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得钦夫书，闻其进德之勇，益使人叹息。郴寇掩击官军，反为官军所蹙，势已小衄，但未知终当如何耳。闽中人情却甚安帖，时和岁丰，天所赐也。第州县以催发上供馈虏之故，颇行刻急裒歛之政，此为可虑耳。建阳乡人李秉义旧尝从宝学刘丈入蜀，今老且病，往投旧识诸将，因来求书，得以附此。渠不敢有所求，但得一顾之宠，亦足以为重也。元履来山间相访，适值此便，亦有一书附之。

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叹，岂特吾人共之，海内有识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丰城，舟中与钦夫得三日之款。其名质甚敏，学问甚正，若充养不置，何可量也！但云顷在富阳，与尊兄辨论甚苦。是时左右似未以外学为不然，却与前此相聚时所闻小异，何耶？汪丈日相聚，所讲论者何事？当有可见语者。某顷以书论数事，似皆未以为然者，未敢苟已，复以此书扣之。《论语》序一篇欲写呈之，书中已言之，而便速，写札不谨，只纳左右，幸因语呈似，幸甚幸甚！先生埋铭顷欲只求汪丈写，不知见许不。想尝恳之，不待言也。前书所欲更易数处，钦夫又欲删去一句（乃行状中本语），不知汪丈以为如何（乘间试为扣之。）？所寄彦丰处书未到，今此便过馀干，却令往取矣。

窃承幕府无事，得以优游，坐进此道，而所以与谋赞画者，莫非便民声劳之事，甚休甚休！

示及汪丈书，知已为缘况虚志铭，幸甚幸甚！容附书端父兄弟，借来一观也。端父兄弟已祥祭，先生德容日远，益使人痛心耳。《记善录》荷传示，甚慰所望。亟作书遣人，未及细观。然其大致可见，于此始得闻和靖言行之详。盖其见道极明白，故其言之极平易，似浅近而实深远，卓乎义不可及也。祁居之相见，其议论云何？有可以见示者否？龟山《论语序》本为世学胶固，学者类多以分文析字、执辞泥迹为务，故有视其所视，遗其所不视之说。但所引用之事从庄列中说作太过，遂致微失本意，却似精粗本末真有二致，所以中间窃以为疑。非疑其意，特疑其语耳。后见张钦夫、吴晦叔，乃知文定亦尝疑之，不审尊意以为如何？幸有以见教。胡仁仲所著《知言》一册内呈，其语道极精切，有实用处。暇日试熟看，有会心处，却望垂喻。某于汪丈书中已说及，恐欲见，即为呈似也。钦夫尝收安问，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学只就日用处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见功。某近乃觉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明仲兄不及别拜状，想旦夕从容，有讲道之乐。中间说看《易传》，不知后来所得如何？某亦欲读此书，如有可以见教者，因来及之，幸甚幸甚！元履、灾叔近皆相见，亦甚瞻仰也。前书恳求书籍碑刻等，不知曾辱留意否？

先生诸书，想熟观之矣。平日讲论甚是，如此奇论，所未及者。别后始□书请之，故其说止此，然其大概可知矣。老兄既知外学之非，而欲留意于此，恐于《论》、《孟》、《中庸》、《大学》之书不可不熟读而详味。章句之间，虽若浅近，不足用心，然圣贤之言无不造极，学之不博，则约不可守。今于六经未能遍考，而止以《论》、《孟》、《中庸》、《大学》为务，则已未为博矣。况又从而忽略之，无乃太约乎？

某块坐穷山，绝无师友之助，惟时得钦夫书问往来，讲究此道，近方觉有脱然处。潜味之久，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幸甚甚！恨未得质之高明也。元来此事与禅学十分相似，所争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位，今学者既不知禅，而禅者又不知学，互相排击，都不劄著痛处，亦可笑耳。何叔京秋间相过少款，相与怀想高致者，俱不自胜也。

《知言》后来必已熟看，其说如何？汪丈曾说及否？可否之间，必有定论，因来及之，幸幸！《记善录》细看，却似冯公所见未透，记得无精彩。长者所见莫亦是如此否？

□□极感留意，以耳目之玩烦长者，愧愧。向附还三书已领矣，书中忘记禀知也。汪丈寄横渠三书来，此为校补甚多，势须刊作一本乃佳，盖补缀不好看也。大抵集中脱误尽在第二至第五卷中，只换却此四卷亦得也。第七卷中有一论边事状，却只于卷末添版便得。恐汪丈事多，告请出为点对，付之工人，幸甚幸甚！此道既寂寥，而诸先贤之子孙亦复流落不振。自幕府之西，访其书、恤其人不遗馀力，此亦一时节因缘耶。校书极难，共父刻程集于长沙，钦夫为校，比送得来，乃无板不错字。方尽写寄之，不知今改正未也。张家事已于共父书中言之，不知其人已来未也。人家僮仆乃有如此者，可尚可尚！今士大夫食君之禄不为不厚，而临事面谩，辞难就利，无所不至，亦有愧此仆也哉！此书转托钦夫寻便，亦方索然，无一物可伴书者，可笑可笑。

所喻缕缕，殊可骇叹。此其意不在左右，计必又须酝酿播扬，成一大事，亦不可知。然区区之心，有可以质于神明者，以救民而获罪，亦所不敢辞也。批书迟缓，亦且得宽心忍耐为佳。闻建安亦未得去，崇安却已得好消息矣。县中近日大概幸已无它，但西路之窘日迫，官司要已再轮上户至八月初。然无人监督，以明者行之，尚且不免为虚文，况今日耶？

适得蔡仓书，尚有挽留之意。若能领其悃款，幡然一来，千万幸甚！昨日刘居之相访，具言麻沙事体，云一种贫民至有饿而死者，闻之恻然。今日文卿相过，亦说诸处轮粜已足，上户便谓事毕，虽有米者，亦不复粜，最是崇化一乡可虑。梁文叔亦言长平一带小民般运崇安早谷，日不下百人，或恐彼中土人争占拦截，亦能生事，此皆可深虑者。窃意左右闻此，亦不必待其剑戟如林、流血成川，然后为复来计矣。且是目今便觉上下人情不通，有话便难出口。适因蔡仓见问，已告之云，不若便关诸司，再烦左右一来，权领一职，带取印杖，从间道直趋崇化、麻沙，往来监粜，并措置救荒事目，付之簿尉，以俟事之略定而归，似亦无不可者。不知雅意如何？文卿亦说县中士民盛传旧尹复来，其意似亦可怜，不应便恝然弃之也。适又与文卿说，自今以往，境内有一夫不得其死，一夫身被刀创，则左右皆不得辞其责。切幸察此苦言，少回必去之志，勿信庸人徇己忘物之说，以误远图。恐异日思之，不能无追悔也。

向来此间行事得失，当亦有可自警省者。或谓却是欠些伪学，其言虽可笑，然恐有理，不审于意云何也。

闲中读书奉亲，足以自乐。外物之来，圣贤所不能必，况吾人乎？但新学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数日前已互迁象设，令人愤叹不能已。而一县下人，若贵若贱，若贤若愚，无有以为意者。惟曾坚伯相见新帅来，以为士子当相率诉之，范仲宣深以为然，而漠然无有应者。此亦见人之识见分量之不同也。季通之行，浩然无几微不适意，丘子服独为之涕泣流涟而不能已。处事变、恤穷交，亦两得其理也。

张郑黄邓相继物故，吕子约前月亦不起疾，殊可伤悼。亦是气运使然，岂可专咎章子厚耶？元善到霅后，一再得书，殊恨失计。初亦有所迫而然，失之不能断决耳。季通在湖南耳根却静，然诸迁客闻高安之报，想亦不免打草蛇惊也。人生由命非由他，此言虽浅，诚有味也。

偶有自江西来者，得东坡与何人手简墨刻，适与意会。今往一通，可铭坐右也。

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为业，一日投闲，便有食不足之叹，彼此皆然。然在此则身自当之，无所怨悔，亦知贤者以亲养之故，不能不介念也。来春之行，不知都下报者云何？若非以钩党之故，则不，虽重坐，但经赦宥，便是无事人。只是一堕此城，却恐未有出期。虽然只是参选，然亦须台参，出人而前，恐又重遭指目。须更审而后道。告词传闻数联，不曾见全篇。寻常此等只拂略说过，今乃铺叙，如行遣禁从帅臣之体，不知果是谁笔？因便幸略批喻也。某却至今不曾受告，亦不见报行词命。吃俸半年，未曾立案，殊不可晓也。避地盖出于不得已，其他却无说。但后受两司对移之命，既行，彼乃深怨，以为自此发之，不知二公经年不通问也。时论率两三月须有一番引作，近报集议赦条，不知意果如何。恐亦只为诸已行遣人，恐死灰之复然耳。

