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臣切见北虏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武艺军装，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虽据即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猝。今者河朔沿边诸军，未尝出征，终年坐食，理合富强。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仪、孙敏行亲入诸营，按视曲折，审知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坏，不庇风雨。体问其故，盖是将校不肃，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将校既先违法不公，则军政无缘修举，所以军人例皆饮博逾滥。三事不止，虽是禁军不免寒饿，既轻犯法，动辄逃亡，此岂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渐次申严军法，逃军盗贼已觉衰少，年岁之间，庶革此风。然臣窃谓沿边禁军缓急终不可用，何也？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臣若严加训练，昼夜勤习，驰骤坐作，使耐辛苦，则此声先驰，北虏疑畏，或致生事。臣观祖宗以来沿边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壮国威而消敌谋，盖所谓先声后实、形格势禁之道耳。若进取深入，交锋两阵，犹当杂用禁旅，至于平日保境备禦小寇，即须专用极边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论也。晁错与汉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其一曰徙远方以实广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实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馀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缉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虏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有紧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虏甚畏之。体问得元丰二年，北界群贼一火，约二十馀人，在两界首不住打劫为患，久不败获。有北平军大悲村本社头目冉万、冉升及长行冉捷等，部领社人，与北贼斗敌，赶趁捉杀，直至北界地名北当山峪内，被冉万射中贼头徐德，冉捷赶上，斫获首级，并冉升亦斫到第二贼头贾贵。本路保明申奏朝廷，并已于班行内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户骁勇敢战，缓急可用。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庞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损其约束赏罚，奏得仁宗皇帝圣旨，见今具存。昨于熙宁六年行保甲法，准当年十二月四日圣旨，强壮弓箭社并行废罢。又至熙宁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书劄子，圣旨，应两地供输人户，除元有弓箭社强壮并义勇之类，并依旧存留外，更不编排保甲。看详上件两次圣旨，除两地供输村分方许依旧置弓箭社，其馀并合废罢。虽有上件指挥，公私相承，元不废罢。只是令弓箭社两丁以上人户兼充保甲，以致逐捕本界及化外盗贼，并皆驱使弓箭社人户，向前用命捉杀。见今州县委实全藉此等寅夜防托，显见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劳费失业。今虽名目具存，责其实用，不逮往日。臣窃谓陕西、河东弓箭手，官给良田以备甲马。今河朔沿边弓箭社，皆是人户祖业田产，官无丝毫之给，而捐躯捍边，器甲鞍马，与陕西、河东无异，苦乐相辽，未尽其用。近日霸州文安县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贼惊劫人户，捕盗官吏拱手相视，无如之何，以验禁军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尽力，则北贼岂敢轻犯边寨，如入无人之境。臣已戒饬本路将吏，申严赏罚，加意拊循其人去讫，辄复拾用庞籍旧奏约束，稍加增损，别立条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惩劝。今已密切取会到本路极边州定、保两州，安肃、广信、顺安三军，边面七县一寨，内管自来团结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为可行，立法之后，更敕将吏常加拊循，使三万馀人分番昼夜巡逻，盗边小寇，来即擒获，不至忸怵以生戎心，而事皆循旧，无所改作，虏不疑畏，无由生事。有利无害，较然可见。谨具所乞立法事件，画一如左。

一、看详嘉祐四年庞籍起请已获朝旨事件除见可施行外，有当时事体与今来稍有不同，须至少有增损。今参详到下项弓箭社人户，但系久来团结地分，并依见今已行体例，不拘物产高下，丁口众寡，并每户选择强壮一丁，充弓箭手。

〔贴黄〕所谓军政不修，皆有实状，不敢一一奏闻。

〔又贴黄〕所有庞籍奏得圣旨，已具录缴连在前。

〔又贴黄〕前项所奏元丰二年冉万等捉杀北贼，系熙宁六年朝旨废罢后，兼冉万等不系两地供输，是合行废罢地分人户。

〔又贴黄〕高强人户，与下等各出一丁，虽似不均，缘行之已久，下等人户无词，乞且一切仍旧。若上户添差人数，即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缘保甲法，虽上户亦止一丁，所以今来不敢增损。每社置社长、社副录事各一名为头目，并选有物力或好人材事艺众所推服者，方得差补。农事馀暇，委头目常切提举阅习武艺，务令精熟齐整，如无盗贼，非时不得勾集。每社及百人以上，选少壮者三人，不满百人者选二人，不满五十人者选一人，充急脚子，并轮番一月一替，专令探报盗贼。如探报不实，及稽留后时有误捕捉者，并申官乞行严断。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盗贼，并须声鼓勾集。若寻常社内声鼓不到者，每次罚钱一百。如社内一两村共为一火，地理稍远，不闻鼓声去处，即火急差急脚子勾唤。若强盗入村，鼓声勾唤不到，及到而不入贼者，并罚钱三贯。如三经罚钱一百，一经罚钱三贯，而各再犯者，并送所属严断。如能捉获强盗一名，除依条支赏外，更支钱二十贯。如两次捉获依前支赏外，仍与免户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无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钱十贯折充。如获窃盗一名，除依条支赏外，更支钱二贯。以上钱，用社内罚钱充，如不足，并社众均备。逐社各人，置弓一张、箭三十只、刀一口。内单丁及贫不及办者，许置鎗及杆棒一条。内一件不足者，罚钱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虽有而不精，并罚钱二百。若全然不置者，即申送所属，乞行勘断。逐社每夜轮差一十人，于地分内往来巡觑，仍本县每季给历一道，委本社头目抄上当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罚钱二百。如本地分失贼，其当巡人委本社监勒依条限捕捉。限满不获，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给历，除每季纳换及知佐下乡因便点检外，不得非时取索。弓箭社人户，遇出入经宿以上，须告报本社头目及邻近同保之人，违者罚钱三百文。社内遇捉杀贼盗，因斗致死，除依条官给绢外，更给钱一十贯付其家，被伤重者减半，并以系省钱充。社内所纳罚钱，令社长等同共封记主管，须遇社会合行酬赏者，方得对众支给破使，即不得衷私别作支用。社内遇丰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会，因便点集器械，非时不得乱有纠集搔扰。

已上并是庞籍起请已获朝旨事件。自熙宁六年圣旨废罢，后来民间依旧衷私施行，今参详增损修定。

一、弓箭社人户，为与强虏为邻，各自守护骨肉坟墓，晓夜不住巡逻探伺。以此巡检县尉，全藉此人为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内有本社弓箭人户见系保甲人数者，即须勾上一月教阅。其称捕盗，官司不敢放心，以致化外贼盗，既知逐社人户勾上，村堡空虚，即皆生心窥伺，公私忧恐。又人户勾集弥月，诸般费用不少，深为患苦。臣窃谓保甲人户，每年冬教，本为恐其因循，式艺生疏，缓急难用。今来弓箭社人户既处边塞，与北人气俗相似，以战斗为生，寝食起居，不释弓马，出入守望，常带器械，其势无由生疏。欲乞应弓箭人户，今后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显无妨碍。而使人户稍免无益之费，专心守禦，又免教集之月，村堡空虚以生戎心，公私安枕，为利不浅。其减罢保正长，并却令充本社守阙头目。

一、弓箭社人户，既任透漏失贼之责，动辄罚钱科罪及均出赏钱，显见与其馀人户苦乐不同，理合稍加优异。欲乞应弓箭社人户，并免两税折变科配。今已取会到本路州、军所免折科钱物数目，比之和买价例，每岁剩费钱七千九百九十八贯五十六文，所获精锐可用民兵三万馀人，费小利大，可行无疑。

一、弓箭社头目，并是乡村有物力心胆之人，责以齐众保境，亦须别加旌劝。欲乞立定年限，每勾当及三年，如无透漏及私罪情重者，委本县令佐及捕盗官保明申安抚司给与公据，公罪杖以下听赎。又及三年无上件过犯，仍与保明给公据，与免本户差徭。内别有功劳者，委自安抚司相度。如委是卓然显效，虽未及上件年限，亦与比类施行。若更有大段劳绩，难以常格论赏者，即委自本司奏乞录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系人户私下情愿，自相团结。皆是缘边之人众共相约要害防托之处，行之已久，北虏不疑。所以庞籍奏请，并是因旧略加约束。今来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团结去处，永远只以今来所管五百八十八村为定。所贵事事循旧，不至张皇生事。如本地分内人户分烟析生，即各据户眼定差，或外来人户典买到本社田地，亦许收入差充弓箭社户。若两处有田产者，不得缘此带免别处折变，委所属官司常切觉察。

〔贴黄〕保甲法，须是主户两丁以上方始差充，其弓箭社一丁以上并差即无。已充保甲而不充弓箭社人户者，今来所乞本社内人户，更不充保甲，只是减罢重叠虚名，即非幸免。

〔又贴黄〕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内有八十九村系两地供输人户。勘会上件人户，元是有些小虚名，税赋自来北界差人过来，计会本县收众户抱脚供输，其人户并是一心捍边可信之人。切虑朝廷欲知其实。

