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观王导之为晋，有以也哉。自古开国建邦，尚功利，修战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国家法度修立，若是者必速强而无内乱。然当其亡也，必为大敌取之。何则？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无内乱。夫国小势单而有所恃，必敢斗，其人才可用，则不能下人。夫小国敢斗而不下人，大国之取也，吴、蜀是已。诸葛亮治蜀，法制谨密，兵武修立，粮储丰而器械精，故以区区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既死，姜维恃其馀力，黩武好战，而魏取之。孙权之为吴也，江东才武之士悉用而无遗，其将帅多可用之才。权既死，而规略风声不改其旧，孙皓不肯俯仰畏缩为自守之计，时用其武，而晋取之。故曰：「小国敢斗而不下人，大国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内侮。其弊也，内之强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尽势穷则不亡。何则？内有强力之臣而无所忌，则必起，然国人未去，则去之也难，非极弊不可复振之际则不可得，东晋是也。导相元帝于江东，所以立国者，不过宾延贤士，招礼名胜，设学校，谨选举，力为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当西晋之末，夷狄并起，天下大乱，非有商君、管仲之节制，刻深以图功利，起怠惰，收蓄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劳苦往反，与之深入力争，未有能立者也。而导顾为此，岂其才不足与？或者曰：「导之意，以为限长江而与关、洛交兵，相元帝而与刘曜、石勒争雄，驾御贺循、纪瞻之徒而与夷狄驰逐，此百举而百败，曾不如勿为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纷纷，而为保国之计，苟为后世不遽亡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苏峻之内侮，桓温、桓玄之倔强，大则君废大臣诛，小则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刘裕取之于陵夷甚弊之后，此固导之深图也。齐之政强，鲁之政弱，鲁朝齐而齐先亡，乃自古然矣。

臣窃以谓今将制匈奴，未可以遽战，当如越之取阖闾，晋之取孙皓，择将帅之可属以范蠡、羊祜之事者而专委之，阴谋密计潜溃其心腹，为一战可灭之计。而其深微有未可遽论者。而臣窃谓溃其心腹矣，而手足肘臂之助犹当为之经制也。臣闻之，夷狄之俗，弱不耻受役于强，小不耻见用于大。而强狄大虏常资小族傍国之助，而复相与犄角为手足之势。是以中国之力，卒不可破冒顿之强也。以其能服从北夷，而控弦之士至三十万而始毕之。兵至百馀万者，以其能臣属室韦、高昌之属，非徒获其兵民而为之用也。其弱者臣之以为用，而羁縻者悦之以为助，故有嫁女输货而悦傍族邻国，而傍族邻国幸其不至于侵伐也，为之效力而不辞。夫如是，故中国之伐之也，力常分而不得专。自汉武帝伐胡数年，而无成功，然后因张骞之言始通西域，踰葱岭，开玉关，以伐万里之国，西置酒泉，以隔胡羌之往来。通月支，使大夏，损宗室之子以嫁乌孙，于是匈奴始孑孑然西顾而惴慄。盖汉之兵威，自龙堆之西，旁畅远达，不啻万里之地，断匈奴之右臂而压其胁，而后浸浸消缩，远遁大漠穷北之野，胡马北首垂涕而望阴山。自昭至宣，而甘泉之庭，强胡君长北面俯拜而听命于汉者矣。故武帝之征匈奴，不在于得卫、霍，而在于得西域。故臣以谓今不考武帝故事以破坏其属国，则其势未能遽衰。且今匈奴之国，何异冒顿始毕之时，其所以臣属羁人而赖其用者，亦宜不止一二而已。西有西域，东有东夷，其姻娅之所亲，金帛之所悦，如汉之匈奴所谓奴仆校尉者，计亦有之矣。故臣敢有四说：一曰金币以夺其所臣属之族。昔者乌孙之初，未甚乐汉也，其后贪得汉物而见汉之强大，乃始自贰于匈奴。乌孙大国也，而犹如是，而况于小族弱邦哉。臣以谓宜得如张骞之徒，果敢强立奋命远使者，稍稍致命于西北之远邦，少贵而勿厌，而啖之以厚利，而邀至于汉，宜有服从之心，此离其小国之术也。二曰兵威侵讨以坏其援助。匈奴之傍国，比之汉、唐，则其名号迁徙不一，亦当有兵精地少为之声援者。臣以谓宜得如李广利之徒，勇敢不顾，投身万里之外，不畏万死一生之计者，数出以困其国，使其南向而备中国，则兵力分而不专，此破其援助之术也。三曰审据要害而离其交。盖武帝既通西域，初筑酒泉以塞羌胡之道，其后又建张掖、武威、敦煌以据要害，坚城精甲，压其裘领，而使之不得动。今诚能按图审实，知其咽喉，或以战取，或以谋致，而使一将积精兵万人，强弩利戟以守之，使之欲交而不能得，此破其交之道也。四曰游说反间以弊其力。夫匈奴之与国，诚得而通之，而后使谈夫辩士阴诱以利而游于其间，或搆其隙而斗其兵，或疑其心而败其约。此四策者，虽古人之所尝试，然后之人欲为之者，未见其能出此也。恭惟陛下圣神英武，受天命以为四方万里之主，称陛下之威神圣德，则尽天地四方之所及，尧、舜、三代之所不能服者，悉得而臣之，臣尚以为未足也。然河陇之地，玉关之东，汉、唐盛时畿西之民也，今也中国视之如敌国矣，况汉都护之所治哉。幽燕之地，先王诸侯之所封，而唐节度之所治也，今也匈奴视之如其民矣，况能铭燕然、临瀚海哉。夫以盖天地四方之威，而两隅之地乃不能如其故，是岂理之所当然？此臣之所以深愤痛惜，而又谓天将以资陛下立英伟不世之大功也，惟留神熟计之。

问：晋之平吴，唐之平蔡，皆赫赫不朽之功，岂独二君断然破浮言以成之哉，亦其所委以制胜者极将帅之选也。然孙皓且降，而唐彬逡巡而不进；元济方炽，而李光颜躐诸屯以摧其锋；其事不齐，而一时之清议，万世之信史皆以为然，尝窃疑之。盖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二将果知难而果见可乎？果舍此而无策乎？使王征虏龙骧之徒与彬同退，则长江水易越；使韩宣武乌河阳之徒与光颜同进，则不必四年而后克。苟以二将为然，则诸将之事非欤？抑其是非自各有在，而不可与二将并日较也？夫当时纳策之臣多矣，其君或用或否，其成功因以异焉，卒有愧乎始听之不审者。亦可兼论，以究本末，勿阔略而不告。

诸葛丞相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各一通。

学者责孔明不以经术辅导少主，乃用《六韬》、《管子》、《申》、《韩》之书。吾谓不然。人君不问拨乱守文，要以智略为先。后主宽厚仁义，襟量有馀，而权略智调是其所短，当时识者咸以为忧。《六韬》述兵权奇计；《管子》贵轻重，慎权衡；《申子》覈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矣。药无善恶，要以对病为妙。万金良药，与疾不相值，亦复何有补哉？

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一饭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或言其太横，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进退狼跋，赖孝直为辅翼。今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邪」？孙盛评曰：「威福自下，亡国之道。安可以功臣而极其凌肆？诸葛氏之言，于是失政刑矣」。

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质平原君，移书赵王，以购魏齐之首。李广诛霸陵尉，上书自劾，武帝诏曰：「报恩复雠，朕之所望于将军也。复何疑哉」？国初，郭进为山西巡检，民诉进略夺其女，太祖怒曰：「汝小民也，配女当得小民。今得吾贵臣，顾不可耶」？驱出之。而三人者卒皆有以报国。古之英主所以役使豪杰，彼自有意义。孙盛所见者小矣。

董昭建议曹公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荀彧称曹公兴师本为朝廷，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彧以忧死。论者曰彧叶规曹氏以倾汉祚，晚节立异，无救运移。

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陈蔡，伐楚，伐晋，其志欲尊周尔，而桓公遂有封禅之志。文若佐曹公，平青徐，平许洛，平河朔，平汉南，其志欲尊汉耳，而曹公遂有九锡之议。管仲知封禅之不可许也，故设词以拒之；文若知九锡之不可长也，故逊词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从其说，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语，以成窃国之祸。究其终始，幸不幸异耳，用心岂不同耶？论者何得非之。

华歆、邴原、管宁相善，时人号为一龙。歆为首，原为腹，宁为尾。《魏略》云。

邴原、管宁，皆盛德之士，而歆为之首，则歆之为人可知矣。然《汉书》称伏后之废，操使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破户发壁而入。此岂盛德之士哉？操虽奸雄，然用人各当其理。方是之时，魏氏群臣，如董昭、夏侯惇、贾诩、程昱、郭嘉之流为不少，足以办此，何至使歆为之？歆果贤耶，操决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则歆决不得为贤者。陈寿作原传，称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初不及歆；至作宁传，又称与原、歆相友。岂三人相友，而歆独无操尚乎？朋友出处不齐，理宜有之。操尚不同，则非所以为友矣。此余之所未解也。

建兴五年，丞相亮出屯汉中。

是岁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吴之黄武六年也。魏明帝即位既已踰年，君臣无间。前此，吴人攻夏口，围石阳，不克，是岁保境不动。初，孔明说先主以保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交孙权，内脩政理。天下有变，则遣上将向宛、洛，而将军身出秦川，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孔明始议如此。至是天下宁有变耶？而遽有此举，何哉？

曹公征乌丸，遣使辟田畴。畴戒门下趣严。门人问曰：「昔袁公礼命五至而君不屈，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畴笑曰：「此非尔所知也」。即随使者到军。

或曰：田畴辞聘于袁氏，从辟于曹公，门人怪之。畴笑而不答，何也？曰：难言也。昔汉明帝问于吴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从骠骑游耶」？良曰：「先帝以礼待下，故臣得以礼进退；骠骑以法检下，故臣为法屈尔」。畴之用意，盖亦如此。是时袁氏政宽，故畴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畴不敢不来。来非慕义，故终身不受封爵。畴虽不言，言在其中矣。

曹公定邺，祠袁绍墓，哭之流涕。孙盛评曰：「先王诛赏，将以惩劝。而尽哀于逆臣之家，为政之道踬矣。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税骖旧馆，义无虚涕。道乖好绝，何哭之有？汉祖失之于项氏，曹公遵谬于此举，百虑之一失也」。

禹见刑人于市，下车而哭之。况刘、项受命，怀王约为兄弟，而绍与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绍又盟主乎？虽道乖好绝，至于相倾，然吾以公义讨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义，亦不以义废恩，是古之道也，何名为失哉？孙氏之论，非但僻学也，盖亦可谓小人矣。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改元建兴。

人君继体，踰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为建兴，此陈寿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观之，似不为过。古者人君虽立，尚未即位也，明年正月行即位之礼，然后书即位，而称元年，后世承袭之。初固已即位矣，称元不亦可乎？故曰不为过也。古者人君袭位，未踰年不称君。故子猛不书王，子般、子赤不书公，后世承袭之。初固已称君矣，称元不亦可乎？故曰不为过也。春秋之时，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隐公之末年，既名之为十一年矣，不可复名为桓公元年。自纪元以来，有一岁而再易者矣，有一岁而三四易者矣，岂复以二名为嫌，而曰不可乎？故曰不为过也。非特此也，今之所谓元年，与古异矣。古之所谓元年者，某君之一年也，故必踰年而后称之，如前所云。后世所谓元年者，某号之一年耳，嗣位而称之可也，踰年而后称之亦可也。

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备。至赤壁，与备战，不利，退保南郡。

世之为将者，务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万难用矣。前代以六十万胜楚，以四十万胜秦，唯王剪、项籍二人；而多多益办者，独韩信能之。自馀兵至三十万，未有得志者。赵括以四十五万败于长平。汉初合五诸侯兵五十六万，败于彭城，以三十万困于白登，王恢引三十二万伏马邑无功，王邑以百万败于昆阳，黄巾以百万败于寿张，苻坚以八十万败于合肥，隋以九十万败于辽东。其众愈多，其败愈毒。然犹有可诿者曰：「将不善」。若曹公，可谓善将矣，复以水军六十万号称八十万，而败于乌林。是时战舰相接，故为敌人所烧；大众屯聚，故疫死者几半。此兵多为累之明验也。以高祖之才，不过能将十万众；则水军六十万，当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将之。高祖岂易得哉？其败也固宜。

曹公征下邳，禽关羽以归，礼之甚厚，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使张辽以情问之，羽叹曰：「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终不可留。要当立效报曹公而去」。及羽破颜良，曹公知其必去，厚加赏赐。羽悉封还，拜书告辞，归先主于袁军。左右请追之，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羽为曹公所厚，而终不忘其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杀，厚待而用其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效以报公，然后封还所赐，拜书告辞而去，进退去就，雍容可观，殆非战国之士矣。曹公知羽必去，重赏以赆其归，戒左右勿追，曰：「彼各为其主也」。内能平其气，不以彼我为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于己，是犹有先王之遗风焉。吾尝论曹公曰：「是人能为善，而不能不为恶。能为善，是以能享国；不能不为恶，是以不能取天下」。

