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世之论者，皆以为汉用爰盎之谋，斩晁错以谢天下为非是，以臣观之，汉斩错，七国之兵所以破也。何则？胜败之机，系于理之曲直。理直则师壮，师壮，胜之机也；理曲则师老，师老，败之机也。故善战者战理。昔晋欲报楚之惠，退师三舍，军吏以为师老，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若子犯可谓善战理矣。盖不退师，则背惠食言而曲在晋；师退而楚不还，则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胜也。汉斩晁错之事何异于此？夫汉之诸侯，连城数十，地方千里，虽号强大，然则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错计，擿其罪过而削夺之，则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汉之心。当此之时，诸侯直而汉曲，故吴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为反者三十馀年。其称兵也，发愤削地，以诛错为名耳。汉斩错而兵不罢，则逆节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国之心。当此之时，诸侯曲而汉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虽然，汉之斩错也，其谋发于爰盎，盎与错有隙，故世之论者以错死为冤，此正楼缓所谓以母言之则为是，以妻言之则为妒，夫言之者异，而其意同也。就使盎与错素无眦睚之嫌，其为汉计，亦当出此。然则汉不斩错奈何？即七国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禄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时，奸臣杨国忠用事，天下皆切齿不平，故禄山以诛国忠为名而反。是时唐若斩国忠以谢天下，则禄山安得而至长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贼入潼关，人神共怒，然后为陈元礼之所杀也。由是观之，汉不斩错，则七国之兵岂易破哉？或曰：「王思礼之徒尝以此劝哥舒翰用其计，留卒三万守关，悉精锐渡浐水，以诛君侧，禄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汉斩晁错，事出景帝，爰盎发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义之气，而折奸雄之心。使翰虽斩国忠，事不出于人主，亦不能感动天下，祗足以危身矣，尚为禄山之成败哉？故斩国忠以破禄山事，非明皇不可为也」。

晁错曰：「五帝神圣，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贤。五霸不及其臣」。臣窃以为不然。夫覆杯水于坳堂之上，置杯焉则胶。焦鹏之翮，拔而傅鸤鸠，则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则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则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则有霸者之臣。诸葛亮虽天下之奇材，亦霸者之臣耳。何则？亮，帝王之辅，肯为蜀先主而委邪？王通以为使亮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尤非也。臣以为亮虽无死，曾不足以取天下，况于兴礼乐乎？何则？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乐毅也。先主虽号人杰，然取天下则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则不如孙仲谋，其所以得蜀者，以刘璋之闇弱而已。先主虽存，司马仲达、陆伯言诸公皆无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齐，九合诸侯，一正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后治人，故孔子以为小器。乐毅为弱燕合五国之从，夷万乘之齐，然旷日持久，不能下莒与即墨。至间者得行，捐燕之赵。管仲、乐毅虽得志于天下，尚不能兴礼乐，亮而无死，其能兴礼乐乎？夫古之君子进难而退易，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也，则固已曰：「使是君为尧舜之君，使是民为尧舜之民」。盖求之而不用其道，则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盖用之而不尽其蕴，则彼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则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留则可以兴礼乐。方先主之顾亮于草庐之中，所言者取荆、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变，则一军向宛洛，一军出秦川，所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者耶。关羽之死，大举伐吴，亮曾不能强谏，及兵败，乃叹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东，就复东行，必不危矣」！所谓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以此论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兴礼乐亦明矣。然亮与先主一言道合，遂能霸有荆、益，成鼎峙之势。及受寄托孤，义尽于主，国无间言，身死之日，虽迁废之人为之泣下，有致死者，虽古往社稷之臣，何以加诸！陈寿以谓管、萧之亚匹，盖近之矣。然寿以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获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其卒于渭上，司马仲达按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之奇材也」。所作八阵图，后世言兵者必稽焉。则亮之应变将略，不言可知矣。呜呼，岂寿果挟髡其父之故耶，抑其所自见如此也？

臣闻天下无易事，非其人则难于登天；天下无难事，得其人则易于反掌。难无定势，易无常形，惟其人也。昔汉有诸侯强大之患，连城数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景帝用晁错之谋，始议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国合从而起矣。何其难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谋，令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诏下之日，人人各得所愿，法令不更，疆境不变，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则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读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尝不为文宗而叹息。何则？欲除累世之奸，而倚一区区之李训，岂不疏哉？宦官之祸深矣，自德宗惩北军之变，以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复可取。宪宗之贼，历三世而不能讨，天下愤焉。是时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图画，则刀锯之残，岂难制哉？何则？以训之轻躁寡谋，尚能杀王守澄，则知度与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属无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训与郑注，是以事败谋泄，害及忠良，蹀血观阙之前，不胜饮恨而已。非事之难，不知人之祸也。或曰：「注之帅凤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丧，以镇兵诛之。训忌其功，乃先五日举事。使注不为训所忌也，庶其有济乎」？臣曰：不然。惟其训之事败，则唐之祸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则唐之祸在注矣。何则？袁绍、董卓、崔休、朱温之事盖尝成矣，其祸何如哉？以此观之，事败亦受祸，成亦受祸，祸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尝曰：「举大事，非北军无以成功」。此所谓天下之常势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无兽；竭泽而渔，明年无鱼」。既经李训之猖獗，则天下常势亦不用。臣以为德裕能不为于会昌之时也，则知其能为太和之时必矣。

世之言马者有三，曰驽马、曰良马、曰骏马。皮缓而骨疏，少筋而多肉，左之则右，前之则后，虽有良、乐，不能以进退者，驽马也。服辀衡，顺衔辔，履规中矩，鸾和有节，不穷其力，无有奔败者，良马也。朝刷燕蓟，夕饮南海，追风逐影，绝尘弭𨅊，过都历块，飞蹄疾惊鸿者，骏马也。驽马之材，可以为脯为醢，用以养人，非人之所养，不足论也。良马之材，师行不过三十里，吉行不过五十里，步骤驰骋，穷之则乏矣，亦不足以尽致远之利。尽致远之利者，惟骏马能之。然马之骏者，未易可得，古之求骏马者，视其所视，而略其所不视，至于牡而骊者，谓之牝而黄。骊黄牝牡，物色之易见者也，视马而有所不见，则其所视者微矣，不在乎物色之间矣。辀衡之下，衔辔之间，进退规矩之中，鸾和节奏之内，求天下之马，天下之马远矣。士之材甚有似于马也。人主知马之说，则能知士之材矣；知求马之道，则知取士之法矣。愚而自专，曲而自用，槌钝不足以赴机会，疲懦不足以济功业，与物则迕，遇事则废者，驽马之材也。有为之世，如驽马者，无所用之。智足以效一官，明足以见所察，学术有达于古，事业有济于今，陈力就列，职无旷败者，良马之材也。然可以小任，而不足以大用；足以守常，而不足以应变。干大事，咨大议，深谋远虑，宏辞硕论，出众意之表，定利害之几；闻其言者心开目明，如披云雾而睹青天；观其成者心悦诚服，如入宗庙而见众美：必得天下之士，非常之人，然后能也。非常之人或不习常人之业，常人之事不足以察非常之器；亦犹天下之马不驯于车下，良马之材不足以格骅骝，人主不可不知也。制举之科，自汉设之，至于今，皆所以待非常之人也。然不以论议施设之是非为中否，而先以隐僻疑似之题，掩其不备，出其不意，以记忆之多少进退之。应诏者虽无深谋切议，高才硕德，侥倖六题识其四五，则获奉大对矣。智如晁错，直如刘蕡，纯粹宏达如董仲舒，不幸忘二三论目之所在，则遂从报罢，不得摅发所蕴，献达于上矣。所取之法与所求之意何相戾欤！夫道有本末，能有大小。术贯帝王，功格上下者，道之本也；文采辞令温厚尔雅者，道之末也。奇谋伟略，经济世务者，能之大也；博记隐僻，问无不省者，能之小也。伊吕成汤武之业，书传不称其强记博文；祢正平一览无遗，笔不停缀，而智不足以自保。设制举以待非常之人，而求之博记隐僻者，谓必能济天下，与夫制举之设务求博记隐僻之人而已，不必非常之士，则非吾之所知也。如其不然，诚恐所取之法，未称所求之意，不足以致天下之士，得非常之人。任举阅试虽与进士殊，要其实，则殆相似尔。

