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盖闻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来，立经陈纪，百度著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模，为万世不刊之典。朕缵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为，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然画一之禁、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赋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才尚未盛；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参稽典册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复见于今，其必有道。子大夫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畜以待问久矣。详著于篇，朕将亲览。

臣对：臣闻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人君之与人臣，虽名分不同，而法有小大之异，至于能世守其法者，则皆曰权而已。人臣能执一家之权，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孙，则必世为名家；人君能执天下之权，守其家法以为天下法，贻厥子孙而施诸罔极，则必世为有道之国。盖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而权者又持法之要术也。今陛下亲屈至尊，廷集多士，访治道于清问之中，首以监于先王成宪、恪守祖宗之法为言，是则陛下欲守家法以为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获以一介草茅，与子大夫之列，仰承圣诏，其敢不展尽底蕴，茂明大对，以为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献邪？臣之所欲言者无他焉，亦曰揽权而已。尝谓君者天也，天之所以为天者，以其聪明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昧也。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能宪天聪明，体天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下移也。天执天之权而为天，君执君之权而为君，故天与君同称大于域中，而君之名号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则谓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则谓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则谓之天位；享万寿无疆之禄，则谓之天禄；五服五章者谓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谓之天讨，就之如日者谓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谓之天威。居曰天阙，器曰天仗，法曰天宪，诏曰天语。天之大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咸能司域中之权而已矣。恭惟陛下蕴聪明之德，体刚健之资，躬亲听断，动法祖宗。一诏令之下而万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风；一德泽之布而万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而万民莫不悦服者，如天之清明；为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万民莫不拭目以观者，如天之运行而不息。巍巍乎，荡荡乎，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犹以法天揽权为言者，盖陛下之德虽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亡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昧死尽言而不知讳也。臣伏读圣策，首以「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为言，次及于祖宗立经陈纪，列圣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无四者之弊为问。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宪，遵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切谓陛下能揽福威之权，率自己出，则成宪有不难守，祖宗有不难法，时弊有不难革，天下有不难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为陛下忧矣。不然，陛下虽勤勤问之，臣虽譊譊诵之，无益也。臣观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尝不以揽权为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至于无道，则自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后世之言也。谓「庆赏刑威曰君，君能制命为义」者，左氏记时人之言也。谓「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贾谊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谓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家之也；三王计安天下而历年长且久者，揽福威之权以安之也。汉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兴之业者，无他焉，以其能革霍光专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总核名实，信赏必罚，斋居决事，听断惟精，而神爵、五凤之治，号为吏称民安，功光祖宗、业垂后裔者，盖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建中兴之功者，无他焉，以其能鉴西京不竞之祸，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总揽权纲，明慎政体，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建武之政号为止戈之武，系隆我汉，同符高祖者，盖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开元之治者，以其能革前朝权戚干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初，明皇锐于求治，姚崇设十事以要说之，其大概则劝其揽权也。帝自谓能行，由是励精为治，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宪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惩前日沾沾小人窃柄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初，宪宗锐于致治，杜黄裳惧不得其要，劝其操执纲领要得其大者，帝嘉纳之，由是励精为治，纪律设张，赫然号中兴矣。此臣所谓自古善致治之君，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陛下惩前日权臣专政之久，收还福威之柄，运独化于陶钧，裁万机于独断，天下翕然称陛下为英主，凛凛乎汉宣帝、光武、唐明皇、宪宗之上矣。而臣尤劝陛下揽权者，非欲陛下衡石程书，如秦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陛下传餐听政，如隋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强明自任，亲治细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精于吏事，以察为明，无复仁恩，如唐宣宗，而谓之揽权也。盖欲陛下惩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纵之，使福威之柄一出于上，不至于下移而已。臣切谓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揽福威之权，欲揽福威之权，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学。五经泛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揽权之书也。陛下圣学高明，缉熙不倦，万机之暇，笃好此书，固尝亲洒宸翰以书经传，刊之琬琰，以诏学者矣。迩者，又命儒学近臣于经筵讲读之，是则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书，固已默得于圣心之妙。至于其间可谓揽权之法者，臣请为陛下诵之。《春秋》书王曰「天王」者，所以为人君法天揽权之法；有书「王」不书「天」者，所以为人君不能法天揽权之戒。书朝、书会者，欲朝会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侵、书伐者，欲征伐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僣礼乱乐者，欲其收礼乐之权也；书僣赏滥罚者，欲其收赏罚之权也。权在诸侯，则讥之，如践土之盟之类是也；权在大夫则刺之，如鸡泽之盟之类是也。先王人而后诸侯者，欲权在王人也；内中国而外夷狄者，欲权在中国也。书「盗」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窃权也；书「阍」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权也。凡一字之褒重于华衮者，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福；凡一字之贬重于斧钺者，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威。臣愿陛下尊圣人之经，行圣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业，则何患乎不能监先王之宪、遵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邪？臣伏读圣策曰：「仰惟祖宗以来，立经陈纪，百度著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模，为万世不刊之典。朕缵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为，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臣有以见陛下谦恭仰畏，不以聪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兴之治也。臣以谓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臣谨按《春秋》有变古则讥之之书，有存古则幸之之书，有复古则善之之书。经书「初献六羽」者，讥隐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先王之乐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成周之彻也。此所谓变古则讥之者也。书「犹三望」者，讥僖公不郊而幸其犹三望；书「犹朝于庙」者，讥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犹朝于庙。此所谓存古则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书「作三军」者，讥其变古也；昭公五年，书「舍中军」者，善其复古也。此所谓复古则善之者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汉惠帝用曹参，守萧何之法，而海内晏然。武帝用张汤，取高皇帝之法纷更之，而盗贼半天下。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变祖宗之法者其乱如彼，为人主者其可自坏其家法耶？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准，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侧闻庆历中仁宗出御书十三轴，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训。二曰奉真考业。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四曰真宗爱民，孝思感噎。故当时君圣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间治效卓然者，盖本乎此。又闻熙宁中，先正司马光于经筵进讲，至萧何、曹参事，谓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且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异日吕惠卿进讲，立说以破之，谓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随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非变也。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谓世轻世重，非变法也」。观二臣之言，亦足以见其人之邪正矣。陛下自即位以来，固未尝不遵守祖宗成法。比年有出于一时申请，权宜而行者，致与成法或相牴牾。迩者陛下面谕群臣，谓国家政事并宜遵守祖宗，今又发于清问，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见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真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复以揽权为言者，盖《春秋》讥时王失揽权之道，故诸侯遂有变法之弊。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赏罚之权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净如曹参者，宜命之持循；忠正如司马光者，宜俾之讨论；变乱如张汤者，则诛之；异议如吕惠卿者，则斥之。如是则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万世而无弊矣，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臣伏读圣策曰：「画一之法，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赏刑以革弊也。臣切谓欲奸弊之尽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盖《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预曰：「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经有书赏者，如锡命威公、锡命文公、锡命成公之类，皆所以讥时王之滥赏，非周公之赏也。有书刑者，如杀其大夫、放其大夫、杀其公子之类，皆所以讥时君之滥刑，非周公之刑也。时王失周公赏刑之法，不能革当时之奸弊，故仲尼以笔削之权代之，善劝而淫惧焉。我祖宗制赏刑之法，载在有司，画一之章，昭然可睹，创之者如萧，守之者如曹。未尝有滥赏也，而赏必当乎功；未尝有淫刑也，而刑必当乎罪。历世行之，弊无不革者，盖以圣祖神宗能揽权于上，而群臣能奉行于下故也。故司马光自为谏官及为侍从，尝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献之仁宗，又献之英宗，又献之神宗，而其二说则在乎信赏必罚也。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极治矣。光以清德雅望，执政于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时弊，进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数人，天下皆服其赏刑之当，一时之弊亦无不革者。我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谓救时贤相也。今者陛下躬亲万机，一新时政，斥逐奸邪，登用耆旧，禁锢者释，告讦者诛，兹赏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圣策犹以奸弊未革为忧者，岂今日朝廷犹有僭赏滥罚如春秋时乎？臣不敢不陈其大槩。夫人主赏刑之大者，莫若进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进一人，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贤，亲自识擢可也。不然，则出于大臣侍从公心荐举可也。不然，则采于舆论而天下国人皆曰贤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进之，则议者必曰：「某人之进也，出于某人阴为之地也」。如是，则一人之滥进，有以损陛下作福之权矣。陛下每退一人，必出于陛下灼知其罪，震怒而赐谴可也。不然，则出于谏官御史公言论列可也。不然，则得于佥言而天下国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退之，则议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于某人阴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误退，有以损陛下作威之权矣。昔舜举十六相，而天下说其赏之当；去四凶人，而天下服其罚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赏刑为法，以虞舜用赏刑为心，执《春秋》赏刑之权以御之，则何患乎奸弊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劳进某秩以为赏，犯某事得某罪以为罚，此特有司之职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臣不复为陛下言之也。臣伏读圣策曰：「赋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裕财用以经邦也。