一、今来既立法整齐弓箭社人户及免冬教，即须委自安抚司逐时差官按视，内有武艺胆力出众之人，即须与例物激赏，不惟使人户竞劝，亦所以致朝廷及将帅恩意，缓急易为驱使。今来会到辖下两州三军弓箭社人户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赏，合用钱一千五百八十二贯七百八十八文。今来既免冬教，即保甲司却合出备上件钱数与安抚司，为上件激赏之用。但人数既多，上件钱数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贯。除上件钱数外，其馀并以本路回易库见在钱贴支。

右谨件如前。臣窃见西山之下，定、保之间，山开川平，无陂塘之险，澶渊之役，虏自是入寇。见今本路只有战兵二万五千九百馀人，分屯八州、军，若有警急，尚不足于守，而况战乎？论者或以保甲之众缓急可恃。臣窃谓保甲皆齐民也，集教止是一月，武艺无缘精熟，又平时无丝毫之利有得于官，每岁所获，按赏例物，不偿集教一月之费，一旦驱之于战守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户所处皆必争之地，世世相传，结发与虏战。若朝廷许依臣所乞，少有以优异其人，既免折科，间复赎罪免役，岁以五十缗赏其尤异者，深致朝廷将帅恩意，则此三万馀人，真久远可恃者也。今录白到嘉祐四年庞籍奏获圣旨事件，兼取会到本路两州三军弓箭社火人数，及免折科每年和买费用钱数，并免冬教所省按赏例物数目，缴连在前，仍画到地图一面，帖出接连边面及逐社住坐去处随状进呈。伏望圣慈详酌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所乞免折科却行和买剩费钱七千九百九十八贯五十六文，所乞以回易库钱贴支保甲，按赏钱为五千贯，令安抚司支用计费钱三千四百一十七贯二百一十二文，共计钱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五贯二百六十八文。所乞至微，恐不赡于用，未足以起士气，但臣不敢多乞耳。若朝廷深念北边事大，此三万馀人，久远必大段得力，更赐擘画钱物应副成就，或于近里州、军趱那宽剩免役六色钱，与本路被边州、军添雇诸色役人。其弓箭社人户，并与免役。则人情翕然归戴，愿效死而不可得矣。更乞朝廷详酌。又今来所乞事件，先已密切下本路近地州、军官吏，相度利害，寻皆供到有利无害，经久可行，保明文状在本司讫。

夫言有大而非誇，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趋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侥倖一切之功，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秦以是丧天下，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由此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错不足道也，而谊亦为之，余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众人乎！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馀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馀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馀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欧阳子没十有馀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乃次而论之曰：「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欧阳子讳修，字永叔。既老，自谓六一居士云。

余闻之，德行兴贤，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选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来，莫如吾宋之盛。始于乡举，率用韦、平之一经；终于廷策，庶几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实惟孝秀之渊。元丰元年，三郡之士皆举于徐。九月辛丑晦，会于黄楼，修旧事也。庭实旅百，贡先前列之龟；工歌拜三，义取食苹之鹿。是日也，天高气清，水落石出，仰观四山之晻暖，俯听二洪之怒号，眷焉顾之，有足乐者。于是讲废礼，放郑声，部刺史劝驾，乡先生在位，群贤毕集，逸民来会，以谓古者于旅也语，而君子会友以文，爰赋笔札，以侑樽俎。载色载笑，有同于泮水；一觞一咏，无愧于山阴。真礼义之遗风，而太平之盛节也。大夫庶士，不鄙谓余，属为斯文，以举是礼。余以嘉祐之初，以进士入官，偶俪之文，畴昔所上。扬雄虽悔于少作，钟仪敢废于南音。贻诸故人，必不我诮也。

汉黄门郎扬雄作《酒箴》，以讽谏成帝。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譬之于物，曰：「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眉。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纆徽。一旦󱅚碍，为瓽所轠。身提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如大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常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或曰，柳子厚《瓶赋》拾《酒箴》而作，非也。子云本以讽谏设问以见意耳，当复有答酒客语，而陈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盖补亡耳。然子云论屈原、伍子胥、晁错之流，皆以不智讥之；而子厚以瓶为智，几于信道知命者，子云不及也。子云临忧患，颠倒失据，而子厚尤不足观，二人当有愧于斯文也耶！元祐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河东先生集》附录。）。

二人：原缺，据右引补。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不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茍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以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所，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不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郑太子华言于齐桓公，请去三族而以郑为内臣。公将许之。管仲不可。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率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公辞子华，郑伯乃受盟。

苏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辞子华之请，而不违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齐可以王矣。恨其不学道，不自诚意正身以刑其国，使家有三归之病，而国有六嬖之祸，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盖过矣。吾读《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为万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为万世戒。故具论之。太公之治齐也，举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诵之，齐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齐也，齐懿氏卜之，皆知其当有齐国。篡弑之疑，盖萃于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废之，乃欲以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谓楚成王知晋之必霸，而不杀重耳。汉高祖知东南之必乱，而不杀吴王濞。晋武帝闻齐王攸之言，而不杀刘元海，苻坚信王猛，而不杀慕容垂。唐明皇用张九龄，而不杀安禄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论者，则以谓此七人者，皆失于不杀以启乱。吾以谓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败亡，非不杀之过也。齐景公不烦刑重赋，虽有田氏，齐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虽有晋文公，兵不败。汉景帝不害吴太子，不用晁错，虽有吴王濞，无自发。晋武帝不立孝惠，虽有刘元海，不能乱。苻坚不贪江左，虽有慕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杨国忠，虽有安禄山，亦何能为。秦之由余，汉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浑瑊之流，皆蕃种也，何负于中国哉，而独杀元海、禄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则元海、禄山，死有馀罪，自当时言之，则不免为杀无罪。岂有天子杀无罪，而不得罪于天下者？上失其道，涂之人皆敌国也。天下豪奸，其可胜既乎！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晋景帝亦以名重而杀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律光。唐太宗以谶而杀李君羡。武后亦以谣言而杀裴炎。世皆以为非也。此八人者，当时之虑，岂非忧国备乱，与忧元海、禄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败为是非也。故凡嗜杀人者，必以邓侯不杀楚子为口实。以邓之微，无故杀大国之君，使楚人举国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谓为天下如养生，忧国备乱如服药。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在已病之后。今吾忧寒疾而先服乌喙，忧热疾而先服甘遂，则病未作而药已杀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药者也。

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盖有以一言而兴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辍者。一言而兴邦，不以为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辍，不以为多而损之一辞。古之言者，尽意而不求于言，信己而不役于人。三代之衰，学校废缺，圣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犹贤于后世者，士未知有科举之利。故战国之际，其言语文章，虽不能尽通于圣人，而皆卓然近于可用，出于其意之所谓诚然者。自汉以来，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务射策决科之学，其言虽不叛于圣人，而皆泛滥于辞章，不适于用。臣尝以为晁、董、公孙之流，皆有科举之累，故言有浮于其意，而意有不尽于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于极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绳之以法度，考之于有司，臣愚不肖，诚恐天下之士，不获自尽。故尝深思极虑，率其意之所欲言者为二十五篇，曰略、曰别、曰断，虽无足取者，而臣之区区，以为自始而行之，以次至于终篇，既明其略而治其别，然后断之于终，庶几有益于当世。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当其处而不相乱，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后天子得优游无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国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扰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责成，使西北不过为未诛之寇，则中国固吾之中国，而安有不可为哉，于此之时，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请言当今之势。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当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从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从而尤其法。法之变未有已也，如此，则虽至于覆败，死亡相继而不悟，岂足怪哉。昔者汉兴，因秦以为治，刑法峻急，礼义消亡，天下荡然，恐后世无所执守，故贾谊、董仲舒咨嗟叹息，以立法更制为事。后世见二子之论，以为圣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变改，以惑乱世主。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国家法令凡几变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议，患天下之士，其进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为之法，曰中年而举，取旧数之半，而复明经之科。患天下之吏，无功而迁，取高位而不让也，故为之法，曰当迁者有司以闻，而自陈者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实非大有益也。而议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窃以为过矣。夫法之于人，犹五声六律之于乐也。法之不能无奸，犹五声六律之不能无淫乐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于人，茍不至于害人，而不可彊去者，皆不变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与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尽其心，其失一也。古之兴王，二人而已。汤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与之，而后伊、吕得捐其一身以经营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无后患，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行。其所欲用，虽其亲爱可也；其所欲诛，虽其雠隙可也。使其心无所顾忌，故能尽其才而责其成功。及至后世之君，始用区区之小数以绳天下之豪俊，故虽有国士，而莫为之用。夫贤人君子之欲有所树立，以昭著不朽于后世者，甚于人君，顾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夺，祗以速天下之乱耳，晁错之事，断可见矣。夫奋不顾一时之祸，决然徒欲以身试人主之威者，亦以其所挟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与有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后发，茍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测，而示其可信，则彼孰从而发哉！庆历中，天子急于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远虑而未有所发也，虽天子亦迟之。至其一旦发愤，条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举朝喧哗，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势，而欲纳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矫拂于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独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肃，茍且偷安而不知长久之计。臣以为宜如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恶，而谗人之所由兴也。是故先主拒关、张之间，而后孔明得以尽其才；苻坚斩樊世，逐仇腾，黜席宝，而后王猛得以毕其功。夫天下未尝无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须甚急，而相合甚难者，独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测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铿然明告执政之臣所以欲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内为之信，然后敢有所发于外而不顾。不然，虽得贤人千万，一日百变法，天下益不可治。岁复一岁，而终无以大慰天下之望，岂不亦甚可惜哉！

