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见陛下追述祖考，崇奉明祀，新作三圣殿，以昭孝明功于天下。臣以文学中第太常，试官秘书，目睹盛事，不敢以鄙薄自绌，辄作古赋一篇，以歌咏盛德。昔《灵光》、《景福》之作，世称其美丽，然其所谓壮大，不出雕刻画缋文彩之煌煌而已。又盛道工人之巧，民力之众，材木之多，金玉之伟。臣以谓王者有作，则必智者献其巧，壮者输其力，山林不敢爱其材，府库之聚，皆所供亿也。是物理之常，不足以夸大，臣愚窃陋之。若夫天命废兴之际，圣王授受之符，非敏智通达，未有能究知其始终者，固难为寡见浅闻者道也，臣窃大之。是以略所陋而张所大，不敢仰希风人雅颂之列，庶几有其志云尔。

盖上帝之所以选建明圣，命以天位者，乃所以享德而报功焉。未有德盛于前，功播于后，而其子孙寂寥，千载无声者也。贤哲所谈，六籍之云，德莫著于有虞，功莫隆于五臣。禹平水土，夏姒以家。司徒后稷，是教是食，肇商兴周，历载数百。皋陶大理，五刑以明，于其苗裔，乃兴于唐。若夫董淳耀以攸司，奏庶民之鲜食，焚山烈泽，害服妖息，鸟兽咸若，草木允殖，固伯益之力焉。天报以位，俾秦周继。于其子孙，诬祖不绍，去火即水，叛礼尚刑，法以惨急，然犹兼六国、一天下。而不知变于初，二世以毙。非天不相朕虞之后，乃其否德，得罪于祖而断弃也。惟伯益之功未报，是以大命复集于赵氏焉。五代丧德，九土分裂，海水横流，民用垫溺，鸟兽昌炽，黔首失职，滔滔惑惑，盖若洪流之未辟。于是太祖乘火而帝，继益之功，天胙吉土，曰惟商丘。是为星火大辰之居，亦曰明堂布政之由。山潜离隐，或跃在渊，以有九有，百度正焉。削祸戡乱，出民涂炭，风挥日舒，天地正观。荆燕吴蜀，楚越梁冀，慑威怀仁，奔走失气。崛强者报服，柔从者加赐。太宗承之，真宗成之，登封降禅，矢直砥平。巍巍乎邈三五而俦俪，彼汉魏之琐琐，曾何比京。夫伯益始掌火而底绩茂，宋以火帝，兴于火墟，天之报施，岂不昭昭可推而类也哉？且夫积功以凝命而创业，因物以胙土，由土以建号，乐以反初，礼不忘其本。是故作于原庙，建之别都，三圣鼎列，大厦以居，以答景贶，以昭成功。俾子孙知厥所由，亿兆仰德而不穷也。厥后烈风云雨，电雷震曜，儆戒于下，滥炎流烧。天子怵于大异，反己正德，伏念七年，乃其有得。曰：「天以德训予，而以威震予，依类托谕，予敢不信？夫政不变不足以日新，礼不修不足以化民。天之示人，若曰政礼之敝，虽祖宗之为，犹当勿惮乎改更」。于是诏三事、饬九卿，和布揆于旧政，载损载益，以承天诫，以举圣职。夫既天行而日白矣，乃复閟宫，奖夫神衷，三后在天，对越上穹。经之营之，不日成之，闳伟奇丽，所以使宫寝之勿踰也。清閒窅密，又鬼神之所都也。絜百围而置楹兮，度千仞以架栋。择一木于万章兮，顾馀羡者犹众。般倕獶人之俦，献巧而林立兮，莫不心竞而贾用。亘长廊其如城兮，辟重门其似洞。栾栱粲其如星兮，侏儒屹其承重。如翚斯飞、如鸟斯革兮，诚可慄其将动。阖阴房之密静兮，虽六月其必寒。辟阳荣之敞丽兮，盖中夜而已旦。涉广除而径上兮，每百尽而一级。历青珉之莹滑兮，曾不得而侧立。顾风雨之在下兮，足以避夫燥湿。良非人力之所为兮，宜鬼神之攸集。于是使夫设色之工，后素之巧，想象形容，图写必效。夫其龙颜日角、天质之颙昂兮，臣乃今知真人之异表。于是驾銮辂，登玉虬，千乘万骑，云动而景附兮，想平生之豫游。旂常缤纷以赩翕兮，钟鼓轩轰，箫管发而啁啾。杂鱼龙之奇技兮，蜿蜒曼延于道周。百神纷而并迎兮，出阊阖而御夫龙舟。尔乃川后静波，屏翳息风，舳舻相衔，若复道之延属兮，亘千里而相通。百工备官而夙设兮，棹夫欢呼而奏功。惟吉行之五十兮，馀日力而靡穷。既届既止，威仪若初，以幸夫寿宫。乃即前楹，以修祀事。威神如在，望之可畏。殚金玉以备用，罄飞潜以荐味。帷帐筦簟之安肆，几杖笔研之储偫。靡一物之盖阙兮，所以广孝思而尽心志也。守臣侍祠，罔不肸饰，既事而旋，閟而莫觌。列仙之儒，偓佺之伦，迎神颂祗于其侧。若夫祝融、重黎，相土、阏伯，固已喜动乎魄，情见乎色，护清跸而晞盛德也。巍巍大哉，不可得而记已。且夫天命之不忘，人主之大宝也。祖宗之有继，子孙之勿替也。兹圣王所以正统垂业，超商迈周，恤嗣锡羡，贻厥孙谋，使万有千岁，得以睎风而承流也。遂作颂曰：

崇崇商丘，大火主兮。曰宋之兴，道是配兮。建邦设都，以有九土兮。有皇上帝，明德辅兮。伯益之功，邈不可忘兮。三圣承承，有烈光兮。奕奕寝庙，神翱翔兮。胥千万年，尚无疆兮。