臣切谓欲财用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谨按《春秋》书「臧孙辰告籴于齐」者，讥庄公不节国用，一岁不熟而告急于外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节国用，变成周什一之法至于履亩而税也。书「作丘甲」者，讥成公不节国用，至于以丘而出甲也；书「用田赋」者，讥哀公不节国用，至于用亩而出军赋也。《春秋》书「告」者不宜告，书「初」者不宜初，书「作」者不宜作，书「用」者不宜用。臣由是知《春秋》赋税之书，为人君节用裕财之训明矣。昔孔子对齐景公之问政，不曰「政在生财」，而曰「政在节财」；有若对鲁哀公之问年饥，不告之以生财之术，而告之以「盍彻」。臣又知裕国之术实在乎节用也。侧闻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呜呼，大哉言乎！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又闻仁宗圣性尤务俭约，器用止于漆素，衾褥止用黄絁。嘉祐间临轩策士，出《富民之要在节俭》以为御题，时吕溱赋曰：「国用既节，民财乃丰」。仁宗悦之，擢为第一。观仁宗取士命题之意，又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又闻熙宁初，司马光、王安石同对，论及救灾节用事，安石曰：「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司马光之名言，真可谓节用理财之法、聚歛毒民者之深戒也。陛下自和戎以来，兵革不用二十年矣，是宜仓廪富实，贯朽粟陈，如成、康、文、景时可也，而圣策乃以财用未裕为忧。虽臣亦切疑之，岂国家用度之际，有所未节乎，奢侈之风有所未革乎，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尚繁乎？今赋入不及祖宗全盛之日，而用度不减祖宗全盛之时。三年郊祀之礼所不可免者，而臣下赏赐之费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之岁币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来之费可得而省也。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军之养所不可免者，而冗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谓用度之际有所未节者如此之类，不止乎此也。朝廷往尝屡有禁销金之令矣，而妇人以销金为衣服者，今犹自若也。又尝有禁铺翠之令矣，而妇人以翠羽为首饰者，今犹自若也。是岂法令之不可禁乎，岂宫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风未形于外乎？臣所谓奢侈之风有所未革者，盖在乎此也。臣又闻之道路，谓远夷外国有以无益之奇玩，易我有用之资财者。池台、苑囿、车骑、服御有未能无所增益者，中贵外戚、便嬖使令、倡优伶官之徒有未能无非时赏赐者，臣所谓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尚繁者，盖在乎此也。昔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化民，而海内至于富庶。臣愿陛下揽权于上而革众弊，以文帝及我太祖、仁宗恭俭为法，以《春秋》所书为戒，则何患乎财用之不裕乎？若夫自同于聚歛之臣，献生财之术，则臣不敢也。臣伏读圣策曰：「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才犹未盛」。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士，而欲人才之盛如祖宗时也。臣切谓陛下欲人才之盛，宜揽育才取士之权。臣谨按《春秋》书「作丘甲」，《谷梁》因论古者有四民，而以士民为首。范宁释之曰：「士者，治道艺者也」。又按经书「单伯送王姬」，《谷梁》曰：「单伯者，我之命大夫也」。范宁释之曰：「古者诸侯贡士于夫子，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曰：「什一行而颂声作」。何休因论及成周之时，井田校室之制、大学小学之法、养士取士之说为甚详。又按经赦许止之罪，《谷梁》曰：子生三月，「不免水火，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就师傅学问无方，心志不通，己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誉既彰而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春秋》伤时王失育才取士之权，而默寓其意于笔削之际。《公羊》、《谷梁》、范宁、何休之徒，从而发明之，亦可谓有功于风教矣。我祖宗以来，取士于科举，是古者诸侯贡士之法也，养士于太学，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于汉唐盛世之法也。进士科或用诗赋，或用经义，虽更变不同，而未尝不得人也。大学之士或出于舍选，或出于科举，虽作成不同，而亦未尝不得人也。二百年间，名臣钜儒，建勋立业，背项相望，莫不由此涂出，可谓盛矣。陛下往者虽在干戈日不暇给之中，而亦未尝废俎豆之事。自偃兵以来，复兴太学以养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祖宗之旧，恩甚渥也。而圣策犹以人才未甚盛为忧者，臣辄献揽权之说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虽曰犹昔，而人才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岁权臣子孙、门客省闱殿试，类皆窃巍科，而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台之言，例行驳放，士论莫不称快。臣愿陛下常揽福威之权以御之，严诏有司，谨取士之公法，而无蹈往年之覆辙可也。至所谓作成者，盖欲作成其器，如鸢飞鱼跃，涵养其平日之刚方，而成就其异时之远大者耳，非取其能絺章绘句，以媒青紫也。自权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欲士气之振可乎？臣闻嘉祐间，仁宗以制科取士，时应诏者数人，眉山苏辙之言最为切直，考官以上无失德而辙妄言，欲黜之，独司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言求士，其可以直言弃之邪」？擢寘异等。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命庠序去谤讪之规，科举革忌讳之禁，有司取忠谠之论。将见贤良方正、茂才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济济而出，如仁宗时矣，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臣伏读圣策曰：「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师之励如祖宗时也。臣切谓欲官师之励，宜揽黜陟贤否之权。谨按《春秋》隐十一年书「滕侯」，至威二年别书「滕子」，范宁曰：「前称侯今称子者，盖时王所黜」。隐二年书「纪子」，至威二年则书「纪侯」，范宁曰：「前称子今称侯者，盖时王所进」。臣切谓《春秋》时王不能黜陟诸侯，是必夫子以赏罚之权因其贤否而黜陟之也。又按经书，楚曰「荆」，《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释之曰：「圣人因周有夺爵之法，故备七等之科以进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实夫子黜陟之公法也。故为臣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忠臣，盖《春秋》以责忠臣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臣者也。为子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孝子，盖《春秋》以责孝子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子者也。我国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执事，下至一郡一县之吏，无非以公道黜陟之，固无异虞舜三载考绩之法也。有学以教之于未仕之前，有法以禁之于筮仕之后，无非以公道训迪之，固无异乎成周训迪厥官之方也。故当时为官师者罔不勉励厥职。坐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励其职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是谏官之励其职也；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励其职也。百官励其职于朝，守令励其职于郡县，是以祖宗之世，内外多任职之臣，故其致治之效远出汉唐之上。今陛下任贤使能，以建中兴之治，黜陟之法、训迪之方无非遵祖宗之时，而圣策乃以官师未励为忧者，臣辄献揽权之说焉。今黜陟之法、训迪之方虽曰犹昔，而治效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乱之所系者莫重乎官师。曩者内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郡县之吏，其浊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时可堪一笑者。至于一言忤意，虽无罪而亦斥，睚眦之怨，虽忠贤而必诛。其一时黜陟皆出乎喜怒爱憎之私，无复有唐虞考绩、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尽瘁励职，可乎？若夫所谓训迪者，盖将以忠义训迪之，使其忘身徇国而已，非欲训迪其巧进取、善造请以事权势也。当权门炙手可热之时，搢绅相率为佞之不暇，孰有以忠义相训迪者乎？至于今日而官师犹未励者，以其承积习之后，而馀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师咸励厥职，莫若大明黜陟于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监司可也。昔庆历中，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韩、范、富以为执政，以欧阳脩、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圣德颂》以揄扬之。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执福威之大柄以为黜陟之法，明忠孝之大节以为训迪之方。如是，则尚何患乎官师之不励职如祖宗时乎？臣伏读圣策，谓：「奸弊未尽革，财用未甚裕，人才尚未盛，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邪？朕欲参稽典策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致治之效复见于今，其必有道」。臣仰见陛下愿治之切，思慕祖宗之深，欲聿追其盛德大业者，可谓勤且至矣。然臣已陈揽权之说于前，且以《春秋》，为献。抑尝闻先儒曾参有言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春秋》之学，陛下既已深得之，复能尊其所闻，行其所知，揽福威之权以守祖宗之家法，则赏刑当而天下悦矣，奸弊不患乎不革；节俭行而天下化矣，财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贤能出矣，人才不患乎不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官师不患乎不励。祖宗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复见于今邪？若夫所谓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释《春秋》有变周之文、从周之质之说，又有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之说。臣以谓《春秋》未尝变周也，特因时而救弊耳。又尝闻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救其偏者，所以补其弊而已矣」。我祖宗之法譬犹大厦，弊则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轻务改更，臣恐风雨之不芘也，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愿以仲舒补弊之说为献，可乎？若夫所谓「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按《春秋》书「乃」一字，如「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之类，《谷梁》释之曰：「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盖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尝闻荀卿之言曰：「有治人无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监于成宪常如傅说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旧章常如诗人之言，则夏商周虽至今存可也。汉唐之法亦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参之守法，宋景之守文，魏相、李绛之奉行故事，则汉唐虽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非不甚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马光之徒持守成之论，则垂之万世与天地并久可也。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则今日又不可不慎择焉。臣愿以荀卿有治人之言为献，可乎？若夫参稽典策之训，则有历朝之国典在焉，祖宗之宝训政要在焉，有司之成法在焉，朝廷之故事在焉。陛下宜诏执政与百执事之人参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讲明推行之要，则无若乎揽权。陛下提纲振领，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陛下终策臣曰：「子大夫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畜以待问久矣。详著于篇，朕得亲览」。此陛下导臣使言，臣不敢不尽言也。臣闻人主开求言之路，必将有听言之实。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无献言之诚。盖求言之路不常开，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开求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听言之实，臣其可无献言之诚乎！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欲陛下正身以为揽权之本也。按《春秋》书正者，杜预谓欲其体元而居正。《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说。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者，董仲舒之论正也。谓人君所行必正道，所发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者，刘蕡之论正也。臣观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汉武帝。文王宅心于正道之中，其勤劳则日昃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万民惟正之供，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见于《思齐》之诗。在位之臣皆节俭正直，见于《羔羊》之诗。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其化，又见于《驺虞》之诗。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则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与其下应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谀也，故公孙弘曲学以应之；帝好刑也，故张汤曲法以应之；帝好利也，故孔仅、桑弘羊以剥下益上应之；帝好兵也，故卫青、霍去病以拓土开疆应之；帝好夸大也，故司马相如作《封禅书》以应之；帝好神仙也，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应之。武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应之如彼。臣愿陛下以文王为法，以武帝为戒，端厥心居以为化本，非正勿视，非正非听，非正勿言，非正勿动。其用人也不必问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是果正人也，其进则为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与之进乎？是果不正人也，其进则为乱之机，其可以其才有馀而使之进乎？其听言也必观其言之是与非，斯可以见其人之邪与正。有逊志之言必将察之，曰：彼何为而投吾之所好哉，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于我者也，其可以其逊吾志而受之邪？有逆耳之言必将察之，曰：彼何为而犯吾之所恶哉，是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益于我也，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邪？左右誉言日闻必察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类也，是必善结吾左右以求誉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毁言日闻必察之，曰：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即墨大夫之类也，是必不善结吾左右以致毁者也，进之可矣。如是则一念虑无非正心，一云为无非正道，左右前后侍御仆从罔匪正人，殆见四方万里，风行草偃，莫不一于正矣。臣愿陛下以是为揽权之本，而又任贤以为揽权之助，广览兼听以尽揽权之美。权在陛下之手则所求无不得，所欲皆如意，虽社稷之大计、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动声色而为之，况区区四者之弊，尚何足以轸渊衷之念哉！臣闻主圣臣直，惟陛下赦其狂愚，不胜幸甚，臣昧死，臣谨对。