臣晁补之谨斋戒择日，昧死上书皇帝陛下：臣穷年抱经，志愿局促，绿衣纻絮，多学无益。窃甘野人自曝之温，辄昧广厦重裘之燠。退无尸祝尊俎之位，进干庖人操刀之职。不计僭越，冒言天下之事，陛下赦其狂瞽，而矜其市井草莽有介然之心，一赐察省，天下幸甚！天下之治，莫大于制礼作乐。而臣之愚，以谓二事有在于施设之后者。其所先举者以定，天下晏然，则礼不制而备，乐不作而洽。凡此所缺，特北胡一事而已。臣思之至深，以谓陛下神道设教，纪纲既正，天下大定，燕居而高拱，百工安职，四民乐业矣，而不能无一朝之事，或经圣虑者，庶几在此。乃臣之狂瞽而深思所至，有取万一，则臣区区穷年抱经，志愿局促，犹不为绿衣纻絮、多学无益。夫岂惟天下幸甚，臣之师教臣亦若此也。北胡猖狂，敢冒故疆，使天下百年有为，兵不得藏。今四野肃清，边不告遽，而缙绅先生、四方寒士，或北首愤悱、争道利害者，非愿于太平无为之时生事觅功，特以中国之地、前王之旧，有未复而已。献言陈计者，踵相接于国，陛下优而容之，如假种借耕，久贷不偿，亦不以券责，岂非周慎再思、万举万全，以谓「将欲取之，必固予之」，不欲以所重试所轻哉！内治未具，不遑外忧；心腹既宁，手足当治。以今准昔，莫利此时。置而不念，何以异夫宿雨坳池、科斗所泳，不以时去，设不害事而蛙黾日暄，乃臣之所愿为陛下深思者。特曰：以中国之师，责中国之地，得地而师解，不为无名。如此而已。陛下知兵之道愈于黄帝，复古之功过于宣王，披图在目，长想远虑，则穷发龙堆，蝼蚁藏情，不待前箸。而臣私忧过计、窃不自揆，忘己之愚，不敢胶柱鼓瑟、御马以书。陛下一发天光，使得竭忠，则言而有罪，非臣所敢避也。夫北胡之盛，莫盛汉唐。而所以制胡，亦汉唐为得。三王以前，事则经见，战国之际，人自为防，遍举悉数，则孰与四库之书终始为备，百执之谋同异致详，故臣辄皆置而不论，论汉唐之所以制其彊者。其彊可制，则方其弱时不论可知。汉病匈奴，唐病突厥，至于畿内鸣镝，渭桥按辔，后宫辱于毡裘，宗室降于绝域，其形如此之逼也。然而列五单于，灭两突厥，擒回纥，制延陀，漠南塞北皆汉之赋，卢龙、松漠皆唐之府。臣深思至此，然后知北胡之盛虽莫盛汉唐，而所以制胡，亦汉唐为得也。冒顿、乌维，力足以弊汉，而武帝雄才，数战不倦。匈奴绝幕，自以汉不能至，而汉率二三岁一出，或二千里不见一人，故匈奴至于孕重堕殰，罢极苦之。夫搏鼠当庭，善遁易失；灌垣熏穴，则生无聊赖。故欲战在我，则不欲战在敌，此其情自昔然也。颉利、突利，进如飙风，而太宗知兵善战，虏在其术中而不悟。两阵驰语，二主坐携，六骑临水，群酋夺魄灵朔之境，曰：「我将灭之」！命有司更所与书为诏若敕。思摩孱懦，至感恩流涕，愿为一犬守吠北门，盖五十年无突厥患。臣尝壮二主，以谓得一时之权。置三王之事，则汉唐之事犹在中策，何遽无策乎！今臣又计之：耶律虽桀骜，其彊亦未有以过匈奴、突厥者。陛下神武不杀，高越前世，制之得术，可使绕指，惟上之命，何至越百馀年而不暇营哉！臣请为陛下言契丹可取之形五：古者，北胡无大君长，种落部族不相统摄，捽搏斗击，彊者为制，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胜不相推，败不相爱，尺地一民，不自保而有也。无城郭邑居，故其民迁徙难制；无耕田作业，故其人食足不劳；无文书约束，故其人一而易使；无营阵行伍，故其人战自趋利。彼以其智力之全，不治四者，而一之于鞍马射猎。中国亦以其智力杂治四者，日夜不息，而以应戎狄之至闲，故其自视，常以无法胜中国。利则乌合，噪而从人；不利则云散四去，欲追无所。自冒顿尽有北垂之地，胡人始不安其旧而有侈心，尺地一民，皆欲保而有之，不能去也。其后，卫律教单于穿井筑城，治楼以藏粟，或者以谓胡不能守。降及唐世，尤以合中国之好为重，至佩印绶，服爵命，废一置一，皆决于朝廷。亡虏之在中国者，或乐而忘归，胡人自是益杂中国之俗。乃臣以今料之，则卢龙、范阳中国故地，又非特如此而已。城郭邑居、耕田作业、文书约束、营阵行伍，四者皆因汉俗，而胡无一焉。杂处而交，治欲其胥，而胡不知彊勉之难堪。此其可取之形一也。冒顿、乌维，伊种皆席匈奴之始彊，能以其力为中国患。武帝中年力尽于北胡，而朔方之患无岁无之。然匈奴卒不能踰塞而南，以有汉尺寸之地；而阴山草木茂盛，单于之所依阻者，汉辄夺焉，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颉利、突利、延陀之兵，皆号精悍，数入寇唐。一旦至渭上、薄畿内，唐亦以其南征北伐之馀，力完不弊，日削月剥，至夺之地而隶都护府，不敢辄怨。盖未有坦然肆志，窟宅中国之地、臧获诸夏之民如耶律之侈者。臣尝计之：其君亦非有冒顿、颉利等辈沉毅雄勇之姿，阿保谨特有天命，而德光之暴，以谓晋之立自我，晋亦不胜其德而屈之。骄子不制，日益侈大，割地弗厌，至践中国。此如黔中之驴，土所不产，方其一鸣，虎为远遁，而其技止此，亦足悲也。夫人之情，胜则骄，骄则不自彊。乘秋未霜，则水滨之腐草犹足以争明于阴夜；天寒既至，万物将肃，则莫或使之一夕而零，其理然也。璟与明与贤，皆柔懦不事事。隆绪称多谋，不能复振焉。宗真好乐，两母争权，至内相残。当是时，皆有可乘之隙而中国不取，迄于今四十年。彼其君苟非有过人之才，臣知今日之治与璟、明、宗真未大异也。夫知敌之主、知敌之将，则每战不殆。彼曲我直，我整彼乱，此其可取之形二也。石氏之割地，当其需人之力，制命在外，无以异于晋惠公河外之列城买人而已。无积仁累义之资，一朝而有天下，举天下之大，偲偲然常恐其不能守，何暇重割地哉！穷室之人，骤获千金，不能经营，贩夫孺子皆得以起而制其弊。富家巨室，力足以仁其四邻，则四邻之外所衣食者犹我有也，尚谁得而啬之哉！石氏既亡，京师不守，中国为之一虚。当时人君，内忧其腹心，外病其四邻，中国狼顾自救之不暇，故胡人得以窃计其不及图己，而跳踉虚喝，求以坚中国不动之心。至于柴周，天下小定，以其享国之日浅，乃能用一朝之议，一战而胜，以复三关。由是言之，胡虽彊，中国虽积衰之绪，犹足以胜之，况治朝哉！耶律明时，胡已浸盛。柴周之取三关，盖人有告之者，曰：「此本汉地，何惜之有」？然则彼其平居骜然不顾，跳踉虚喝，岂固敢吝其非己有之分，为所常守之资哉？求以坚中国不动之心而已。今国家百年太平，而陛下神武不杀，高越前古，心有所怀，威动万里。柴周叔世，臣岂敢议？然以今天下言之，运偶圣人，时在千一，富万柴周，力万柴周，将贤则万柴周，士勇则万柴周，断而必行，鬼神且避，以慑小寇，势易破竹。此其可取之形三也。太祖龙兴，不折一矢，不驰一马，而有天下，天下稽颡而称臣，五国委命而下吏。夏商之兴，莫若此之捷也。当是时，举中国之兵十二万而已。太宗皇帝继以神武之资，经营四方，至于大定。并、汾之讨，师久于外，虽迄奏功，然仓廪之羡、士卒之锐，殚惫于河东。太宗为社稷长虑，慨然太息，有恢复心。士不弛弓，马不解勒，倍道兼行，越数百里。一日出塞，金鼓之声如在天上，虏不素备，而燕城遂围，分军收城，所向辄靡，天下以谓遂无胡矣。幽燕之人，老弱登埤而望，乘舆无意复战。虏之计，自谓力不足抗，乃为先声，张言兵至号五十万。太宗重爱民命，不肯以力服虏，欲退脩德以怀之。而师久翱翔，士马南首，亦有怠意，几举而舍。燕既释围，而诸将所下，辄复为胡。盖臣闻之，城中有谋执其帅而降者，王师既还，莫不泣下。虽然，胡人自是始有疑中国之心。四方已定，中国厌兵。景德之役，乘中国不虞，大举来寇。章圣北巡，天意助顺，彍弩窃发，遂陨达览。虏相顾自失，屈首请命，亦无复斗志。当时之议，以谓乘胜席卷，两翼遮前，大军从后，可使无遗噍。而天子嘉其既服，亦弃不戮，虏始痛自惩艾，以谓中国不可得而侮也。夫太宗以收并、汾之馀力，计议无素，仓卒北狩，然而一举几复。章圣以寇出不虞，至犯辅郡，出师逆击，然而一战遂却。况今陛下席祖宗积累之旧，虏不加彊，而中国之盛则倍前日，肉食之谋，刍荛之言，垂数十年，已审已备，计成而动，何虑不获！此其可取之形四也。太祖神武，有希世之谋，御将训兵，临机料敌，出人意表，举天下之众，宰制役使，如视婴儿。尝谓：「胡人之众不过二十万。吾以十缣购一胡，二百万缣足矣」。以太祖神武，左右之将不减卫、霍，灭越、灭吴、灭江南、灭蜀、灭河东。天下已安，四方之金帛充于内府。士卒平居无事，奕博超距，志意无所骋。当是时，中国特不举，设有为，虏孰能禦之者！天下百年无水旱兵革，法度致脩，人物阜安，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山积水委，汉唐所无，则成太祖之志，臣以谓固在于今日。陛下建学设科，使为士者知兵；颁教立法，使为兵者知战。十有馀年，墯慢疲软之气既复拯矣，而坚甲利兵羡于四边，偏州小戍不移而具。臣窃以北道三数者言之：通都要路，一库之藏足以衣被十万，况济之以大司马之备也。骠骑西征，艑师南略，河隍六城、交州九郡归命内附，而飞挽之烦不及于边民，此其美，古未有也。举事动众，宜百日之费者，今千日之费不忧乏；宜百金之赏者，今千金之赏不忧匮。盖非徒以厚费重赏为得也，要以为前世之所不为者，知今日之能为之而已。顺流建瓴，如风靡草，以临不加彊之虏，此其可取之形五也。兵法曰：「形，兵之极」。陛下亦既知形，则不图而何待？臣请为陛下言所以入胡之策。夫欲兴大事，所病者兵不众、食不充。天下之言者必曰：「举二十万众，度百日粮，鸣鼓而攻之，以临不加彊之虏，如孟贲之战婴儿，何往而不可入」！而臣独计，以谓非胜之难，所以入虏者实难。以樊哙之骁悍，自意得十万之众，足以横行于匈奴，而或者曰：樊哙可斩。夫使好奇之人不度是非，不量利害，高论而慷慨，其言固甚可喜，然空语无施于实事，则陛下尚谁取之！今臣则不然，举二十万众，度百日粮，非三年经营之不可。借使以国家之盛，一朝而可集，衔枚缚马口，千里奄至，虽计甚秘，而人固有知之者矣。绵十许州，塘水之浸，以彼入非易，故我入亦难。阻塞而阵，燕亦起而拒白沟之南。兵虽众，食虽充，非胜不能入也。臣请为陛下效臣之狂计：盖昔者尉陀畔越，汉兵出豫章，出会稽，而唐蒙独上书发巴蜀罪人下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卒擒尉陀。蜀姜维拒剑阁，邓艾乃潜自阴平，驰无人之地七百里，卒降刘禅。两人者若校之以事而索其情，则皆近乎不知迂直之计。而臣则以谓论越与蜀者，不如是则不可得而入。今虏之势，亦何以异此？臣请先为楼船百艘、精甲万人，浮胶东，待渤海而勿发。使大军出次于王畿，声言以十万出瓦桥。瓦桥敌所备，出亦此，入亦此，在兵法则所谓以正合者也。潜军其东以五万，则自沧趋平州，同时而偕发。潜军其西以五万，则自代趋云州，同时而偕发。平、云非敌之所素备，则沧、代之兵宜易入。两翼偕纵，则燕之东西可扰矣。东军入平州，战且诱，以稍西行，附于瓦桥之大军；西军入云州，战且略，翱翔乎蔚、朔之间，而东以牵制敌势。敌必分军以禦云州，然后瓦桥之大军与东军合势而偕入，则涿州、新城不战而可收。东军既弃平州，平州备少懈，然后渤海之精甲可以乘閒入平州。平州下，则营并举矣。乃间使渤海之师通高丽，曰中国责故地，高丽宜以尔兵从。而析渤海之精甲三千，背道绝险以径中京之南，缭古北之后，夺关而守之，谨守勿战。虏狼顾自救，然后云州之西军鼓而东，以取易州，而与大军合。吾兵益张，乃稍乘胜逐北，则燕城可围矣。度燕城之大，二十七里而止，一人而守地六尺三，围之则满卒三万，守地无馀。以二十万众顿燕南，攻而围之，若适三万，则是野战以拒虏之大军者犹十七万也。度虏之大军，亦不过二十万，尽燕城之大，而以五万人实之不能容矣。虏之名统军在燕城者，其所护契丹、奚、渤海兵马数才满三万，而其曰侍卫在燕城者，骑一万、步一万而止。借使臣所闻未实，虏能益之，度燕城之大，不过容五万则既勃蹊矣。而大军相持，伧囊未决，其势不相救。以三万锐师，济以临冲云梯之械，并力而急攻。间使张良、陈平不爱千金，从反间，以啖城中臣虏之子孙，能以祸福喻其众，使内附者许以封侯万户之赏。彼其在虏，或身居将相，而服衣食饮不免于舆皂之贱，一闻德音，宜有发愤内应，如望并、汾之师者。一人有心，则举燕城之内其势摇矣。燕城可图，则山前后之地虽未尽复，可徐致也。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使虏能出上策，中国之师始动，虏无空国逆战，亦以二十万拒大军，而更练奇兵间道他径，反乘我隙。我大军远戍深讨，而虏兵出于不意。释燕而自图，则前功一发而尽废；欲勿释耶，而自治未可，安能治人？然而举塞上十许州言之，大军出瓦桥矣，又五万出沧，五万出代，虏亦以其军三析之而应我。沧翼其右，而霸与信安、保定介其间，使坚壁勿战，则虏虽出奇兵，亦必不能入霸、入信安、入保定。代翼其左，而保与广信、安肃介其间，使坚壁勿战，则虏虽能出奇兵，亦必不能入保、入广信、入安肃。何则？吾为之守者素也。置是数者，自渤海之东言之，操舟于水，固非虏之所宜便。而其所不当忽，万一可虞，意者其西北之疆乎？昔唐安禄山以范阳乱，称兵道胡中，犯京兆，不期月耳。臣尝考之图志，则禄山所行，自燕而西，其迹具存，不可不察也。国家方恢复河湟，全秦之力，河湟之所仰，或者思患而豫防之，益全秦之地，以待虏之出于不意，如此而已。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今单于之才，不闻其沉毅雄勇、敢为难制如冒顿、乌维、颉利、突利等辈比者，其左右贤王谷蠡，亦非有如张说所称阙特勒、暾欲谷之徒超卓过人之才，帖帖然慕中国，学文字，工语言，是口尚乳臭，安知出上策哉！虏计出于数者而皆不能遂，则臣之所料，不过举国兴师、乌合蚁聚而已。使虏先能扼古北口而守之，渤海之舟师无以伺其利，则我东军扼弥老、符家、私亭口之右，以西军扼挑峪、紫荆、金坡口之左，使其东西不能出奇，而后大军鼓行而阵，以挑其南。虏进不能拒，退无所逃，不力战求胜，则必有内顾自保之心。此在兵法，所谓「穷寇」，臣请勿薄勿逼，缓而持之，置曹王、居庸等关而无夺，以开其生路。我亦视白沟之南塘水之浸，所从归者狭，何以异于淮阴泜水之传餐？东西与北三面薄阻，而背阻塘水，则士卒无所往，其心宜固。当是时，陛下得人如韩信，使乘其会，则攘而扼之于井陉，莫利乎此，顾为陛下将者如何耳。临冲云梯，器械致修，士力致完，以中国之善攻，而加不能善守之虏，则二十七里之城而已，何为而不下！燕城下，空其积以赏战士，以臣度之，三年可以无飞挽。自京东西与河朔之列郡，更辇缗谷以实之，临以重臣，列亭障于外，燕可守也。陛下以河湟六城之富，孰与全燕？河湟辽远，城中素空匮，中国且能保而实之，则全燕之富，其易守可知也。惟其城郭邑居、耕田作业、文书约束、营阵行伍，无一不出中国之旧，今以中国之法守之，其民宜易安。燕城既守，则凡石氏之故地犹不尽举者，未之有也。虽然，臣犹有说者，则在乎先胜而后战。夫入人之地，欲其不迷，不可以不知地；索人之情，欲其不匿，不可以不明间。地可知，间可明，而军无选锋，则兵不可以交。有选锋而不较长短，不合外助，则虽多犹寡也。臣请为陛下言所以必胜之道：陛下诚得数十将用之，则何患夫四五者。为今之虑，士已知兵，兵已知战，而臣独过计，以谓今选于班列，以将名官者，患未试而已。夫将欲兴大事，不可以无重臣。重臣，君所信，功业已试，可使士卒素附，可使四夷知畏，可使位重德亦重，可使权重威亦重，可使举一军二十万之众。而重臣得其人，军之命定矣。千夫长、万夫长，才各不同，则举二十万之军，大吏偏裨二百人而后可也。夫安能皆得重臣者而使之？将委之有司之选耶，则天下必有萧何之至明，然后可以知韩信之未试。不然，则赵括之易言不穷，天下几何其不以言而信之？人之才，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耘三亩之宅者，持筹挟算，擐甲百万，守地千里，翛然不劳乎其间，忘昔之短也。平居自喜，袒裼而按剑，志如飘风，而闻金鼓之声，失气而死，此人之情也。然则，将其可以不试哉！天下之言兵曰「微妙者祖孙、吴」，然臣以谓是何以异于宋人之遗券，密数其齿，而曰「吾富可待」，岂不误哉！陛下知人能哲，兴大事，选大将帅，既已得其人矣。凡此，臣不敢议。然臣以谓举二十万众而为之吏者二百人，所试者在此而已。子文之治兵，终朝而罢，不戮一人；子玉之治兵，终日而罢，鞭七人，贯三人耳；然而君子与子文。李广之行军，逐水草，不击刁斗；程不识之行军，严斥候，击刁斗自卫；然而士卒乐李广。将之才固不可而一也。孙武之试于吴也，以妇人；孙膑之试于齐也，以上中下马。用之于妇人，用之于驰马，非将之常也。两人者，唯其无所不可用以成功，故卒之武能将吴以入郢，膑能将齐以却魏，岂不用其试哉！骊山之阅，天下擐戎服以令，贤如郭元振，几以失军容而诛；而薛讷、解琬，乃独有不动之军，教使然也。今天下之吏以将名官，握兵柄、习军事者，环列于辅郡，迨数十人。平居无事，大车驷马，洋洋乎国中，与之言兵而不能者几人？若此，臣岂敢以为遂乏才哉！凡所以必待试而后可用者，特不敢以能之于平居无事，而信其用之于仓卒扰攘也。陛下知人则哲，能官人。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勇，去其暴；用人之智，去其诈。皆得其所以用，则向之四王者，凡可以委之夫将而已。以二十万之军，度百日而后罢，厮役在焉。人日糒二升，则率两日而食，非万石不可。百日则百万，千日则千万，边储不足以给，则不可不权而入之于民。今天下之买爵者，缗钱五千，高得一尉，下乃助教极矣。为之说者曰：「商贾之子孙，不可以揭而加之于民上」。此为说者之过也。天下无赖之民，游手不业，计穷力尽者，皆起而为兵，能犯矢石，致头首，有一日之劳则纡朱怀金，美爵厚廪，往往而加之民上者皆是也，何独至于民而疑之？天下之民，不幸而陷于盗贼，白日杀人而夺之财，亦可弃矣。甚者窜山林，晨夜聚啸，州里为之摇动。其中有一人焉，造利而自言，则赏千金而命之官，未始疑也。则夫商贾之子孙，虽其类则贱，矧未至于盗贼哉！臣请为卖爵如汉故事，惟勿为郎而已，其馀皆可易之以他秩。得比朝籍，与京师官，率能入粟于边满三万石者，为之等级以授，事定而止，不过假百人，粟可充也。昔武帝用晁错议，卒弱匈奴。乃臣区区意窃在此，陛下幸听焉，则其详，有司可得而讲也。何谓之地？夫四夷之与中国，其土地风俗刚柔险易之不同，犹之城市之与山林，并得其宜，各便其欲，未尝同也。百蛮之地，皆阻山负海，远者去王畿数千里。一隅有故，不得已而应。就其近者调之，则兵少不足以用；欲置大军，则病道里之辽，首尾衡决，仓卒不救。设或遂能致之，其土地风俗皆非国之所习知，萃百万之众而顿绝徼之下，欲深入不可，欲致敌不能，譬之逐兔丛林，遇穴而失，则良鸷逸足，犹翱翔傍徨，虽巧而无所效，其理然也。东南、西南群夷，皆绝远致险，论其近而与中国比者，则莫若北胡。古者北胡则本非与中国近且比也，踰塞而北，至于寒露远野，人迹所不至者，乃稍稍屯聚。盖李牧破林胡，虽斥地千里而胡不能吝。自汉至唐，迄于五代，始侵寻曼衍，寖有中国之地。自王畿而言，则白沟之南千里而近耳，置驿十数，则举朔漠之事，十日而传之可闻。城郭邑居，汉也；耕田作业，汉也；文书约束，汉也；营阵行伍，汉也。举山前后之地而言之，无为而非汉者。臣尝披图而观，起白沟趋燕城，二百里而止，居庸、曹王、大安、黍谷、崆峒之山环抱如箕，而燕城峙其中。自白沟而北，众山而南，燕城之四隅在箕中者，其地如掌。由燕城之三隅，东西与北，众山之塞，川关要害，远者不过四百里，近乃二百里而止。山非不可陟也，水非不可涉也，土地风气水泉百物之产，又非中国之所不习也。徒可徒，骑可骑，车可车，何动而不可图？正可正，奇可奇，伏可伏，何动而不如欲？顾为陛下将者如何耳！何谓明间？夫书生之论，以谓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此臣读《孙子》，至所谓「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臣始不信，今乃知之。夫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则敌众我寡亦胜，敌彊我弱亦胜，敌实我虚亦胜，敌逸我劳亦胜，敌有备我无备亦胜，而圣人者何事乎「教民七年而后即戎」，而其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者，又何用也？夫仁义，王者所以无敌于天下，不得已而去焉，兵可去，而去仁义则不安。至于不得已而用兵，仁义非可忘。而所谓权焉者，盖圣人亦多有之，而未尝去也。孙武无王佐之才，而其言有用于王者之事。间，非平日之所宜先也，故「非圣智不能用，非仁义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实」，如此而已。圣君参之，以获夷狄之心；贤将持之，以制三军之命；士卒获之，以幸封侯之赏；夷狄取之，则四境不能以是一日而安，其理然也。秦得由余而八国宾，燕入秦关而东胡破，汉厚阏氏而冒顿解，唐语突利而颉利疑，此中国之以间胜夷狄者也。韩王信在胡而匈奴入太原，卢绾在胡而匈奴入上谷，中行说在胡而汉不得美币市匈奴。以至于唐，突厥以万荣侍子而寇瀛州，回纥以仆固怀恩而入泾阳，此夷狄之以间胜中国者也。自昔兵家之用间者，一胜一负，不可得而数。姑以中国夷狄之制胜负者言之：在中国则夷狄忧，在夷狄则中国病，此其理易知而其事难成，不可不察也。今臣以北胡之势言之，山前后之民，大概皆思汉并、汾之事。王师在燕，有谋执其帅而降者，诚能得张良、陈平，不爱千金以致内应，犹反掌耳。唐周鼎失沙州，州人胡服而臣虏，岁时祀父母，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龙支城耋老见唐使者，拜且泣曰：「顷从军没于此，朝廷尚念之乎」？臣读史书至此，则慨然知燕之地，士大夫之子孙宜有发愤不辱、饮气南首而望王师者，徒患无以发之耳！以契丹之旧法言之，其得汉人皆仆妾役之，仕宦而显者归见其主如旧礼，杀汉人而以牛马偿之，弗诛也。迨萧氏乃始徙汉人益北居，而以契丹、奚、渤海之民杂处幽蓟，杀汉人者如杀人之罪，自以谓汉人之子孙可怀矣。然臣度之，燕之人皆谨厚朴茂，世汉种也，终不能胥而胡。白沟新城，崎立而相望，汉之俗良美也，不幸而子孙世世为虏。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势不可矣。天下诚不乏张良、陈平之智，不爱千金，仗社稷之神灵，所麾前移，所指前死，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裹幽蓟之城，百日而平，使彼粟实可因而食，使彼粟虚可因而墟也。地可知，间可明，夫然后合三军之士而表其技且勇者，此之谓选锋。越有君子五千人，秦之斗士倍于晋，若此皆选锋也。凡兵，尚义而保气。义之所胜，愚可明；气之所加，柔可彊。人之情非有钝利之殊也，顾上所以表之者何如而已。一夫当死市，袒裼而不呼，则千人为之失色。童子按剑而先登，则七尺之丈夫、全躯保妻子者犹为之却也。然则人之情岂固难知也哉？前有大壑临之，则魄堕而惧，狼顾却踵，则身在平地，夫谁肯举足而蹈其危？使为士卒者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夫然后顾平地不为安，蹈大壑不为惧，则攻何患坚城、战何患坚阵哉！吴起临阵，有一夫不胜其勇，遽前取首而还。吴起曰：「虽勇，非吾法也」。斩之。吐蕃逼奉天，浑瑊进单骑驰之，挟虏一将跃而出，一军皆噪。臣以为若此者皆可赏勿诛，而吴起反之，此用兵之过也。锋可选，然而不校长短，则臣以谓兵不可以交，何则？天下皆以北胡为善用兵，而臣独计胡非能出奇合变，循环无穷也，顾其长在骑射而已。自图志言之，多马之地半出于胡，而其能挽弓骑射，盖亦天性使然。赵武灵王变服从胡骑射，而由是以取中山。此其为策之得者，非以其所长制其长哉？冒顿控弦百万，白登之围，骍駹骊白，各以其方之色，自古以马战，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汉武帝中年锐意马备，阡陌之间，盛或成群，比战数胜，匈奴罢极矣，而其后亦以马少不能复出。则度汉之能以其长弊匈奴，亦在骑不在徒，明矣。唐薛延陀不知以所长抗中国，而自恃其数以徒胜，执马者既收，而徒不能复为，卒以取败。胡人自是益自知其短于徒，而中国亦暴其所长而术制之。比者朝廷置骑射，又教民蕃马，意良而法美矣。而或者民之马虽蕃而未教，故臣以谓置义勇、置保甲，则民马皆可以假而习。夫马生其水土，则人心可知。然而教训之不安，以之当胡马之新羁，朝夕驰骋乎荆棘斥泽之地，体安而心调者，恐非敌也。陛下诚用臣说，则义勇、保甲之籍于民者，方其教时，皆使之习骑，骑不足，则更借之乎民马尝入而藉诸官者，番假之，则民力不劳而马不病。不过三年，天下皆可用之马。以是佐军，则汉之战何以易此！虽然，犹有所需者，则外助而已。自昔为国，未尝不以夷狄制夷狄，其说以谓海滨之蚌鹬，两自毙，而后人能并得之。匈奴方病汉，而乌孙、昆弥亦自以不得与中国通，汉藉乌孙抚诸夷，以孤匈奴之外援。校尉常惠护五将军兵击胡，而昆弥常力战为汉军锋，所杀过当，匈奴遂虚。于是丁令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而匈奴析其兵支三敌国，以南与汉争一旦之命，卒以困弱，至于裂五单于，昆弥与有助也。臣尝譬之乡邑之小盗，三人而为辈，则百不得以力擒一人焉；争财而不平，则二人者不制而自弊。何则？其素相知者审也。陛下南面负扆，冠带而朝百夷，四海之内、八荒之外心有所怀，唯上之所命。乃者高丽折于胡，不敢越辽而西，以效其一日之力于中国。陛下能抚之，至绝海蹈越，绵数千里而入贡阙廷。陛下嘉纳，遣赐报聘，增美于祖宗之礼。臣闻之，其国见使者至，皆欢喜拥道，自庆未始获也。彼其折于胡久矣，宜有以逞其志如乌孙、昆弥者，而臣未敢言焉。凡此数者，陛下得一重臣而委之，与在廷一二之士尝得预闻腹心者，皆可以使之杂而议，然后臣之策庶几乎可效也。兵既定，石氏之故地已复，臣请谨封疆，严斥候，戒边吏，无得以非中国之地而利丝毫以为功，且示圣人以天下为度，而致诚信以结之。虏虽失燕，知其本中国之旧而不以为吝，中国亦与之讲好修聘，欢犹昔时，可使如伯氏之夺邑，没齿而无怨言，此百世之计也。臣身未尝为吏，则凡国中之议，是非利害不知其果何从。姑以臣深思所得，发于畎亩愤悱之忠而不能以自掩者，献之阙下。陛下好问如虞舜，亦幸择焉。韩愈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故臣至此犹愿致其愚者，则曰必行而已。以臣之幼而学、壮而欲行之心，而又幸出于圣人之世、三代之时，以戴非常之治，沐无穷之休，褒衣博带，学古人之事，而名诸生之列。每闻陛下德音，虽在市井草莽，欣喜自幸，如第五伦。其所愿伸喙道说、以求补于万一者，岂特此书之所叙而已！然臣窃以谓礼乐为大，而必其所先举者已定，天下晏然，然后礼不制而备，乐不作而洽。区区之愚，盖在于此。臣身贱迹外，其学甚野，辄敢不避鈇质之诛，而冒言其所不当预之事，怀不能忍，愤悱自致，无以异于传之所谓怒蛙，而幸人君之一式。陛下揭日月之光，而蔀屋之幽得以容，则臣疏远之言庶几乎可采而无罪。若乃安畎亩之贱，而不知圣人之世、三代之时、非常之治、无穷之休、亲逢之会为难遭，则臣之伥伥不出门庭，其失时亦极矣。伏惟陛下万机之閒，一留神听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无任俯伏待诏激切之至。臣补之诚惶诚恐，谨昧死再拜。