善计天下之安危者，必审其利害之两端，而不泥于惩戒之偏说，思其所以为利，则防其所以有害。盖有更相制禦之道，可施于危，使天下之变，不能乘间而发，是之谓知本。天下安，则内足以制外；天下危，则外可以禦内，此利害之所宜审也。彼徇惩戒之偏说者，见其利而不知其害，可施于安而不可施于危也。盖天下之变，所起有二，一曰诸侯之强盛，二曰大臣之持权。强盛则为外忧，天下所以渐乱；持权则为内患，天下所以速亡。此二变者有内外迟速之异，世主岂可不察哉？然则所谓更相制禦之道者，何也？曰修法度，慎政教，足以杜强盛之渐；固蕃卫，完形势，足以破持权之奸。周之始封八百馀国，有赋足用，有兵足战，朝觐贡献，莫敢先后而至。当此之时，未闻有不庭之国者，何也？有所服于内也。及其衰世，大邦千里，齐晋起而为盟主，天下之尊，仅存位号。当此之时，未闻有擅命之臣者，何也？有所忌于外也。是故内有治政，则无虑诸侯之强；外有诸侯，则无虑大臣之横，所谓相制之道也。昔之图治者不究于此，以为废诸侯则无外忧，天下可不僭乱，是安閒无事之策也。是不知诸侯之强，始于王室之不纲也；徒知外忧可弭之为利，而不知内患无以禦之为害也；欲去天下之僭乱，而反取天下之速亡也。其说岂不偏哉！秦惩周之所以亡，不授子弟以尺寸之土，独收其权，以控制四海，才历二世，乃死于赵高之手。汉监七国之所以乱，推恩分国，以销维城之势，轻根易拔，危基易动，方百年间，乃为王莽之所乘。世祖中兴，失于远览，封建之制日益陋，郡县尸其政于外，台阁总其务于内，宗室侯王惟衣食租赋而已，睽孤之衅，遂为曹氏之所窥。此三者皆外无所救，变生于内而不能禦焉。曹魏之亡，何以异此？既以诈力而得，又欲以诈力而守，无亲疏，无小大，未尝以诚信待之，故于同姓之臣，尤为猜贰。虽有疏封之名，曾无任爵之实，官属则付以下才，兵卫则给其残老。惠泽不流，科禁峻迫，贬侯削地，无岁无之。至有昆弟不得同路而出者，权轻势弱，仅同匹夫。是故贼臣一施其谋，而魏之神器失矣。夫以任城之刚武敢为，陈思之机虑敏博，而使之握重兵，据胜地，泊诸宗子分列建置，以忠义同忧之心，为胶固不拔之势，处可以遏奸萌，出可以靖大难，则司马氏安能遽迁其祚业哉！昔者朱虚之谋倡于内，齐国琅邪之兵待于外，乃能平诸吕之乱，由是而言，则利害之端可见矣。惜乎魏之不监于此也。

甚矣，天下治乱之不常，而为君之难也！其始也，未尝不欲为千万世大定之策。及夫一日失其制治之道，则丧乱之势，如洪河之去其堤防，奔冲决溢，散漫四远，流至百年，然后其患稍稍止息。方其安流而未溃也，可不深穷其源，而预虑他日之害乎！周之衰自昭王而下，诸侯之势日益盛强，齐、晋、秦、楚有国千里，以兵相攻，以地相制，大吞小灭，二百馀年，然后并为六国，又一而为秦。秦不能守，才二世而迁为汉，天下至汉而始服。晋之衰自惠帝以来，四夷之势，日益炽烈。刘聪、石勒乘王室之多故，裂中原而处之，擅王僭帝，倡为祸首。四方巨盗，如毛之多，接迹而起。百馀年间，天下分割而为国十六，又二百年而传之者七代，然后合于隋。隋不能守，未三十年而迁为唐，而天下始定。唐之衰自穆宗而后，方镇之势日益暴横，兵强地大，盘结于外，乱根逆本，深不可拔，百馀年间，唐祚因之以亡。唐虽亡，而其遗毒馀烈存于天下，奸雄藉之以盗神器，是故未六十年而社稷五禅，底于丧亡。坏败之极，圣人出而天下始安。嗟夫，此三乱者，其源之从来甚长，故其流之所适甚远，皆历数世而后可以止息。夫五代干戈之事固不足议，惟以其去唐最近，而于今不为远，亦可摭其既往之迹，而著为监戒，以杜万世之患焉。昔者唐之祸既始于方镇，终于盗贼，而遂为梁之所乘。自梁以来，以乱济乱，其覆亡之端则与唐无异。或以将帅之跋扈，或以戎人之侵迫，继之以骄悍之兵满于天下，而不知所以制禦之道，是故或变于外或溃于内，而不复支矣。国家荡除根芽，混一区宇，立成法制，思与万世为利。罢藩侯，销武力，将帅之臣受成于内，虽拥兵专阃，而未尝敢擅威福。凡进退出处，惟天子之命是从，求其跋扈之状固无有也。然而外侮骄兵之势，则志士仁人窃以为之忧焉。以后唐之亡验之，则悍兵可不为之防邪？以石晋之乱推之，则边圉可不为之备邪？失虑于一日者，召患于百世矣。《诗》云：「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书》曰：「无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夫《诗》《书》之所戒，必稽称衰晚，假譬近事。至于贾山献书汉帝，而又借以为喻，其言最号明切。然则条季末之迹，为隆盛之规，岂非圣贤之心欤？此鲰生所以毕其说于五代也。