问：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行伯道而伯，此五帝、三王、五伯此所以分，学者固已稔闻而熟论之矣。汉晁错于大对之际，尝品藻其君臣，其言有曰：「五帝神圣，其臣不及，三王臣主俱贤，五霸主不及臣」。抑尝考其迹而验错之言，未免可疑也。五帝唐虞为盛，典谟载其行事为最详，观尧、舜、禹、皋陶、稷、契之徒，相与都俞戒敕于庙堂之上，初不见其主优臣劣之迹，错何以知其不及也？三代之君臣可称非一，其间固有主圣臣贤者，错概以俱贤目之，亦岂通论耶？五霸臣主若无甚相远者，以管仲之志小烈卑，止可为威公之佐耳，其他又可知。谓主不及臣，抑又何耶？错以贤良文学裒然为举首，必有所据而言。诸君出入经史，商榷古今，亦必有见其臣主不相及与俱贤处，如错所言。敢问风后、力牧至元恺之徒，不及主者果何臣？齐晋宋秦楚之霸，不及臣者果何主？夏商周之君臣，所以俱贤者果何事也？幸明以告我，毋诋错言为非而略之。

臣闻僖公名申，庄公之子，闵公庶兄也。庄公既没，鲁有内难，子般闵公相继遇祸，季友以僖公适邾，遂入而立之。僖公即位，首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史克作《駉》诗以颂之。能用贤相，君臣有道，史克作《有駜》以颂之。能修泮宫，以服淮夷，作《泮水》以颂之。能复周公之七宇，作《閟宫》以颂之。僖在《春秋》十二公中最为有道，而享国亦长。臣窃谓鲁之有僖公，犹周之有宣王也。宣王能复文武之境土，中兴周室，见于大、小《雅》。僖公能复周公、伯禽之业，中兴鲁国，见于四颂。仲尼删《诗》而有取焉者，盖以宣王、僖公之事有可以为法于后世也，然《诗》颂僖公如此，为《春秋》犹不免乎讥，何耶？《春秋》之法责贤者备。

元年春，王正月。

隐公不书即位继故也。《春秋》之法，继正而书即位者，正也；继正而不书即位，是不自正也，隐公是也。继故而不书即位者，亦正也；继故而书即位，必有大恶也，威公、宣公是也。僖公继闵公之难，故不书即位，以见正。人君能正其始，斯能正其终，正始之道必先正其心。念虑云为不可以不正，视听言动不可以不正，出入起居不可以不正，左右前后不可以不正。以之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其身既正，罔敢不正！

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

庄三十二年冬，狄伐邢，管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耽毒，不可怀也。请救邢」。威公从管仲之言，于闵元年救之，今又救之。《春秋》恶用兵，至书「救」，则善之也。恶中国相侵伐，至攘夷狄，则与之也。齐侯往年虽救邢而不能却狄者，由齐侯不亲往也，故书曰「齐人救邢」。今三国皆称师者，非将尊师众也，必三国之君在焉。然不曰齐侯、宋公、曹伯者，不以救邢之师与齐侯也。救者善也，其曰不以救邢之师与齐侯，何也？狄人伐邢，阅三岁矣，往虽救之而不亲往，今虽亲往又不急造其国，以救之方且次于聂北，有逗留观望之意，致邢为狄所逐，迁于夷仪。齐侯虽有救患之仁心，而无急义之大勇，故《春秋》虽书「救」以善之，又书「次」以讥之。由是见圣人之心，急于攘夷狄而救中国也。

谨按《春秋公羊》说曰，主藏庙室西壁中，以备大灾。《左氏》说曰主祏于宗庙，言庙有祏室以藏神主。《汉仪》：藏主于西壁墙埳中，去地六尺一寸。盖掐即祏室也，非特备灾，亦神道尚幽之义。然则古者庙必有主，主必有祏。郑原繁曰：「先君威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此诸侯庙主之祏也。卫孔悝使式车及祏于西圃，此大夫庙主之祏也。《开宝通礼》别庙时享：孝明、孝惠皇后享日，宫闱令入室开埳，奉出神主置于座。《政和五礼》时享别庙仪：享日祠祭官赞奉神主，宫闱令于祏室内奉惠恭皇后神主于神幄，启匮设于座。至送神乐止，祠祭官赞奉神主入祏室，宫闱令纳神主于匮，捧入祏室。然则本朝故事，别庙后亦有祏室，自艺祖至于徽宗，未之有改也。昨绍兴五年祖宗帝后神主至自温州，始建太庙，才为屋五间，后稍增至七间，皆有殿而无室。但置神主并匮于案上，以帐帱之，每遇祭享，则就案启匮而荐献于前，其草创如此。十二年祔懿节皇后，乃建别庙，亦如太庙之草创也。十六年新造礼器告成，诏增笾豆簠簋之数，悉依典礼，而太庙殿上迫狭，不能容之。于是始作新庙，凡十三间，除东西夹之外为十一室，各开户牖，安祏室于西墙，略仿京师庙制。唯别庙一位祭器不多，遂且仍旧，以至于今。此有司因循之过尔，初无说也。兹者追册皇后将祔于懿节之次，既修别庙，分为两室，当各置祏室，如累朝故事，庶几二后神灵得安其居。欲望朝廷特赐敷奏施行。

天下之情无全善，而理有定论。《春秋》恕人以情，而犹责人以理。其情则非，其理则是，圣人宁以理掩情；其情则是，其理则非，圣人不以情害理。何者？情有时而越理，理则可以制情。以理御情，其发也皆中节，《春秋》岂不尽与之？直其情而不察其理，虽一得，亦一失也。《春秋》与之，则其弊也滋甚。救卫之役，威公之情则仁矣，而君臣之道缺焉。谷梁子曰：「不与诸侯专封也」，而證之曰：「仁不胜道，存王室也」。事有出于甚善，而终不善者，众人疑焉，非君子不察也。直躬之直，直也，而孔子恶之；仲子之廉，廉也，而孟子恶之。以情而论，则直一善也，廉亦一善也；以理而论，则可以无直，不可以无父也，可以无廉，不可以无母也。此而与之，其如害道何？是故嫂溺援之以手，虽不可以废权，而男女授受不亲之礼决不可忘。以其乘舆济人，虽所以为惠，而君子谓其不知为政。无他，权不胜礼，惠不胜政，其轻重固如此也。明乎此，然后知书齐之意。且狄之灭卫，不正也；齐之救卫，正也；不请于周而专封于卫，不正也。《春秋》乌可以存卫之仁，而废尊王之道也哉？以情论之，齐不救卫，是纵敌也，是幸衅也，是忍于夷狄之乱华也。齐之救卫，是扶弱也，是恤邻也，是耻外之干内也。故救之则得以为仁，不救则不得以为仁。齐之救卫，谓之不仁可哉？以理言之，纵敌不足虑，幸衅不足虑，以诸侯之分而僭天子，深可虑也。扶弱不足喜，恤邻不足喜，以天子之命而建诸侯，斯可喜也。齐侯犯其所可深虑，而不见其所可喜，《春秋》如之何而予之？《春秋》爱道甚于爱齐，故宁屈齐以伸道，不敢枉道以徇齐。尊道加于尊仁，故宁轻仁以重道，不敢贬道以取仁。谷梁之说，诚圣人意也。呜呼，人之心易于好名，天下之善蔽于多端。以易于好名之心，而从事于多端之善，大抵贪一节之善，而至于害道者不少也。智也而凿，勇也而乱，为信也而贼，皆君子之力行，而蹈于小人之凶德。不以道裁之，则小人之盗君子者接迹于天下矣。吁！知此道者，君子所以不可一日无《春秋》，而《春秋》所以严也。

