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周子之书一编，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异。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矣，然犹有所未尽也。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观《通书》之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书之《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则可见矣。故潘清逸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作《太极图》为称首。然则此图当为书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书后（祁宽居之云。），传者见其如此，遂误以图为书之卒章，不复釐正，使先生立象尽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骤读《通书》者，亦复不知有所总摄。此则诸本皆失之。而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篇章非复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于书之大义虽若无所害，然要非先生之旧，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晓者（如理性命章之类。）。又诸本附载铭、碣、诗、文事多重复，亦或不能有所发明于先生之道，以幸学者。故今特据潘志置图篇端，以为先生之精意，则可以通乎书之说矣。至于书之分章定次，亦皆复其旧贯。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合为一篇，以便观者。盖世所传先生之书、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谓「易通」，疑即《通书》，而《易》说独不可见。向见友人多蓄异书，自谓有传本，亟取而观焉，则浅陋可笑，皆舍法时举子葺绪馀，与《图说》、《通书》绝不相似，不问可知其伪。独不知世复有能得其真者与否。以图书推之，知其所发当极精要，微言湮没，甚可惜也。熹又尝读朱内翰震《进易说表》，谓此图之传，自陈抟、种放、穆修而来。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书序》，又谓先生非止为种、穆之学者，此特其学之一师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学之妙不出此图，以为得之于人，则决非种、穆所及。以为非其至者，则先生之学又何以加于此图哉？是以尝窃疑之。及得志文考之，然后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者。公盖皆未见此志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论《通书》之指曰：「人见其书之约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见其文之质而不知其义之精也，见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长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子之学，则知此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之事业无穷矣」。此则不可易之至论，读是书者所宜知也。因复掇取以系于后云。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