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天下之利不归于民则归于国，不归于国则归于民，二者未尝不相为盛衰。自古人君其始非不欲上不匮于国用，下不蠹于民财，而求必有其术，势不得已，则必引用掊克之臣，肆为聚歛之政，虽仅足以纾一时之费，而民贫盗起，根本一摇，其甚必至大乱而后已。唐有天下垂三百年，太宗之政固无愧于古矣。明皇纵侈无度，国计艰短，始用宇文融、杨国忠辈。利说一开，其流莫禁。至德宗时，既相杨炎，立两税法，而陈京、赵赞用事，民不胜冤，家若被盗。宪宗之初，切齿京、赞，指为贼臣。未几而皇甫镈以句剥为宰相，唐祚自是始衰焉。至于刘晏、第五琦、王圭，亦一时财利之臣也。观其斡旋之方，经理之术，使用足于上而君无掊尅之名，利出于下而民无愁叹之苦，当时之财亦不过取之于民耳，非天降而地出也。唐自两税之馀，如盐铁、茗酒、括田、借商、羡馀、献助之类，历世所取不过于此，顾所以用之有不同耳。主上仁圣，爱惜元元若保赤子，而内焉故地之赋未复，外焉讨叛之兵未息。今大举以平强敌，则有司岂无调发之劳，斯民岂无供亿之费？今欲使缗钱有羡溢之饶，户口绝流冗之患，必有晏、琦之策可施于今者。二子之传具在，可考而知，区区已陈之迹，有口者类能言之。幸参酌古今之宜，究民情之利病而为之策，毋以纸上语为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