世之人主以其所以得天下者治天下，裕如也，而既得之，始之不以礼，取守异效，而终始不能以相配，则自汉以来人主恨之。此而非其势之相反也，无道德以养其心，则功成之后难居，而气盛志得者皆所以为后患遗祸也。唐太宗以战守攻取之馀，而刻意于仁义礼智之治，功在当时，德在后世，史臣以「兼隆」称之。愚谓若太宗者亦以养其心有道矣，太宗功德兼隆。夫以讴歌既归而与人为善，视陶渔耕稼无政焉；一为葵丘之会，君臣争侈，无复在莒之时之念。大抵人之分量，当于变迁转徙之时观之。方艰难时，群雄逐逐而起，而谁无有帝王四海之意，直愿听命于一夫哉？争久而分定，惟宽坚厚忍者得之。则夫得天下于战争攘取之所不能济者，是必有远过人者。使其处艰难之心为处安宁之心，处荆棘草莽之心为处黄屋左纛之心，处军旅孰胜孰负之心为处百官万民之心，则诗书所称亦犹可勉。魏晋而下何其纷纷也！事集而衅随，名大而怨作，自强而世不继，则相仍而有之。嗟夫，兵莫惨于骄，祸莫大于富贵，此有道者之为惜也。太宗之兴，夫岂有远过晋魏之始哉？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此亦太宗也，身取而身守之，无变乎其心，是果浅才凉德者所能邪？彼魏徵藩邸之雠臣也，若以庸君处之，诛戮摈斥，死不足快。就使不藏怒，不宿怨，则生全之既仁矣，仁义之劝，何为特排众议，刻意而从之？尝试观其相与之际，殆有己所不能堪者，而太宗受之一无难色。此心此时，殆与造化者同量，与不以鲧废禹者同量，与克商之后偃然自访九畴于亡国之虏者同量。自汉高、文、景终怨雍齿，迟赏朱虚，竟疏张释之，皆不及也。《孟子》曰：汤威公学于伊管而臣之，故不劳而王。且伯天下莫难于克己私也，太宗克于畴昔素所不平之私，如洗泥滓，此其为贞观，无足怪者。得天下以是，守天下以是，功德兼隆，其中必有受之者矣。盖尝论之，事不两立者，不正乎一者也；行不及远者，不反其本者也。是故屡胜之才，易地而废；用功不深者，则更事不能以守。太宗之功德夫岂如是而求兼隆者哉？昔者曾子之论勇，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自反而不缩，虽󰐙宽博，吾不惴焉」。彼其一弱一强甚相反也，孟子以为守约之功。盖一而二，能弱而相彊，惟养心者能之。太宗攘孤隋、毙群盗之气，俄而悉心委计之下风，以行三代之仁义，譬如牧野虎贲之士脱剑，或而冠冕，粹然学士大夫也，而无勉彊作劳之意。吾固以见太宗之所存。向使太宗以是持之，贞观之治当不止此。《诗》曰：「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痛矣，云何吁矣」。人马俱病，非陟砠无见也。事变之来，有甚于陟砠者矣。辽东之役、仆碑之事，此所以为太宗，吁！

问：高宗得傅说以梦，文王得吕望以卜，置相重事，而梦、卜是信，可乎？《洪范》稽疑，自乃心、卿、士、庶人，而后及卜筮。大舜命禹，必曰：「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梦、卜似非圣贤所宜专信者，高宗之知傅说，文王之知吕望，其必有不止于梦、卜者矣，傥可得而考乎？鲍叔言管仲，齐威公用之；徐庶言诸葛孔明，蜀先主用之。威公、先主，岂惟人言是信耶？管仲与威公雠也，而至于一则仲父，二则仲父。先主既见孔明，虽关、张之爱将不能间，至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观此则二君二臣之所以相知者，果不苟矣，其相知之处果安在耶？诸君其并言之，将以观其所蕴。

比者忽忽奉状，聊以致其平时所欲言者耳，非敢与长者辨。乃承谆复下谕，所宜再拜受教，而纸末之谕，尤使人恻然有感，自当一切不论。然其间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本意，岂敢求多于儒先，盖将发其所未备，以窒后世英雄豪杰之口而夺之气，使知千涂万辙，卒走圣人样子不得；而来谕谓亮「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如此则不独不察其心，亦并与其言不察矣。某大概以为三代做得尽者也，汉、唐做不到尽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法之文有不备而无常废」。惟其做得尽，故当其盛时，三光全而寒暑平，无一物之不得其生，无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尽，故虽其盛时，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运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时而夭阏者，人遂其性亦有时而乖戾者。本末感应，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无有是处，安得有来谕之所谓小康者乎？只曰「获禽之多」，而不曰「随种而收」，恐未免于偏矣。孔子之称管仲曰：「威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说者以为：孔氏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孟子力论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称之如此，所谓「如其仁」者，盖曰似之而非也。观其语脉，决不如说者所云。故伊川所谓「如其仁者，称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计其功，夫子亦计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则亦近于来谕所谓「喜获禽之多」矣。功用与心不相应，则伊川所论「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时而判乎？圣人之于天下，大其眼以观之，平其心以参酌之，不使当道有弃物而道旁有不厌于心者。九转丹砂，点铁成金，不应学力到后反以银为铁也。前书所谓「搅金银铜铁镕作一器」者，盖措辞之失耳。新妇急欲为其父遣人，一夕伸纸引笔而书，夜未半而书成，不能一一尽较语言，亦望秘书察其大意耳。王通有言：「《皇坟》《帝典》，吾不得而识矣，不以三代之法统天下，终危邦也。如不得已，其两汉之制乎！不以两汉之制辅天下者，诚乱也已」。仲淹取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而秘书必谓其假仁借义以行之，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至于「全体只在利欲上」之语，窃恐待汉、唐之君太浅狭，而世之君子有不厌于心者矣。匡章通国皆称其不孝，而孟子独礼貌之者，眼目既高，于驳杂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万端，宛转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为可贵耳。若于万虑不作，全体洁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学之事耳。一生辛勤于尧舜相传之心法，不能点铁成金而不免以银为铁，使千五百年之间成一大空阙，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运，而我独卓然而有见，无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来书所谓「天地无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运行无穷，而在人者有时而不相似」，又谓「心则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则欲其常不废而不恃其不常废」，此明言也。而谓「指其须臾之间偶未泯灭底道理，以为只此便可与尧、舜、三代并隆，而不察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无有是处」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别于魏宋二武哉？来书又谓「立心之本，当以尽者为法，不当以不尽者为准」，此亦明言也。而谓汉唐不无愧于三代之盛时，便以为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间以何为真心乎？亮辈根本工夫自有欠阙，来谕诚不诬矣，至于「畔弃绳墨，脱略规矩」，无乃通国皆称其不孝而因谓之不孝乎！此夷、齐所以蒙头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浅待人也，势当如此耳。亮不敢有望于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废，道以人而屈，使后世之君子不免哭途穷于千五百年之间，亮虽死而目不瞑矣！「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当时论者以为「贫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贫，疑此景之可致，故以为「可只作富贵者之事业」？而来谕便谓「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长啸底气象」，如此则咳嗽亦不可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来戒之及，过是决不敢更有所言。但所谓「不传绝学，更须讨论」者，犹恐如俗谚所谓「千钱药却在笆篱边」耳。许作《抱膝吟》，须如前书得两篇可长讽咏者为佳，不必论到孔明抱膝长啸。各家园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语言气味深长耳。

问程子说作经之意。

到经明后，方知得作经之意；识圣人心体，方知得所以用处。今不必指定为證。

问「学而时习之」。

《集注》数语，须当详玩。所谓「明善而复其初」者，其中极有含蓄，乃兼知行而言，非谓明善便是复其初也。学自是兼知行工夫，岂但明此善而已哉！

问「不亦乐乎」。

此正孟子所谓「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之乐也。盖人皆信从，则是道所传者众，吾中心之所愿者惬矣，岂不快乐也哉！不干人共乐事。

问「说无迹，乐有迹」。

说者，得此理而活说，自形见有迹；乐者，胸中快乐，形容不得，何迹之有？非因悦之发散也。

问「学之正、习之熟、悦之深」。

学之正则路不差，习之熟则学在己，悦之深则乐作矣。

问「不和不乐」。

鄙者粗俗，自是乖戾，安能和诈者机变胶扰，安能乐？

问「孝弟为仁之本」。

行仁只是推行仁爱以及物，须从孝弟处起。盖事亲事兄，乃爱之发所最先处。以是为根本，然后可及民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须认定此意熟看，不必支离。