《洪范》五行，一曰水。其浸为海，其发源注海为江、河、淮、济，实惟四渎，而河为四渎宗。三王之祭川，所以先河而后海，为务本者也。岷山导江，导淮自桐柏，导沇水东流为济，其道里近。而导河积石，其道里远，且源壮而流激，故禹治四渎，功施于河为多。积石去中国既远，过此人罕至，至荒忽不可知。若《山海经》、《穆天子传》、《水经》，杂传记之说，概曰：河出昆崙墟。昆崙墟高万一千里，为地之中，而河出其东北陬。其上醴泉、华亭，多奇物，草木、鸟兽，尤不可考。至言河上通汉，见于牵牛客星之占。而《山海经》又有敦梦之山者，敦梦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郭璞说泑泽盖盐泽，盐泽去玉门阳关才三百馀里，安取昆崙墟乎？然《山海经》自汉儒说皆以为禹书，其所记如此。虽《尔雅》亦曰：「河出昆崙墟，色白，并渠千七百，一川色黄」。太史公、班固皆以谓《禹本纪》言河出昆崙山，昆崙山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自张骞使大夏、穷河源之后，恶睹所谓昆崙者哉？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今所论亦本《禹贡》导河积石及《周礼》、《尔雅》、《史记》、《汉书》载河所经，与后世堤防人事，迄于宋兴，使有考焉。《禹贡》：天下之州九，而河所道者四，曰雍、豫、兖、冀。孔安国说，冀以尧都，不言境。西距黑水，东据河，有州曰雍，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南距荆山，北距河，有州曰豫，故曰「荆河惟豫州」。东南据济，西北距河，有州曰兖，故曰「济河惟兖州」。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兖州云济河，自东河以东也。然则西河之东距雍、南河之北距豫、东河之西距兖，为冀州可知矣。故《职方氏》正西曰雍州，而《释地》河西曰雍州。《职方氏》河南曰豫州，而《释地》亦曰河南曰豫州。《职方氏》河东曰兖州，而《释地》济河间曰兖州。《职方氏》河内曰冀州，而《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雍州以其自西河而西，故或曰正西，或曰河西。豫州以其自南河而南，故皆曰河南。兖州以其自东河而东，故或曰河东、或曰济河间。冀州以其距雍、豫、兖为境，故或曰河南，或曰两河间。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者，则以在成周雒邑为正西也。自《禹贡》、《职方氏》以考《尔雅》，其辨四州河所经之域皆合，而《职方氏》又曰东北曰幽州，其川河沛。幽州薄海，盖言其入欤？九州之地，雍、豫高而兖、冀下，幽州东北又下。而河起西北，所从来高，故其始犹委蛇稍南，及其下龙门，则流駃竹箭也。《禹贡》曰：「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自积石东流，至于龙门，始折而南者一，又折而东者三，又折而北者再，然后入海。其所涉之地八，此河经营中国之形。而秦晋之河曲战，《公羊》所以言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者也。自张骞通西域，积石之西往往可纪。出玉门关有两道：一从鄯善，傍南山；一从车师，傍北山。皆被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至疏勒为北道。而西域三十六国，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其河盖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合而注蒲菖海。蒲菖海，所谓盐泽者也。葱岭之西既不说有河，于阗之西又水皆西注，意河源为出于此。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盈耗，皆以为潜行地中，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而《穆天子传》说：「天子饮于枝渚之中、积石之南河」。积石名南河，则与张骞所谓「南出于积石」者又类。而学者据经有「导河积石」，当为河源，岂积石之西河自行地中，故禹不治？而「导河积石」，特言施功自积石始，亦不说河源也。积石在金城西南，龙门在绛州龙门，厎柱在西虢，孟津在洛北，洛汭在巩，大伾在泛，降水在信都，大陆在钜鹿，其地皆可考。而《水经》诸家图河所道，盖自积石山始西南流，又东流入塞，过燉煌、酒泉、张掖郡南，与洮合。过安定、北地郡，北流过朔方郡西，又南流过五原郡南，又东流过云中、西河郡东，又南流过上都、河东郡西，然后乃出龙门，而又南流至于华阴。故《吕览》说：龙门未开，河出孟门东大溢，是谓洪水。禹凿龙门，始南流也。自龙门至潼关与渭合，至巩与洛合，而伊、洛、瀍、涧四水合流，所谓「伊、洛、瀍、涧既入于河」也。与济合成皋，与沁合武德，乃道黎阳、钜鹿而北播为九河，所谓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者也。此九河者废滋久，独汉成帝时许商上书言古记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远百里，后世因谓许商言三河三县，则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可知。以《尔雅》之次考焉，则徒骇最北，鬲津最南，而六枝者包其间。然郑康成谓九河，齐桓公塞之，同为一河，齐居东，信如康成言，塞其八枝以拓地，则自桓公而来，河所行盖独徒骇矣。而太史公、班固又皆称禹，以谓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以引其河：一贝丘，一漯川。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二渠于《禹贡》无见，不知太史公、班固何从言之？「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岛夷，海曲；碣石，海畔山。夹山之右，溯而入河，以达冀州，则禹时河入海盖在碣石也。《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骊城县西南。计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馀里，而河入勃海，盖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徙东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时河入勃海，何哉？周定王五年，河始徙，见于《周谱》，班固言之。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去古逾远，移徙难得而考，而言禹酾二渠，又何哉？《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历三代无患以此。自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济、汝、淮、泗会于楚。而禹功既微，齐与赵、魏因河为境，而堤防寖兴，弛障谷之禁，以邻国为壑，凿一孔，开百窍，如瓮敝漏，渐以不补，则后世河数为败，非天时也。汉而下，井源益烦，以漕以溉，甘利而昧害。东汇西引，河用屡窘，使不得一日安流，则狂怒衍溢，亦固其理。摭其著者言之：武帝时，郑当时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番系引河溉汾阴蒲坂下。自是之后，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矣。宣帝地节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复穿渠直东。魏正始中，亦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晋太始中，亦凿陕南山，决河注洛。隋仁寿中，亦堑自龙门厎临清关度河。大业中，复开通济渠、永济渠，以引谷、洛、沁水。开元中，避三门之峻，亦北凿石渠至它川谷，颇引以溉漕。而乱水之理，助河为败者往往而有。始自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时东郡虽大兴卒塞之，而河之为患，因浸寻滋甚。元光中，徙顿丘，东南注勃海，决瓠子，东南注钜野。元封中，决馆陶，分为屯氏河。永光中，决清河灵鸣犊口。建始中，决馆陶、东郡金堤，又决平原，入济南、千乘。建国三年，决魏郡。贞观中，坏陕州河北县，毁河阳中潬。开元中，决博州、棣州。大和中，决棣州。开成中，决郑滑。乾宁中，圮滑州。其馀堤防人力所不备，若大雨霖，漂坏郡县，病人民，至不可胜纪。陵夷五代，以迄宋兴，岁屡败，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战国及秦，用兵不遑暇事河。而元光中，再决二十馀年，比塞辄复圮，兴役最大，《瓠子之歌》，其词哀焉。今考之武帝时至于王莽，言河利害，大概十五家。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其甚疏者一，其不切者一，其害焉者一，其一时或利或害者二，其可行无害者十。而十者之论，其详者曰贾氏。窃以谓汉治河尽此，故备论之。始决瓠子，田鼢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之」。鼢要以为食鄃计，无意国事，而其言「未易以人力彊塞者」良可用。此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齐人延年言：「河出昆崙，经中国，注勃海，此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按地图，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如此则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延年议闳大，然归于狂悖，且有天地则有此河，其行流有域，禹不能改，而延年欲改之，此甚疏者一也。谷永言：「河，中国之经渎，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今溃溢横流、漂没陵阜，异之大者也。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王者孰不欲奉天理物？然天时人事，其应岂皆若符节？尧犹有九年之患，禹犹有四载之勤，尧禹岂不知修政以应之哉？此不切者一也。杨焉言：「从河上下，患厎柱隘，可镌广之」。上从其言，镌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是岁渤海、清河、信都灌县邑三十一。禹治水盖亦凿龙门，披山通道，至不可胜言。厎柱岂不可镌？而焉无其术，故壅阏为败。此害焉者一也。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斜直贝丘，恐水盛，堤防不能禦，乃更穿渠直东，民便安之。后三岁，河水更从故第二曲间复斜直贝丘，百姓寒心。孙禁以谓「可决平原金堤间，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至海五百馀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省吏卒治堤救水」。二者其言异，而大概利害杂，故为说同。郭昌渠始通利，后不便，较然可知。笃马河在九河南，失水之迹，然以舒民财力为便。此或利或害者二也。自昔之患，以故道之湮，与堤防揵菑，与河争胜负，故凡言分河救水怒，与观水势复禹之旧、无与水争地者，其言皆可用，无害。冯逡为清河都尉，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为流也。今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屯氏河新绝未久，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杀水势，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屯氏河北塞宣房，北决所为，东北经魏郡、信都、渤海入海，盖近禹故道。会许商白不用，后果复决馆陶。李寻、解光言：「阴气盛，则水为之长，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江河满溢。所谓水不润下，虽常于卑下之地，犹日月变见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可且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寻、光要近于阴阳之学，而其言「观水势所欲居则易为功」，岂可易哉！张戎言：「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民皆引河、渭山川水以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勿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矣」。灌溉有不应导而导，堤防有不应塞而塞，戎之言可谓近古。许商说：「古记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商明算计，能商功利，且当是时，三河者庶计可索，惜乎其事不究也。韩牧以谓：「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常连雨，东北风，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牧、横亦皆欲求禹之旧，求禹之旧固无不可，而岁久难识。迄于今，河移徙无常处。自冯逡、李寻、解光、张戎、许商、韩牧、王横七人，虽议各不同，而要之逡欲杀水怒，寻、光欲观水势，戎欲顺水之性，商、牧欲求禹之迹，横欲使缘西山东北入海，故其言皆近。而横与平当、关并、贾氏之上策，不独在汉，事虽施之方今，大较不能改也。平当言：「九河皆填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夫决百川距海，浚圳浍距川，见于《书》。且水因地以制流，故在《易》：「地上有水，比」。水行地上，乃有堤防，堤防之法为不得已。平当可谓能知经矣。关并：「河决率尝于平原、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以谓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虽时异处，犹不能离此。上古难识，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皆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舍而已」。夫水所欲居，人固不能夺，始宅之，河又荡去。岁如是，曾不爱，独爱百八十里哉？关并可谓能知务矣。至贾氏之上策，不欲与水争地，盖与平当、关并之论合。其言曰：「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齐与赵、魏，以河为境。齐作堤，去河二十五里；赵、魏亦为堤防，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迫隘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期月而定。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自禹迹废，由汉至宋兴，千有馀年。河决自黎阳而下，远者数百里，近者数十里间耳。故贾氏言「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以今形势所直考之犹是。窃以谓贾氏之策，不独在汉，事虽施诸方今，为久远虑，不能加者如此。至难者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盖贾氏亦能言矣。以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折厎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至城郭、田庐、冢墓，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又以谓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宜亦便利。自冯逡至贾氏十家，考之汉事与方今，其言皆可行而无害。然即目前之安，舒岁月之力，则诸家者皆能道。若夫始难而终易，暂劳而永逸，则王横、贾氏西山、黎阳之议，于今犹上策。至贾氏中策，言多穿漕渠，下策言堤防，盖无足道者。昔晁错议削六国，天下皆曰晁错愚，然汉卒无祸，赖错发之。夫必有大害，然后有大利，西山、黎阳何以异此？虽然，此可谓智者道，难为流俗言也。晋魏迄唐至五季，言水利者不乏无著见者，独唐贾耽尝绘布陇西，且载河所经受，为图上之，亦不及治河也。祖宗深悯河患，治遥堤，置使，置判官，开分水河为斗门，开减水河，在乾德二年、三年，太平兴国七年，淳化四年，景德四年，其事详于国史。而开宝五年诏：「澶、卫数州，霖雨荐降，洪河为患。每阅《夏书》所载，但言导河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未弭。凡缙绅多士、草泽之伦，有素习河渠之书，深知疏导之策，若为经久，可免重劳，并诣阙上书，附驿以闻」。深惟开宝诏书最为近古，圣谋远览，虑河之意，尤出上策，而天下未有应者。岂所谓为政善，因祸而成福、转败而为功，若管仲才者世固鲜哉？其后，景德中，李垂上《导河书》，言今魏县之左，河势东折，不如《书》说，北至于大陆，又亡其迹，盖周末失道，为衡、漳所湮矣。而《汉志》，禹所酾二渠，曰东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曰北出贝丘者，乃今王莽故渎。而汉塞宣房所行二渠，盖独漯川。其一则汉决之，起观城，入蒲台，所谓武河者也。贝丘，王莽时既空，而澶、滑比多坏者，以地平不固。故欲河出大伾、上防、太行三山之间，起大伾西南八十馀里曹魏所开枋头河之东，引河北行微东，挟御河通王莽故渎。北经清丰、大名之西，历洹水东、馆陶南，而北合赤河，以通于海。起大伾、合赤河，盖五百七十里，两厓倍之，为一千一百四十里，去冈麓古障八百四十里，治新防三百里。为用力寡，大概近汉王横欲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者。其说九河故迹，皆在平原而下，独简河亡，则与许商、王横之说异。然垂之议，以谓河患率在澶、滑，未至九河则已决矣，九河奚利哉？又欲自白马派河为六，以助杀水怒，则与贾氏议多穿漕渠者颇类。事下任中正等，中正等言：「垂所述自禹至汉河所流行，甚详，其言起白马派为六者，河湍激，难制其势，或合而一，恐不能各从所导。借使必为六，是有六河口也，堤防之功为难」。于是垂议寝。后用事者，往往言水利，以其无大改，更不皆载，独载孙民先奏。民先奏曰：「窃观旧河，两厓间相去数十里，而河流常薄西岸，以此知东地形高而河欲西迁之验也。今魏、恩、冀之西，相、邢、洛之东，皆古陂地斥卤，东西二三十里，南北数百里，其西薄西山，其东薄金堤，其中地形下隐如故渠。比河决，及御河、漳水溢，皆合流其间，以谓是盖降水大陆故迹，可决王供水冲，使河行此地，过乾宁，合独流口以入于海」。民先议河，大较与李垂不异，世多言垂、民先议为近。又比岁卒溃小吴，而澶渊东故渠遂竭，河果自清丰、大名西派为三、四，乃东北注，髣髴如垂、民先所欲导云。至汉王延世之徒事塞河，三旬立塞，世皆以为才，窃谓犹救火家以焦头烂额见客者，故不记。与夫计向背、度缓急，版筑茭薪、水工河卒，岁储月积、增卑倍薄，凡河之近务，则有司存。