张仪欺楚王以商于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与儿戏无异。天下莫不疾张子之诈，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岂足道哉。而张子又非楚之臣，为秦谋耳，何足深过。若后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举安，四夷毕服，礼乐兴而刑罚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无丝毫之获。岂惟无获，其所丧已不可胜言矣。则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张仪之事楚。因读《晁错传》，书此。

汉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习所见以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罢肉刑与参夷之诛，景帝复孥戮晁错，武帝暴戾有增无损，宣帝治尚严，因武帝之旧。至王嘉为相，始轻减法律，遂至东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记其事，事见《梁统传》，固可谓疏略矣。嘉，贤相也。轻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记乎？统乃言高、惠、文、景、武、宣以重法兴，哀、平以轻法衰，因上言乞增重法律，赖当时不从其议。此如人少年时，不节酒色而安，老后虽节而病，便谓酒色可以延年，可乎？统亦东京名臣，然一出此言，遂获罪于天。其子松、竦皆死非命，冀卒灭族。呜呼悲夫，戒哉！疏而不漏，可不惧乎？

庾亮召苏峻。孔坦与陶回共说王导：「及峻未至，宜急断阜陵之界，守江西当利诸口，彼少我众，一战决矣。若峻未来，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夺人之心」。导然之。亮以为峻若径来，是袭朝廷虚也。不从。及峻将至，回又说亮：「峻知石头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阳南道步来。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战而擒」。亮又不从。事见二人传。峻果由小丹阳，经秣陵，迷失道。逢郡人，执以为向导，夜行无部分。亮闻之，深悔。吾以谓召峻固失计。然若从二人言，犹不至覆国几于灭亡也。晁错削七国，大类此。亚夫犹能速驰，行入梁楚之郊，故汉不败。吾尝谓晁错能容忍七国，待事发而发，固上策。若不能忍决欲发者，自可召王濞入朝，仍发大兵随之。吴若不朝，便可进讨，则疾雷不及掩耳。吴破，则诸侯服矣，又当独罪状吴而不及馀国。如李文饶辅车之诏，或分遣使者发其兵，诸国虽疑，亦不能一旦合从俱反也。错知吴必反，不先未削为反备，既反而后调兵食，又一旦而削七国，以合诸侯之交，此妄庸人也（《苏文忠公全集》卷六五。又见《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唐宋名贤确论》卷六。）。

能：原缺，据右引补。

臣窃闻《春秋传》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是知先王之治天下，其待中国与四夷，其道固异。何则？夷狄天性桀骜，恃远负险，中国弱则先叛，强则后服，专以恩养，则倔强难制，其势使然也。臣切观自陛下临御以来，惩前日边臣拓地邀赏之弊，而大臣采宋璟不赏边功之说，务以息兵养民为事，德意可谓至渥矣。然自朝廷纳西夏贡，使赍册报弊，复与岁赐，恩礼不为不厚，而戎人骄恣傲然，无柔服之意，遣使请地，邀求无已。乃知非恩之不至，待之不重，其弊在于姑息之太过耳。臣闻威过则怨，恩过则骄。怨则怀必死之心，骄则有无厌之求。昔先王之御夷狄，知威之不可独立，故假惠以济威；知惠之不可独行，故须威以行惠。然后夷狄且怀且畏，无怨望轻侮之心。今戎人之情，骄傲已见，大臣务以息兵省事为意，前日遽弃沿边四寨，以塞其请，而戎心无厌，邀请益甚，不知大臣为陛下计将与之乎？将拒之乎？与之则地日蹙而威日削，适足以增其骄淩之气，终不使之屈慑柔服以听命令。汉晁错明于边事，尝曰：「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也」。又况遗以土地以骄其气乎。臣闻兵以诛骄暴，骄暴去则无所用兵；政以治事，事息则无所用政。骄暴未去而遽寝兵，事未治而欲事无，是为畏事茍安之计，其极必至于用兵多事，劳弊内外而后已。昔汉因循以成七国之祸，唐厌兵以成藩镇之彊，此前事已然之验也。戎夷之情，臣虽不能知，边陲之事，臣虽未尝习，然士大夫自塞徼守官罢归京师者访闻非一，皆如臣言。又以古验今，戎夷之情，宜不相远。故臣敢为陛下反覆陈之。臣愿陛下诏敕大臣，虚怀访问塞上罢官与知边事之臣，参伍稽考，当得其实，则羌人万里之情可以坐见矣。臣闻练兵、选将、积粟三者，禦边之急务；厚赏重禄，劝士之要术。元祐初，朝廷尝敕边郡为五年之蓄，不知今日之积其数几何？不可以不预计也。夫犯彊敌、冒白刃，士卒不顾死者，利厚赏也。前日薄首级之赏，务以息邀功之士，而不知非厚赏不足以使众，此不可以不讲也。伏望陛下诏谕大臣，简略细务，留意安边大计，却羌戎无厌之求，讲练兵、选将、积粟、厚赏之术。遣知边事、可信之臣按察塞徼，以详守禦得失之实，储蓄卒伍之数。明诫边吏以朝廷之意：羌戎柔服则治兵积谷以备之，桀骜侵轶则邀击前后以挫之。退不得畏缩以骄其气，进不得兴兵以费吾财。张大天威，赫然示不可侵犯之意，则士气日奋，戎心日消，四夷无侵陵之患，中国有泰山之安矣。夫先患而谋则有馀，后事而计则无及。此天下大计，惟陛下留神，早加详择。

〔贴黄〕臣窃闻西夏见今所争兰州塞地皆控扼戎马要路，若茍欲目前无事，全不计较，轻以付与，中外之议深恐戎人捣虚长驱，熙河数郡孤立难守，为害非细。臣窃意大臣之计，务欲安静无事，故曲从其意。若异时戎心无厌，继欲请熙河故地，不知何词以拒之？臣访问沿边得替官员，皆以为戎狄之情骄则愈横。今以旁塞要地付与，徒自去其藩捍，长戎人彊悍之势，如傅虎以翼、借寇以兵，不唯无益，适足为患。为今之计，不如治兵、积谷、选将、厚赏，画地而守，勿与尺寸，使戎人晓然知朝廷之意、中国之彊，不敢轻犯。愿陛下询访执政大臣，今以塞地与之，不知果能使西夏怀惠，无异日之患否？不可必则是徒失险沮威，为久远之累。如夏人以故地疆界为言，则边将盍答以灵州亦朝廷故土，夏若还灵州，中国亦当偿以故土。如此亦足以折其无厌之请。兹边陲安危之计，尤在博访审虑，庶无后悔。

〔贴黄〕臣愚所言，非欲兴兵生事，盖西戎骄倨，请求无厌，若不讲饬边备，折其贪冒之意，其势必至侵犯塞郡，劳师费财，困弊中国。伏乞陛下诏谕大臣，早为之计，以消未然之患。