问「犯上者鲜」。

一言稍不中节，便伤父母之色，便是犯上，岂是易事？

问「心之德、爱之理」。

爱之理即是心之德，非于心之德之外，又别有个爱之理也。但心之德就体言，爱之理就用言，须兼两语方圆。

问「为仁之本」。

此第一仁字，合如此正解。然仁字随处用，又有浅深，此为仁，只以仁爱而言，不必深看。

问「木神则仁、火神则礼」。

此神只是气之伸，只以五行分配而言，不必重看。

问「恻隐贯四端」。

贯是穿透去，不可分先后。就羞恶恭敬是非中，只看真情所发，恳切处，便见得恻隐相为贯通。

问「仁活物」。

心是个活物，仁便是心中活底道理，所以谓心之德。

问《论语》《或问》中说仁与巧令气象。

仁者中有实德，自是浑厚慈良；巧令者言轻貌轻，外事虚饰，自是轻浮刻薄。气象自明，何用过索？

问「忠信」。

尽己之谓忠，是就中心处说，非指其发于外也。以实之谓信，是就言上说，非谓所为之事理也。

问五常之信与忠信之信同异。

信之得名，只是实而已。五常之信，以心之实而言，是其体；忠信之信，以言之实而言，是其用，非有二物也。

问「贤贤易色」。

易色，是改易其好色之心，正如《中庸》远色所以尊贤之意，不必将「好好色」来掺。

问忠信与诚。

忠信是人做工夫处，不诚无物之诚，亦是就人工夫言。若诚者物之终始与诚者天之道之诚，则以自然之实理言，当随处看。

问：晦翁平生断义分明，最得延平此一言之力。

晦翁平生断义分明，最得延平此一言之力。如东莱，则正坐此病。

问节文仪则。

四字相对说，节则无太过，文则无不及，则定法也，仪在外有可观，则在内有可守。宜细玩之。

问「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

不知人，则人之是非邪正不能辨，故贤者不得亲，不肖者不得远，所以为患也。

问「其言微婉，或因一事而发」。

此乃说《诗》中其他言语如此，便證见「思无邪」一句，为直指全体自明也。

问知天命。

天命初无甚玄妙处，但学不躐等，且等循序逐件理会事物当然之则。若果知之明而无所疑，则更推上一层，其所以然者，便自瞭然矣。

问「生事以礼」段。

须熟究以礼事其亲之正意，始终一以礼事其亲，则为敬亲之至矣。然若何而为以礼事其亲？其中节文，纤悉委曲多少事，皆不可以不讲也。

问「父母唯其疾之忧」段。

凡《集注》有二说者，当以前说为正，后说虽于文义亦通，终不似前义之为长尔。此章乃发父母子情之真切处，以感动之，使之起孝起敬，自不容已。亦可见圣人之变化人有道矣。

问夫子答子游以敬、子夏以爱段。

爱、敬固是两尽，须深究其所以为爱敬之蕴，不但口咬此两字而已。

问武伯多可忧，子游狎爱，子夏直义。

武伯谥以武为人自可，卜子夏只于不可者拒之一节，及北宫黝似子夏底意，亦可见其气象端严。子游亦未至于狎处，但警之，恐其流如是尔。

问颜子不违如愚段。

延平发得固明白，亦须自体认得洒落，方见趣味。盖圣人言语，皆从大本中流出，虽一言半句若常谈，而莫非妙道精义所形见。他人闻之，只如平常，岂曾识破颜子工夫？至到见识明睿，其于夫子之言，耳才闻得，口不待说，而心中了了如冰之融释，随入随化，此理洞然呈露，自成条理，不复疑碍。所以虽终日言，而意旨相契，不相违背。此于圣人耳顺地位虽未几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来说虽随文解析，终不免牵强，未见洒落处。所谓坦然由之而无疑者，只是见得此理明甚，坦然平步进去，更无阻碍尔。亦未说到安行底意，恐不必过为是支离也。

问「观其所由」段。

观其所由，是就意之所从来处看；察其所安，是就心之所安乐处看。意是发端处，心是全体处。

问「温故知新」段。

知新，是心中有得于是理，已觉悟。曰新云者，是日每有得，而学能日进，所蕴未可量也。故可应学者之求。曰「可以」，犹云「足以」之谓，何必又生「方仅而非有馀」之说以汩之乎？恐涉支离而晦其正意矣。

问「学而不思则罔」段。

学，统言之，固是效先觉之所为。今就近言，学只是学其事，思是思其理；学是身去学，思是心中思。

问「子张学干禄」段。

慎乃不放纵、不轻忽之谓，非方为之审择。而亦不必说「仅能寡尤悔而未至于纯」，尤悔岂易寡哉？恐转见支离，而不得其所以慎言行之趣矣。

问「举直错枉」段。

好、恶，情也；好直而恶枉，则情之由性而发者也。不可混杂无辨。谢氏「居敬穷理」之云，乃因而及之。其实此二者圣贤之要诀，大有工夫在，未可以易视之。

问「非其鬼而祭之」段。

妄祭，未是謟；于其中趋媚以求福，则謟也。

问「不仁如礼何」段。

仁不止言心，须兼以理看。盖仁者之心，纯是天理，其从事于礼乐，莫非天理之所流行著见。故玉帛所将，皆吾之敬；钟鼓所发，皆吾之和；与礼乐只是一物。不仁之人则本心亡而天理灭。所谓敬本无有，虽欲用玉帛以将之，而莫之能将；所谓和本无有，虽欲用钟鼓以发之，而莫之能发。便是礼乐不为之用，而无如礼乐何，身与礼乐判而为二矣。

问游氏、程子「如礼乐何」之说。

仁者，此心天理之全体也。程子正理之说，虽宽而实切，却见得仁与礼乐相关甚密处。然须更兼游氏人心之说乃圆，所以《集注》并言之也。

问「林放问礼」段。

俭戚虽非得中，终是本之所在。要须先以此为主而加隆焉，然后文以副之尔。

问「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段。

此是最大节目，难明处既有以明之，则其他无有不可明者也；最疏远难格处既有以格之，则其他无有不可格者矣。所以于治天下不难也，亦犹「至諴感神，矧兹有苗」之意，岂谓只能如此，便能如彼，更不必用工夫心力邪？

问「获罪于天」段，说「天下只有一个道理」云云。

天即理也，只是一物。若所说，则天与理为二矣。夫天者，其尊无对，而岂有容夫媚奥灶者之祷乎？

问「入太庙每事问」段。

《集注》云：虽知亦问，则不知而问者，自在其中。然此章须于圣人敬谨之至处，玩圣人气象。

问「射不主皮」段。

此章须玩古人尚德不尚力之意，乃为得其旨。

问「子贡欲去，告朔饩羊」段。

须知子贡意思，未免计校，涉于为利。圣人则大义甚明，故断制直截如此。

问「君使臣以礼」段。

吕氏齐头说本章之义已明，尹氏作相关说，可以足其馀意。所以并取之，亦不可遗也。

问「管仲器小」段。

奢而犯礼，事目皆莫非在器小之内，不待功业著不得后，方奢而犯礼。

问局量规模。

局量是就身上言，局是格局其所存处，量是度量其所蕴处。规模是就事业言，其所施设处，局量褊浅，故不能正身修德，好奢而犯礼。规模卑狭，故不能致主于王道，仅相威公霸诸侯而已。二者盖兼内外体用平说，以为器小之證。亦略有先后，但不可分明开了。如苏氏说得不知《大学》本领，所以局量褊浅处。杨氏说得不能致主于王道，所以规模卑狭处。须兼二说通看，乃备其义。凡义当以《集注》为正，如《或问》之书，乃旧说，不曾经脩，更在平心去取，不可全靠为定论也。如召陵之役，以义服楚，最为春秋盛举。然细考之，当时所以责楚者，亦不过只搜寻昭王远年已往之事，及包茅小小不供，贡便休了。如僣王猾夏之罪，实关天地大经，可以为兴周之举，殊不敢问着，恐他未肯退听，便大费力，无合杀也。此皆是器小之故。须如《大学》局量规模，乃为大器，非王佐之才不能。

问「纯如皦如」。

二字正相反，纯则相济如一而和，皦则节奏分明而不相侵夺。

问《韶》《武》善美。

美以功言，善以德言（《集注》已分明。揖逊、征伐，乃所遇之时不同，非干性反之故。）。

问：性反与乐何相干？

乐虽由外作，却与本人意思相合，便是德之影子，不可谓不相干也。

问「居上不宽」段。

观字有辨明两件底意，此三者是根本切要处，可以观人之得失。若无其本，则其他末处，无可以观其得失矣。必如此，然后文义乃足矣。

问「久处约」段。

仁者智者之能处约，乐只于安利处便见。盖仁者安其仁，而无适不安，久处约亦安，长处乐亦安，如舜饭糗茹草，若将终身，及被袗鼓琴，若固有之，殊不以约乐为事，视外事若无有也。智者贪仁如嗜利，而不易所守，在富贵不能淫，在贫贱不能移，故久处约，长处乐，皆确然不为外物所夺。

问「仁者，心无内外、精粗、远近之间」段。

内外以身分别，内是里面，外是外面；远近以所在言，近是目前处，远是千里之外极天所覆处；精粗以事言，精是入细底事，粗是至粗鄙底事。仁者之心，日用间浑是天理流行，无一处不该，无一物不贯，何有内外、远近、精粗之间？若见得仁分明，此等处自晓然矣。

问：孟子中天下而立，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与乐为情，而所性不存焉相类。得失如何？

孟子主意在所性，不以行藏而有加损。谢氏主意在尽性，以忘情之累，自不同矣。但看文字，只须随本章直看正意，正意既明，涵泳熟后，自有通贯处。最不要如此牵东牵西，引南引北，胸中扰扰，越见窒碍，大义无由而明。如《或问》之书，亦姑借以證《集注》之所未详，其与《集注》异者，当从《集注》。亦不在旁搜横索，一一勘定。且须放缓，将见大体通贯后，此等自迎刃而判，不待劳心苦索矣。

问强仁恐不能无易所守。

强仁亦有浅深，若用功深，后天理有以胜人欲，亦能确其所守也。

问程子「公正」二字。

二字固须兼尽，然亦相因，非截然二物。更须知虽无私心，苟不合正理，乃私也。虽或当理，苟未能无私心，亦未得为当理也。

问《或问》辨杨氏会万物于一己之说，以为僧肇之言也段。

世之想像理义者，多好为此等大言，以笼天下之物，而不究其实背理伤义，无一可通（《或问》辨之已悉矣。原其初，亦是放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说，而不得其旨，毫釐之差，则千里之缪，所以至此。）。

问「富贵是人之所欲」。

不当得之富贵，如齐不用孟子，而欲养以万钟之类，及世人买官觅荐等，皆是。贫贱在天，如何去得？如不能安分，却非理求官、营财，便是欲脱去贫贱。

问「好仁恶不仁」段。

好仁、恶不仁二者，字固若以二人言，然真能好仁者，未有不恶不仁；真能恶不仁者，未有不好仁。但圣人于此二者，各极其趣而言之，未有好仁者只知仁之可好，而不能恶不仁；恶不仁者，只知不仁之可恶，而不能好仁底意。恐不必恁支离也。此处须深究如何是好仁，如何是恶不仁，见得其中底蕴，方有益。凡看文字，只就字里究底蕴，不须就字旁生枝节。

