用舍，爵禄之予夺，则执其柄以诏王，实宰相之职。唐文宗任陈夷行、李珏等为相，岂不欲以朝廷事尽付之，而责其效职哉？杜悰拜户部尚书，而夷行无所可否，乃曰「恩权予夺，陛下自断」。呜呼，是安用彼相邪！夫本在于上，末在于下，本末而上下之分定，治功所以成也。夷行身为相臣，而用一吏、处一事皆决于人主，不知其所任何事哉？虽然，当开成中，夷行亦号一时贤相，不幸与李珏、杨嗣复等并用。嗣复得君，与珏为党，故夷行疾之，数争事于上前。一日，文宗以王彦威为忠武节度使，史孝章领邠宁，议皆出于嗣复。及夷行对延英，帝问除二镇当否？夷行曰：「苟自圣择，无不当也」。嗣复曰：「若用人尽出上意而当固善，如小不称，下安得嘿然」。臣以是知夷行介特而悻直，意谓嗣复辈党与既成，则进退人材与己相违，故于除用，不肯任责。且人主用人悉从执政启拟，是谓合天下之公议，不然命由中出，必有招权卖恩，而私于人主者。为夷行计，便当与上别白是非，若其人果贤，虽不由于启拟，用之不害为公；有如不材，宜白去之，不当循嘿自避，以取诮于后世也。大抵文宗有励精图治之资，其失在于不能去朋党耳。尝曰：「窦易直劝我凡宰相启拟，五取三，二取一。彼当劝我择宰相，不容劝我疑宰相」。然则文宗岂不知任相之道哉？至于党人成于下，主听乱于上，见讥史氏，此其于知人之明有所未尽，而朋奸得以欺之也。傥能即夷行应答之际，诘其所因，慨然破嗣复之党，而正夷行唯阿不任责之罪，则唐之威令当是复振矣。文宗不知出此，惜哉！

《唐书·李绛传》：「宪宗尝称太宗、明皇之盛，曰：『朕不佞，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无愧谥号，不为宗庙羞，何幸而至此乎』？绛曰：『陛下诚能正身厉己，遵道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大臣言，钦而信，无使小人参焉；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去官之无益于治者，则才能出；斥宫女之希御者，则怨旷销。将帅择，士卒勇矣；官师公，吏治辑矣。法令行而下不违，教化笃而俗必迁。如是，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夫何远之有？言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无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将书诸绅』」。

臣窃谓自古人主未尝无愿治之志，然焦心劳思，变法更令，若将措天下于唐虞三代之上；而夷考其治，终有愧于前世者，其故何哉？稽其名不求其实，慕其时不行其道，故用力虽多，功效蔑如也。且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德业之盛，无如太宗。故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至于明皇，虽晚节不兢，而开元之政，亦后世罕能及之。然观二君所以能致此者，岂无其要哉？不过李绛所言数事而已。臣请得以备论之。夫人主诚能正身厉己，则所以表天下者，动用周旋，举得其正，孰得而违之；遵道德，远邪佞，进忠直，则所以取于人者，是非好恶，悉由至公，孰得而惑之。与大臣言钦而信，无使小人参焉，则委任之重，所以责成功者专也；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则礼貌之隆，所以资启沃者深也。去官之无益于治者，则窃位素飧之人退，而材能自出矣；斥宫女之希御者，则承恩负宠之人寡，而怨旷自销矣。将帅择而士卒勇，则外侮不患乎不却；官师公而吏治辑，则内政不患乎不举。以至法令行而下不违，教化笃而俗必迁，是皆人主夙夜躬行，无一敢怠者。太宗、明皇用此以致贞观、开元之治，其效不彰彰可考哉！非独太宗、明皇为然，虽尧、舜三代圣哲之主，其所行亦不出此，是宜宪宗有问，而李绛对之悉也。《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又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罔缺」。夫祖宗之谟、烈，垂之天下，所以启佑后人，为之后者，亦监其成宪举行之而已。宪宗有言：欲无愧谥号。则其措意施设，岂不韪哉。观其慨然发愤，志平僣叛，能用忠谋，不惑于群议，卒收成功，以至元和之治，唐室号称中兴，则二祖之道德风烈如绛所云者，信乎其能行之矣。至于不克有终，与明皇同讥史氏，此无他，由其信用非人，所以驯致其祸，莫之悟也。呜呼，惜哉！