黄初二年八月，魏遣太常邢正持节策权为吴王，加九锡，权受之。

是岁吴、蜀相攻，大战于夷陵。吴人卑词事魏，受其封爵，恐魏之议其后耳。而《魏略》以为权有僭意，而自顾位轻，故先卑而后倨之。先卑者，规得封爵以成僭窃之基；后倨者，冀见讨伐以激怒其众。且吴至权三世矣，其势足以自立，尚何以封爵为哉？受封爵则君臣矣，供职贡矣，除边关矣。国有警急以事闻，无得擅兴兵攻击矣；羽书至，则悉甲士从徵矣；非身入朝，则遣侍子入宿卫矣。彼藩国固然，亡足怪者。一不从命，则王师致讨有词矣。然后发兵拒战，是抗上矣。尚安能激怒其众也哉？既而魏责任子，权不能堪，卒叛之，为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时，群臣无鲁仲连之识，出一切之计，以宽目前之患。而陈寿以勾践奇之。勾践事吴，则尝闻之矣；受吴封爵，则未之闻也。

魏明帝问黄权曰：「三国鼎立，何者为正」？权曰：「当以天文为正。往岁荧惑守心，文皇帝崩，吴、蜀平安，此其證也」。

权推魏为正统，未必不然。然权初无他说，一以天文决之，此非余之所敢知也。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为天王位，王者恶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宫，而二国皆自如。天道岂易言哉？《晋·天文志》称二石虽僭号，其强弱常占昴宿，不关太微、紫宫。然以《载记》考之，流星入紫宫，而刘聪殒；彗星扫太微，而苻坚败；荧惑守帝座，而吕隆破。故知推论正统，固自有理也。晋庾翼与兄冰书曰：「岁星犯天关，江东无他故。而季龙频年闭关，此复是天公愦愦无皂白之證也」。噫！人之责天亦太详矣，为天者不亦难哉？

先主攻刘璋，所至辄克，置酒大会于涪，谓庞统曰：「今日之会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曰：「武王胜商，前歌后舞，非仁者邪」？

涪之役陋矣，何足论哉！至于乐与不乐之义，则有可得而言者。《传》曰：「师有功，则奏凯歌」。又曰：「战胜以丧礼居之」。二义孰是？吾闻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其战也，本所以忧民之忧；其胜也，不得不乐民之乐。故师有功则奏凯歌，此无足怪者。然道失而后德，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义，义失而后礼。道至于礼，其去本远矣，而况于兵乎？故战胜以丧礼居之，亦无足怪者。言乐与不乐，皆未之尽也。古之处此者，外则歌舞，而内以丧礼居之。

黄初四年，司徒华歆、司空王昭、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诞各有书与诸葛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亮不报。

魏之群臣可谓不学亡术，而昧于识虑矣。使其学术识虑如汉萧望之者，当不为此举动也。汉宣帝时，呼韩款塞称藩，望之议以客礼待之，使他日遁去，于汉不为叛臣。宣帝从之。盖方是时，匈奴虽衰，然素号敌国，非东瓯、南粤比也。名分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处之？发兵加诛，则势有所未能；置之不问，则无以令天下。故方其柔顺之时，待以不臣之礼，非独示以谦损，盖将为后日久远之虑也。魏之自视何如宣帝？吴、蜀虽弱，不至如呼韩邪之时。彼虽称藩，犹当待以弗臣，况未服而强之耶？前此加权封爵，而为权所戏侮。今复喻蜀称藩，为亮所不答。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者，不如是之劳也。

兴平二年，袁术僭号于九江，置南北郊。是时荆州牧刘表亦郊祀天地，汉不能制。

唯天子祀天地于郊，唯鲁得用郊。郊祀之礼，圣人之所甚重。而后之乱人，欲为大盗于天下，未尝不先盗其所甚重者。此庄、老之徒所以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说也。至扬子之论，则又不然：「秦人祠白畤，周不即禁，卒举天下而与之。名分所在，不得不重」。夫庄、老之说，儒者固已非之，而扬子之论，亦复有所未尽。扬子惟知严名分以临天下，而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后能守名分。秦人之祀白畤，周非不欲禁之，力有所不能也。然则欲守名分者，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

诸葛孔明说先主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以荆州之军向宛、雒，而身率益州之众以攻秦川。先主称善。

高祖既破陈豨，还至雒阳，叹曰：「代居常山北，而赵从山南有之，远」。乃立子常为代王，以代郡、雁门属焉。地固有封，境虽接，而形势非便者矣。荆州在山前，距蜀五千馀里，而蜀从山后有之，其势实难。非独不能有荆州也，虽得秦川亦不能守。何者？梁、益险绝，盖自守之国，而不可以兼并。凡物之在山外者，尺寸不能有。此高祖所以弃汉中而取三秦也。

权欲令太子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刘备教禅以《汉书》，而权亦令张昭以《汉书》授其子登。世以权、备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贻谋者止于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训太甲也，称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也，称商三宗而不及虞夏。岂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尧、舜、禹哉！亦取其近于时，切于事者而已。权、备之智，识不足拟伊尹、周公，至其教子，不忽近而慕远，不贵名而贱实，此亦伊尹、周公之遗法也。

《晋汉春秋》曰：「孙皓闻羊、陆交和，以诘于抗，抗曰：『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祜无伤也』。或以祜、抗为失臣节，两讥之」。

亲仁善邻者，国家之事；出奇克敌者，将帅之职。羊、陆以将帅之职，而修国家之事，此论者所以讥其失节也。窃谓不然。兵固多术矣，有以力相倾者，有以智相倾者，有以德相倾者。秦汉以来，唯知诈力，一有为德，则是非为之纷然，而不知所谓以德相倾者，是亦出奇而已矣。何名为失节哉！然《晋阳秋》以为羊、陆推侨、札之好，兹又过矣。兵家诡道，何侨、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贵。何则？非吴、郑之使，而敦侨、札之分；处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称羊、陆之美也。

先王之用其臣，其未任也，必欲知其才；其将任也，必欲知其心；其已任也，必欲知其功。盖不知其才则无以举天下之能，不知其心则无以成天下之勋，不知其功则无以劝天下之善。且先王之用人，拔之于寒微之中，升之于困厄之间，褫薜萝而服冠冕，去岩穴而践廊庙，授之以显职而不疑，处之以高位而不忌，此所以知其才。塞谗间之口以使之无忧，遏浮虚之言以使之无惧，不责之以苛礼，不拘之以密宪，纵其鞭策以观其驰逐之能，缓其羁绁以观其击搏之力，此所以知其心。腴田甲第惟以与之而不吝，歌姬舞女惟以赐之而不惜，擢其亲戚而使之无倾危之忧，厚其子孙而使之无绝灭之患，势倾海内而朝不忌，威震人主而时不嫉，此所以知其功。夫秦之任王猛，可谓知其才；蜀之任诸葛亮，可谓知其心；汉之任萧何，可谓知其功矣。然则古之君臣，其所以相得如凫藻之乐，康宁辑睦，优游悦怿，而休烈伟绩，相与传于无穷，而后世之所莫及者，以是而已。昔者晋武帝黜朝廷纷纭之议，而委王浚以东南之事，何其壮也！及王浚独破建邺而卒见排于权势，以不能自明者，岂武帝有所不能知其功欤？夫南方之所以能拒捍于人者，不独在于据其长江也，而在于倚蜀以蔽其偏；北人之所以能追逐于南方者，不独在于夺其长江也，而在于连蜀以袭其右。盖蜀附于南则南方胜，而使南方失蜀，则有西顾之忧，而不足以恃舟楫之能；蜀附于北则北人胜，而使北人失蜀，则有西守之劳，而不足以逞其车骑之力。然则蜀者，虽非用武之地，而乃南北相抗之形要也。昔楚之衰也，盖秦已得蜀，是故以白起之憃而有黔中之功，以王剪之微而有蕲南之捷。吴之盛也，盖魏未得蜀，是故以曹操之智而有赤壁之奔，以司马昭之谋而有东关之败，此固非秦勇而魏怯，楚弱而吴强，盖秦已得蜀而楚之所备者多，魏未得蜀而吴之所备者少故也。《战国策》曰：蜀中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此亦言蜀之于天下，据江汉之上流，而其势便且易也。昔晋之讨孙皓也，王浑出横江以攻其东，而王浚自成都以攻其西。然而吴之所以深虑者，固亦不在于浑而在于浚。何者？兵出于东者，目睫之患，而兵出于西者，肘腋之变也。夫目睫之患犹可以救解，而肘腋之变不暇于设施，此自然之势也。是以孙皓之大臣亦莫不以蜀师为忧，故贾彦欲增建平之兵，而陆抗欲益西陵之备，此其意亦可见矣。由此观之，则孙皓存亡之权在浚而不在浑者，其理岂不甚明欤？夫当此之时，使浚未能摧其西藩，徘徊而不得进，孙氏之君臣因以并力合势，坚守江浙以拒中国之师，则江东诸城不可以岁月下也。惜乎武帝不虑于此，而卒使癯劳憔悴之功臣困于谗慝之党而不能震，以沮天下英雄之士而伤其心，悲哉！

大江日夜奔流不停，群山今古秀峙自若，烟云异色，动静殊态，荣枯改观，𥋆瞑易方，罗列目前，应接不暇。至于领略要会，一失其当，则散漫无收，偃蹇难近。虽强羁逸足，却曳风帆，终不可得而致也。隋唐以前，江在扬子，不远城郭，由是舟车辐辏，廛闬嗔咽，商贾毕集，而江都雄盛，遂甲于天下。仪真于古未闻也，水行当荆湖闽越江浙之咽，陆走泗上不三日，又为四达之衢。为郡虽未远，而四方错处，邑屋日增，其势胜冲会，尽移隋唐江都之旧。前日朝廷次第郡国，固已望于淮左矣。每恨雄楼杰阁，未足以比踪风亭月观之盛，江山寂寥，土风隘陋。前人虽作鉴远，俯在江皋，犹未观夫钜丽也。壮观据江山之会，其左长道也，舟车水陆，尽出眺听之下，敝屋数楹，不蔽风雨。龙阁詹史君作而新之。虽地因其旧，而审曲面势，侈基搆，隆栋宇，一举首而眼界所极无不致焉，规制环壮观于傍近，斯可以展高怀而纡杰思矣。作始于政和乙未十一月己丑，丙申六月庚戌落而成之。史君与客置酒高会，鼓吹作而旌旆扬，倾都士女巷无居人，咸曰：「乐哉，吾邦所未尝有也」。尝试与客指天末之叠巘，望林表之平陆，曰：「此吴蜀之所争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刘玄德之所摧败奔比，而陆逊、周瑜之所得志而长驰也。此梁武之所不振，而侯景之所陆梁而睢盰也。此孙皓、陈叔宝穷侈极丽，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可以寄万世之一笑而付长空之一吁者也」。盖其景物是矣，其实不足为今日道也。前瞻五山，如奔如趋，如倚如扶，岚光朝除，霁霭夕舒，如机旋而策驱，莫敢趑趄以向于座隅。下视长江，源远流长，涾𣵺茫洋，万舳千樯。越宦吴商，飞钱走粮，下峡浮浙，游秦入梁，如电发而云翔，以集于南疆。于是时也，重熙累洽，万国一轨，年谷荐登，民物丰乐，不闻兵革之声，不见调发之苦，如登春台，若醺醇醴，康衢列邸，行旅四集，以故繁酿百倍畴曩，乃得与客共此一亭之乐，非太平时而能有此壮观之实乎哉！史君世居是邦，尤知民俗利疾，下车未几，最课袖出，玺书褒封，累增阶官，再进延阁，恩纶骈藩且将继，下邦人惟恐君舍我而去也。于是奉使淮部者既相与列上于朝矣，而嘉其再新斯亭，又为书其实。史君名度，字安世，始知以奉议郎，与先史君扎凡八年守仪真云。

