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登对，上曰：「朝廷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之好事也」。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入谢，因为上言：「陛下欲以先王正道变天下流俗，今奸臣欲败先王之道，以沮陛下之所为。是以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并出《三朝名臣言行录》。）」。

臣闻危言激论，固人主之所难从；而法家拂士，乃国之所恃以存者也。人主未必有拒谏之心，而惟劝之以纳谏之善，此君子之用心也；人主未尝无纳谏之资，而阴导之以拒谏之计，此小人之用心也。非特君子小人之情状由此而分，而国家安危治乱之机括，实由此而决也。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虚己受人，犹惧不蔇；犯颜敢谏，曾几何人。恶其讦则忠直者疑，厌其激则奋发者怠。十事而去五六，势所必至也。君子安得不力争而深辩之，以明忠言之真，有益于人之国欤。小人恶人之有言，则必立为一说，以误人主之听，然后举天下之言者，皆可以是说罪之。其端甚微，而末流之祸，有不可计。此乃大《易》入于左腹之戒，所以示万世者不容不严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仁宗所养之君子方日进而日盛也，遇事辄言，微过必谏，几于南衙群臣面折廷争，不得举手之时也。故以神庙之好贤乐善，亦不能无纷纷之疑。赖司马光忠于爱君，以为朝廷好事，实在于此。神庙不罪其忤旨，且谕之以欲朝夕讨论，以规遗阙。不幸王安石用事，乃病其纷纷，而导其君以与群下争胜负，应言新法之不便者，一切指为流俗。然神庙之朝，君子尝暂退矣，而终于用；正论尝少郁矣，而终于伸。虽安石欲深罪言者，而终不见听。神庙之所以爱惜善类者，何如此其至也。陛下即位以来，恪守家法，崇奖直言，士气以涵养之久，未免大声疾呼于旒冕之前。虽陛下圣度如天，曲加容纳，而亦岂能无神庙纷纷之疑。惜乎憸壬之徒，不能推广司马光好事之说，以回天听；顾乃规仿王安石流俗之说，以塞人言。声嗟气叹之间，微有不悦；意谕色授之顷，畴不致疑。故陛下未尝不好忠言，而群下自不能不以逆耳为嫌；陛下未尝不导人使谏，而群下自不能不以撄鳞为惧。徒见谏书之稀，而托于圣朝之无阙事而已。神庙以前朝所养之君子，既能力加爱护于群议交攻之馀；陛下以即位以来所养之君子，或者乃谓其积年任而信，一朝疑而斥。长此不已，则缄默相师，而欺诞成俗，与天子相可否、争是非之意，不可复见，臣直为凛凛也。臣愿陛下恢宽容之量，以开众正之路；揭阳明之鉴，以杜群枉之门。毋使先入之言得以售欺，毋谓忠告之论几于太激，庶乎邪说不得为正论之害，天下幸甚！臣不胜惓惓。

庆历二年五月，罢库月进钱千二百缗。上语辅臣曰：「此《周官》所谓共王之好用者。朕宫中无所费，其斥以助县官。出《仁宗皇帝长编》。

臣尝闻《春秋》书「天王使家父求车」，何以书？讥非礼也？夫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一车之求，若未为过，而夫子笔之，以为万世之戒。传经者且曰：「天子不私求财也」。盖财生天地间，固皆公上之物。九贡九赋，则有周公之典在，此外则私而已矣。且内府所掌者，不过贡赋耳，必曰以待邦之大用焉。大府以充府库者，不过万民之贡耳，必曰邦之赋用取具焉。有以见周之令王，其于邦用，非惟取之公，用之亦未尝不公也。嗟夫！关市不征，泽梁无禁，路中有委，候馆有积，此周所以王也。后世藏富于国，视古者藏富于民之意已相万万，况又欲以国之富而供天子之私奉养，其可乎？仁宗皇帝庆历之际，天下之民固已家给人足而歌舞太平，左帑月进，为数至微，初非剥床及肤之举。且共王好用其说，不至背经，方且斥之以助县官焉，此仁宗所以能用《周礼》也。陛下修身齐家，强志守度，掖庭之费，若可以白之天下而无愧。窃迹近事，不无隐忧，琼林有库，见者怨望。今用度果能尽出于公乎？常赋之外，安得羡馀？今进奉者果能却之乎？卖官钱入私门，固不为晋武然，亦岂无效刘毅之言者乎？徙东库入西库，固不为唐宪宗然，亦岂无进李绛之谏者乎？甚者则为权宜之取，或指为每岁之定额；琐屑之利，或拨为内廷之课额。期会殆类于有司，主进不嫌于贿宝。苏轼有言：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亦有以致谤。臣甚为朝廷惜也。今纵未能如仁祖罢有常之赋，当思榷利之尽足以病民；纵未能如仁宗之捐进奉以助县官，当思用度之无节足以病国。矧惟今日之事势，视仁祖全盛之时十无二三乎？《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敢以此规。