公讳纯仁，字尧夫。幼警悟，五岁知读书，八岁从群儿戏，能以其所授书为之讲说，正席环侍，剖析有理，文正奇之。十一遭楚国丧，哀毁如成人。文正仕渐显，一时知名士多所延揖，如孙复、石介、胡旦、李觏辈，率命公从之游。乃博通群书，为文无有长语，切于语事。文正曰：「是必能世吾家」。以文正恩，起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进士及第，知常州武进县，辞不行，改许州长葛，复辞。文正曰：「彼远固有名，此才数舍尔，何辞焉」？公曰：「本不欲去亲侧，远近非所恤也」。文正薨，家贫无归，借官屋以居，仅芘风雨。长兄早得心疾，不省事，门内几百口，公实主之。人不堪其忧，而上下无一言之异。服除，始就仕。贾昌朝守大名，辟公掌安抚司机宜文字。公曰：「方北道多事时，彼将以我为助，义不当免，其如吾兄相与为命何」！人固彊之，曰：「偕行何妨耶」？公曰：「兄之疾一作，则数人不能制。未论官守，不得专在侧，此去隔大河，万一中流疾作，则我必与之俱溺矣」。再辞，遂已。宋庠荐公堪馆职，召试学士院，公以兄疾辞。再召，又辞，卒不赴。以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县。民不知蚕，公曰：「是可缓耶」？乃课民种桑，后纺织比他郡为多。既去，思公不已，至名其地为著作林。签书许州观察判官事。会昌朝守许，事无巨细，待公而后决。知开封府贾黯辟公知襄邑县。凡隶官屋舍，无一椽不更，而民不知劳。县有牧地，卫士岁牧马，率纵之，坏民田，前此莫之禁。或诉于公，即捕而杖之。主校抗声曰：「令敢尔耶」？遽白其事，诏劾公甚急，公曰：「卫士非令所当杖，然民吾子也，又兵实资田以养，安忍坐视其抑哉」？亟自列以上，寻报免。令遂兼领牧地，盖自公始。天久不雨，下将艰食，公命贾贩者辍他货，一意积粟，而告之曰：「异时之出，吾当为尔宰」。果如其计，赖以全活者甚众，利及旁境。大兴学校，号舍饮食，毕自区处，来学者益盛。比自公湖外归，邑人夹道焚香罗拜，逆挽公舟，唯恐其过之速也，距公去四十馀年矣。擢河南东路转运判官，召为殿中侍御史，未拜，迁侍御史、知制诰。钱公辅缴词头，责滁州团练使，公言：「此其职事也，言虽有过，情则无他。陛下近诏求直言，而侍臣未闻有所献，得非以公辅为戒耶」？又言：「自公辅贬谪以来，朝廷除授宁免失当？臣下不敢言，亏损圣德，无甚于此」。京师大水，公请诏侍从官各上封事，指陈时政阙失，馀官依次转对如故事。又乞罢秋宴，以承天戒。时更定江淮、荆湖、福建路盐法，公请并依两浙法减价，并下三司别定私贩之令。又言日近杂学士、待制修撰太冗，宜立定员数。又乞为颍王、东阳郡王择保傅。又言岁上辛祀天南郊，致斋日当圣寿节，乞上寿不用乐，以明克己奉天之意。有诏两制依典礼议濮安懿王称号，封册已定，而政府议不同，复有诏权罢。公谓同列曰：「此大事也，不可不辩，盖将有甚者焉」。乃上疏曰：「陛下昨受仁宗诏命，亲许为仁宗之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以至纂承大统，天下以陛下为仁宗之子，与前代入继之主，事体不同，愿以大公断之」。特降诏旨恭依两制所定。相次果议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公又疏曰：「仁宗当盛年，立陛下为子，皇太后不避六宫之怨，力赞先帝，保育陛下，是皆欲陛下继统承祧，一意大业。不期陛下率然建为此议，上则违先帝之意，中则伤太后之心，下则失天下之望」。又奏：「欧阳脩首开邪说，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请寘于理」。累上章未报，公遂缴纳告身，居家待罪。皇太后俄出手书，申追尊殊号之议，寻降敕命奉行。公言：「此事始因中书之谋，陛下谦慎未行。闻太后曾下手书，切责政府，因此权罢。始末不同，天下将何以取信？此必权臣欲为非常之事，假母后之命以行其志，或乃出于逼胁。愿察臣言，凡系濮王典礼，陛下自可择而行之，何必以母后为说」？既而促公供职，公言：「太后与政府大臣并受先帝顾托，言犹在耳，永昭陵土犹未乾，岂遂忘而弗顾」？再有旨起公，公言：「臣不能早悟陛下，罪益深重，岂可复居言路？臣之心有死无二」。又中书劄子督迫公出，公乃录前后未降出凡九章回申，又申御史台，殊号之议遂止。公犹未已，乃出公通判安州，移知蕲州，改京西提点刑狱。未到，移陕西。未到，权陕西转运副使。未到，权京西转运使，复移陕西。召对，神宗问公曰：「卿在陕西久，必精练边事，城郭甲兵粮储如何」？公对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粮储粗备」。上愕然曰：「卿才如此，朕所倚赖，而职事皆言『粗』，何也」？公曰：「粗者未精之辞，然如是足矣。臣愿陛下无留意边事。陛下若留意边事，则边臣观望，要功生事，结衅夷狄，残害生灵，耗竭财用，縻费赏爵。不唯目前之害，又将贻他时意外之忧，愿陛下深留圣虑」。公又奏：「王安石变更法度，物议沸腾，人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上曰：「何谓不见之怨」？公曰：「杜牧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此不见之怨也」。上曰：「卿才如此，善论事宜，为朕条陈古今治乱，可以为鉴戒者以闻」。公遂作《尚书解》以进：「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陛下深究而行之」。除尚书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公辞不允。边帅种谔坐擅兴，谪湖外，俄除秦州都监。公言：「朝廷既许夏人纳款，及谓取绥州非本意，今便令谔处边任，不唯致夷狄疑阻，亦无以戒励沿边生事之臣」。又乞催促赍夏国封册诏书，使人进发，所贵朝廷恩数速达异国，而疆埸早得宁静。进集贤院、同脩起居注。公五上章辞，不允，乃促公受敕。公既不获免，益思所以为报。公尝谓人主之势既重，而又堂陛阻绝，非开广聪明，则下情无由周察。顷虽有言，止缘一时之事，事过即已。今须推而行之，以防壅蔽。乃上疏言：「两府之下则有侍从官，实古九卿之职，是宜朝夕论思，同国休戚。今则只将主判司存便为己之职事，宠亚四辅，报同庶僚。人情既习因循，朝廷不知考核，或有时政得失，唯能退有后言，处之不惭，仅同胡越。愿降诏督责，凡朝廷阙失，并须论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诠定，量加赏罚。时上新即位，躬亲庶政，公言：「尽心所务，督察细事者，有司之职；经国阜民，选贤任官者，宰相之职；容载如天地，广大如江河，巍巍荡荡，无得而名者，王者之德。愿陛下潜晦颐养，择相而任，广听纳，察迩言，使愚智效力，上下尽心，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又言：「近日御前拣退年老将校，皆是久历艰辛，累岁戍边守之人。既因对御选择，将来殿前马步军司便为永例，此军政也，不可不察。望于其间取稍堪部率者，改隶已次军分，以示人主隐恤知难之意」。知秦州孙永以守边失策，诏以李师中为代，公言：「帅臣尤须久任，方能练习事。若屡更则难责其效，而又百事从而变易，兵民无不烦扰。兼永忠谨镇静，师中任术躁动，不若责永后效，依旧在任」。又请用庆历中故事，增置谏官，以广言路。又请重定县令考课之法，以防滥奏。神宗切于求治，臣下多自疏远召对，延访得失。公言：「小人之言，闻之似可采，行之必有累。盖其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急于奋身，不思害国，愿加深察」。又言：「走马承受妄有论奏，动摇帅臣，过索承奉，其言不可轻信」。又请宣谕执政，如有妄奏边事及曾惹引生事之人，不得与边任。又请委监司体量走马承受，不得于条约外妄陈边事及言人长短。其所入文字，乞降出公行。京东转运使陈汝羲进羡财，及以官绵折还和买绢价，荆湖北路孔延之进纳入官，本户不充则令三四户共买一官。公请重行贬谪，以戒聚敛辱国之臣。富弼再相，辄辞疾，家居谢客，屡诏不起。公言：「弼起布衣，仁宗擢为宰相，先帝暨陛下倚为旧德，四方士民以为贤臣。弼当自任天下之重，而尽陈其所欲为。而乃恤己深于恤物，忧疾过于忧邦，致主处身，向背失宜。弼与先臣最厚，臣待罪谏垣，不敢通私谒，以致忠告。愿陛下宣示此奏，使弼循省，以供厥职」。又奏：「唐则天以僭窃之政，务求多士，以收人心，广令臣下，举荐兼人，亦得自举。选任虽冗，然犹多得人材。故姚崇、宋璟相继时出，开元之治，实有赖焉。愿诏内外之臣各举所知，以备选任」。御史中丞吕诲以言事降黜，公言：「诲，正人也，愿留之左右，以劝忠良」。又奏：「臣前此面奉德音，令臣具陕西利害，今列十事以进。一、于邠宁二州移置帅事。二、择帅府通判，令兼经略判官，专董粮草。三、罢监牧，以其田为营田。四、委帅臣监司裁省冗占官兵。五、新城中武艺人于近里州军差使，候有警急，旋行勾抽。六、沿边次边乡村酒场，月课不满二万贯者，并停闭城寨酒课，不务增羡。七、通解盐茶马于转运司。八、依秦汉军功爵级置散官及牙校名品，募人入粟，以实边备。九、沿边置榷场，以茶并杂货博易，仍通入解盐额。十、陕、解、虢、绛四州，岁差夫采斫黄河梢木，并以官钱收买」。神宗一日谓公曰：「取士之法不均，行之虽久，不能无遗才」。命公条其利害，公曰：「祖宗以进士一科为盛，公卿以降，多此涂出。然所举之业，东南、川陕之士最工。至礼部只合西北而考之，故东南、川陕多得而西北少。设欲明示区别，不无寄贯巧伪之弊。愿诏郡邑严养士之法，每下诏责长吏与学官取本贯及曾入学满二百日有行者，于解额中分三分之一送至礼部，则别为特举一科，只试论经义，明记路分，考校优，立所取之数，至御前赐第亦如之。若是则均矣」。又乞诏政府、台省、馆阁、经筵、监司并数路参取，无拘有无出身。著作佐郎章辟光请岐王出居外第，公言：「亲王居外，自有故事，岂容小臣辄生间言？万一岐王闻之，不安其处，则伤陛下友爱。防微杜渐，不可不察」。三司判官张靖论陕西转运使薛向博买盐马不实事，诏靖就劾，而向已前知矣，兑换藏匿，唯意所任。靖至，而欺罔之迹已不可得，靖反坐谪，向迁发运使。公上疏极论：「赏罚之失，致天下疑。陛下责君子太重，奖小人太深。靖许风闻言事即坐左迁，向违法罔上骤加进用。向在陕七八年，靖一旦体量，不能尽见虚实。责君子太重则忠臣难立，奖小人太深则奸邪易滋。微臣耻枉尺直寻，陛下不可启宠纳侮。望追还二人之命，以正赏罚」。又言：「陛下但爱向小有才，可备驱使，其诈佞不足深虑。此臣所以竭力陈论，死而后已。兼臣在陕西，亲见其奸，不独坏法，民实被害。上有大臣主张，下有小人鼓誉。众虽深疾，在陛下无由得闻。今又被旨体量之人遽先坐谪，而小人奖用益深，复使均输六路，则必增其奸计巧于前日。且复人人以靖为戒，谁复有言？是纵裴延龄之诈妄，极皇甫镈之诛求，为朝廷敛怨害民，使陛下财聚人散」。又言：「臣曾奉德音，欲脩先王助补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输之法，而使小人为之，必将剖割生灵，敛怨基祸。盖是中书不合差除，致累陛下圣德」。章十馀上，展转详尽，其意欲人主之必听也。是时王安石初秉政，置三司条例司，兴青苗、助役法，分遣专使诣诸路搜抉遗利，将尽变祖宗法度，同己者进，异己者逐。富弼、赵抃、唐介日交论于上前，或以疾辞，或以事去，或以至发疽而死。司马光、吕诲、范镇章疏论辨，每进对亦必极口指陈，中外纷然。公曰：「君子信而后谏，未信以为谤己，姑取必于听纳而已。