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见陛下即位以来，早朝晏罢，负扆端庄，渊默弗言；虽在深宫之中，不为佚豫之好。可谓有克肖祖宗之圣质。退朝燕处，翰墨是亲；日御迩英，虚心恭己，以延讲诵。可谓有急于问学之诚心。夫有克肖祖宗之圣质，又有急于问学之诚心，则引而达之，广而大之，正今日之所务也。盖圣人之性与人同，在谨其初而已。夫性之初，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火之始然，一荧爝之微尔；及其至也，其明足以烛万物，其用足以铄金石，其利博矣。然设之弗当，则燎原野，焚玉石，而不胜其害也。泉之始达，一勺之多尔；及其至也，大而为江河，细而为沟浍，其利博矣。然导之非理，则暴怒悍突，怀山襄陵，而不胜其害也。人之性，何以异于是哉？况夫有天下之大，享四海之富，靡曼之声，妖淫之色，足以移其耳目；宫室狗马，珠玉绮绣之玩，足以移其心志。与贤人处矣，而不肖者参之；与正士游矣，而邪人间之。日渐月渍，习与性成，则明者或至于昏，仁者反而为暴。岂其天资之固然哉？设之弗当，导之非理故也。故以舜之为君，而禹告以「无若丹朱傲」；以禹之为君，而其戒见于《五子之歌》；以武王之为君，而太保作《旅獒》以训。至于成王，而训戒益详。周公作《无逸》，又作《七月》之诗；召康公作《公刘》以戒民事，又作《泂酌》以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其诲可谓谆谆矣。故以成王中材之主，而能持盈守成，卒为贤君者，设之得其当，导之适其理故也。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天下之柄，或移于权臣，或假于外戚，或出于宦寺。诸侯或强大而不可制，夷狄或骄慢而不可屈，兵或恣睢而不可使。海内之赋入，或专于彊藩悍将，而县官不能有也；百里之长，或专杀而司寇不能治也。有一于此，人主虽有特起之资，欲治之志，而其势不能以大有为。此古今之通患也。本朝承平百有馀年，政出于一，群臣奉法遵职，外戚奉朝请，宦寺供扫洒而已。州县之势，如臂使指；夷狄引首，待我衣食。制兵与赋，皆得其要。刑罚清平，又前世之所未有也。六圣相传，以至陛下。言其德则光大，言其业则富有，言其势则便利。陛下又有克肖祖宗之圣质，有急于问学之诚心，引而达之，广而大之，欲王则王，欲帝则帝，惟陛下之所向而已。孔子曰：「为君难」。知为君之难，固有时而易矣。何以言之？君道莫难于立己，莫难于知人。己非礼不立，人非言不知也。孔子曰：「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臣请为陛下言之。夫所谓礼，非制度文为之事也。奸声乱色，不留于聪明；淫乐慝礼，不接于心术。非正勿视也，非正勿听也，非正勿言也，非正勿动也。视听言动由于礼，则内之非僻之思无自而生，外之非僻之习无自而入。内有以正其心，外有以正其行。夫然，故施于事亲则孝，施于兄弟则顺，施于族姻则睦，施于郊庙则敬，施于朝廷则庄，施于治民则仁，施于军旅则威，无所施而不当矣。孔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其守岂不约，其效岂不博哉！至于知言，其事尤难。盖言亦多端矣，有辩有讷，有华有质，有是而非，有迂而直，不可不察也。非独如此，人主必有好恶之心，有是非之心。所好者正，所恶者邪，以忠为是，以佞为非，则固善矣。不幸反此，则小人必将逢其所好，避其所恶，矜其所是，讳其所非，以售其奸言，以行其私说。故人主好高远，则窾言入；好卑近，则迩言至；好刑名，则惨刻之说进；好功利，则兴作之谋用。