汉太尉杨震，以忠义刚方之节，扶危持颠，王室倚之，虽乱不亡，功德及四海，深且大矣。天与令善，子孙盛多，历九百九十年，爵禄犹不绝，间有贤者出焉。盖二十四世生汉公，在唐宣宗时，领宣武、天平二节度，居靖恭里，光显一时。又二世，生珂，任金堂县令，生国子祭酒担，因葬金堂于绵竹，遂为绵竹人。祭酒生颖，仕孟蜀，为汉州别驾。别驾生曮，怀道自晦，不愿仕，族党尊为隐君。祥符、天禧间，大臣表论行义，授国子监主簿。隐君有二子，长曰至，为尚书郎，故累赠太常少卿；次曰塾，乃君考也，趣识超迈，有君子长者称，乡人之善者皆师式其行，赠朝请郎。君讳宗惠，字敦夫。孩提时已庄谨，不妄笑言。既长，能学以干禄，擢嘉祐八年进士第。初授眉州司法，以亲嫌徙陵州，视条格有未安，辄论奏，往往如请，著为令。迁遂州青石令，改著作佐郎、知绵州巴西县。是时苗、役之令初下，远方郡邑行之或过与不及，独君能体法意，推广以序，民得不扰。使者请君赍奏而上，谓可迁进，君以亲年高辞不行，就辟监成都商税。前此有司幸赏，征敛无名，求溢常课，多至迁二官。君罢太甚者，羡入遂寡，畴其劳，惟可减岁进秩。丁母忧，去位。服除，改秘书丞。君居丧逢郊霈，未封其亲，乃叙前劳于朝，丐一命以及父，部使亦为之言，皆不报，君自是不复语减岁之赏。朝请公既没，终丧踰年，顾松槚不忍去，殆无仕进意，亲友强之，久而后行。今天子即位，诏天下实封言事，君献十议：一任宰相，二选将帅，三省冗官，四薄赋敛，五慎名器，六安边鄙，七广言路，八重法令，九节浮费，十议科举。其言有补于治。尝通判衡州，岁大水，民饥且溺，郡守坐视不恤，君尽假官舟以济，发廪贷之，然后白使者，全活甚众。湖南郡县凡追集，吏以文书鬻于皂隶，谓之「卖帖」，得者藉以敛贿，公肆掊扰，上下不为怪，民甚病之。君严治之，立禁条以上闻，朝廷因作法颁天下。又尝知洋州，为《劝学文》谕郡人，朔望率诸生释菜于先圣，退而环坐，执经讲论，课试能否，于是旧俗一变，学者数倍，争讼为之衰息。绍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卒于官，既阅月，朝奉大夫命始下。享年五十六。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乡先茔之次。母张氏，封广德；王氏，封靖安，皆县太君。妻黎氏，寿安县君。子六人：綝、繗、缃、纁、絿、綨。綝，泸州司户参军；缃，早卒；馀皆力学求举。女三人：长适宇文纲，次适李际，季适奉议郎张及。君孝友廉静，贵义而贱利，事亲能养志，惟恐一毫违其欲。爱人惜物甚勤，不汲汲于荣禄。朝请公长女既适朝散郎宇文昭度，爱之，留于家，与君共居三十年，内外无间言。洎析产为二，君乃占瘠土，故伏腊冠婚之费有不给，而终身犹贫。亲党无以葬，与孤女不能嫁，则出力资之。壬申岁，绵竹水灾，君率里人瘗溺尸凡千数，其在官亦以为切务。元祐中，大臣有喜君者，欲援以进，君不趋合乃已。或勉之，则曰：「用舍在道，通塞在命，求无益也」。平居不倦学，有文集二十卷。晚读释老书，常戒杀，间不茹荤，旬至四五日。非宾客，尽昼默坐。将捐馆之数日，呼綝读司马承祯《坐忘论》，既而叹曰：「人之处世，要在如是，于物我始终之理，其有得乎」！及其亡也，亲友或谓君常苦脾疾，蔬食损气，以及大故，盖惜君不幸而云耳。有王从古，持术考数，或以奇中，尝告君曰：「异时有同祖考名者，位己之上，宜虑以避祸」。君既在洋，会朝奉郎张塾为利州路转运通判，适与朝请公同讳，未几，君乃卒。呜呼，天下之事，不可致诘，岂一端者！元丰初，予始识君，一日，与客偕至，客诧其亲侈纵声色以自奉，真得富贵之乐，君愀然顾予曰：「审如是，何以示子孙」！予尝研味此语，爱君之清识云。铭曰：

其质也良，其守也方。外舒其华，中敛其光。富兮非吾乐，嗟悖义而多藏；贵兮非我好，敢枉己以自戕？予迹孰从？泰然不竞之场。予心安归？漠然无何有之乡。令名不忘，终焉允臧。