张帅到未？此公遽去朝廷，不省所谓，议者盖深惜之。彼当已得其说矣。来使方今还自府中，适此两日所苦大作，力疾草此，不能究所欲言。然前书计亦非晚当至矣。《独乐园图》恐司马守便之官，未暇刻得，与之议，为辨一互刻之亦佳。但其诗颇有误字，《见山台》诗中，「陶通明」乃陶隐居之别号，今作「渊明」，当改正耳。前贤遗迹正尔，何关人事？而使人想象爱慕不能忘，虽不得复至其处，而犹欲见之图画之间，使其流传之广且远而未至于泯灭，然则为士君子者，其可不力于为善哉！

所喻批满今始得之，万事迟速自有时节，固非人力所能为也。代人上书者，不知得之何人？此人固非佳士，然恐亦未应遽至于此，当更察之。若其果然，则诚为狗彘不食其馀矣。彼挟怨妄言者，固自不足责也。前日亦料从人不欲复过此，亟折简呼文卿，令其往见，固欲寄声。昨日得报，乃云冬收方冗，未能自拔。今承喻及有问道过门之意，似亦未便，幸更审之。大抵欲面言者无它，但欲每事详审持重耳。观人之失，亦坐自处未能深静之故。若处晦观明，处静观动，则无不察矣。

前日廖子晦归，说新阙已为人所受，想已闻之，理势自应尔也。词命已行，乃东山之笔，有「盐课入己」之语。渠自对人诵之，不知已被受否？闻某亦有之，渠却云是同官作，其势不应如此。但至今不下，亦不见人传诵，必是丑诋以媚用事者，而深藏以盖其迹，甚可笑也。

帅幕无事，可以读书。而西山南浦号为天下胜处，公馀徙倚，亦有足乐。然亦更须择交，勿忘前事之师，乃所望耳。小坡一著高似一著，此甚不易。必是里面说得转了，方下得此手脚。然此亦至危之机，更须深自防卫，一种细故，得放过且放过，勿令人疑事事皆出于己，乃为佳耳。邹公亦有安静之说，次第善类须少安也。王巽伯未能去否？向语渠寻《独乐园图》摹刻流布，不知曾为之否？不及作书，因见幸为扣之也。景初素守，于此可验。世路升沉，何足深计？但得此心无愧，所得多矣。卫公近得书，寄《梅岩图》来。初欲令作记，俄闻溪城之报，且罢休矣。甚愧不得一游其间，并以文字结缘也。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大抵吾党例多困穷，只得存活得过，但是十分亨泰矣。后之晚娶，深入瘴地，似不善便。此邦之侯一再通问，亦依样画胡庐答之，不为难也。

承示及行在诸书已领，今纳胡丈书及陈贺二公祭状、叶枢与沈仓书、共甫与黄守劄子去。平父至彼，可与伯修昆仲熟议居止处。如有意东来，即遣人持沈黄二缄授元履，令见二公，面道曲折。盖共甫书中之说如此。但前此某尝妄发卜居之议，未有定论。既而闻居泰宁之意甚决，且谓劝居建阳者皆挟党徇私，其说乖悖，不知谁主倡此说，真贼伯修昆仲者也。夫范丈素志不欲居泰宁，见于书札者非一。况启手足之际，又有道学失传之叹，不属意可知矣。今纩息未定而异议纷然，不顾义理之所安，妄言同异，虽其意谓范丈为不复有知，其如义理，有出于人心之所同然者，不可幽明而殊观也。胡丈之旨不约而同，幸持以示修崇，老仆之言今可思未？二公赙金尚在胡丈许，某不晓求田事，诸公已属元履矣。当于建阳近墓买田，则建阳不忧食不足，断然可居无疑。况近三世之坟墓，而范丈之门人子弟布满左右，伯修兄弟动息必闻，小有过失，必有交谒而更谏之者，其于范氏门户久长之计，岂不优于入泰宁范丈所不欲居之地，去坟墓、背朋友而自肆其心乎？然则伯修兄弟今日之计不患于食之不足，而患乎身之不脩，为前人羞辱而已。平父至彼，便宜论此。某月末至麻沙，或扶曳一至邵武不可知。然此议之责，今在平父。向者某已不复有意启口，偶因胡丈之言，复发其狂。

《琴志》已领，看毕即纳上。亦方是五七十年来文字，非古书也。小报却纳还，言者听者皆不易得，但欠一行字耳。草泽中却有此等人，使人益深素餐之愧也。

《二南》说未编次，可及今为之，他日相聚裁之也。《论语》向看四篇，似未浃熟，可兼新旧看为佳。去岁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温寻之为善。向数奉语，可录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纸，时复省察了与未了分数，此最善，可便为之。盖虽相聚一年，所进业殊少，所当为而未为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顿势未能出与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讲究未得，恐负太硕人与共甫兄相责望之意，特复奉白，惟思之。无事勿出入，盖共甫兄不在，宅中别无子弟，门户深阔，事有不可胜虞者。不惟惰游废业为不可，且宾客至者，谈说戏笑，度无益于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则彼自不来矣。切祝且温习勿废，使有常业而此心不放，则异日复相聚，亦易收拾。试思自去冬以来，已过之日多少？其间用心处放荡几何？存在几何？则亦可以自警矣。病倦，不胜思虑。

朱、赵相继沦没，深为可念。闻宜春人欲留学古卜葬于彼，遂为留居之计，不知果然否？鲁叔子弟几人？今皆年几何？莫亦能自卓立否？欲作书慰之，以病未能，当俟后便也。

作县固非易事，然尽心力而为之，必无不济。今人多是自放懒了，所以一纲弛而众目紊也。承喻立苏忠勇祠于故居，甚善甚善。但某自今夏一病至重，今已累月，尚未复常，心力尤衰，日前欠人文字且辞之未得尽脱，岂敢更承当此事耶？兼近日已辞林子方家墓碑之请，亦恐不能无嫌也。

间中益得观书，当有深趣。日月易得，愿益勉旃。若但如拙者既老而后有闻，则享用已不能久，而无复可行之望矣。直卿既归，想时得从容。恐讲论不能无异同，正当力究。有未决者，因来谕及，不敢不尽鄙怀也。

昨日之别，令人黯然。然观贤者处之裕如，又足强人意也。不审晚间便发程否？前途千万加意调节，言语诸事，更宜谨密，饮酒戏笑，皆宜切戒。归来便觉有相窥伺者，次第恐亦不免，久当自知之。一书至直卿，亦烦为托周干附去或递去。前日亦忘此，可见昏罔也。昨日二尺，短者是周尺，长者是何尺耶？是景表尺否？皆望批喻。

自奉别后，惘惘至今，不能忘于怀。计行已过杉岭，不审道间为况如何？武阳曾少留否？既不登车，只得缓行，无伤吾足乃佳耳。一路皆有知旧，必不落寞，但恐却有应接之烦耳。某幸无它，诸生既来，遣之不去，亦姑任之。若有祸害，亦非此可免也。但极难得人讲究文字，义理深处，便无人可告语，殊愦愦，益怀仰耳。至舂陵，烦为问学中濂溪祠堂无恙否。某向有一祝版，亦不知在与不在，因风语及也。

别后只得到丰城及宜春书，知途中诸况，足以为慰。但至今尚未闻到舂陵信，深以为念。每至读书讲学无可咨扣，无可告语，尤觉仰德之深也。三哥子陵一一安佳。某足疾前日几作，今又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气日衰，旧学荒芜，有退无进，恐遂没没无闻而死耳。乐书非敢忘之，但方此齰舌，岂敢更妄作耶？此书决然泯没不得。近看他人所说，更无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与元善相处曾说到子细处否？但恐子期不曾听得，便只似不曾说也。近因诸人论琴，就一哥借得所画图子，适合鄙意，乃知朝瑞只说得黄钟一均内最上一弦，而遽欲以论琴之全体，宜乎胶固偏执而无所合也。学不欲陋，岂不信哉！

昨州兵之归得书，知已到彼，足以为慰。僦居宽广，物价廉平，足以度日。此外想无他挠，高怀所处，亦无适而不安也。赵守得书甚留意，寺居虽有约束，然远郡荒僻，舍此则无以待宾旅，往往亦不能一一遵守。顷在南康，此寺常为客馆。若自远嫌，不欲居之，则亦无害。更托人宛转白之，使知曲折可也。翁丞便是德功丈之孙否耶？渠向来坐事，乃尊来见嘱，力不能及之，想未必不见讶也。