上以此求于下，下以此应于上，同者谓之贤，异者谓之愚。而君子杂处于小人之间，方且逆其所顺，强其所劣。君所谓可而有否焉，必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必献其可，以替其否。如是而君不察焉，则小人日亲，君子日疏，小人日进，君子日退，君子道消，小人道长。此治乱安危之所以分也。治乱安危之分，在于听言之际，岂不可畏也哉？故汉文帝听张释之而退啬夫，则风俗至于笃厚；唐太宗听魏郑公而绌封伦，则致治几于太平。齐桓公不听管仲而进易牙，苻坚不听王猛而信慕容垂，则不旋踵而败亡，其效岂不深切著明哉！伏惟陛下有克肖祖宗之圣质，有急于问学之诚心，宜其于礼不勉而中，于言不思而得。然臣犹惓惓以是为献者，盖天下之物，接于我者无穷，而不能以道观物，则为物所引，而欲必至于败度，纵必至于败礼，尚何以立己哉？天下之言，接于我者无穷，而不能以道观言，则为言所蔽，而浸润之谮，肤受之愬，无所不行，尚何以知人哉？臣愚愿陛下及此春秋方富，血气未定，早为之制。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出入起居，凡所以害德之事，勿为也；左右前后，凡可以荡心之物，勿近也。便僻侧媚，远之而勿亲；直谅多闻，亲之而勿远。动容周旋，唯礼之从，则己无不立矣。无作好恶，无作聪明，使人不能窥。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志，必求诸非道，使奸言不得入。虚心广览，以揆众论。辞寡者，知其人之吉；辞多者，知其人之躁。辞游者，知其诬善；辞枝者，知其心疑。以至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则人无不知矣。有以立己，充而至于美风俗，不难矣；有以知人，推之以修政事，不难矣。方今海内虽号治安，然内则忠邪杂揉，是非纷乱，士节不励，奉公守义者寡，而交私合党者多；外则争讼盗敚，法不胜奸，岁论大辟五千馀人。祖宗以来，未尝如此，风俗未可谓美也。朝廷上下，纪纲不肃，百司庶务，类多文具。官不胜其冗，而未有以革；财不足于用，而未有以制。哀矜恻隐之书日下，而百姓之力未裕也。是故和风未洽，而岁之顺成者常少；恩信未孚，而夷狄之侵侮者尚多。以至寇贼奸宄，所在窃发，政事未可谓修也。陛下诚能蚤留意于此，正己以先之，得人而任之，力行以久，驯致以渐，则岂惟卿士大夫相化以义哉！刍牧之微，裨贩之陋，可使忠厚而知耻矣，岂惟朝廷之上百工得其职哉！海隅障塞之远，抱关击柝之贱，亦皆向方而宿业矣。如是而风俗不美，政事不修，未之闻也。舍是而不务，则接物而不能无累，听言而不能不惑。接物而累，则虽有克肖祖宗之圣质，而败之者众；听言而惑，则虽有急于问学之诚心，而蔽之者多。如是，则风俗愈入于薄恶，政事愈入于弛坏。贵者不能自克，况其贱者哉？近者且犹弗治，况其远者哉？非独如此，人事不立，而望天道之助顺；中国不尊，而望夷貊之允怀，抑又难矣。臣愚故曰：陛下有克肖祖宗之圣质，有急于问学之诚心，则引而达之，广而大之，正今日之所务也。不然，则用心虽劳，而去道愈远；用力虽勤，而为术愈疏。虽日接多士，日求谠言，而终于无补也。《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传》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陛下欲致此，非他，学以求之，思以精之而已。惟陛下留意毋忽，则天下幸甚。