公讳介，字子方，姓唐氏。惟唐氏世谱，其始远矣。至汉初，厉从高祖起丰，为斥丘侯。后十七世彬仕晋，封上庸侯。又二世辉为前凉临江将军，始居晋昌，稍分徙太原、京兆、北海。北海之后瑾仕周，开府仪同三司，临淄公；临为唐礼部尚书，天宝之乱，子孙又散去。有为唐山令曰熊者，居馀杭，生子曰希颜，天复中，以明经为建威军推官，是为公之高祖。曾祖仁恭为吴越盐铁巡官，尚书水部员外郎。祖渭仕皇朝，至尚书职方郎中，始自馀杭家江陵，遂为江陵人。考拱左班殿直。公既贵，赠曾祖太子太保，追封妣盛氏英国太夫人。祖太子太傅，妣夏氏嘉国太夫人。考太子太师，妣两崔氏崇国、光国太夫人。公十三岁丁太师丧于漳州，家故贫，州人赙之者，泣谢不受。侍母夫人护丧归江陵，养亲终服，无违于礼。天圣八年第进士，为鼎州武陵尉。郡掾鞫狱实，既决，猥曰：「验死不明，乃尉之罪」。私请曰：「验罪轻，鞫罪重」。公怜其言，为受罚。调岳州沅江令，县民龙氏上书讼分田不均，坐不实，徙以死。其子陈冤，更数令不得直。公躬至田所，按图契，是非立辨，遂均其田。州民李氏以高赀为上下所渔扰，或者不厌，因告其祠鬼用人。守喜击断，则速系其家百口，极狱之惨，情不得。奏公治有能名，专属之。公考阅实非杀人者，守又奏以为未尽，诏殿中侍御史方偕移劾于澧州，卒用公所具狱不能变。以武康军节度推官知夔州奉节县。宝元二年，转运使应诏举充三路知县，迁秘书省著作佐郎，知莫州任丘县。县当信使驿，往返诛索繁急，其下因缘为奸利，异时俛首趣事，莫敢何辨。公为区画，预居其物，每使至，亲坐驿门给之，一以法令从事，应复还而毁失者，移文取其偿。故过者皆戢，上下便之。塘水岁浸邑田十一村，而塘实中人主之，州县畏其势，无以利。公募民自高阳起堤，亘鄚十馀里蔽之，其患遂息。丁光国太夫人忧，服除，知相州安阳县事，改秘书丞。皇祐初，河决，其所监司举公通判德州。二年，改太常博士，徙通判广信军。未至，召为监察御史里行，转尚书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宗室请买官地，公言：「可予则赐之，不可者勿听，而使输直，非也」。内侍督作龙凤车于启圣院。公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为后宫舆服故，喧黩其中，又车饰金玉过制，皆非是」。诏罢之。张尧佐以恩泽，一日除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公言不可，因引唐天宝所以致祸败者。既累疏，乃与谏官等七人极论殿上。又白御史中丞留百官班，将廷议，卒夺其景灵、宣徽两使。明年，赐五品服。未几尧佐复为宣徽使，知河阳。或谓补外不足论，公曰：「宣徽次二府，不分内外」。独力争之。仁宗皇帝谕曰：「除拟初出中书，公言是，当责执政」。退请全台对，不许。自请罪，又不许。章十数上，遂劾宰相附会尧佐，谏官朋比，事及宫掖。因请采公议，别择用大臣。其言坚直。帝亟召二府，示以疏。公面质宰相曰：「自惟有是事乎？君前礼毋得隐者」。枢密副使麾公下殿，犹争益切，遂贬春州别驾。明日，改英州，遣内侍随之。制出，人情惊愕。于是敕朝堂告谕百官，又明日罢宰相，黜谏官。公怡然南去，绝口不为人道。当此之时，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闻风叹慕，耸然有立志，往往作为文章以颂咏其美。自是言事官以畏嘿为耻，而大臣亦知所鉴戒云。四年，检校水部员外郎、全州团练副使。监郴州税，稍复秘书丞，又复主客员外郎，通判潭州。五年，复殿中侍御史，知复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遣中使赍告身就赐，乘驿赴朝，盖皆异礼也。入见，帝曰：「知卿守节，谪官以来，无私书至公卿间」。公顿首谢，退就职，言事无所避如故。假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开封府判官。至和元年，知扬州。辞日，帝复谕曰：「卿孤立不移所守，今虽在外，无忘规补」。赐服三品。俄徙江南东路转运使。嘉祐元年，侍御史吴中复请还官言路。时潞国文公再当国，亦言唐某顷为御史，所言皆中臣病，而责太重，愿如中复言召之。迁工部员外郎、河东转运使。戎人侵耕，河西经略使令筑堡限之。麟州守将轻出按视，贼奄至，与战而没。朝廷罢易帅臣。公摄事，即绝其互市，盛兵境上。戎人惧，乃来请议，事平，多如公策。三年，徙淮南、江浙、荆湖都大制置发运使，入为三司度支副使。四年，以本官拜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同提举万寿观。帝自至和后，御朝渊嘿。公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为治。愿时延访群下，发德音，可否政事，以幸天下」。又言：「赏罚不可以贵贱轻重，如孙沔、吕溱侈纵，宜深责必行，则众信矣」。论宫禁干丐恩泽，其命不由中书，此古所谓斜封，非盛朝所宜有。请裁放后宫冗数，罢祈禳斋醮之不经者。诸路走马承受使臣淩扰郡县，可罢勿遣，以权归监司。天下配军，至死无赦，与古律意异，宜令有司差其重轻，有所纵遣，仍著为法。又言士节不立，愿委大臣进敦朴忠厚之士，稍抑聚敛文法吏，以销刻薄浮竞之风。国朝祖陵在保州，自杨怀敏广塘水，稍稍侵近，议赐钱改卜。公言迁久安之神，以其地与水，非尊祖之道。兖国公主夜开皇城门入禁中，请重责守者，以严宫省。是年，充北朝生辰国信使。五年，转礼部郎中、权发遣开封府事。时御史中丞劾宰相未报，乃自去官号不出，宰相亦待罪。公与谏官、御史连请辨其曲直，于是罢御史中丞。公亦求外补，得知荆南。而门下封还制书，谓公不宜处外。乃留，复知谏院。言新除枢密副使与内侍通姻，不可大任，屡疏，卒罢之，而公亦去知洪州。翰林学士胡宿等七人上书恳留，不报。七年，拜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明年，英宗皇帝即位，迁吏部郎中，除枢密直学士，高阳关路安抚使、知瀛州。治平元年，召为御史中丞。首言：「先帝在位四十馀年，天下乐利，惟仁治而已。愿恢圣度，广恩德，则为善继，四海蒙福矣」！帝重其语。公前后三年在言职，名鲠切无所回忌。明年，拜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河东经略使。至则首戒边将毋生事。初，代州岢岚军西夏数扰边，公遣兵撤其所筑境上堡栅，又移文谕以利害，严守以待之，遂不复敢动。其后寇大顺城，环庆路帅移檄出兵牵制，公曰：「守边之策，莫如自重。奈何以小侵故，使邻道劳费？非至计也」。以事上闻，诏以谕西帅。公虽居外，意未尝不在朝廷。于是濮王园庙之议起，言者多得罪，公忧形于色，密疏请还台谏官之谪者。四年，神宗皇帝即位，迁给事中，召拜三司使。有司议增官屋僦直，公以谓京师狃于恩，不喜扰，唐税间架，可以为鉴，恐所得不当所损。奏卒罢之。请出汴河运船于江湖转东南之粟，中外为便。熙宁元年正月拜参知政事。公自以进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义，纯诚尽公，多所献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与同列论政事，反复再三，终不屈。祖宗法有所更，近臣有所进退，尤极其慎。虽在帝前，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归，未尝反顾。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风采。二年三月告疾，帝遣高医相属，内侍入问状，驿召其子淑问于复州归侍。四月，帝幸其第临问，出涕久之。某日薨于寝。车驾临奠，哭之恸。明日，遣中使以禁中旧所画公像付其家传之，辍视朝二日，赙恤有加。赠礼部尚书，官其子孙及外姓通九人。丧归，所过治道发卒护送。太常议，以公正而不阿、刚而能断，谥曰「质肃」。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江陵府江陵县龙山乡太师之茔次。公端劲之质，出于天资。立朝风格懔然，遇事立断，初无留思，而邃于学问。待人恂恂有礼，自奉简约，未尝问事有无。将终，属其子以修身持门户而已。辅政裁逾年，年止六十，不得究施其志，此天下所以叹恨也！有文集若干卷，奏议二十卷，《边防利害》五卷。娶杨氏，谏议大夫生之宗女，诰封魏郡夫人。子五男：淑问，朝奉大夫，尝为御史，有直声，能世其家风；义问，某官；待问，早亡；嘉问，宣义郎；之问，承事郎。二女：长适宝文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谢景温；次承议郎王某。孙十七人。今上元祐八年，将建碑墓上，来请文。乃论次其实而系之以铭曰：

謇謇唐公，媚于三宗。好是正直，有言有庸。公之于言，刚不违义。伏奏殿榻，面劾大吏。引而质之，在列汗愧。不贬不明，瘴荒万里。人于祸福，有择而言，则迎则嘿，久酣为安。虩然大声，震彼悯悯。皇思其忠，士庆其返。乃践中外，乃都休显。公长宪府，人无邪诪。公总财省，民饱而裘。乃登辅弼，弥论政猷。祖宗典则，惟帝之求。国惟其仁，毋变以利。物惟其常，毋凿以智。有或出此，予曷敢同！以劘以守，惟理予从。斯道之恃，隐然在公。天畀公厚，胡缺者寿？帝咨不憖，士民永疚。龙山之藏，有铭诏之。神隧之表，次诗在碑。百世无斁，正直之思。

