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外慕，蚤夜孜孜，唯惧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夫子所谓「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孟子所谓「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盖谓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艺为最下，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其为法制之密，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德之归。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今之为法不然，虽有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一涂，监试、漕试、附试诈冒之捷径，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顾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验其为教之得失矣。而议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试文字之不工为患，而唱为混补之说，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举行崇宁州县三舍之法，而使岁贡选士于太学。其说虽若贤于混补之云，然果行此，则士之求入乎州学者必众。而今州郡之学钱粮有限，将广其额则食不足，将仍其旧则其势之偏、选之艰而涂之狭又将有甚于前日之解额少而无所容也。正使有以处之，然使游其间者校计得失于旦暮锱铢之间，不得宁息，是又不唯无益而损莫大焉，亦非计之得也。盖尝思之，必欲乘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则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至于制科、词科、武举之属，亦皆究其利病而颇更其制。则有定志而无奔竞之风，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详则继此而遂陈之。夫所以必均诸州之解额者，今之士子不安于乡举而争趋太学试者，以其本州解额窄而试者多，太学则解额阔而试者少；本州只有解试一路，太学则兼有舍选之捷径，又可以智巧而经营也。所以今日倡为混补之说者，多是温、福、处、婺之人，而他州不与焉。非此数州之人独多躁竞而他州之人无不廉退也，乃其势驱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则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额为先务，虽有良法，岂能有所补哉？故莫若先令礼部取见逐州三举终场人数（太学终场人数解试亦合分还诸州，理为人数。），通比旧额都数，定以若干分为率而取其若干，以为新额（如以十分为率而取其一，则万人终场者以百人为额，更斟酌之。）。又损太学解额舍选取人分数，使与诸州不至大段殊绝（其见住学人分数权许仍旧。），则士安其土而无奔趋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实则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当为。以其得之于心，故谓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谓之行。非固有所作为增益而欲为观听之美也。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乐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于成周而法始大备，故其人材之盛、风俗之美，后世莫能及之。汉室之初，尚有遗法。其选举之目，必以敬长上、顺乡里、肃政教、出入不悖所闻为称首。魏晋以来，虽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犹为近之。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积至于今，流弊已极，其势不可以不变。而欲变之，又不可不以其渐。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额之半而又折其半，以为德行之科（如解额百人，则以二十五人为德行科。盖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减其半。其馀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举德行之目（如八行之类。），专委逐县令佐从实搜访，于省试后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审实，保明申部。于当年六月以前，以礼津遣，限本年内到部，拨入太学，于近上斋舍安排，而优其廪给，仍免课试。长贰以时延请询考，至次年终，以次差充大小职事。又次年终，择其尤异者特荐补官，馀令特赴明年省试。比之馀人，倍其取人分数（如馀人二十取一，则此科十而取一。盖解额中已减其半矣。），殿试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学，以俟后举。其行义有亏、学术无取，举者亦当议罚。则士知实行之可贵，而不专事于空言矣。所以必罢诗赋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宁罢之，而议者不以为是者，非罢诗赋之不善，乃专主王氏经义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议有改革，而司马温公、吕申公皆不欲复，其欲复之者，唯刘挚为最力。然不过以考校之难而为言耳。是其识之卑而说之陋，岂足与议先王教学官人之本意哉？今当直罢，无可疑者。如以习之者众，未欲遽罢，则限以三举而递损其取人之数，俟其为之者少而后罢之，则亦不骇于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者，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乐经》亡而《礼经》缺，二戴之《记》，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焉。盖经之所以为教者已不能备，而治之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馀，则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尽通其理者矣。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然欲其一旦而尽通，则其势将有所不能而卒至于不行。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则亦若无甚难者。故今欲以《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年分皆以省试为界，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子则如荀、扬、王、韩、老、庄之属，及本朝诸家文字，当别讨论，分定年数。兼许于当年史传中出论二道。）。策则诸史，时务亦然（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通鉴》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通礼》、《新仪》为一科，《兵法》、《刑统》、敕令为一科，《通典》为一科。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策各二道。）。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其治经必专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借曰未必尽是，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此汉之诸儒所以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则为病耳。然以此之故，当时风俗终是淳厚。