淳化五年春正月，以上元节御楼赐宴从臣，上曰：「五代之际，生灵之凋丧，当时谓无复太平之日矣。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吕蒙正避席曰：「乘舆在上，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亲近以及远，苍生之福也（出《皇朝备要》。）」。

臣闻天子之事，接于所可见，则虽庸主有所不敢忽；伏于所不可见，则虽圣主有所不及知。盖四方有败，必先知之，古人以为父母斯民之道，曾不外是，信乎其非易事也。四方异闻，干戈风雨之变，向无魏相之奏，则宣帝惟见其为无事；法令不能制者五十馀州，敌人近接泾陇，烽火屡惊，向无李绛之言，则宪宗惟见其为太平。二君岂不明不敏之主哉，特以所见者在此，而所不见者在彼耳。夫君门远于万里，斯民憔悴困踣之状，叹息愁恨之声，非能遽彻于前旒黈纩之下也。目前之事若有可喜，出于意料之外者实有可忧。因其可喜而忘其可忧，此固圣君之所不为，而亦贤相之所不容不言也。太宗皇帝躬览庶政，以辑宁邦家，天下久安，民物滋殖，上元之宴见其繁盛而喜，此与乐民之乐者同一意也。蒙正则以为所可见者繁盛之地，而所不可见者饥寒之民；所可见者御楼之下之景，所不可见者都城以外之事。都城且然，况远而四方万里乎？今观都城之气象，天灾既息，栋宇翚飞，有西都红尘四方之富；年谷粗登，籴价不踊，无长安斗米十千之忧。彼此相贺，称号太平，以陛下仁厚爱民闻之，岂无太宗繁盛之喜乎？然西土创残，北难方炽，尤当念民命之莫保；湖湘荐饥，食新尚远，尤当念民力之孔艰。江左疾疫，死者相枕，尤当念民瘼之良苦。矧惟近甸之间，或困于水灾，而赈恤之未有其具；或扰于盗贼，而销弭之未有其方。独可谓神京奠枕，而遽以为持盈守成之世乎？臣区区愚忠，敢述蒙正亲近及远之说以告，惟陛下裁赦。

乾道九年八月，上曰：「侥倖之门，盖在上者多自启之，故人生觊觎心（出《孝宗圣政》。）」。

臣窃惟三代而下，有国家者未尝无汤之官刑，而不足以儆有位；未尝无周之八柄，而不足以驭群臣。是非法之罪也。不自败其法于上，则今之法犹古之法也。天下之人，道义之念常轻，而功利之念常重；静退之习常少，而躁竞之习常多。此下有脱误。而后足以用吾，固无是理也。不遇多欲之主，则自鬻之书，自不可得而上；不遇规利之君，则鸿都之钱，自不可得而入；不遇侧门用事之世，则斜封墨敕之官，自不可得而求。曲为之防，事为之制，其责盖在上而不在下也。孝宗皇帝所谓侥倖之门，在上者自启之，大哉圣谟，真万世之龟鉴也！且亲邸门客乞理选限之请，虽赵雄以为不可，向非孝宗谓朕每守法，不敢放开，则友悌诸王之爱，孰得而议之？禁庭官属未一年而迁转之事，虽金安节以为不可，向非孝宗诏其回授，以示侥倖之不可数，则依凭城社之人，孰得而正之？一代之治，光明俊伟，职此之由也。陛下圣略如神，陶钧独运，天下咸曰今日之孝宗也。或者犹谓内批圣旨稍侵相权，曲径旁蹊敢干宸听，停废之人或无故而起家，微贱之吏或无故而持笔。一佳郡之阙，曷尝不欲择良牧，而议者则曰雁门可以货得也；一军职之授，曷尝不欲得贤将，而议者又曰节度可以贿取也。贤否不免于混淆，资格将至于紊乱。视孝宗之时，果何如也？臣愿陛下主一无适，以义夺情。谨天子之徽言，爱明主之嚬笑，心君志帅，自作主张，深念孝宗之圣训，以正内朝之本。百官正，而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臣不胜惓惓。