荆阳虽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长淮大江之阻，其俗轻易劲悍，喜事争乱。自周之微，为吴、越、楚之僭强，常以其兵服役天下。然其为形势，非图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争，故后世豪杰多乘中州之扰趋而据之。自其为孙氏之吴，已而为晋、宋、齐、梁、陈之代兴，虽不能遍抚二州之境，然皆以帝号自娱，抗衡北方，而不为下。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国失政，虽以重师临之，鲜有得志。故魏武乘举荆之势，以数十万之众困于乌林；魏文继之大举，独临江叹息而返。苻坚以秦雍百万之强而临淮淝，一战而溃。惟其后世孱昏骄虐，上下携叛，而中州之主为伐罪吊民之师，则虽江淮之阻，亦无足以凭负矣。然而陈叔宝犹谓周齐之师尝退败于五至，而不以为虞。是以晋武之俘孙皓、隋文之俘叔宝，皆易于拾遗也。而苻坚不惩魏人之不济，乃欲申其威于天命未改之晋，此其所以败也。虽然，自古夷虏之强，未有遂能并集天下于一统者，此姚弋仲所以重训其子孙，使必无忘于归晋，而苻融惓惓致戒于坚者，凡以此也。而坚昧于自度，常以正朔不被四海为愧，而锐于东南之并，违忠智之言，收奸倖之计，一举而大丧其师，寇雠因之，遂亡其国。不惟失天之所相，亦其自取之速也。始，坚以豪壮之资奋于夷虏，获王猛之材以辅成其志业，遂能自三秦之强，平殄燕代，吞灭梁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谓盛矣。然而东晋虽微，众材任事，主无失德，而坚乃咈众图之，其廷臣戚属相与力争而不得也。独慕容垂以失国之雠，欲以其祸中之，求乘其弊而复燕祀，乃力赞其起。坚甚悦而不疑，以为独与己合，遂空国大举，而偾于一战。返未及境，而鲜卑、叛羌共起而乘之，身为俘虏，遂亡其国。呜呼，可不谓其非昏悖欤！夫昔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祸，使之悦赴而不以为疑，而昧者常安投其祸，虽死而不悟。汉世祖方安集河北，更始之将谢躬以兵数万来屯于邺，光武忌之，乃好谓之曰：「吾行击青犊必破，而尤来在山阳者势当溃走。若以君之威力击之，则成擒耳」。躬善其言，遂以其兵去邺而趋尤来。世祖即命吴汉袭夺其城，躬败还邺而汉杀之。孙策之渡江也，庐江太守刘勋新得袁术之众而贰于策，策深恶之。时豫章上缭宗民万家保于江东。策语勋曰：「上缭，吾之疾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临之，无不克也」。勋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轻锐袭拔庐江而尽降刘勋之众。政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复燕祀于既亡也。夫与人为敌，乃受其甘言而从其所役，未有不堕其画中者也。《法》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传》曰：「成败之机，在于善察人之言」。坚于垂之言也，虑其所以为利，而不虑其所以为害，一失其机于无以察人之言，而遂至于丧败，人之于虑察也，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坚之晚而昏悖自用，虽景略之尚在，固将不用其言，而亦无以救秦之亡矣。

右，臣近准枢密院劄子，备坐到江南东路转运司申：准尚书省劄子，据淮西宣抚司申，太平州采石镇修整海船迟缓，乞劄下本路沿江建康府、太平州、池州、两浙镇江府、并淮南无为军分认修整。行下本司同共相度，斟量分拨与逐州军。方具施行次，今月二十日再准枢密院劄子，坐下官员白劄子，陈述淮西宣抚司昨造到车船海船及收到杨么车船，江东转运司先修八十只，所破工料浩瀚，每只计用钱四百馀贯。州县差雇人匠，不无骚扰。目今已是冬深，天寒难为用灰，设或修整了毕，亦不堪用。欲乞朝廷支降钱付本军，候至来年春夏，令军匠自行修补。委本司相度可与不可施行。臣已具诣实回申枢密院。去后，契勘上件船数目不少，大小亦各不等，果欲付本军自修，若量行补缉，恐不可经久使用；若必欲全备，则每只恐非一例四百贯可了。臣忝预一路使事，未尽利害，理宜开陈，不敢隐默。窃见自古用兵，步骑之外，陆则用车，水则用舟，地利所当然也。而水战之法不载于兵书，盖自战国以来，用兵多在西北。朝廷驻师江北，中原未复，南北相持，以淮为险。自镇江府而下至于明州，二浙沿海之地复数百里，皆是乡着控扼之处。如以虏人不长于用舟，不足过为堤备，则虽无水军可也；如惩往年冲突过江、无以为捍禦之备，不可不预防，则必须先立水军，而后措置舟船。今诸将所领号为水军者，不过千百人而已，初未尝讲部伍战斗之法。止缘昨来都督府收捕杨么，行下诸路打造战船，及破灭杨么后所得贼船，并拨隶诸将。经今累年，未尝施用，寖至损坏，遂行申明修治，朝廷遂委本路转运司应副。据目今见管船内，有长三十丈、高五丈，非千馀人不可动者。当时皆是欲于洞庭湖中水面浩渺之处，以为形势，今施之于江，固无所用。其馀大小既不同，若便付之本军，难免穷冬差科人匠劳扰之弊。然所领水军不过千百人，安用八十馀舟？况虔、吉州自有创造舡数甚多，非久到来，窃恐修成不用，徒为劳费。臣考之于古，舟师之法，虽不可详，然有用之以为形势者，则王浚伐孙皓，作大舡，连舫其上，得驰马往来者是也。有用之以为战斗者，则吴汉破荆门，作为露桡，溯江而上，以会岑彭者是也。欲望圣慈先下有司参酌古制，命诸将各置水军。以若干人为额，如何统领教习施用，以若干人当战斗，以若干人领辎重，一以人数计之。若干人当一舟形势，战斗共合用若干舟。先将虔、吉州打造到船计算有无足用，如尚不足，则据阙只数，将今来转运司所管数付之本军，或分之州郡，差官置场，命有司专一统领，缓以期限，移拆修造。其馀尽为辎重船，有事则用，无事则以给馈饷，庶几不为徒设，亦可以免民间每岁运饷差科抑配之害。伏乞特降睿旨施行。取进止。

刘宪御史焘无言来，予与论书，刘因言：「政和初人于陕西发地，得木竹简一瓮，皆汉世讨羌戎驰檄文书，若今吏案行遣，皆章草书。然断续不缀属，惟邓骘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尔。今宗室仲忽及梁师成家尚多，得之石本，乃就简上摹得者」。予因言：「见汉魏间人章表，亦多用章草书，今犹有存者，如司马孚、孙皓表奏，世或传之。疑所谓章草，上章用之，不因汉章帝好之，因谓之章草也。盖此虽草书，而有波磔，若正书之有分隶，既不颠放易晓，又可赴急，宜汉人以作檄书也」。刘言：「《续帖》中李怀琳书《绝交书》多有古字，若等字，疑有所受，非怀琳自能作也」。予言：「张彦远言：『昔嵇叔夜自书《绝交书》数纸，人以右军数帖来易，惜不与之』。则叔夜书唐世尚有之。疑怀琳尝见之，故放焉，决非自能作也。盖怀琳尝伪作卫夫人及七贤帖，不逮此远矣。故窦暨云：『乃有怀琳，厥迹疏壮，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状』。则知《绝交书》诚有所放也。其卷尾云『右军书』，盖误」。云：「今世有萧子云章草书《出师颂》，甚古雅，与子云他书全不类，疑亦放汉人书也。盖东汉人喜作分隶与章草，它书传世者鲜矣」。予言：「《淳化法帖》中有南唐人一手伪帖颇多，如伪作山涛、崔子玉、谢发、卞壸，皆是一手写古人帖语耳。第三卷最多，今秘阁有数匣尚存，皆澄心堂纸书，分明题曰『仿书』，不作传摹与真迹。而当时侍书王著编汇，殊不晓，特取名以入录，故与真迹混淆；却多有好帖不入，殊可惜也。予《法帖正误》中论之甚详」。刘言：「邓骘简书『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而东汉纪是年七月复有丙寅，恐史误也。简书当时文字，又有月朔不应差云」。又云：「欧阳询举世呼为率更，传亦书其终于率更，而有八分书一碑，乃银青光禄大夫为给事中，史未尝书也」。予云：「此例甚多。如唐史《王方庆传》云，自褒至方庆五世封石泉，而今《宝章集》中方庆官云琅邪县开国子，则是方庆尝封琅邪，后徙石泉也，亦史误云。至于世之称谓则不常，如杨凝式终太子太傅，而今人但呼为杨少师之类」。刘云：「杨书『赛过珊瑚树』一帖，乃在洛中一僧房中于书㨭上写之，即俗所谓书襻者」。予云：「洛阳文潞公家有杨书诗帖十一纸，字与《珊瑚帖》相类，今洛亦有石本，而不能尽载也。杨多书僧壁，而传于楮素者甚少，今壁书亦自少。洛阳惟有广爱寺西禅院两壁、胜果院一壁、天宫寺一壁而已。因甲子岁大水，损失者多矣」。刘言：「瀛州有《邢峦碑》，甚完。金陵有唐高正臣书本，埋没圃中，其父宜翁令人发出立之，今易致。其字画殊有虞、褚法也」。又云：「《续帖》中『春朝微雨』一帖乃陆柬之书」。余云：「法帖中有柬之一帖，乃晋人语，恐柬之临学者」。予又云：「裴行俭以书知名，而世人罕传之。尝见一帖，写兵法，字甚怪放，恐非真也」。刘云：「尝见行俭所书《千字》亦工云」。又云：「《宝章集》题者小字乃钟绍京书」。予云：「绍京碑今有存者，盖师薛稷也」。予又云：「焦山《鹤铭》俗传王逸少书，非也。一小书中载云陶隐居书，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瓒一诗刻，字画全类此铭，不知即瓒书，抑瓒学铭中字而书此诗也」。刘曰：「尝亲至彼观，疑即瓒书也。下有云『皇山樵人逸少书』，非王逸少也，盖唐有此人亦号逸少耳」。又云：「作钟鼎须用竹笔书乃佳」。予云：「不然。今钟鼎字若《季㜏鼎》、《伯戋盦》，字皆两头纤纤，若使竹笔，何能如此」？刘又言：「顷谒苏子容相，未出间，见传唐人一书，中云文皇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后人遂以草名为花押，韦陟五朵云是也。此书偶忘其名。有朝士施结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远千里求之，所藏甚多，类而成书矣。尝欲为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不用」。予云：「魏晋以来法书，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唐怀充、沈炽文、姚怀珍等题名于首尾纸缝间，故或谓之押缝，或谓之押尾，祇是谓书名耳。后人花押乃以草书记其自书，故谓之押字，或云草字，盖沿习此耳。唐人及国初前辈与人书牍，或只用押字，与名用之无异，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字于移檄，或不书己名字，而别作形模，非也」。

大观庚寅冬，詹广陵秩满，腊中归省亲，道经吴江，寒甚，一夕震泽冰合，即抵家，乡人皆言曰：「昔湖中冰厚几尺，有物自东北趋西南，轰然有声，冰碎如粉，夕即还，如是三日乃已，此何异耶」？詹曰：「异，我不得而知之。第闻吴主孙皓尝被疾，时有神降于小黄门，云：『华亭咸塘风涛为害，非人力能防。古海盐县治一旦陷为湖，无大神护。臣，汉之功臣霍光也。臣部党有力，当镇之，可免』。翌日疾瘳，立庙小金山。乡人盍相与筑宫湖上，竭虔昭惠，以镇此土乎」？佥曰：「兹众所祈向者」。即卜爽垲之地，占湖山之胜，乃营庙宇，乃严神栖。自是远近翕然，结社会拜者舳舻相衔也。窃尝谓生为伟人，则没为明神，必有大功德于民，随其所向，而追想世奉祀之，如大禹之于会稽，泰伯、季札之于姑苏，伍子胥之于钱塘，马伏波之于南海，韩文公之于潮阳是也。惟忠烈公策名孝武，拥昭立宣，厥功懋焉。是时汉都长安，距吴会为远甚。又公之没，更两汉，历三国，已数百年矣。乃托吴主之疾，肇建金山之祠，敷锡阴贶，宏庇海邦，此何理耶？噫！人心神矣乎。疾徐俯仰之间，再抚四海之外，生兮一世之杰，没兮有不亡者存，如月在天，有水则现，舟行月移，东西南北，随所向而见之。若黄石公之于仙州，张渔阳之于酂邑，民犹尸祝之，矧夫忠烈岩岩，精爽凛凛，发祥炳灵，感应如响，曾何久且远之间耶！时愈久而民之祀愈崇，道愈远而民之祀愈广，神妙莫测，讵容拟议哉？公之勋业，青史焕然，而钱氏谓之冠军，非是。我宋重熙，百神受职，宣和二年始赐额曰「显忠」，后三年，诰封「忠烈」。公虽冠五等之爵，尚迟显册之颁，庶致崇极而侈神贶也。丙午春，詹归自京师，祗款祠下，主未就绪，慨叹久之，而职其事者，舆议弗允，亟告县大夫而易之。明年冬，阖郡司还朝，过家上冢，乃见庙宇屹然，拥以虚亭，翼以修廊，旁列攸司，各有次第，高明轮奂，庭殖翚飞。徘徊谛观，目骇而心肃焉。因裒始末书之石，式告来者。