臣闻玉虽美，追琢然后成圭璋；金虽坚，砥砺然后成利器；人主虽有自然之圣质，必赖左右前后磨砻渐染。所闻正言，所见正行，然后德性内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则无不明，以之举事则无不当。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为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囧，亦曰：「命汝正于群仆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唯吉士」。下至西汉，犹诏郡国岁贡吏民之贤者，以给宿卫，则虎贲之任也；出入起居，执器物，备顾问，皆用士人。如孔安国之掌唾壶，严助、朱买臣之专应对，则左右携仆之任也。虽用人有愧于古，亦一时之盛矣。其后，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则引虞世南等，聚于禁中，号十八学士。退朝之暇，从容燕见，或论古今成败，或问民间事情。每言及稼穑艰难，则务遵勤俭；言及闾阎疾苦，则议息征徭；以至讽诵诗书，讲求典礼，咨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军国机微，事务得失，则责之辅相，悉不相干，截然而不紊。相与之际如此，是以后世言治，独称贞观。惜其一时之士，不以尧舜三代之道启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贞观之治，犹须招集贤能，朝夕亲近，然后成功，又况有志于大者乎？伏惟陛下聪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静渊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亲听断，励精为治，其志大矣。臣谓宜于此时，慎选忠信端良、博古多闻之士，置之左右前后，以参讽议，以备顾问。陛下听政之馀，引之便坐，讲论经术，咨询至道。不必限其日时，烦其礼貌，接以诚意，假以温颜，庶使人得尽情，理无不烛。于以增益圣学，裨补聪明，渐染磨砻，日累月积，循习既久，化与心成，自然于道不勉而中，于事不思而得，非僻之习，异端之言，无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则邪佞者远，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则言而为天下则，动而为天下法。其于盛德，岂曰小补之哉！与夫深处法宫之中，亲近亵御之徒，其损益相去远矣！唯陛下留意毋忽。

臣伏读《诗》《书》，见周成王即政之初，咨嗟求助，至于再三。群臣进戒，亦皆至诚恳恻，无所讳避。然考其时，犹在除丧朝庙之后。及康王嗣立，自乙丑至癸酉才九日，而君臣更相训告，如恐不及。夫《诗》《书》所载，固非空言。而康王累然在丧服之中，上下相饬如此其急，岂非天位至重，守之至难，祗畏恐惧，尤在其始，故虽宅忧之际，虚心纳善，亦不敢以已乎？恭惟皇帝陛下聪明恭俭，天质夙成；孝友慈仁，形于言动。自出居邸第，虽未能有所施为，而天下称颂，以为贤王。及践祚数日，张弛废置，出于独断者，莫不曲尽物情，大慰民望，则又天下欢呼，以为英主。此诚宗庙社稷之福，夷夏生灵之庆也。然臣以谓，四海之远，非一人视听之所能周；万几之众，非一人思虑之所能给。必须合天下之目为之视，合天下之耳为之听，合天下之心为之思虑。如是，则陛下不视而明，不听而聪，无思无为，而天下治矣。夫为此者非他，在开言路而已。言路开，则上无不闻之事，下无不达之情。以之振举敝坏，蠲除疾苦，考覈能否，判别忠邪，唯陛下之所欲为，无施而不可也。昔者，以舜继尧，所守一道，然犹明四目，达四聪；及禹继舜，亦拜昌言。