孟轲言：「王道之常，贱利而本仁义」。当世之诸侯皆谓之阔疏，而后之学者亦或疑其为空说以示训。尝窃观之：先钝而后利，王之易者，莫若仁义之为用。小利而大拙，力殚而功少，名败而实从之者，莫弊于权谋也。周既亡，而秦能一天下之诸侯。秦之乱，高祖起兵，才五战而天下定于汉。西汉之业为莽所盗者十二载，而世祖兴。世祖之兴三年而后为东汉。高、光之建业，一何其易也！基宇一何其宏大也！传之子孙，又何其长也！东汉之乱，豪杰据国而虎争，善用兵者，莫过于魏武。建安之元，始迎献帝以入于许，自是中国之权归于曹氏，官赏兵刑、纪纲号令，莫不自曹氏出，汉帝挈挈守空器而已。于时取之之易，若拔一毫，然而止能集天下之势，故不敢取用天子礼乐者，凡二十五年，而身终于北面。及丕受献祚，四方之君者三，魏一再传，而其政已为司马氏所有。观魏武之建业，一何其难也，基宇一何其狭也！传之子孙一何其弗永也！岂谓魏武之用兵，不及于高、光耶？谓天之意不欲天下之亟定于曹氏耶？谓用兵不及于高、光，则魏武固能兵矣；谓天之意不欲天下之亟定，则天下之厌乱不为不久矣。何难易、小大、长短之不相若也如此？尝以谓天下大物也，不可以诡谲服，不可以威力御，有伪而霸，无伪而王；有伪而享国，无伪而享天下。彼高祖、世祖之所以兴，虽褰裳奋剑，驰逐而得之，然皆有仁义之资、忠厚之量，故人心易一，数载而成。大业已成，而天下定于，不复摇动。魏武则不然，其治身、其任臣、其使民、其取天下，一本于诡谲威力，无复锱铢仁义忠厚之实，是以孔融、杨修诛死而不肯臣，荀彧感恨喑噎而毙，天下义士云长之徒，掉臂而徐去，管宁之属，浮海而避之，惟得巧诈之士而与之共国，竞竞焉忧窃发之变。故虽虏张绣、走二袁、擒吕布、馘高干，戎旗北指而乌丸蹋顿为之破，兵锋西向而宜、堪、起、遂为之平，有智者莫不惮，有力者莫不屈，兵彊战胜而天下益疑之，思与之为敌。用力勤于二汉，而土分于吴、蜀；垂业至于二世，而运夺于宣、景。何哉？失之于险害刻薄，而不以仁义忠厚抚天下也。人之形可劫而人之心不可劫，人之财可掠而取而人之心不可掠而取，天下之土可以彊而兼而天下之心不可以彊而兼。迅疾不让，怒若风火者，虽速必缓；欺其人而得之者，虽得必失。得民之心者，不欲有民而民必归之。大国之贾，出其货财贸易于廛市，持之以信、守之以廉，意思闲缓，如不欲多得者，故利之归也愈厚，其为富也必久。有贪贾者，持筹如变化，罔利如寇攘，人由是莫敢与之贾，以至于饥而死。孟子曰：「茍行仁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魏武何知焉？孔明之为蜀，先以仁义治其国，后以仁义之声动天下，三州举土以归于我，而辄不取，是以一举而魏之君臣相聚而忧。当是之时，民心虽已去汉，以孔明仁义之才，挟备而自为，亦可以有所立，天下之未归蜀者，特须时耳。孔明不幸，功未成而且死，使孔明不死，魏、吴其一而为刘蜀乎？孝明之区区，焉能抗之哉！

问：周建子弟同姬姓者五十三国。秦起周后，谓周以封建失天下，尽除前世之法，虽子弟不得有土，然传二世而秦亡。汉监秦弊，当世之士，争以封建推言周、秦所由长短者，故高祖、文、景之间，子弟半天下，后颇以败乱。然断辄复续，与汉相终始，凡四百年。由是晋、宋、隋、唐之间，言封建者益多。晋取用之，卒败。隋、唐之间，名虽用封，而实于周、汉异矣。然唐亦垂四百年。故后世议者，多以封建为守矣。敢问周、汉、唐之君，历年之久，秦之历年之短，果以此耶？果以此，则周、汉之君所赖者何事？必不以此，求破后之议者以何说？夫封建同姓，以自蕃屏，用求永世，果圣人之意乎？非圣人之议，则周公为周而用之，何也？诸君明以教焉，幸无让。

始：原无，据右引补。

人生不可以无养，养而不可以无教。生而无养者畜也，养而不教者豢也。天之生万物也，春夏以养之，秋冬以杀之，霜雪风露，无非教也。人之为异于万物也，提孩母教之，童子父教之。语而教之说，食而教之茹，行而教之趋，视而教之端，听而教之审，能而教之技。工教之为斤斧焉，商教之为货殖焉，农教之为稼穑焉，士教之为诗书焉。此数者非伪也，性之所以必然也。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必教子弟以治天下国家，犹工之必工，商之必商，农之必农，士之必士，亦各称其分也。周公封国七十一，周家之子弟五十三人焉，皆为天下显诸侯，由能教也。秦之亡也以胡亥，胡亥之亡也以赵高。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可不戒哉！后世天子之子弟，生而不知庠序师友之严，习而不见智圣仁义之道，提孩则命之爵，长而赋之国，气骄而易颠，志满而易覆，此爱之所以祸之也。夫爱而不教，失之矣，抑有愚之而不教者焉。爱之而不教谓之不智，愚之而不教谓之不仁。不智犹可知也，不仁者不思之甚也。《诗》曰：「绵绵葛藟，在河之浒」。言葛藟犹能庇其本根也。今国家诸王之子弟，不赋之田土，不锡之山川，富之以禄，不及以政，恩义洽矣。然使长于宫庭之深，溺于妾妇之安，上而不知礼义之训，下而不知稼穑之难，虽有峨冠大带之华，鞍金盖碧之异，方于锢之，无以异也。然朝廷固已设官典教训，奈何授之而不择其贤，责之而不以诲谕。居其官者，不过订市人之贸易，忝乐工之操缦，非知教也。古者王世子、王之诸子必入学，与国人齿，故《记》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世子入学之谓也。《诗》不云乎：「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故为天下者，必强其形势，强之不以仁义，亦末矣。今夫圣贤有为，必诏诸王之子弟，听入太学，与国人齿，使习知师友之严，日闻智圣仁义之学。岁遣大臣考问课试，参第能否，而旌其尤异，厚之禄秩。自然人人向风，知自贵于学，本支百世，岂胜道哉！