绍兴七年九月，宗祀明堂。前二日，皇帝书晋《羊祜传》五千四百二十九字，以赐臣某。臣既再拜受赐，命良刻摹入琬琰，奉墨本藏之什袭，为私门世世之宝。复再拜而言曰：孙皓失德，虐据吴氏，地险力悍，未易取也。惟祜专务抚循，使晋朝之德如阳春暖日，行于积阴之上。和气既至，冰冻皆不约而解，所以吴不得存，长江不得阻，而晋已混有之矣。皇帝陛下以威武镇艰难之运，以仁厚申祖宗之德，虽城中赤子，暂谓南北，而兼爱之心，同一视也。祜书之作，岂但游神翰墨，灿奎璧而已哉！垂休黎元，意盖有在。顾臣老矣，不足以对扬盛美，俟布宣德惠有如祜者出，为陛下奏平吴之策，于时臣当自山林间捧持宸翰，稽首阙廷，躬上万岁之觞。臣无任区区。

臣闻自古良将用兵，其谋定于数年之前，其功成于数年之后，与其始之所言所为莫见少异者。故在国无屈力殚货之患，在己有料敌制胜之名。若汉之赵充国、晋之羊祜，可谓得此道矣。充国之制先○也，专以先计后战为事。今年上书曰「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明年上状曰「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其后乃以屯田金城，益积蓄，省大费，而遂破先○。羊祜之讨孙皓也，专以开布大信为事。今年有略吴二儿为俘者遣而归之，明年有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封而与之。其后吴遂罢守石城，故祜得以分其戍卒，垦田八百馀顷，而遂禽孙皓。不知今日之所用以待敌者，果出何策？其所委以制敌人之命者，果属何人？惟陛下日夜焦劳，不忘尝胆，以刷二帝北狩之耻，固当有万全之至计。然以臣观诸将之所施设，未见其彷佛也。为今之策，莫若择三大将，寘之三路：东屯扬、楚，中屯庐、寿，西屯襄、汉。俾其势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一切取法赵充国之制先○、羊祜之讨孙皓。屯田境上，务在先计后战，开布大信，期于一举而空朔庭，然后为胜。《传》曰：「阴阳不和，拔士为相；疆埸不宁，拔卒为将」。臣前所谓择三大将寘之三路者，要不可以文武资格为限。其诏中外侍从、将帅之臣，有才略绝伦者各举二人以闻。召赴都堂，命二三大臣穷之诡道以观其谋，试之危事以观其勇。然后陛下亲择而用之，曰：「谁为我守扬、楚，谁为我守庐、寿，谁为我守襄、汉」？如汉高之用韩信，晋武之用马隆，授以方略，令其自效。如是将见人人输忠奋力，为国家用。陛下垂拱仰成，而中兴之功可日月以冀矣。

契勘无为军近承安抚刘太傅劄子，差官前来捡括逃户旷土，谋为营田。夫营田非适今也。赵充国之制先○，尝屯金城；羊叔子之制孙皓，尝屯荆襄。皆在边徼，未尝与农杂处。而无为自兵火以来，比江北诸郡，粗有农作。若又籍其逃亡与其閒旷，而分屯以耕，岂惟兵杂于农，农扰于兵，居者不得安而去之，徙者不敢归而避之，有失劳来还定安集之意。亦恐无为距淮往复千里，缓急不能相救，有失且耕且战之意。窃尝求古人之用心，盖为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尝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而所谓不可胜者，莫如营田塞下，以俟其间而往取之。此汉之所以破先○，晋之所以擒孙皓。盖两军相敌，尺寸地必争。今既为营田以制敌人，奈何委五百里乃不于寿春，而于无为也？昔张仁愿代沙吒忠义为朔方总管，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敌南寇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河，今筑城敌腹中，终为所有，而仁愿卒奏筑之，斥地三百里。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马，朔方益无寇。其建三城也，初不置壅门曲敌战格，或曰：「边城无守备，可乎」？仁愿曰：「兵贵攻取，贱退守，寇至当并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斩，何事守备，退忸其心哉」？诚欲营田而于淮上，其去敌人尚远，复有长淮为之限制，此张仁愿筑城敌腹中，似未足深虑也。今去寿春而就无为，诸将之意亦可见矣。之道窃尝为宣抚大傅计，膏腴可以足食而无水旱之忧，险阻可以戍兵而无掩袭之患，进不失攻，退不失守者，惟寿春之安丰为胜。盖安丰之田受芍陂之利者，不下数百万顷，而其陂之长阔各六十里，东西如和州之麻湖，而南北与深过之。异时虽尝建置水寨，兵馀所存，黎民亦无几矣。其或未能营田淮上，兹庶几其可也。伏惟仆射都督相公忠诚忧国而加意焉。

之道窃闻之《易》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又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盖几之为物，藏于眇忽，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其至也，诚能因之而不失，所以能成天下之务，而获不终日之贞吉。其去也，疾不容瞬，苟惟失之，后将噬脐，悔可及乎？是故智者不先几而起，不后几而发。先几而起，是为妄动；后几而发，是为失应。昔者越王勾践以会稽之栖，逮其反国，焦心尝胆，思有以报吴。后七年而民求奋，其臣种、蠡之徒止之，以为未睹其可乘之几。于是乎敛形匿迹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夫差空国北从黄池之会，遂一举而败吴，再举而亡之。窃惟主上岁在丁未，以徽庙之子、渊圣之弟、兵马之元帅，乘父兄北狩，入继大统，于今盖三十有五年。其所以含垢忍耻，屈己讲和，岁以金缯饷遗敌人，其为礼惟恐不至而未尝厌怠者，无他，上念二圣之播迁，而冀其复还；下怜四海九州生灵之涂炭，而冀与一世同其休息也。今二圣相继升遐，虽徽考之弓剑归葬固陵，而渊圣之梓宫未知何在。前日使来所奏，敌人语言大肆嫚辱，意在窥并淮地之道，指江为界。古人所谓「多行无礼必自毙」者，正谓此尔。以愚观之，敌人之危不朝则夕，然未知所以危之者果谁也，何则？敌危有三：无故而去其巢穴，徙都燕山，则固有可危之理。今乃自燕徙汝，自汝徙汴，所过居民、丁壮、妇女、室庐、器用、牛马、稼穑为之一空，所与偕来之人，莫非素所扈从，不堪久役之苦，而叛亡者过半，所存馀党，见其势败事去，因起而危之，此其一也。淮北之民，怀祖宗二百年涵养之德，朝夕延颈以俟王师之来，愿为前驱。万一王师或缓其期，势亦不容自已，因起而危之，此其二也。契丹有不共戴天之雠，今闻敌人追兵本国，非独抗拒不来，且立契丹之子以为主，彼或乘上下之愤而释憾除嫌，因起而危之，此其三也。三者虽皆足以危敌，然度其势，皆因其叛盟于我，故得以投间抵隙而乘其几。若是，则我所当乘之几而彼或得之，要其亡敌虽均，然论其投几之会，间不容发，则在我不能无失应之悔，盖其党得而危之，则是杀一贼生一贼。羊祜所谓孙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战而克，若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未可窥也，其为后患，岂不大哉？此几之不可失者一也。彼民得而危之，则恐奸雄得志，而胜、广之徒出焉，虽若无足虑，亦须烦其征讨。此几之不可失者二也。契丹得而危之，则河北之地恐非吾有，虽若无足虑，亦当图其恢复。此其几之不可失者三也。今敌窟在大梁，无异于夫差黄池之会；国家蒐兵讲武以俟敌人之隙者，何翅勾践之十有八年。今乃先叛盟干我王略，而彼民之望我师，不翅大旱之雨；我师之思奋以刷数十年之耻，恨不朝发夕至，斩其首以献。所谓「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卒然而会于目前。惟此机会，自与敌人用兵以来，岁周三纪，今乃适至，其不易得盖如此，又岂可缓而失之也哉？昔苻坚以小酋之种，拥秦雍百万之众，欲吞东晋而并天下于一统，师次淮淝。晋用谢玄，以兵八千走之，坚遂灭亡。方坚恃众，自谓「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亦何壮也。逮淝水之败，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师至，又何弱也。观敌人之骄侈残虐，坚之为国盖不至此，然其轻侮中国则甚于坚，天之亡敌在此时矣。恭惟宣谕中丞以直言劲论，正色立朝，为时王魏，凡有识有知者莫不想望其风采。兹缘敌人窥伺汉淮，而主上奋厥武，赫斯怒，仰稽天时，俯察人事，分命诸将移屯江北要害之地，以备捍禦。重念湖北、京西控扼上流，特遣阁下将使事，奉密旨，抚劳将士，体访事宜。其与裴度以中丞之视征讨淮蔡之师，异代同符。是时，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上言，以淮西三小州残敝困极之馀，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今敌人犯此三忌而是行叛盟，殆与苻坚之寇晋略不少异，而况所有兵民往往背叛，其视苻坚之众，百不二三。重惟国家养兵数十年，斯民之劳敝极矣，必欲息民，莫如休兵。今乃当应而不应，当动而不动，当起而不起，则恐一失机会，而兵休无时，民亦何从而息也哉？不识阁下自出国门以至于鄂，千有馀里之远，亦尝询及刍荛之言乎，士卒之论乎？闻而思奋者，臣而思报其君之雠乎，子而思报其父之雠乎，弟而思报其兄之雠乎？民至愚也，合而听之则圣，抑亦以退避为是与非乎，以进讨为可与否乎？范蠡所谓从时者犹救火，天与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愚愿采斯言以告于上，庶几休兵息民之有日也。干冒台严，下情无任。

自承白麻播敷，登位次辅。以直道继庸邪之后，以宏才当蛊坏之时，天下耸然庆明主之英断，知中兴之有日。贼臣不道，挟敌称兵，原其胎祸，非朝夕之故。相公戡此大难，必有成画，而得诸道路，有可疑者。自诏书既下，声罪致讨，不知革辂今次何都。以君避臣，古人所辱。或传宫省已迈泉南，而祠曹告牒之下闽广者数又甚富。审有此计，非莱公奉章圣亲征之策矣。兵交之时，自治尤急，赏罚号令必有以收人心、回天意者。而功罪是非一切含糊，未得别白。至于去留除授，兵马应援，命令不一，众听不孚，凡此数端，恐非保邦制胜之术也。顷者廷议燕安江沱，但欲南趋，不图北向，荆襄要地，仅若荒馀。自岳飞奉扬天威，禀受指踪，而援师不继，复轻召还，即今重兵尽聚江浙，上流空迥，全无保障。李成、孔彦舟等谙知洪、潭利便，若或六飞迁幸两越，则敌必留兵屯守吴楚，诸路财赋粟帛朝廷不得而用之。岂闻举国避寇，舆轿柁舟烟瘴溪谷百越之外，而能再兴王业者乎？荆南饥卒不满数千，鼎、岳二州，方困水贼，德安最为要害。缘曾妄改守臣，今虽再委陈规，深恐已失事会。武昌名为帅府，实则仅能自存。惟长沙捍江湖之冲，为二广之蔽，关公所为取湘西，杜预所为通零、桂，而孔明所为利尽南海者，比于诸处，差为完实，而所恃者吴锡一军六七千人耳。锡至湘中四年，屡立战功，御众有律，人已信服，全楚所赖。比闻羽檄追赴江西，虽帅司有请借留，深恐未听。锡之不可离湖南，犹往年柴斌之不可去荆门，赵宗印之不可去郢西，近日陈规之不可去德安也。用人如用马，因其服习，其功十倍。郑之小驷至晋而败，故廉颇在赵，莫与为敌，及为楚将，不复有功，正此类耳。明主不泄迩，大臣虑四方。孙皓之季，虑不及远，彻南郡之备，专意下流，于是杜预、王浚一举取之。若必欲移吴锡，是弃三湘八桂之地矣。切乞庙堂留念。所愿者，相公启沃主上，深发独智，克奋神武，如光武昆阳之事，以三千破贼莽六十万，岂云众寡不敌？相公集众思，广忠益，去自贤之意，求所受教者，虚心而用之，如谢太傅淝水之绩，以一谢玄却苻坚九十万，岂云强弱不侔？再安宋朝，永保天命，君臣俱显，不亦美与？某待次山间，无缘曳裾东阁，终日正言，而心之精微又非笔削所能敷叙。然愚者千虑，大抵如前。又于侍读张公亦有咨禀，仰惟宏度必赐开纳。革辂徂征，扈从勤止，敢请精调寝餗，上副倚毗。