汉文帝二年，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曰：「臣闻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震之以威，压之以势，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出《通鉴》。）」。

臣闻好善忘势，贤主之事也；灭德作威，末岁之事也。人主之尊，意谕色授，而六服震动；言传号涣，而万里奔走。举天下之大，固惟我听从，惟我服役也。然必有建极之君，而后可以言威势。否则，君以为雄，孰敢不雄？不能免州绰之诮；君出言自以为是，群臣莫敢矫其非，不能免子思之忧。威驱势迫，一时若足以快人意，而他日之患，盖有出于威势之所不及施者矣。文帝天资仁厚，非有秦人尊君抑臣之风也。贾山言人主之威势，曾雷霆万钧之不如，帝嘉纳之，其成后元之治者宜也。陛下宽裕有容，谦卑自牧，天下咸曰尧舜之主，汉文不足比德也。侧听舆言，犹有足为圣德之累者。密旨间传于省闼，造命不由于中书，而道揆轻；抨弹多尼于调停，缴奏不闻于付外，而言责失。骨鲠之臣，不可终弃也，虽以公论之明辩，而待之如弃梗；恩泽之侯，不可滥加也，虽以言者之显效，而去之如拔山。郁攸息警之馀，民居岂堪于载坏，或撤而为观宇之通衢；公私筑邸之秋，财赋岂堪于苛取，或拨而为内庭之课额。他如伐木以事无益之营缮，斧斤或忍及于松楸；给田以赡无用之缁黄，迁钉或不问于民产。缙绅忧疑，田里咨怨，得无如贾山所谓震之以威、压之以重者乎？嗟夫，庆赏刑威曰君，固也，然无劳封爵，有罪不刑可乎？圣人富有四海，固也，然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可乎？以是知威势者，人君之所固有也，而非人君之所可恃也。欲令出惟行，则当谨于未出令之初；欲言莫予违，则当绎于未敷言之始。苟能制命为义，不患群臣无承命为信之忱；苟能祗台德先，不患天下无不距朕行之意。陛下而能行此，则藏威势于不用，而天下亦自以雷霆万钧视之矣。臣不胜惓惓。

咸平中，学究李德明表献水硙之利，上曰：「举人当修本业，以俟科举，他途进取，尤多躁竞」。即诏勒出举场（出《五朝宝训》。）。

臣闻取士以法，非古也；取士而出于法之外，尤非古也。汉人犹能辟举孝廉，至本朝而专上经术词章之科，然不如是，则浊泥之讥，复见于今矣。唐人犹能兼采誉望，至本朝而乃有糊名考校之制。然不如是，则李绛、段文昌之私属，可以复行于今矣。科举不足以得士，而士不得不由科举以进，不然，大名难居，而人心未易厌服也。故我真宗皇帝因李德明之进表，俾其专修本业，戒其捷出他途，非抑其进取也，所以涵养士子之心术也。嗟夫，黄金束帛，上书非不当赏也，而赏不可希；安车玄纁，隐士非不当举也，而举不可倖。傥如王素、种放之高尚而擢之谏省，程颐、尹焞之理学而置之经帷，是固不害其为出于法之外也。今日之士子，或以遗逸举，或以说经进，或上所业，或条便宜，大者得官，次者免解。一艺必庸，群策必举，岂非朝廷之美事也？然未尝不足以振淹留之人，而亦足以开争名竞利之径；未尝不足以得真实之材，而亦足以长凭虚驾伪之风。流弊易生，美意寖失。本无稽古之力，已有车马之谋；本无苦口之言，已望药石之报。注《庄子》者必非郭象之手，条世务者必非常、何之文，朝廷既难于察详，不材者亦得以得意。甚者朝扣天阍，莫干要路，扫门求见而不以为怪，惯道乞字而不以为羞。此其志将以明道耶？抑以谋利耶？将以为吾国耶？抑以为吾身耶？且所贵乎草茅言天下事者，以其出于荣辱得丧之外，所见明而所言公也。傥未言之前，已怀希恩泽之谋，则议政之意，必夺于阿时好之习。是未收得士之效，而问道求谏之意，先壅阏而不通也。臣愚欲望圣慈应士子投进之书，并付侍从、台谏、给舍看详，不足采录者罢之，其有能条陈政事之阙失、发明经传之指意上之，朝廷取旨推赏，仍俾试而后命之，尽革陈乞冒滥之弊。既不失圣朝好士之意，又以养士子廉介之风，其于世教，实非小补。

