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汉·魏相传》：「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

臣尝观孝宣承武帝以来奢侈，军旅弊坏之极，励精政事，欲就中兴之功，故专任魏相协济艰难。当是时，纪纲法度之在天下者，宜将一切更张，以便目前之急。相乃不然，独奏请施行汉兴以来故事，其言疑若迂阔，不切于时，然帝皆施行之，卒能功光祖宗，何哉？盖汉自高祖创业开基，以至文、景恭俭而继，以贾谊、晁、董之徒相与论议，则当时所行，见于后世，无非致治之明效，为子孙者要当谨守勿失。不幸遭武帝以雄才自恃，变乱旧章。又孝昭在位不久，而有昌邑之乱，天下思祖宗之遗德，而欲一反前日之治。是犹痿人之不忘起，盲者之不忘视，此魏相之所以取二十三事区区为上陈之。后世徒知孝宣之中兴，而不知其所行者，皆祖宗故事也。岂独汉为然哉。唐史称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能永其天命。故文宗读《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锐意于治，卒致太和之政，号为清明。然则祖宗故事无负于子孙明矣。臣恭闻神宗皇帝尝问司马光曰：「汉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曰：「何独汉也。夫道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法，何衰乱之有」？其后神宗皇帝谓辅臣曰：「大凡前世法度有可行者，宜谨守之。不问利害如何，一一变更，岂近理邪」？故臣以魏相所言，而验神宗皇帝圣训，则知祖宗故事不可轻废也如此。

《唐书·李绛传》：「宪宗尝盛夏对延英，帝汗浃衣。绛欲趋出，帝曰：『朕宫中所对，惟宦官、女子。欲与卿讲天下事，乃其乐也』」。

臣闻人君深居九重，而欲周知天下之事，则必延访公卿，不倦听纳，此固甚盛德也。然好逸恶劳者，人之常情，而况安于崇高富贵之资，惑以左右近习之奉？则清燕之暇，能以讲论为乐者，盖亦鲜矣。至于祈寒盛暑，犹不忘昼访之勤，则又鲜焉。宪宗承德、顺之后，朝廷衰弱，方镇悍彊，纪纲法度颓靡欲尽。使其徇常情之易惰，苟朝夕以自逸，则社稷大计忽焉去矣。今乃不然，却宫掖之娱而留听于宰相，忘汗浃之烦而引对于延英，非夫慨然发愤、有志于兴复者，不能尔也。观元和之治，能使彊藩悍将皆欲悔过效顺，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则知所以致此者，忧勤之效也。其后文宗亦以恭俭儒雅，锐意于治，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而辍朝、放朝，悉以双日。除吏召见，必加访问，则其忧勤愿治，视宪宗岂有愧哉！然其仁而少断，终不能恢张王室，史氏所以讥之。呜呼！文宗不如宪宗，固已明矣。然宪宗晚节不兢，信用非人，则又去汉之光武远甚。光武当汉祚陵夷，奋然特起，遂能拨乱反正。及陇蜀既平，海内向于无事，宜宴安矣。然且日昃视朝，引公卿讲论，至夜分乃寝。故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是谓以此始之，以此终之，真万世之明主也！《书》曰：「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可不念哉！

《前汉·薛宣传》：「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知则百僚任职，天工不旷』」。

臣闻天下安危治乱，系乎君子小人之进退。君子进则治安，小人进则危乱，此理甚易明也。然人君昧知人，则众谗可以毁有德，众誉可以进无功，黑白颠倒于前，而胸中不知所定。如是，则小人必得志，而君子去矣。君子去则小人引类而进，相为朋奸，百僚孰肯任职？天工安得不旷？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也。夫人君未尝不欲知人，而人之是非邪正，亦不难知，惟其好恶蔽之，故聪明有所不及耳。是以古之圣人于用舍之际，尤所致慎。昔李德裕为相，入谢，即戒帝辨邪正，专委任，而后朝廷治。其说以谓：「正人一心事君，无待于助；邪人必更为党，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则无惑矣」。故臣尝谓知人之道，最人君之不可忽者。以帝尧之圣，而《书》犹谓「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则聪明不及尧者，可不知戒乎！汉武帝信任张汤，而疏汲黯，盖有所蔽也。夫汤怀诈面欺，为小人明矣。而汲黯犯颜直谏，近古社稷之臣，岂可与汤同日而语哉？然汤每朝奏事，语国家财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至黯则以严见惮，而终不用。然则武帝可得为知人乎？唐明皇之于张九龄、李林甫，亦犹是也。林甫以武惠妃荐而得宰相，九龄谔谔有大臣节，两人自不侔矣。至帝欲相牛仙客，九龄执不可，而林甫以谓「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者。由是帝疏薄九龄，罢其政事，且专任林甫，而卒相仙客。人谓安禄山反，为唐室治乱分时，而崔群谓罢九龄、相李林甫，治乱固已分矣。呜呼！九龄文章风度，见称一时；而林甫奸邪无学术，仙客起于胥史，则三人贤不肖明甚。而明皇用舍如此，惜哉！以是见帝皇知人，卓然不惑于群议，不牵于好恶，亦难矣。故自古以来，得是道者未始不治，而反此则乱亡随之，不可以不察也。

《唐书·房玄龄传》：「太宗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广耳目，访贤材。比闻阅牒讼日数百，岂暇求人哉』？乃敕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