问实理、虚理。

理无不实，非有虚也，但人之闻见自不实尔。

问程子「实理者，实见得是、实见得非」段。

晦翁亦尝疑此句记有误，实理与实见不同，有那实理，人须是实见得也。

问「闻道非但知一理」。

闻道是真知，非一二髣髴之可得。

问谢氏谓「不闻此而死，则谓生而死者，为吾身血气之为；闻此而死，则知生而死者，乃道之出乎生、入乎死，而无所复忧」段。

此言闻道者，生死乃道出入，而非血气之生死。故超然无生死之累，而无所复忧，亦死而不亡之意。盖异端惊怪之论，非儒者之所宜言矣。

问「士志于道」段。

志方求而未真有得，安能保其无外役以分之？

问：佛有觉之理，可以敬以直内，是如何？

觉只是未接物之前，惺惺不昧也，故亦可敬以直内。然细论之，吾儒觉中皆是实理，又非如释氏空寂之云矣。

问「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段。

此章读作三句为安，上句至「有」字，中句至「国」字绝。「逊者礼之实」一句最要，乃以心言。真能如此，则自足以兴起国人之心矣（《集注》文义不倒，更详之。）。

问「一贯」段。

忠恕之分不可乱，忠尽己，是在我底；恕推己，是及物底。今曰就事物上尽己心推将去，则恐浑杂无辨。若曰以其尽己心者推将去，则可尔。

问「更无馀法」段。

详《集注》。所谓「自此之外，更无馀法，而亦无待于推矣」。系之天地，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之下则更无馀法，是言「己尽」之意，应「至诚无息」句；「亦无待于推」，是应「万物各得其所」句。

问：一事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

一事各具一理，若易究也。然一一下学，欲遍观而尽识，则未为易也。万理同出一原，若难穷也。然到上达境界，则瞭然在目，亦未为难也。在学者用工，须俛焉从事于曾子之所以为贯，而未可躐等遽求夫子之所以为一。譬之一贯散钱，须已数成十个百讫，与之一条索子，便都贯得；若散乱堆簇，未曾数著，纵与之索子，亦无从而贯之矣。

问「君子喻于义」段。

义只是心之裁断而宜之理也，利是利便，只是讨便宜之谓。凡所以行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饮食起居、言动之际，才有一毫涉于便己自私，皆利也。其事虽善，而有所为而为之，如内交要誉恶其声之类，稍有萌于中，是亦莫非利焉。不止于名位货财之谓，此特其流之甚著见尔。

问：前既次辑《诗》之疑义与朋友论之矣，今将由《诗》暨《书》，以次蒐讲，几若谈经而置子史者，姑舍是尚论古之人可乎？昔管仲佐齐尊周，三十年间中国无与加其盛，夷裔莫敢抗其力，周之社稷藉以弗坠，功名懋矣。然孔子褒其仁，而孟子卑其烈，荀卿以为学者所羞道，何耶？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谓贤人。孔子小之者，谓其不能勉桓公于王道也」。夷考桓公，亦将有可勉者乎？扬子云又以管仲小器，谓不能自治。孔子之所指论，果孰从乎？每爱左氏褒许夷吾最有奇笔，仲父功名磊落，左氏笔墨为多。然曹子劫盟，威公还地，其视伐原，非小信也。史迁以为出于管仲，而丘明略之，何耶？宰孔致胙，威公亟拜，其视请隧，非小善也。公羊子以为出于管仲，而丘明略之，何耶？岂其事之未必然耶？何其于盟，宁母受下卿，皆极力彰写，兹事体大，反遗落而不录耶？《春秋》书灭谭、灭遂、灭项数国耳，荀卿以为灭国三十五，考之经安在？荀卿曷所据而云尔耶？仲之书八十六篇，班固列之道家流，而隋、唐史皆附见于法家，书出一手而附见两家，可乎？然读其书，虚无老聃之论也，仲有之；封禅七十二君，秦、汉以来方士纬书之诬言也，仲有之；计口鬻盐，桑、孔牢盆之所不屑也，仲有之。不知世所传《管子》果其书耶？抑亦有真耶？其篇目又何其相戾耶？夫由前所论，则圣贤之评品仲者异；由后所论，则记载之所录仲者殊。予甚惑焉。方孟子时云不可为瞭然矣，然其讥鄙公孙丑之问，信然以为齐王犹反手也。及降自春秋以讫秦汉，后王君公之尊尚，学士大夫之夸许，或称管、晏，或曰管、乐，真有梦寐其霸轨而不可寻者。或乃以王佐而并称伊、管，萧、曹之功不足进焉。厥后孔明经营汉业于关陇，王导图续晋统于江表，王猛纂兴秦祚于关中，策书所载非所谓杰然者欤？然周顗、崔伯深辈直谓茂弘、景略江左、苻坚之管仲尔。亮引仲比，时人或未之许也，而所立已如此。是上下二千年间，世盖未有能及仲者，不知孟、荀之论果以其狭不足慕欤？抑为时而起此论而别有意欤？岂其事信有传记弗能尽，而读其书又未能深考欤？今学者尊孟、荀而黜管、晏，其议论杰出乎事之表矣。虽然，徒知其事，上未达其所谓王，下不识其所由霸，何益欤？愿考次其事而论定其人。

臣疏贱至愚，暂尔兼官，猥奉明诏，使得吐露，与闻边议之重，仰见陛下博尽下情，忧深虑远，以图帝王万全之至计，臣敢不罄竭愚忠？臣窃惟国家再修盟好以来，边境晏清，中外宁谧，民不知兵，以保和平之福，盖踰四十年于此。比来敌运衰微，内当多事自敝之馀，颇为恭顺，外知吾国饬备之谨，寖生疑惧。伏睹宣示类聚探报事宜，其虚实的确虽不可尽知，臣妄料敌情不过因并边侵轶之扰多为防备，必未敢轻犯王略，自速殄亡。近者贺正使副陈景俊等回程，窃知北廷尝有文谕，其词委曲，类若退懦。然观其指意，只欲求边臣无生事，盗贼不作，边境安静而已。今探报所云修道路，阅舟师，点集兵夫，添置寨栅等事，往往其国视吾增戍，随亦葺备，施行未必周悉，传闻易至张皇。譬之对奕，彼此相应，此示之急，则彼亦急，此示之缓，则彼亦缓。如迩日朝廷分制使命，相继宣谕，谍间往来，彼宁不知？恐其展转生疑，安知凡百缮守殆将不止如目前所传。此亦事势之所必至，毋足怪者。臣反覆熟虑，今日之计惟当审在我之虚实，以为备禦必胜之策，无或随在彼之动静，以为作辍无定之谋。自古两国相持，未闻强弱，持重者安，轻动者危，应兵常胜，首事常沮。秦汉之远，未暇悉论。东晋事体，大略类今。谢玄淝水之胜，苻坚举国之众匹马不能北返，此应兵必胜之验也。褚裒、殷浩投机太速，劳师于外，曾微寸功，此首事多沮之鉴也。本朝中兴以后，凡渝盟兴师，常先出于敌。然敌首兵每衄，而我应兵常得利。乌珠号善用兵，独颍昌大败，以十万劲骑不能支。刘锜背城之一战，金亮气焰方张，自谓可以叱咤渡江，而海道采石，所向辄挫，卒授首于广陵。此二役者，彼以首兵而皆败。今日侵犯之谋果先出于彼，是以机授我，坚师不动以待之，正不足畏。矧寇之既衰，万万不及乌珠、金亮强盛，臣知其必不能出此明矣。《易》曰：「不利为寇，利禦寇」。今当令彼常居为寇之名，而在我先定御寇之计，是遗彼以不利而我择其甚利，图全制胜莫切于此。兵法曰：「善战者致人，不善战者致于人」。臣所谓持重则安，致人者也；轻动则危，致于人者也。若北敌自贻伊戚，警我边陲，是堕乎致于我之术矣。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岂不能收颍昌城下却敌之效乎？臣所虑者，彼此疑障既开，边备未可轻撤。要当力于自治，坚忍持重，勿为无益之争以启其侮，勿为易泄之机以激其变。稍迟岁月，使吾之戎政益修，军实愈覈，储蓄丰裕，士马腾奋，则伸缩进退无不在我，迟速操纵，终可以得志矣。中国举措尤贵严密，若朝得一报而为之营营不宁，夕得一奏而遽谓晏然无事，臣恐非所以示朝廷之整暇而敌人得以窥测浅深也。昔鲁有疆事，疆吏以告，鲁威公曰：「疆埸之事，谨守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事至而战，又何谒焉」。鲁岂忘疆事哉，盖内为之备而外不示弱，此有所主而彼不能动耳。岂以天下之大而可无自立之规模乎？臣有惓惓之愚，夫事有先后，谋有缓急，譬人之一身，腹心无疾而后外邪可攻。今备边之计诚不可缓，而荆襄两淮所在饥民未甚帖息，尤所当急。若艰食者众，万一盗贼有警，则寇得窥伺之便，而始有重烦朝廷之忧者，其可不亟图之？臣愿陛下申敕，谕使司且以抚安饥民为先，使腹心敉宁，根本充实，则内安外惧而禦备之策可以无阙。臣识见短浅，冒陈管臆，不足以仰裨庙算，席藁恐惧，陛下赦之。幸甚！

