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人主以其所以得天下者治天下，裕如也，而既得之，始之不以礼，取守异效，而终始不能以相配，则自汉以来人主恨之。此而非其势之相反也，无道德以养其心，则功成之后难居，而气盛志得者皆所以为后患遗祸也。唐太宗以战守攻取之馀，而刻意于仁义礼智之治，功在当时，德在后世，史臣以「兼隆」称之。愚谓若太宗者亦以养其心有道矣，太宗功德兼隆。夫以讴歌既归而与人为善，视陶渔耕稼无政焉；一为葵丘之会，君臣争侈，无复在莒之时之念。大抵人之分量，当于变迁转徙之时观之。方艰难时，群雄逐逐而起，而谁无有帝王四海之意，直愿听命于一夫哉？争久而分定，惟宽坚厚忍者得之。则夫得天下于战争攘取之所不能济者，是必有远过人者。使其处艰难之心为处安宁之心，处荆棘草莽之心为处黄屋左纛之心，处军旅孰胜孰负之心为处百官万民之心，则诗书所称亦犹可勉。魏晋而下何其纷纷也！事集而衅随，名大而怨作，自强而世不继，则相仍而有之。嗟夫，兵莫惨于骄，祸莫大于富贵，此有道者之为惜也。太宗之兴，夫岂有远过晋魏之始哉？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此亦太宗也，身取而身守之，无变乎其心，是果浅才凉德者所能邪？彼魏徵藩邸之雠臣也，若以庸君处之，诛戮摈斥，死不足快。就使不藏怒，不宿怨，则生全之既仁矣，仁义之劝，何为特排众议，刻意而从之？尝试观其相与之际，殆有己所不能堪者，而太宗受之一无难色。此心此时，殆与造化者同量，与不以鲧废禹者同量，与克商之后偃然自访九畴于亡国之虏者同量。自汉高、文、景终怨雍齿，迟赏朱虚，竟疏张释之，皆不及也。《孟子》曰：汤威公学于伊管而臣之，故不劳而王。且伯天下莫难于克己私也，太宗克于畴昔素所不平之私，如洗泥滓，此其为贞观，无足怪者。得天下以是，守天下以是，功德兼隆，其中必有受之者矣。盖尝论之，事不两立者，不正乎一者也；行不及远者，不反其本者也。是故屡胜之才，易地而废；用功不深者，则更事不能以守。太宗之功德夫岂如是而求兼隆者哉？昔者曾子之论勇，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自反而不缩，虽󰐙宽博，吾不惴焉」。彼其一弱一强甚相反也，孟子以为守约之功。盖一而二，能弱而相彊，惟养心者能之。太宗攘孤隋、毙群盗之气，俄而悉心委计之下风，以行三代之仁义，譬如牧野虎贲之士脱剑，或而冠冕，粹然学士大夫也，而无勉彊作劳之意。吾固以见太宗之所存。向使太宗以是持之，贞观之治当不止此。《诗》曰：「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痛矣，云何吁矣」。人马俱病，非陟砠无见也。事变之来，有甚于陟砠者矣。辽东之役、仆碑之事，此所以为太宗，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