在汉宣帝，始亲政事，则诏民上书，去其副封，以防壅蔽。唐太宗初即位，孙伏伽以小事谏，太宗厚赐勉之，以诱言者。至于本朝，可谓平治，而祖宗以来，数诏百官，使以次对。神考举而行之，于熙宁之初，以兴起事功，为后世法。臣愿陛下远观舜禹成康之所行，近迹神考之故事，修转对之制，下不讳之令，明诏百官，下及民庶，使得极言时政，无有所隐。然后陛下择其所善者而行之，且报之以赏。大则加以爵秩，小则予之金帛。其言不足采，若狂妄牴牾者，一切置之，不以为罪。庶以鼓动天下敢言之气，纾发郁堙壅塞之情。当今先务，莫大于此，愿陛下亟行之。

臣窃观近世帝王善为治者莫如唐太宗，人臣善言治者莫如唐陆贽。太宗贞观之治，论者以谓庶几成康，自汉以下莫及焉。虽聪明英武，出自天资，然其要，乃在于广延贤智，博考古今，容受直言，从谏不倦。故唐史官掇其大者，别为一书，谓之《贞观政要》。陆贽事唐德宗，自为学士至宰相，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盖其论议反复条畅，切于事情，周于世用。而要其归，必本于帝王之道，必稽于六艺之文，虽贾谊、董仲舒不能远过焉。今其言见于世者，有《奏议》数十篇。此二书虽一代之文章，实百王之龟鉴。卷帙不繁，词理明白。臣愚伏愿陛下退朝之暇，䌷绎经史之馀，取二书置之座右，留神省览，如御珍羞，必有以开广聪明，上当圣意。发言行事，以此为准，庶于盛德，有补万一。

伏蒙宣示方轸章疏一项，论列臣：「睥睨社稷，内怀不道。效王莽自立为司空，效曹操自立为魏国公。视祖宗神灵为无物，玩陛下不啻若婴儿。专以绍述熙丰之说为自媒之计，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谤讪诋诬恐赫天下。威震人主，祸移生灵，风声气焰，中外畏之。大臣保家族不敢议，小臣保寸禄不敢言。颠倒纪纲，肆意妄作，自古为臣之奸，未有如京今日为甚。爰自崇宁已来，交通阍寺，通谒宫禁，蠹国用则若粪土，轻名器以市私恩。内自执政侍从，外至帅臣监司，无非京之亲戚门人。政事上不合于天心，下悉结于民怨。若设九鼎，铸大钱，置三卫，兴三舍，祭天地于西郊，如此之类，非独无益，又且无补，其意安在？京凡妄作，必持说劫持上下曰『此先帝之法也』，『此三代之法也』，或曰『熙、丰遗意，未及施行』。仰惟神考十九年间，典章文物，粲然大备，岂蔡京不得驰聘于当年，必欲妄施于今日，以罔在天之神灵？凡欲奏请，尽乞作御笔指挥行出，语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挥，更不施行，则又语人曰：『京实启之也』。善则称己，过则称君，必欲陛下敛天下怨而后已，是岂宗社之福乎？天下之事无常是，亦无常非，可则因之，否则革之，惟其当之为贵，何必三代之为哉？李唐三百年间，所传者二十一君，所可称者太宗一人而已。当时如房、杜、王、魏，智虑才识必不在蔡京之下。窃观贞观间，未尝一言以及三代。后世论太宗之治者则曰：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京不学无术，妄以三代之说欺陛下，岂不为有识者之所笑也？元丰三年，废殿前廨宇二千四百六十间，造尚书省，分六曹，设二十四司，以总天下机务。落成之日，车驾亲幸，命有司立法，诸门墙窗壁辄增修改易者徒贰年。京恶白虎地不利宰相，尽命毁坼，收置禁中，是欲利陛下乎？是谓之『绍述』乎？括地数千里，屯兵数十万，建置四辅郡，遣亲信门人为四辅州总管，又以宋乔年为京畿转运使。密讽兖州父老诣阙下，请车驾登封，意在为东京留守。是欲乘舆一动，投间窃发，呼吸群助，不知宗庙社稷何所依倚？陛下将措圣躬于何地？臣尝中夜思之，不觉涕泗横流也。臣闻京建议立方田法，欲扰安业百姓，借使行之，岂不召乱乎？