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之骄恣，其荏祸久矣，然徵之即至，则反形未具。以槛车迁之，是将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养成其祸，卒至乎败国亡身，文帝不无罪也。郑共叔不义得众，诗人以刺庄公，而《春秋》交讥之，正谓此也。然则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于象，放之有庳可也，盎不能明义以正其君，乃以无稽之言谓之，不亦过乎？若七国之反闻，晁错之欲治己也，反以奇祸中之，此战国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贼，其志一也，特系其发之先后耳。不念国家之大计，乃欲因祸以释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诛哉！而班固谓盎仁心为质，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