臣闻古之论兵者，或比之毒药，或比之养虎，或比之渊冰，或比之火，或比之蠹，或比之蝮，或比之井。比之毒药者，以其可以杀人；比之养虎者，以其终自遗患，比之渊冰者，以其深可危惧；比之火者，以其不戢必焚；比之蠹者，以其财用之蠹；比之蝮者，以其残物之命；比之井者，以其陷人可畏。是以圣王重焉，设戒于《诗》，则以薄伐为美；设戒于《书》，则以班师为善；设戒于《易》，则云「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设戒于《春秋》，则曰兵民之残也。而前哲亦有彭祖观井之谕。夫彭祖之观井也，自系大木，加之以车轮覆井，而后敢观，其畏如此。近日道路之议，皆谓逆亮之败，机不可失，宜一举而空朔庭，然后为快。臣窃以为过矣。夫王者之师，必万全而后动，不轻举也。不得已而后应，不先发也。机虽不可失，然虏亦未可轻。虽先人有夺人之心，然必有以善其后。臣愿陛下练兵选将，蒐乘补卒，张皇六师，声言大举，而实不出境，阴拱以观其衅，蓄锐以待其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密戒诸将务为持重，如彭祖之观井，则社稷之福也。昔子路问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此诚今日之至计，间不容发，愿陛下毋忽。

某窃谓兵，圣人不得已而用，盖危道也。不得已而用危道，不于平原旷野，而角胜负于舟楫汹涌没溺之间，其为危道又甚焉。故三代之师，不闻有舟师水斗之役，而始见于春秋，至秦汉以来多用焉。故曰春秋无义战，危之也。夫兵出危道，十出而九败，不得已而用之，不可轻也。故古之用舟师水斗以争利者，事不素讲不战，不预备不战，不出奇不战，不据地势不战。合是数者，将非其人不战。反是而谋动干戈，必亡之道也，夫是之谓危道。愚不佞，尝学《春秋》，谨按春秋舟师之役，大抵皆吴楚也。昭四年，吴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六年秋，楚使薳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师于豫章。十三年，楚师还自徐，吴人遂败诸豫章。十六年，吴伐楚，楚败吴于长岸。十九年，楚又为舟师以伐濮。二十四年，楚又为舟师以略吴。定二年，楚囊瓦又师于豫章以伐吴。及定四年，柏举之战，楚师大败，而吴遂入郢。夫自昭四年至定四年三十馀年间，大小数十战，吴常胜而楚卒以大败焉，非有他也，吴楚悉出于危道，吴得所以涉危道者，而楚常易之，不败何为也。何则？古人所以待敌备寇，常先为不可胜之计。当吾未战之前，已若必胜者，治之精，讲之熟也。汉武、曹魏，皆英雄主也，其战未尝不先计后动。汉之伐越，则大修昆明池以治楼船；魏武欲伐吴，则大作玄武池以肄舟师。盖不敢以轻也如此。况吴、楚交兵久矣，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吴又日夜计其民而戒其事，有先王之乘舟艅皇以待之。而楚方且区区燧象以备吴，一举而败涂地，是谓事不素讲则不可以战。晋武谋举吴，诏益州刺史王浚修舟舰，浚作大船连舫，极舟楫之盛。建平太守谓孙皓宜增建平兵以备之，皓不从。自是七年至太康元年，浚乃发自成都，断横锁长锥之距，兵不血刃，攻无坚城，顺流一鼓，而夏口、武昌闻风破解，孙氏遂有石头之祸。向使晋无七年之备，吴有建平之守，虽百王浚，其为何哉！故吴自成公七年兵入州来，楚自襄三年婴齐伐吴，其潜谋观衅，如此之久也。吴又师于豫章，又潜师于巢，舍舟于淮汭，又陈于柏举，设防备敌如此之广也。而楚人方且嚣然卜战，徒欲汉毁吴舟，计亦晚矣，安得而不败哉？是谓不豫备则不可以战。曹公入荆州，刘表子琮举众降，操得水军步兵数十万。吴将士皆恐，议者皆谓孙权曰：「将军大势可以禦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水陆俱下，此谓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力不敌，不如迎之」。周瑜不可，曰：「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争衡，本非中国所长，而操冒行之，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自足制之」。鲁肃亦以为然。是时先主为操所破，欲引南渡，遣诸葛诣权。权遣瑜等与先主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瑜将黄盖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安以薪草，灌以膏油，裹以帷幕，上建牙旂，欺曹公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引次俱前。曹公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未几诸船火作，风盛，延烧曹营，烟燄涨天，军遂大败。此兵法所谓震霆不及塞耳者，盖奇道也。夫以吴、楚之战，吴人见舟于豫章而师于巢，以军军楚师于豫章；柏举之役，吴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与楚夹汉，皆奇道也。而楚乃欲塞汉东之隘道以疲之，败亦宜矣。是谓不出奇则不可以战。秦之屠六国也，告楚、魏曰：「蜀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又乘夏水浮轻舟决荣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决宿胥之口，魏无须、顿丘」。自是楚、魏皆震慑请服者，以秦地势便、用兵易也。方长岸之战，楚自谓我得上流，大败吴师必矣，然所获乘舟艅皇，卒以乱师而大败，则虽据地势之便而不能用，使吴光之谋得行焉。是楚之利，吴得而用之，吴安得而不胜哉？是谓不据地势则不可以战。汉南粤吕嘉之叛也，则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归义侯粤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陵。及闽粤王馀善之反也，则横海将军韩说出东方，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粤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白沙。至朝鲜王右渠之乱也，则楼船将军杨仆浮勃海，左将军荀彘出辽。及交趾侧、贰之猖獗也，则伏波将军马援击交趾，楼船将军段志宁出合浦。当是时，以攻则胜，以战则克，路伏波宣威夜郎而勋高百粤，马伏波勒功铜柱而威畅峤南。元鼎、建武之间号称得人之盛，然而当时朝鲜之役，左将军一非其人，两将争功，而几至覆没。则将非其人，祸可胜言也哉？故以区区之吴，有公子光之谋，夫概王之果，而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而欲当全吴之师，虽甚愚者知其必败矣，虽司马戍之区区，其何救哉？是谓将非其人，则不可以战，反是皆必亡之道。愚故举吴楚之事，反覆而详言之，以为谋人之国者，不可不知《春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

「主爵」二字原误在上句「桂阳」之上，据《汉书·南粤传》移正。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者，盈也。物之始生，盈盈然皆有充满塞实之意，及既生，则发舒矣。刚柔始交而难生，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难屯，未通畅也。震为雷，坎为水。阴阳始交，则勃郁为雷，未为雨也。震动坎陷，二卦相重，动乎险中也。屯有大亨之道，贞。且因雷雨之动满盈也，故「勿用有攸往」，往则不贞，失大亨之道矣。方天下屯难之时，纪纲未正，法度未明，岂独力所能济？建侯，广求辅，忧勤不懈，然后能济矣。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秦暴既极而未息，汉安方来而未定，陈涉以匹夫首事，出万死之计，不畏狼秦，「动乎险中」也。诚能立为天下除残贼之志，复立六国后，于此有人贞固其心，为秦益敌，以自辅助，守正而不移，则秦可灭，时可治，而天下之屯解矣。自蕲至陈，未远也；秦兵方强，残贼肆行，未艾也；而遽王之，示天下私，无中正诚悫之心，岂有大亨之道也？傲长者而妻父去，斩宾客而故人行，听谗毁而诸将不亲附，失建侯之义甚矣。死于城父，不保首领，非不幸也。「勿用有攸往」，岂不信乎？若汉高则起丰沛，扶义而西卷蜀汉，扶义而东诛残贼，其贞固可知矣。得张良于邂逅，举陈平于亡命，拔韩信于行阵，取英布于敌国，收雍齿于故怨，是以能诛灭秦、项，刬革暴虐，与天下更始，四海会同，六合为家。由是观之，则「大亨贞」、「利建侯」之义，圣人示后世之意悉矣。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东汉之末，豪杰竞起，有刚阳之德宜为君者，昭烈而已。痛王室之倾颓，愤奸臣之窃命，扶本宗，诛奸宄，一匡天下，其志也。而为相于平原，为牧于徐州，归袁绍，投曹操，依刘表，曾未足以舒其志。然临祸患而信义益明，不少变其初志，三顾草庐以致诸葛，得庞统，来法正，追景升，顾恋赴义之徒，而众士景从，若水之归海，以贵下贱，而大得民也。于是遂定巴、蜀，三分天下而有济屯之势，「居贞」、「建侯」之利大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九五之正应而逼于初阳、不得相从者，以屯故也。天子者，天下之首；蛮夷者，天下之足。中国盛强，蛮夷屈服，天下之常经也。而汉之时，匈奴暴桀，抗衡中夏，其为足也犹初，其僭乱也犹九。苏武使焉，匈奴壮其节义，凌折困辱，必欲降之。武虽倚汉武刚明之君，而远在蛮夷，为所拘絷，降之不可，归欤不听，故「屯如邅如，乘马班如」，进退不能也。六，阴也，二亦阴也，妻道也，臣道也，从一而终者也。武守是道，舍生取义，以死守节，心归中国，义绝蛮夷，虽身在匈奴，不为之用，岂求有功名于彼哉！譬如贞女，虽或介于强暴而不可侵凌，终不为之字也。夫使蛮夷，而善归者多。是时匈奴强暴，非心服中国，而武乃使之，是以遭难如此耳。十者，数之终极而后变也。居十九年，匈奴势衰，欲归计强汉，武乃得还。然后名扬于匈奴，功显于汉室，完节而归，乃字也。蛮夷服中国，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炎汉再建之初，隗嚣起于陇西，以庸才居民上，有偏霸之意，即是鹿也。夫立国以得贤为本，若马援、申屠刚、杜林、郑兴诸贤，皆莫之与而去之，是无虞也。惟陷身于不义，以及乱亡耳。嚣终不悟，举兵背叛，不知几而往，困于西城，饥而死，吝穷甚也。窦融则不然矣，其保河西也，岂无专据方面之志哉！然闻光武勃起，中原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遂舍五郡之权，一心汉室，终保福禄，亦可谓之君子矣。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桓公自莒入齐，鲍叔实辅之，既而不执其政，「乘马班如」也。管仲者，己之交游，有贤才而胜己，则求之于鲁，脱之于俘，荐之于公，让之以政，「求婚媾，往吉」也。于是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鲍为齐臣，至于今称焉，可谓「吉，无不利」矣。非其能知己之短而肯进人之长乎！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鲁昭公当三桓强盛、禄去公室之时，以人，则皆季氏之人；以政，则皆季氏之政。君位虽存而威权去已，不足以有为，欲恩泽下流，难矣。其膏也，膏，凝结而不流者也。然则宜奈何？自小而以渐正之，使恩泽浸润加于百姓，仁心仁闻著于天下，则有吉，如唐武宗、宪宗是也。鲁昭不知出此，举兵攻之，欲夺数世之权于一旦，恩泽未孚，民莫之与，以致失国出奔，客死他所，凶矣。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汉献帝、皇泰主。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太甲、成王以幼冲未有所知而居君位，童蒙也；伊尹、周公以刚阳之才，任顾托之重，为发蒙之主者也。夫伊、周非有求于太甲、成王，太甲、成王非伊、周无以保其尊位，守其宗庙社稷，故「匪我求童蒙」，乃「童蒙求我」也。「初筮告」，若伊尹于太甲，方其居忧之时，即放之桐宫，密迩先王其训是也。若不决之于初，待其听政，然后随事之失而言其非，则「渎蒙」矣。周公于成王，自幼冲之中，不顺其意而行姑息之恩，故左右侍御仆从，即以正人为之，以检束其行，使幼而闻正言，见正行，亦不待其临尊位，然后因事一一以教之也。是以太甲、成王虽无过人之才，而卒皆为大贤者，以伊尹、周公能养其正于蒙，有作圣之功。此蒙之所以亨也。夫当天子蒙蔽未发之时，当发蒙之任，负天下之责，苟不持正，自信不疑，则必有乘间投隙而起者矣。故圣人又戒以利在于贞也。惟贞，然后足以弭奸邪窥伺之心，厉忠贤进为之志，事功可就，而祸难不生矣。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大舜之有天下也，先诛四凶；孔子之执鲁政也，先诛少正卯；唐太宗之起义兵也，先诛高德儒。盖时方蒙蔽，未知好恶之所在，惟先威之以刑，则观听耸动而民知所从矣。是说去其不知所从之桎梏也。虽然，刑加于恶之尤者，然后足以正法，新民之耳目而施教化也。若用之不正，以及众人，则不足以得民心，民苟免而无耻，于治安之道为可吝矣。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诸葛孔明执蜀政柄，上有后主孱暗之君，下有杨仪、魏延昧于大体之属，北有蔽欺天下窃命之魏，东有不知天命称尊之吴，可谓蒙之世矣。然孔明尽礼，后主听信，无所嫌忤；圆融仪、延，使各展其才力；结好江东，而不明其称帝之罪；志在北征，亦必闭关息民，然后用之。其志大，其量弘，虽未能致其亨，而有安强之吉矣。广开言路，弃非如敝屩，得是如珠玉，孜孜尽下，事无不察，算无遗数，「纳妇吉」也，岂有凶祸之及哉？夫臣事君犹子事父，九二刚阳之才，而六五柔顺之君与之相应，故虽居蒙世而有吉。圣人举而示人以近，故云「子克家」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汉元初立，萧望之以师傅下行端揆之职，为发蒙之主。史高与望之同受顾命，位望之上，为亲近大臣，以阴柔庸劣之才辅暗懦之君，而昵比于恭、显阉宦不中正之人，疏远望之，不与同心辅政，于先帝付托之意，岂不负哉！是亦自远于刚阳笃实之贤，故有「困蒙之吝」耳。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汉昭所以委政霍光者，冲幼，未明习国家事耳。非天资愚蒙，乃童蒙也。以其童蒙而天性聪明，故能上顺先帝之志，下任霍光之贤，而燕王之谋不成，篡弑之祸不作，故为吉也。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顺也。