又况数年间行盐钞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脱赚客旅财物。道途行旅谓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行旬浃，又报盐法变矣。钞为故纸，为无物，家财荡尽，赴水自缢，客死异乡，孤儿寡妇，号泣吁天者不知其几千万人，闻者为之伤心，见者为之流涕，生灵怨叹，皆归咎于陛下。然京自谓暴虐无伤，奈皇天后土之有灵乎！所幸者，祖宗不驰一骑以得天下，仁厚之德，涵养生灵，几二百年矣，四方之民不忍生事。万一有垄上之耕夫，等死之亭长，啸聚亡命于一方，天下向应，不约而从，陛下何以枝梧其祸乎？内外臣僚皆京亲戚门人，将谁为陛下使乎？京乘此时，谈笑可得陛下之天下也。元符末年，陛下嗣服之初，忠臣义士明目张胆，思见太平，投匦以陈己见者无日无之。京钳天下之口，欲塞陛下耳目，分为邪等，贼虐忠良。天下之士皆以忠义为羞，方且全身远害之不暇，何暇救陛下之失乎？奈何陛下以京为忠贯星日，以忠臣义士为谤讪诋诬，或流配远方，或除名编置，或不许齿仕籍。以言得罪者无虑万人矣，谁肯为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髫一顽童耳。京遣攸日与陛下游从嬉戏，必无文武尧舜之道启沃陛下。惟以花㘽怪石，笼禽槛兽，舟车相衔，不绝道路。今日所献者则曰臣攸上进，明日所献者则又曰臣攸上进，故欲愚陛下，使之不知天下治乱也。久虚谏院不差人，自除门人为御史，京有反状，陛下何从而知？臣是以知京必反也。臣与京皆壶山人也，案谶云：『水绕壶公山，此时方好看』。京讽部使者凿渠以绕山。日者星文谪见西方，日蚀正阳之月，天意所以启陛下聪明者可谓极也，奈何陛下略不省悔默悟？帝意止于肆恩赦，开寺观，避正殿，减常膳，举常仪，以答天戒而已；然国贼尚全首领，未闻枭首以谢天下百姓。此则神民共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久矣。陛下勿谓雉鸣乎鼎，榖生于朝，不害高宗、太戊之德；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害尧、汤之圣。古人之事出于适然，今日之事祸发不测。天象人情，危慄如是，伏惟陛下留神听览，念艺祖创业之难，思履霜坚冰之戒。今日冰已坚矣，非独履霜之渐，愿陛下早图之，后悔之何及！臣批肝为纸，沥血书辞，忘万死，叩天阍，区区为陛下力言者，非慕陛下爵禄而言也。所可重者祖宗之庙社，所可惜者天下之生灵，而自忘其言之迫切。陛下杀之可也，赦之可也，窜之可也，臣一死生，不系于重轻。陛下上体天戒，下顾人言，安可爱一国贼，而忘庙社生灵之重乎！冒渎天威，无任战慄之至，谨备录如后」。臣读之骇汗，若无所容。臣以愚陋备位宰司，不能镇伏纪纲，讫无毫发报称，徒致奸言干浼圣听。且人臣有将必诛之刑，告言不实有反坐之法。臣若有是事，死不敢辞；臣若无是事，方轸之言不可不辩。伏望圣慈付之有司，推究事实，不可不问。取进止。

右，臣今年三月准宣命入内充进士覆考官。及臣自守官以来，累蒙差入试院对读考校，熟见举人科场文字，颇知诗赋、经义取士利害之实。自朝廷议改科举，欲具奏陈，而臣备员府僚，事务繁并，猝无须臾之暇，得尽愚见。今臣获解府事，待罪儒馆，窃闻士大夫所论科举之利害，犹未有定说。尚诗赋者，则指经义为易习难考，而不言诗赋之名卑于经义；尊经义者，则指诗赋为雕刻无用，而不思经义于取士其实如何。诗赋、经义之利害固已未决，而又各匿其所短，暴其所长，此所以更相不信而无定说也。夫诗赋非经义之比易见也，使举子为声病偶俪之文章以应有司之求，与以圣人之经，原圣人之意而立其说，则道之尊卑，志之远近，不待言而可明矣。