逆耳之言可遽效耶？不若驯至于深切，则庶能售」。以故公自陕西召对，因事以及安石者，无一疏不反复开晓。至论薛向均输，则渐至于深切。于是上疏言：「臣自到谏垣，方见陛下进用王安石，与士大夫相庆，以谓儒者得用，必赞陛下行尧舜三代之政，脩己安人之务。今安石台官，天子耳目，将使警察百辟，以防侥倖。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降黜。况在廷大半趋附，陛下更以法令驱之，使畏大臣，则其势将无不至。然而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以急求，积弊不可以顿革。所以景帝削七国之地而晁错戮，东汉疾横议而党锢兴。宋襄公急于求霸而致丧师，唐文宗急于除奸而训注祸作。故帝王之图治，必显仁藏用，人材以长育而成，功德以积累而大。通其变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不知，无为而天下自安矣」。又疏：「六路均输为害，借《周官》赊敛理市之法，谓可以夺，兼并百物，其实乃商贾贱买贵卖渔夺之术。久之不免抑配民间，邀求羡息，罔上毒下，有伤盛德。盖上率下以俭，上化下以勤。上下勤俭，则自然公私有馀矣。愿速诏罢之」。公以数言事未见听，因见上自陈曰：「臣言可用，愿加采纳。臣言不可用，愿罢臣言职，重行贬窜」。上曰：「官家留卿，不可求去」。公曰：「臣为言事官，言不信于陛下，虽圣恩隆厚，臣愈难当」。遂居家待罪，上察公不可彊，乃罢公谏职，移公管勾国子监。公求去愈坚，执政密遣人谓公曰：「议除知制诰，可出视事」。公曰：「斯言何为至哉？得用过于得美官，如不用，万钟非所愿也」。又再乞早赐责降，不从。公言多激切，神宗每优容，而所上章疏未尝降出，左右近臣亦不得而知，盖防执政之或闻也。而公每宣乞付中书、枢密院施行。至是公尽录前后章疏申中书，安石见之怒甚，携以告上曰：「范某狂妄如此，不可不重贬」。上曰：「范某无罪」。安石争不已，上久之乃曰：「与一善地」。遂以公知河中府。盖方用安石，故屈公，令少避也。未几，移成都府路转运使。安石憾不能释。而谓新法行之民间多不便，公盖尽论，仍戒州县不得遽行以待报。安石愈怒，命其客李元瑜为提举常平官，且伺察公，将遂害之。钩索捃摭，无所不尽，卒亦无所得。公竟坐谢景初、李杲卿游宴事，为失觉察，降知和州，移邢州。未到，进龙图阁，权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知庆州。因入觐，神宗见公，喜曰：「卿父在庆有威名，卿今继之，可谓世职也」。公谢曰：「臣不肖，何足继先臣」！又问曰：「卿兵法必精」。公对曰：「臣儒家，未尝学兵」。上曰：「卿久随侍在陕西，必熟边事」。公对曰：「先臣守边时臣尚幼，不复记忆。且今日事体恐不同」。公察上意，欲攘夷狄，开边境，徐对曰：「臣不才，陛下若使缮城垒，爱养百姓，不敢辞。开拓侵攘，愿别谋才帅」。因坚辞。上曰：「卿才何所不能，但不肯为朕悉心尔」。公对曰：「臣子之于君父，杀身且不避，岂有不尽心之理？但陛下所问，悉非臣所长，不敢上欺」。公又辞，上曰：「不可」。明日上谓韩绛曰：「范某论边事一何疏耶」？绛退而问公，公即以对上之语语绛。绛叹曰：「非我所及也」。上之谋，公、绛适与闻，故及之。庆大饥，道殣相枕籍。公到，遽发常平米赈贷。僚属愿请而后行，以避不用赦原之令。公曰：「报到则无及矣，当独任其责，何复累君等耶」？民遂苏复。敛殣为聚冢，已而惧无以继，忽蓬结实延袤原野，类粟而甘，食之可饱，境内以足。前此民谣曰：「饭来即饱」。方公命下，民相告曰：「范果来矣」。至是民德其祥，仍收所馀以实仓廪，益市耕牛谷种，分贷垦殖殆遍。雨旸随祷而应，岁大熟。或谤公赈发过多，全活不实。朝廷遣使按视，皆曰：「公实活我，其忍累公」？乃相与兼昼夜输还，使到已无所负。其穷核至发冢数骨，卒无所中。公知环州，种古执属羌为盗，奏流南方，过庆辄声冤。公以属吏果非盗，古乘间讼，公为挟情变狱。朝廷遣御史制勘狱急而情不可得，古反诬告，然朝廷终不舍公。会鄜延吕惠卿密奏公擅回宥州牒，坐是落职，知信阳军。方公召对，合四州之民无虑数万，遮道涕泣，挽公马，不得前。皆曰：「公擅回宥州牒而反坐狱，我生不如死」。至是有自投于河者。又有小儿数十号哭，以诗送公，西州至今传诵。移齐州，或谓公齐俗凶悍，轻为盗劫屠贩，治不峻急不能戢。公曰：「我宽乃性也，矫以猛则不能久，适取玩尔」。狱至不能容，公问其然，则皆不当系，不敢出。公曰：「不出奈何」？曰：「出则官所病也」。公曰：「终如是安乎」？曰：「姑待其瘐，用以除民害」。公曰：「是岂天理耶」？尽呼出立庭下，而令曰：「尔等害民紊官，莫不欲尔为瘐者。茍能自新，我将生尔」。皆叩头如令，后犯法者至减常岁之半，而狱几空。以连丧子，请宫祠，诏以公管勾西京留司御史台，再知河中府。保甲教阅甚严，非老弱不得在家。诸路专置官提举，督责按劾，耸动天下。公曰：「妨农无甚于此」。三上疏请辍其力，以应岁事之急。俟其隙，计日补之。遂乞计一岁应教之日，并就閒月馀日，令并归业，请著为令。又乞选武艺精熟人材可观者，以次选用，其颓堕者刺充军。录事参军宋儋年暴卒，公疑其非命。即遣子弟家人与后事，微得其遇毒，乃下吏，果如之。其谋琐细，悉如公所料。复直龙图阁，帅庆。哲宗即位，宣仁圣烈皇后权同听政，诏中外实封言事。公上疏，请凡在官，各陈本职事及所经历利害，无间远近；仍设科条，须随事具因革，亦可因之以识其人。时边事未宁，绝西夏岁赐之物，方议还其所赐，或以谓夏国困弱不足虑。公乃录光武《报臧宫马武诏书》上之，又引孟子「以大事小，可以保天下」之语为据，并谓邈川首领温溪心所言夏国大旱无苗、难集人马为不足信，务欲休兵息民。已而，夏人入贡极恭顺，然每顿市物过平日之数，谓恭顺为悔过，市物多为于我无疑间。公言：「恭顺非本情，多市物似不为频来计。恐于分画地界之际，阻兵胁盟，愿戒边臣益加严备」。迁天章阁待制，以兼侍讲召，道拜给事中，辞不允。公以谓：「人君当正心诚意，以仁为体，使邪僻浮薄之说无自而入。然后发号施令，为宗庙社稷之福，岂务章通句解，以资口舌之辨哉」？公每进讲，必反复开陈，期于人君可行而后已。于是司马光初相，将尽改熙宁、元丰以来法度，公闻而叹曰：「先帝励精求治，十九年间，寤寐尧舜三代之君，如旦暮相与䌷绎。但大臣用心太过，希合者不计可行与否，趋风迎意，私致先帝寤寐之求，旦暮之遇，转而之他。今特去其太甚者可矣。又须徐徐经理，乃为得计」。一时与光同者，多指公为好名。公闻而叹曰：「是又一王安石矣」。又曰：「差役一事尤不可暴，当择人付之，使之施行，以审利害，方可去取。然而不独此也，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法度无不便者」。既见光，光即以所上役书稿示公，公曰：「方欲有请也」。力陈不售，又作书告光曰：「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公忍以扰，重毒吾民耶？大不类公所举，或已奏难回，则可先行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而持之益坚，公曰：「不从容尚有说，遽尔以益坚之请，是使人不得言尔。不言，人孰不能，亦可以赞公茍取容悦者。若果尔，何如少年合介甫以速富？安用彊颜于此，以媚公求合哉？公未可以我心至诚，便为民受其赐也，不胜忧惧」。光又欲进士得朝臣保任，乃许应举。公曰：「不可，此议已行，人不我同，则虚劳思虑，而失宰相体；若遂从，则众人莫如公者。正人退，而谄谀得乘其间。不独乘间，且将增饰以迎公意。推此以往，何所不至」？既而都堂召公计事，退而上言曰：「三省枢密院召臣议边事，臣已随问略对矣。欲降诏，则臣对以解仇释怨，罢兵息民；欲审察敌情，措置事机，则臣对以专委帅臣；欲弃地，则臣对以不可徒然便可与换易，陷蕃兵民。此安危所系，而执政所异同。计陛下深居九重，不易裁决。愿赐对上前，使得详尽」。上寻遣中使赐御膳及实封劄子问公曰：「夏人自升遐，累遣使入朝，外虽恭顺，中则未测。向日所得城寨，守之弃之，何者可久」？公对曰：「今闻夏人将到，请择押伴臣僚，使与推诚语，论圣政好生恶杀、舍己从人之德，以索其语。如其意在得地，则以换易谂之；如无说，则以此事付延州赵卨俟。其押生口至界上，乃迁入城寨居人，勾集虏到生口人，与地相交还。然后罢兵息民，以图无前之利。臣所以乞责之臣下者，虑其言不婉顺，有亏国体尔」。又奏乞依嘉祐敕，重定案问举首之法。又奏：「四方谳请大辟案，见依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诏书。臣窃校之，降诏以后，比旧断死者无虑数倍。罪疑惟轻，宁失不经。得失甚明，望委执政必决于上，而降除误奏之罪，则可无冤滥」。进吏部尚书，公再辞，未报，俄拜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有旨：诰命更不由门下省，径付外行下。时夏人在廷，上欲公遂任此责，而公与司马光联亲，虑光引嫌有言，稍稽入院也。公既辞，又指此为嫌，不允。公知上意所托，乃力陈前议，而同列或难之，持久不下。公偶移赐告，遂上疏具三策以献。以地易人，一也；留兰州定西城，二也；并塞门吴堡、义合二砦与之，三也。又乞还地之外，每送到一汉人，支绢十疋，以诱其利心，而人尽可得。章惇得罪去，父年九十岁，议与一便郡，已行矣，而言者遽止之。帘中宣谕三省，今后不得如此，似形责戒。公言：「置往咎而念其亲，与夫从谏不惑，皆陛下甚盛之德。然戒约之言，君臣之间，不免形迹。况二三大臣多是老于患难，进之犹恐不及，若更退之，不免顾避，自防翻怨，无所裨益，而偷合茍容之人进矣。又闻宣谕：『假令私家尊长有所怒，卑幼岂容宽解』？臣愚以为不然。人主之量如天地，岂得更有喜怒好恶？臣恐佞人谗间，以惑聪明」。乃引唐魏徵对太宗语：君臣一体，若有形迹，邦之兴丧，未可知也。公自以不次被遇，尤思所以为报事。虽非所与，必亦竭尽启沃。知邓州邓绾知扬州，言者指绾旧事，论斥甚急，公于帘前极论以为非，退又上疏言：「绾已经先朝责降，今来因人易地，岂可再有所贬」？三上章，反复开陈，期于必省。又言：「臣曾蒙差知襄州，因绾奏罢。今日之言，盖上惜朝廷事体，下以安人情反侧。尚恐进呈之际有所移易，不免再三冒渎」。上遣中使密赐批语，以谓：「当时希合者众，若人人而责，则事无穷已，似非安静之道。欲作一诏书，谕以更不行遣，当各安职业，令改过自新。如何？卿更具可否奏入」。公奏：「臣伏读批旨，不胜感叹，望只以此意付词臣润色，以成训诰之美」。学士院试馆职人苏轼草策题，言者论其引用不当，公言：「轼乃临文周虑不至，本非有罪，而闻言者不已。臣深恐万一施行，则相与论辨纷纭，不免上烦处画。望召言者，谕以朝廷置谏官，盖欲补阙失，辨邪正。人臣小过，本无邪心，不须深论。若其引咎求去，则云朝廷不欲以小事轻去言者」。有司议太皇太后册礼，依明肃皇后故事，御文德殿受。公乞不用此例，又言：「近日以久无雨，上心焦劳，群下利病宽恤殆遍。独禁军教阅主兵之官牵于赏罚，不复究察，颇闻嗟怨，有伤和气。望诏有司，并依祖宗故事，各量人力为石斗，察其偷墯而不系赏罚，则自然相济」。公在枢密，以进退人材，盖大臣之事，而地参丞弼，乃不得与闻，遂因旱上疏言：「古者多因菑异求访直言，所以宣导人情，以防壅蔽。陛下即位之初，所得应诏章疏，其中必有可采。愿选官置局，随宜行下」。公奏：「尚书六曹，诸路监司，多执文害事，以致冤无所诉，亦宜取索元案看详，求访边防利害，军民疾苦，务从宽恤」。韩维有旨与外任，公言：「维论议赏罚，直前尽心，未闻别有大过。遽然罢去，必有人谮毁，致误陛下。任贤不终，失进退大臣之节，乞追寝前命」。