说曰：王良善御，虽奔踶之马，泛驾之辔，无不服习，由衔勒之持者在己，而制使之得其理也，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知也。内而朝廷百官，外而九州四海，其所持者，莫不在天子，而制使之者，皆吾法与命，可谓善御矣。夫爵以御德，天下贵贵而尚贤，故《诗》曰：「乐只君子，天子命之」。赏以御功，天下事事而尚力，故《诗》曰：「君子至止，福禄如茨」。刑以御奸，天下恶恶而尚耻，故《诗》曰：「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职以御百官，官人以位而奉常责，故《诗》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朝贡以御诸侯，中国持籍而莫敢废，故《诗》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地著以御万民，则四民不易业以事上，故《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征伐以御不庭，则风诰所可及者莫不面内而服从，故《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君人持是数者，以立于四海之内，故谓之不失其御。在《易》之《乾》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君者臣之御也。《坤》曰：「履霜，坚冰至」。言阳者阴之御也。《蒙》曰：「击蒙，利用禦寇」。言中国者外域之御也。《剥》曰：「贯鱼以宫人宠」。言君子者小人之御也。《师》曰：「王三锡命，怀万邦也」。言赏者德之御也。《噬嗑》曰：「屦校灭趾，无咎」。言刑者恶之御也。呜呼！春秋之时，天下可谓无御矣。弑君三十六，君臣失其御矣；灭国五十二，诸侯失其御矣；戎诸侯相盟伐，吴、楚、越之君日交于干戈，外域失其御矣；水旱螽螟，大饥告籴，山崩地震，万民失其御矣。齐有田常，鲁有三桓，晋有六卿，其为窃盗逃奔不可胜纪，盖天地刑赏，荡然无御矣。当是时也，龟鼎不足以重世，位号不足以存天下，然而或维持而未亡者，恃诸侯不以位号为美而不欲为，如欲之，其势振槁耳。御之不可失也如是，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夏之亡非桀之罪也，太康失其御十五世矣。商之亡非纣之罪也，帝甲、武乙失其御九世矣。周之亡非赧之罪也，平王失其御二十二世矣。秦二世而亡，由知御不知德，知君不知民。汉王功臣，不制九国；文景虽治，而其御先亡。其后东都中兴，或者天未厌乱，彊臣大竖提三尺之孤号命天下，十世之御不道也。唐初武德、贞观之御可谓美矣，然永徽之后，颠而复扶，危而复持，天下之御无常，或入于强臣哲妇，或在于宦官宫妾。君子谓天祐之亡，由乱始于永徽，而天下不可复御矣。噫！御者，天下之要势，祸福之机也。其势具，其机存，高台广榭，天下不为害；繁声丽色，天下不为蠹；金玉冠佩，天下不为费；狗马驰骋，天下不为耗。其势移，其机失，茅茨土阶，不足以制强梗；宵衣旰食，不足以威祸乱。坚甲利兵，盗贼之用也；高城深池，诸侯之利也。然则为天下者将不失其御，如之何？曰：为君慎名器，明法以治臣下。名器者，御之力也。名器一失，犹辔而不衔，缰而不持，其为蹄齧驰跃之患，不可复驾必矣。法不明，犹孺子揽六辔而致千里，中道窃发，将何以御之？故《传》曰：「名器不可以假人」。《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皆御之谓也。臣愚不佞，故为《御说》。

说曰：自天地至于万物皆有体，与生俱生，与死俱亡，有国家者不可不知也。天以高为体，失其高，三光不著，阴阳风雨霜雪不神，则不得为天。地以厚为体，失其厚，山川不持，百谷草木不植，则不得为地。君以尊为体，失其尊，百事不治，政令赏罚无所动于天下，则君道亦几乎息矣。天不以巍巍为高，不为不云，四时相迭如受命，故人信其能高。地不以溥博为厚，不断不刻，万物生死，不知有宰者，故人信其能厚。君不以位号为尊，王公至于百执事皆以职奉法于内外，而能收神于无为，则中国四夷仰之如天地，畏之如神明矣。百金之子为室堂，坐于奥处，出帛与金，类材命工，则其任也；操墨纵绳，号令短长，不持斧斤，则匠氏之任也。栋梁榱桷、甍臬椳楔，不责之众工，则般输之巧不能构环堵之屋。天下之治犹治室堂，君则百金之子也，三公则匠氏之任也。古者天子日出视朝，命三公坐而论道。至于经邦国、调阴阳，三公者犹曰：「有臣在，非吾君责也」。天官冢宰率其属掌邦治，地官司徒率其属掌邦教，春官宗伯率其属掌邦礼，夏官司马率其属掌邦政，秋官司寇率其属掌邦刑，冬官司空率其属掌邦事。岁终，六卿各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是天子一岁一听天下之计耳。故君常逸，臣常劳。君常立于无过之地，臣常有不任责之忧。此所谓君得天下之体。得其体，虽中材庸人，维持拱揖，垂世历年，虽有不治，而不患乎乱矣，如周三十世而七百年是也。失其体，虽雄材大略，焦身劳思，号令四海，患至而不可救，祸转而不可复，如秦者，夜视天下之书，程以衡石，自谓威过万古，而不及二世是也。典刑之亡，天下不纲，六卿之职合为一，今天子者是也。古者有司之事，总稽知名数，与夺命于官长，今三公六卿是也。刑一有罪，主法者奉法，斯可矣，如决于天子，则刑法之体亡矣。治一财赋，主计者奉会计，斯可矣，率治于天子，则财赋之体亡矣。天下之事分于百司，百司之事一主于天子。故君常劳，臣常逸，君常专受天下之责，臣常逃一司之不任职，此所谓失其体，虽君尧、舜，臣夔、龙，求天下无事且大定，不可得也。臣尝闻崇政之一对，延和之数刻，百卒之长，万户之佐，皆彻于天听，命于德音。垂精治平，忘身忧勤，然则美矣；若视古所以治天下者之体，岂不少异？《传》曰：「尊不尸小事，卑不专大名」。为是说者，可谓知体。臣愚不佞，故为《体说》。

熙宁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釐。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茍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则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及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追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斐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而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茍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工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茍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另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柰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讟，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茍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必亦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买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之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劝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倖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消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豗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豗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翕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大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茍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虽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复虑此，况其他乎，世常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施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倖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釐。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言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茍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茍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词。至于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而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领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吐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四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苏轼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坚乞一郡，盖亦自知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伏蒙圣慈降诏不许，两遣使者存问慰安。天恩深厚，沦入骨髓。臣谓此恩当以死报，不当更计身之安危，故复起就职，而职事清閒，未知死所，每因进读之间，事有切于今日者，辄复尽言，庶补万一。昨日所读《宝训》，有云：「淳化二年，上谓侍臣，诸州牧监马多瘐死，盖养饲失时，枉致病毙。近令取十数槽寘殿庭下，视其刍秣，教之养疗，庶革此弊」。臣因进言马所以病，盖将吏不职，致圉人盗减刍粟，且不恤其饥饱劳逸故也。马不能言，无由申诉，故太宗至仁，深哀怜之，寘之殿庭，亲加督视。民之于马，轻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马之饥瘦劳苦，则有毙踣奔逸之忧；民之困穷无聊，则有沟壑盗贼之患。然而四海之众，非如养马，可以寘之殿庭，惟当广任忠贤，以为耳目，若忠贤疏远，谄佞在傍，则民之疾苦，无由上达。秦二世时，陈胜、吴广，已屠三川，杀李由，而二世不知。陈后主时，隋兵已渡江，而后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亲致太平，可谓明主，而张九龄死，李林甫、杨国忠用事，鲜于仲通以二十万人没于云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问，以至上下相蒙，禄山之乱，兵已过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虽无此事，然臣闻去岁夏贼犯镇戎，所杀掠不可胜数，或云「至万馀人」。而边将乃奏云「野无所掠」。其后朝廷访闻，委提刑司体量，而提刑孙路止奏十馀人，乞朝廷先赐放罪，然后体量实数。至今迁延二年，终未结绝闻奏。凡死事之家，官所当恤，若隐而不奏，则生死衔冤，何以使人？此岂小事，而路为耳目之司，既不随事奏闻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迁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谓此风渐不可长，驯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忧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厌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厌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众人，若以此获罪，亦无所憾。取进止。