然诗赋之行几五六百岁而未厌，自隋唐以来高才达识，立功名、有道艺者往往出于其间。经义之行无二十年，天下已有倦色，而亟复诗赋。岂尊且远者不足以济务，而卑且近者反宜于世耶？盍亦要其本末始终而论之？盖经术者，古学也，可以谋道而不可以为科举之用。诗赋者，今学也，可以为科举之用而不足以谋道。今若使天下之士不为科举而治经，且如辅嗣之治《易》，康成之治《礼》，安国之治《书》，杜预之治《春秋》，则虽举隋唐以来诗赋，岂能及四人之所治？如纳四人于今日科举之间，则亦化为举子之文章矣。诗赋、经义之利害至此而见，臣请明言之。扬子曰：「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度，则其载物也薄矣」。盖言圣人之经幽深闳远，如天地之高厚，非可以不道治也。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而汉唐诸儒亦多抱经白首然后名家，近世如孙复治《春秋》，居泰山者四十年，始能贯穿，自成一说，人犹以为未尽《春秋》之旨意。而熙宁、元丰之进士，今年治经，明年则用以应举。谓传注之学不足决得失，则益以新说；新说不足以决得失，则益以佛老之书。至于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于有司。圣人之经术遂但为卜利禄之具，要之应举得第而已，岂有正心诚意治经术，谋圣人之道者哉？臣愚不知以经义为科举者，欲尊经术耶？欲卑经术耶？欲卑经术，固无此理，然使举子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有司，而为卜利禄之具，则是欲尊经术而反卑之。诗赋之学固无益于圣人之经，而圣人之经术不为举子之所乱，尚自若也。士之有志者，不害于科举之外，正心诚意治经谋道。若曰：「治经为佛老之学与分章析字、旁引曲取者，皆前在位者之所使，今而不为，何损于经」？则既以经术为卜利禄之具，使求合于有司，得失之虑交于目前，臣恐后日在位者之所使，有甚于前日者矣。要之为术不善则一矣，岂可逆知其无损？此诗赋、经义之利害可得论者一也。夫举子之取名第，止问得失而已；既问得失，则不得不趋时所尚。故王安石在位，则经义欲合王安石；司马光在位，则经义欲合司马光。其小焉者不可胜论，臣请论其大者。王安石不治《春秋》，熙宁、元丰之间经义遂废《春秋》一科，而学者亦讳《春秋》不言。司马光治《春秋》，元祐之间经义皆班班附会《春秋》以为说。此可谓正心诚意、治经谋道之人乎？于圣人之道有损乎？有益乎？虽然，不可以责举子也。彼应举，必有得失之虑；既虑得失，则不得不以经义取合于在位之人。王安石在位而经义不合王安石，则有司不敢取。知有司不取而应举，则不若勿应而已矣。天下应举者无虑数十万人，而人人皆以经义苟合于在位以卜利禄，则风俗伤败，操行陵夷，未必不由科举之致。故诗赋虽为无用，然作《圆丘象天赋》，则止赋圆丘象天而已矣；作《尧舜性仁赋》，则止赋尧舜性仁而已矣。虽欲取合于在位之人，其路无由。而取合固已无益，所以不为。难臣者曰：「废经义而用诗赋，诗赋不可以取合。若以策论合于在位，则如之何」？臣应曰：以策论合于在位固所不幸，而又益以经义使为合，岂嫌取合之少乎？然科举之体，常以诗赋、经义定去留，策论定高下，彼于去留之间无以取合，则为高下而取合者必少。故治平之前以策论合在位者，未有如熙宁之后以经义合在位者甚众也。此诗赋、经义之利害可得而论者二也。夫取士之道古亦有之，乡举里选是也。今朝廷若复乡举里选，方得取士之正，是求贤也，是求能也。如谓乡举里选未可猝行，则今日之取士非敢必曰求贤，亦非敢必曰求能，特为科举不可废而立法尔。若曰求贤，则诗赋、经义均不知人之贤否；若曰求能，则诗赋、经义均不知人之能不能。