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持国任事，有四臣焉：杜患于未兆，弭菑于未形者，贤臣也。祸结而排之使安，难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国安矣，挈而错之危；世治矣，汩而属之乱者，非愚臣即奸臣也。盖奸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国任事，祸之府也。昔者，晁错尝忠于汉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权也。是以轻发七国之难，而其身先戮于一人之言，可不谓愚乎？彼错者为申、韩之学，锐气而寡恩，好谋而喜功之臣者也。自孝景之居东宫，而错说之以人主之术数也，固已智宠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听之。彼挟其君之以天下听之也，欲就其所谓术数之效，是以轻为而不疑，决发而不顾，卒以忧君危国，几成刘氏之大变。而后世之士犹或智之，独子云乃谓之愚。子云之愚错也，非以其智不足以卫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国未发之祸而故趣之于乱也。东诸侯之势诚强矣，强而骄，骄而反，其理也。然而束之而使无骄，御之而使无反者，岂固无术耶？而错之策曰：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则反速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是错之术无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错之所谓祸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数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为之役也？吴王所发五十万之众者，皆其削郡之民也。连七国百万之师，西向而图危关中，乃曰祸小者，真愚也！夫七国之王，独吴少尝军旅，为宿奸故恶，其六王皆骄夫孱稚，非有高材绝器，挟智任术足以就大计者，其谋又非前缔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徜徉相视而起，皆吴实迫之，欲并以为东帝之资耳。当孝文之世，濞之不朝发于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贾谊固尝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穷其奸，而以恩礼羁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馀年而濞无他变也。濞之反于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吴者四十三稔矣。齿发固已就衰，而乡之勇决之气与夫骄悍之情、窥觊之奸皆已沮释矣。今一旦奋然空国西向，计不反顾者，濞岂得已哉，有错之鞭趣其后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抚其国者四十馀年。错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赵、诸齐皆以暗隐微慝夺其封国之半，彼固知其地尽而要领随之，是以出于计之无聊，为一决耳。向使景帝袭孝文之宽假而恩礼有加焉，而错出于主父偃之策，使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势，则濞亦何事乎白首称兵，冀所非望，而楚、赵、诸齐不安南面之乐，而甘为濞役也？吴王反虏也，固天人之所共弃，未有不至于败灭者，然亦幸其未为晓兵者也。使其诚晓兵，则关东非汉有，而错之罪可胜戮哉？方濞之起也，其谋于宿将，则曰必先取梁；其谋于新将，则曰必先据洛。二策者，皆胜策也。而吴王昧于所用，故败亡随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景帝之亲母弟，国大而强，北距泰山，西界高阳。今释梁不下而兵遂西，则汉冲其膺，梁捣其吭，不战而成擒矣。此宿将以先取梁为功者，图全之策也，所谓以正合者也。洛阳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冲，积武库之械，丰敖仓之粟。今不疾据而徐行留攻，则汉骑腾入梁楚之郊以蹙之，败可立待也。此新将以先据洛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谓以奇胜者也。二策者皆胜策也。虽反国之虏无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数也。幸其当时无以双举而并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吴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据洛，此所以亟败也。所谓双举而并施者，锐师卷甲以趣洛阳，重兵疾攻以覆梁都。虽无能入关，而山东举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则汉兵得以东下；知据洛而不知取梁，则梁兵得以蹑后。使锐师据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据，则汉兵不能即东；汉兵不东，则必举梁，梁举而山东定矣。幸其不出于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压梁壁。梁未及下，而亚夫之辈驰入荥阳而壁昌邑矣。求战不得，欲去不可，徬徨无所之，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为晓兵者也。向使吴王两用其策，而又假田禄伯以偏师提之以趋武关，周丘长驱，遂历城阳之北，反虽不迟，而祸实大矣。呜呼！孰谓晁错非真愚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