右，臣近于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讲和请地之议。乞因此时举兰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弃而与之，安边息民，为社稷之计。见今西使已到，窃闻执政大臣弃守之论尚未坚决。臣窃见皇帝陛下登极以来，夏国虽屡遣使，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是以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与，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今若又不许，遣其来使徒手而归，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与，不复为恩；不许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臣又闻昔日取兰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圣意。先帝始议取灵武，内臣李宪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兰州。先帝始议取横山，帅臣沈括、种谔之徒不能遵奉圣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将吏不职，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则不然。其后元丰六年，夏国遣使请罪。先帝嘉其恭顺，为敕边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谢恩，请复疆土，先帝仍为指挥保安军与宥州议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奄弃万国，遂以至今。由此言之，兰州五寨，取之则非先帝本心，弃之则出先帝遗意。今议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坚守之议，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为国计，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则用兵必迟，守则用兵必速，迟速之间，利害不远，若遂以地与之，恐非得计。臣闻圣人应变之机，正在迟速之际。但使事变稍缓，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怀不轨，称病不朝，积财养士，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置而不问，加赐几杖，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用晁错之谋，欲因其有罪，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削书一下，七国尽反。至使景帝发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将，仅而破之。议者若不究利害之浅深，较祸福之轻重，则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近于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禦。稍经岁月，变故自生，以渐制之，势无不可。虽有十濞，亦何能为？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食晁错之肉，何益于事？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而欲守之谋与景帝类。臣乞宣谕执政，欲弃者理直而祸缓，欲守者理曲而祸速。曲直迟速孰为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慈以此反覆深虑，早赐裁断，无使西戎别致猖狂，坚守之议，皆不得其便，则天下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老子曰：「柔胜刚，弱胜强」。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乘风而靡。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遣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杖。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错之计，削诸侯地，濞因之号召七国，西向入关。汉遣三十六将军，竭天下之力，仅乃破之。错言：「诸侯强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祸小，不削反迟而祸大」。世皆以其言为信，吾以为不然。诚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迁延数岁之后，变故不一，徐因其变而为之备。所以制之者固多术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则虎毙，不幸则人死，其为害亟矣。晁错之计，何以异此？若能高其垣墙，深其陷阱，时伺而谨防之，虎安能必为害？此则文帝之所以备吴也。于乎，为天下虑患，而使好名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为晁错者鲜矣！

