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六日，朝请大夫、赐紫金鱼袋臣晁说之谨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比者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诏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师越百里而近，踰月乃得随士庶垂泪以伏读，干戈风尘阻绝如此，不谓国家遭阳九之厄也。女真小丑，矜棘入塞，拥马渡河，曾不淹时，势如壤山，直抵王城之下。呜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泽民二百年之基业，乃一日有斯酷邪！在昔春秋之时，周室衰微，天下无王，诸侯相侵，莫酷于城下之师，莫辱于国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谓国家圣圣相继，重光洽熙，天下太平，自结绳而来，未知或有。天子坐广内，朝四夷而牧万国，曾不足以为轻重，威至广也。乃于女真小丑，平昔仆役高丽、臣事契丹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师，国中之盟，何其甚邪！义士痛心，壮夫沥血，孰甚于斯时邪？臣至愚且老，敢齿于义士壮夫，而逖视樵牧思谋、妾妇思勇之际，宁无一言以自效哉？况臣一门七世食禄，高祖迥，咸平、景德之际，极礼乐文章之誉；曾祖宗悫，宝元、康定之时，专任西鄙之役，遂参大政，罢兵息民。自尔以来，海内推臣族为文学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职也。虽然，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尝应诏有封事。蒙有司第臣为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渐许仕宦，而摈斥卑窜二十馀年矣。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记，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国家累圣功德，巍巍无所与二，而近日谄谀大奸，独推尊考庙，是观德不在七世之庙，而下同庶士祭行于寝乎！二曰自古衰世暗君，乃有诽谤先烈之言，以钳天下之口。唯我神宗皇帝何所负于天下，天下内外罔有一人不足于恩德者，尚何谤毁之有？彼谄谀大奸，济以凶暴，徒以资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申言当今之急务，岂顾卞和之玉再刖其足邪！窃惟城下之师，明主夙夜焦劳忧虑之时，狂夫之言未暇择也。伏睹戊申大赦，封豕逋遁，齐民乂安，凡有血气之属，咸以更生相贺，又不必自言也。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泽，不知其己虽死犹生也。然赦文有新边之语，读者疑焉，识者则叹。妄以谓涿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复弃之为新边也，既而乃知所谓新边者河间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镇，无虑二十馀州，五六十县。自州升之为府，而未几乃自中国弃之为新边也邪！嗟夫，斯地可弃也，斯民其可弃乎？斯民可弃也，吾祖宗艰难之业其可弃乎？嗟乎，谁为陛下而为此策乎？昔贾谊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资，而久为戎人欺傲，乃叹曰：「可谓中国无人矣」！臣窃考之，当是之时，高祖之旧臣犹有在者，如陈平、周勃、灌婴、季布之徒，其后进者议论有袁盎、晁错、贾山、冯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张释之，司兵有周亚夫、柴武，谊尚何恨哉！使谊尚在，谓今之日有人无人乎！臣于是乎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谓专以割地为言，未暇及天下事也，唯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县，尝作《朔问》二篇，因杜牧之论而发也。牧之意则勤矣，其论失之迂而不密。盖山东不足以兼河北，而河北能为制山东，牧安得以天下之势专之于山东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则得天下，失河北则失天下；凡有国者，得河北则其国兴，失河北则其国弱。又有其国虽不正，而得河北则强，其国虽正，而失河北则弱；其国虽无道，而得河北则强，其国虽不至无道，而失河北则弱。秦、汉、晋、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苻坚之秦、托跋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后唐、石氏之晋、刘氏之汉，其国之所以强弱之势，与夫曹氏之魏强于刘氏巴蜀之汉，高氏之齐强于宇文氏崤咸之周，其迹昭然，在方策可考不诬。是谓河北之形势，臣敢为陛下略言之，陛下幸察。臣既言河北重于天下矣，乃敢复言三镇之重于河北者，不必繁引远古，唯事与国家造邦相因者则不得略。而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实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晋父事契丹之后，刘汉祸乱于契丹之馀，即位仅踰两月，黄钺亲征。而师出之日，四垒奔北，为我有宋驱除。晚以数千之师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关，继取瓦桥关，又继取高阳关。是三关者，晋人弃之，以为契丹之元首，非特为其右臂也。何则？契丹之所盗据者，六国时燕地也，唐方镇中卢龙也。六国之燕最弱，非韩魏赵之比。河北方镇中，卢龙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辈非魏博田承嗣、镇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坚忍奇倔，藏祸心，蓄凶谋。前有太子丹、荆轲之风，后习安禄山、史思明之态，易以兴乱，而难与图治也。以故，虽曰弱燕而常重于赵魏，虽曰阴燕而常动摇乎魏博镇冀之上，弃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况以奉契丹之叛臣女真小丑者？譬之黠鼠得幽蓟则潜窟壤，得三关则游粟积，其势倍万也。然克是三关者，虽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实在师间也。世宗尝以千人之军溺于乱流丛苇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镞来加者，以三天子之威灵在是也。其克瓦桥关者，又专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灵而得之者，乃一日无名而弃之于一荒裔小丑，岂胜恸哭之痛哉！又如晋开运之末，出帝之丑先自梁汉璋覆师于高阳关，遂使契丹侵镇定，入京师，缚晋帝而北。其在咸平中，康保裔败于高阳关，契丹遂得犯澶渊。倘如康保裔无高阳之败，不劳真宗皇帝为澶渊之役矣。高阳关之胜败，犹系中国之轻重如此，忍论高阳关之存亡邪？廊庙之上，肉食者宜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义武军也。此军甲兵雄于天下，城壁坚高，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语，况又其帅独知臣节！昔号河北四叛之时，义武不与；后称河北二寇之时，义武亦不与也。逮黄巢之乱，中原四方诸镇，孰为勤王之师？独义武王处存拥兵渡河，以解关中之急。不幸石晋之梁汉璋败于高阳，契丹遂得犯镇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岂能必胜，而全为入京师之举哉？亦且屡危矣。唯是张彦泽、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桥降于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纳契丹于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师，成晋出帝之祸，为中国之丑。向使高阳完师，中山坚壁，宁至是邪？咸平中，康保裔既败于高阳，而定州之望都且复失守，遂劳真宗皇帝革辂亲征，而傅潜拥数十万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骑。当斯之时，远近智愚无不愤疾潜者，耻与之俱生。无几何，革辂班师之后，潜议罪当斩，真宗特赐其首领窜斥之，众议甚郁也。至今闻者击指奋袂而起，孰知真宗意自有在也，岂臣下所易窥哉？盖潜实白首老将，耳目亲接晋开运之祸变，今坐拥十万精兵以完中山，示怯于契丹，勿击堂堂之陈，勿当得意之锐，度彼纵能至澶渊，必不能渡河。待其将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万畜锐请战之师，一举而蹙之，彼契丹虽众，岂堪填我洪流而代吾洒扫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师覆其归路，片马只轮，定不返矣。恭惟祖宗无失刑，真宗岂特私一傅潜也哉？真宗清净垂拱之君，不惑于群策，而决意亲征，不以王超、石普、杨延断契丹之归路，不斩傅潜之不济师，巍巍然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形势，其何如哉！唯我祖宗为能用中山之形势也，何则？在战国介于魏赵之间，屹然自成一国，其地虽狭而谋至广，其人虽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无论赵魏也，所谓中山君者是已。太祖、太宗时，每时防秋之兵，全师聚于定州，夹唐河为大阵，量蕃寇远近出军建栅。仁宗谨是祖宗之制，积粟则中山为多，畜兵则中山为重，命帅则韩琦焉，至今庙而祀之，岁时严也。太原府刘氏盗有之，太祖皇帝亲往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为晋王。逮夫晋王即皇帝位之四年，亲征克之。于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万国罔不臣妾，逮今将二百年。