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所为缵述，后人从而贬剥之，将以正前人之失也。独不知又从而贬之者出其后，至于更相矛盾，互为得失，殆无时而已焉。《史记》一书成于司马父子之手，本出一家，而其首尾舛错，岁月颠倒，不免时有缪误，此后人所以得而议之也。晋有徐广、宋有裴骃、南齐有邹诞生、大唐有刘伯庄，各有《音义》见于注解，不可谓无得，然亦未免于失也。今司马贞又作《索隐》三十卷，且自为之序，以谓迁史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之见重。岂其然乎？班《书》所记独一代之事，犹二十年而后成。《史记》上下数千载，而其论述如出一时，迁史简严而叙事详，班史辞费而褒贬少。迁之为文如行云流水，出于自然；班固镂金刻玉，力尽愈奇，要其大率皆依仿迁而为之者也。谓其以古质不为人所推重，何其缪哉！贞所议讑不可胜究，姑以首篇较其乖误，馀固可知。贞谓《史》有十二纪，以象岁星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史》有十表，以法天之刚柔十日以记时也；《史》有八书，以法时有八节以成岁也；世家三十，以法三十日而成月也；列传七十，法人臣七十而致仕也；百有三十篇，以象闰馀而成岁也。迁作《史记》，上自五帝，下逮汉武，世代之数岂出人为？然则《春秋》十有二公，自隐至哀岂亦法天之数而为之乎？历年二百四十有二，孔子将何所取法哉？所谓八节、三十日，与夫闰馀成岁之说皆不可合也。七十而致仕，何关列传？如《滑稽》、《龟策》、《日者》之类，何预致仕？是数者使儿童见之皆知其非，固不待攻而明其失矣。余所以言之，非固欲为是纷纷也，盖伤贞之缪用心，以贻笑后人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