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何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兴事首议之人，冥谪尤重。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臣今不敢复言。请为陛下言其胜者。秦始皇既平六国，复事胡越，戍役之患，被于四海。虽拓地千里，远过三代，而坟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婴被擒，灭亡之酷，自古所未尝有也。汉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馀，首挑匈奴，兵连不解，遂使侵寻及于诸国，岁岁调发，所向成功。建元之间，兵祸始作，是时蚩尤旗出，长与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师行三十馀年，死者无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皆败。班固以为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帝虽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无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继事夷狄。炀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民怨盗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喜用兵，既已破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犹且未厌，亲驾辽东。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后武氏之难，唐室凌迟，不绝如线。盖用兵之祸，物理难逃。不然，太宗仁圣宽厚，克己裕人，几至刑措，而一传之后，子孙涂炭，此岂为善之报也哉。由此观之，汉、唐用兵于宽仁之后，故其胜而仅存。秦、隋用兵于残暴之馀，故其胜而遂灭。臣每读书至此，未尝不掩卷流涕，伤其计之过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随即败衄，惕然戒惧，知用兵之难，则祸败之兴，当不至此。不幸每举辄胜，故使狃于功利，虑患不深。臣故曰：胜则变迟而祸大，不胜则变速而祸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麟、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无怨言，国无遗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无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谅其有不得已之实故也。今陛下天锡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来，缮甲治兵，伺候邻国。群臣百寮，窥见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执国命者，无忧深思远之心。枢臣当国论者，无虑害持难之识。在台谏之职者，无献替纳忠之议。从微至著，遂成厉阶。既而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陈升之、吕公弼等，阴与之协力，师徒丧败，财用耗屈。较之宝元、庆历之败，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背叛，京师骚然，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怒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赖祖宗积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无功，感悟圣意。然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搆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梅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使十馀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赀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且夫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奏捷，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耳。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譬犹屠杀牛羊、刳脔鱼鳖以为膳馐，食者甚美，见食者甚苦。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挺刃之下，宛转于刀匕之间，虽八珍之美，必将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为耳目之观乎？且使陛下将卒精强，府库充实，如秦、汉、隋、唐之君。既胜之后，祸乱方兴，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将吏罢软凡庸，较之古人，万万不逮。而数年以来，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积，扫地无馀，州郡征锐之储，上供殆尽，百官廪俸，仅而能继，南郊赏给，久而未办，以此举动，虽有智者，无以善其后矣。且饥役之后，所在盗贼蜂起，京东、河北，尤不可言。若军事一兴，横敛随作，民穷而无告，其势不为大盗，无以自全。边事方深，内患复起，则胜、广之形，将在于此。此老臣所以终夜不寐，临食而叹，至于恸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闻之：凡举大事，必顺天心。天之所向，以之举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举事必败。盖天心向背之迹，见于灾祥丰歉之间。今自近岁日蚀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疠疫，连年不解，民死将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见矣。而陛下方且断然不顾，兴事不已，譬如人子得过于父母，惟有恭顺静思，引咎自责，庶几可解。今乃纷然诘责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亲，未有见赦于父母者。故臣愿陛下远览前世兴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固社稷长久之计。上以安二宫朝夕之养，下以济四方亿兆之命。则臣虽老死沟壑，瞑目于地下矣。昔汉祖破灭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战百胜，祀汉配天。然至白登被围，则讲和亲之议；西域请吏，则出谢绝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盖经变既多，则虑患深远。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轻议讨伐，老臣庸懦，私窃以为过矣。然人臣纳说于君，因其既厌而止之，则易为力，迎其方锐而折之，则难为功。凡有血气之伦，皆有好胜之意。方其气之盛也，虽布衣贱士，有不可夺，自非智识特达，度量过人，未有能勇于奋发之中，舍己从人，惟义是听者也。今陛下盛气于用武，势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献言不已者，诚见陛下圣德宽大，听纳不疑。故不敢以众人好胜之常心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亲见用兵之害，必将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尝一言，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圣人之于天下也，无意于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凤，鸟兽萃焉。虽欲辞之，岂可得哉？禹治洪水，排万世之患，使沟壑之地，疏为桑麻，鱼鳖之民，化为衣冠。契为司徒，而五教行，弃为后稷，而烝民粒，世济其德。至于汤武拯涂炭之民，而置之于仁寿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圣人者，盖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于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传数十世，而民不叛。岂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诸侯并起力征争夺者，天下皆是也。德既无以相过，则智胜而已矣；智既无以相倾，则力夺而已矣。至秦之乱，则天下荡然，无复知有仁义矣。汉高帝以三尺剑，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虽稍辅以仁义，然所用之人，常先于智勇，所行之策，常主于权谋。是以战必胜，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于无事，以为子孙无穷之计，而武夫谋臣，举非其人，莫与为者。故陆贾讥之曰：「陛下以马上得之，岂可以马上治之」！叔孙通亦曰：「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于是酌古今之宜，兴礼乐之中，取其简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为朝觐会同冠昏丧祭一代之法。虽足以传数百年，上下相安，然终不若三代圣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长也。夫武夫谋臣，譬之药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养生。儒者譬之五谷，可以养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争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败于泓，身夷而国蹙。此以五谷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诗书，杀豪杰，东城临洮，北筑辽水，民不得休息，传之二世，宗庙芜灭。此以药石养生者也。善夫贾生之论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为二道。故具论三代以来所以取守之术，使知禹、汤、文、武之威德亦儒者之极功，而陆贾、叔孙通之流，盖儒术之粗也。