《礼书》附疏未到，已与一哥说，不若俟断手后抄之。今只写得一截，无疏，尤不济事也。三哥为况如何？想不废读书作文，比之家居，更省应接，当日有新功也。此间块处，有疑无所讲，殊觉愦愦。

昨因见人说琴无归著，谩疏所疑，得数千字。欲写奉寄，而昨晚一哥方报，今日便有人行，遂不暇及，当俟后便也。或有郑尚明《琴史》十馀卷，紧要处都不曾说著，只是闲话耳。其书亦是集古今人所说，乃止如此，是凡事不曾有人理会到底也。以法言之，亦当用旋宫法。但恐以诸短律为宫，则弦不惟不可弹，亦不可上矣。故或说琴只用黄钟一均，似有此理。然又只成隋文帝何妥之乐，可笑耳。可预考之，俟寄所草去求正也。顷奉记后辱惠书，具闻动息，足以为慰。居夷当已成趣，但能素位而行，亦何入而不自得也？但闻三哥不快，甚以为念。计今当已向安矣。觉得渠书中语意似放未下，更当有以开晓之也。琴说纳呈，幸为订其缪，子细见喻。更有一图，无人画得。大率与候气浅深同是一法，第一弦尤可见。其下诸弦乃递攒向上取声耳。精舍已空，眼前朋友亦不长进，只前日永嘉一二人来，稍可告语，今已去矣。《参同契》更无缝罅，亦无心力思量得他。但望它日为刘安之鸡犬耳。

到此，见人说赵守家人归云，自始至投馆光孝，而寺僧自言于官云，此人长大，恐不能制，遂移它处。此必戏语，可发一笑也。

素患难行乎患难，吾人平日讲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为日既久，处之愈安，不以彼此迟速贰其心也。赵守易地，后来者不相识，元善必已报去矣。贱迹复挂弹文，继此须更有行遣，只得静以俟之。若得在湖岭之间，庶得声问易通，亦一幸也。律书序客中不暇检寻，须俟还家，即为整葺，后便奉寄也。

三哥所苦痁疾，想已向平复。千万宽心将护，着头绪读书，涵泳义理，久之有味，自不见得世间利害荣辱之有异也。

闲中些小疾疢，所不能无。但在我者已看得破，把得定，则外物之来终不能为吾患矣。所喻虽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赵守长厚，乃遽它适，新侯闻是黄门之后，但无人识之，不知又如何。若得其有家法，思旧事，必能善视迁客也。

所需律序，乍归未暇检寻旧本，旦夕得之，即写本寄去。鄙意但能说得有所据依而非蹈袭之意，它不能有所发明也。礼书未附疏，本未可写，以见喻再三，恐亟欲见其梗概，已取《家礼》四卷并已附疏者一卷纳一哥矣。其后更须年岁间方了。直卿又以忧归，前日到顺昌吊之，渠云归安葬毕，却可与履之兄弟大家整顿也。琴说向寄去者尚有说不透处，今别改定一条录呈，比旧似差明白。

近至政和，见陈廷臣朝老崇宁间以布衣上书论事，谪居舂陵，作诗甚多，亦有佳句。陈乃政和人，议论鲠切，不易得也。不知彼中尚有其踪迹否？昨附去《琴说》，有一图说逐弦五声者，此却失了元本，烦三哥为检录来。只依元本阔狭界行填注，不须更写前后说也。

精舍阒然，时有一二，亦不能久。法器固不敢望，其能依人口说，着实读书者，亦自殊少，甚可叹也。间亦自思，此理人人有分，不应今日独如此难启发。恐亦是自家未有为人手段，无以副其远来之意，甚自愧惧耳。吴伯丰在后生中最为警敏，肯着实用功，近年说得尽有条理，乃不幸而蚤死。死后闻其立志守节，不为利害移夺，尤使人痛惜也。汝玉、彦中乃能相念如此，甚不易得。得杨子直书，亦奉问，但似云不敢相闻。前日答之，不曾入题，只云小时见赵忠简、李参政诸公在海上，门人亲旧岁时问讯不绝，如胡澹庵犹日与知识唱和往来，无所不道，秦桧亦不能掩捕而尽杀之，盖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相越，其不啻九牛毛，既可叹惜，又可深为平生眼不识人之愧也。周纯臣顷有一书，托直卿寄之而不能达，却持以归。今再作数字，并附去奉浼，能为转寄幸甚。然须有的便，乃可遣也。陈廷臣在营道不久，故人少识之。然见其诗亦颇跌宕，想亦以此不为人所敬耳。别幅所示郡中诸贤，闻之不胜悚叹。赵守笃老静退，子弟皆贤，诚不易得。其名谓何？幸批喻也。欧阳君回书幸达之，杨安诸公恨亦未之识，幸各为致意也。张舶似亦略曾相识，王参政早岁休官，泊然无求于世，而晚为秦桧所用，伤害忠贤，助成凶虐，以此得罪于清议。朱衣道士谆谆之诲，岂无意耶（此语密之。）！《阴君丹诀》见濂溪有诗及之，当是此书。彼之行此而寿考，乃吃猪肉而饱者。吾人所知，盖不止此，乃不免于衰病，岂坐谈龙肉而实未得尝之比耶？《魏书》一哥已刻就，前日寄来，此必寄去矣。校得颇精，字义音韵皆颇有据依，远胜世俗传本，只欠「教外别传」一句耳。前书亦尝奉扣弦望之说，不知然否？近因再看，又觉主验明白（新本金本「是日生」恐误作「月」字。），因来更望详以见告也。若来喻所谓非入静不能见者，此实至要之诀。但人自为扰扰，不能一意向里涵泳。三琴图此亦失却旧所画本，旦夕得暇，当令在子更依候气说画出，续寄去也。《礼书》前卷已有次第，但收拾未聚。后卷则尽欠功夫，未知能守等得见此定本全编否耶。杨簿竟如何？江西士人不患不慷慨，但于本领上多欠功夫耳。汤宰所编《党人遗事》，若曾传得，幸略见示。

前日丘仲高行后，寻得《律书序》草，今略修定。又适有彦中处便人过门，因附以行，度必先丘子到也。年来精力衰退，文字重滞无气焰。此又是三五年前者，今日亦做不得矣。它所欲言，略具前书，其不能尽者，亦非此所能尽也。序中恐有未是处，更告详细点检，一一见喻，不敢惮改也。自馀千万自爱为祷。

客中得一二同志早晚讲论，想亦不觉度日也。近报令台谏侍从集议赦条，前此未尝有此，岂欲大施沛宥，尽释累囚也耶？但在我者，只得为久驻之基耳。诸朋友所读何书？其所讲论亦有可示及者否？此自城归后，学馆一空，亦自省事。闲中却自看得少文字，但昏忘日甚，过眼辄不复记，觉得不是读书时节，只好闭目静坐耳。琴说前已寄去，后又寄改定数字，不知已到未？律书序亦已附草本去，因有回便，幸喻及可否也。

周南仲竟不免，近日方见报行章疏，甚可笑也。苏守已属计台矣。三哥不及别书，想闲暇尽得读书作文也。《参同契》一哥已下手刻版矣，转看转晓不得。

霈恩旷荡，未闻施行，而留赵四公存没之恩皆格不下，未知贤者去住复何如。计高怀必有以处。顾旧山朋游未得遽承晤，徒为恨耳。诸喻已悉。偶连日脚气上攻，今方少下，而右拇缓弱，不能握笔，又亟欲上五夫，力疾拨冗，附此数字。似闻有类聚讨论之旨，仍有期限。然则不过中春，亦须见得果决。若便归得，何其快也！

似闻从游之士日众，其间当有可与晤语者，则为况亦当不至落寞。旬呈免与不免，本非所较。康节先生所谓打乖，正谓此也。一哥兄弟亦自识道理，晓事势，凡百忍耐，不至有他。此间如封赠奏荐皆不敢陈乞，元善遣使请祠，已至都下。闻刘赵徐吕之报，亦复缩手。平生谩说随时之义，只是传闻想象。今日始是身亲历过，与口说不同，想亦深得此味也。

来喻谆悉，备详为学次第，甚慰所怀。大抵学者专务持守者见理多不明，专务讲学者又无地以为之本，能如贤者兼集众善，不倚于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虚心玩理，宽以居之，卒究远大之业，幸甚！