唐杜正伦知起居注，帝曰：「朕在朝不敢言，必利于民乃出诸口」。正伦曰：「臣职左右陛下，一言失非止损百姓，且笔之书，千载累德」。帝悦。

臣闻人主之言，天下欢忻嚬蹙之判，万世荣华污辱之候也。盖言而不善，易于丧邦；书而不法，何以示后。一言之失，始则天下被其害耳；而国史书之，虽人主亦不免乎后世之议矣。杂霸之言，累宣帝之治也；符谶之言，损光武之德也；卖直取名之言，亏玄宗之明也。枢机之发，固不可不谨也。唐太宗谓言有利于吾民乃出诸口，杜正伦极论其失，且谓非止百姓之祸，抑以贻千载之讥，理有固然，非过论也。以陛下之号令文章，编之《周诰》、《商盘》而无愧也，听舆人之论，岂无足以为白圭之玷者？琐姻之跻膴仕，弊政也，今或命之进拟；弹劾不避权贵，美事也，今或谕之调停。钱神可以排紫闼，虽琐屑之讼，而剖决或烦于圣断；贡物欲以实琼林，虽经常之赋，而宣取或见之指挥。内廷营求恩泽，苟碍条令，则出于特旨；近习凭依威势，苟犯有司，则压以玉音。直士当用而不尽用，则谓其颇涉于大言；小人当去而不尽去，则谓其姑存于事体。大臣，与天子相可否者也，今天子乃与大臣相可否；台谏，与天子争是非者也，今天子乃与台谏争是非。凡若此者，果太宗之所谓利于民者乎？善乎荀悦之言曰：「二史，君举必记」。得失一朝，荣辱千载，果若人言，岂特害当时之政哉，千载之下为圣德之累，亦不细矣。臣愿陛下思道揆之重，念作猷之难，内朝外朝，无所不致其谨。因如纶之义，则知自微之必至于著，明《观》《颐》之象，则知已出之不可复入。号令必使民悦，嚬笑必待有功。内降干求，许所司之执奏；指挥乘快，虑史册之必书。笔之帝纪，使后世以为法，而不以为戒，则天下幸甚。臣职在纪言，故敢以正伦谨言语之说为献，惟陛下留神。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臣闻天地之间，惟感与应：我以此感，彼以此应，断断乎不可易也。盖好善好暴，惟上所使；德风德草，其机如神。民吾赤子，欲生恶死，趋安避危，亦均是心也。弃商农工贾素习之业，而甘心于鸱义之为；以父母妻子仰赖之身，而自陷于怙终之典，岂无所自来哉？臧武仲有言：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良以上行下效谓之风，薰蒸渐渍谓之化，有非重赏所能劝，严刑所能止者。吁，可畏也。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以「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对之。释者谓民化于上，不从其令，从其所好。其发明孔子之意，何其深切著明也。今以邦畿之近地，辄效潢池之弄兵。始则匿身陂湖，继则攘臂市井；始则杀越齐民，继则驱辱官吏。据有榷酤，聚党之具也；袭取舟舰，争疆之渐也。外示恭顺，内实跳梁，以缓捕逐之师；暂焉散群，俄而啸聚，以为苟延之计。大家殊无固志，类多相率而逃生；细民不能自拔，将至相挺而为变。事势如此，通国忧之。而臣以为可忧者，固不专在此也。何者？鱼釜偷生，自知非可久之谋；绣衣遣使，未必无击断之略。无拘文法，宽以安之可也；设格斩捕，严以治之亦可也。特盗平之后，尚有当劳圣虑者耳。凉州可博，吏道多端；南山可移，民怨莫雪。羡馀之进，皆入时多量，出时减尅者也；今或指泛索为定额，而每岁拘催也。田产之献，皆己不能有而以与人者也；今或指民业为官物，而一迁钉矣。是可忧者在近习也。殉货无刑，溪壑不厌，名田无限，阡陌相连。府库之藏，已为厉民以自养也；今乃视公帑如私财，而暗中移易矣。赋税之额，已为重于尧舜之道也；今乃视民财如外府，而百计渔取矣。是可忧者在官吏也。然则欲民之不为盗，其可乎？臣愿陛下深念孔子之训，正风俗之枢机，纳斯民于轨物，知朝廷无过可以杜奸雄，知善人在上可以无幸民，知选用廉吏可以使民自不为盗，则区区癣疥之疾，有不足虑者。不然，汉能平琅琊负固之党，而不能清五侯贪浊乱政之源，卒之山东之地，悉为盗区；隋能破河北数万之众，而不能除郡县刻剥媚上之吏，卒之洛口之粟，亦为盗有。病證虽除，病根犹在，天下纷纷之故，未知所终也。惟陛下亟图利之。