重惟太祖皇帝号令之所加，鼓鼙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乱，曾不足以摧枯拉朽谕之，乃于太原独艰难如此，何邪？刘继元虽孺子也，有郭无为之谋，侯霸荣之勇，其兵嗜战不怯死，其民乐土不轻去，且复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所以革晋为汉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晋而得之，遂以晋自命也。晋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为唐夺朱氏之梁者，初实起诸晋也。其上则高祖、太宗所以为唐者，晋奉之也；扬氏所以为隋者，晋肇之也；高氏所以为齐者，晋大之也；司马氏以晋自命者，实谓受命于晋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厉王之乱，号为中兴者，伐猃狁于太原也。其后王师败绩于羌氏之戎王，乃料民于太原，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呜呼，太原之为镇，可轻付畀哉？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顾视群臣谁可与议者。首询之张晖，晖曰：「戢兵育民，待富庶而后为谋」。继询之张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虏为援，未可仓猝取也，莫若先离其戎心」。又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难克之国」。周世宗之伐至于师老，太祖破北虏于雁门关南，尽驱其人民居虎牢以西，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谋之，问曰：「显德、开宝两征太原，以当时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岂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决意亲征，躬贯介胄。曹彬、潘美、郭进等为之将，先以进守石岭关，禦北狄，乃降继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毁筑其城郭，将贻万世之安也。嗟夫，两朝三帝二十馀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弃之邪？或谓唐自安史之后，河北遂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为唐也哉？臣应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据太行，津大河以制河北，太原犹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许国，不赦泽潞，卒能号令镇魏以诛刘稹，成一代伟绩也。以兵论，河北之锐师固为三镇而飞扬，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万，邠宁、宣武各有兵六万，自足以制彼三镇矣。今又并太原而弃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弃之矣。而青州贼盗久炽，又未必有如唐之重兵也；邠宁之兵凋残于近岁，未易并言。唐之宣武，是谓今之汴都，祖宗以重兵威天下，千百倍于唐宣武之兵也。太宗时，张洎为能言京师之兵制固于唐之兵制；仁宗时，尹洙又能言京师兵制出于秦汉上，非特与唐室论也，后来者宜不复措意开口于斯也。奈何初变更于王安石，卒歼尽于童贯，天下之势危矣，惟陛下念之。天下万方臣妾，不胜至愿，而三镇之形势，臣愚略陈之矣。臣前谓国家无名而赐之者，敢复言之。大凡王者慎一嚬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镇于一嚬一笑孰轻重哉？谓此小丑为有功，则隋唐因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仪尝以回纥、南蛮、大食之兵而兴复中国矣，安得人人赐之土田也哉？唯石瑭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燕以委契丹，而魏赵之地犹不与也。谓其能战，则彼荒绝遐陬，疆埸不易接，未尝一日当中国仁义之师也，亦未尝一日闻中国雷霆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闻渤海者，高丽之别种也；女真者，渤海之别种也。高丽臣事契丹，而女真因高丽以臣事契丹者也。在祖宗时，尝因高丽以入贡，而昔困于契丹之三栅，求救于淳化之初也。其后国家绝高丽而不与之通，女真遂亦自绝于中国。逮熙宁初，国家复与高丽通，而女真方狃于契丹，不得与也。奈何一旦凶谋倾夺契丹之国，出其故君，空其宝货，而豺狼之号不能自已，遂欲陆梁于中国哉？在祖宗时，尝来寇我白沙寨路，略官马三疋、民一百二十八口。适其贡马之使在京师，遂执之不得还，无几何渤海入贡，而渤海之酋为谢女真之过，遂诏还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真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诛，孰与三马百人多少？在祖宗之令当如何哉？议者曰：乃其顿兵城下，何请责之？曰：唐广德初，突厥自泾州犯长安，至于代宗幸陕，而郭子仪帅师则吐蕃望风遁去。越二年，仆固怀恩以吐蕃、回纥、羌浑二十万寇京畿，郭子仪以回纥伐吐蕃而难平，皆未有割土田以奉之者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时，天以小丑警惧，陛下增修盛德岩庙之上，肉食者必有长驾远御之术，三镇已复归于职方氏矣。顾惟疏远小臣，必待百官班贺之后，乃得与昆虫共庆也。虽然，臣犹将有所陈者。唐杜牧最善论兵，谓上策莫如自治。汉皇甫规善用兵，而先○诸种羌慕其威信，相劝降者十馀万，则以威信为干橹也。规之言曰：「力求猛敌，不如清明；勤明孙吴，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于板楯蛮，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诚得如皇甫规之有威信者为帅师，程苞之明能者为州郡，则三镇之复为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而此则边埸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无时而不然，犹见于变乱之后，犹之治兵也。汉路温舒尝为宣帝言之曰：「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重耳用霸。近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礼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乱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圣贤所以昭天命也」。温舒于是远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谓知务矣。其视东方朔对武帝之化民，不言尧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继变乱之后，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凡温舒之称文帝者，实为吾仁宗而云尔也。核而论之，仁宗于斯大德，加以严恭寅畏，翼翼而纯矣，汉文未必无愧色也。且文帝二十三年，逮其岁晚，颇惑异端，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日慎一日，图治愈切，求言愈急，用贤愈勤，正德愈励，使汉文加之二十年之后，不知果又何如也！语曰：「不知其君视其臣」。汉文之臣，略如前之所陈者矣，孰如仁宗初相王曾、李迪、吕夷简，晚得杜衍、文彦博、韩琦、富弼，其在内外大小华国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称数也。其用之未尽，留以遗子孙者，吕诲、范镇、司马光、吕公著，皆社稷之卫也。陛下今日继变乱之后，诚能得臣如仁宗时，不开边以玩兵，不专利以残民，不急刑以杀士，不禁言拒谏以自蔽，则何虑乎女真小丑？是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时也，是谓《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之时也。倘或不然，使枭鸣嘉木之上，蛭毒清池之中，如汉幸而有皇甫规、张奂为将，而不幸胡广、赵戒为相，其中则张逊、段圭、曹节辈凶阉为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仪、李光弼为将，而不幸元载、卢杞为相，而其中则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辈凶阉为之虎狼，则天下之事去矣。是谓《困》之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之时也，是谓《洪范》九畴「彝伦攸斁」之时也。呜呼，天下治乱兴亡之迹，出一辙也如此。其在治世，既有明君，则必有贤相，而将臣自出矣。臣虽至愚，不愿国家独以将称而无相也。昔者贾谊恸哭于明时，不胜其忠也；阮籍恸哭于衰世，不胜其忧也。当今执政大臣必有拨乱之才，干国之器，请为陛下念之。臣前所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终以威乎天下，是谓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刚，使上九受天人信顺之助，吉无不利也。《大有》之君于是乎得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如其恶者不遏，则善亦无自而扬，何以为《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变而为《乾》，《乾》之德首在刚健，而后曰中、曰正、曰纯、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刚健，而继之以中正，归之于纯、粹、精，而天下何难乎为治哉？臣愚言不识忌讳，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谓《朔问》二篇者，今辄随封事上进，以备乙夜之览，重增死罪，陛下赦之，幸甚。臣说之昧死再拜。