武夷佳句，足见雅怀。更求小诗数篇，暇日见寄。

书呈朱六十秀才，叔朝奉大夫致仕熹实封。

八月廿日，书报六十郎贤侄：叔重人来，得书，知比日为况安佳，足以为慰。又闻有析居之扰，想见诸事不易。此即纳禄，又有嫁遣之累，窘不可言。想吾侄既无馆地，亦是此模样。无可奈何，只得忍耐耳。墓木摧倒，此合与小七郎及四九侄、五四侄诸人商议打并。若本位那得修庄固善，然亦须吾侄同八十侄与众人说过，此不及一一作书也。叔重人还附此，草草，馀惟自爱。房下诸孙一一安乐，野必自有书。诸儿女妇孙一一附问。叔熹白。

熹僭易拜问，德门庆霖，恭惟均求多祉！诸郎学士侍学有体，儿辈谨时起居之问。无以伴书，茶两盝时浼。小盝颇佳，大者乃食茶耳。闽中有委，幸不外。熹再拜上问。

右周子之书一编，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异。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矣，然犹有所未尽也。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观《通书》之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书之《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则可见矣。故潘清逸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作《太极图》为称首。然则此图当为书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书后（祁宽居之云。），传者见其如此，遂误以图为书之卒章，不复釐正，使先生立象尽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骤读《通书》者，亦复不知有所总摄。此则诸本皆失之。而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篇章非复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于书之大义虽若无所害，然要非先生之旧，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晓者（如理性命章之类。）。又诸本附载铭、碣、诗、文事多重复，亦或不能有所发明于先生之道，以幸学者。故今特据潘志置图篇端，以为先生之精意，则可以通乎书之说矣。至于书之分章定次，亦皆复其旧贯。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合为一篇，以便观者。盖世所传先生之书、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谓「易通」，疑即《通书》，而《易》说独不可见。向见友人多蓄异书，自谓有传本，亟取而观焉，则浅陋可笑，皆舍法时举子葺绪馀，与《图说》、《通书》绝不相似，不问可知其伪。独不知世复有能得其真者与否。以图书推之，知其所发当极精要，微言湮没，甚可惜也。熹又尝读朱内翰震《进易说表》，谓此图之传，自陈抟、种放、穆修而来。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书序》，又谓先生非止为种、穆之学者，此特其学之一师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学之妙不出此图，以为得之于人，则决非种、穆所及。以为非其至者，则先生之学又何以加于此图哉？是以尝窃疑之。及得志文考之，然后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者。公盖皆未见此志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论《通书》之指曰：「人见其书之约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见其文之质而不知其义之精也，见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长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子之学，则知此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之事业无穷矣」。此则不可易之至论，读是书者所宜知也。因复掇取以系于后云。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谨书。

程夫子有言：「涵养必以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废焉者也。若和静尹公先生者，其学于夫子而有得于敬之云乎，何其说之约而居之安也。其门人冯氏、祁氏、吕氏记其绪言，各为一书，熹尝得而伏读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气者，几微之际，所助深矣。顾其记录之间尚多抵牾，至于人名事迹，亦或不同。然则其于精微之意，岂得无可疑者？惜乎其不得亲见先生而面质之也。书之篇首，以告同志，其亦熟玩而审取之哉。乾道癸巳孟夏初吉，新安朱熹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夫生知者，尧、舜、孔子也。学知者，禹、稷、颜回也。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谓也。知其困而学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学之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从事于斯，则其成犹不在善人君子之后；不能从事于斯，则靡然流于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间如是之远，学与不学之异耳，可不懋哉！可不懋哉！予尝以「困学」名予燕居之室，而来吾室者亦未尝不以此告之。目其杂记之编曰《困学恐闻》，盖又取夫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之意，以为困而学者，其用力宜如是也。读是书者，以下民为忧而以未能行其所闻为恐，则予将取以辅吾仁焉。

右周子《太极图》并说一篇，《通书》四十一章，世传旧本遗文九篇，遗事十五条，事状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缮写。熹按，先生之书近岁以来其传既益广矣，然皆不能无谬误，唯长沙建安板本为庶几焉，而犹颇有所未尽也。盖先生之学之奥，其可以象告者莫备于《太极》之一图。若《通书》之言，盖皆所以发明其蕴，而诚、动静、理、性命等章为尤著。程氏之书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乃或并其语而道之。故清逸潘公志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书，特以作《太极图》为首称，而后乃以《易》说、《易通》系之，其知此矣（按，汉上朱震子发言陈抟以《太极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则以为种、穆之传特先生所学之一师而非其至者。武当祁宽居之又谓图象乃先生指画以语二程，而未尝有所为书。此盖皆未见潘志而言。若胡氏之说，则又未考乎先生之学之奥，始卒不外乎此图也。先生《易》说久已不传于世，向见两本，皆非是。其一《卦说》，乃陈忠肃公所著。其一《系词说》，又皆佛老陈腐之谈，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犹狙公之罔众狙也」，观此则其决非先生所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书》，盖《易》说既依经以解义，此则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为今名始于何时尔。）。然诸本皆附于《通书》之后，而读者遂误以为书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骤而语夫《通书》者，亦不知其纲领之在是也。长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书》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后辄颇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旧。若理、性命章之类，则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晓。其所附见铭、碣、诗、文，视他本则详矣，然亦或不能有以发明于先生之道，而徒为重复。故建安本特据潘志置图篇端，而书之序次名章亦复其旧。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端（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而潘志云：「精密严恕，务尽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为《郑夫人志》乃为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类，皆从潘志。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见于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躐等见用，奋发感厉」，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载先生称颂新政，反覆数十言，恐亦非实。若此之类，皆削去。）。至于道学之微，有诸君子所不及知者，则又一以程氏及其门人之言为正。以为先生之书之言之行，于此亦略可见矣。然后得临汀杨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犹有未尽正者（如「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一章当为二章之类。）。又得何君《营道诗序》及诸尝游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状所叙濂溪命名之说有失其本意者（何君既见遗事篇内，又按，濂溪，广汉张栻所跋先生手帖据先生家谱云，濂溪隐居在营道县荣乐乡钟贵里石塘桥西，濂盖溪之旧名。先生寓之庐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邹敷为熹言，尝至其处，溪之源自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别自号为楼田。而「濂」之为字，则疑其出于唐刺史元结七泉之遗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桥，见于陈令举《庐山记》，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旧编，而知笔削之际亦有当录而误遗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见先生于合州，相语三日夜，退而叹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时事曰：「公时甚少，玉色金声，从容和毅，一府尽倾」之语。蒲碣又称其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常有高栖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谓「以奇自见」等语之谬。）。又读张忠定公语，而知所论希夷、种、穆之传亦有未尽其曲折者（按，张忠定公尝从希夷学，而其论公事之有阴阳颇与《图说》意合。窃疑是说之传固有端绪，至于先生，然后得之于心，而天地万物之理，钜细幽明，高下精粗，无所不贯，于是作为此图，以发其秘尔。）。尝欲别加是正，以补其阙，而病未能也。兹乃被命假守南康，遂获嗣守先生之馀教于百有馀年之后。顾德弗类，惭惧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叹。因取旧帙，复加更定，而附著其说如此，锓板学官，以与同志之士共焉。淳熙己亥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熹谨书。

右《爱莲说》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尝以「爱莲」名其居之堂，而为是说以刻焉，熹得窃闻而伏读之有年矣。属来守南康，郡实先生故治，然寇乱之馀，访其遗迹，虽壁记文书一无在者。熹窃惧焉，既与博士弟子立祠于学，又刻先生象、《太极图》于石，《通书》遗文于版。会先生曾孙直卿来自九江，以此说之墨本为赠。乃复寓其名于后圃临池之馆，而刻其说置壁间，庶几先生之心之德来者有以考焉。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谨记。

王公素刚毅，有大节。方廷争和议时，视秦桧无如也。而能屈体下贤，出于诚意如此，是可尚已。祁公以布衣诸生抗彊相、折悍吏，卒全穷交。非其所养之厚，所守之坚，何以及此？三复此卷，为之太息而书其后云。淳熙己亥腊月壬辰，新安朱熹谨书。