《仁宗君臣政要》：「上尝问都知王守忠曰：『卿出入中外，闻有甚议论』？守忠曰：『皆言陛下仁慈圣德。但朝廷好官美职，及清要差遣，皆是两府亲旧方得进用，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寘于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专』。上默然良久，曰：『任人者兴王之本，自任者失道之君。故君知其道，臣知其事。朕若一一自任，非无为责成之理』。守忠愧拜而退」。

臣尝观苏轼颂仁帝皇帝之德曰：「未尝行也，而万事莫不毕举；未尝视也，而万物莫不毕见」。非有他术也，善于用人而已。惟其善于用人，是以穆然无为，坐视其成功。呜呼！仁宗皇帝可谓得君人之道矣。夫君人者有四海之大，应万几之烦，不委之人，曷以济哉？故必延登一时老成名德之士，寘之廊庙，而使之修其德业。政事无巨细，悉以责其成；人材无内外，悉以听其用。吾于此尚复何为？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传》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理也。自昔尧、舜、禹、汤、文、武所以用天下而有馀者，亦岂弊弊然以其身亲之哉？至于后世不能慎择大臣，为大臣者又复怀奸挟私，不能仰称委任之意，于是人主始欲收其柄，而不使之专也。故进擢才能，关决事务，一切劳其心志而自为之，若将与臣下争功者，名之曰「忧勤」，其实以上兼下，非秉本执要之道。顾如是区区，亦焉用彼相哉？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所任执政皆极当世之选，如韩琦、范仲淹、富弼尤其彰彰者。方是时，百官效职，而人无弃材，庶功即叙，而事无遗策，真所谓人主穆然无为，坐视其成功者也。而王守忠乃云「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寘于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专」；守忠小人，将以是疏间君臣而行其私。赖明圣觉之，以谓「任人者兴王之本，自任者失道之君」，大哉王言！兹所以为仁宗也欤。夫以仁宗临御之久，在列精白承休，而守忠何者乃敢阴肆其说，乱惑主听，以此见小人应对之际，不可不察也。昔宇文士及谓唐太宗南衙群臣面折廷诤，陛下不得举手。明皇尝引鉴默不乐，左右曰：「自韩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欢，何自戚戚不逐去之」？然则自古小人处心积虑，乘间进说，未尝不欲导人主于非义，惟在听之如何耳。若仁宗之聪明，能使谗者愧拜而退，盖可为万世法也。

《三朝宝训》：「端拱元年，太宗谓宰相曰：『国之兴衰，视其威柄可知矣。五代乘唐季丧乱之后，权在诸侯，征伐不由朝廷，怙势内侮，故王室微弱，享国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究兹弊。暨朕纂位，抑亦徐图其事，思与卿等慎守法制，务振纪纲，以致太平』」。

臣观人君所以能号令天下者，威柄在我而已。方太平无事，朝廷之纪纲法度具在，虽有奸雄，孰敢妄作？故操持予夺之权，未尝不出于上也。至于末世，人习宴而不知有鸩毒之祸，凡所以驭下之具悉从废坏，是以国势骎弱，主权暗移，使匹夫孺子尺兵在手，皆足以作难，况奸雄哉？唐有天下二百年，而高祖、太宗之纪纲法度固无不善也。天宝以后，日渐陵夷，方镇擅权，连城相望，彊臣悍将，拿兵忿争，而尾大不掉之患，终唐世莫之能救。五代承之，其弊尤甚。当是时，威柄在人，天子惴惴然不得摇手。呜呼，天下岂有是理哉！迹其祸败之由，盖以制之不早，所谓养虎而自遗患者也。观德宗姑息藩镇，至有终身不易地者。宪宗用吉甫为相，岁馀凡易三十六镇，殿最分明。神策军使王驾鹤者，典卫兵久，权振中外，德宗将代之，惧其变，以问崔祐甫，祐甫曰：「是无足虑」。即召驾鹤，留语移时，而代者已入军中矣。大抵朝廷之势，得人则张。彼祐甫相德宗，吉甫相宪宗，皆能有所设施，故其效昭然，有足称者。惜乎二宗之德业俱不克终，遂使唐祸胚胎，卒抵败乱。岂不以假其术智，特以排难于一时，而不知复收其柄，立以法善其后故也。故臣尝谓国势所恃以安彊者，莫重于兵，而所以危国者亦莫甚于兵，顾上之人御之之术如何耳。方无事时，听受节制，若女子然，东西唯命，吾尚何忧；及其植党渐固，而挟之以恣横，豢养滋丰，而纵之以骄侈，于是怙势长恶，始有慢命不虔之事。圣人虑祸于未萌，岂不思有以制之乎？昔者晁错欲削诸侯，而七国亟反，盖削之非计也，曾不若主父偃之策之为善耳。偃之说以谓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则其国自弱。然则为唐室计者，外而藩镇，内而彊臣悍将，其权固不可遽夺也；傥能用偃之说，而众建偏裨以分其威，稍令出戍以散其党，则庶几阴夺其势，而主柄专于上，岂不伟哉！唐柳泽有言：「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太宗皇帝能于立国之初，监前代之失，欲收其威柄以致太平，则其先见之明，后世所当法也（《华阳集》卷二二。）。