议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者，北辰也。乃一日不居其所，随众星以流焉，天将无四时也。商《诗》不云乎：「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彼四海」。非邦畿以止民也，实止民以为邦畿也；其能止千里而近者，斯能域彼四海之远也。若夫千里不为我畿，则四海将为他人域矣。周《诗》亦曰：「价人维蕃，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伤厉王失是道也。民不怀德而城坏矣，乌睹文武成康之绩哉？是故国君死社稷者礼也，后世有以身保一州，勇捍一城者，为希世伟烈，无他焉，不学礼之过也。闻之国君死社稷矣，而太王去邠，诗人不刺焉，何也？曰：太王去邠以兴周也，时则商之衰世也。纪侯大去其国，《春秋》又不贬焉，何也？曰：纪侯去其国以存其祀也，时则周之衰世也。若使当商周之治君盛世，则纪侯者玉帛朝贡之不暇，宁论其国去不去邪？《春秋》于纪侯信不贬矣，而于周王则有讥焉。《书》曰：「天王狩于河阳」。盖天王无出，则自绝于天下也。天子之孝在天下，诸侯之孝在一国，所任不同，所责异也。汉文帝时，老上单于自将十四万骑入萧关，烧回中宫，侯骑至雍，烽火通甘泉宫，可谓危矣。帝乃躬擐甲胄，思亲征焉。其后匈奴复大入，帝亲劳军至霸上及棘门，而在细柳则黄舆屈而不得驱矣，未闻其轻出狩也。既而景帝立，一日中七国同反，帝命周亚夫、窦婴将三十六军以伐之，有张羽之力战，韩安国之持重，韩颓当之功冠诸侯，而赵涉、剧孟、邓都尉辈为之谋画，七国王侯之首可指而旌之也。惟帝之断，足以诛御史大夫晁错，其势足以使太常袁盎使吴，其明足以容周亚夫之不奉诏，以梁委吴，亦未闻其轻出狩也。唐明皇有始无卒，昏淫不道，固非文景之比，而国家之盛，不减文景时也。一旦安禄山以范阳、平卢、河东之师，率同罗奚、契丹、室韦十五万众反范阳，取河北，陷东京，克桃林，而潼关失守，则不告宗庙，不顾九族，不谕百官，身与宫宦数十人，揭衣而奔，才行四十里而无食饮，与征徒并饥寒。越明日，军士不肯行，则斩宰相缢妃子仅行。中道散亡者众，赖剑南骡纲至，以甘言强之而前，不敢言骑骡之疲也。受辱于馈食之田父，诉诚于献酒之微臣，悲歌酸鼻，若悔而不悔，唐室自是倾矣。其后肃宗幸岐，代宗幸陕，德宗幸奉天，皆脩明皇故事也，未有僖、昭之出，则《春秋》之不贬也。昔禄山之初叛也，四方郡县不从贼者，皆倚东平太守嗣吴王祗以起兵，其终赖太子即位于灵武，以固天下之基业，则民心于帝，岂不愿其留而出哉？梁武帝区区好无益之名，窥无术之利，专以登叛人为谋，末纳侯景十有四州之地，自谓坐获非常之大功也。不知其相朱异纳景之赂，其子王德通景之谋，长江不足以为险，而朱雀航、石头城与浮苴等也。景逼帝坐，白刃交前，而景徒能焚宫室，辱妃主，杀百官，曾不自保其首领也。梁室不碎于侯景之手者，武帝坐朝如故，而未尝议及奔亡。苻坚之秦，军声国势，据中原以威百戎，非江左可拟也。锐气以攻衰微之晋，戎卒六十万，介马二十七万，下蜀汉之舟师，拥幽冀之陆骑，军实万里，齐声并进。晋谢石之师不足以当其十二之一，而石、琰、幼度、伊辈风流清谈之师，不足以当苻融、张蚝、慕容炜、垂、姚苌辈熊虎百战之将。而融阵逼肥水，从幼度之诱，一动而奔，溃不可制止，融擒而坚仅以身遁，姑得道洛阳而入长安。曾不安静，而复出五将山，姚苌执之，幽于新平别室而缢死。靳传国宝以陈义，问尹纬以怜才。于是垂与子宝中道叛，而燕复以兴。乞伏父子继以陇右叛，而秦以立。句町王以河南叛，姚苌以万年叛，慕容冲起兵于帐下，慕容炜变发于会中，诚可惧矣。向使坚收散卒不去长安，任权翼、苻越之忠谋，督张蚝、石越、毛当、苻飞龙之力战，则遽有五将之辱，新平之祸，使秦遂亡乎？执事者鉴汉文景不出而隆盛，唐明皇出而衰亡，梁武不出而存，苻、宣、昭出而亡，则一反覆手间，天下之利害，断可知矣。又有往古实迹可按，而为执事言者。燕太祖文明帝以新造之邦，出师小胜，而激石虎之赵大阵以临之，一日亡其二十馀城于赵。赵兵将逼所都之棘城，皝惧欲出亡，其帐下将慕舆根谏曰：「王一举足，则成彼赵之王业，中赵之计矣。今国家固守坚城，其势百倍，事之不济，不失于走，奈何望风委去，为必亡之理乎」？玄菟太守刘佩曰：「事之安危系于一人，大王当自强以厚将士，不宜自弱也」。其谋臣封奕曰：「虎凶恶已甚，鬼神共嫉，祸败之至，何日之有？今空国远来，攻守异势，戎马虽强，无能为也。顿兵积日，衅隙自生，但坚守以俟之耳」。燕乃以刘佩之力战大败赵师，终为大国。视石虎不义以死也，是尤宜今日之当知者也。所谓黏罕、斡离不者，非石虎之俦也，其凶淫不道则过之，我不可一举足以自弱而成贼计，惟坚守以成百倍之势，而视其明神诛殛可也。况我祖宗基业之固，宗庙社稷之灵，今天子之勤俭图治，固非新造之燕可同日语也。亦窃有可惧者，今之谋臣视封奕如何，其战将视刘佩又如何，执事者未宜忽于斯也。又如燕幽帝慕容炜屡败于晋大司马温之师矣，温乘胜至枋头，炜惧焉，与太傅评谋奔龙城，赖吴王垂请出战，曰：「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果大败温于襄邑，而得晋之寿春焉。此则危甚矣，无足为执事者陈之也。今之谋臣必不为慕容评，而战将视慕容垂又如何，执事者复宜念之也。是二者盖有前比矣。光武初在河北，得邯郸、信都二郡之助，而兵众未合，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还长安，独邳彤曰：「若明公无征伐之意，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明公既西，则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亡逃可必也」。光武不复西，而卒因二郡，以一天下也。方光武创业之初，犹不肯散亡二郡之众而固守河北，执事者谓今累圣重光之基业，可不恤京师之众散亡而固守天下乎？嗟夫，皝去棘城，谋奔龙城，则燕虽兴而复亡也。光武轻去河北，则不能中兴，而汉不得复有天下也。执事者幸少念之也。或曰：「晋元帝之亡也，保江东而兴王业，胡为而不可？曰：元帝以琅邪王渡江而即帝位，非驱黄屋以东巡也。其所以即帝位者，又岂藉江山之固哉？中原名德之士，王导、周顗之属，不忘中原之故国，相与慷慨垂涕，而立宗庙于荆棘之中耳。是时东晋之地，南抵寿春，北极彭城，东至洛阳，如使元帝居洛阳之旧都，收中原之遗英，则彼刘渊，石勒辈，果何有哉？请以二事明之。东晋之初兴也，弱矣，刘琨遥奉朝廷之威命，无日不战于刘、石间，几兴而败。且使琨不死，则灭刘以兴晋阳，杀石勒以固河北，而洛阳、长安皆晋之归也。祖逖志在中原，琨之所畏也。其在豫州，百姓襁负而至，将士乐为致死力，胡寇不敢窥兵。石勒遣吏护其母墓，黄河以南复为晋有，略地千里，复户万计，惜逖不能自成其渡江之志而卒也。晋之末尤衰矣，大司马温之师，犹足以至霸上，刘裕之师又足以入长安，况在元帝初兴乎？其初则未有定分争先，破竹之势也，其后则强箭之末，饮羽之势也。琨、逖二人者，元帝可用而不能用之以一天下者也。温、裕二人者，不生于元帝之时，使之效忠佐王者也。执事者当念琅邪王渡江失计如此，况以天子之尊，为江东之举乎？岂不惜哉！昔人所谓日前可验天下共知之事，区区所陈，往事是也。其在本朝，则章圣皇帝因契丹再入河北，不西狩蜀，不南狩金陵，上有毕士安之深谋，下有高琼之竭忠，而成之于寇准之决策，不复徘徊而径幸澶渊，其流福天下，至今赖之也。是则不待说之之言，而执事者宿知之矣。谨议（《嵩山文集》卷三。又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一，《曹南文献录》卷六二。）。