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外慕，蚤夜孜孜，唯惧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夫子所谓「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孟子所谓「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盖谓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艺为最下，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其为法制之密，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德之归。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今之为法不然，虽有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一涂，监试、漕试、附试诈冒之捷径，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顾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验其为教之得失矣。而议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试文字之不工为患，而唱为混补之说，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举行崇宁州县三舍之法，而使岁贡选士于太学。其说虽若贤于混补之云，然果行此，则士之求入乎州学者必众。而今州郡之学钱粮有限，将广其额则食不足，将仍其旧则其势之偏、选之艰而涂之狭又将有甚于前日之解额少而无所容也。正使有以处之，然使游其间者校计得失于旦暮锱铢之间，不得宁息，是又不唯无益而损莫大焉，亦非计之得也。盖尝思之，必欲乘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则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至于制科、词科、武举之属，亦皆究其利病而颇更其制。则有定志而无奔竞之风，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详则继此而遂陈之。夫所以必均诸州之解额者，今之士子不安于乡举而争趋太学试者，以其本州解额窄而试者多，太学则解额阔而试者少；本州只有解试一路，太学则兼有舍选之捷径，又可以智巧而经营也。所以今日倡为混补之说者，多是温、福、处、婺之人，而他州不与焉。非此数州之人独多躁竞而他州之人无不廉退也，乃其势驱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则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额为先务，虽有良法，岂能有所补哉？故莫若先令礼部取见逐州三举终场人数（太学终场人数解试亦合分还诸州，理为人数。），通比旧额都数，定以若干分为率而取其若干，以为新额（如以十分为率而取其一，则万人终场者以百人为额，更斟酌之。）。又损太学解额舍选取人分数，使与诸州不至大段殊绝（其见住学人分数权许仍旧。），则士安其土而无奔趋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实则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当为。以其得之于心，故谓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谓之行。非固有所作为增益而欲为观听之美也。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乐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于成周而法始大备，故其人材之盛、风俗之美，后世莫能及之。汉室之初，尚有遗法。其选举之目，必以敬长上、顺乡里、肃政教、出入不悖所闻为称首。魏晋以来，虽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犹为近之。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积至于今，流弊已极，其势不可以不变。而欲变之，又不可不以其渐。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额之半而又折其半，以为德行之科（如解额百人，则以二十五人为德行科。盖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减其半。其馀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举德行之目（如八行之类。），专委逐县令佐从实搜访，于省试后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审实，保明申部。于当年六月以前，以礼津遣，限本年内到部，拨入太学，于近上斋舍安排，而优其廪给，仍免课试。长贰以时延请询考，至次年终，以次差充大小职事。又次年终，择其尤异者特荐补官，馀令特赴明年省试。比之馀人，倍其取人分数（如馀人二十取一，则此科十而取一。盖解额中已减其半矣。），殿试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学，以俟后举。其行义有亏、学术无取，举者亦当议罚。则士知实行之可贵，而不专事于空言矣。所以必罢诗赋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宁罢之，而议者不以为是者，非罢诗赋之不善，乃专主王氏经义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议有改革，而司马温公、吕申公皆不欲复，其欲复之者，唯刘挚为最力。然不过以考校之难而为言耳。是其识之卑而说之陋，岂足与议先王教学官人之本意哉？今当直罢，无可疑者。如以习之者众，未欲遽罢，则限以三举而递损其取人之数，俟其为之者少而后罢之，则亦不骇于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者，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乐经》亡而《礼经》缺，二戴之《记》，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焉。盖经之所以为教者已不能备，而治之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馀，则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尽通其理者矣。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然欲其一旦而尽通，则其势将有所不能而卒至于不行。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则亦若无甚难者。故今欲以《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年分皆以省试为界，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子则如荀、扬、王、韩、老、庄之属，及本朝诸家文字，当别讨论，分定年数。兼许于当年史传中出论二道。）。策则诸史，时务亦然（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通鉴》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通礼》、《新仪》为一科，《兵法》、《刑统》、敕令为一科，《通典》为一科。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策各二道。）。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其治经必专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借曰未必尽是，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此汉之诸儒所以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则为病耳。然以此之故，当时风俗终是淳厚。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盖诸经皆然，而《春秋》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缪，乃反以为工而置之高等。习以成风，转相祖述，慢侮圣言，日以益甚。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不可坐视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如《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脩、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刘敞，二戴《礼记》则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啖助、赵正、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又皆有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说亦可采（以上诸家，更加考订增损。如刘彝等说，恐亦可取。）。令应举人各占两家以上，于家状内及经义卷子第一行内一般声说，将来答义，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他说，以辨其是非，则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题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经者既无家法，其穿凿之弊已不可胜言矣。而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大抵务欲无理可解、无说可通，以观其仓卒之间趋附离合之巧。其始盖出于省试「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之一题，然而当时传闻犹以为怪。及今数年，则无题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举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讲习，专务裁剪经文，巧为斗饤，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于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则此弊势当自革。然恐主司习熟见闻，尚仍故态，却使举子愈有拘碍，不容下笔，愿下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试官，今后出题须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违，许应举人依经直答，以驳其缪。仍经本州及漕司陈诉，将命题人重作行遣。其诸州申到题目，亦令礼部、国子监长贰看详，纠举谴罚，则主司不敢妄出怪题，而诸生得守家法，无复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贤文集策问皆指事设疑，据实而问，多不过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旧体。而吕申公《家传》记熙宁事，乃云有司发策问，必先称颂时政，对者因大为谀词以应之。然则此风盖未远也。今亦宜为之禁，使但条陈所问之疑，略如韩、欧诸集之为者，则亦可以观士子之实学而息其谀佞之奸心矣。其必使答义者通贯经文、条陈众说而断以己意者，其说已略具于家法之条矣。盖今日经学之难不在于治经，而难于作义。大抵不问题之小大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必极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别无他意，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经学，亦复不成文字。而使学者卒岁穷年，枉费日力以从事于其间，甚可惜也。欲更其弊，当更写卷之式，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辩析，以求至当之归。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经义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则虽多增所治之经，而答义不至枉费辞说，日力亦有馀矣。至于旧例经义禁引史传，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论子史者不复订以经指，又俗学卑近之失。皆当有以正之，使治经术者通古今，议论者识原本，则庶乎其学之至矣。其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者，古之太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来者为义而不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记元祐侍讲吕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时，太学之法宽简，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者，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如胡翼之之徒，使专教导规矩之事。故当是时，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就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中心说而诚服之，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义，以教训其学者。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罢去舍选之法，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而特命以官，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而彼怀利干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如此则待补之法固可罢去，而混补者又必使与诸州科举同日引试，则彼有乡举之可望者自不复来，而不患其纷冗矣。至于取人之数，则又严为之额，而许其补中之人从上几分，特赴省试，则其舍乡举而来赴补者亦不为甚失职矣。其计会监试、漕试、附试之类，亦当痛减分数，严立告赏，以绝其冒滥。其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责以教导之实，则州县之学亦稍知义理之教，而不但为科举之学矣。至于制举，名为贤良方正，而其实但得记诵文词之士。其所投进词业，亦皆无用之空言，而程试论策则又仅同覆射儿戏，初无益于治道，但为仕宦之捷径而已。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而竞于骈俪刻雕之巧，尤非所以为教。至于武举，则其弊又不异于儒学之陋也。欲革其弊，则制科当诏举者不取其记诵文词而取其行义器识，罢去词业六论，而直使待对于廷，访以时务之要，而不穷以隐僻难知之事。词科则当稍更其文字之体，使以深厚简严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陈法度为工。武举则亦使学官放经义论策之制，参酌定议。颁下《武经总要》等书，而更加讨论，补其遗逸，使之诵习而立其科焉，则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为俗学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于上，俗美于下，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而其遗风馀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与夫规规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变一二于其间者，利害相绝，固有间矣。草茅之虑，偶及于此，故敢私记其说，以为当路之君子其或将有取焉。

古人之坐者，两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为肃拜，则又拱两手而下之至地也。其为顿首，则又以头顿于手上也。其为稽首，则又郤其手而以头著地，亦如今之礼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仪礼》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礼记》曰「坐而迁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轩左」，《老子》曰「坐进此道」之类，凡言坐者，皆谓跪也。若汉文帝与贾生语，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皆其明验（《老子》云：「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盖坐即跪也，进犹献也，言以重宝厚礼与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说者乃以为坐禅之意，误矣。）。然《记》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庄子》亦云「跪坐而进之」，则跪与坐又似有小异处。疑跪有危义，故两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两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为坐也。又《诗》云：「不遑启居」，而其传以「启」为跪。《尔雅》以「妥」为安，而疏以为安定之坐。夫以「启」对「居」而训「启」为跪，则居之为坐可见。以「妥」为安定之坐，则跪之为危坐亦可知。盖两事相似，但一危一安为小不同耳。至于拜之为礼，亦无所考。但杜子春说太祝九拜处，解奇拜云：「拜时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为雅拜，则他拜皆当齐屈两膝，如今之礼拜明矣。凡此三事，书传皆无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时而变，而今人有不察也。顷年属钱子言作白鹿礼殿，欲据《开元礼》，不为塑像而临祭设位，子言不以为然，而必以塑像为问。予既略为考《礼》如前之云，又记少时闻之先人云，尝至郑州，谒列子祠，见其塑像席地而坐，则亦并以告之。以为必不得已而为塑像，则当放此，以免于苏子俯伏匍匐之讥。子言又不谓然，会予亦辞江东之节，遂不能强。然至今以为恨也（东坡文集《私试策问》云：「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地。」）。其后乃闻成都府学有汉时礼殿，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犹是当时琢石所为，尤足据信。不知苏公蜀人，何以不见而云尔也。及杨方子直入蜀帅幕府，因使访焉，则果如所闻者，且为写放文翁石象，为小土偶以来。而塑手不精，或者犹意其或为加趺也。去年又以属蜀漕杨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圣先师二像，木刻精好。视其坐后，两蹠隐然见于帷裳之下，然后审其所以坐者，果为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时，不得此證以晓子言，使东南学者未得复见古人之像，以革千载之缪，为之喟然太息。姑记本末，写寄洞学诸生，使书而揭之庙门之左，以俟来者考焉。