汉之贤君皆曰文、景。文帝宽仁大度，有高帝之风。景帝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其实非文帝比也。帝之为太子也，吴王濞世子来朝，与帝博而争道，帝怒，以博局提杀之。濞之叛逆，势激于此。张释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邓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痈之怨，困迫至死。晁错始与帝谋削诸侯，帝违众用之。及七国反，袁盎一说，谲而斩之东市，曾不之恤。周亚夫为大将，折吴楚之锐锋，不数月而平大难。及其为相，守正不阿。恶其悻悻不屈，遂以无罪杀之。梁王武，母弟也，骄而从之，几致其死。临江王荣，太子也，以母失爱，至使酷吏杀之。其于群臣、父子、兄弟之际，背理而伤道者，一至于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国与文帝俱称贤君者，惟不改其恭俭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陈侯平国、蔡侯般皆以无道弑，而弑皆称臣，以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犹称贤君，岂非躬行恭俭、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为不恭俭者戒也。

高帝举天下后世之重属之大臣，大臣亦尽其心力以报之。故吕氏之乱，平、勃得寘力焉。诛产、禄，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当是时，大臣权任之盛，风流相接，至申屠嘉犹召辱邓通，议斩晁错，而文、景不以为牾。则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后，此风衰矣。大臣用舍，仅如仆隶。武帝之老也，将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权在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异议。至于宣帝，虽明察有馀，而性本忌克，非张安世之谨畏，陈万年之顺从，鲜有能容者。恶杨恽、盖宽饶，害赵广汉、韩延寿，悍然无恻怛之意。高才之士侧足而履其朝。陆迟至于元、成，朝无重臣，养成王氏之祸。故莽以斗筲之才，济之以欺罔，而士无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兴，虽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长，以济其所不足，幸而子孙皆贤，权在人主，故其害不见。及和帝幼少，窦后擅朝，窦宪兄弟恣横，杀都乡侯畅于朝。事发，请击匈奴以自赎。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单于以树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义力争，而不能胜，幸而宪以逆谋败。盖光武不任大臣之积，其弊乃见于此。其后汉日以衰，及其诛阎显，立顺帝，功出于宦官；黜清河王，杀李固，事成于外戚。大臣皆无所与。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复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极，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东汉之祚尽矣！盖光武不任大臣之祸，势极于此。夫人君不能皆贤，君有不能而属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于正，则其成多，其败少。历观古今，大臣任事而祸至于不测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灭，至以外兵继之。呜呼，殆哉！

臣闻御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来，出兵以乘其虚。方今二边固常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议以为中国之兵无由而出，而臣以为不然。何者？敛天下之财以奉夷狄，彼求之无厌，则吾之应之将有所不称其意。大抵不过数十年之间，用兵之衅，不发于彼之不悦，则发于吾之不忍。此亦其势之不可逃者也。方其无事之时，中国既不得不畜兵于边，而及其有间，又必将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为之所也。今每岁发郡县之兵以戍边，此其未战之谋也，而臣未知其所以为战之术。臣闻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边之役。六国之际，燕、赵最被边患，而当其时，西备秦，东备齐，南备楚，内备韩、魏，千里之国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备，则其所以备胡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计亦不过沿边之民自为卒伍，以制其侵略而已。戍边之谋始于秦汉，内无敌国之虞，而郡县之兵、材官蹶张，皆出于民之为役。其法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边鄙之民不可使常为兵，是以不得不驱中原之民而纳之塞下，以捍寇虏。故其边戍之兵，岁初而来，终岁而去；寒暑不相安，险易不相习，勇怯不相程，志气不相企；上无顾于坟墓，而下无爱于妻子；平居忧愁无聊，无乐上之心，而缓急茍免，无死战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谋臣晁错、陆贾之徒，盖常以为言矣。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廪食以终其身，在秦则廪于秦，在赵则廪于赵，不可一日而阙，非如汉之以戍卒有休罢更代之期也。然犹守此区区既往之陈迹，岂不惑哉！且举中原之士而屯之于边，虽无死伤战斗之患，而其心常自以为出征行役，苦寒冒露，为国劳苦，凡国家之所以美衣丰食以养我者，止为此等事也。故士卒百万，端坐而食，实不知行阵之劳，不见锋刃之危，而皆已自负，以为有劳于国，其势不可有所复使。此其弊在于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阴伺二虏之怠，而出兵以逐利于塞外，此诚今世之至计也，而臣窃恐缓急之际，士卒皆已自负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尝已用其力，则其心自满而不复求报其上。士无求报之心，则不可以与之犯大难而涉大劳。惟其饱食而无所试，优游无为以观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效者，则其气刚锐，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锐气，是以其兵无敌于天下。臣愚以为方今之计，内郡之兵当常在内，而不以戍边；戍边之兵，当常戍边，而不待内郡之戍卒。募内郡之兵，其乐徙边者而稍厚之，不足则募民之乐为边兵者以足之。使二边有一定不迁之兵，而颇损内郡之众，计其内外之数，相通如旧而止。平居无事，以此备边，而一旦欲有所攻夺掩袭，则独发内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报其上。锐而用之，堕而置之，屯兵历年而士无所怨其劳，出兵千里而士无所憾其远。兵入，则出者得以休息，而无乘塞之苦；兵出，则守者闲暇，而无行役之困。交相为用，如循环之无端而不可竭，此真与今世之法，竭天下以养兵，守亦使此，战亦使此，未战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异矣！