乃遣长，载以缁车，令县次传。袁盎谏曰（云云，）：「臣恐其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复之（云云。）」。淮南王乃不食而死。上悲哭，谓袁盎曰：「吾不从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愿陛下自宽」。上曰：「为之奈何」？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诸县传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

右《淮南王传第十四》。七国反，闻盎劝上以诛御史大夫晁错。当时皆尤错，以为权首，而不甚罪盎，盖七国以诛错为名也。淮南王反时，上以弟故曰赦之，群臣以法，故曰无赦。而上自赦之，王不幸道死，大臣何罪？盎乘隙以劝诛丞相、御史。然则盎果乱人，喜权凌上者，非但不善错而挤之也。至终不得其死，岂不幸耶！

盎常引大体慷慨。宦者赵谈以数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种为骑常侍，谏盎曰：「君众辱之，后虽恶君，上不复信」。于是上朝东宫，赵谈骖乘，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馀共载」！于是上笑，下赵谈。谈泣下车。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吴楚反闻，错谓丞史曰：「爰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乡，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谋」。错犹与未决，人有告盎，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愿至前，口对状。婴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见，竟言吴所以反，独急斩错以谢吴，吴可罢。

右《袁盎传第十九》。同子骖乘，袁丝变色，天下后世以为美谈。夫使诚实在于民，君则固，谠言也。然盎以患谈害己，用种微谋而发之，托公以济私，虽外若忠，其实诚不足道也。错始议削诸侯，盖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顾吴、楚实反，而以诛错为名，错何罪哉？使盎为国计，斩一错，信可无血刃而解吴、楚，虽非所以令诸侯，姑曰纾目前患，犹可也。然盎以错尝按己免为庶人，会错欲复按盎，而窦婴又与错有隙，事急投婴，由婴得对。假正以遂奸，岂惟忠不足道，盖罪人也！班固言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慷慨」。仁心，盎不足当也；引义，时时至焉；若曰「亦善傅会」，则盎之情也。智能先事而谋，谈、错无所施，自以为得，而不足以免安陵郭门之祸，亦何为哉？若止上不驰峻坂，却慎夫人坐，塞梁王求为嗣语，而班固与其数直谏，若此则可。

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为人峭直刻深。孝文时，天下无治《尚书》者。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馀，老不可徵，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迁博士。

右《晁错传第十九》。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函、矢、巫、匠，凡世之所须，阙一不可。四人者，各以其技食功，心何所异？而矢人与匠独被不仁之名。故择术者必慎其初。晁错治《尚书》，明帝王之论，与董、贾同称。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学杂之，故不纯于儒。至欲用术数教太子，终被峭直刻深之名，岂必其资近是耶，亦术不可不慎也。观其论三王，莫不本于人情，如生而不伤、厚而不困、扶而不危，与夫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所恶不彊、所欲不禁，至讽孝文以绝秦乱法、除苛解娆、宽大爱人者，此岂申、商之所及哉？然错已学其术矣，不幸议论时时有之，故世得以议己，欲一洒之，不可也。若其所行事，亦不过患诸侯彊大，欲稍削之，与案爰盎受吴王金。诸侯诚骄，盎诚贿，固不得不治。此岂一切俗吏刑名刻深之意乎？会盎仇错，得以吴、楚反事藉其口，而错竟以冤诛。其后邓公对孝景，以错尊京师万世之利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而景帝亦喟然恨之。班固亦曰：「错虽不终，世哀其忠」。则是错之始死，其是非固已白矣。而司马迁独以谓「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夫错豫为国计，虑山东反者，抗言而削之，岂「变古乱常」哉？若指其所欲更令三十章者耶，则当时文帝既不尽听，而诸侯固已欢哗。以不尽听、未尝行之言，而实其「变古乱常」之罪，嗟乎，迁亦不能无牵于世议哉！

「《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臣错愚陋、昧死上狂言」。文帝嘉之，乃赐玺书宠答焉，曰：「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

右《晁错传第十九》。人臣言事，而报以玺书，汉法与故事所无也，出于文帝嘉错而为之，故《传》云「宠答」。夫人君自以谓大患在于不明，以不明择不狂，自以谓万听而万不当，天下其忧不治也哉？呜呼！非其诚心乐善，忘万乘之隆，而惧薄冰之危，安能以一切之言而虑动乎心，其声于言，惟恐不及，至于如是之深切哉！三代已降，人君谦以来下如文帝者寡，自汉至唐，惟太宗一人，而太宗后少懈，于文帝愧矣。故特出之三章，不足道也。

张释之与兄仲同居，以赀为骑郎（如淳曰：「汉注：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十年不得调，亡所知名，欲免归。爰盎知其贤，乃请徙释之补谒者。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

右《张释之传第二十》。入物者补官，古无此也。出于秦汉兵兴，用度不足，权宜为之。然贤如释之，顾出于其间，至位九卿，汉廷臣无出其右者。卜式亦以赀宦为御史大夫，至与汲黯同称质直。夫人材岂有流品之异哉？至于爰盎，父故为群盗，汉用盎材，亦不问其所从来。盗子犹可，赀何不可乎？虽公孙弘、晁错之徒以科举进，亦未有以的然先数子者。后世一切以科举经术取士，公卿贵人舍曰科举，则不能至。至入物补官，仅得一命，以脱民伍多矣。何古取之杂，不必以学，虽贱且易如彼，而贤者多；后世择之精，非学不可，虽贵且艰如此，而不肖者众也？政教在上，风俗在下，未易论也。自其次言之，以天下为一家，无为同异，以君子待小人，则中人慕义，皆勉而为君子；以家为天下，家人自有心，以小人待君子，则中人趋利，皆流而为小人。则亦无疑乎取之杂而贤多，择之精而不肖者众，如此其反也。

其谏犯主之颜色，尝慕傅伯、爰盎之为人。

右《汲黯传第二十》。傅伯，梁人，为孝王将，其事不详见。爰盎数直谏，爱君，有足道者，故黯慕之。虽然，盎有邪心，其下赵谈车以欲害己，其致晁错诛以欲按己，皆所谓身私而托公。而黯排公孙弘、张汤，盖引义廷争、奋不顾身，无介然之私，盎岂黯之徒也哉！淮南王迁死，上哀不食，盎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毁名」。上乃解。虽出于爱君，然曰孝过曾参，让过许由，则近谀矣。而武帝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变色而罢朝。夫人君谓其下圣己，则皆自圣，非文帝之贤，何足以受之？唐虞仁义之不可以伪为也，内实不至，而外慕其文焉，天下每不治，故黯以是动武帝而不谀。然则黯虽戆，不能使君必信，而其所以爱君，异乎盎之爱君矣。

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吴王不纳，去而之梁。吴王遂与六国谋反，举兵西乡。汉闻之，斩晁错以谢诸侯，乘复说（云云。），吴王不用乘策。

右《枚乘传第二十一》。濞始萌反谋，而未发也，邹阳、枚乘皆其客，皆谏。阳词微，乘词危，濞虽皆不听，而亦皆不害之。盖害之则事未发而先闻，是以不敢，此濞之情也。至乘已去吴，濞已举兵，遂事不谏，乘复说之，何补哉？夫濞为藩臣，连六国之兵以乡汉，借使错诛而兵罢，濞复能泰然无事而归国，汉终能漠然不问而舍濞哉？乘之智亦足以及此。傥曰爱汉与吴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显求嗣汉，乘与阳亦皆其客，阳谏而乘不敢，至此愧阳矣。何则？濞始微谋，恶先诛士；后已举事，奚恤人言？乘揣其情，庶几言之而无患。至孝王无所忌惮，欲必其求，虽汉廷臣悍如爰盎，而敢于刺杀之，至害乘与阳何足道哉？故阳以争下狱，垂死；乘以不敢谏，依违得全，怯矣！且乘名梁客，食其食而不救其祸，于阳得无愧哉？故班固亦谓阳有智略，而不及乘，此其意也。然乘文辞过阳，其所为《七发》盖相如比，自阳已下不及也。

武帝初即位，大臣惩吴、楚七国行事，议者多冤晁错之策，皆以诸侯连城数十，泰彊，欲稍侵削，数奏暴其过恶。诸侯王自以骨肉至亲（云云，），今或无罪，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云云。），建元三年，中山靖王胜来朝，天子置酒，胜闻乐声而泣（云云。）。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馀人。

右《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中山靖王胜传》。厚亲亲之礼，王者之盛德也。然汉诸侯皆奢淫不循制，故晁错议削于其前，主父定制于其后，犹不能救。武帝感胜之言而隆私恩，在武帝，得亲亲之礼矣。而胜乐酒好内，至有子一百二十馀人，外浮辩而内济奸欲，胜不足道也。

淮南王之骄恣，其荏祸久矣，然徵之即至，则反形未具。以槛车迁之，是将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养成其祸，卒至乎败国亡身，文帝不无罪也。郑共叔不义得众，诗人以刺庄公，而《春秋》交讥之，正谓此也。然则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于象，放之有庳可也，盎不能明义以正其君，乃以无稽之言谓之，不亦过乎？若七国之反闻，晁错之欲治己也，反以奇祸中之，此战国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贼，其志一也，特系其发之先后耳。不念国家之大计，乃欲因祸以释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诛哉！而班固谓盎仁心为质，误矣。

晁错曰：「人君必知术数」。又曰：「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而自亲事」。操是说，盖未尝知治体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胜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礼，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尝为也。虽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术数而自亲事乎？使后世怀谄者误其君，挟术以自用，必质是言也，其为祸岂浅哉！若吴楚之反不在错，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谗邪之谋以诛错，其失计不已甚乎？当是时，兵之胜负，国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诛其谋首，岂不殆哉！而在庭之臣，无一人为错言者，盖变起仓卒，各欲侥倖于无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错亦有以取之矣。夫汉之有七国，未若鲁之三家也。孔子堕三都之城，而三家无敢不受命者，则其处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孟子而得志，固将损之也。错无硕德重望以镇服其心，而强为之谋，其召乱而取祸，盖无足怪者。武帝时，淮南王欲反，独畏汲黯之节义，视公孙弘辈如发蒙耳，则天下果非智力可为也，以一汲黯犹足以寝淮南之谋，况不为黯者乎？

伏承内翰侍读四丈罢直内阁，升华禁林，解天府之浩繁，侍经帷之清燕。虽众望所属，理固当然；而成命既行，士以相贺。伏以学士号为职亲地要，实儒者之至荣；训辞欲其言近指深，必文人为充选。设官虽专于书诏，储才常用于钧衡，被选益艰，因人增重。虽从容入侍，独高太白、乐天之词华；而论议经邦，复重德裕、敬舆之术业。苟擅一长于此，皆为称职之才。洪惟本朝，继有硕望，方当圣主之图任，果见异人之来仪。伏惟某官，学总百家，才高一世，经守韦、平之学，世登晁、董之科。无施不长，所治皆最。批窦蹈窾，在庖丁如无牛；越国过都，于骐骥为历块。隐然公辅之望，久矣中外所期，俄闻异恩，大慰众论。谋谟黼座，何惭天子私人；顾瞻玉堂，应叹吾家旧物。即膺大拜，用究远图。某每愧庸虚，素承知奖，其为欣快，实倍等伦。叹白发之侵陵，望青云于寥廓。岁事已晏，德履多祥，更冀保颐，下副祝愿。

本贯应天府宋城县孟诸乡。曾祖文熙皇赠太师，曾祖妣苏氏，武功郡太夫人。祖峤皇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祖妣刘氏，沛国太夫人。考尧卿皇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妣嵇氏，谯国太夫人。