大学/（臣熹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小子之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诗、书、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是也。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记皆大人之学，故以「大学」名之。）臣又尝窃谓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叙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则天下之理，固已无不具于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气之身，则不能无气质之偏以拘之于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于后，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于乱其伦理而陷于邪僻也。是以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岁而入小学，十有五岁而入大学，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之不学，而天下国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乱日常少也。及周之衰，圣贤不作，于是小学之教废而人之行艺不脩，大学之教废而世之道德不明。其书虽有存者，皆不过为世儒诵说口耳之资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实，必求其理而责之于身者也。是以风俗败坏，人才衰乏，为君者不知君之道，为臣者不知臣之道，为父者不知父之道，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皆由此学不讲之故也。至于我朝，天运开泰，于是河南程颢及其弟颐始得孔、孟以来不传之绪，而其所以开示学者，则于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又曰：「《大学》乃初学入德之门，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赖有此篇尚存，其他则莫如《论》、《孟」》。其可谓知言之要矣。后之君子欲修己以治人而及于天下国家者，岂可以舍是而他求哉？臣以无能，获奉明诏，使以此篇进讲，谨诵所闻，释其名义如右，惟圣明之留意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臣熹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故当有以明之而复其初也。亲，程氏以为字当作「新」，是也，其义则去其旧而新之云尔。言既能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人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臣窃谓天道流行，发育万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为此身者，则又不能无所资乎阴阳五行之气。而气之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浊，有纯有驳。以生之类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以人之类而言之，则得其清且纯者为圣、为贤，得其浊且驳者为愚、为不肖。其得夫气之偏且塞而为物者，固无以全其所得以生之全体矣，惟得其正且通而为人，则其所以生之全体无不皆备于我，而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粲然，有以应乎事物之变而不昧，是所谓明德者也。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参天地、赞化育者，亦不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气有清浊纯驳之不齐也，是以极清且纯者，气与理一，而自无物欲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则皆已不无气禀之拘矣。又以拘于气禀之心，接乎事物无穷之变，则其目之欲色，耳之欲声，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岂可胜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灵，其所知者不过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则虽曰有人之形，而实何以远于禽兽？虽曰可以为尧舜而参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知矣。是以圣人施教，既已养之于小学之中，而后开之以大学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说者，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而发其明之之端也。继之以诚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则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实也。夫既有以发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实，则吾之所得于天而未尝不明者，岂不超然无有气质物欲之累，而复得其本然之明哉？是则所谓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为于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谓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为物欲之所蔽，则其贤愚之分固无以大相远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则视彼众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没溺于卑污苟贱之中而不自知也，岂不为之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于齐家，中于治国，而终及于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旧染之污焉。是则所谓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当明，与其在民而当新者，则又皆非人力之所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为也。是其所以得之于天而见于日用之间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则矣。以其义理精微之极，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传所谓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与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众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学者虽或知之，而亦鲜能必至于是而不去。此为大学之教者所以虑其理虽复而有不纯，欲虽克而有不尽，将无以尽夫修己治人之道，而必以是为明德新民之标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诚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过不及之差焉，则其所以去人欲而复天理者，无毫发之遗恨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臣熹曰：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外驰，安谓所处而安，虑谓思无不审，得谓得其所止。）。

臣谨按，此一节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于至善之由也。盖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于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当止之地，则不能有以得其所当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当中之地，则不能有以得其所当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则吾所当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则方寸之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则无以动其心而能静矣。心既能静，则无所择于地而能安矣。能安则日用之间从容闲暇，事至物来，有以揆之而能虑矣。能虑则随事观理，极深研几，无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臣熹曰：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此结上文两节之意。）。

臣窃谓明德、新民两物而内外相对，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终始。诚知先其本而后其末，先其始而后其终也，则其进为有序而至于道也不远矣。盖欲治人者不可不先于治己，欲体道者不可不先于知道。此则天下国家之达道通义，而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审。是以臣愚窃愿陛下深留圣意，伏乞睿照。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臣熹曰：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

臣谨按，此言大学之序，其详如此，盖纲领之条目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齐家、治国、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谓明明德于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则各诚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天下无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国，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国。国之本在家，故欲治国者，必先有以齐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齐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于身之主，则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则身无所主，虽欲勉彊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发则意也。不能纯一于善而不免为自欺，则心为所累，虽欲勉彊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诚其意。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不能推而致之，使其内外昭融，无所不尽，则隐微之际，私欲萌焉。虽欲勉彊以诚之，亦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谓，如丧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于尽也。至于物，则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无者也。不能即而穷之，使其精粗隐显究极无馀，则理所未穷，知固不尽，虽欲勉彊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之而至其极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臣熹曰：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

臣谨按，此覆说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馀之谓也。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馀；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诣而无不尽矣。知无不尽，则心之所发可一于善而无不实矣。意不自欺，则心之本体可致其虚而无不正矣。心得其正，则身之所处可不陷于其所偏而无不修矣。身无不修，则推之天下国家亦举而措之耳，岂外此而求之智谋功利之末哉？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臣熹曰：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而措之耳。）。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臣熹曰：本，谓身也。所厚，谓家也。此两节结上文两节之意。）。

臣窃谓以身对天下、国家而言，则身为本而天下、国家为末。以家对国与天下而言，则其理虽未尝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无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诚意正心而修其身，则本必乱而末不可治。不亲其亲，不长其长，则所厚者薄而无以及人之亲长。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谓天下国家皆本于身，又谓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其言皆本于此。盖君犹表也，民犹影也，表正则影无不正矣。君犹源也，民犹流也，源清则流无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则有亲有疏，有近有远，而心之应物则有重有轻，有长有短。亲者重而疏者轻，近者长而远者短，重而长者在所先，轻而短者在所后，亦理势之必然，非人之所能为也。是以此章详陈《大学》之条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诚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齐家，曰治国，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于章末独以修身、齐家二事结之，亦犹前章知所先后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臣愿陛下清闲之燕从容讽味，常存于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则必反而思之曰，此于修身得无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则必反而思之曰，此于修身得无有所害乎？小而嚬笑念虑之间，大而号令黜陟之际，无一不反而思之，必无害也然后从之，有害则不敢也。则又夙兴而思之曰，吾于吾亲得无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于吾亲得无有未厚乎？以至于出入起居、造次食息，无时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后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则又恐惧而益加厚焉。念念如此，无少间断，则庶乎身修亲悦，举而措诸天下无难矣。惟陛下深留圣意。

臣又谨按，自此以上皆《大学》经文，自「则近道矣」以上为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下为后章。前章略提纲领，后章细分条目，钜细相涵，首尾相应，极为详备。盖夫子所诵古经之言而曾子记之。自此以下，传文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当俟异日详究其说。然必先读经文，使之习熟而纲领条目罗列胸中，如指诸掌，然后博考传文，随事体察而实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无不止于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见其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效，则大学之道不在于书而在于我矣。伏惟陛下深留圣意，则天下幸甚！

《康诰》曰：「克明德（臣熹曰：克，能也，又有胜义。言文王能明其明德也。）」。《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臣熹曰：顾，目在之也。諟，古「是」字通用。天之明命，即人之明德也。言先王之心常欲明其明德，如目在夫物，不敢忘也。）」。《帝典》曰：「克明峻德（臣熹曰：峻，《书》作「俊」，大也。大德即明德也。言尧能明其大德也。）」。皆自明也（臣熹曰：结所引《书》以释明明德之意，皆谓自明己之明德也。）。