《大学》、《中庸》之书，历春秋而下非一世，经师儒之览非一人，未有灼然知其为入德之门，传心之法。天启文治，我宋二程夫子始表而出之。淳熙间，道化盛行，朱子以天性之纯明，加师友之讲习，积四五十年不怠之功，然后是书阐明贯通，揭如日月，坦如康庄，目视足履，小大无疑。一时门人更去迭来，执经受业者半天下。吾乡之士方且溺于功利之习，而升夫子之堂仅三数人焉。至于讲明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备之于身，与夫二帝、三王、周公、孔子、孟轲、子思所传之心，至精至一，执而不失，而为朱夫子之所称道赞美者，则未有如持斋先生者也。先生讳可学，字子上，系出于周威公友。典午渡江，平难将军庠始南徙。由庠而下五世孙讳褒，为太府卿，始居于莆田，力学好修，世号南湖先生。曾祖讳谌，祖讳思默，父讳仕谦，皆累举进士不第。先生幼而文，冠而孤，抚诸弟，教授生徒以自给。淳熙己酉，乡以贡于礼部，试不利。癸卯，与两浙漕荐，考官今福建帅侍郎蔡公幼学称美其文词，春有司又失之。是岁与弟仲伯偕进偕退，乃谓仲伯曰：「吾女弟年及笄，犹未行，归卖畴先嫁之，使无失时。我始以觅官为急，今年壮乃知未闻道为尤急，我闻朱先生传道之统，真所愿学也」。遂裹粮千里，跼门求见，先生一见，恨相遭之晚，握手评议，如夙友焉。盖持斋先生穷理尽性，持心守身，一以圣贤为法，其所未达于阃奥者一间耳。故见其师若曾子之于夫子，师视之如夫子之于颜子，道同气合，率终岁一归，归则以书质所疑，有问斯荅，如环无端，皆前圣所未发之旨。朱先生之守临漳也，虚子弟之师席，俾先生西乡而坐。既而归富沙也，则又虚席以书招之，且致诸子孙慕向不忘之意，至再至三，又不已焉。其所往复之书有曰：「此间难得人讲论，每深怀想」。又曰：「近日朋友少看得如此，深惠鄙怀」。又曰：「斯道不绝如线，唯冀勉厉以副所望」。皆亲迹，不能悉举也。尝以《大学》一编晚所删定示诸生曰：「此书欲付得其人，唯子上足以当之」。其亲传面命如此。故四方学者至即有问，必使先生正之，而仕之来南者，命必见先生而后行，其所尊敬又如此。故先生之名实荣于时，未常有枉己为人意，而诸公名人皆欲招致不可得。故与大理卿曾逢、工部侍郎曾逮为忘年交。吕寺丞祖俭、李郎中孟传、詹监丞徽之、廖郎中德明、郑郎中肇之皆知敬爱，从叔军器监㮚仕必与诸。先生与人交，气和而清，竟日端坐，不见怠容。诚信温恭，其所诲诱，皆为名士。晚与古灵先生之孙、故廉州太守朴遇于湖南，与致合浦，率五鼓危坐，听先生讲书一篇，然后视事，逾年不辍。有以见先生师道之行于人也。前后三奉大对。嘉定辛未，敕授忠州文学。是岁冬，廖郎中为广帅，招致郡斋。明年壬申秋，亲友勉先生调选，今广西宪方公信孺时守舂陵，屈以偕行，至则湖南漕曾槃留摄衡阳户曹。还其檄，至豫章，卒于丰城，享年六十有二。舂陵守徐公杞解组归，遇于道，买棺以歛。方公遣使奉菆于临江军，其弟仲伯哭往护丧。交友归赙致赠，赖以不乏用。癸酉七月一日，抵里门，治命以妷公素为后，年二十有一。仲伯自兄之死，哭泣逾时而哀，服心丧三年，盖师之也。明年甲戌，当廷试不就，可以知先生之友爱矣。遗文有《春秋慱议》十卷、《三朝北盟举要》一卷、《师说》十卷，诗数百篇。先生不喜为诗，遇事感发，时出一二，朱先生尝止之，以故不多作，然亦已骎骎江右之风。顷年时事一变，登朱门者畏避退缩，先生独相从于寂寞之滨，尝曰：「吾所闻于师者，皆精微要妙，口传而不书者也。吾老矣，不可独善其身，将书之淑斯人」。某尝恨为童子时侍先君闲居间，朱先生自建上来访，留月馀，及丁未岁先君薨，先生又来吊，时某皆年少，未知求教，至今追悔无极也。所赖以扣其不传之秘者，有持斋在，今复已矣，岂非命哉。呜呼！士生斯世，朝闻夕死，孔门韪之。吾乡曩时诸先生，如浃祭之学慱文雄，艾轩之理精思古，皆足以暴白于后世。而求其得百世之师而教育之，以致于卓然成德，则先生此乐未多逊也。所得如此，宜外物不足□□。葬有日，仲伯走安溪谓某曰：「而尝从吾兄游，知之深，不可不铭」。铭曰：

惟朱先生，续道之真。友己教子，实难其人。先生脩家，本与道合。一见而契，如虚斯纳。壶山之下，朱紫则多。得道之传，其人几何。我作铭章，刻之幽室。四尺者封，千载一日。

问：国无常势，随时而为彊弱。周公之于鲁，太公之于齐，乃能逆料预计于数百年之前，则其势亦有时而定也。周之季世，地不大于曹、滕，民不众于邾、莒，而诸侯不敢有无周之心。秦泛埽六合，鞭笞四夷，自以为帝王万世之业，而绳枢之子亦得而易视之。人有尪羸而寿考，物或暴长而夭折，理固应尔。独怪春秋以来，齐有葵丘之会，晋有践土之盟，均为五霸之盛，而心术谲正，宜可以占其国。何威公仅能终其身，霸业遂替？文公之后世为盟主，齐且屈而从之，岂谲正无关于彊弱耶？是犹有可诿者，曰国异而势殊也。及观汉之文、宣，规摹一家而彊弱乃有异势。吴王不朝，赐以几杖；匈奴嫚侮，结以金缯。太息流涕之书，其不满人意非一事。然兵无刃而威权自振，刑不肉而德化自孚。贯朽粟腐，迄成富庶之效，而后嗣赖之。枢机周密，技巧咸精，吏称民安之馀，单于且款塞而来享，中兴之治，赫然莫及，而一传之后，汉业衰焉。弱转而彊，彊转而弱，始终之变，相反若此，其必有故矣。恭惟主上更张万化，总揽权纲，举天下之政，涤荡振刷而一新之。朝廷清明，边鄙不耸，四方延颈以望太平，而转弱为彊之机不可失也。宵旰虽切，庶绩未凝。鸿雁之民，尚劳于还定；鼠狗之盗，犹费于扫除。而内外体统之间，血脉壅底，臂指拘挛，识者尤为之深虑。国势所系，若有待而彊，意者刑赏之施，惠亵而威不振耶？纪纲之张，名存而实未至耶？抑亦体祖宗立国之意，守以宽仁道德安彊，隐然自有不可犯之威，而天命人心之固在此而不在彼耶？诸君其敷绎济时之策以告。

尚书郎刘全叟抵予以书曰：「先君清惠公早孤自奋，绍元祐家声于党祸流离之馀，出入中外几四十年。晚守潼川，邦人德之不忍忘，自郡及邑，既象而祠之，然未特祠也。端友不佞，猥以宝章之直司臬东川，邦人曰吾清惠之子也，合辞以请，乃卜其地于郡北长平山，筑室三楹而厚祀之。旁曰憩亭，以傅于爱棠之义。昔者为十县代役有记，蠲租有记，蠲米麦之耗有记，北山之祠、二顾庙之祠、中江县之祠与郡庠之市田储书，亦皆有记。子于先清惠匪惟同朝之奋，且常刺部于斯，守藩于斯。今新庙之役考成，而旧人之存无几，记载之笔，必子是属」。予谓公平生大节识于碑楹，施于烝彝鼎，录于太史氏，议于奉常考功，昭昭日星之垂，奚以予言为也？矧惟郡县吏所去见祠，非《萃》、《涣》立庙之意。今祠之多，记之备，而又以属于不肖，不已赘乎！将辞诸使人，复自惟念，古今异制，郡国异宜，固有遭时为法、缘情制礼者。且古者裂五侯三土以与天子共守天下，没而奉祀，则有祝、宗、卜、史典策分物，祀于大宫，宗氏分族，共其职事。如怀姓九宗之于晋，殷民六族之于鲁，盖建邦启宗，世袭其位，则世祀其先也。若卿、大夫、士爵禄有列于朝，亦得以其等杀立庙于家，内宾宗妇，昭穆以序，皆不失乎《萃》《涣》之意。自许田立鲁别庙而郑人承祀，三家分鲁、分晋而各主其庙，大非先王之旧。战国而后，宗法废绝，庙祀之不经久矣。况自罢侯置守吏如传舍，才在下中者苟容以求全，而贪沓残暴者，民盻盻然疾视，唯恐去之不亟，则民安知有故侯之祠？苟幸而遇廉平之吏，有德于民，民幸其有以福我也，则非以选表召，亦以终更去。吏民之爱戴者，虽欲借留攀截？终为具文。于是而度越古典，筑馆图形以奉尝其守宰，亦人情之不可已者。又虑其善政之无传也，为文以记之；虑来者之去籍也，勒石以永之。岂无尚德怀贤，抑以廉顽儆贪，兹其情不既甚切而滋可矜者乎！其间岂无出于驱迫、本于謟佞者，然吏去则祠毁，幸而勿毁则荒秽弗治，徒取笑辱焉，此又所不论也。惟清惠公以文献故家发身科第，清心约己，一介不妄取予。衔命朔庭，威名憺虏。后以从臣守荆，正韩侂胄开边，奸人乘时造衅，公首戮朱胜，威行南国，侂胄惮之，以公还蜀。守汉中，劾寮吏之从乱者；守潼川，拯民于焦土，逮鳏振滞，已责蠲逋，度地以居民，发廪以振乏，储书以劝学，市田以养士，前后为费数钜万。蠲失火之家贷缗十馀万。又为潼人请于朝，永蠲米麦消耗，岁为石三千七百八十。最后又蠲诸邑田赋，为缗八万四千有奇。盖居郡五年，苟以利民者无不为也。尝上疏乞身，诏书报曰：「卿守荆江汉怀惠，守梁梓巴蜀称仁，有臣如斯，朕将褒表不暇，顾欲引年而去，可乎」？盖迟留至五年而后去。然人情终弗慊也，祠之多，记之备，非其情之不可已与其情之滋可矜者乎！诸葛武侯之卒，民巷祭野祀，朝论以祀秩禁之不可，卒使近墓立庙。邦人思亮不置而爱其子瞻，每朝廷有善政，必曰此吾侯之子瞻所为也。呜呼，郑人思威公而爱武公，晋人思栾武子而爱威子，蜀人思诸葛公而爱瞻，人之情至于爱而不见，图其形，书其政，犹以为未足也，而移其爱于子孙。虽以见斯民秉彝好德之性，亦由化敝俗媮，人幸于善人之见，故爱之切而思之深。呜呼！全叟而登斯堂也，睹斯义也，知人情之望于我者若此其厚也，其益知自勉以克休于前烈矣。全叟尝历合、龙、普、邛四郡守，擢金部郎，中山、成都路提点刑狱，移节潼川，所居有善政。其子震孙自通判隆庆府以方伯之荐，召赴都堂审察，清惠之报庶其在此云。