富弼上疏云：「愿陛下待群臣不以同异为喜怒，不以喜怒为用舍（出《三朝名臣言行录》。）」。

臣闻之《传》曰：「君所谓可，臣献其否，此臣子进言之法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此人主听言之法也。夫以人主之尊，托于公卿大夫士民之上，震之以威，压之以重，固无有不摧折者。然将顺之言，若足以快意者，而訑訑之色，易至于拒人。以武帝之欲闻至论，而狄山之敢言，不能不退缩于作色之时；以光武之梦想贤士，而郑兴之直谏，不能不逊辞于诘责之顷。盖鸡鸣风雨之晦，砥柱波涛之冲，此犯天下之至难者也。开纳奖励，犹恐不至；排摈谴斥，所存几何。此富弼之告神宗皇帝以为同异者，喜怒之招也；喜怒者，用舍之决也，人主谨之重之可也。故神庙之待群臣，率用此道。好为异论如司马光，犹追念于引去之后；不附新法如苏轼，复收叙于迁谪之馀。一时诸贤如刘挚、范纯仁、吕公著辈，皆能覆护存全，以为它日之臣。虽神庙之爱惜善类，亦弼之一言有以启之也。陛下天颜和粹，每霁威严；圣度宽弘，乐闻忠谠。矧惟祖宗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陛下恪守家法，罔敢失坠，甚盛德也。夫何一二年间，有论事而予外者，或谓太息之疏，不能免外傅之行；有抗章而丐出者，或谓还笏之谏，不可无归田之请。除官而去言职者，或谓其因论延龄之聚敛，而遂逐司业也；贬秩而烦圣断者，或谓其因疏郑注之奸邪，而谪归东都也。然则弼之所谓以同异为喜怒，以喜怒为用舍者，得无近似之乎？嗟夫，韩休之坚正，异于萧嵩之顺旨，而玄宗任之；李绛之鲠直，异于吉甫之悦媚，而宪宗嘉之。下吏之辱，宣帝常怒夏侯胜，而复俾与朝廷之大议；杀此田舍翁之语，太宗尝怒魏徵，而不失为社稷之良臣。陛下好贤乐善，高出前古，宁肯处汉唐诸君之下乎？不然，峣峣者难全，则虽有君子，亦不肯以抗直贾祸；庸庸者多福，则不待小人，亦皆将以迎合为欺。销刚为柔，毁方为圆，终归于晏婴所谓济水之同而已，有国家者将何便于此？臣愿陛下充容纳之量，忘系累之私。曲学阿世者必显赐黜责，以杜小人之隙；有犯无隐者曲加奖借，以安君子之心。则好恶不作，而皇极之论出矣。臣何幸，身亲见之！

庆历五年，欧阳修言：「有惧敌之色，而无忧敌之心。夫忧之与惧，名近而实殊。忧者深思极虑，而不敢暂忘；惧者临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边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机者，惧敌之意过深矣（出《皇朝编年备要》。）」。