大舜之征苗，文王之伐崇，汤之放桀，武王之伐纣，皆以其蒙昏之极，不得已，故击而去之耳。若后世汉高之诛秦、项，汉宣之诛先○之类，禦寇者也。平城之兵，马邑之伏，唐太宗之伐高丽，为寇者也。禦寇者，出于不得已，故天人顺之。汉武为寇于四夷，而望天下之人皆如卜式之顺己，其可得乎！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彖》曰：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文王虽有亹亹刚健之德，既受命为人之主矣，若遂欲进定天下，则纣之才犹足以有为，恶未贯盈，人心未尽去，天命未尽改，时未可以定也。文王逡巡不进，退处于西伯，而纣在上，「险在前也」。文王以服事殷，其忠信于上下，其诚动于残贼，故得行其号令于诸侯，天下化之，而纣不以为嫌，「刚健而不陷」，岂有困穷哉？「有孚，光亨，贞吉」，此之谓也。若文王中非有孚，则不足以动商纣，而至于以兵相加，文王虽得天下，是篡也，非「位乎天位」、「中正」之义矣。惟文王「位乎天位」，「中正」而不过，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夫以天道处之，何事不济？故曰「利涉大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夫人幼而学之，壮而行之。古之君子如伊尹之耕于有莘，傅说之筑于傅岩，吕望之钓于渭滨，皆待时于郊野旷远之地，不冒犯世患而求进者也。其耕也，其筑也，其钓也，用常而已，非有惊时异众之行也，故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孔子、孟轲执其规矩准绳，周行于诸侯，见可而进，「需于沙」者也，近于世难矣。然孔、孟志在天下后世，非私己也，故不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或以微罪行，或三宿而后出昼。道广德弘，其心甚大。虽小有患害，厄于陈、蔡，围于匡人，景子谓之不敬，尹士谓之干泽，于孔、孟乎何伤？故当时诸侯敬之重之，万世之下尊之仰之。「以吉终」者，此之谓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范滂、李膺，名冠天下，激浊扬清，进必以其道，「需于泥」者也。然时方多僻，「灾在外也」。其气刚，其志锐，其行劲，无所顾虑，露其锋刃，欲以力除奸邪。奸邪畏忌，则思所以中伤之矣。党人禁锢，岂无自而然哉？皆自致之也。若敬慎如陈寔，虽中常侍张让父葬，亦往吊焉，敬慎之至也。及党人被诛，而名士因寔得免者甚众。使范滂、李膺敬慎如此，岂有诛死之败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汉桓既诛梁冀，拔黄琼，首居天位，天下想望异政。琼奏诛州郡贪污者十馀人，海内翕然称之。时小人充朝，正人处乎其间，佞幸之所必中伤也，「需于血」者也。夫琼之心，岂止于诛州郡贪污而已哉？肃清廷列，乃其志也，少须服之耳。及嬖宠益横，琼自度力制不能，遂上疏极言，称疾不起，不敢安其位，「出自穴」也。琼虽言，然一言不听，则不敢据其位而去。力言之而不止，以与嬖宠争也。顺听时命，委而去之，虽其志壅遏，不行戮于小人，而无凶祸之及矣。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文王当纣之时，位乎天德，退称西伯，天下归之，实行天子之事矣。其居中正，又何疑哉？饮食宴乐，以待天命，所需必遂，可谓吉矣。故孔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韩冯翊之说萧，赵广汉之讼魏，皆中无孚实，不知畏惕，过而失中道者也。故终极其事，皆至于凶。左雄、周举，「中吉」也；王浑、王浚，「利见」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郑兴、桓谭。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杨恽。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郭子仪、鱼朝恩。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杜淹。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曹腾、梁商、贺若弼、韩擒虎、贾复、寇恂和事天子。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主父偃、来俊臣之徒。

《师》：贞，丈人吉，无咎。《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纣率其众七十万，战于牧野。武王鼓之，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前者倒戈，后者北焉。其故何也？纣不能正心以正天下，故众莫为之用。武王征之，非富天下也，正己而已矣。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刘虞，吉德之主，士民之所与也。公孙瓒，暴黠之将，士民之所不与也。然虞以十万之众声罪讨瓒而一败不振者，以无律故也。不以律，虽臧亦凶矣。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赵将李牧初守雁门之塞，赵王听谗而罢之。既而边境不安，复命牧将，牧请行其初志，赵王听之，牧乃受命。于是利钝进退、功罪赏罚，牧皆专制，赵王不得而与也。故能一战而破灭三国，边境清净。夫不用，则听命而退；用之，则专命而行，得中道者也。故吉而无咎。其后牧禦秦师，赵王罢之而不受命，则恃专而失为臣之道矣，见杀宜哉！故《象》以「承天宠」为「中吉」也。吴、楚反，景帝命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讨之。亚夫言于帝曰：「楚人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于是吴攻梁急，梁求救于帝。帝命亚夫救之，亚夫守先谋，不奉诏，坚壁不出，而遣轻兵绝吴、楚粮道。吴、楚兵卒困于梁，饥死叛散，遂以破灭。惟其委之重而自任也专，故能有是功，吉无咎也。虽然，人臣有大功于天下，奉身而退，不为天下先，可也。亚夫，绛侯之子，复有大功，又为辅相，守正而行，抗义不挠，其居正也善矣！然卒取死亡之祸者，不知消息盈虚，与时偕行之过也。唐宪宗之讨淮西也，既命裴度长御史往视师矣，又命以为相，使赏罚用命不用命，又命往釐以既厥事。信之深，任之确，恩礼有加而无怠也。所以平逋寇宿贼，威震诸藩，合乎「王三锡命」、「怀万邦」之义，可以为天下后世法矣。

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用师之道，必以才德谋虑足以服人心，如丈人者主之，故能有成功。若燕乐毅丈人也，而以骑劫代之；若赵廉颇丈人也，而以赵括代之；李牧丈人也，而以颜聚代之。此以众人而尸丈人之事者也，不败亡何待！六之才德，众人也，而三之位则统师也，故圣人明舆尸无功之义。

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齐桓伐楚，退师召陵；赵充国讨先○，固守不战；汉高祖伐项羽，舍荥阳、成皋而趋宛叶；朱隽讨韩忠，解围而后复战，皆「左次」也。「左次」者，不以气也，必有义也；不以力也，必有谋也。夫聚众而付以艾杀人之器，岂得已哉？能以谋义行之，庶几其可胜矣。此兵家之常也，故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夷狄居边塞不毛之地，盗贼屏其邪心而从于教化，不害良善，其宜也。夷狄若有侵犯于中国，盗贼若有干犯于天下，则是禽兽在田而侵犯稼穑也，当申其罪而讨之。若大禹之征有苗，汤、武之征桀、纣，汉高之伐项羽，则皆申其罪而讨之，故蛮夷率服，天下响应，为利大矣，故无咎。然任将之道，必以名德才行足以率众者为之。九二刚阳，三才在下，为师之主长子也。若不任长子而以弟子众人庸才间之，未有不败者也。以郭子仪、李光弼尚有相州之败，况他人乎？故吕蒙不肯与孙皓并为大督，曰：「昔周瑜、程普并将，几败国事」。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张良以兵法说他人，皆不省，及以说汉高，则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不去，「原筮」也。其从沛公以复仇暴秦而济世安民，非以为乱也。此仁人之心，可久之道，为天下之正理，得「元永贞」之义也，故无咎。若沛公之约法三章以收秦民，马援之择君，窦融之归光武，郭嘉之去袁绍，皆「原筮」者也。其相比，莫非有善谋，行常道，守正理者。故邴原告曹操曰：「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明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非刚中者不能如是。不然，以利相比，如赵高、二世之君臣，与夫窦、灌之朋友，未有得无咎者也。夫天下未定，国家未立，而身未安，固宜汲汲求此。若楚、汉分争之时，君臣未定，百姓未知所归，贤能未尽见用，韩信、彭越、英布之徒，不能乘此时举贤恤民，求上下之助以宰制山河，保其大功。及楚已灭，天下归汉，乃奉兵叛逆，自取灭亡，「后夫凶」也。况隗嚣之徒，才不逮数子，方纷乱之际，则坐谈西伯，及中原略定，乃始举兵图大事者乎？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成汤三聘之，然后起；诸葛孔明躬耕南阳，先主三顾之，然后见。聘之在彼，而起在我；顾之在彼，而见在我。其尊德乐义之心著于礼貌之间，然后就之，故足与有为也。不然，则失身于人，虽有规矩准绳，焉得而用之？反为有势者之所贱矣，安得吉？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如齐王建所有之群臣宾客，反为秦用，卒误王建，死于松柏之间，不亦伤乎？

《小畜》：亨。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郭子仪虽为鱼朝恩所忌，然朝闻命，夕引道，信命而行，「复自道」者也，是以奸邪莫之能害而终吉也。若李光弼因谗邪之间，遂拥众不朝，则不能复于道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汉明帝察察刚急，治楚王英狱，无辜连逮不可胜数。群臣希旨，无敢以情恕者，独侍御史寒朗心伤其冤，出万死，为无辜一言。其言发于忠诚恻怛，「有孚」者也。其情既笃，其辞既达，其义既明，故帝卒从其言，死罪免而恐惧亡矣。正君心，救无辜，何咎之有？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舜既受尧之命有天下，而尧朝旧臣，如共工、驩兜、伯鲧，佐尧治天下，其执权利之日久矣。舜，江海陶渔之人也，虽以尧命听居其上，其志未尝不欲专命，使舜不得有为于天下也。然舜以天德居天位，其有孚可知，固将分天职与天下圣贤共治之，分天禄与天下圣贤共食之，列天位与天下圣贤共守之，岂奸邪之臣所能遏哉？是以九官命而不仁者远矣。「挛如，富以其邻」，此之谓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东汉阉宦之盛，自孝和永元中，郑众始得与闻政事，其宦者出入禁闼，以奉承为事者也。昵比则易以亲，顺事则易以信。其后遂得天宠，日侵朝权。至永兴之时，中官近习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政令一自之出矣。然贤者犹或用，势已张而未成也。及延熹之末，逐党锢，贤智举不得进，于是乎成矣。所以及此者，以其昵比顺事足以惑媚人君，而桓、灵之君心与之同，性与之合，「既雨既处」也。彼赵忠、张让之徒，岂知其非，日以益甚，终受诛戮，固其宜矣，「妇贞厉」也。虽然，阉竖也而执国柄，政自己出，侵逼人主，「月几望」矣。陈蕃、窦武以区区之力，不复顾虑，诵言诛之，欲以一旦而夺百有馀年凭藉之权，不亦难乎！孔子曰：「有所疑者，戒时君子必知疑虑，徐思所以制之，则不至于凶矣」。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袁涣之答吕布，严颜之答张飞，薛包之事父母，谢安之待桓温，所处至顺，所言至当，皆以「柔履刚」、「说而应」之故，虽履强猛暴戾之地，终不见伤害也。纣至强暴也，而文王徽柔懿恭以事之，故能免于羑里。以西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则得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其德，光大明于天下后世也，其亨可知。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张良以布衣起为帝者师，及功成天下定，则从赤松子游。杨秉以儒生起为三公，尝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此安其卑下之素，往行其志愿者也，故贵势不能动其心，利禄不能乱其操。以是而行，岂有咎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黄宪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非有惊众险异之行也。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之仕，宪亦不之拒也。行至京师，竟无就，若其中以利欲自乱，岂能从容应之若是乎？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吕布刚决不常，智卑而才小，虽统众为将，固不足以济乱也。然以董卓之悖逆而杀之，以袁绍之背叛而绝之，「眇能视」、「跛能履」者也。其见非能穷理，其行非能尽义，亦迫劫于形势，因以为功耳。使布统御于人，遵约束而行，则未必不为名将，如尉迟敬德之流，保其天禄矣。以其刚决猛暴而居人上，自主一方也，故躁率妄行，谋不中礼义，动不中几会，「履虎尾」，蹈危难，为曹操所擒，而被「咥人之凶」焉。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东汉之初，窦融保据河西，专有方面。厥后归命光武，以为大司空，居近君之地。光武刚强明决，以法术制驭臣下之君也。融尝专制，则光武心忌，本处于外，入为大官，则旧功臣心不平，「履虎尾」也。然融谦恭小心，有子欲其恂恂守道，不愿其才能，其畏慎可知。「愬愬」，畏惧也。融能如是，不以宠利居成功，其「志行也」，故终吉。