宪宗：「宗」原作「者」，据四库本改。

臣伏睹二月九日手诏，以太阳有异，氛气四合，令中外侍从之臣，遵前后诏书，各举能直言极谏之士一人，将诹以过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有以见陛下克谨天戒，思闻谠言，销弭变故，以助中兴之运，甚盛德也！臣窃考西汉举贤良文学之士，详延于庭，如董仲舒、公孙弘、晁错之徒，不过对策一篇，指明时政得失。至本朝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始有进卷，及试六论，乃对廷策。其六论题杂出于经、子、史、注、疏之间，所以求卓识洽闻之士，号为制科。其得人如富弼、张方平、夏竦，皆致宰辅；其次如钱易、钱明逸、孔文仲、武仲、苏轼、苏辙兄弟之流，皆为名士，论议有补于国家。然制科之举，贯穿古今，汪洋浩渺，非强记博识，积以岁时，未易能究其业，所以朝廷近年复置此科，未有应令者，无足怪也。今者陛下以天变之故，诏中外侍从之臣，遵前后诏书，各举能直言极谏之士，臣深虑有司拘以进卷六论牵制举者，难于得人，无以仰副陛下咨访阙失、寅畏天戒之意。臣愚欲望圣慈特降睿旨，将今来所举直言极谏之士，与免进卷六论，祇令对策于廷，仍于制策内许其展尽无隐，庶几直言嘉谟，得以上闻；其进卷六论自以待应科目之士，天下不胜幸甚。取进止。

