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唐之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议者以谓崇不劝天子求边功，而璟不赏边臣，其为相大略如此。夫以天子而求边功，是秦始皇、汉武帝之事，固不当以此启人主之欲。至于将帅有功于边乃抑而不赏，则将何以为激劝之术乎？大抵二相之论皆祖述汉儒而为之说者也。何以知其然哉？昔陈汤矫制以伐郅支，而匡衡以为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渐不可开。冯奉世矫制以伐莎车，而萧望之以为要功万里之外，为国生事，渐不可长。由是知崇、璟之言固有自矣。彼独不知衡虽以大儒居相位，其实依违阿意以保爵禄。当是时，石显用事，与汤有隙。衡非能为此论，乃内畏石显而阴陷之也。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义当臣之，而望之使其位在诸侯王上，失中国夷狄尊卑之义，亏损汉德，而又抑奉世之功，未得为无过。崇、璟不深求其故而专师其言，盖已失矣。考二虏杀辱汉使以抗衡中国，二子咸能矫发诸国之兵，不仰斗粟，不须寸刃，而传首阙廷，不可谓无功于汉。而衡与望之力加排沮，使将士失望，忠臣解体，何足为后世法？《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专之可也。而终军之论，则又以谓不然。则其为说果何从乎？幸备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