臣谨按，此传之首章，释经文明明德之义。旧本脱误，今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见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唯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气禀物欲害之也。盖气偏而失之太刚，则有所不克；气偏而失之太柔，则有所不克；声色之欲蔽之，则有所不克；货利之欲蔽之，则有所不克。不独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则皆有所不克。唯文王无气禀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胜之而无难也。其曰「顾諟天之明命」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体大用盖无时而不发见于日用之间，事亲事长，饮食起居，其所当然，各有明法。人唯不察于此，是以气禀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常目在之，无少间断，真若见其参于前、倚于衡也，则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峻德」者，人之为德，未尝不明，而其明之为体，亦未尝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于一物之小。唯尧为能明其大德而无昏暗狭小之累，是则所谓止于至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当有以自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则能治其天下国家而有以新民矣。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臣熹曰：盘，沐浴之盘也。铭，铭其器以自戒之辞也。苟，诚也。汤以为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康诰》曰：「作新民（臣熹曰：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臣熹曰：言周国虽旧，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臣熹曰：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也。）。

臣谨按，此传之二章，释新民之义也。盖沐浴之盘者，常用之器，而铭者，自警之辞也。古之圣贤兢兢业业，固无时而不戒谨恐惧，然犹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于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铭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于忽忘也。其辞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则取沐浴之事而言之。盖人之有是德，犹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犹其身之本洁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犹身之洁而尘垢污之也。一旦存养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则亦犹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尘垢之污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继，则利欲之交将复有如前日之昏；犹既洁矣，而所以洁之之功不继，则尘垢之集将复有如前日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养省察之功无少间断，则明德常明而不复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无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无少间断，则身常洁清而不复为旧染之污也。昔成汤所以反之而至于圣者，正惟学于伊尹而有得于此，故有感乎沐浴之事而刻铭于盘以自戒焉。而称其德者，亦曰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又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又曰从谏弗咈，改过不吝，又曰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谓也。至《诗》所谓「圣敬日跻」者，则其语意于日新为尤近，而「敬」之一字，又见其所以日新之本。盖不如是，则亦何地可据而能日继其功哉？其后伊尹复政太甲，复以「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为丁宁之戒。盖于是时，太甲方且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而归，是亦所谓苟日新者。故复推其尝以告于汤者告之，欲其日进乎此，无所间断，而有以继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王践祚之初，受师尚父丹书之戒，而于几席、觞豆、刀剑、户牖、盥槃莫不铭焉，则亦闻汤之风而兴起者，皆可以为万世帝王之法矣。传者释新民之义而及于此，盖以是为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以商之馀民染纣污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诰》之书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兴之，使之振奋踊跃，以去其恶而迁于善，舍其旧而进乎新也。然此岂声色号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来，千有馀年，至于文王，圣德日新而民亦丕变，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虽旧而命则新也。盖民之视效在君，而天之视听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秽浊而无以日新，则民德随之，亦为昏蔽秽浊而日入于乱。民俗既坏，则天命去之，而国势衰弊，无复光华。如人向老，如日将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觉灭亡之将至。若其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无不新，则天命之新将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者，盘铭言自新也，《康诰》言新民也，《文王》之诗自新新民之极也。故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极，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极者，求其止于是而已矣。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臣熹曰：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臣熹曰：缗蛮，鸟声。丘隅，岑蔚之处。「子曰」以下，孔子说《诗》之辞，言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臣熹曰：穆穆，深远之意。于，叹美辞。缉，继续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诗》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知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吓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臣熹曰：淇，水名。奥，隈也。菉，《诗》作「绿」。猗猗，美盛貌。斐，文貌。切，以刀锯。琢，以椎凿，皆裁物使成形质也。磋以铝铴，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泽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复嗟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复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绪而进进不已也。瑟，严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喧，《诗》作「新」。吓喧，宣著盛大之貌。諠，《诗》作「谖」，忘也。道，言也。学，谓讲习讨论之事。自明者，省察克治之功。恂，郑氏读作「峻」，恂慄，战惧也。威，可畏也。仪，可象也。引《诗》而释之，以见能得至善之所由，而又以赞其德容之盛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臣熹曰：于戏，叹词。前王，谓文、武也。君子，谓其后贤后王。小人，谓后民也。此言前王盛德至善之馀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所以虽已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两节咏叹淫泆，其味深长，当熟玩之。）。

臣谨按，此传之三章，释经文「止于至善」之义。其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者，以民止于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者，言鸟于其欲止之时犹知其当止之处，岂可人为万物之灵，而反不如鸟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也？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节，则以圣人之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盖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是以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当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则所止之善不一。故为人君，则其所当止者在于仁，为人臣，则其所当止者在于敬，为人子，则其所当止者在于孝，为人父，则其所当止者在于慈，与国人交，则其所当止者在于信。是皆天理人伦之极致，发于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者，亦不能加毫末于是焉。但众人类为气禀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圣人之心表里洞然，无有一毫之蔽，故连续光明，自无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后得所止也。故传引此诗而历陈所止之实，使天下后世得以取法焉。学者于此诚有以见其发于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缉熙之，则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诗》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正此意也。然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能为也。但能因事推穷以至其极，而又推类以尽其馀，则天下之物皆有以见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矣。其引「瞻彼淇澳」以下，旧本脱误，今移在此。其意则以明夫所以得其至善而止之之方，与其得止之验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讲于学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于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择善固执，日就月将而得止于至善之由也。恂慄者，严敬之存乎中也。威仪者，辉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晬面盎背，施于四体，而为止于至善之验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盖人心之所同然，圣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极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于是而已矣。其引「于戏！前王不忘」以下一节，则因上文民不能忘而言也。盖贤其贤者，闻而知之，仰其德业之盛也。亲其亲者，子孙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乐其乐者，含哺鼓腹而安其乐也。利其利者，耕田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馀泽，故虽已没世，而人犹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臣熹曰：犹人，不异于人也。情，实也。引夫子之言，而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观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矣。）。

臣谨按，此传之四章，释经文「物有本末」之义也。旧本脱误，今移在此。盖言圣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极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尽其无实之辞。是以虽其听讼无以异于众人，而自无讼之可听。盖己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则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区区于分争辩讼之间，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

臣又谨按，自此以上《大学》之传，以释正经前章之义者也。其言「克明德」者，欲学者自彊其志，以胜其气禀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言「顾諟天之明命」者，欲学者之于天理心存目在而不可以顷刻忘也。其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学者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恶而迁善，则又如是日日加功而无间断也。其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欲学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进其功，以求止于至善，亦日新之意也。凡此数者，其言虽殊，其意则一。臣愿陛下深留圣意而实致其功，必使一日之间晓然有以见夫气禀物欲之为己害，脱然有以去之而无难，则天理之明瞭然在目，而有以为日新之地矣。然后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如既切而复磋之，如既琢而复磨之，以至于至善在我而无所不用其极，则宋虽旧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则新矣。如其不然，则臣恐天下之势将有如前章所谓向老而将暮者。臣不胜大惧，惟陛下之留意焉！