臣尝谓宰相于事，无所不统，而专以进用人材为职。盖天下事，非人材不能举。自朝廷以至郡国，各有司存，宰相惟当择人而任之。不然，欲以区区一身，亲丛脞之务，则本末颠倒，一日万几，将有不胜应者，尚安能运动枢极，而代天理物乎？房玄龄，唐之贤相，然日阅牒讼数百，勤则至矣；而牒讼非宰相事，此太宗告之所以广耳目、访贤才之说也。且人主之治天下，譬如作室必得匠，委之求材，大杗细桷，欂椳闑，无所不有，室乃可成。故宰相之求材有如匠氏，则多蓄而广备，一旦用之，官足以效其人之能，人足以任其官之事，众治毕举，而宰相之职固以绰绰然有馀裕矣。又何必疲精劳神于茶盐烦碎之间，而后谓之贤乎！是以文帝问陈平以决狱、钱谷之事，皆置而不对，而丙吉出逢道路斗争死伤之民，委而不问。彼诚知宰相自有体，非细务所能干也。至于何武、薛宣居位，虽有可纪，然而人皆号为烦碎无大体，故当时亦无荐贤、拔士之名。是所谓留意末务，而不知本者矣。大抵人君之职在论相，而宰相之职在用人。苟惟君相各尽其职，故纷纷细务诚不足治。昔明皇用姚崇为相，崇尝于帝前次序郎吏，帝左右顾不答，乃谓高力士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当与决。至用郎吏，崇顾不能，而重烦我邪」？崇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观此然后知明皇委任责成之意，初无愧于太宗。惜其晚节不兢，信用非人，遂有天宝之祸。《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可不戒哉！

《唐书·许孟容传》：「孟容元和初再迁京兆尹。神策军自兴元后，日骄恣，府县不能制。军吏李昱贷富人钱八百万，三岁不肯归。孟容遣吏捕诘，与之期使偿，曰：『不如期，且死』！一军尽惊，诉于朝。宪宗诏以昱付军治之。再遣使，皆不听，奏曰：『不奉诏，臣当诛，然臣职司辇毂，当为陛下抑豪彊。钱不尽输，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许之。京师豪右大震」。

臣闻唐有天下二百年，兵法无虑三变。及其末也，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谓之禁军。自兴元后，禁军始盛，盖德宗惩艾泚贼，踵鱼朝恩故事，以左右神策诸军分委窦文场、霍仙呜等主之，而朝廷威柄始下迁于中人矣。贞元中，御史崔薳以巡囚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德宗杖薳四十，流崖州。由是小人得志，乘时怙宠。积而至元和之初，根株盘结，凶焰益炽，虽宪宗刚明果断，莫之谁何。许孟容一京兆尹，乃敢捕其军吏，断以必死，宪宗欲赦之，而终不奉诏。呜呼！若孟容，可谓守正不阿者矣。盖以道变法者，君上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君上以法付之有司，要在必行，故虽诏命，亦有所不当受，况可夺于权势乎！其后柳公绰亦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马不避，即时榜死。宪宗怒其专杀，公绰曰：「此非独试臣，乃轻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闻，可乎」？曰：「臣不当奏。在市死，职金吾；在坊死，职左右巡使」。帝乃解。臣既读《许孟容传》，乃参以柳公绰榜杀军校事，然后知宪宗之初，固已深得御下之术。何以言之？当是时，兵柄在人，如倒持太阿，小不得意，祸随踵发。故孟容捕军吏则诏欲赦之，公绰戮军校则怒其专杀而不以告。盖如是而后能安两军之情，且使知夫有司之法，不容于苟免也。谓非得驭下之术，能如是乎？大抵人主威权所以能久固而不夺者，以法在故也。彼既犯吾有司，要当以人徇法，不当以法徇人。法行于下，则主威彊于上矣。苏轼尝谓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然则孟容、公绰之举，过台谏远甚，所以消沮奸萌而助朝廷之势如何哉！使宪宗末年能不变其初，则中兴之业，孰得而少之？

《前汉·陈平传》：「项王使使至汉，汉为太牢之具。举进，见楚使，即阳惊曰：『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也』！复持去，以恶草具进楚使。使归，具以报项王，果大疑亚父」。

臣闻「兵者，诡道也，故以诈立，以伪动」，皆古人用兵之机。方楚、汉之争，天下以势度之，汉不敌楚明矣。勇悍强仁，霸于一时，所当者破，所系者服，名闻诸侯，声动天地，孰能与项王抗哉？然终为汉禽者，以计得之。汉三年，羽数击绝汉甬道，汉王乏食，请割荥阳以东为汉。羽欲听之，范增不可，乃急围荥阳。汉王与陈平金四万斤，以间楚君臣。当是时，羽以勇，范增以智，二人者同力协谋，相辅以图汉。汉力日屈，而楚军势张甚，孰不谓汉危亡可跂足待也。而不知平之间言已入矣。夫羽之为人，自恃其勇以盖一世，然其智实出增下。间有论说，虽彊从之，胸中固已不平，一闻间言，安得不疑乎？及其遣使至汉，汉复伪设太牢之具，以为待亚父使。且增方为楚之谋主，而谓私交于汉，决无是理。使归具报，而项王遂疑之，则以平之言先入故也。夫项王所以与汉战而数得利者，徒以范增在耳。鸿门之会，若从增言，岂复有汉哉？此高祖所以畏其人，不得不用间以图之也。增去而死，项羽相继以败。后世知羽之兵败于垓下，而不知增去之日，败證以见；知高祖之得天下者，以杀项羽而灭之，而不知能去范增，羽当自灭。兵法曰：「非奇谲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观项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卒以成禽，则奇谲、阴谋，信乎其不可少矣。自古兵交，使在其间，待之之术，可不深思而熟讲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