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云：「位不期骄，禄不期侈」。言贵则不期于骄而骄，富则不期于侈而侈。惟是平居常存恭钦之心，自然虽贵极而不骄；常持谨戒之心，自然虽富极而不侈。故王通常称周公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孟轲亦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盖骄则心无所忌惮，故多侮人；侈则奉己常不足，故多夺人。为德之累，将孰大焉。昔帝舜谓禹曰：「克勤于邦，克勤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太子恭俭之德固出于天性，要之，如前古圣贤相告戒之语，常当不忘，所以养德。

荀卿曰：「学者以圣王为师」。扬雄曰：「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自古帝王，其初未尝不务学，而其臣亦未尝不劝之学，然多诵习古人之糟粕而已，未必直以圣王为师。盖其心以谓圣人之事，须是生知，非学可到，此最不可。善学必以圣人为之则，犹之射焉，必立之的也。虽其力之有至有不至，要之，无的则无以为准。圣人固未易到，然舍圣将何所学乎？学而不以作圣为期，非大学之道也。孟轲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况曰：「涂之人可以为禹」。又况天纵之资，本与人异，自圣人以下事，不须学也。

《书》称文王、武王「出入起居，罔有不钦」，盖君子之养其德，常使暴慢邪僻之气不摄于身体。况为人上者，语默动静系天下之观感，可少忽乎？唐褚遂良修起居注，太宗问曰：「朕有不善，卿亦当记之乎」？遂良曰：「使臣不书，天下之人亦有以记之」。盖欲以善恶之名动太宗也。此对固善，然徒使人主惟名之恤耳，未广也。君子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故君子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史官不记，天下之人复不记，而其应违如此，言行之枢机，可以不谨乎哉？

凡观圣人之书，当极其旨意之所到，乃方有益。若但据其句语所及而不加思焉，则非善学。且如《颐》卦言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其义亦大矣。而其象止曰：「君子以谨言语，节饮食」。夫谨言语所以养德，节饮食所以养体，亦莫非养也，然不可认以为养止于此。何则？事之至近而所系至大者，亦莫过言语饮食。在身为言语，于天下则凡命令政教出于己者皆是也，谨之则当理而无失；在身为饮食，于天下则凡货资财用仰于己者皆是也，节之则适宜而无伤。推养之道，莫不然也，可以不深思乎？

昔人有城北徐公者，齐国之美者也。有邹忌者亦美，一日衣冠谓其妻曰：「我孰与徐公美」？其妻若妾皆曰：「君美甚」。旦日以问客，客亦曰：「徐公弗如也」。及见徐公，熟视之，自以为弗如。取鉴而窥之，弗如远甚。明日入朝，告于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宾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是观之，王之蔽甚矣」！于是威王善其言，设三赏以求谏。夫为人上者，不患乎人之不己从，独患乎善之莫我告耳。《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又曰：「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盖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以为善。大舜之所为也，可不法诸？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修身之道，亦须多识古人言行之实，察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观其用，默而识之，乃所以畜成己之德也。然前言往行固多不同，惟当求识其大者而已。故以畜其德，是谓大德。何则？德有小有大，若矜小廉，行小道，运小才，效小智，则其见于事业亦不能大。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盖有所谓君子之大道，畜之于己，则为大德，以智则为大智，以勇则为大勇，以仁则为大仁，以义则为大义，藏之于身则为大器，措之于事则为大业，夫何小者之足道哉！今太子养德，亦在养其大者耳。德成其大，则天下之能事毕矣。

尝考《易》卦，损上益下谓之《益》，损下益上谓之《损》。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孔子尝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则是上可损而下不可以不益也。故世徒知益己之为益，而不知损己者乃所以自益，故益未可得也，而损莫甚焉，亦未尝思圣人设卦之意故也。

《易》六十四卦，惟《谦》一卦为最吉。其卦曰：「谦，亨，君子有终，吉」。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故他卦亦有不言凶者，然未尝全无悔吝。至于《谦》则言吉，言有终，言无不利而已。以此知谦之为德，如是其美且大也。