西夏自继迁盗有平凉、灵武、瓜沙、甘肃、银宥之地，百有馀载，乍叛乍臣，为边境患。谋画之臣竭智于内，介胄之士用命于外。虚帑藏以给军赋，疲民力以飞刍粟，旷日持久，曾不能歼渠魁，复故境，制其死命，而刘平、徐禧、刘法之徒，覆全师、蹶上将者，往往而是也。夫蕞尔数州之地，而以天下之势临之，宜若泰山之压卵；然而用力之多，见功之寡，败军之众者，其故何耶？行兵之道不若彼者有四，自治之术未尽善者有六。彼军旅之力全，而我军旅之力不全；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彼所规者大，而我所规者小；彼所图者久，而我所图者速，此行兵之道不若彼者四也。将帅之任不专，士卒之气不振，糗粮之蓄不广，钱货之法不通，赏罚之令不明，攻守之议不审，此自治之术未尽善者六也。尝试论之。夏人每欲入寇，必聚兵于数路之会境，举国而来，号称百万，精壮居前，老弱居后，去则反是，故能深入吾地，破城寨、虏人畜，动辄如意。吾则不然，每有攻讨，五路之帅各以其兵入，力散势分，不相为用。彼方虚城清野待诸路以不争，而以全力据要害之地，以制一路于必死，此前日熙河所以破军杀将也。岂非彼军旅之力全，而我军旅之力不全故耶？夏人非有高爵厚禄以宠战士，然而人人习骑射，乐战斗，耐饥渴，其亲冒矢石、蹈锋刃、死行阵若谈笑然，故能惊边徼、摩封疆，出没飘暴，不可制御。而吾之师独土兵熟户、藩汉弓箭手为可用耳，至于东南屯戍之兵，卒然闻鼓鼙之声，见旌旗之色，流汗股慄，已欲曳兵而走，况可与之临阵接战，以首争首，以力搏力哉？弱者先奔，则强者亦与之偕溃，此黥布之所以破楚将也。岂非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故耶？夏人之法，战胜而得首级者不过赐酒一杯，酥酪数斤，其赏之如此其轻也，然而得大将，覆大军，则其首领往往不次拔而用之，故其战斗轻首级而不争，乘利逐北，多致大胜。而吾之法每得一首级则转一资，赏帛有差，战士知首级之为贵也，兵刃既接，幸而胜之，每杀一人则必下马斩首，久而后得，奔北之寇已鸟散而远遁矣，以故吾之胜未尝有大捷焉。岂非彼之所规者大，而我之所规者小，即夏人狡狯多诈而善谋，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虏掠，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缯，若固有之。以故数十年来，西鄙用师，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领，而其深谋远虑，常为积年之计。吾则不然，方其和附，文恬武嬉，无豫备不虞之患，而一旦叛去，则不计利害，不议可否，遂兴师而攻之，以侥倖一时之利。岂非彼之所图者久，而我之所图者速耶？四者既如此矣，而自治之未尽善者，其弊亦可得而言也。古之将帅付以阃外之权，不从中制。利则伸，钝则蟠。见可而后进，虑胜而后会。财赋可有也，以赏战士而激劝之；诛杀可专也，虽君命有所不受。久任责成，不妄罢易，故能习熟利害，临事制变，士卒乐为之用而有功。今则不然，为帅于千里之外，而受制于九重之中。见可欲进而不得，知难欲退而不敢。用度稍过，已从吏议；一有不然，片纸罢之。夫如是而欲责其建不世之功，亦难矣。此不专将帅之任，其弊一也。古之良将，必与士卒之最下者同其甘苦。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享之，激以忠义，砺以爵禄，不幸战殁，恩恤备至。生无饥寒之患，而有信赏；死无妻孥之忧，而有荣名。是以士卒奋厉感激，轻用其死，毅然之气，愿战赴敌，虽身膏草野而不辞。今则不然，将之与卒固已辽绝而不相知矣，廪贮匮乏，衣食不足。驱而战之，殁于行阵，则以逃亡为言，赙赠不及，妻孥无归，死者莫恤，生者何劝？夫如是而欲责其伏节死难，亦难矣。此不振士卒之气，其弊二也。国以兵为本，兵以食为天。虽有金城汤池之固，非粟不能守也；虽有乌获、任鄙之力，非饱弗能斗也。晁错为汉画策，使民鬻爵赎罪，实粟塞下；而赵充国亦言：「积谷三百万斛，寇不敢动矣。惟此失策，故彼敢为逆」。由是观之，欲强兵以制敌，未有不以谷粟为先者。今自陕以西，关中之地，沃野千里，古之所谓天府也。丰岁粒米狼戾，有司窘于钱帛，无以广籴；凶年军食不足，率之于民，至有白昼持梃，群起而击县令者。又行坐仓之法，士有饥色，其何以战？此不广糗粮之蓄，其弊三也。往岁陕西铁钱与铜钱均用，其后铁钱寖轻，以二当铜钱之一。自东南夹锡钱罢不行，悉运于陕西，物价翔踊，而钱益轻，凡二十而当一。官兵之俸，其数如是，月得俸一千者，才可以为铜钱之数五十，欲其衣食足而勇于公斗，不可得也。不为之制，则物重钱轻，其弊无穷；遽以法平之，则商贾不行，而交易之道废，未见有良策者。又解池之盐，不假烹鍊而自成，其利日为钱一万缗，以岁计之，凡三百六十万缗，可以支陕右兵费五分之一。自东南末盐行于西北，而解盐不行，尘委山积，坐失国计，每以调度仰给朝廷，帑藏为虚，亡有穷已。此不通钱货之法，其弊四也。古者赏不踰月，欲民之知劝也；罚必当罪，欲民之知畏也。治天下者，无所不用赏罚，而军事尤甚。盖驱民于锋镝之间，欲人自为战，非赏罚何以使之？今有躬践行阵冒白刃者未必赏，而货赂侥倖之人，第功殊列；偏裨失主将、逗留怯敌者未必罚，而一有小利，则张皇其功，以邀上赏，尚何以使战士知所劝沮哉！此不明赏罚之令，其弊五也。王剪之伐荆，非六十万不行；赵充国之讨先零，必屯田为积岁之计，盖其攻守之策素定于胸次。利于速战则必盛卒徒以临之，使功无踰时，役不再籍；利于缓守则必屯田积谷，坐省馈运以待其疲弱，然后一举而灭之，古人立功类皆如此。今攻守之议初不先定，平居屯戍，开口待哺，仰食县官，其费不赀；一旦下攻讨之令，又无成策，徒浪战以侥倖一时之功。是以西鄙用师，积数十年未见显效，此不审攻守之议，其弊六也。六弊如此，又加之以行师之道不善于彼者四，以故夏人以区区数州之地，敢雠大邦而抗天下之全力，保据一方，旷诛积稔，无足怪者。为今之计，莫若反此。必欲征伐，使五路各守其地，按兵以备不虞，别命大将以精兵数十万，赍数月粮，择近巢穴、美水草之地，一路深入，可以得志，则吾军旅之力全矣。广募土兵熟户、蕃汉弓箭手以为选锋，使之当敌，东南之兵特以守营垒、护辎重、张声势，而勿使与战。兵杂处，则吾士卒之心一矣。战胜之功勿计首级，而以用命先登、却敌破阵为最。帅论诸将之功，诸将各论其麾下之功，必以实闻，次第推赏，则吾之所规者大矣。择将帅，训士卒，峙糗粮，缮甲兵，习于山川形势，策出万全，然后举师，而不邀功于旦暮，则吾之所图者远矣。四者既备，而又委任将帅，许以便宜从事，抚养士卒，恤死事以劝生者，乘丰岁以广储蓄，因时宜以权宝货，赏罚之令必信，攻守之议必素定而不出于临时，则六弊尽去，可以有功。上以摅祖宗之宿愤，下以复境土于舆图，奈何可以为而不为也！今夏人虽屈膝请和，然戎狄异心，强则复叛，及是时宜思所以制御，为万世虑者。搢绅之士，亦不可以不讲也。