公讳方平，字安道，世家睢阳，三代以公贵封赠各极品位。景德四年丁未生舟中。有盗蹑船后，旬浃未得发，是夕泊舟在野，盗乘便将逞。适太夫人欲就蓐，问乳医居隔水，因移舟从之。有船后至，正泊其处，盗夜至，不知舟已易也，大噪攻劫。后舟，乃武人，登岸与斗，盗奔散。有被执者自言其情，方知误尔，由此母子无恙。公髫龀英秀，神采莹彻，见者莫不慕悦之，皆谓仙骨道韵，非风尘中人也。稍长，敏慧夙成，飘飘有凌云之气。太师冲默燕静，不以物累自婴，而太夫人贤明知书，躬自教诲。年十三，太夫人抚之曰：「扬州俗浮薄，睢阳乡里有庠序，四方学者萃焉，吾弟为之领袖。汝方志学，盍往依焉？吾惟汝一子，念孟母徙邻之义，不远千里致汝外氏，俾之就业，汝往勉哉」！夫人有弟颖，时名士，有学行，故割情遣之。既至，舅氏器爱之，切磋讲习，业大进。常宿学斋，二鼓就寝，忽有叩门甚急，公起问之，乃一生自远方至（举子许育自亳州城父至。）。因延与语，俄顷室垣颓，箦案尽碎。公资性明悟，诸书一览辄通，罕复再阅，不能为精，若至其要节不能遗忘。放旷不屑细故，其度廓如也。暑月乘醉步于郊外，大雨暴至，不觉行远，向晓方醒，乃偃卧水中，奋而起归，亦无他，不自测其然也。在乡党交游不杂，诸老先生皆自谓出其下，名闻四方。宋宣献公绶、蔡文忠公齐，继守南都，解榻待焉。归朝，大为延誉。明道二年制举六科，因共称荐，举茂材异等科。范金华讽见公文章，曰：「奇士哉」！因同二公列名以闻。召试秘阁，选预廷对，释褐以秘书省校书郎、知苏州昆山。吴剧邑，户三万，多田讼，至三数十年不决。初，吴越归国，郡邑地旷人杀，占田无限，但指四至泾渎为界，岁久水旱，泾渎移易，更相侵越。县受词，岁追扰乡邻，覆验往返，农务荒习以为常，乡人不得安业，积苦之。公索田讼凡十馀案，召佃人问所输租税几何，大约百一二，公悉收其馀以赋贫户，自此田讼遂绝。范文正公仲淹、蒋公堂守姑苏，邀公谈游，罕在县，县亦无事。蒋公勉公曰：「即代归朝，何以为献？空言无补，不若著诸时务之为益于治也」。公因人事之间，采掇当世之得失，浃日成《刍荛论》五十篇十卷，蒋公披阅不能释手，椟而上之。荐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入等，迁秘书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是岁地大震河东，灾异数见，诏求直言，公上疏阙下，指切时政之失，引义慷慨，援经术推明七事，极当世之弊，以大忤在势者。制策登科官罢，当召试，公既孤介，未尝造要门，复此奏疏，故不召（疏在文集。）。先是，韩忠宪公解参知政事知南都，奏辟公通判应天府。既成命矣，及对策，指陈时事无所顾避，执政竟用此更除新定，实左迁（策在文集。）。仁宗张六科网罗天下英俊，其自布衣登茂材异等者，惟公与富丞相，讫三朝无复继者。其再登科者，惟公一人。至新定之次年，夏戎阻命，庙堂虑害不深，玩成大梗，兴发调输，不阅岁而天下被其劳。公上平戎十策（在文集。）。时吕许公复入相，方励精，得公十策，谓知枢密院宋宣献公曰：「六科得人哉」。盖以公初为宣献察举尔。十策悉施用。时敕州郡诸县增置弓手，约束甚略，郡县异见，措置乖宜。公以谓赋役大事，理宜均当，列上节目八条，朝廷更为详议，事以周密。俄又命朝臣分使诸路，于所置弓手招募，配补诸军。公陈六患，上命中书下公奏所遣使者，由是募人莫敢迫，民情少安（二奏在文集。）。吕丞相每阅公章奏，谓同列曰：「国器也」。凡条白必施行焉。用旧相李文定公辟，徙通判天雄军。续有旨，召赴阙，既朝对，面赐五品服章。翼日上谕执政，送学士院试，俄而记之曰：「是其再对制策者」。执政共白其所上章疏，朝廷采纳已见之行事矣，上曰：「安用试」？即除直集贤院，以李公旧相，特旨俾赴辟，命李迪或移徙，即令不俟代归馆供职。公还南都，将迎亲就官。李公徙青州，即日除太常丞、知谏院，举刘夔、王质自代，夔迁知黄州，质除荆湖北路转运使，皆有清名。是时夏寇阻命，覆军杀将相继，国家多事，公独在谏垣，外论边事，内正典刑，造膝尽规，悉心将救。仁宗宽大容纳，当国者虽恶其切直，然亦赖以肃中外。王师挫衄，关陕动危。先是，张士逊作相，建言军旅之事，枢密院任其咎，故罢免知院王鬷等，而中书自如也。公援典故请政事总于中书以通谋议，上以权宜为然，降制宰臣兼枢密使，自是戎事机密中书始关预（奏在文集。）。夏竦等领陕西四路招讨、经略、安抚使，并护诸将，四路禀复，事失机会。请罢竦总帅，使四路各自为守，可以责效。朝议然之，故竦内徙而命四路帅臣，自此人知自力，备禦益修（奏在文集。）。前范仲淹在延州，遣人遗元昊书，喻以逆顺祸福，既遣使而录其书本以闻，贼答书辞不逊，仲淹焚之。参知政事宋庠以为边臣擅交境外，又致慢书辱国，建议请斩仲淹。仁宗以其言险不用，然自此边臣以为戒。庆历元年冬郊，公乃请因赦书招怀夏寇，因令边臣通其善意，仁宗喜曰：「此朕心也」。至中书，又详白执政：「嘉奏也，非君孰发此者」？郊礼成，肆大眚，赦文所载皆如公请。因是西贼通问遣使，至于纳款解兵息民，公启之也（奏疏在文集。）。贼顺命，范仲淹、韩琦、庞籍皆以西事平登拜二府。是岁，赦书录用诸功臣之后，加赉戍边守将功臣立私庙，赐戟凡九节，皆公建白（奏在文集。）。又上亲祠郊庙，彻，登坛陛黄道，虚小次不御，纠诸祠官不恪，飨用金石新乐，皆上特从公言（奏在文集。）。惟日孜孜以思，补益大旨，论风俗本于厚，论刑名本于恕，论赏罚本于正，论朝廷本于官人，论边防本于选将，论财计本于啬用。今所编文集后论事十卷，其著者存之且数十百篇，有所不可传及所遗者多矣，亦足以知公之纳忠匪懈也。公以章疏数上，思有以启迪主心俾不倦，因上言：「闻之荀卿曰：『圣王有百，吾孰法焉？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唐室治乱，于今最近，请节略《唐书》纪传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时政者，日录一两条上进。善者可以为准的，恶者可以为鉴戒，兹亦贾谊、晁错借秦以喻汉事之意也」。上悦从之。后遇事有当言，即取其类者以进，三五日不入，仁宗辄问其故。枢密使杜祁公衍闻之，曰：「此所谓陈古以刺今，诗人讽谏之旨矣」。后除知制诰，仁宗命取所录《唐书》奏御者编次为一集，留中焉。明年春，除修起居注，仍领谏职。冬，使契丹，假起居舍人、知制诰。入北境，及郊迎，北主与弟私至范阳郭门外，母阏支等亦乘驰车出郊道旁，填壅观者莫不属目焉。燕日北主亲至坐前，命玉卮揖公曰：「闻君海量，毕之」！语左右曰：「有臣如此佳也」。又因公出馆，至公寝室，翻药奁取汤茗怀以去。所赉必别题送之，礼意殊厚。使回，进语录中有对答数节，皆逆折其事端，当时禁中大黄签标之，以示中书。自此北使以事宜至者，辄命公馆伴，庆历中馆伴数矣。二月使还，三月召试中书，除右正言、知制诰，赐三品服章，时庆历二年也。寻纠察在京刑狱，判吏部流内铨、登闻检院、昭文馆、太常寺兼礼部事，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勾当三班院，知审刑院、审官院兼史馆修撰，专修日历，修宗正寺玉牒，详定编敕，修《唐书·乐书》。充馆伴使，考试制科武举。每兼职事以数四，辄辞避解之。于时仁宗眷公厚，对必留，降必目送，凡朝廷重议官局要处，宰相不敢不以公名上。中书尝拟曾公亮史馆修撰，上不从，贾丞相语公亮，得张君一荐可哉。公为荐，仁宗即许。西掖辞制，唐元稹独得深厚之致，唐末历五代、国朝，鲜及王言之体。公文既尔雅，济之雄赡，号令风采，焕然一新，庶几西汉之遗韵矣，至今天下推服。范文正公参知政事，时政有所釐革，必伺公入直，始出事目降敕词，尝谓朝士，张舍人于教化深，非但妙于文辞也。自是两禁辞命有训诰之美，由公倡之。仁宗临御岁久，日历因循失纪，章丞相监修国史，奏公续修之。公始请自乾兴迄庆历，臣僚之薨卒，悉追取其阀阅功状而已，有门绪彫丧，或子孙不能纪其先世，遗落多矣，展转究访，仅可条次。至于诸司沿革事典，悉责送官，乃仅有存者。及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撰著《实录》，赖公中间采集，稍有预备。于时操事者颇立交党，更相贵宠，互为游说，奔走胥附。公正色于朝，独立不惧，众虽不悦，无如之何。范文正公每以公议持之，上亦自知之深也。吴正肃育春卿、宋景文祁子京，与公最厚善，每相谓曰：「不动如山，其张安道之谓欤」！领审刑御史台，有狱辞连欧阳修。时修任河北都转运使，制使就推，修不承，覆推如前，具奏，法官当修报上不以实之坐公，以案上，仁宗盛怒，谓使者有党，故不尽情命，送中书选官复按。公谓贾丞相曰：「相君与修异，众所知也。今覆推无状，而复按虽有旨，天下必议公，公盍图之」？贾丞相为之解说，得罢按，而复下案审刑取旨。详议官引江湖上佐之例以白公，公不从，乃上言，审刑特旨尝在法外，而领审刑者一员，专其轻重，凡侍从官到任已重有吏议，请自中书上，取众议之允也。竟不以上而送政府，贾丞相思公言，止夺修龙图阁直学士，以知制诰知滁州。续有龙图阁待制王素案，公引前请又不断而以送中书，不悦，公亦自引罢。审刑断例，命官犯赃私罪案后，收坐举主，公上言：「收坐举主而许首免者，责使常察其所举者之不法也，而致仕官既已解籍休退，谢远人事，不当与在职者之责」。朝议谓然，由是致仕官免收坐，吏不及门矣。夏文庄公有憾于张耆。耆子閤门使得一守贝州，到任七日，吏卒王则卜吉生变，拘得一，王师攻围六十日，城破，下得一御史台。法官当得一谋叛，文庄欲尽叛法论，时相陈恭公执其事，以为得一庸懦，被拘不能死，已抵重辟，叛无本谋。仁宗为免缘坐，而犹没其第。公与张氏风马牛不相及，闻耆妻僦陋舍，无以处其族，因从容为言：「耆真皇宠臣也，此第本恩赐，今得一妻、子免缘坐，耆犹在，诸子众而没其赐第，法不类」。仁宗谓然，以其第给还之，迄今张氏子孙莫知者。仁宗因从容问公：「臣寮上言治术在刑法，今法弛故下慢，非峻法无以振颓敝，大臣亦有为言者，何如」？公曰：「古之圣贤言治道本于德义，三辟之兴皆叔世也。国朝列圣累仁积厚，急深故之罪，宽纵出之罚，百姓怀惠，安于寿域。法无由弛，人实弛之。去诸姑息，惩其侥倖，颓敝自振，不在峻也」。既而资政殿对策，条陈亦如此。仁宗善公言，群论遂息。受命修《庆历编敕》，公以为编敕者当依律门类，而备其起请之因、参详之意，本末悉具，乃名编敕。治宁岁久，事目滋广，天圣之后，文簿猥烦，乃许编修官删润而加损益，或数事并一条，比附有所不尽，天下承用多失法意。议欲省其繁细，稍复旧体，执政难之。及书成，公校新敕，凡诸刑名使无加于旧文乃上之。权知开封府，听决明敏，虽不阅时，称为治办。除翰林学士，免京尹，领群牧使。公在两禁，朝廷大事时蒙访逮（奏事在文集。），公必披诚条对，一无顾虑，故人主向纳之。群牧司自真皇时以国马大事，常命枢密使领之，职司甚重，天圣后海内乂安，监牧多废事积弛。公充使，乃修举课牧之政，令复沙苑、东平监，创立纲目，将以广蕃息，削除诸敝。经营未效，迁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甫受命，即知贡举。时太学举人妄变文体，以奇字僻语为高，以游辞长句为赡，四方学者承风而靡。公主文考试，有如是者揭而斥之，因上言请行诫励，上命录公所上奏，大书榜于贡院前，由是士子知循旧格（奏在文集中。）。宰臣与参知政事辨争上前且数日，举朝喧然，公请对，具白道理所处。宰臣使人说公：「凡是非在公尔，参知政事今日免，公明日补其处」。公骇曰：「此言何为至于我也」？所使人公所素善，及是深责而谢绝之。既而有自效于宰臣者，参知政事免，果得其处，宰臣恨之，欲有以危之。前当南郊，赏给未集，仁宗深忧之，三司使连坐此罢，故复公翰林学士，除三司使。至则督责郊费，公按京师及诸路支给名物，一一区处，有备籍以上闻。上大悦，谗言遂诎，至今计司以为常例，遇郊辄前上籍。公初览事，吏白河朔榷盐法议已定，方施行，公命收格，翼日登对，论此盐策非是。唐末藩镇专土，横赋积重，五代相承，中原窘狭，盐禁峻密，民苦刑报。周世宗北伐，父老哀诉，请以盐课均之地税而弛其禁，世宗矜而从之。今地税盐钱是也。国初征利之臣，请复榷盐之法，河朔父老诣阙叙陈，太祖皇帝问其本末，法竟不行。今日令下，百姓必来诉，不从实非便，从而更之，不若以特旨先罢，俾军民知惠。仁宗深谓然，是日降手诏罢之，河北父老皆至澶州旁河桥，南向建道会谢恩，祝、延诸州以次浃而止。仁宗以谕公盐事几误朝廷，手诏今刻石在北京。自西师屯戍，事边寖广，财用不赡，民力大屈，公大校国计，上言：「天之生民，以衣食为命，圣人因是而为之均节，立君臣贵贱等威之分，以止其争。且乱故礼也者，文饰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谓赏罚、法令、仁义、廉耻，皆缘此而后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礼刑之有哉？内无以保其社稷，外无以制诸夷狄，国非其国矣。故货食者人事之确论，非高谭虚辞之可致者也」。因条例盈虚之由、出纳之数，请究其本原，节以制度。章数上，可谓精悉矣，中书翻阅经时，数议而不能有所措置也。郡国赋调必宽为之期会，故免卒暴之费；库务给受必明为之程式，故无邀阻之患。省诸刑本，绝诸后害，几案之前，四方蒙福，凡所建立，皆为故事，至今老吏追怀。南京鸿庆宫奉安三圣御容，当遣柄臣，上特俾公充礼仪使。礼毕锡燕，命公主会，乡党荣之。越明年春，以目疾恳请解邦计，上面谕：「卿领大计，事无阙误，宜且小勉，不多时烦卿也」。今宰臣陈恭公敦止，又欲正三司使名，公坚辞，又特命三部副使分受辞讼，常程细务，但令诸案发遣，大事乃禀白焉。仁宗于臣下，鲜见厚薄之意，眷眷留公，盖蔽志于进用。公以目痛，乃曰：「不堪一日留也」。恭公为之叹咤，曰：「禄位固有定分耶」？遂解计司，归翰林，仍兼端明殿学士，判尚书都省，领银台、封驳、审刑、太常。三月上召两府、两制官于崇政殿观龙图、天章阁所贮瑞物，观毕赐坐，陈列笔砚，上出一幅于怀，乃策问也，宣各就坐条对。宰臣陈执中独固辞，已而二府并进，请归中书、枢密院对而封进，许之。或云枢密使夏竦忌执中，以其不由科第少文，故建此以困之。执中毅重质直，心知其然，故力辞不对。执中本以章疏自达真皇，由此自光禄寺丞擢右正言，若奋笔于时，二府亦自鲜能企之，及此坚辞，识者以为得体。时公出还禁林，是夕值锁院草麻制（使相章得象除司空致仕。）讫，方援纸，一草数千言，五鼓封入。仁宗披览，以其精赡异之，复广为问，益为条目。是日复中出御札，俾尽意以对，公所陈皆祖宗典故、时事之所要切便宜利病，周详该洽。上深简在月馀，复御迎阳门，召两制近臣赐坐，又面赐问目，略云：「国之奸蠹、朝之憸谀、大臣之不才者，直书其状，无有所隐」。其设席引公自近，密迩御座，且面丁宁，俾尽条析，览讫当毁之，保无漏言。专注视公挥翰，公意不欲暴人之私而迫人之于险，竟不如诏旨，泛论大体而已。奏御，上色不怿。初，上奇公前对，及御迎阳，专为公发问，公不才者，意且即以代之，既不承旨，命遂中格。公闻之，曰：「吾志在纳忠，因而为攻夺之便，岂我心也哉（前对诏策二道在文集。迎阳门问对，对御无藁。）」？然上意自此解，左右浸润，因乘间得入。三司判官杨仪者，以请托被劾，行险者缘是以逞，连引近位及朝士十馀人。公与仪颇厚，故亦被问。狱具，法官当仪罪止于请求，而所累者殿前指挥使许怀德、御史中丞杨察、知台杂事张升、修起居注韩综、开封府判官种世材等，皆诖细文，独公无罪可书。时执政有欲中伤者，例从重议，公亦罢翰林，出知滁州。公久处清近，陟降论思，忽尔无名，远补淮甸，士友多相唁者，公曰：「是奚为者？诸朝士代还求官，候阙辄三二年，今我何劳，怀郡章，即安逸，相贺可也」。