昔或人问文武于扬雄，雄对以训与克，曰：「事得其序之谓训，胜己之私之谓克」。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三纲五常，人之文也。人之文亦犹天之文，各循其自然之理而不逆乱。所谓训也，岂非文之至乎！若焕乎其有文章之类，事得其序者也。若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之类，事失其序者也，此甚易晓。乃若论武必曰胜己之私，何故？盖用武而怀己之私，是争利而已，非圣人之所谓武也。唯圣人平居之心，出怒不怒之表，而其或怒也，盖出于不怒，故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有如武王，后世言武者必稽焉，以其无所私于己也，顺乎天而应乎人而已，故为武之至。乃若后世，如汉议伐匈奴，行人王恢以为可击者再三，御史大夫韩安国以为不可击者亦再三，而孝武卒用恢言，劳民动众，以至于悔。夫安国之言岂不甚明，而孝武不能用者无他，贪利之心不能自胜故也。然则若汉武之所谓武与武王之所谓武，可同日论哉？扬雄之言，君子以为尽文武之道也。

尝谓有治君无治臣，昔晋文侯问于叔向曰：「桓公九合诸侯，一正天下，其君之力乎，抑臣之力乎」？叔向譬以剜割削缝绝缘之事，实管仲、隰朋、宾胥无为之，桓公知衣而已。师旷以为不然，请譬之以五味，断割煎熬齐和之事，管仲之徒实能之。羹以熟矣，奉而进之，而君不食，谁能强之？盖师旷之言则是也。唐太宗亦尝谓侍臣曰：「自古或君乱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乱，二者孰愈」？魏郑公对曰：「君治则善恶赏罚当，臣安得而乱之？苟为不治，纵暴愎谏，虽有良臣，将安所施」？盖郑公之言则是也。由是观之，昔晁错有三王臣主俱贤之说，此固君臣相资之道，不可偏废，然天下未尝无贤，而圣明之主不世出，故有三王之君而后有三王之臣，亦安得而齐功并论哉？故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而继之以一言之得失，或几乎可以兴丧其邦」。则独主君而言之，抑亦见为君之犹难，而千载或一遇也。

脩身之道，不可不知所本。正心诚意，修身之本也。意诚心正矣，天下国家即此可为也。是故古人言，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则继之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诚而已矣，正心诚意之谓也。意诚心正，则天下之能事毕矣。昔孟轲言禹、稷、颜回同道。夫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国家，本之正心诚意。颜子之正心诚意，推之可以为天下国家，其实一道也。欲明此理，当熟读《中庸》，深究其义。

昔孟轲善论王道，每曰「保民而王」，故常欲时君世主省徭役，薄赋歛，以休息安养之。夫岂区区以是为可以结民心、沽民誉而为之哉？盖谓君以民为体，邦以民为本，得失安危之理实在是也。魏文侯尝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其明年，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大夫毕贺，文侯曰：「此非所以贺我也，譬无异夫路人反裘而负刍也。将爱其毛，不知里尽毛无所恃也。今吾田不加广，士民不加众，而钱十倍，必取之士民也。吾闻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贺我也」。若文侯者，庶几悟先王薄歛之意。唐太宗尝诏群臣论事，魏郑公以为：陛下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其间一条以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太宗深加奖叹，已而列诸屏障，朝夕瞻仰。若太宗者，庶几悟先王轻徭之意。呜呼！苛政猛于虎，重歛毒于蛇，古人之所深戒，安有蛇虎其政而民有不叛者乎？

正心诚意有道，亦在于择善而固执之耳。何谓善？中是已。何谓中？吾心以为然者是已。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以中者性所有也。人惟迁于物以汩其天性，故中者亡焉。非亡也，反而求之，亡者斯存。故正者中也，偏则失之；公者中也，私则失之；无心者中也，有心则失之。惟心无适莫，惟善之从，则不期中而终矣。是天下之大本也，自古帝王为天下国家之大要也。故尧授舜，舜授禹，皆以「允执厥中」为言，考之《书》及《论语》可见也。