臣闻中国之不能自强，皆由畏敌之意有馀，而患敌之意不足也。盖敌存而惧，通国皆然；先事而忧，常情所忽。有国家者苟能明其政刑，儆其军实，则敌患之。突如其来，却之一谈笑间耳，何惧之有哉？不然，狼风未警，宴然无异于平时；羽书方驰，凛然不能以终日，此谓之惧可也，谓之忧则非也。忧者畏无难，惧者则畏多难而已；忧者思患豫防，惧者则患生而防而已。忧者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惧者则待其将危将乱，而左支右吾之不暇而已。旌旗已蔽于长江，而昭明楼观之役未歇，晋所以平吴也。五牙已指于上流，而临春结绮之乐未艾，隋所以克陈也。忘其所可忧，固有大可惧者存也。欧阳修进言于仁宗，谓忧之与惧，判乎若穹壤之不相为，非强为是区别也。忧者不必惧，惧者未必忧，理势相为也。敌为不顺，荐食上国，荡析我城邑，驱徙我人民。连年犯蜀，几有顺流结筏之谋；方秋入淮，殆用轻骑蹂稼之策。边吏有告急之书，则朝廷旰食；大臣上科琐之奏，则当宁不怡。旧海巢穴，逆将守之，曰齐人将筑薛矣；益昌险要，北军城之，曰晋人戍虎牢矣；襄樊故土，敌帅啖之，曰魏人将复取河南四镇矣。谓之不以外患为忧，不可也。然臣则以为未尝忧者，何也？使今日果以敌为心，则必如汉光武之平群盗，不忘滹沱麦饭之事可也，何为有后宫排当之侈乎？则必如卫文公之遭外患，不忘漕邑野处之难可也，何为有内庭土木之功乎？则必积金帛以图恢复，如我神宗有为之志可也，何为富藏内帑，而供一喜千金之资乎？则必不以手笔废朝政，如我高宗中兴之规可也，何为而出内批，而启斜封墨敕之渐乎？徒闻战舰不葺，真有纸船之讥，马政不修，祗取小驷之衄。楼橹不足以婴矢石，粮运不足以赡樵苏。将帅乏材，无二矛重弓之备；士卒骄惰，有释甲执冰之风。环视四顾，一无可恃，月征日迈，视为故常，殆若置此敌于度外者。故臣敢妄议，以为今日未尝忧敌也，较之欧阳修之说，宁不寒心乎？方仁祖之时，中国尊安，有倚泰山、坐平原之势，以辽人之强大而请盟，以夏人之崛强而纳欸，修之所言，犹且若此。使其复生于今日，又当何如其痛泣流涕乎？惟陛下深念而亟图之，宗社幸甚，生灵幸甚！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为保障乎」？曰：「保障哉」！

臣闻国家之本在州县，州县不可为，则国家无所庇荫矣。自朝廷不思节用而思生财，不思裕民而思足国，桑、孔之流日夜讲明，必欲尽笼州县之利，而略无焚林竭泽之忧。酒税茶盐坊场河渡，凡丝粟之尚遗者，悉夺而归之公上。不特此也，隶总所则总所夺之，隶制府则制府夺之，甚而县镇经常之用，则州郡又从而夺之。或置专官，或遣专使，旁搜妙斡，不夺不餍。彼其驾朱轓、纡墨绶者，万万无毁家纾国之理。环视枵然，抟手无策，惟有夺吾民事育之资，以自逃其责耳。于是贤者化而徇俗，不肖者资以藩身，而生民之祸酷矣。重以地狭人稠，员多阙少，名藩内郡，多处贵游，下邑偏州，亦无近次。不安义者，以谓人寿几何，且或飞赀贵近之门，纳谒依凭之地，既而悖出，必思悖而入以偿之。未及交符，已谋席卷。是何异于脱饿虎于圈槛，而责其不可血人于牙也。呜呼，如之何而使斯民至于此极，而自戕其根本也欤！近者浙右之民相挺为寇盗，至于显书官吏之贪暴。彼亦岂不知自爱其身哉，刍牧之非其人，与其束手以填壑，固不若偷延旦夕之命。厥鉴不远，又当于不见是图可也。昔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而必先为保障之计。吁，何其知言也。惟陛下裁幸。

欧阳修奏：「臣伏见近日赃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谅相继赃污事发，谓凡为边将者，所得一钱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中取其膏血。今乃盗朝廷赏劳外蕃之物。如此用心，岂是爱君忧国、忘身破贼之人？何足爱惜！若律文已重，即乞尽行，更不减法；若旧法尚轻，仍望特加重断（出庆历三年奏疏。）」。