九五：夬履，贞厉。《象》曰：素履，贞厉，位正当也。

刚决也。尧、舜之圣，犹曰钦明文思，允恭克让。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仲虺戒汤曰：「从谏弗咈，先民是若」。《诗》称文王曰「小心翼翼」。盖优游从容，宽大尽下者，圣人之容止也。能如是，则履帝位而不疚矣。若自以为居位正当，任其刚决，不复畏惧，则德不能日新，往往日退，不如其初。此危道也，故曰「贞厉」。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曾子寝疾病，谓门人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夫人有一善一功、一言一事，欣欣然自喜自足而不能有终者，多矣。焉知君子以天下世世为消息，没身而后已乎！曾子启手足，可谓「视履考祥」矣，必得正而毙，可谓「其旋元吉」矣。

《贲》。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王烈寓于辽东，公孙度欲以为吏，烈为商贾以自秽，乃免。

六二：贲其须。《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六二，文明，贲之主。其质阴柔，随质之善恶而贲之耳，故不能变其质也。如叔孙通制礼仪，因汉高所能行者而已。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三，处文明之极，阳奇阴耦，阳居其中，阴阳交合，情文悦怿，贲之盛也。如舜得十六相，文王得四友，汉高得三杰，光武得二十八将，唐太宗得房、杜、王、魏，君臣相辅，光被天下后世，而膏泽下于斯民，「贲如濡如」也。方世之乱，英雄角逐，君择其臣，臣择其君，非素有定分也，皆以情合气浃相从耳。茍不长守贞固，而继之以疑阻猜嫌，则君臣必不相保，未有能终者也，安得吉？如陈灵之杀泄冶，赵迁之杀李牧，袁绍之杀田丰是也，终为人所凌辱矣。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德宗、陆贽。

《剥》。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汉和帝以郑众诛窦宪有功，遂得与闻政事，阉宦擅权，侵害正人，自此始矣。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其凶必矣。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象》曰：剥？以辨，未有与也。

天子者，天下之本，民人之主。其得位也，上受于天，下受其君父，而辅之以大臣者也。桓帝以李润、江京而废，来历以死争之是也。而同谋之徒皆见险而止，历独立无助，桓帝遂废。后虽立于孙程等，然进退人才，更张政事，皆在天子之手，犹未甚也，而执朝政与大臣为伍之势成矣。若大臣得人，以其类进，则犹可为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剥者，阴剥阳也。三，居刚应刚，以阴从阳者也。昔东汉吕强处阉宦之中，独有爱君子、忧宗社之心，虽身被杀，犹有令名，无咎也。

仲默，予姑之子也，与予同年生，少予二十日。自总角同笔砚，相得最甚。弱冠，从林先生师禹于金溪。时大梁孙皓子尚游吾乡，年少有俊才，能歌诗。予二人辱与之交，遂各出所作诗，编为集。阅岁既久，谓以失之。至隆兴甲申夏四月壬戌，予儿闻诗暴蠹书，得旧稿，遗墨如故，而子尚在鬼录已二十馀年，仲默化去亦一星终矣。予流涕读之，仲默诗虽不多，然皆忧国伤时慷慨奇男子语。使天假之年，有禄位于朝，摅其素蕴，决不为脂韦软孰辈也。旧游从者八人，有八叟之号，仲默号劲叟。其后刘铨全之、镇长方、毛宏叔度与予皆相继尘忝禄位。仲默才气不在人下，独不沾一命而死，悲夫！予因录其诗词，凡二十六首，及予和仲默与孙子尚、姜渭叟二诗于后，示其子徽，俾家藏之，以贻后人。