《书》曰：「惟天生聪明时乂」。又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又曰：「视远惟明，听德惟聪」。又曰：「无作聪明乱旧章」。夫人君居亿兆之上，岂可无人之聪明？其曰「天生」，则言其自然之德也。故所谓聪明，宪天而已。宪天之聪明，则任理而不任情。如任情以为聪明，则一人之耳目岂足以胜天下之众多乎？何谓任理？视远、听德是也。视远而不任察，听德而不任事，则聪明无所作，而亦莫之能蔽矣，非聪明之至乎？且如人之听讼，必欲揣知其情状是非以为聪，臆度亦或时中，要非任理。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人君如不听德无事，即揣知其情状是非，虽屡中亦小矣，非人君之道也。

《书》曰：「永底烝民之生」。夫民固自有生养之道，惟上之人无乱政以扰之，使之各安其生，各遂其养，则所以底民之生至矣。如帝者之民，耕田食，凿井饮，谓帝力何有于我，是也。若重歛数役以困苦之，又为姑息之政以慰悦之，天下始不安其生矣。昔齐桓公出见父老，赐之食，曰：「愿遗天下食」。赐之衣，曰：「愿遗天下衣」。公曰：「吾府库有限，焉得而给诸」？父老曰：「不夺民耕则有食，不夺民蚕则有衣」。唐太宗尝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钦长，妇钦夫，则皆贵矣。轻徭薄赋，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如太宗之言，庶几知君人之道矣。

为善之道，必以诚为主。古人云「为善无近名」，恶其或不出于诚也。昔尧土阶茅茨，大禹卑宫菲食，史以垂训万世。若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可谓似矣，而世不以为然者，诚不素著故也。故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钦于民，而民钦之。商人作謺，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懿之心以涖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故为善要足以动化天下，亦在乎诚而已矣。《诗》言文王之圣，方施政焉，而在位者皆化，则亦非政之力，诚之至则然也。若言政而不及于诚化，非圣人之所谓政也。

《书》曰：「惟汝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夫圣人以天下为度，务在与人为善，而未尝自有其善，是故谦冲退托以尽下之情，将以来天下之善而合并以为公者也。后世不明此道，如唐太宗尝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退而上书，以为：「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以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而与群臣校功争能，窃为陛下不取」。盖太宗初未之思大舜之取人以为大也。大抵人主不当与臣下争善能。如晋宋间，人主不知务学，为人君之所为，至与臣下争作诗写字，故鲍照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笔书以避祸。悲夫！一至于此。汉文帝言：「文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乃不及」。此非独无损于文帝，乃所以为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文帝胜贾生论》，此非独求胜其臣，乃与异代之臣争善，其无君人之度甚矣！

为人上之道，最在于所好尚。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盖上之所好尚，初若甚微，而天下化之，其末流有至于不可禁遏者。故古人尝谓：「失于此者毫釐，而加于彼者寻丈」。言上下之势，其顺如此。谚有之曰：「长安好高髻，四方高一尺。长安好广眉，四方且半额。长安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故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此特好尚之末，犹不足道。若清虚盛而晋乱，斋戒修而梁亡，可不戒哉，可不谨哉！

《记》曰：「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言事不素习则不可以径为。工技且尚如此，而况君子之精于道乎！道之所在，不思则不得，不行则不至。故《记》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然则如之何？亦在精思之，力行之，若《书》所谓「允怀于兹」，则道积于厥躬矣。终始典于学，则厥德修罔觉矣。故《记》亦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昔者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夫一言之得失，或可以兴丧其邦，乃独在于知为君之难与夫乐于莫违。是故古之人兢兢业业，上谨难谌之天命，下畏难保之小民，每舍己以从人，而不敢阻威以自肆，诚以言及于此，犹或可以兴丧其邦。审遂行之，则足以兴丧其邦必矣。故唐太宗尝论为君之难也，以为：「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口辨，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观唐太宗此言，贞观之治，岂无自然哉？昔宋昭公出亡，至于鄙，喟然叹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发政举吏，无不曰吾圣者；侍御数百，被服以立，无不曰吾君丽者。内外不闻吾过，是以至此」。此又莫之违则足以丧其邦之验也，可不戒哉！

古人有言，君子处其厚，不处其薄。盖墙薄则亟坏，缯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事物之理，莫不贱薄而贵厚。故陶朱公之璧，色相如也，径相如也，而其一千金，其一五百金者，侧而视之，千金者其厚倍耳。德之在人，独不以厚为贵乎？是以君子之秉其德，临下则以简，御众则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是君子之用心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