臣闻国之所以为国者，纪纲存焉耳。纪纲不存，而国犹得以自存者，幸也。我朝立国以仁，未尝戮一士大夫，而独于赃吏不贷者，盖以殉货不刑，虽圣王不能以化天下，而况至于误国殄民者乎。仁宗皇帝朝，欧阳修之论边将葛宗古等罪，谓其不可屈法者，不过以偷谩减刻、宴犒外蕃军士之物入己而已。向使毒民而激其偕亡之念，剥军而启其等死之心，盗贼藉以为资，奸雄因之窃发，生灵殒于涂炭，庙堂费于处分，原情定罪，虽杖脊于朝廷，杀之于市井，未为惨也。臣尝窃窥近报，国法几于荡然。债帅之子亲己勘招，而追究或因于迁延；寇盗之榜指言贪刻，而行罚不伤于毫末。尽掩公库之交承，而尚烦对定；累勤合台之请申，而未敢严诛。君子则曰：「姑事含容」。小人无知，至形疑谤。臣不知朝廷当此国步危急之秋，何所顾忌，而不为明正纪纲之地哉？惟陛下留神。

李寻曰：「水为准平。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落脉通；偏党失纲，则涌溢为败（出《前汉·李寻传》。）」。

臣闻盛德在水，于时为冬水者，北方终藏万物者也。至冬而失其性，岂偶然之故哉？六龙南渡，驻跸钱塘，长江蜿蜒，朝宗王所，所以壮京畿之势者，不为无助。迩年以来，屡失故道，或壅而途，或汇而渊，甚者侵齧堤防，荡析庐舍，民之沦胥以沈者，无所哀吁。圣心恻然，乃命司存辇石度材，鸠工简卒，其回狂澜于既倒者，靡有馀力。视溺由己，吾民固有以谅吾君之心矣。今兹水涸石出之时，新堤所筑，俄荡而空。夫以积数月之勤劳，而不能反一汐之冲激，信乎变出于天，非人力所能胜也。李寻谓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厥有旨哉！陛下澄澈心源，寅畏天戒，屏除私请，防滥恩也，固已合于王道矣。然美官好爵，泛及近亲，是隙穴犹未窒也，果尽谓之公正否乎？报罢内司，虑竭泽也，固已合于王道矣。然羡馀供贡，溢入秘藏，是蹊径犹未清也，果尽谓之修明否乎？潢池之忧未释，淮甸之寇方滋，硕人怀在涧之安，宦寺有漏师之渐。阴长阳消，殆难遍举。若是者皆非先王之道，此臣得以妄议水之所以失其性也。继自今真能事为之防，物为之准，隐之于心，必求无一之不合于王道，则天变可回，水性可复矣。不然，偏党失纲，涌溢为败，臣尤不能不为春水将生之虑。惟陛下留神。

武帝初，仲舒上言曰：「秦除井田，民得买卖。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后可善治也（出《前汉·食货志》。）」。

臣闻三代之民所以无甚富甚贫者，以井田之法在也。自秦变为阡陌，而兼并之祸起矣。夫兼并之初，若未见其害也。然贫民既无立锥之地，势必至于聚而为盗，以延旦夕之命，固非三代之民皆好善，而秦之民皆好暴也。井田之制既未易行，而正经界亦一良法也。奈何便于小民者，强宗巨室之所不便，随议而辄废，欲行而遽止。斯民所以不被三代之泽，是岂一朝一夕之故哉。无已，则汉初限田之法犹可行欤。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囷仓星列，奚啻万斯！大则陵轹州县，小则武断闾阎，遂使无赖之徒蚁附蝇集，恃为渊薮，甚非国家之利也。朝廷固尝随官品以定顷亩之限，出于所限者，仍同编户充役。今固未尝过而问之。呜呼，此富者所以日益富，而贫者所以日益贫也。为今之计，莫若申明国朝成法，应有官之家所置田产，不许过于所限之数。廉者欲足此数，固莫能及；贪者既得此数，夫又何求？正不必立为限外充役之说，以纵其兼并之欲也。夫如是，不惟使贪夫知止，而贫民其亦瘳乎。惟陛下裁幸。