臣闻智者见成败于未形之前，众人见成败于已形之后。今成败之势已昭然矣，而劳于国议者且犹为之忧疑，不可不与之辨。臣谓今贼虏之势其可以必灭者有五，其事势相关而不可缓者有七。臣请先论其强弱之势，然后以次陈之，为陛下献。今之进谋者，莫不曰彼强而我弱，彼众而我寡，彼大而我小，强弱不敌，众寡不斗，小大不战，事未可以先举。夫弱不可以敌强，寡不可以敌众，小不可以敌大，是天下之常语耳，非所以为谋也。古之人谋人之国者，论其机会之可乘，形势之可胜而已，初不在于他也。苟以强弱、小大、众寡而言，则秦并六国而强，胡为而丧？苻坚举百万之众，胡为而败？不知天下之理，大则易危，小则难倾，强则易挫，弱则难折，是故取大国易，取小国难，灭强敌易，灭弱敌难。向使嬴秦不并天下，而独据崤关之险，刘、项虽强，能夷而灭之乎？向使苻坚不有中国，而雄据夷狄之地，谢安虽贤，能挫而败之乎？此成败之理不在于强弱、众寡、大小也审矣。夫秦王之智力百倍于天下，而刘、项不阶尺土之势以灭之；苻坚之智力百倍于东晋，而谢玄以八千步卒挫之。况今之丑虏，才智不逮于庸常，而吾之势力万倍于古人，破而灭之，其为力也，岂不易哉！此臣所以灼知其势虽若甚难而实易者此也。虏之可以必灭者有五，以臣之所得于见闻者言也。若其政令之暴与不暴，上下之和与不和，民人之怨与不怨，邻国之侵与不侵，今南北隔绝，臣不知其详，皆在所不论。臣尝见强壮之夫，无故而暴卒者，先数月间，其言语必失次，其动作必失宜，盖身将亡而神必先丧矣。今彼有意于犯我，而隙先露，是天夺其魄而欲亡之也。欲犯我而修吾之旧都，是天先修之以待我也。其兆如此，此其可以必灭者一也。自古人君，其所以成非常之业，建不世之功者，莫不系于人心之向背。今天下之民闻陛下分兵四出，若老若幼，会遇之际，坐语之间，皆举首加额曰：「愿吾皇宗庙有灵，天地有感，一举而诛灭之」。是吾民怒之也。天欲亡之，吾民怒之，事何患乎不济哉！此其可以必灭者二也。国家自偃兵以来，智者无所施其谋，勇者无所用其力，愚者无所效其死，贪者无所得其利。其怒敌之气，乐斗之心，莫甚于此时也。鼓而进之，锋必不可遏，此其可以必灭者三也。中原皆礼乐衣冠之俗，所尚者圣贤之事，所习者礼义之教，一旦强而夷之，岂其心哉？夫以礼乐衣冠之俗，而驱之为被发左衽，大者必不愿为夷狄之臣，小者必不愿为夷狄之民。今吾以其所愿，易其所不愿，彼不叛而归我者，我不信也！此其可以必灭者四也。国家列圣相承，深仁厚泽渗漉于天下而固结于人心，垂二百年，非有穷兵黩武以害之而为天所亡也，非有暴刑虐政以残之而为天所弃也，是宜中原之民未厌于我也。其心未厌于我，必日夜引领东望于我矣。苟传檄而呼之，彼不望风而响应于我者，吾不信也。此其可以必灭者五也。虏不可以不灭，其说亦有五者，大抵以利害相反而言也。且天夺其魄而欲亡之，是天与我之时也。天与不取，反受其殃，此一不可不灭也。百姓怒夷狄之剥歛于我久矣，三军怒夷狄之陵侮于我也亦已久矣，苟逆其心而挫其气，臣恐陛下之忧不在夷虏，而在萧墙之内也，此二不可不灭也。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渐习之效也。中原虽礼义之地，礼乐之俗，强而夷之者三十馀年矣。今而不取，则凡生长于彼者，举将胥而为夷矣。胥而为夷，则无复有望于我矣，此三不可不灭也。中原之民虽深被吾先王之泽，深感吾先王之德化，今为夷狄所据者，亦三十馀年矣。今而不取，数年之后，老而壮者大抵已死，后而生者不识吾先王之德化，而惟虏之知，则亦无复怀望于我矣，此四不可不灭也。今虏所可幸其少和者，惟增岁币之一说耳，倘可增币以幸其少和，则一二年之后，我愈穷而弱，彼愈富而强。彼得以乘前四者之弊而肆其志，我无一以待其变，事势之危，可胜言哉！此五不可不灭也。夫虏之可以必灭者既如此，其不可不灭者又如彼，则灭之之策，其可不献乎？灭虏之策有三，而所用则一。非有上、中、下三也，皆所以因敌而制胜也。用兵之法，先发则制人，后发则制于人。今虏虽有意于犯我，而事未举则谋未定，谋未定则号令未一，号令未一则屯守未备。陛下宜先其所发，令诸将水陆并进，直冲其屯戍之所而袭取之，则破之必矣。所谓疾电不及瞑目，迅雷不及掩耳也。破其屯戍，夺其要害而守之，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陛下然后进都江表，以壮诸将声援之势，以慰中原归附者之心，则黄河以南，可传檄而定。盖先发之策，诚今日之至机也。何者？虏自讲和以来，二三十年之间，彼尝恃强陵我，而我尝屈于弱，彼尝以战胁我，而我尝趋于和，彼则不虞于我也。一旦吾能反前日之所为，出其不意以压之，乘其不备以入之，胜之决矣，此灭贼之策一也。彼如大众已举，警备已严，陛下当使江淮之师，堂堂之众，出寿春，出盱眙，出涟水，以迎其前。然后一军出荆、襄，入陈、蔡，绕出贼后，以溃河洛，一军出陇、蜀，入散关，据关、陕，以震两河，天下定矣。盖虏以吾都吴会，则必以吾所重者在东南。彼如倾国而来，其大兵大将必聚于东南，其西北必虚。故吾荆、襄之众得以向宛洛，陇、蜀之众得以入关中。关洛震动，贼势必分，而我势专，何有不济？昔者诸葛武侯尝欲用吴、蜀表里之势以图中原矣，盖尝为先主谋曰：「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秦川，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未几，荆州为吴所袭取，而亮失荆襄表里之势，故亮不能独用蜀以取关中，而亮之素志卒以不遂。今者吴蜀一家，荆襄一地，臂指相从，表里相应，无所窒碍。吾于此拥江淮之师，牵缀贼势于淮南，使荆、襄、陇、蜀之众捣其虚而溃其内，此灭虏之策二也。若其锋未可当，其势未可遏，陛下当歛江淮之兵，列江而守，虚两淮之地以待之。虏之所恃者骑而已，舟楫之间，非其所长。以吾所长，控彼之短，虽百万之众无所用。彼兵深入吾境，临江不敢辄渡。吾深沟高垒，据江不与之战。夫千里兴师，速战则利，相持则不利，延日持久，粮运不继，士心必危，师久而无功，则粮竭而财匮，其众不自乱，则必自溃，势之必然也。此不战而屈人兵之策也，擒之必矣，此灭虏之策三也。抑尝思之，陛下必欲一举而复中原，灭丑虏，非蜀兵不可，何者？彼以吾之精兵皆在于东南，其所虑于我者亦东南也。吾江淮之兵深入敌境，则必与敌相遇，不入则必与敌相持，势不能直进，与之周旋于中原也。蜀之于吴，相去万里，势若不相关，彼必不虞于我也。彼之意在东南，而吾之意在西北，吾得志于西北，则东南之兵不足虑也。用兵之法，不过虚与实而已。法曰：「实而备之」。又曰：「进而不可禦者，冲其虚也」。敌之实吾能备之，敌之虚吾进而冲之，则何不利之有？且彼不与吾相持于东南，吾之西兵固不可以深入。惟其大兵大将举聚于东南，而吾之西兵得以乘其虚而捣之，是犹秦兵虽强，而与项籍相持于河北，不觉其主为汉所得也。愿陛下坚守东南，运算西北，及其未发，令蜀诸路召募豪智，潜为进取之计。就其间选智谋之将，委以便宜，候贼虏之众举皆南向，便乘间深入。正兵自凤州出散关，据凤翔以招秦、陇；奇兵自兴元出斜谷，自洋州出洛谷，皆不盈七百里，入据长安，以向潼关；而又出荆、襄之师，捣弘农河洛以为之声援。若此则中原可指日而复矣，此臣灭虏之策所以尤恃乎蜀兵，是故始终言之而不惮烦也，愿陛下深思而用之。或曰：「兵不预言，在于临敌制变，子言毋乃谬乎」？臣应之曰：不可预言者兵之势也，可预言者敌之情也。法曰：「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又曰：「胜兵先知而后战」。不能先知敌之情，则安能制胜于未战之前乎？昔闻韩信请益兵三万，北击燕赵，东击济南，绝楚粮道，而西会于荥阳。使愚者闻之，不笑其狂，则以为迂也。言出于口而成于手，若合符契，无毫发之差，苟规模不素定于内，其能若是之神乎？然则臣之所言，不徒虚语矣。其事势相关，不可缓者有七，曰顺天，曰立将，曰屯兵，曰强兵，曰防奸，曰安民，曰理财是也。国家自偃兵以来，阴阳不和，居高者苦亢旱，处下者怨水涝，螟虫大作，阴害嘉谷，而今岁尤甚。当春阳发生之时，而冻雪连月，淫雨不止，蚕麦所收，百无一二。今又加之以大旱，州县决滞狱，放逋租，上下祈祷，靡神不举，而绝无响应。民心忧惧，不知所为。夫今欲举大事，而天意若此，其可危乎哉！臣伏睹陛下无暴刑虐政以动民之怨，无穷兵黩武以伤民之和，又刻心削志，不为侈靡，不乐游玩，不兴宫室，不营苑囿，言斯听，谋斯从，利则兴之，害则除之，宽大之诏，无时不下，其所为皆善矣。而天意若是者，必有怨怒之气积于下、奸于上者，故阴阳乖谬而雨旸为之不顺。臣闻故将岳飞忠义无比，志清宇宙，一旦为权臣所害，天下痛其冤，至今大小犹云云也。夫孝妇之冤不伸，犹历年为之不雨。况忠臣义士，勋业炳天地，精忠贯日月，无尺寸之封，而反受大戮，其怨怒之气，岂不充积于天地之间哉？是宜历二十馀年，阴阳缪戾而灾患不息也。臣又闻前相张浚，陛下佐命勋臣，虽一时兵挫地失，而志在灭敌。陛下不念秦伯用孟明之事，听妨功害能之说而痛怒之，终身锢而不用，使天下之心失其所望。夫勋旧忠义之士，天下之所共望也。臣晚生固不知浚之为人也，然卜之人心，则知浚之为人矣。今浚虽未用，而天下已期之，是人心之所共望者斯人也。人心之所归，天心之所系也，陛下违其望而逆其心，是逆天之心矣。逆天之心，而望阴阳之和，是却行而求前也。且陛下所为无不善，当大有为之时，天之心当阴相而默助之。今乃反若是之甚者，盖天意若曰：吾将佑而助之，而反逆吾之意，吾其可不出灾异以警之乎？此天所以示其眷顾之意，而陛下不悟也。不然，灾异之来，何自而起乎？臣愿复故将岳飞之封爵，禄其子孙，以申其冤抑之气；诏复张浚，以副天下之望。则天时自顺，雨旸自若，狂虏可得而灭矣，此顺天之说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今天下之势不为安矣，陛下之所注意者谁邪？未得其人，宜求其人而用之；已得其人，宜明而立之，不宜尚循常职也。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夫士卒所以亲附于将者，以其威爱素有以服之也。今有将之职，而无将之权，则威爱安足以及士卒乎？边境苟有仓卒，陛下临时授以斧钺，则诸将未必用其命，士卒未必服其罚。陛下今虽未欲筑坛而拜之，以张露其声势，亦宜假之以将权，授之以兵柄，使之得以自由分置士卒，号令诸将，则三军之士知所服从矣。太公《六韬》言论将，而次之以选将，选将而次之以立将，立将而次之以将威。论定而后选，选定而后立，立定而后威可行焉，此太公用兵之深旨也。陛下无谓今日事未举，敌未动，不可假而与之权也。今分遣诸将屯劄要害者，大抵皆武悍之夫。持兵带甲，动以万数，节制虽有所归，权轻不足以御之也。臣恐轻躁妄动，上无制将以统之，其变恐不在于敌矣，此立将之说也。用兵之法，以虞待不虞者胜，则屯守之说，又在所先也。昔晋将取吴，或请益戍兵以备之，而孙皓不听。及晋师起，知其无备，顺流乘虚，直造金陵，若行于无人之地。使皓听其言，增益精兵，控其要害，晋师虽强且众，岂不殆哉！今陛下神智先见，因其使命求衅而知其必叛，故先分兵屯劄于江、鄂、两淮之间，据其冲要，所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然战而不知分合之变，不可以战；守而不知分合之变，则亦不可以守。吴王知分兵以禦越之左右，而不知为中军之所袭；王莽知合众以围昆阳，而不知为孤军之所败。此战而不知分合之变者也。秦王知固其外，而不知刘、项击其内；元济知据其前，而不知李愬袭其后。此守而不知分合之变者也。一分一合，而后为变，不唯用于一阵之间为然也。散而守，合而攻，进而斗，退而处，皆不离乎此也。今屯兵之所，地之相去，远者千馀里，近者数百里，前后分离，形势孤立，遇缓急，左不及救右，右不及救左，恐难有功。宜分诸道，各以重兵继其后而为之声援，为之统率。谓如两淮屯兵，则一统于维扬；沿江诸屯，则总率于建业；上流委命于夏口，沿汉听令于襄阳。使之左则左，使之右则右，一处受敌，诸屯皆应，表里相维，纵横相合，号令相通。若一身之运臂指，攻其右则左应之，攻其左则右应之。敌击吾左，吾攻其右；敌击吾前，吾攻其后。攻其所必救，出其所不意。使吾之守敌，不知其所攻；吾之攻敌，不知其所守。如此则势虽分而寔不分，地虽远而寔不远。以守则固，以攻则克，然后为策之善者也。若各自屯守，前后不相应，表里不相关，是不知分合之变者也。守而不知分合之变，且不能以自守，安能制胜于敌哉！此屯守之法，不可不知也。兵彊不在于众，而在于精，不在于精，而在于气。气不壮，虽精且众，不可恃。今夫闾巷之间，聚群挟党，欲合斗而别其雄者，甲众而乙寡，乙虽寡，其间有一人攘拳奋臂，大呼而直前，则乙之党勇必倍而胜甲之众，虽至懦至弱者，亦奋怒而不惧。此无他，气使然也。今朝廷久不用武，州县间多有慷慨感激之士，豪壮勇敢之人，闻国家将为灭敌之计，莫不奋然，而无由自效。愿陛下诏州县，其有豪勇敢死之士，愿奋义以助国立功者，许自陈团结士伍，皆勿黥涅，优为之制，号为义兵。文武智谋之官，择其风采可畏爱于下者，使帅其众，教以攻守之法，勿与官兵淆杂。养之有方，教之有法，赏格优厚，用之则必欣然乐斗。大者贪功业，小者慕爵赏，所向必无前，所战必无敌。官兵得以藉为声援，气必百倍，势益壮而兵益强，当之者溃，触之者败，此强兵之策，不可不早图也。今国家禁卫之兵及州镇之卒，皆已抽发于屯戍之所。朝廷深思远虑，令州县有立四隅官，分结保伍而统之，诚良策也。以臣思之，天下之民皆感陛下仁厚之政，恻怛之诚，自非凶荒饥馑之岁，虽驱之为乱，不可也。然奸雄之人，其党与必众，其声望必雄，藏奸匿盗，为之囊橐，幸天下有变而肆其志。今州县往往以此曹雄于群，不逞之间，豪暴而无赖者多从之，四隅之职，悉委之此类，臣常以为忧。且一郡之间有都分，一都之中有保正副，正副之下有大小保长之设，上下相率，大小相维，暗与古之比闾族党之制相合，而不善用之耳。诚因此等级而卒伍之，严为之制，使各自安业，不变惑其心。遇有警，州县长官临时部统而用之，孰敢为变哉？不然，适足为生事之端而已，臣未见其利也。夫奸雄之人，难以法制而易以势消。彼之所资以动者，皆其乡党，多无赖之徒、勇健之夫也。无赖而勇健者，以前强兵之策召募之，则十去其五矣。诚令州县厚赏以饵之，多方以诱之，则必尽得之矣。朝廷资其用，而奸雄无所肆，一举而两得之，此防奸之策也。今事未举，兵未出，纷纷藉藉，咸妄谓陛下为迁都之事，臣不知其然否也。臣谓迁都改邑，在他时则可，在今日则不可，何者？当无事之时，人君迁动，则弱者无忧危之心，强者无觊觎之望，此其势然矣。陛下必欲迁都金陵，以壮军势，且宜偏守钱塘，营缮城郭，为不动之计，使民心安而无所惑，使奸雄之人静而无所望。待大军将举，陛下明诏天下，董六师之众，为亲征之举，以号于民，然后徐进而都之。外足以声援诸将，慰抚三军，内足以安民心，慰民望，此安民之说也。法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从」。则三军所恃以动者，财也。况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则理财之说，其可后乎？然理财之说固多矣，臣欲望陛下行屯田，募垦辟。而今敌衅已萌，兵力不可以罢，边堠有警，则贫民不可轻往。臣欲望陛下算商车，借商缗，则臣不忍为桑弘羊、韦宾都，割剥天下，以歛民怨。其所欲言者，姑望陛下权其所取以优民，时其所用以省费耳。有若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非百姓足而君能自足也，盖善藏者，当无事之时，则藏于民而聚于国，当有事之时，则取足于民而不使其怨。是故民不足则君亦不足，民有馀则君亦有馀。然则歛散之术，必有权以用之也。权者无他，济时之急，权时之宜也。鬻官爵，卖度牒，虽衰世之事，然权一时之宜，济一时之急，犹胜于横赋暴歛以害民也。且彼买官爵，买度牒者，不惮价例之高，而乐欲得之者，皆其有馀者也。取其有馀以补不足，是亦天之道也，此权其所取之说也。夫祭祀之礼，先王之所常行，固有天下者之所不可废也。然行之适时之丰杀，讲之合礼之诚实，不务于耀虚文，糜用度，然后为得之。古者扫地而祭，不以为非，二簋之薄，可以用享。今之仪则已繁矣，而浮文虚费，滥赏僣恩，近世之弊尤极。且如一青城之费，用缯帛数十万。其中至有苑囿台池游观之所，娱悦耳目之具，此岂斋戒交神之义？至于三军之赏赉，百官之赐予，动以千万计，此何为者哉？是以三年一行，诸道漕运劳于会计，州县官吏罢于督责。文符之往来，胥徒之窘迫，急于星火。令曰大礼年分，稍违者刑而不恕。上催下迫，蚕缫未毕而有纳帛违限之罚，秋禾未熟而有输粟不时之罪。承诸催科之徒，杖责不辞于体，枷锢不离于项。呜呼！神祇祖考，其乐于此乎哉！且陛下所以备圜丘，立明堂，杀牲备礼，以奉祖考，以禋上帝，岂非欲昭答其心，奉承其意，使神祇祖考鉴而享之，安而乐之哉？然天神、地祇、人鬼，依人而行者也。其所赖以为主而依附之者，君而已。今故都沦没三十年矣，神河帝岳，旷而无主，则神祇之心，所以望于陛下者何如也？故陵旧庙，无所依归，则祖考之心，所以望于陛下者何如也？谓宜明诏天下，以恩赏无与于祭祀。国步多艰，财力不可以妄费，臣民宜悉此意。惟礼文仪卫之不可无者当具，其馀一切减罢。停横恩以需有功，省滥赐以待将士，使帑藏丰实，资用馀饶，俟机会以复中原，上以图答神祇之心，下以图报祖考之意，其谁曰不可？明堂之礼，久废不讲，陛下振举旧典，以易郊祭，是诚有意于省费也。然赏赉之格，去郊礼无几，而群臣上下，皆知势有所不可，而无一人为陛下言之者，岂非言之则不利于己乎？且一郊之恩，大者泽旁延于数世，小者荣及于子孙，非有公天下之心而不私乎己者，孰肯为陛下言之哉？臣愿陛下断自宸衷，勿牵群议，裁节妄费，以济军兴，则国用可足而兵食可给矣。此理财之实，要在时其用以省费之说也。夫汉屈群策，故能不阶尺土而取天下；楚憝群策，故虽得天下而身败于人。今陛下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将图恢复，以成不世之烈。臣虽愚昧，无高世绝人之见，然其所言，皆合于天下之公心而当于神明之理，陛下无以为狂瞽之言而忽之也，无以为冒进不根之言而黜之也。臣草茅之士，朝廷无先容之人，而帝王之威，雷霆不足以为喻，臣非土木，岂固欲危其亲，亡其身，甘心于此，侥倖于万一哉？诚恐机会一失，虽悔不可复追，故忠义之心感发于内，不能自已，言出于心而不自知也。夫知者当安危未兆之时，犹不妄于虑，况事势已形乎？圣人当无事之时，犹不忽于听，况有为之际乎？臣愿陛下参酌臣言，推而行之，以成天下之事业，以遂天下之公愿，则退而就戮，臣无所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