沛然就郡，殊无不足之色。上意寻悔，到官三月，就除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公平日与所知谭民政之体，以谓狱、市、赋、役，民所以惨舒者。狱斯无苛，市斯无扰，赋斯时，役斯均，民有所措手足矣。无苛本于恕，无扰本于约，时者期会缓急之谓也，均者簿书详允之谓也。故公长民布政，允蹈所志，凡此四事必留心焉。用是所至清净，吏民安之，不留章章之迹，久必见思，盖体道之深耶。先是，江宁府廨火，及此重修，始成，特旨命公撰记，因著是说于文（敕撰《江宁府重修府署记》在文集中。）。明年冬，就加龙图阁学士，迁给事中，徙知杭州。钱塘气俗轻侈，货利凑聚，号烦剧难治。公才渡江，望风欢迎；既下车，讼庭肃然。时清台上言，推星占吴越当灾，非兵即疫，故命资政殿学士知杭州，范公仲淹兼浙江东西两路兵马钤辖。及公往代，吴大疫越饥，故公修救荒之政而人无失其所者。及公罢，遂分浙江东西为两路，不复专统焉。杭州地当冲会，宾客留泊，百姓积苦厨传之扰。公闻其然，舟车入门，即时致馈，吏卒呼噪，供索无时，公命典庖晨一爨而已，餐醪丰洁，民以各安其业。公谓僚属曰：「利害于人不系细大，归于简便，此政术也。大者畏之，小者忽之，何有于民也」？郡城沟渎自吴越纳土未尝疏浚，潴渟濊浊，人户涤灌皆用之。公视江闸，方潮退时高下甚远，因暑雨集舟百馀艘荡诸秽水，发闸泻出之，流恶至富阳，乘潮纳新水，沟渎一清，城中相庆。凡诸施为举从便利，钱塘人著之风谣，至今颂咏。未几，丁太夫人忧，郡人哭送郊外，恋恋不忍还。亲旧闻公护丧且归南都，为于嵩麓阳翟择葬地以待。公至南都，谓乡人曰：「三代以还，诸侯各世其国，未闻宋公葬于郑、曹伯葬于许也。若以许、郑水土深厚为善，宋、曹浅薄为恶，则许先曹灭，宋后郑亡。两汉之间，州乡著籍，魏晋以还，封壤分裂，衣冠始有侨寓矣。吾亲知有睢阳尔，内外姻族松楸相望也。吾未知阳翟所在，柰何委亲于山麓，而与妻子自安乡土哉？此地虽浅薄，吾将累甓为坎窆而下实之以土，免崩颓漂浮、风水之患，蛇鼠狐狸无自入，不亦善乎」？遂以此竟襄事，今宋人举用此法，遂以成俗。诸近郡县稍稍仿此，咸得安厝之宜。服除，还旧官。是岁上郊阳丘，陈丞相问公得无民间利病可市上之恩德者欤？公为陈王畿税赋之重及请减定刺配刑名，故赦书及之。畿县两税特于元额例减三分，永为定式，及据《续降敕》刺配条详议减除（皇祐五年赦敕事在文集。）。俄兼翰林侍读学士，除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知秦州。时秦州蕃部有叛者断古渭路，都总管张昪举兵讨伐，副总管刘涣不禀令，互有论奏，故并内徙而以公代昪。公请对曰：「边有兵事，即合用典法，昪与刘涣自有阶级，今乃更相论奏，又两罢之。昪既自失帅主之体，涣有不禀节制之罪，较量轻重，律令具之。臣往代昪，何以御偏裨」？论列再三，竟不受命，故但徙涣而昪得免。时朝议以陈、许、滑、郑、曹为辅郡，增兵防，上命于学士久次中选守臣，故公迁尚书礼部侍郎，知滑州。以三月赴上，七月迁户部，徙益州兼益利路兵马钤辖。戒路至陕，逢本路走马承受张勉入奏广南蛮贼侬智高诱扇云南寇蜀，兵已涉邛部，坤维大扰。比至岐下，朝廷具事宜促行，相继录下蜀中部司州郡奏报甚急，宣发秦渭兵马，转送器甲，络绎阁路。过两当驿即入川界，州郡役民夫夜筑城，诸县弓手辄增三倍团结，晨夕训阅。比及绵、汉，城皆启闭不以时，民结坛社，相约保险，嫁娶不复待年，窖藏诸物，讹言相惊，动危纷然。公径至府，已视事，即日下教所部，诸所增弓手、筑城役夫即散遣之，告诸州县察诸言语相恐，禁止诸嫁娶不如礼者，解诸坛社（蜀人谓之清坛，盖私与盟约。）。值上元观灯，日夕设盛会，因大启城诸门，三夜不阖，民心乃定。徐究传言所来，乃邛部译人欲军马集境上，规商贩之利。追其造谋者戮之，馀投之湖湘之间，乃具奏归秦渭戍兵，还器甲于岐雍，蜀土乂安如初。蜀父老相传太皇时李顺、王小波以甲午年作乱，故蜀人识之，以甲午年为恶，仁宗每以为忧。癸巳岁夏，程戡自密直学士除端明殿学士领益州，面谕此意，且曰：「无事归朝，寘卿二府」。明年七月以参知政事召还，而公代之。及公定蜀，正甲午年也。初张勉入奏，中外皆耸。公初授朝命，委之经略，即上言：「云南去蜀险远，久不与中国通，诸蛮云南为大，智高穷贼，岂应举国从之？此殆虚言，然因民之扰，亦有以致动乱，惟宜静以待之」。既入境，比下车处置已妥宁，俄而平安。奏至，两府共白镇抚得体，仁宗为之色动称叹。龙图阁学士王贽授瀛州，过阙，仁宗遇贽素厚，公在中司举贽御史，上记之，问贽张某卿举将也，因及益部之事，咨嗟久之，曰：「昨深解朕忧，人之才当以所为观之尔」。蜀人图公像于净众寺，眉州苏洵西蜀名儒，为公《祠堂记》，秘阁校理、知邛州李大临方雅士也，为公《画像赞》，所述皆足传信矣。于时侬蛮逋诛，实逸在云南，故谍者乘而扇动，后此蛮竟为云南所戮。先是，智高母、妻、子皆执在京师犹存，欲以招智高，公奏至始伏法。坤维方面，险远藩镇，最为雄大，故朝廷假之权重，民有奸暴，得法外弹治，事有艰急，得便宜裁处。或谓公前守牧必以威严操下，公曰：「等王民也，何事为虐」？治如内地，未尝远徙一民，故蜀人至今怀感。在蜀几二年，以三司使召还。公既对，未尝言蜀故，意在复请一麾，不乐主计。时仁宗违豫初平，重烦上听，遂就职。向自西鄙用兵，两蜀多所调发，人用告困，公为奏免横赋四十万贯疋，又减铸兴、嘉、邛州铁钱十馀万缗，人赖其惠。公庆历中总邦计，仓庾军储足支三年，马粟备七年。及此嘉祐初，中间十年，军储减半，马粟才备一岁，因上言：「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冲八达之地，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胜足恃。自唐朱温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舟，遂与强敌共中原之地，故五代争夺，华夏靡宁，其患由乎畿甸无藩篱之固，根本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模毕讲，不还周汉之宇而梁氏是因，非乐是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今仰给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城士庶以亿万计，大半仰食于军稍之馀，故国家于漕事最重最急」。因列画漕运条件十四事奏上。时富丞相为上宣读，且开陈其说，是日留十刻，侍卫至跛倚，且曰：「此国计大本，非常事也」。公至中书，文丞相曰：「庆历中公在三司，所陈邦计二奏，中书每议财策，必按以为议本」。于时公在杭州，已得旨召公复主计，值公服忧而止。公凡论议，固有本末，未尝徙废，十四事一如条画施行（奏京师军储事在文集。）。后五年，公过都，问三司旧吏，自行此法，仓储足支五岁馀矣。公在三司，文移之下诸路者辄减半，廷无妄诉，狱无留系，天下无暴赋，其爱利所及溥矣。就省，迁吏部侍郎，以目劳屡请解，辄降玺书不允。再阅岁，始得请，迁尚书左丞，还端明、龙图二职，出领南京留府，奉亲舆归里舍。未期，迁工部尚书，领秦州，申前命也。以亲老迎侍不便，辞章三上，三诏不听（表及诏在文集。）。先太师谓公曰：「君命当尔，取必耶，顾吾任骑乘，汝盍行矣」？公始受命到阙，属盛暑，仁宗特旨令俟秋凉以便亲也。秦壤接夏戎，统押洮凉邈川大首领，朝廷制诰但名唂厮啰久矣，中外莫知其所谓。公始详究得其种族、名号、住坐、迁徙、城邑、部落，备录以闻。二府中多历秦帅者，亦未尝闻，乃曰付之史官，西羌一传备矣（奏在文集。）。政令严简，卒乘辑和。时夏酋谅祚骄僭，遣使至朝廷乃称宣徽使，而其界以侍御史知杂事大点集戎骑，立寨近筚篥城，城秦鄙也。旁边番户多投匿山林，公料阅军马，声言出境以安内属之心，实未尝兴发也。当言职者有憾于公，谓公轻举，当国者乘便欲危之，一相云：「边臣谨守备职尔，何论焉？有备无患，军政所先，寇至而不戒，何以固吾圉？师不出营，何轻举之有」？上亦素察公所为，故言者不得逞。初命公，奏有旨除宣徽使，间言旁发，故除冬官，且有后命再任除之。及是，故不悦者将挠废前命，公闻之曰：「宰相者，时来即为，于我乎何有」？即恳辞，请解官奉亲归里侍养，故复领南都留府。英宗即位，加礼部尚书。自此数以归养为请，又徙陈州。过都，值仁宗神主祔庙，故止陪位，因留判尚书都省。未几，请知郓州。州北大泽自青、齐间有河入焉，公私舟楫往来相属，至寿张县河分二派。其一近南，安流径易；其一近北，回曲岸多石湍激，分十里许复合。有土豪甲氏居回曲处，积奸敝渐湮塞南道，舟必由湍激腾剥，重载僦人牛以挽之，而甲民专其利。公因岁饥，出仓粟募人疏浚，日役千工，出谷三千斛，浃旬而南道通，逮今公私获便（刑部郎中李师中撰记，刻石在寿张。）。未几，加翰林侍读学士，徙知定州、本路安抚使。公以亲老，复请归养，改徐州。以舟行侍亲为便，故受命。明年春，召还翰林，充学士承旨，迁刑部尚书。顷赴东平，登对，英宗愕然曰：「吾籍卿名久矣，不知卿乃在朝，今何自为郡」？公曰：「臣向领陈州，过都，属先帝升祔陪位，因少留，无职事故不敢见。今奉辞，亦思效涓尘」。出奏牍，言时政要务（在文集中。）。顾问再三，业已外除，意若有悔。及徙徐州，屡语执政，俾召还。凡三沮止，最后语云：「吾在藩邸时，览其所著《刍荛论》及所对贤良策，于时务该洽矣，以此典诰命，足扬朝廷光采」。沮者察上意坚，始奉诏。及入见，上具道此意，慰抚甚厚，且曰：「闻卿亲老，当内直时，或文字稀少，出宿可也」。上自在藩邸，好学喜文辞，即位后两制代言多不称旨，故喜公还。每览诏命，谓知制诰蔡抗曰：「老笔自别」。一日登对，上问公：「吾昔观卿著述，知于治道留心，所谓治道，其有体要欤」？公曰：「治道固有体要」。「何谓体要」？曰：「体要在乎易简」。「其说云何」？曰：「易简者天地之理，而贤人德业之所由出也」。因为上开陈《系辞》一篇之意，上曰：「何所施行而得至于易简」？曰：「本于诚明尔，诚则易，明则简。诚明者君子之性也。诚则易知而有亲，明则易从而有功，故其德业可久可大，其治天下何啻乎视诸掌矣」？是日顾问甚久，上曰：「吾昔在藩邸，列于朝位，望两制近臣以为皆天下之选。自即阼，方见其奏事或常常尔，不惟两制，执政中亦鲜有发明者。今闻卿所谭，方知有人矣」。上起宗子，及纂御，深自谦抑，自宰臣以下未尝名但呼官，馆阁诸生有得对者亦止呼学士。公从容白：「君尊臣卑、国之大体；君前臣名，朝之常仪。肃权纲，正宪都，治道之本，待下之礼太过，非所以隆堂陛、明等威」。上自此见群臣稍正名分（有奏劄子在文集。）。公前在禁林，修玉牒属籍，及此再还内制，复司宗籍。见近岁宗室蕃衍，其赐名者率鄙恶，盖四声诸字取用已尽，宗室在亡已千馀名，以音同相避名一字，即馀字悉废。公请以服属疏近赐名，其音同字异者不以相犯回避。由此宗子还得雅名，英宗屡称其善，云：「张某可谓知救时敝者矣（有奏劄子在文集。）」。上深患官冗，令两制集议，以清其尤滥。向者两省官议事多异同，不能折中诣理。及是公为两禁之长，事必举正于中，朝廷赖其裁定。谏官李受请对，论冗官之敝，上曰：「此议属之张某，卿若别有意见，可以语张某，择所长而处之也」。李端愿对，亦及此，仍令端愿至学士院宣上此意。枢密副使胡宿请外补，出知杭州，翼日中书请除人，上曰：「张某」。宰臣复欲沮之，而难拒上意，乃曰：「向者常议枢密院本有武臣一员，久阙不补，今请用前议以复旧典」。即历数武臣三数人，至郭逵而称其可用，除逵签书枢密院公事。他日公因对，上曰：「罢胡宿本以用卿，中书每不为卿地，至如议用武臣。中间除吕公弼枢密副使，时不举前议，则其意可知也」。公曰：「自仁宗庆历后，擢用二府必与宰臣参之，臣知事君尔，然所守有年岁矣」。十一月英宗违豫，十二月渐剧，二十一日召公入福宁殿，上凭几授旨，册今上为皇太子。翼日宣麻，盛传制辞下四方，公至中书，执政皆言皇储建立，国之庆典，得公制辞，足以增华储邸，流芳史牒矣。皇太子上辞表，公批答至储宫，太子读之称善，宫僚皆诵之，莫不叹美。公受敕充册立皇太子礼仪使。方讨论大典，英宗升遐，皇太子即位。翼日，公首见，召对于侧门，议加恩宰臣宗室，公因言：「仁宗晏驾，以在位四十二年，凶礼亡阙，仓卒绵蕝，事多过制，郡县更成劳扰。今请详酌裁定仪典，稍从简便」。上曰：「朕思之，但奉先之礼裁损非宜」。公曰：「请申明遗制，遗制固云『应山陵事并从俭约』，能奉先志，可谓天子之孝矣」。上拊髀曰：「卿言甚有以发朕心」。即传宣中书，差官就三司置司，省诸冗费不急之物，公私称便焉。以即位推恩，迁户部尚书。时国家荐有大故，内外赏给发及积藏。英宗登极，颁赉尤广，公率近侍之官请从裁汰，故自宰臣以下宗室戚里，例损十之七八，省费不赀（劄子在文集。）。公在内禁，诸诏命令天下莫不传布，英宗庙号、谥号、祧迁之议，诸大手笔皆公撰定，凡所损益，莫不折中（谥议庙制皆在文集。）。故今上眷礼尤重，常问方今政务所先，公陈治道大体、（在文集。）国集大本（论国计事在文集。），是谓守位曰仁，聚人曰财。上曰：「此可谓政务所先也」。公所陈国计极详，因曰：「陛下何以图之」？上曰：「责之二府尔」。公曰：「得之矣」。既付二府，每旬浃辄一诘其施行条理，故二府亦莫敢懈，稍稍措置，所补亦不浅矣。四月，参知政事吴奎免。是日公适对，上语之故，且曰：「朕志先定，登卿政府」。公再三逊避，上曰：「卿历三朝，可谓独立杰出，知卿不结交党，左右莫为之先。今朕首举卿以自辅，尚何辞之有」？既而，语及韩琦久在告，其意保持奎，奎免必不复起。公因言：「琦虽挟爱憎，然有勋王室，进退之礼宜尽恩意」。上深然之，为亲札手诏，敦谕琦还奎于位，以慰安之。上好文章，从容问及古今制诰优劣，公曰：「王言以简重为体，西汉制诰典雅深厚，辞约而意尽，故前史以为汉之文章与三代同风，以其与训诰近也。臣才学空疏，愧无以发明圣意，亦庶几取其尔雅而已」。翼日降赐宸翰，称其书诏，褒嘉殊重。时蒙访逮，或见特召。一日，谓公曰：「卿所上封奏，其精切者朕置之卧内，时省阅之」。九月，英宗神主入庙，忽夜召公入，以宰臣韩琦罢，议除拜恩典，因命公参知政事。时公以亲疾在告固辞，上曰：「受命以慰亲之意，亦庶于有瘳也」。彻御前双烛送公归院。是夕别召知制诰郑獬夜就起居院草公制，面谕赞辞之意，獬所草除书皆上所授。故事，自知枢密院除授，皆中书得旨，以辞头授当制舍人具草，未尝夜召也，惟亲王将相大除拜，乃面召，授命节旄，亦多用熟状。翼日制出，公在告宣入，即时中使召赴延和殿告谢。公立殿门外，以亲疾自陈，促入，宣上殿慰谕久之。公请候亲疾良愈受命，不许，近珰即送赴中书。先一日，韩绛、邵亢除枢密副使，次日公与赵抃并命。又次日，内殿起居，閤门仪制两府以先后入为班次，班退，宣閤门使，上亲定班著，以公为首，绛次之，抃又次之，亢又次之。至政府之次日，宰臣议以王安石补御史中丞，公曰：「御史中丞秉国宪度，安石以经术为名，自处高，难居绳检之地」。赵公抃亦以为然，竟止。未几，太师捐馆，上闻震叹，遣内司宾临奠，近珰数抚问，赙赐尤厚。后每语及，即嗟惜命，虚此位不除人以待公。安石预政，与公志趣不同，又闻中司之议沮，乘公执丧之间，众口交烁。服竟，乃除观文殿学士，知西京留府，遣使赍敕诰带马，即家以赐。旬馀，中批令赴阙朝见。公既入对，恳请南京留司御史台，上慰问移晷，且谕公可以宣徽使留供职，公坚辞，惟南台是请。翼日，乃除判尚书都省，领集禧观。公复请对，免不受敕，上曰：「朕留卿，卿坚辞，卿所请，朕所难从，且若之何？藩镇惟卿所择」。历问公太原、雍、河阳、许、青、郓孰便，公曰：「不得已，愿为颍州」。上曰：「颍支郡」。公曰：「颍实佳郡，自旧相皆领之」。曰：「孰与陈」？