晁错为景帝谋，以谓汉封诸侯王，连城数十，地广势强，不遵法制。削之必叛，然祸小而应速；不削亦叛，然祸大而应迟。故卒削之。而七国连衡而起，以诛错为名，景帝弗察，纳爰盎之说，斩错以谢七国。此景帝之过举也，而世以错为愚。王恢与韩安国论难于武帝前，以谓匈奴击之为便，于是诱匈奴入塞，汉兵匿马邑旁，俟其至击之。匈奴未入塞，觉悟引去，汉兵皆罢。武帝以恢议用兵而不能击其辎重，弗斩之无以谢天下，遂下恢狱。此武帝之过举也，世谓恢为无谋，首将受其咎。昔唐宪宗欲讨叛镇，其党大惧，遣客狙杀宰相武元衡，伤裴度，群议汹汹，而宪宗慨然曰：「吾专任裴度，足以破贼」。卒平淮西。观此则知宪宗之贤于景帝远矣。秦穆公用孟明以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而获之，既归，穆公待之如初，其后卒报晋，而君子以为能用善。观此，则知武帝之不及穆公远矣。错以忠、恢以无罪死，而世又不能知之，是可悲也夫！

天下之势，有土崩、有瓦解、有蚕食、有鱼烂。所谓土崩者，一倾颓而不可救，秦、隋之末是也；所谓瓦解者，虽叛散而犹可拯，汉之吴、楚之变，唐之安史之乱是也；所谓蚕食者，其受患在外，寖以及于内，秦之于六国是也；所谓鱼烂者，其受患在内，寖以及于外，汉、唐之季是也。夫秦、隋皆以苛法虐政威制海内，而继以胡亥、炀帝之昏淫，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乱而政不脩，故陈涉、李密之徒，因时而起，奋臂大呼，天下从风而响应，国遂以亡，而不可复振，此之谓土崩。汉至文、景之间，可谓盛矣，而吴、楚乃因晁错削地之故，起而为难，合七国之兵，带甲数十万，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卒以败亡。唐至开元、天宝之间，可谓盛矣，而安、史乃因中国无备之故，起而为寇，陷河朔，覆两京，然不能数年而卒破灭。盖汉与唐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虽有乘间窃发者，犹可治也，此之谓瓦解。齐、楚、韩、魏、燕、赵之师，约从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六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以赂之，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奔逐北，彊国请服，弱国入朝，因利乘便，宰割分裂，攘肌及骨，而六国之君卒不能以自存，此之谓蚕食。汉、唐之季，皆权归于阉宦，人主之立因其定策，大臣废置出其指呼，奸邪谀佞，结为死党，而忠愤名节之士，禁锢摈斥而不复用。及其甚也，外召强臣以诛之，阉宦灭而国亦亡。故董卓奋而汉祚衰，全忠骋而唐室危，皆祸自内始，而卒至于不可料理，此之谓鱼烂。夫瓦解之祸轻，而土崩之祸大；蚕食之祸迟，而鱼烂之祸深。故天下之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蚕食犹可禦，而鱼烂不可支，则其势使然也。今不幸夷狄凭陵，盗贼蜂起，而有瓦解、蚕食之势，当善救之，使不至于土崩、鱼烂，犹庶几乎可为也。不然，祸可胜既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