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守此二言，终身不易，尧舜之主也。至诚之外，更行他道，皆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为非德。何谓至诚？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亲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丝毫伪也。如此，则四海之内，亲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图、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丝毫之伪，一萌于心，如人有病，先见于脉，如人饮酒，先见于色，声色动于几微之间，而猜阻行于千里之外，强者为敌，弱者为怨，四海之内，如盗贼之憎主人，鸟兽之畏弋猎，则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谓至仁？视臣如手足，视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时使、薄歛，行此六事而已矣。祸莫逆于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狱，灾莫深于兴土功，毒莫深于夺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阱，而伐国之斧钺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胜用矣。《传》曰：「至诚如神」。又曰：「至仁无敌」。审能行之，当获四种福。以人事言之，则主逸而国安，以天道言之，则享年永而卜世长。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试之效也。去圣益远，邪说滋炽，厌常道而求异术，文奸言以济暴行。为申、商之学者，则曰「人主不可以不学术数」。今人主，天下之父也，为人父而用术于其子，可乎？为庄、老之学者，则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欲穷兵黩武，则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国」；欲烦刑多杀，则曰「吾以禁奸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歛，则曰「吾以强兵革而诛暴乱，虽若不仁而卒归于仁」。此皆亡国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尝用之矣，皆以经术附会其说。《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则威福将安归乎？今之说者则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于是违众而用己。己之耳目，终不能遍天下，要必资之于人，爱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润肤受之说行矣。然后从而赏罚之，虽名为人主之威福，而其实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窃吾威福，而卖之于外，则权与人主侔矣。《书》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谓也。爱者，怀私之谓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胜于怀私，则事无不成」。今之说者则不然，曰：「人君当使威刑胜于惠爱」。如是则予不如夺，生不如杀，尧不如桀，而幽、厉、桓、灵之君长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馀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豪俊。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馀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于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或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叹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吴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公子翚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翚惧，反谮公于桓公而杀之。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涂之人皆捕击之矣。涂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涂之人，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耳，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施优来之。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祸亦不少异。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李斯不免于二世之戮，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以为世戒。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故勉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足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呜呼，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尝诣司马师。师有密疏未屏也，如厕还，问小同：「见吾疏乎」？曰：「不见」。师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酖之。王允之从王敦夜饮，辞醉先寝。敦与钱凤谋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视之，见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读史得鲁隐公、晋里克、秦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

秦始皇时，赵高有罪，蒙毅按之当死，始皇赦而用之。长子扶苏好直谏，上怒，使监蒙恬兵于上郡。始皇东游会稽，并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及还，上崩。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苏子曰：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震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书契以来，惟东汉吕彊、后唐张承业二人，号称良善，岂可望一二于千万，以徼必亡之祸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汉桓、灵，唐肃、代，犹不足深怪。始皇、汉宣皆英主，亦湛于赵高、恭、显之祸。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奴仆薰腐之馀何能为，及其亡国乱朝，乃与庸主不异。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扶苏亲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诛，而复请之，则斯、高无遗类矣。以斯之智而不虑此，何哉？苏子曰：呜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殊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复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而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仓卒之变，无自发焉。然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至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不可测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寘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汉武、始皇，皆果于杀者也。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如戾太子之悍，则宁反而不诉。知诉之必不察也。戾太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故为二君之子者，有死与反而已。李斯之智，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苏文忠公全集》卷五。又见《皇朝文鉴》卷九八，《观澜文集》乙集卷八，《文章轨范》卷三，《文章类选》卷一一，《文编》卷二九，《文章辨体汇选》卷三九五，《名世文宗》卷二六，《古今图书集成》皇极典卷一六五。）！

者：原缺，据郎本补。

其次莫若深结天下之心。臣闻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运之乎茫茫之中，安而为太山，危而为累卵，其间不容毫釐。是故古之圣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资，而恃其有可爱之实；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势，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则？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转相属也，以有其富贵。茍不得其心，而欲羁之以区区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势者，其平居无事，犹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欢，去已久矣，适会其变，是以一散而不可复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贱，奔走万里，无敢后先，俨然南面以临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为茍安之计，贤者既无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举天下之事，听其自为而已。及乎事出于非常，变起于不测，视天下莫与同其患，虽欲分国以与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盖用此术以至于颠沛而不悟，岂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诸箧笥，则器与人不相习，是以捍格而难操。良工者，使手习知其器，而器亦习知其手，手与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经营祸乱之足忧，而养安无事之可畏。何者？惧其一旦至于捍格而难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励其百官，抚摩其人民，为之朝聘会同燕享，以交诸侯之欢。岁时月朔，致民读法，饮酒蜡腊，以遂万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尽其词。犹以为未也，而五载一巡守，朝诸侯于方岳之下，亲见其耆老贤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风俗。凡此者，非以为茍劳而已，将以驯致服习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捍格而难操也。及至后世，坏先王之法，安于逸乐，而恶闻其过。是以养尊而自高，务为深严，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为之说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书之，后世且以为讥。使其君臣相视而不相知，如此，则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伥伥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杰已议其后。臣尝观西汉之初，高祖创业之际，事变之兴，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项氏创残之馀，与信、布之徒争驰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绝人之姿，据有土地甲兵之众，其势足以为乱，然天下终以不摇，卒定于汉。传十数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向风，兵革不试，而王莽一竖子乃举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铁，而天下屏息，莫敢或争，此其故何也？创业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将相，皆有握手之欢，凡在朝廷者，皆尝试挤掇，以知其才之短长，彼其视天下如一身，茍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当此之时，虽有近忧，而无远患。及其子孙，生于深宫之中，而狃于富贵之势，尊卑阔绝，而上下之情疏，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薄。是故不为近忧，而常为远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圣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礼而务至诚，黜虚名而求实效，不爱高位重禄以致山林之士，而欲闻切直不隐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简约，不为崖岸。当时大臣将相，皆得从容终日，欢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称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缘饰，而开心见诚，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术，御天下之大权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为宜日新盛德，以鼓动天下久安怠惰之气，故陈其五事以备采择。其一曰：将相之臣，天子所恃以为治者，宜日夜召论天下之大计，且以熟观其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远方之民者，其罢归，皆当问其所以为政，民情风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从侍读侍讲之人，本以论说古今兴衰之大要，非以应故事备数而已，经籍之外，茍有以访之，无伤也。其四曰：吏民上书，茍小有可观者，宜皆召问优慰，以养其敢言之气。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虽其至贱，无以自通于朝廷，然人主之为，岂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见之，使不知其所从来。如此，则远方之贱吏，亦务自激发为善，不以位卑禄薄无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饰。使天下习知天子乐善亲贤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发，知爱于君而不可与为不善。亦将贤人众多，而奸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