公曰：「向经新行」。经，国重戚也。上曰：「经之移徙易尔」。遂领淮阳，公因面言：「臣被恩特深，当微有以展报也」。上曰：「甚善」。因探怀出单奏，具言：「近闻朝廷置条例司，开端创意，且大为改作。若一司一务有所釐革，纵有过差，后皆可复，而国之大事在兵与民，不可易议也。师旅兴发，患必在后，民心危动，安之实难。夫兵为凶器，战为危事，不可玩。夫民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不可忽。故兵犹火也，可以焚物，亦以自焚；民犹水也，可以载舟，亦以覆舟。愿陛下谨守祖宗之法，以保泰山之安」。时熙宁三年正月，条例之议始行，故公因对及之。退而谓亲友曰：「吾此得见，亦不为虚至矣」。奏辞，上问：「且少留否」？公曰：「今出都门行矣」。既下殿，不复至私第，乘马即戒路，闻后有赐亦不及也。在陈一年馀，庆州有叛卒构乱，声势动关中，本路转运使沈起传檄在所兵官县尉各集兵境上防守，介胄持兵，村落皆扰，民大惶骇，州县展转腾报，急如星火。公发檄止之，故自陈以东皆安静，且具以闻。上以付枢密院，颁下诸路，兵方散，顾谓二府曰：「守臣不当尔耶，临事乃见人器虑矣」。近臣登对者必语及之，特旨举堪谏官者二员，公以李大临、苏轼应诏，或止公，公曰：「吾知举堪谏官者，不知其他也」。时监司官有苛深者，事小嫌辄别推，一州至设三数禁，官吏多被檄推事，州县患阙官。陈州置推四，所速者犹淹半岁，追逮證验数千里外，道路舆曳，或在禁疾病寒暑，瘐死间有之。公条例上闻，司官被问，郊霈得释，朝廷因立约束，颁行天下，诸路推狱由此不敢妄作，刑禁以清。公在西轩，闻筑者讴声甚諠，问焉，曰：「民为张太尉立庙」。公遣视之，男女奔走以输财力，材甓货食充积。他日国忌，僧寺行香，堂后门阖下见画像，公问左右，曰：「唐赵太尉也」。公曰：「巢寇乱陈，今郡城北舂磨寨遗迹在焉，其毒可知也。赵犨守孤城，以罢兵无日不战，竟全此州，能捍大患而不庙食，张侯何者（今有庙在京师，封灵应侯。）」？命彻张侯庙，夷之，籍其资用送官，立赵太尉祠堂于寺中，至今官吏以时荐常事，陈人皆奉飨（石记在寺祠堂前。）。诸路司官所兴功利，长吏皆不预闻，公曰：「吾衰矣，且素不能事人，盍归欤，以全所志」！故复请南台，不许。又累请，遂解州绂，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先治装，受命即行，扫舍掩关，罕所通接，坐忘遗照，游方之外矣。所居构虚堂，题曰「乐全」，盖取庄生云：「乐全之谓得志。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自号乐全居士，谓知友曰：「一丘一壑尽在是矣」。中外属意，朝议谓公必寻起。或谓公朝议如此，公将何如？公曰：「吾进不求合，退不为高，今以病故尔，何敢慢命也」！枢密副使蔡公挺里人也，上时问公动静。时宰知旨，欲就除南都，公揣且别有除，谓蔡宁就陈，遂授陈州。未几夫人卒，因请易南都便葬，又徙南都。上谕宰相韩公、参政马公：「张某可令过阙」。二公因所亲通旨，遂入觐。閤门新制，应见而当对者并待次，次日早宣令对。已退朝，不果对。又次日方对，慰问留数刻，语旧甚悦，曰：「先帝常说卿不立党友，所居竹栅门常掩，或终日无一马出入」。因曰：「且以宣徽使奉朝供职」。恳辞不敢当，宣坐赐茶，前殿罕尝赐臣寮坐。既退，上语左右：「张某气貌可四十许人尔」。俄有旨下閤门，前两府见辞日即对，不得以班次隔，遂著令。是夕，御笔批出，令赴南郊陪祠。执政者以为大臣得请有陪位，今令陪祠特旨也，即当摄事，乃降敕摄侍中，又摄太尉，皆见执政所承摄之职也。前一日宣德门肄仪，公端笏挺然，进止详整，楼前万众无不属目。冬假未开，先投牒奉辞，上恩眷既渥，前尝面谕，令时对来，公不敢数。上意候假开且有除拜，忽睹奏辞，见班而公名在焉，讶之，夜半降一幅，批「张某」三字，付外在韩相所。中书早参，令改宣徽使，判应天府。及入辞，上曰：「已有命」。恳辞不可。居数日，閤门促受敕告谢，公请先对后谢，有旨令先谢后对，盖绝其避免也。因陈：「宣徽使必由寄任而除，向臣以私便请南都，今授重官归乡里，是启侥倖之路」。上曰：「此意朕未之思也。卿自持诚得体，青州重镇也，大臣临抚为宜」。面谕辅臣，咨嘉称有风节，改判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延和殿告谢，宣坐进茶，上问：「卿知边事，祖宗时所以禦戎者策孰长」？公对：「军旅之事，虽未之学，历代史册所著得失成败，亦可言之矣。本朝太祖专务择人，以安边保民，不勤远略。如夏州李彝兴、灵武冯晖、河西折御卿，皆因用其酋豪，使之承袭以固疆圉。而选骁将，如董遵诲捍环州一路，郭进守西山，李汉超保关南，并久于委寄，至十馀年不徙，优其给赐，宽其文法，使佚乐自恣，以收其力用。故尽太祖之时，无鄙上之事。太宗既平并州，因兵势遂欲收幽、蓟，不克，乃与契丹交怨，边难无岁不有。曹彬、刘廷谦、傅潜等皆大失亡，至各十馀万人。又遣李彝兴、冯晖之族内徙以取其地，因是致继迁之乱，三边大扰，朝廷旰食。后有蜀乱，以至忧劳厌兵，然悔无及矣。由是观之，其禦戎之策得失明矣。真宗初，赵德明纳款，西边安静，及澶渊之行，北国讲和，军士解甲，及今七十年，生民安于富庶，可谓盛德大业者矣。近岁以来，颇闻边臣献开拓之议，此实进取之人侥倖立功，以干赏蹈利，恐非国家之远虑。惟陛下思太祖之善制，鉴太宗之失策，谨三朝之好，以乂宁四方，抚育黎庶」。上曰：「庆历以来事，卿知之乎？元昊初效顺，如何待之」？公对：「元昊效顺，时臣为翰林学士，其誓诰封册皆臣所撰」。因具言其本末，上曰：「尔时卿已为学士耶？可谓旧臣矣」。又问：「庆历初契丹泛使来，常见富弼言，于时兵在境上，志必南侵，竟以金帛饵之而退，其谋果何在」？公对：「当时萧英、刘六符来使，乘我西师之屡挫，知朝廷用兵之困，北国贪倖，故来渝盟。臣当时充谏官，亦曾上言，窃料敌情，饵以金帛必解，何以言之？自和好以来，北兵自亦骄惰，其贵近安于侈逸，其下无由自振故生事，以邀功而图富贵，此人之常情也。今北国犹有旧臣如马保忠之比，北国尊重，其为之谋必忠。今若受金帛而解，耶律氏之利也；必弃好交兵，群下之利也。于时仁宗命宰臣吕夷简、枢密使晏殊于殿庐中置酒与议事，萧英自言『两朝和好乃是好事，岂愿更见兵革耶』，又自言北国事，颇漏其情，六符变色目之。及归，英竟以此获罪。由此观之，乘利而动，得所欲而解其谋，止于是矣」。因言：「今闻泛使复至，愿陛下为社稷生民计，所议更且深加含忍。今河朔荐饥，民多流散，财用不给，粮馈空虚，以至将帅之臣克堪整众者实少。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时泛使萧禧颇黠猾，恐对上礼有慢者，或不能容，故公深以为言。上曰：「兵凶器，战危事。朕念庆历中敌再和之后，中国遂以自安，不以凌侮为辱，亦不复忍戒备以善于后，故朕今者除戎器、训军旅，非有意于兴举，至于不得已以为应兵尔」。公对：「此魏相所谓『兵应者王，兵贪者亡』。然应兵者，谓兵祸之已成也。及其未成，消平其患，乃善之善者也」。公向在内禁，英宗大渐，召公至福宁殿，凭几曰：「来日降制，册顼为皇太子」。语少力，公请纸笔，书仅成。公亦不敢藏之私家，至是袖之面纳，上曰：「何者」？公曰：「先帝御札」。欲阅之，公曰：「请内中披展」。上泫然以付侍珰，他日谕曰：「卿所纳先帝亲札，乃凭几末命，此真可谓之顾命矣」。公不敢当，专乞赴青州。对下，上遣近珰就班次宣，谓卿可候过正旦朝辞。次日，中批俾就都亭驿押赐辽使御筵。都亭押宴常以两府官，未尝有外官主之，上曰：「卿旧望，馆宴可与戎使开怀谭话，不与新进者同矣」。元日馆宴，戎使甚恭，曰：「敢问押宴宣徽贵寿」。公言年六十八，四人皆赞言公颜全不动。公庆历初尝使北，是四人中必有曾见公者。既而切切耳语久之，盖以公使北时北主有异礼，北国纪之，迨今三十馀年，不意今犹在朝也。晚暮上马，北人皆拥堂阶聚观，望公出门方散。甫过元日，请辞赴任，面奉旨令过上元，上亲谕閤门使：「张某且赴常朝」。过上元又请，上曰：「青州无事，且知州滕甫见在任，卿可留过同天节」。公对：「同天节犹远，臣久留京阙，乞且赴任」。上曰：「卿老于朝廷典故，朕且欲时相见」。眷谕再三，是夕中批，令归本院供职。公以为宣徽使留京师，惟国之重戚，文臣未之有，具此沥恳，竟不许，面谕曰：「宣徽院无事，留卿有以访问，非但供职而已」。属春宴，北使萧禧在路，公请待禧到同此宴。上语及禧来为河东疆事，谕示甚悉，公奏：「仁宗朝嘉祐二年，北使萧扈已曾来辩。朝廷讨寻本末，令馆伴王洙等具言，扈辞屈，遂录节目付扈」。公犹收洙奏章，遂以上之。禧当辞偃蹇，吏晨夕促之，不入。公于殿屏与枢密副使吴充并立，谓充北使留馆，礼遣之不行，俾主者日致馈而勿间，命边吏以故移告北可矣。充以此入启，上然之。居数日，禧果自请辞，上曰：「朕谓卿自详事体」。兼一职，乃除中太一宫使，面谕：「宫新成，国家所严奉，故创置使名」。公对：「臣此入觐，已荷顾遇之深，南都之命，且引年矣。念他日莫复望清光，本志一谢恩眷即行，非为官职来也。愿不以进退累圣怀，臣自安分」。因辞宫使，降诏不允，上数言：「卿可谓顾命之旧臣矣，常求补外，得无在朝有所好恶者欤」？公曰：「君前何敢隐？臣实未尝与人交恶也」。閤门仪制，宣徽使奏事，辰牌上即赴后殿。公每对，遇报辰时，上必有旨，次日前殿对，未尝隔过后殿也，盖其礼遇不以常制待之。亲知或勉公曰：「公得君，中外莫不知，盍体上意，数辞非宜」。公曰：「所谓得君者，谓行其志也。余于国既无补，又怀恩而求容，以伤君之明，是重得罪也。引身而退，有以远耻辱，是亦一介之守也」。生日，中使赐饩醪，见任二府有此赐，宣徽使不及此异数也。奉朝夙退，门无杂宾，久之，复丐徐、兖一郡，遂不入。上遣近侍就宣见，问卿志常自疏外，何也？公对曰：「大夫七十而致仕，礼也。臣年已迫，幸得请，冀便于告老」。上曰：「卿殊未衰，何谓年之迫也」？公曰：「譬之土木偶，外若可观，中实乾朽」。上曰：「礼有不得谢，进退不在朕」。公曰：「不得谢，君所以加优老成者，然亦不属以烦重之事矣」。上曰：「年至而任烦重者，固有之矣」。公曰：「天禀特异，不谓无之。大率古者四十而仕，七十而老，中间三十年是为一世，天之纪也。物壮则老，人之精力年至自应衰，黾勉从事，顾禄位者为之。臣虽知恋于圣朝，岂敢忽于名教」？次日中书才奏事，上曰：「张某朕再三留，而请不已，须从之」。因议恩典，或有异言，乃易宣徽南院使，加检校太傅。有谓公上殊慊然，有不足之色，遂判应天府，受命登对，上曰：「卿请已确，此命朕深不得已」。玉色不怡久之。辞日特赐方团带，宰臣解政除使相有此赐，馀无前比，优恩及于私室。辞后数日，有长星见于轸，犯左右辖，掩其中星（名长沙星。），上避正寝降礼，下诏求直言，公上疏论时事得失，疏留中。到南都，适高丽使人过府，先有制夷使，所过长吏迓迎，公上言：「宣徽使班秩同两府，夷使陪臣也，礼太过」。特旨罢迓送，止令通判承事使人来谒见，即与复礼。时使相公诸人之在扬州，令扬州依此。夷使入谒，退而谓中使冯宗道、通判韩晋卿、李钧曰：「某在本国闻公名久矣，不意今日于此得参接也」。广西守官侵扰诸蛮，交趾乘衅构乱，破邕州、廉州，大杀掠，南裔骚动。朝廷命师出军，称十万，二广、湖南至江西调夫输送，发陕塞劲骑往讨。公上疏论其事，凡十条，大意以为古之征蛮未尝举大众，以其岩壑深阻，水土风气恶。今为大举锐士，难以久于瘴乡，突骑不能驰于鸟径，蛮走险，兵不得用。谓宜选吏绥集亡散保境，徐以谋取之为善。疏上，师已出，竟以疠疫，兵夫不可留而还。时司农总制财利之条令，典其职者间或非其材，举天下之祠庙，令比诸坊场、河渡，岁入赀而专其祈祝之事。公时守南都，上言：「阏伯封于商，主大辰之祀。微子始封于宋，宋者国家王业所兴，而又以火德王，奉祀尤严。至于张巡、许远、南霁云，前代忠烈之臣，庙食于此。俾无赖之民得干黩之，殆非朝廷之议」。上览奏，御笔批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使执政推究其施行之因，实未尝经朝廷之议。有旨前主判司农尝遇此事而不发举者，以轻重加罚，申命天下，一切罢之。公身在外，睹诸利害辄言，请禁钱无出边关，复铜禁。高丽使人到阙，初无防遏，恣所适，公请绝其私游，凡有便宜必以闻。再阅岁，年七十请老，章累上，每赐诏不允。王丞相以上意谕公所亲，以为虽百请必不从，公致意相君，姑就散地可哉。相君为言，乃除东太一宫使。府罢就第，遂屏人事，惟赵公叔平老在乡闾往来，未尝他适也。仅二年，复请致仕。又三请，诏止之。最后上以章付执政，令召知制诰李清臣至中书，宣谕以公恳谢之意，且令诰辞著公先预升储事，故命书具及之。以宣徽南院使、检校太保、太傅、太子少师致仕，遣使臣赍诰敕至第赐之。闻苏轼下吏，思有以宽朝宪，上言：「昔晋囚叔向，于时祁奚老矣，乘驲以见晋君，闻说而释之，不见叔向而归，示公言也。轼以刺讥为罪，加谴而免囚，有以慰士大夫之望」。公坐轼，亦罚金。自是屏居一斋，方且齐生死，不但遗荣辱也，回首风尘，庄子所谓「若蚊虻之过乎前」矣。襟量坦夷，无城府、不逆诈、不匿怨，性不喜为声名，故未尝有所矜治标饰，其于毁誉蔑如也。性不好交党，故未尝攀援结纳，其于人事泊如也。性不乐权利，故未尝希时取容，虽事君常礼不懈而已，其于进退恬如也。所读书专于六经，读史但观《太史公记》、班固《汉书》，以为犹足以传信也。暇时颇乐老彭导养之术，阅佛典《楞伽》、《净名》，而得其理，每曰：「儒之诚明，道之正一，释之定慧，其致一也。君子之道求诸己以正性命而已矣」。公既兼内外之学，由是天下以通人推之，故颇僻诡邪不接于心术，爱恶哀惧无自入矣。凡历官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太常丞、右正言、谏议大夫、给事中、礼吏户部侍郎、尚书左丞、工礼刑户部尚书、宣徽北院南院使、检校太保、太傅，以太子少师致仕。历职直集贤院、知制诰、史馆修撰、翰林学士、龙图阁翰林侍读、端明观文殿学士，在朝知谏院、登闻检院、纠察在京刑狱、太常寺兼礼仪事、吏部流内铨、审刑、审官、三班院、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駮事、尚书都省、昭文馆、秘阁、秘书省、宗正寺、修玉牒官、提举集禧观、群牧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权三司使、正三司使、参知政事、宣徽使、中太一宫使。间授命修日历、《唐书·乐书》、契丹国信使馆伴押宴、知贡举、南京奉安三圣礼仪使、册立皇太子礼仪使。外任知苏州昆山县，通判睦州，知滁州、江宁府、杭州、滑州、益州、应天府、秦州、郓州、徐州、陈州，秦再除而一赴，陈五除而再就，应天四除而三至，西京、镇定、太原、永兴、青、徐皆受命而不行。大约所历藩镇，至则清净，去必见思，抑可知其中外扬历之风迹矣。文四十卷，号曰《乐全集》；内外辞制杂著二十卷，号曰《玉堂集》。元祐六年岁在辛未十二月二日，精神不动，寂然顺化，享年八十五。讣闻，辍视朝二日，特赠司空，官其属五人。其配永嘉郡夫人马氏，太常少卿绛之女。有学识，妇道顺而正，母德慈以均。晚年明性理，其殁也有异，别志载之。四子：邦彦，大理评事；邦直、邦杰，并太常寺太祝。皆有文学行义，并先公以殁。季曰恕，克自修立，保家之子也。三女：长适殿中丞蔡天申，枢密副使挺之子；次适右朝奉郎王巩，端明殿学士工部尚书素之子；季嫁而复归。以元祐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城县孟诸乡之南原，从先茔也。右谨具阀阅功状，上太常考功，请议谥及上史馆以备编录。年月日王巩状。