「亡」字原空，据右引补。

问：古之圣人，居重位，操至权，左右前后，无施而不可者，其上莫如五帝，其次莫如三王。非帝有馀而王不足也，所遇之时异则随而应之，岂能同条共贯哉。是故后世作者无以加焉。晁错曰「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三王臣主俱贤」，庶几知言者。宋有天下馀百年矣，祖造始而宗承之，道德功业，充塞覆载。爰及今上，丕受所付，亹亹乎向三王之圣，两汉而下固不足以比伦也。虽然，稽古验今，果无可指者乎？三五云为，布在方策，炳若日星，可究而知。其所以神圣也，其所以贤也，与我宋之所以尚歉然而宜勉者，愿历举以告，毋曰区区已陈之迹，不足为当今道也。

问：西汉议分国以制其变屡矣，在文帝时有若贾谊，在景帝时有若晁错，在武帝时有若主父偃，其趋一也。然谊不见用，错以祸死，偃以成功，譬犹鲁人进趋之方，宋人不龟之药，其得报相绝，何哉？使诸君为斯世也，功成如偃，吾志也；不见用如谊，吾不知也。不幸如错，奈何鉴之而不言，非事君以忠；言之而不免，非明哲以保其身。于是审处而两利集，必有道焉。其以中心藏之者为迷涂指其冥行。

五月日，李某再拜献书君实明公阁下。某愚不自揆，比尝为书污下执事，而辞语迂放，为它人言皆不省。会阁下在告，而阍者拒不内。退踰月，不蒙下气垂情，聊有所褒贬，私怀惓惓。因以未毕，或以谓阁下谨许可，苟无过人者，随一笑而遗忘，则某之区区亦将以狂妄弃之矣。然迹将疏而意弥亲，弦欲绝而声愈急，倾座上之顾而质胸中之疑，此某所以复有献也。尝谓衣冠而称士者，宜有以异于流俗，应天子制诏而称非常之才者，宜有以异于士。治平以前，朝廷以词赋取人，而涉猎之学、章句之徒，操数寸之觚，画方尺之纸，无不拾取青紫，为宗族荣耀。一诗一赋之外，没齿不究，先儒义理，前人涕唾，鼠窃狗盗，亟不容手。自熙宁以后，朝廷以经术造士，而五经之奥、孔孟之旨，一旦与士大夫私门墙然。学《诗》者不通《书》，治《礼》者不知《易》，钻窥庄老隙窦，而俯掇甲乙科第，至三年廷问而一策之试，朴樕软懦，不能发明纪纲，敷陈治迹，以称明天子精选之意。借使问灾异必闇于《春秋》、《洪范》之学，询存亡则蔑通汉唐历世之为，而獐头鼠目之子，扬然自得。夫然后知制举所以责备于儒者，而其人必有异于士，故愚志此久矣。手不释方册，目不置简牍，居与书为邻而充栋宇，出与书为行而汗马牛，楚精神，磨筋力，十年于兹矣。然志大而谋不售，事左而身益困，虽于进士之选不能一得，而私自鄙之，以谓不过异于流俗而已。此豪杰之士所以既得而又歉焉。伏惟阁下驰骋书传，轇轕古今，俯仰目仲舒，笑谈却刘蕡，儿蓄公孙弘，吏役牛僧孺，如晁错、谷永、杜钦、元稹、白居易之属，虽累千百，缓急安可望哉！且吾蜀自有宋已来，应此选者不过十二三，而其间甚显者又不过四五人而已。顷者，苏氏兄弟一日过关而声驰四海，是时有韩忠献公、欧文忠公为之后先，而宋廷文章，遂无出其右者，盖其志必欲异于士而已也。虽然，入朝争名者愈于锥刀，而一有不羁之才，则必为肩出者所害。往往齐与郑两大以家而不肯借门户，凤与鸢相高以飞而不肯借羽翼，是又不可不戒也。某今日之言，将以求知，而后日之进，将以求教，何者？阁下既已异于士矣，而某犹不得异于流俗，木植而水导之，使之不后陵之儒者，在阁下也。驽骖蹇服，知所趋向，而伸于知己者，复何人哉！下情所操，索言于此，俯伏待命。

伏审诞布明纶，延登硕辅。方九五御图之始，惟二三同德之求，宜用人豪，首陪国论。恭以某官文传正法，气盖诸公，渊、云钟岷岭之英，千年不死；晁、董上汉廷之对，四海无人。处躬虽极于安恬，遇事不忘于激烈。昨属鄙夫之当国，欲攘公器以欺天。肆己豕心，为民虿尾。举世莫知于清议，惟公力振于颓纲。去莒仆之一，而君子谓忠；此义府者三，而朝廷有法。既危言之劘上，难直道以居中。虽求养疾以卧漳，未敢忘君而出画。遇坎则止，善刀而藏。逮真主之勃兴，思异人之间出。乃副渊衷之伫，亟赓元首之歌。儒患非真，用仲尼鲁安得削；国虽未定，见王导晋复何忧。行奉册书，进持魁柄。将万世维持之是赖，何一时康济之足言。某久托馀光，欣闻盛事。昔风波所荡，常跧车辙之寻常；今霖雨既新，首被笔端之肤寸。岩廊多暇，岁律将中，愿精寝餗之调，用慰华夷之望。

总戎塞上，方玷新除；转漕关中，复留旧任。仍缘宠擢，遂进职名。初无横草之功，过沐流根之泽。外惭实试，中愧空餐（中谢。）。伏念臣禀质至愚，遭时极盛。自负平生之所学，庶几夙志之可偿。顷自朔方，改从陕服。亲承训敕，勉就涓埃。敢期下照之明，亟预中权之选。大惧禀姿之驽蹇，不能宣国之威灵。还即故宫，重惭非据。因加误奖，尤愧无名。誓当毕命以驰驱，或可酬恩于万一。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临无外，器使惟公。号令一出于至仁，覆载举归于洪造。肆容孤陋，备窃宠荣。臣敢不戒昨已非，勉今未及。顾终军请缨之志，深愧前条；思晁错实粟之谋，尚期末效。