颍滨遗老姓苏氏，名辙，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隐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谓老苏者也。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独步当世，见先生而叹曰：「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于世，有子轼、辙，以所学授之曰：「是庶几能明吾学者」。母成国太夫人程氏，亦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每语其家人：「二子必不负吾志」。辙年十九举进士，释褐。二十三举直言，仁宗亲策之于廷。时上春秋高，始倦于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馀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实也。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羌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馀。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策入，辙自谓必见黜，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范景仁难之，蔡君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为不逊，力请黜之。上不许，曰：「以直言召入，而以直弃之，天下谓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军事推官。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魏公哂曰：「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谏官杨乐道见上曰：「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馆」。上悦从之。是时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辙乃奏乞养亲三年。子瞻解还，辙始求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馆舍。及除丧，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辙以书言事，即日召对延和殿。时王介甫新得幸，以执政领三司条例，上以辙为之属，不敢辞。介甫急于财利而不知本，吕惠卿为之谋主，辙议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书，曰：「此青苗法也，诸君熟议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辙告之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箠必用，州县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倖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汉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刘晏之功可立俟也」。介甫曰：「君言有理，当徐议行之。后有异论，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行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介甫意合，即请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于四方。初，陈阳叔以枢密副使与介甫共事，二人操术不同，介甫所唱，阳叔不深和也。既召谢卿材、侯叔献、陈知俭、王广廉、王子韶、程颢、庐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访遗利。中外传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辙求见阳叔，阳叔逆问：「君独来见，何也」？对曰：「有疑，欲问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诸路，不审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实之耶；其亦未知其实，漫遣出外，网捕诸事也」？阳叔曰：「君意谓如何」？对曰：「昔嘉祐末，遣使宽恤诸路，事无所指，行者各务生事。既还奏，例多难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阳叔曰：「吾昔奉敕看详宽恤等事，如范尧夫辈所请多中理」。对曰：「今所遣如尧夫者有几」？阳叔曰：「所遣果贤，将不肯行，君无过忧」。对曰：「公诚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阳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后数日，阳叔召属官于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监司具本路利害以闻，至今未上。今当遣使，宜得此以议。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觉非其党中意，不乐，漫具草，无益也。辙知力不能救，以书抵介甫、阳叔，指陈其决不可者，且请补外，介甫大怒，将见加以罪。阳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会张文定知淮阳，以学官见辟，从之三年，授齐州掌书记。复三年，改著作佐郎，复从文定签书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诗得罪，辙从坐，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老子》书与佛法大类，而世不知，亦欲为之注。司马迁作《史记》，记五帝三代，不务推本《诗》、《书》、《春秋》，而以世俗杂说乱之，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欲更为古史。功未及究，移知歙绩溪，始至而奉神宗遗制。居半年，除秘书省校书郎。明年，至京师，除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君实、吕晦叔等，欲革弊事。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皆在位，窥伺得失，中外忧之。辙言曰：「先帝临御仅二十年，厉精政事，变更法度，将以力致太平，追复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无与比者。究观圣意，本欲求贤自助，以利安生民，为社稷长久之计。岂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茍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窃取利禄以养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来，民力凋弊，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寝疾弥留，照知前事之失，亲发德音，将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弃万国。天下闻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圣德，继之以泣。是以皇帝践祚，圣母临政，奉承遗旨，罢导洛，废市易，损青苗，止助役，宽保甲，免买马，放修城池之役，复茶、盐、铁之旧，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王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命令所至，细民鼓舞相贺。臣愚不知朝廷以为凡此谁之罪也？上则大臣蔽塞聪明，逢君之恶；下则小臣贪冒荣利，奔竞无耻。二者均皆有罪，则大臣以任重责重，小臣以任轻责轻，虽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罢黜小臣，至于大臣，则因而任之，将复使燮和阴阳，陶冶民物，臣窃惑矣。窃惟朝廷之意，将以体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国体。今确等自山陵以后，犹偃然在职，不肯引咎辞位以谢天下。谨案确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据位最尊，获罪最重，而有腼面目，曾不知愧。确等诚以昔之所行为是耶，则今日安得不争？以昔之所行为非耶，则昔日安得不言？穷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盖以为是皆先帝所为，而非吾过也。夫为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归咎先帝，不忠不孝，宁有过此？臣窃不忍千载之后书之简策，大臣既自处无过之地，则先帝独被恶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当食不饱，至于涕泗之横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为先帝分谤，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独以法绳治小臣，而置确等，大则无以显扬圣考之遗意，小则无以安反侧之心。故臣窃谓大臣诚退，则小臣非建议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从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恶。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确等，使自处进退之分，臣虽万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后反覆归咎先帝罪之，世以为恨。吕惠卿始谄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后势钧力抗，则倾陷介甫，甚于仇雠，世尤恶之。时惠卿自知罪大，乞宫观自便，不预贬窜。辙具疏其奸，请加深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韪之。司马君实既以清德雅望专任朝政，然其为人不达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复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实相半。讲之未详，而欲一旦复之，民始闻而喜，徐而疑惧，君实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说为《诗》、《书》、《新义》，以考试天下士，学者病之。君实改为新格，而势亦难行。方议未定，辙言：「自罢差役，至今仅二十年，吏民皆未习惯。况役法关涉众事，根牙磐错，行之徐缓，乃得审详。若不穷究首尾，匆遽便行，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今州县役钱，例有积年宽剩，大约足支数年。若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审议差役，趁今冬成法，来年役使乡户。但使既行之后，无复人言，则进退皆便」。又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传闻四方，不免惶惑。诗赋虽号小技，而比次声律，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可轻易，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挥，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令天下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试。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众皆以为便，而君实始不悦矣。是岁上将亲飨明堂，辙言曰：「三代常祀：一岁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亲之。故于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独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于一岁而亲祀必遍。降及近世，岁之常祀，皆有司摄事，三岁而后一亲祀。亲祀之疏数，古今之变相远如此。然则其礼之不同，盖亦其势然也。谨按国朝旧典：冬至圜丘，必兼飨天地，从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别行他礼，或大雩于南郊，或大飨于明堂，或恭谢于大庆，皆用圜丘礼乐神位，其意以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亲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窃见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为得礼。自皇祐以后，凡祀明堂，或用郑氏说，独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说，独祀昊天上帝。虽于古学各有援据，而考之国朝之旧，则为失当。盖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岁遍祀之仪，而议皇帝三年亲祀之礼，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对越天命，逾年即位，将以九月有事于明堂，义当并见天地，遍礼百神，躬荐诚心，以格灵贶。臣恐有司不达礼意，以古非今，执王、郑偏说以乱本朝大典。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顺。今皇帝陛下始亲祠事，而天地百神无不咸秩，岂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诏礼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礼，庶几精诚陟降，溥及上下」。时大臣多牵于旧学，不达时变。奏入，不报。然辙以为周礼一岁遍祭天地，皆人主亲行，故郊丘有南北，礼乐有同异。自汉、唐以来，礼文日盛，费用日广，事与古异，故一岁遍祀不可复行。唐明皇天宝初，始定三岁一亲郊，于致斋之日，先享太清宫，次享太庙，然后合祭天地，从祀百神。所以然者，盖谓三年一次大礼，若又不遍，则于人情有所不安。至于遍祭之礼，已自差官摄事，未尝少废。此近世变礼，非复三代之旧，而议者欲以三代遗文参乱其间，失之远矣！至七年，上将亲郊，辙备位政府，乃与诸公共伸前议，合祭天地，识者以为当。初，神宗以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于熙河路增置兰州，于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国虽屡遣使，而未修职贡。二年，夏始来贺登极，使还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请地之意，然大臣议弃守未决。辙言曰：「顷者，西人虽至，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今若又不许，使其来使徒手而归，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今议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坚守之议，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为国计，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计也。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则用兵必迟，守则用兵必速，迟速之间，利害不远，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计。臣闻圣人应变之机，正在迟速之际，但使事变稍缓，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怀不轨，称病不朝，积财养兵，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置而不问，加赐几杖，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用晁错之谋，欲因其有罪，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削书一下，七国尽反。至使景帝发天下兵，遣三十六将，仅而破之。议者若不计利害之浅深，较祸福之轻重，则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近于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禦；稍经岁月，变故自生；以渐制之，势无不可。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食晁错之肉，何益于事？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而欲守之计与景帝类，臣乞宣喻执政，欲弃者理直而祸缓，欲守者理曲而祸速。曲直迟速，孰为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心以此反覆思虑，早赐裁断，无使西戎别致猖狂，弃守之议皆不得其便」。于是朝廷许还五寨，夏人遂服。辙寻迁起居郎，为中书舍人。时朝廷起文潞公于既老，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初，元丰中河决大吴，先帝知故道不可复还，因导之北流，水性已顺，惟河道未深，堤防未立，岁有决隘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为重事，中书侍郎吕微仲、枢密副使安厚卿从而和之。始谓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浅，异日或从北界入海，则河朔无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计，诸公莫能夺。吕晦叔时为中书相，辙间见问曰：「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晦叔惊曰：「君何言欤」？对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且河决自元丰，导之北流亦自元丰，是非得失今日无所预。诸公不因其旧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其为责也重矣」！晦叔唯唯，曰：「当与诸公筹之」。既而回河之议纷纷而起，晦叔亦以病没。辙迁户部侍郎，尝因转对，言曰：「财赋之原，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馀，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赋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于今，上供之数可谓少矣。然每有缓急，王命一出，舟车相衔，大事以济。祖宗以来，法制虽殊，而诸道畜藏之计，犹极丰厚。是以敛散及时，纵舍由己，利柄所在，所为必成。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故臣愿举近岁朝廷无名封桩之物，归之转运司。盖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清汴水脚与外江纲船之类，一经擘画，例皆封桩。夫阙额禁军，寻当以例物招置，而出军衣粮，罢此给彼，初无封桩之理。至于清汴水脚虽减于旧，而洛口费用，实倍于前。外江纲船虽不打造，而雇船运粮，其费特甚。重复刻剥，何以能堪？故臣谓诸如此比，当一切罢去。况祖宗故事，未尝有此。但有司固执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断而与之，则转运司利柄稍复，而户部亦有赖矣」。朝廷重违近制，卒不能改。寻又言：「臣谨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体例不同，利害相远，恐合随事措置，以塞弊原。谨昧死具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三监皆隶工部，则本部所专，其馀无几，出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马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参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领天下事几至大半，权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权分则财利散，虽欲求富，其道无由。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食。饮食之道，当使口司出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骸。耳目得之以为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犹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举，辄以三司旧职分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才智之臣，终亦无益。能否同病，府库卒空。今不早救，后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置监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不相为用，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欲有兴作，户部不得与议。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物，稍经岁月，必至蠹败。朝廷无出兵之计，而有司营职，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若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部以办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创令出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处营造岁有料制，遂令般运堆积，以破出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有无损败，而遂为此计。本部虽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复言。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茍可否多少在户部，则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茍良苦迟速在工部，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利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朝廷以为然，从之，惟都水监仍旧。辙自为中书舍人，与范子功、刘贡父同详定六曹条例。子功领吏部。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辙兼领其事。吏有白中孚者，进曰：「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何也？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釐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人。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其言遍问属官，皆莫应。独李之仪对曰：「是诚可为也」。即与之仪议之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将不能守」。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诸公以为然，遂申尚书省，取诸司两月生事。诸司吏皆疑惧，莫肯供。再申，乞榜诸司，使知所立额，俟它日见阙不补，非法行之日即有减损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书，以申三省。左仆射吕微仲大喜，欲攘以为己功。以问三省吏，皆莫晓。有诸司吏任永寿者，颇知其意。微仲悦之，于尚书省创吏额房，使永寿与三省吏数人典之。小人无远虑而急于功利，即背前约，以立额日裁损吏员，复以好恶改易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恶为上名所压者，即为拨出上名于他司；闲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监拨入省曹之类是也。）。凡奏上行下，皆微仲专之，不复经三省。法出，中外汹汹，微仲既为御史所攻，永寿亦以恣横赃污，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众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详定，略依本议行下。时子瞻自翰林学士出知馀杭，朝廷即命辙代为学士。寻又兼权吏部尚书。未几奉使契丹。虏以其侍读学士王师儒馆伴。师儒稍读书，能道先君及子瞻所为文，曰：「恨未见公全集」。然亦能诵《服伏苓赋》等，虏中类相爱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