二月十六日，朝请大夫、赐紫金鱼袋臣晁说之谨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比者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诏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师越百里而近，踰月乃得随士庶垂泪以伏读，干戈风尘阻绝如此，不谓国家遭阳九之厄也。女真小丑，矜棘入塞，拥马渡河，曾不淹时，势如壤山，直抵王城之下。呜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泽民二百年之基业，乃一日有斯酷邪！在昔春秋之时，周室衰微，天下无王，诸侯相侵，莫酷于城下之师，莫辱于国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谓国家圣圣相继，重光洽熙，天下太平，自结绳而来，未知或有。天子坐广内，朝四夷而牧万国，曾不足以为轻重，威至广也。乃于女真小丑，平昔仆役高丽、臣事契丹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师，国中之盟，何其甚邪！义士痛心，壮夫沥血，孰甚于斯时邪？臣至愚且老，敢齿于义士壮夫，而逖视樵牧思谋、妾妇思勇之际，宁无一言以自效哉？况臣一门七世食禄，高祖迥，咸平、景德之际，极礼乐文章之誉；曾祖宗悫，宝元、康定之时，专任西鄙之役，遂参大政，罢兵息民。自尔以来，海内推臣族为文学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职也。虽然，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尝应诏有封事。蒙有司第臣为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渐许仕宦，而摈斥卑窜二十馀年矣。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记，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国家累圣功德，巍巍无所与二，而近日谄谀大奸，独推尊考庙，是观德不在七世之庙，而下同庶士祭行于寝乎！二曰自古衰世暗君，乃有诽谤先烈之言，以钳天下之口。唯我神宗皇帝何所负于天下，天下内外罔有一人不足于恩德者，尚何谤毁之有？彼谄谀大奸，济以凶暴，徒以资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申言当今之急务，岂顾卞和之玉再刖其足邪！窃惟城下之师，明主夙夜焦劳忧虑之时，狂夫之言未暇择也。伏睹戊申大赦，封豕逋遁，齐民乂安，凡有血气之属，咸以更生相贺，又不必自言也。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泽，不知其己虽死犹生也。然赦文有新边之语，读者疑焉，识者则叹。妄以谓涿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复弃之为新边也，既而乃知所谓新边者河间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镇，无虑二十馀州，五六十县。自州升之为府，而未几乃自中国弃之为新边也邪！嗟夫，斯地可弃也，斯民其可弃乎？斯民可弃也，吾祖宗艰难之业其可弃乎？嗟乎，谁为陛下而为此策乎？昔贾谊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资，而久为戎人欺傲，乃叹曰：「可谓中国无人矣」！臣窃考之，当是之时，高祖之旧臣犹有在者，如陈平、周勃、灌婴、季布之徒，其后进者议论有袁盎、晁错、贾山、冯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张释之，司兵有周亚夫、柴武，谊尚何恨哉！使谊尚在，谓今之日有人无人乎！臣于是乎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谓专以割地为言，未暇及天下事也，唯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县，尝作《朔问》二篇，因杜牧之论而发也。牧之意则勤矣，其论失之迂而不密。盖山东不足以兼河北，而河北能为制山东，牧安得以天下之势专之于山东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则得天下，失河北则失天下；凡有国者，得河北则其国兴，失河北则其国弱。又有其国虽不正，而得河北则强，其国虽正，而失河北则弱；其国虽无道，而得河北则强，其国虽不至无道，而失河北则弱。秦、汉、晋、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苻坚之秦、托跋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后唐、石氏之晋、刘氏之汉，其国之所以强弱之势，与夫曹氏之魏强于刘氏巴蜀之汉，高氏之齐强于宇文氏崤咸之周，其迹昭然，在方策可考不诬。是谓河北之形势，臣敢为陛下略言之，陛下幸察。臣既言河北重于天下矣，乃敢复言三镇之重于河北者，不必繁引远古，唯事与国家造邦相因者则不得略。而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实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晋父事契丹之后，刘汉祸乱于契丹之馀，即位仅踰两月，黄钺亲征。而师出之日，四垒奔北，为我有宋驱除。晚以数千之师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关，继取瓦桥关，又继取高阳关。是三关者，晋人弃之，以为契丹之元首，非特为其右臂也。何则？契丹之所盗据者，六国时燕地也，唐方镇中卢龙也。六国之燕最弱，非韩魏赵之比。河北方镇中，卢龙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辈非魏博田承嗣、镇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坚忍奇倔，藏祸心，蓄凶谋。前有太子丹、荆轲之风，后习安禄山、史思明之态，易以兴乱，而难与图治也。以故，虽曰弱燕而常重于赵魏，虽曰阴燕而常动摇乎魏博镇冀之上，弃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况以奉契丹之叛臣女真小丑者？譬之黠鼠得幽蓟则潜窟壤，得三关则游粟积，其势倍万也。然克是三关者，虽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实在师间也。世宗尝以千人之军溺于乱流丛苇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镞来加者，以三天子之威灵在是也。其克瓦桥关者，又专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灵而得之者，乃一日无名而弃之于一荒裔小丑，岂胜恸哭之痛哉！又如晋开运之末，出帝之丑先自梁汉璋覆师于高阳关，遂使契丹侵镇定，入京师，缚晋帝而北。其在咸平中，康保裔败于高阳关，契丹遂得犯澶渊。倘如康保裔无高阳之败，不劳真宗皇帝为澶渊之役矣。高阳关之胜败，犹系中国之轻重如此，忍论高阳关之存亡邪？廊庙之上，肉食者宜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义武军也。此军甲兵雄于天下，城壁坚高，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语，况又其帅独知臣节！昔号河北四叛之时，义武不与；后称河北二寇之时，义武亦不与也。逮黄巢之乱，中原四方诸镇，孰为勤王之师？独义武王处存拥兵渡河，以解关中之急。不幸石晋之梁汉璋败于高阳，契丹遂得犯镇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岂能必胜，而全为入京师之举哉？亦且屡危矣。唯是张彦泽、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桥降于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纳契丹于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师，成晋出帝之祸，为中国之丑。向使高阳完师，中山坚壁，宁至是邪？咸平中，康保裔既败于高阳，而定州之望都且复失守，遂劳真宗皇帝革辂亲征，而傅潜拥数十万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骑。当斯之时，远近智愚无不愤疾潜者，耻与之俱生。无几何，革辂班师之后，潜议罪当斩，真宗特赐其首领窜斥之，众议甚郁也。至今闻者击指奋袂而起，孰知真宗意自有在也，岂臣下所易窥哉？盖潜实白首老将，耳目亲接晋开运之祸变，今坐拥十万精兵以完中山，示怯于契丹，勿击堂堂之陈，勿当得意之锐，度彼纵能至澶渊，必不能渡河。待其将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万畜锐请战之师，一举而蹙之，彼契丹虽众，岂堪填我洪流而代吾洒扫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师覆其归路，片马只轮，定不返矣。恭惟祖宗无失刑，真宗岂特私一傅潜也哉？真宗清净垂拱之君，不惑于群策，而决意亲征，不以王超、石普、杨延断契丹之归路，不斩傅潜之不济师，巍巍然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形势，其何如哉！唯我祖宗为能用中山之形势也，何则？在战国介于魏赵之间，屹然自成一国，其地虽狭而谋至广，其人虽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无论赵魏也，所谓中山君者是已。太祖、太宗时，每时防秋之兵，全师聚于定州，夹唐河为大阵，量蕃寇远近出军建栅。仁宗谨是祖宗之制，积粟则中山为多，畜兵则中山为重，命帅则韩琦焉，至今庙而祀之，岁时严也。太原府刘氏盗有之，太祖皇帝亲往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为晋王。逮夫晋王即皇帝位之四年，亲征克之。于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万国罔不臣妾，逮今将二百年。重惟太祖皇帝号令之所加，鼓鼙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乱，曾不足以摧枯拉朽谕之，乃于太原独艰难如此，何邪？刘继元虽孺子也，有郭无为之谋，侯霸荣之勇，其兵嗜战不怯死，其民乐土不轻去，且复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所以革晋为汉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晋而得之，遂以晋自命也。晋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为唐夺朱氏之梁者，初实起诸晋也。其上则高祖、太宗所以为唐者，晋奉之也；扬氏所以为隋者，晋肇之也；高氏所以为齐者，晋大之也；司马氏以晋自命者，实谓受命于晋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厉王之乱，号为中兴者，伐猃狁于太原也。其后王师败绩于羌氏之戎王，乃料民于太原，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呜呼，太原之为镇，可轻付畀哉？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顾视群臣谁可与议者。首询之张晖，晖曰：「戢兵育民，待富庶而后为谋」。继询之张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虏为援，未可仓猝取也，莫若先离其戎心」。又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难克之国」。周世宗之伐至于师老，太祖破北虏于雁门关南，尽驱其人民居虎牢以西，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谋之，问曰：「显德、开宝两征太原，以当时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岂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决意亲征，躬贯介胄。曹彬、潘美、郭进等为之将，先以进守石岭关，禦北狄，乃降继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毁筑其城郭，将贻万世之安也。嗟夫，两朝三帝二十馀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弃之邪？或谓唐自安史之后，河北遂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为唐也哉？臣应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据太行，津大河以制河北，太原犹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许国，不赦泽潞，卒能号令镇魏以诛刘稹，成一代伟绩也。以兵论，河北之锐师固为三镇而飞扬，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万，邠宁、宣武各有兵六万，自足以制彼三镇矣。今又并太原而弃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弃之矣。而青州贼盗久炽，又未必有如唐之重兵也；邠宁之兵凋残于近岁，未易并言。唐之宣武，是谓今之汴都，祖宗以重兵威天下，千百倍于唐宣武之兵也。太宗时，张洎为能言京师之兵制固于唐之兵制；仁宗时，尹洙又能言京师兵制出于秦汉上，非特与唐室论也，后来者宜不复措意开口于斯也。奈何初变更于王安石，卒歼尽于童贯，天下之势危矣，惟陛下念之。天下万方臣妾，不胜至愿，而三镇之形势，臣愚略陈之矣。臣前谓国家无名而赐之者，敢复言之。大凡王者慎一嚬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镇于一嚬一笑孰轻重哉？谓此小丑为有功，则隋唐因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仪尝以回纥、南蛮、大食之兵而兴复中国矣，安得人人赐之土田也哉？唯石瑭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燕以委契丹，而魏赵之地犹不与也。谓其能战，则彼荒绝遐陬，疆埸不易接，未尝一日当中国仁义之师也，亦未尝一日闻中国雷霆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闻渤海者，高丽之别种也；女真者，渤海之别种也。高丽臣事契丹，而女真因高丽以臣事契丹者也。在祖宗时，尝因高丽以入贡，而昔困于契丹之三栅，求救于淳化之初也。其后国家绝高丽而不与之通，女真遂亦自绝于中国。逮熙宁初，国家复与高丽通，而女真方狃于契丹，不得与也。奈何一旦凶谋倾夺契丹之国，出其故君，空其宝货，而豺狼之号不能自已，遂欲陆梁于中国哉？在祖宗时，尝来寇我白沙寨路，略官马三疋、民一百二十八口。适其贡马之使在京师，遂执之不得还，无几何渤海入贡，而渤海之酋为谢女真之过，遂诏还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真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诛，孰与三马百人多少？在祖宗之令当如何哉？议者曰：乃其顿兵城下，何请责之？曰：唐广德初，突厥自泾州犯长安，至于代宗幸陕，而郭子仪帅师则吐蕃望风遁去。越二年，仆固怀恩以吐蕃、回纥、羌浑二十万寇京畿，郭子仪以回纥伐吐蕃而难平，皆未有割土田以奉之者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时，天以小丑警惧，陛下增修盛德岩庙之上，肉食者必有长驾远御之术，三镇已复归于职方氏矣。顾惟疏远小臣，必待百官班贺之后，乃得与昆虫共庆也。虽然，臣犹将有所陈者。唐杜牧最善论兵，谓上策莫如自治。汉皇甫规善用兵，而先○诸种羌慕其威信，相劝降者十馀万，则以威信为干橹也。规之言曰：「力求猛敌，不如清明；勤明孙吴，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于板楯蛮，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诚得如皇甫规之有威信者为帅师，程苞之明能者为州郡，则三镇之复为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而此则边埸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无时而不然，犹见于变乱之后，犹之治兵也。汉路温舒尝为宣帝言之曰：「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重耳用霸。近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礼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乱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圣贤所以昭天命也」。温舒于是远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谓知务矣。其视东方朔对武帝之化民，不言尧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继变乱之后，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凡温舒之称文帝者，实为吾仁宗而云尔也。核而论之，仁宗于斯大德，加以严恭寅畏，翼翼而纯矣，汉文未必无愧色也。且文帝二十三年，逮其岁晚，颇惑异端，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日慎一日，图治愈切，求言愈急，用贤愈勤，正德愈励，使汉文加之二十年之后，不知果又何如也！语曰：「不知其君视其臣」。汉文之臣，略如前之所陈者矣，孰如仁宗初相王曾、李迪、吕夷简，晚得杜衍、文彦博、韩琦、富弼，其在内外大小华国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称数也。其用之未尽，留以遗子孙者，吕诲、范镇、司马光、吕公著，皆社稷之卫也。陛下今日继变乱之后，诚能得臣如仁宗时，不开边以玩兵，不专利以残民，不急刑以杀士，不禁言拒谏以自蔽，则何虑乎女真小丑？是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时也，是谓《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之时也。倘或不然，使枭鸣嘉木之上，蛭毒清池之中，如汉幸而有皇甫规、张奂为将，而不幸胡广、赵戒为相，其中则张逊、段圭、曹节辈凶阉为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仪、李光弼为将，而不幸元载、卢杞为相，而其中则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辈凶阉为之虎狼，则天下之事去矣。是谓《困》之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之时也，是谓《洪范》九畴「彝伦攸斁」之时也。呜呼，天下治乱兴亡之迹，出一辙也如此。其在治世，既有明君，则必有贤相，而将臣自出矣。臣虽至愚，不愿国家独以将称而无相也。昔者贾谊恸哭于明时，不胜其忠也；阮籍恸哭于衰世，不胜其忧也。当今执政大臣必有拨乱之才，干国之器，请为陛下念之。臣前所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终以威乎天下，是谓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刚，使上九受天人信顺之助，吉无不利也。《大有》之君于是乎得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如其恶者不遏，则善亦无自而扬，何以为《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变而为《乾》，《乾》之德首在刚健，而后曰中、曰正、曰纯、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刚健，而继之以中正，归之于纯、粹、精，而天下何难乎为治哉？臣愚言不识忌讳，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谓《朔问》二篇者，今辄随封事上进，以备乙夜之览，重增死罪，陛下赦之，幸甚。臣说之昧死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