高锴连中进士、宏词科，开成元年，权知贡举。帝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胜于前」。郑覃曰：「陛下矫革近制，以正颓俗，而锴乃能为陛下得人（出《唐书》本传。）」。

臣闻词学之选，其难尚矣。非其选之果难也，自夫为士者无家薰户习之素，其能以此试于有司者，盖绝无而仅有也。惟其绝无而仅有也，故司文衡者亦每难其人。迩来南宫竣事，请于科举三场之外，愿试词学者听，玉音俞之，固足以新美天下之士矣。岁当大比，科诏将颁，其为收拾人才之计，尤不容不加之意也。夫明月夜光暗投，则疑高山流水，知音者少，是必有非常之识，而后足以察非常之材。非常之材固不易得，而有非常之识者，又岂多见？臣尝观诸路漕司差官考校，多取具于见任之人，虽假手叨第，徇情拘法，皆取不弃。谬种相传，无有穷已。且识穷彩霓，过眼终迷。有司之明者犹不免，况謏闻寡见之人，而责其求绝类离伦之士，天下固无是理也。唐朝进士得人为盛，郑覃以为知贡举高锴之力。锴中词科者也。今天下郡国固不多高锴，然作新之初，选择而使，亦岂可不为之地？臣愚以为莫若戒谕漕臣，见任官文墨议论不足动人者，权与免差，于寓居中精加遴选，以足其数。庶几命题校艺，皆有原委，则丁度、程琳之徒，将弹冠而相庆矣，罔俾高锴专美有唐。

庆历四年，时西北边事甫定，吴育因上言：「今夏人纳欸，契丹讲盟，朝廷为息肩之计则可，未可恃以为安也（出《仁宗皇帝长编》。）」。

臣闻敌难孔棘，虽庸主不能无惧心；边尘不警，虽明主不能无纵心。唐李翱有言：「大功之后，逸乐易生，乃自昔人主所不免也」。桑田之胜，灭虢之符也；鄢陵之捷，乱晋之媒也。却匈奴七百馀里，亡秦之阶也。天生五材，谁能去兵？非不务于战多隽克也，然治外固难，而自治为尤难；决胜固难，而保胜为尤难。侥倖之不可数得也，祸福之相为倚伏也。魏文侯问李克以吴之亡，顾以数战数胜对。夫数战数胜，岂非国之福哉？胜则骄，骄则纵，纵则其祸不可胜言者矣。仁宗皇帝夏人纳欸西边定矣，契丹讲盟北边定矣，君臣上下宜可歌舞太平矣。吴育上言，谓之未可恃以为安，非虑过也。帝王有大功，所以兴治弭乱，可喜者在是也，可虑者亦在是也。敌人不顺，荐食上国，天心悔祸，眷佑中华。向有顺流结筏之势，今则波涛不警；向有间道斡腹之虞，今则唇齿无恙，谓之西边之定可也。向有轻骑蹂稼之患，今则田野肃清；向有闭城危坐之迫，今则将士贾勇，谓之北边之定可也。驷介百乘，献克楚之俘；先路三命，行伐齐之赏。洗积年退怯之习，成不世奇伟之功，孰不为我国家贺也？然淮西既剪，非无削平僣乱之效，而聚敛之事起。今其可不如仁祖之出内帑而助国用乎？吴会既平，非无一统海内之绩，而后宫之宠章。今其可不如仁祖之戒嫔御以勿通馈遗乎？吐蕃屡败，边功非不可书也，而监门骠骑之祸作。则严内臣选用之法，其可不如仁祖之振朝纲乎？汉南远遁，国耻非不可雪也，而柏梁、建章之役兴。则省宫掖浮侈之费，其可不如仁祖之爱民力乎？矧惟西征虽捷，而彭亡中夜之痛方深；江右虽安，而春燕巢木之惨可念。姚襄小败，而其强自若；魏人敛戌，而佗日复来，又未可与仁祖之时并论也。今未为安，而遽恃以为安，可乎？厝火积薪，难乎安寝；大寒索裘，后时噬脐。则及閒暇而明其政刑，申儆军实，而于胜之不保。大臣以勿恃不来为政事，将帅以常如寇至为规模，庶乎今日之可喜，不至为异日之大可忧，社稷之利也，生民之幸也！不然，敌存而惧，敌去而舞，臣未知其所终也。陛下留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