世之论者以为袁盎质直好义，辩论人主前，挺然有忠臣之节。愚独以为不然。盎阴持纵横变诈之术，阳为忠直，以幸人主之知，快私情于一己，卖声名于天下。此固暴悍勇鸷之小夫闻其风而悦之，忠实笃厚之君子未尝不鄙其为人也。绛侯诛诸吕，安刘氏，功高天下，文帝见而加敬，亦先王畏相之义也。盎以为绛侯有骄主之色，不宜礼之太过。幸而文帝宽厚，置而不问，倘秦二世、隋炀帝闻此言，绛侯不知死所矣。又况盎兄与绛侯交游欢甚，借使绛侯有骄主色，盎何不请间而规之，彼必闻而改也。文帝初未尝询绛侯得失，而盎辄以危言中之，亦足以发明盎之少恩矣。淮南王之迁蜀，盎力争之，以谓一旦蒙犯霜露，客死道旁，则有杀弟之名。既而淮南王至雍而死，文帝哭之甚哀，悔初不用盎之言。盎既不规文帝之失，又从而誉之，以谓淮南王之死不足悔也。且以淮南王为当迁耶，则盎初不宜以为非；以谓不当迁耶，则终不宜以为是。此与反覆卖国之人何以异哉？盎与晁错有隙，错议削七国，七国举兵西向，以诛错为名。汉廷诸公相顾失色，盎独宣言于廷曰「不足忧也，今破矣」，疑若有必胜之策。及景帝屏人与语，但言斩错以谢七国，兵可无血刃而罢。错既斩于东市，而七国之兵不退，则是假天子之威以报私雠耳，忠于国者固如是乎？至如斥赵谈骖乘，却慎夫人坐，责丞相不下士，皆有为而发，非出于诚心也。昔汲黯折张汤、诋公孙弘，灌夫侵田鼢、骂程不识，固有盎之风矣。然此两人者以朴忠自信，虽面折大臣无所阿避，察其心实无他也。司马迁称盎「仁心为质，引义慷慨」，岂知言哉！

黉舍养贤，叨尘上选；明廷赐第，得预丙科。获宠若惊，抚躬增愧。窃以自三代教养之法废，而西汉荐举之制兴，时虽射策而决科，士盖专门而受业。尊崇儒术，摈斥异端，沈酣六艺之文，网罗百家之说。于时则有晁、董、公孙之辈，歆、向、扬雄之流，率皆肄业而成书，亦或传经而供事，仅寻遗绪，莫究大全。岂如盛治之朝，大阐圣经之学，斥虫篆而屏声律，先根柢而后辞华。博选师儒，招徕俊乂。立三舍以示劝奖，训五经以开蔽蒙。法度复新，风流大变。学者去积年之弊，儒生欣千载之逢。以谈经者，思游、夏之渊源；以从政者，慕由、求之果艺。才率可用，孰有面墙之讥；名无茍传，且异画饼之诮。故凡科目之得士，宜皆俊伟之异人。如某者，才无他长，少而自信。学乏穷理，人或爱其颛勤；文不适时，世多笑其迂阔。徒以升斗之养，出从衿佩之游。来学累年，辞亲百舍。将期文史之足用，敢冀功名之可图。偶获荐名，再叨升舍。己方自愧，人指为能。盖太羹以贵本不遗，而昌歜以偏嗜见取。物非有异，时适使然。再缘姻故之嫌，俄徙别头而试。怅失友朋之助，骇惊英俊之多。一一吹竽，自不容于滥进；人人抱璞，夫孰得而争先。何过听之无从，忽殊等之下及。逮公车之召试，瞻黼座以对扬；务陈謇谔之朴忠，肯效媕阿之曲学。已分甘于摈斥，乃误辱于甄收。幸虽自天，恩实有地。兹盖伏遇某人，学优圣域，道觉天民，推乐育之心以成人材，广包荒之量以诱后进。暂分虎节，来镇海邦。作新泮宫，大集儒士。至于庸妄之迹，尤荷品题之深。师席载敷，获预抠衣之列；贤书上献，更蒙劝驾之勤。凡兹毫发之荣，举出生成之赐。某敢不敬修士检，祗服官箴，增益其所不能，日闻其所未至。上酬钧造，少答己知。

臣闻用兵之道，在知彼己。知彼而不知己，必败；知己而不知彼，亦败。自金人入边以来，百战百败。非止百战百败，往往望风奔溃，不暇交锋者，以将帅不知彼己，亦未尝讲究彼己之长短也。臣顷在鄜延、环庆路，见我师与夏人接战，每迭胜迭负，未有败衄如今日之甚者。盖鄜延、环庆皆山险之地，骑兵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蓟，历赵、魏，绝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广野，骑兵驰突，四通八达，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败也。夫彼之所长在骑兵，我之所恃惟步人。以步人抗骑兵，则平原广野决不能立。惟阻险用奇可以掩击，为将者不可不知也。金人用兵在秋冬之后。每年四月放马入泊逐水草，号曰入淀（原注：山西州军及燕、蓟诸处，契丹有国时，择美水草之地数千顷，禁人耕凿，留以养马，谓之马入淀。）。入淀之后，马不喂料，止食青草。七八月间，马乃出淀之际，敌人畏大暑之时，出其不意而攻之，庶可胜也。翰林学士孙洙制策论契丹，其略曰：「以一月之粮兴六月之师，破之必矣」。岂虚言哉？臣宣和四年任河北转运使，五月下旬随种师道与契丹相持于白沟。是年大暑，契丹以酷热不可忍，不顾性命跃入白沟河，以水浸其躯，其畏热可知矣。自用兵以来，每于春冬交战，正彼之所利，我之不利，此又所以多败也。臣尝观晁错议兵事曰：「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山林积石，经川邱阜，草木所在，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邱陵，平原旷野，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有深意存焉。历考自古论兵能知彼知己，未有出晁错之右者。愿诏诸将用我所长，击彼所短，讲求其说，以保万全。臣所谓知彼知己者此也。

臣尝考近年以来金人入境，我师遇之不暇成列，辄奔溃败走者，以平原旷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骑兵故也。又金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为将者全不预谋，分两翼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尝观史册所载，及以近事验之，边人之长实在骑兵，我之所长莫若彊弩。今欲禦骑兵，舍彊弩将安用哉？晁错曰：「上下山坂，出入溪涧，且驰且射，此匈奴之长技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此中国之长技也」。其理亦明矣。苏秦合从，说韩曰：「溪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臂洞胁，近者镝弇心」。又曰：「以韩之卒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道也」。夫史册所载，兹可验矣。以近事言之，崇宁年环庆路筑大砦泉，种师中将前军，羌帅比精者（原注：号磨贰比精，一时雄杰之首领。），铁骑万馀人前来奔冲。师中下马号令，以彊弩射之，乃退，虽相持数日不败。吾军中必有老将见此事者。宣和四年冬，契丹大帅四军太师引精锐来寇霸州，大战于永清县北。郭药师用河北第六、第八、第十五将马黄弩、神臂弓，药师本将人马分队相间，摆布对列，以马黄弩、神臂弓射之。敌骑少却，我师乘之，遂大败。今淮东提刑薛彦国时为第十五将，可召而问也。近日用兵，多系孤军独进。为将者不知彊弩之利，遂致中原之长技无由施设。且如万人为军，千人操弩，敌人骑兵骤至奔突，使三百步内彊弩并发，人人只发两箭，则敌人必却。敌人既却，我师乃可立。我师立定，然后可以语战。近时之败，以我师每为骑兵冲突，措足不定，所以败也。神臂弓箭在军器中虽最能及远，然其艺难精，自来逐将能射神臂弓者不过三四百人。兼临阵对敌，缓急之际，施放不快，不若彊弩之轻捷。臣愿训彊弩者此也。