某知大山新班兄思亲念切，何敢久于苛留，抑将有所求，且有所质焉。州子城东有斗南楼尚矣，嘉定间陈寿南中书重创，其扁曰「永嘉陈岘立，平原颜博文书」，疑为同时人。然嘉定前后不闻有所谓颜者，岂非为靖康著作郎而作伪楚事务官，既劝进且草赦文者乎？《系年录》以为安德人，疑未能决。及观《南海集》，绍兴初三十馀诗皆冠以平原，且曰谪官南荒，正其人也，曰「忠邪我自知」，曰「忠义输时辈」，信如所言。《和汪帅伯彦衮绣堂》曰「个中有个是渊明」，以此自况，曾识靖节不书义熙以后事否？《录》谓谪澧洲，不知以何时至广。与诸公唱和既不见摈，又令书扁，其欺伯彦等固也。后八十年，寿南以宏博名，犹受其欺，存其名与己对。殆谓平原笔法妙一世，不曰鲁公忠节照万世，果其末裔，将唾不受，况未必是。「有尧舜之揖逊，无汤武之干戈」，以「逊」作「让」，不复避讳。邓栟榈为言官，定为叛臣之次。涵濡天休，生死含羞，国朝仁厚亦太过矣。此等人只宜草伪文，楼为南州望，不应使之复弄此笔。今将修图志，削其诗以洗集耻，葺城屋投其板于江以洗楼耻。纳去纸数幅，欲求椽笔，大书而高揭之，字方二尺五者三，莆田方某立，临江萧某书，以相期于久远者，楼之幸也。此百馀年易见事也，犹有千年未决之论将就正，何如？汉晋以来，牧广者勋业壮伟，宜莫陶威公若。兴建义旗，康复帝室，虽起于荆，而尅志习劳，自广之运甓始。志既书其事，而八贤之祠，其间亦有稍晦者，于公独阙，疑莫之解。元祐中，蒋颖叔自言考寻典记，追迹治行，又得两人，宜入公矣，而阙自如，滋不可解。晋吴龙骧前增滕脩，唐宋广平七人前增王方庆，晋二唐八，以足十贤之数，其定论乎？抑有遗论乎？朱文公淳熙庚子在南康为威公请额号，则庙祀于郡与都昌县，乃旧居也。援刘羲仲、胡澥辨梦中折翼事甚详，盖石头之功庾亮耻之，其子孙世总朝权，史氏谤公以附亮耳。文公言公勤劳忠顺以没其身，二人发明心迹，有补名教，特请于朝，以表忠义，论于是乎定。往往蒋意未必出此，果以梦为疑，则前之仕吴、后之仕晋如脩者又何如哉？在镇日久，积有威惠，边夷附伏，不可谓无功于岭人；流涕送绶，持节如故，其再见吏民何辞，岂不欠君父一死？世称李令伯《陈情表》为至文，「母孙相依为命」等语，读之令人感恻，又曰「臣少事伪朝」，则其恻然者又艴然矣。兴君未尝不敬节义，曰汉朝、曰蜀朝，则晋人将加之罪乎？晚求内转，赋诗浅躁，毋怪所就之陋。吴蜀之士其不自爱惜类此。今舍夷险一节之威公，而以身事二姓之臣为十贤冠，恐脩亦不自安。若以仙羊持穗事收入，则或在汉初尉佗时，或在郭璞迁城时，传者莫之能一。澥谓诬人者多以闺房，晋史乃以梦寐。欧公《五代史》取死节三人，至书断臂妇人事，笔削甚严。颖叔不喜欧公，宜其去取之疏。论威公者当以文公之请为定，盖论定久矣，特未有为广人拈出者。近立运甓斋于治之西，又将葺新石洲祠宇，进之十贤之首，与龙骧以忠清并肩于晋。滕亦不失为贤牧，不幸适遭其时，卒谥曰声，子意未满，复改曰忠。忠于晋矣，如旧君何？亡不出境，盾以弑书，君子曰为法受恶，滕独能辞不受乎？初欲存为十一贤，《礼》所谓「有其举之，莫之废也」。又念大节不可不谨，大义不可不明，两存非所以为训，将涓日奉陶新祠，迁滕他所，皆不可无以告，并求大笔各为一文以述其所以然，告滕亦善为之辞。扁去颜以斥为本朝臣子之不忠者，祠进陶退滕以著异代臣子之忠与不忠者。邦人识此意，必不以太迂远见笑。大山傥以为然，又当白之文溪乃定。

淳祐四年，瑞州新昌县选大夫，上命玉牒赵与揣长其民社。是冬，应诏来涖政，皆尚宽大，廉静不扰。既数月，民称之。新昌县旧有靖节先生祠堂，中弗治。君政事既定，欲新之。六年春，书来云：「与揣始至，民以州理掾之旧，已信其心。今祗奉职业，虽官赋浩穰，以情谕民，争先输未已也。与揣喜其民德醇厚，今将新靖节先生祠堂，以为士大夫与学子劝。同年兄以一言赞之，敢请」。实之自惟君始莅临江，理官有功，时以公介之书相往复。舍距所治不二百里，又熟闻其政，能拨烦爱民养士如此，尚何辞？乃复其书曰：今之称靖节先生，以文欤？诗欤？政事欤？以《归去来》之词欤？抑以彭泽令之高致，千载未易及欤？是其说皆似也，而未知所以然也。先生之令彭泽也，遣一力助其子耕耘，谕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视之」。先生一念之间，其与民同体者皆自此中来也。不宁惟是，「衣食须当纪，力耕不吾欺」之诗，质而有本也。「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之诗，勤而不怨也。「不学强驰子」与「及时当勉励」之诗，欲人之谨所趋也。「量力守故辙」及「朝与仁义生」之诗，欲己之重所守也。「羲黄既降，孔圣之礼乐暂新；舜禹既遥，洙泗之道德是眈」，欲人以六籍为日用，师训为常行也。究观先生之政，以务农勉其民，以廉勤律其身，以勤学励其士，盖无一不在职业之当然者自尽。而二疏之高举、绮角之风致，间因触事而兴嗟，非故为是奇节，以取异于世俗也，是岂非耕莘乐道之伊尹欤？是岂非圣清圣和之夷惠欤？今之学士大夫，于民于身于事未能纯乎心，先生之心而遽欲以世俗之不屑者自诡，期亦过矣。考亭道德为百世宗师，而《通鉴纲目》一书笔削严甚，独于《宋志》特书先生名氏，而冠以「晋处士」之号。先生晋人也，晋末已不仕，而入宋数年，犹书其迹，且著其为处士，不以宋而以晋，同于《春秋》公弟叔肸贤而得书之义。此岂一诗文之善所能致哉！此岂一出处之正所能尽哉！其扶植天经地义以立人极之意，殆有非世俗所能窥者矣。今新昌以先生重，而令君又鼎新祠堂，以为先生重，民既勉于斯，士亦观于斯，将见有贤者出。其处也，必为学者重；其出也，必为朝廷重；异时又将以长沙威公忠义勋烈为天下重，而岂一日一事之力所能致是哉？敬以是说复于令君。令君曰：「诺哉，愿以往复之词为记」。乃具本末，俾刻诸石。先生本宜丰人，中年迁浔阳，晚回宜丰，有石洞遗像。父老喜其复归，仍其号曰□□□□□有嗜学者，应进士举率数十人，皆颖秀□□□□亦崇能访□，相勉于善。其修祠堂，陶族争愿效力。令君寓居会稽，今官宣教郎，宝庆丙戌同年进士，勤□廉能见称于时云。二月甲子，从事郎、袁州分宜簿清江傅实之记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