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以谓今将制匈奴，未可以遽战，当如越之取阖闾，晋之取孙皓，择将帅之可属以范蠡、羊祜之事者而专委之，阴谋密计潜溃其心腹，为一战可灭之计。而其深微有未可遽论者。而臣窃谓溃其心腹矣，而手足肘臂之助犹当为之经制也。臣闻之，夷狄之俗，弱不耻受役于强，小不耻见用于大。而强狄大虏常资小族傍国之助，而复相与犄角为手足之势。是以中国之力，卒不可破冒顿之强也。以其能服从北夷，而控弦之士至三十万而始毕之。兵至百馀万者，以其能臣属室韦、高昌之属，非徒获其兵民而为之用也。其弱者臣之以为用，而羁縻者悦之以为助，故有嫁女输货而悦傍族邻国，而傍族邻国幸其不至于侵伐也，为之效力而不辞。夫如是，故中国之伐之也，力常分而不得专。自汉武帝伐胡数年，而无成功，然后因张骞之言始通西域，踰葱岭，开玉关，以伐万里之国，西置酒泉，以隔胡羌之往来。通月支，使大夏，损宗室之子以嫁乌孙，于是匈奴始孑孑然西顾而惴慄。盖汉之兵威，自龙堆之西，旁畅远达，不啻万里之地，断匈奴之右臂而压其胁，而后浸浸消缩，远遁大漠穷北之野，胡马北首垂涕而望阴山。自昭至宣，而甘泉之庭，强胡君长北面俯拜而听命于汉者矣。故武帝之征匈奴，不在于得卫、霍，而在于得西域。故臣以谓今不考武帝故事以破坏其属国，则其势未能遽衰。且今匈奴之国，何异冒顿始毕之时，其所以臣属羁人而赖其用者，亦宜不止一二而已。西有西域，东有东夷，其姻娅之所亲，金帛之所悦，如汉之匈奴所谓奴仆校尉者，计亦有之矣。故臣敢有四说：一曰金币以夺其所臣属之族。昔者乌孙之初，未甚乐汉也，其后贪得汉物而见汉之强大，乃始自贰于匈奴。乌孙大国也，而犹如是，而况于小族弱邦哉。臣以谓宜得如张骞之徒，果敢强立奋命远使者，稍稍致命于西北之远邦，少贵而勿厌，而啖之以厚利，而邀至于汉，宜有服从之心，此离其小国之术也。二曰兵威侵讨以坏其援助。匈奴之傍国，比之汉、唐，则其名号迁徙不一，亦当有兵精地少为之声援者。臣以谓宜得如李广利之徒，勇敢不顾，投身万里之外，不畏万死一生之计者，数出以困其国，使其南向而备中国，则兵力分而不专，此破其援助之术也。三曰审据要害而离其交。盖武帝既通西域，初筑酒泉以塞羌胡之道，其后又建张掖、武威、敦煌以据要害，坚城精甲，压其裘领，而使之不得动。今诚能按图审实，知其咽喉，或以战取，或以谋致，而使一将积精兵万人，强弩利戟以守之，使之欲交而不能得，此破其交之道也。四曰游说反间以弊其力。夫匈奴之与国，诚得而通之，而后使谈夫辩士阴诱以利而游于其间，或搆其隙而斗其兵，或疑其心而败其约。此四策者，虽古人之所尝试，然后之人欲为之者，未见其能出此也。恭惟陛下圣神英武，受天命以为四方万里之主，称陛下之威神圣德，则尽天地四方之所及，尧、舜、三代之所不能服者，悉得而臣之，臣尚以为未足也。然河陇之地，玉关之东，汉、唐盛时畿西之民也，今也中国视之如敌国矣，况汉都护之所治哉。幽燕之地，先王诸侯之所封，而唐节度之所治也，今也匈奴视之如其民矣，况能铭燕然、临瀚海哉。夫以盖天地四方之威，而两隅之地乃不能如其故，是岂理之所当然？此臣之所以深愤痛惜，而又谓天将以资陛下立英伟不世之大功也，惟留神熟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