臣尝观金人之军，兵器便利，衣甲坚密，所以多胜。中国之军，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坚密，所以多败。何以言之？金人之军皆是民兵，平时赋敛至薄，而缓急以丁点军（原注：谓如两丁点一丁之类。），器甲鞍马无非自办。平时家居日逐擐甲胄而习弓矢，所以器甲各适用。中国之军，莫非黥卒。器甲从官给，身躯短小者或得长甲，修长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胜两石弩者或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适用，反与短兵同。寒饿之卒，无力自办器甲，可胜叹哉！昔马燧制衣甲，必分三等，盖有深意。晁错曰：「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射不能及远，与短兵同」。夫驱人于行阵之间，以肌肉冒锋刃，而甲不坚密，器不适用，良可哀也！又北兵遇敌，步人骑兵皆全装，所以心固而敢战。汉兵遇敌，马军全装，步人则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战（原注：步人戴笠子，不能禦箭，有弇心则无披膊之类是也。）。非特此也。金人军行有车乘牛畜（原注：多系三五十人共一车。）搬载器甲，所以步人可以全装。我师之行无搬载器甲之具，步人全装，则困于负担矣。此又为将者当讲议措画也。臣愿诏五军统制官，使之讲论其事，今日合如何措置，条具以闻，庶使士卒之心坚固敢战。臣所谓分器甲者此也。

臣尝观晁错论兵，以谓中国之长技五，匈奴之长技三，未尝不叹服错之知兵也。以今日论之，金人便鞍马，每以骑兵取胜。国家驻跸东南，当以舟楫取胜。盖舟楫者，非金人之长技，乃今日我之长技。弃而不用，可胜惜哉！臣已乞舟师二万照应北伐之兵矣。臣尝广行询问海上北来之人，皆云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与水不相宜，海水咸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禦风涛，往往有覆溺之患。今者国家与金人相持之际，天以舟楫之利赐我，助中兴之大业，朝廷当访询。臣自少壮时遍走两浙、京东、河北及敌中沿海地分，通知海道可往去处，是宜大讲海船之利，以扰伪齐、京东诸郡（原注：潍、密、登、莱、青州，皆海道地分，自来客旅载南货至密州板桥镇下卸。）、河北诸郡（原注：滨、沧州乃海道地分，自来商旅贩盐行径。）及敌中诸郡（原注：契丹营、平州地分，唐太宗伐高丽，自营州登船。昨赵良嗣、马政初使女真时，径由此道，至女真国苏州界出陆。）。今当聚集福建等路海船于明州岸下，先补船主梢工一官（原注：非承信郎不可。），依臣所论，赍一月之粮前去沂、密州（原注：京东、河北界边海去处，亦如浙东海岸边有居民市井，既赍一月粮食到京东界，则所在皆有粮。）。仍选差曾在京东界与人接战将兵，授以全装铁甲，使之北去。范温者，本京东界不肯臣刘豫之人，在海山间聚众，屡与豫贼相抗，可遣也。崔邦弼在青州为将官数年，间与金人于青、潍州界交兵，一方之人极喜之，可遣也。王进本系登州界递铺兵士，后来为兵官，尝屠戮金人留在青州者，人亦喜之，可遣也。臣自离朝廷，不知诸将下见管人兵之数，遥计崔邦弼下有兵约三千人，王进下约二千人。范温初到时有兵六千人，后来并入中军或汰往诸州军充厢军。若尽行刬刷，归范温处，约得五千人。已一万人矣。又于诸军中补足二万人之数遣行。所至去处，遇伪齐海船，可用者即留之，其不可用者即焚之。趁南风而去，得北风乃归。金人虽有铁骑百万，必不能禦。夫此行在我无浩瀚之费，到彼资东北之粮，万全之计，岂可缓哉？乞赐睿察。

臣契勘军器所见造李显忠所请军器名件，凡一万八千有奇，为工几十万，而所役兵匠及和雇才一千八百馀人，人各占一能，不可以相易，则费日非止十万也。况铁必精鍊，皮必熟治，漆必俟乾而后再施。若此之类，倘迫以严限，不惟难于办集，所成之器，亦将苦窳而不可用者。晁错有言：「兵不犀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及远，与短兵同；矢不能入，与无镞同」。今幸未急于用，臣愚欲望圣慈特降处分，稍宽其工程，则人力裕而器械精矣。必欲速就，不过添雇人匠。本色匠人既不易得，则府县强雇，不能无搔扰，而事亦必无济也。

辨道欲明，故自任不可不重；自任欲重，故自处不可不尊。君子于出处语默之间，亦顾所偶然者如何耳。若夫区区谦损之末节，恂默之小谨，于于閒宴可也，移之扶道贬异，立言垂教之□，奚啻从容拯溺、揖逊救焚之取轻笑哉？由是覆扬雄之所为，其自比于孟子，殆不足以嫌疑论也。大中至正之道，犹性命饥□□□可易天下所贵乎圣贤者，□□□是而已。塞者辟之，强者□之，以莹天下之昏昏，以晓□□□□□孟轲也，扬雄也，岂复□□□□□□□□□者也。□□□□□□□□□之道明□□□非□□□其□□□□烬之□□□之成说，道德之微意晦蚀□□馀矣。曲学左道之属，乃姑摭异□，奋私见，以扬眉鼓颊于惛□之中。于是曹参、汲黯以清静□，贾谊、晁错以法制称，京房以□异名。仲舒，儒宗也，而□□从之术；公孙，国相也，而遵墨、晏之行。是数子者，皆一时豪□□人，而曾不免夫风声气俗之移，视先王一道德之世何如哉？逮夫元、成、哀、平之际，则又甚矣。黄、老又变而为申、韩，灾异悉流而为符谶，学士大夫名节不振，而阿谀成风，巽软败俗，故王氏挟威福以□天下，从容谈笑之间，遂移汉鼎，凡皆大中至正之道不明于天下故也。然则仲尼之道，孟轲之道，将何赖而不坠耶？雄之自比，宜矣哉！盖邪正之不两立久矣。不有以□之，则此无自而行；不有以灭之，则□□□而兴。是故诮庄、扬之不法，鄙墨、晏之废礼，讥申、韩之无化，斥邹衍之不信。《太玄》明仁义之本，《法言》正君臣之分。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其与孟子之承三圣，功虽不及，而其所以处心宅志合矣。雄之自比，宜矣哉！夫禹、周公、孔子，圣人也。孟子于放邪说、息横议之际，则自任以能承。雄之于孟子，何独不然？然汉自窦后好黄老，宣帝杂霸□□，申、韩之术炽矣。雄以区区执戟之势，谦恭自牧，日为当世□□贱简，况为孟子之所为，盖不□也。何则？方列国时，诸侯求□□□如恐弗及。轲之道虽卒不□行，而诸侯尊敬之礼异矣。□□乃能遏杨、墨于讻讻争归□□。若雄不然，处暧昧危疑之□□□□□□有□□□而不得□□□□之不□□□□不必□□劣□也。尝读雄书，至其称□□，未尝不□嘉其知所向慕，□益愤荀况之□妄。学者尚□□新投阁之事为可訾，是求马□之味也，何忍焉。

《书》云：「位不期骄，禄不期侈」。言贵则不期于骄而骄，富则不期于侈而侈。惟是平居常存恭钦之心，自然虽贵极而不骄；常持谨戒之心，自然虽富极而不侈。故王通常称周公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孟轲亦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盖骄则心无所忌惮，故多侮人；侈则奉己常不足，故多夺人。为德之累，将孰大焉。昔帝舜谓禹曰：「克勤于邦，克勤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太子恭俭之德固出于天性，要之，如前古圣贤相告戒之语，常当不忘，所以养德。

荀卿曰：「学者以圣王为师」。扬雄曰：「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自古帝王，其初未尝不务学，而其臣亦未尝不劝之学，然多诵习古人之糟粕而已，未必直以圣王为师。盖其心以谓圣人之事，须是生知，非学可到，此最不可。善学必以圣人为之则，犹之射焉，必立之的也。虽其力之有至有不至，要之，无的则无以为准。圣人固未易到，然舍圣将何所学乎？学而不以作圣为期，非大学之道也。孟轲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况曰：「涂之人可以为禹」。又况天纵之资，本与人异，自圣人以下事，不须学也。