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盖诸经皆然，而《春秋》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缪，乃反以为工而置之高等。习以成风，转相祖述，慢侮圣言，日以益甚。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不可坐视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如《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脩、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刘敞，二戴《礼记》则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啖助、赵正、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又皆有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说亦可采（以上诸家，更加考订增损。如刘彝等说，恐亦可取。）。令应举人各占两家以上，于家状内及经义卷子第一行内一般声说，将来答义，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他说，以辨其是非，则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题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经者既无家法，其穿凿之弊已不可胜言矣。而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大抵务欲无理可解、无说可通，以观其仓卒之间趋附离合之巧。其始盖出于省试「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之一题，然而当时传闻犹以为怪。及今数年，则无题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举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讲习，专务裁剪经文，巧为斗饤，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于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则此弊势当自革。然恐主司习熟见闻，尚仍故态，却使举子愈有拘碍，不容下笔，愿下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试官，今后出题须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违，许应举人依经直答，以驳其缪。仍经本州及漕司陈诉，将命题人重作行遣。其诸州申到题目，亦令礼部、国子监长贰看详，纠举谴罚，则主司不敢妄出怪题，而诸生得守家法，无复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贤文集策问皆指事设疑，据实而问，多不过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旧体。而吕申公《家传》记熙宁事，乃云有司发策问，必先称颂时政，对者因大为谀词以应之。然则此风盖未远也。今亦宜为之禁，使但条陈所问之疑，略如韩、欧诸集之为者，则亦可以观士子之实学而息其谀佞之奸心矣。其必使答义者通贯经文、条陈众说而断以己意者，其说已略具于家法之条矣。盖今日经学之难不在于治经，而难于作义。大抵不问题之小大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必极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别无他意，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经学，亦复不成文字。而使学者卒岁穷年，枉费日力以从事于其间，甚可惜也。欲更其弊，当更写卷之式，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辩析，以求至当之归。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经义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则虽多增所治之经，而答义不至枉费辞说，日力亦有馀矣。至于旧例经义禁引史传，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论子史者不复订以经指，又俗学卑近之失。皆当有以正之，使治经术者通古今，议论者识原本，则庶乎其学之至矣。其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者，古之太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来者为义而不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记元祐侍讲吕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时，太学之法宽简，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者，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如胡翼之之徒，使专教导规矩之事。故当是时，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就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中心说而诚服之，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义，以教训其学者。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罢去舍选之法，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而特命以官，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而彼怀利干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如此则待补之法固可罢去，而混补者又必使与诸州科举同日引试，则彼有乡举之可望者自不复来，而不患其纷冗矣。至于取人之数，则又严为之额，而许其补中之人从上几分，特赴省试，则其舍乡举而来赴补者亦不为甚失职矣。其计会监试、漕试、附试之类，亦当痛减分数，严立告赏，以绝其冒滥。其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责以教导之实，则州县之学亦稍知义理之教，而不但为科举之学矣。至于制举，名为贤良方正，而其实但得记诵文词之士。其所投进词业，亦皆无用之空言，而程试论策则又仅同覆射儿戏，初无益于治道，但为仕宦之捷径而已。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而竞于骈俪刻雕之巧，尤非所以为教。至于武举，则其弊又不异于儒学之陋也。欲革其弊，则制科当诏举者不取其记诵文词而取其行义器识，罢去词业六论，而直使待对于廷，访以时务之要，而不穷以隐僻难知之事。词科则当稍更其文字之体，使以深厚简严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陈法度为工。武举则亦使学官放经义论策之制，参酌定议。颁下《武经总要》等书，而更加讨论，补其遗逸，使之诵习而立其科焉，则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为俗学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于上，俗美于下，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而其遗风馀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与夫规规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变一二于其间者，利害相绝，固有间矣。草茅之虑，偶及于此，故敢私记其说，以为当路之君子其或将有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