此谓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谓知之至也（臣熹曰：此句之上当有阙文。）。

臣谨按，此传之五章，其次当释物格知至之义，今亡其辞，而独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结语也。臣尝窃考此篇之旨，其纲领有三，其条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为先务。今乃独遗其本传之文，不知其所以发明此旨者果为何说，甚可惜也。然而尚赖程氏之言，有可以补其亡者。如曰：「学莫先于正心诚意，然欲正心诚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尽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穷而至之，所谓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又曰：「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脱然有悟处」。又曰：「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至于言孝，则当求其所以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浅深。譬如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但得一道而入，则可以推类而通其馀矣」。盖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至于论其所以用力之本，则其言又曰：「学道以知为先，致知以敬为本」。又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养，养知莫过于寡欲」。论其所以为敬之方，则其言又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又曰：「但庄整齐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门人谢良佐之言，则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则曰：「人能收歛其心，不容一物，则可以谓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圣经之旨。传文虽亡，然于此可以得其梗概矣。故臣又拾遗意而论之曰：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当然之则，具于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则心之为物，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应，各有攸主而不可乱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则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则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也。远而至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也。是乃《书》所谓降衷，《诗》所谓秉彝，刘子所谓天地之中，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仁义之心，程氏所谓天然自有之中，张载所谓万物之一原，邵雍所谓道之形体者。但其气质有清浊偏正之殊，物欲有浅深厚薄之异，是以圣之与愚，人之与物，相与殊绝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于天下万物之理无不能知。以其禀之异，故于其理或有所不能穷也。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知有不尽，则其心之所发必不能纯于义理而无杂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诚，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国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圣人盖有忧之，是以于其始教，为之小学，而使人习于诚敬，则所以养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无所不用其至矣。及其进乎大学，则所谓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于此有以穷究天下万物之理而致其知识，使之周遍精切而无不尽也。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从容反覆而日从事乎其间，以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里精粗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知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凡此推演，虽出管窥，然实皆圣经贤传之意，造道入德之方也。抑臣闻之，治古之世，天下无不学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为尤密。盖自其为赤子之时，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傅，则又有小学之学。及其齿于胄子，则又有大学之学。凡所以涵养其本原、开导其知识之具，已先熟于为臣为子之时，故其内外凝肃，思虑通明之效，有以见于君临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执要，酬酢从容，取是舍非，赏善罚恶，而奸言邪说无足以乱其心术也。降及后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学，而尊且贵者为尤甚。盖幼而不知小学之教，故其长也无以进乎大学之道。凡平日所以涵养其本原，开导其知识者，既已一切卤莽而无法，则其一旦居尊而临下，决无所恃以应事物之变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后，始欲学于小学，以为大学之基，则已过时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图，身据兆民之上，可谓安且荣矣。而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术，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于前，骋其拟议窥觎于后，是则岂不反为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于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励，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从今日从事于敬，以求放心，则犹可以涵养本原而致其精明，以为穷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圣意，实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应故事而已也。臣义切爱君，不觉烦渎，下情无任恐惧恳激之至。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臣熹曰：毋者，禁止之辞也。人心本善，故其所发亦无不善。但以物欲之私杂乎其间，是以为善之意有所不实而为自欺耳。能去其欲，则无自欺而意无不诚矣。）。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臣熹曰：如恶恶臭，恶之深也。如好好色，好之切也。慊，快也，足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之地也。好善恶恶，深切如此，则是意常快足而无自欺矣。必慎其独者，所以察之于隐微之间，不使其有物欲之杂而为自欺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臣熹曰：閒居，独处也。厌然，销沮闭藏之貌。小人为恶于隐微之中，而诈善于显明之地，则自欺之甚也。然既实有是恶于中，则其證必见于外，徒尔自欺而不足以欺人也。君子之谨独，不待监此而后能，然亦不敢不监此而加勉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臣熹曰：言虽幽隐之中，吾所独知之地，而众所共见，有如此者，可畏之甚也。）。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臣熹曰：胖，安舒也。言富则能润屋矣，德则能润身矣，故心无愧怍，则体常舒泰，德之润身者然也。盖善之实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又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谨独而诚其意也。）。

臣谨按，此传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释经文诚意之义者也。臣又详说之曰：民之秉彝本无不善，故人心之发，莫不知善之当为而欲为之。惟其气禀之杂、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为善之意有所不实而不免为自欺也。所谓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隐微之间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内也。外有恶恶之状，而其隐微之间常有不恶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虽公而中则私，其形常是而心则否，是皆自欺之类也。所谓诚其意者，亦禁乎此而已矣。能禁乎此，则其心之所发在于好善，则表里皆好，而隐微之间无一毫之不好；心之所发在于恶恶，则表里皆恶，而隐微之间无一毫之不恶。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恶恶也如恶恶臭，而方寸之间无有纤芥不快不足之处，是则所谓自慊而意之诚也。能自慊而意诚，则其隐微之间无非善之实者。君子于此亦致其谨，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间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则不惟形于念虑之间，而必见于事为之际。此知其为恶而掩之，则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则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则所以明夫隐微之间实有不善，则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视，十手之所同指，无不见之，甚可畏也。隐微之间，实无不善，则其形于外也亦然。盖多财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修，其心广大，则其体必安舒。此又以著理之必然，而见君子所以必诚其意之指也。然考之于经，则所以能诚其意者，乃在夫知至。盖知无不至，则其于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于毫釐之间，而心之所发必无外善内恶之弊。所以有主于中，有地可据，而致谨于隐微之间也。若知有不至，则其不至之处恶必藏焉，以为自欺之主，虽欲致其谨独之功，亦且无主之能为而无地之可据矣。此又传文之所未发，而其理已具于经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犹为众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则以一身托乎兆民之上，念虑之间一有不实，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议其后，而祸乱乘之，又将有不可遏者。其为可畏，又不止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已。愿陛下于此深加省察，实用功夫，则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则今日区区之讲读，亦徒为观听之美而已，何益于治道有无之实，以窒夫祸乱之原哉？

同安主簿廨皆老屋支拄，殆不可居。独西北隅一轩为亢爽可喜，意前人为之，以待夫治簿书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视其所以名，则若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为君子当无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为「高士轩」。而客或难予曰：「汉世高士不为主簿者，实御史属。汉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亚丞相，主其簿书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犹以为浼己而不顾焉，故足以为高也。今子仆仆焉在尘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县簿于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岂不亦曰士安得独自高，其不遭则可亡不为已乎？予于其言盖尝窃有感焉，然亦未尝不病其言之未尽也。盖谓士之不遭可无不为，若古之乘田委吏，抱关击柝者焉可也；谓士不能独自高，则若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诚非有意于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独立乎万物之表者，亦岂有待于外而后高耶？知此则知主县簿者虽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轩虽陋，高士者亦或有时而来也。顾予不足以当之，其有待于后之君子云尔」。客唯唯而退，因书之壁以为记。

武阳何君镐叔京一日以书来谓熹曰：「吾先君子辰阳府君少事东平马公先生受《中庸》之说，服习践行，终身不懈。间尝榜其燕居之堂曰『味道』，盖亦取夫《中庸》所谓『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之云也。今不肖孤既无以嗣闻斯道，惟是朝夕粪除，虔居恪处，不敢忘先人之志。子其为我记之，以告于后之人，而镐也亦得出入览观焉，庶乎其有以自励也」。熹惟何公实先君子太史公同年进士，熹不及拜其床下，独幸得从叔京游而兄事之，因得闻其学行之懿。顾虽不德不文，不足以称述传信，然慕仰之深，愿得托名于其屋壁之间以为幸，因不敢以不能对。谨按公讳某，字太和，始为少吏南方，会马公以御史宣慰诸道，一见贤之，奏取为属，因授以所闻于程夫子之门者，且悉以平生出处大节告之详焉。既马公以言事谪死，公归守其学，终身不少变。其端己接物，发言造事，盖无食息之顷而不惟中庸是依也。乡人爱敬，至以「中庸何公」目之。于他经亦无所不学，而尤尽心于《易》，作集传若干卷。其忠纯笃厚之姿，廉静直方之操，得于天而成于学，充于内而不暴于外，世之君子莫能知也。晚以马公移书伪楚，斥使避位之节，列上史官。宰相恶其分己功，逮系诏狱，削籍投荒而终不自悔，以殁其身。此其于道，真可谓饮食而知其味矣。惟其知之深，是以守之固而行之乐；行之乐，是以益味其腴而弗能去也。然公之所谓道者，又岂若世之俗儒习见老佛虚无寂灭之说，而遂指以为道也哉？考诸公之《中庸》，亦曰五品之民彝而已。熹愚不肖，诚不足以窥大人君子所存之万一。然窃意其名堂之意有在于是也，是以敢备书之，以承叔京之命，后之君子得以考焉。抑叔京之清夷恬旷，不累世纷，既闻道于家庭，又取友于四方，以益求其所未至，其衔训嗣事而居此堂也可无愧矣。今又欲由是益自励焉，是其进之锐而至之远其可量哉！其可量哉！此于法当得附书，因并识于此云。乾道癸巳二月甲申，新安朱熹记。

昔者圣人作《易》，以拟阴阳之变，于阳之消于上而息于下也，为卦曰《复》。复，反也，言阳之既往而来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穷，岂假夫既消之气以为方息之资也哉？亦见其绝于彼而生于此，而因以著其往来之象尔。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无穷，所谓复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还之，录夫已弃之善而属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骋于外，则本心全体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呜呼！圣人于《复》之卦，所以赞其可见天地之心而又以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欤？吾友黄君仲本以「复」名斋，而谒于予曰：「愿得吾子之言以书于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辞，而请其所名之意。仲本则语予曰：「吾之幼而学也，家公授以程氏之书，读之而有不得于其说者，则以告而愿请益焉。公曰『思之』。又问，则曰『反诸尔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处必恭，执事必敬，其与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后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顾欲杂乎事物之间以求之，或乃反牵于外而益眩于其内。今也既扫一室于家庭之侧，揭以是名而日居之，盖将悉其温清定省之馀力以从事于旧学，庶乎真积力久，而于动静语默之间，有以贯乎一而不为内外之分焉。然犹惧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愿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斋之意盖与予之所闻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则吾党之士皆有愧焉，则起谢曰：「仆之言未有以进于吾子，而子之赐于仆则已厚矣。且将铭诸心，移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敝，而岂敢有所爱于子之求哉。抑予闻之，古人之学博文以约礼，明善以诚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后有以诚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颜、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万世学者之准程也。仲本诚察于此，有以两进而交养焉，则夫道学之体用、圣贤之德业不在仲本而安归乎？愿书此言以记于壁，且将因其过庭之际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