《书》称文王、武王「出入起居，罔有不钦」，盖君子之养其德，常使暴慢邪僻之气不摄于身体。况为人上者，语默动静系天下之观感，可少忽乎？唐褚遂良修起居注，太宗问曰：「朕有不善，卿亦当记之乎」？遂良曰：「使臣不书，天下之人亦有以记之」。盖欲以善恶之名动太宗也。此对固善，然徒使人主惟名之恤耳，未广也。君子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故君子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史官不记，天下之人复不记，而其应违如此，言行之枢机，可以不谨乎哉？

凡观圣人之书，当极其旨意之所到，乃方有益。若但据其句语所及而不加思焉，则非善学。且如《颐》卦言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其义亦大矣。而其象止曰：「君子以谨言语，节饮食」。夫谨言语所以养德，节饮食所以养体，亦莫非养也，然不可认以为养止于此。何则？事之至近而所系至大者，亦莫过言语饮食。在身为言语，于天下则凡命令政教出于己者皆是也，谨之则当理而无失；在身为饮食，于天下则凡货资财用仰于己者皆是也，节之则适宜而无伤。推养之道，莫不然也，可以不深思乎？

昔人有城北徐公者，齐国之美者也。有邹忌者亦美，一日衣冠谓其妻曰：「我孰与徐公美」？其妻若妾皆曰：「君美甚」。旦日以问客，客亦曰：「徐公弗如也」。及见徐公，熟视之，自以为弗如。取鉴而窥之，弗如远甚。明日入朝，告于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宾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是观之，王之蔽甚矣」！于是威王善其言，设三赏以求谏。夫为人上者，不患乎人之不己从，独患乎善之莫我告耳。《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又曰：「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盖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以为善。大舜之所为也，可不法诸？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修身之道，亦须多识古人言行之实，察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观其用，默而识之，乃所以畜成己之德也。然前言往行固多不同，惟当求识其大者而已。故以畜其德，是谓大德。何则？德有小有大，若矜小廉，行小道，运小才，效小智，则其见于事业亦不能大。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盖有所谓君子之大道，畜之于己，则为大德，以智则为大智，以勇则为大勇，以仁则为大仁，以义则为大义，藏之于身则为大器，措之于事则为大业，夫何小者之足道哉！今太子养德，亦在养其大者耳。德成其大，则天下之能事毕矣。

尝考《易》卦，损上益下谓之《益》，损下益上谓之《损》。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孔子尝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则是上可损而下不可以不益也。故世徒知益己之为益，而不知损己者乃所以自益，故益未可得也，而损莫甚焉，亦未尝思圣人设卦之意故也。

《易》六十四卦，惟《谦》一卦为最吉。其卦曰：「谦，亨，君子有终，吉」。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故他卦亦有不言凶者，然未尝全无悔吝。至于《谦》则言吉，言有终，言无不利而已。以此知谦之为德，如是其美且大也。

昔或人问文武于扬雄，雄对以训与克，曰：「事得其序之谓训，胜己之私之谓克」。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三纲五常，人之文也。人之文亦犹天之文，各循其自然之理而不逆乱。所谓训也，岂非文之至乎！若焕乎其有文章之类，事得其序者也。若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之类，事失其序者也，此甚易晓。乃若论武必曰胜己之私，何故？盖用武而怀己之私，是争利而已，非圣人之所谓武也。唯圣人平居之心，出怒不怒之表，而其或怒也，盖出于不怒，故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有如武王，后世言武者必稽焉，以其无所私于己也，顺乎天而应乎人而已，故为武之至。乃若后世，如汉议伐匈奴，行人王恢以为可击者再三，御史大夫韩安国以为不可击者亦再三，而孝武卒用恢言，劳民动众，以至于悔。夫安国之言岂不甚明，而孝武不能用者无他，贪利之心不能自胜故也。然则若汉武之所谓武与武王之所谓武，可同日论哉？扬雄之言，君子以为尽文武之道也。

尝谓有治君无治臣，昔晋文侯问于叔向曰：「桓公九合诸侯，一正天下，其君之力乎，抑臣之力乎」？叔向譬以剜割削缝绝缘之事，实管仲、隰朋、宾胥无为之，桓公知衣而已。师旷以为不然，请譬之以五味，断割煎熬齐和之事，管仲之徒实能之。羹以熟矣，奉而进之，而君不食，谁能强之？盖师旷之言则是也。唐太宗亦尝谓侍臣曰：「自古或君乱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乱，二者孰愈」？魏郑公对曰：「君治则善恶赏罚当，臣安得而乱之？苟为不治，纵暴愎谏，虽有良臣，将安所施」？盖郑公之言则是也。由是观之，昔晁错有三王臣主俱贤之说，此固君臣相资之道，不可偏废，然天下未尝无贤，而圣明之主不世出，故有三王之君而后有三王之臣，亦安得而齐功并论哉？故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而继之以一言之得失，或几乎可以兴丧其邦」。则独主君而言之，抑亦见为君之犹难，而千载或一遇也。

脩身之道，不可不知所本。正心诚意，修身之本也。意诚心正矣，天下国家即此可为也。是故古人言，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则继之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诚而已矣，正心诚意之谓也。意诚心正，则天下之能事毕矣。昔孟轲言禹、稷、颜回同道。夫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国家，本之正心诚意。颜子之正心诚意，推之可以为天下国家，其实一道也。欲明此理，当熟读《中庸》，深究其义。

昔孟轲善论王道，每曰「保民而王」，故常欲时君世主省徭役，薄赋歛，以休息安养之。夫岂区区以是为可以结民心、沽民誉而为之哉？盖谓君以民为体，邦以民为本，得失安危之理实在是也。魏文侯尝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其明年，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大夫毕贺，文侯曰：「此非所以贺我也，譬无异夫路人反裘而负刍也。将爱其毛，不知里尽毛无所恃也。今吾田不加广，士民不加众，而钱十倍，必取之士民也。吾闻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贺我也」。若文侯者，庶几悟先王薄歛之意。唐太宗尝诏群臣论事，魏郑公以为：陛下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其间一条以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太宗深加奖叹，已而列诸屏障，朝夕瞻仰。若太宗者，庶几悟先王轻徭之意。呜呼！苛政猛于虎，重歛毒于蛇，古人之所深戒，安有蛇虎其政而民有不叛者乎？

正心诚意有道，亦在于择善而固执之耳。何谓善？中是已。何谓中？吾心以为然者是已。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以中者性所有也。人惟迁于物以汩其天性，故中者亡焉。非亡也，反而求之，亡者斯存。故正者中也，偏则失之；公者中也，私则失之；无心者中也，有心则失之。惟心无适莫，惟善之从，则不期中而终矣。是天下之大本也，自古帝王为天下国家之大要也。故尧授舜，舜授禹，皆以「允执厥中」为言，考之《书》及《论语》可见也。

《书》曰：「惟天生聪明时乂」。又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又曰：「视远惟明，听德惟聪」。又曰：「无作聪明乱旧章」。夫人君居亿兆之上，岂可无人之聪明？其曰「天生」，则言其自然之德也。故所谓聪明，宪天而已。宪天之聪明，则任理而不任情。如任情以为聪明，则一人之耳目岂足以胜天下之众多乎？何谓任理？视远、听德是也。视远而不任察，听德而不任事，则聪明无所作，而亦莫之能蔽矣，非聪明之至乎？且如人之听讼，必欲揣知其情状是非以为聪，臆度亦或时中，要非任理。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人君如不听德无事，即揣知其情状是非，虽屡中亦小矣，非人君之道也。

《书》曰：「永底烝民之生」。夫民固自有生养之道，惟上之人无乱政以扰之，使之各安其生，各遂其养，则所以底民之生至矣。如帝者之民，耕田食，凿井饮，谓帝力何有于我，是也。若重歛数役以困苦之，又为姑息之政以慰悦之，天下始不安其生矣。昔齐桓公出见父老，赐之食，曰：「愿遗天下食」。赐之衣，曰：「愿遗天下衣」。公曰：「吾府库有限，焉得而给诸」？父老曰：「不夺民耕则有食，不夺民蚕则有衣」。唐太宗尝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钦长，妇钦夫，则皆贵矣。轻徭薄赋，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如太宗之言，庶几知君人之道矣。

为善之道，必以诚为主。古人云「为善无近名」，恶其或不出于诚也。昔尧土阶茅茨，大禹卑宫菲食，史以垂训万世。若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可谓似矣，而世不以为然者，诚不素著故也。故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钦于民，而民钦之。商人作謺，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懿之心以涖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故为善要足以动化天下，亦在乎诚而已矣。《诗》言文王之圣，方施政焉，而在位者皆化，则亦非政之力，诚之至则然也。若言政而不及于诚化，非圣人之所谓政也。

《书》曰：「惟汝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夫圣人以天下为度，务在与人为善，而未尝自有其善，是故谦冲退托以尽下之情，将以来天下之善而合并以为公者也。后世不明此道，如唐太宗尝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退而上书，以为：「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以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而与群臣校功争能，窃为陛下不取」。盖太宗初未之思大舜之取人以为大也。大抵人主不当与臣下争善能。如晋宋间，人主不知务学，为人君之所为，至与臣下争作诗写字，故鲍照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笔书以避祸。悲夫！一至于此。汉文帝言：「文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乃不及」。此非独无损于文帝，乃所以为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文帝胜贾生论》，此非独求胜其臣，乃与异代之臣争善，其无君人之度甚矣！

为人上之道，最在于所好尚。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盖上之所好尚，初若甚微，而天下化之，其末流有至于不可禁遏者。故古人尝谓：「失于此者毫釐，而加于彼者寻丈」。言上下之势，其顺如此。谚有之曰：「长安好高髻，四方高一尺。长安好广眉，四方且半额。长安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故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此特好尚之末，犹不足道。若清虚盛而晋乱，斋戒修而梁亡，可不戒哉，可不谨哉！

《记》曰：「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言事不素习则不可以径为。工技且尚如此，而况君子之精于道乎！道之所在，不思则不得，不行则不至。故《记》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然则如之何？亦在精思之，力行之，若《书》所谓「允怀于兹」，则道积于厥躬矣。终始典于学，则厥德修罔觉矣。故《记》亦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昔者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夫一言之得失，或可以兴丧其邦，乃独在于知为君之难与夫乐于莫违。是故古之人兢兢业业，上谨难谌之天命，下畏难保之小民，每舍己以从人，而不敢阻威以自肆，诚以言及于此，犹或可以兴丧其邦。审遂行之，则足以兴丧其邦必矣。故唐太宗尝论为君之难也，以为：「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口辨，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观唐太宗此言，贞观之治，岂无自然哉？昔宋昭公出亡，至于鄙，喟然叹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发政举吏，无不曰吾圣者；侍御数百，被服以立，无不曰吾君丽者。内外不闻吾过，是以至此」。此又莫之违则足以丧其邦之验也，可不戒哉！

古人有言，君子处其厚，不处其薄。盖墙薄则亟坏，缯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事物之理，莫不贱薄而贵厚。故陶朱公之璧，色相如也，径相如也，而其一千金，其一五百金者，侧而视之，千金者其厚倍耳。德之在人，独不以厚为贵乎？是以君子之秉其德，临下则以简，御众则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是君子之用心已。

元符三年，洛阳苏公通守南隆，治书室于厅事之东偏，名之曰「愚斋」，而属某为之记。某言于公曰：愚有等级，公将安处也？有颜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宁武子之愚。扬子以晁错为愚，柳子厚自以为愚。颜子之愚，《老子》所谓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谓不及者也。宁武子之愚，则《诗》所谓「亦维斯戾」者也。晁错之愚，则《语》所谓古之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则事载方册，有不可诬者，文章学术为当代所宗。自唐以来，论当世大儒，则必称韩、柳，而自以为愚，可乎？然贞元之党，妇人女子皆知其必败，而柳子独不悟也，谓之不愚，可乎？是数子者，其愚固有等级，公将安处也？以为高柴之愚，则才非不及于道；以为宁武子之愚，则生非不逢于时；以为晁错之愚，则无吴、楚之变；以为柳子厚之愚，则无伾、文之事。某将处公以颜子之愚，则公岂有意乎？公平生聚书万卷，手不停披，既以自得于心矣，推其绪馀以教诸子，皆卓然有立。其长子大寿以文学知名于时，而公犹以愚自处，此真有意于所谓盛德者欤？《传》曰：「晞颜之人，亦颜之徒」。公何辞焉？请以是为记（《唐先生文集》卷一五。又见《圣宋文选》卷二三，《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三七，《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一九，《八代文钞》第三八册，同治《南部县志》卷二八。）。

伾：原阙，据四部丛刊本补。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夺」。君子之学，亦志于斯而已矣。阅古今而不知成败，见小节而闇于大道，虽学足以通天人，智足以周事物，吾不知其人也。祸福莫大于死生，利害莫大于安危。人能轻千金之躯，以任天下之重，祸福不惧，死生不易，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天下无事，虽腐儒小生弄刀笔有馀；事出意外，又能究其本心、而不失其素志者，寡矣！晁错号称「智囊」，本造六国之谋，知吴必反者，宜其遭变而不动，慨然以身任之，乃反以危事委人主，而自处于万全。此其智已乱矣！错犹若此，而况其下者乎。吾观周亚夫之将也，可谓安静有守而不动者矣。梁孝王日夜请救，而亚夫卒坚壁不出；军夜惊，相攻至帐下，而亚夫卒坚卧不起。夫不救梁，不过梁亡而诛耳，而汉无可几之道。军夜惊不起，不过匕首窃发，而军无可乘之隙。以死生而易安危，亦可谓任重而道远矣！至于谏临江之废，拒王信之封，所谓严嫡庶之分；守高祖之约，可谓真宰相矣。而太史公独称其用兵而不取其守节，曰：「足智而不学，守节而不逊，卒以穷困」。呜呼！此为景帝讳也。景帝不道，至于杀无罪元勋之臣，太史公不能直书其恶，乃讥亚夫之短，以为自取者，可为流涕太息也！亚夫之不学，岂其似绛侯厚重少文耶？刘氏微其父子，几亡矣！何不学之有哉！亚夫之不逊，岂其以面折廷争，而为庸主所不堪耶？鬻拳惧君以兵，君子犹能与之，而守节者安得以不逊罪之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勇盖仁者之馀事也。亚夫独以兵见称，岂不遗其大而录其细耶？

贾谊说文帝以诸侯强大，天下之势如病尰，失今不治，必为痼疾。文帝入，绛、灌、东阳、冯敬之言，未尽施行，而谊亦不幸死矣。晁错得幸景帝，乃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于是七国连兵西乡，以诛错为名。吴王谋反已兆于高帝之言，岂为错发哉？袁盎一说，错遂灭其宗族，悲夫！使谊不死，景帝之时，绛、灌旧臣无在者，谊必得志，得志必尽行其策，则晁错之祸，谊其当之耶？谊之不幸而死，乃谊之所以为幸也。祸福倚伏无形，其不易知如此。班固称谊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固亦有见于斯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