既贤能不可以科举得，则诗赋、经义姑问其为科举之后便与不便尔。盖诗赋虽若无足为者，而题目或出于经，或出于史，或出于诸子百家。而习诗赋者，必须涉猎九经，汎观子史，知其节目精华始可从事，而策论之中又自有经义。试取举人未罢诗赋之前策论之中所说经义，与既罢诗赋之后专治经义者校之，相去几何！而涉猎汎观，必粗知前言往行、治乱得失，而聪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见于世者甚众。由是观之，诗赋虽若无用，而其术能使举人粗知前言往行、治乱得失而通于事。是其名则卑，而施于科举偶得其术而便尔。至于经义则不然，为《书》者不为《诗》，为《诗》者不为《易》，为《易》者不为《礼》，为《礼》者不为《春秋》，是知一经而四经不知也。虽有策论，而论题自见所出，易于为文；策则人人皆挟策括以待有司，不出掌握，举可问者具在其中，非所以广学问也。虽多闻博识之士世自不乏，而所治之书粗通，策问有备，遂可以得名第，其势不暇留意于其他书史。若非常从旧日科举之人，则所谓前言往行、治乱得失，殆无以自见于世。是经义之名则尊，而施之科举偶非其术而不便尔。而又自隋唐以来，高才达识，立功名、有道艺者，往往出于诗赋之科，似有成效。今朝廷必欲效古以兴贤能，则请俟复乡举里选。如止为科举不可废而立法，则异日设官分职，凡所与共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举而进，非细事也。则诗赋、经义之学，不识当取施之科举已见成效，与知其术可取者为之耶？当取施之科举未见成效，与知其术之不便者为之耶？此诗赋、经义之利害可得论者三也。至于诗赋则有声律而易见，经义则是散文而难考。诗赋所出之题取于诸书而无穷，经义所问之目各从本经而有尽。诗赋则题目百变，必是自作之文；经义则理趣相关，可用他人之作。诗赋则难为豫备，足见举人仓猝之才；经义则易为牢笼，多是举人在外所撰文字。诗赋则惟校工拙，有司无适莫之心；经义则各尚专门，试官多用偏见以去取。如此小小利害，难以究述。今朝廷虽复诗赋以取士，而诗赋之上犹存经义，是诗赋、经义之利害均也。若以经义为可行，则无事复诗赋；若以经义为不可行，则既复诗赋而又略存经义，不过欲举人诗赋之外更知经尔。虽然，又非术也。昔科举之未变也，诗赋以观其词采，策论以观其经术时务。论题出于六经，是经术也；策问而及经旨，是亦经术也。岂必名为大义则谓之经术，不名为大义则不谓之经术？盖昔之策论虽非大义，而策问论题或出于《易》，或出于《礼》，或出于《诗》、《书》，或出于《春秋》。无所不出，则举人亦无所不留意。虽非纯于经者，而《诗》、《书》、《礼》、《易》、《春秋》必泛达也。今既于诗赋之外人治一经而为大义，则策问论题必须避举人专治，而不敢出于五经之中。举人知策问论题不出于五经，所以备有司者约矣，则亦将为《书》者不为《诗》，为《诗》者不为《易》，为《易》者不为《礼》，为《礼》者不为《春秋》，是亦知一经而四经不知也。虽有诗赋，而举人为诗赋留意与为经旨而留意五经者取舍不同，是诱之使浅，驱之令狭也。为今之策，莫若专复诗赋以取士，而不累于科举以进治经之人。专复诗赋以取士，则隋唐以来高才达识、功名道艺或可以兼至；不累于科举以进治经之人，则圣人之经旨庶不为科举之所乱。若论今之举子已习经义，虽复诗赋而有不能为者，则愿设嘉祐明经之科，以待不能为诗赋之人，所取之数与推恩薄厚，少增损于嘉祐之制，则人无难矣。盖明经近于经义，而术与今日经义利害不同。取明经常少，取进士常多，则天下之应举将自化而为诗赋，不以法制而渐复其旧，术之善者也。以经义取士，实虽不至而名近于古；以诗赋取士，实则几矣而名不及于经义。今区区者徒见朝廷罢经义、复诗赋，则以为好古而已矣，而不知经义之不可累以科举也。既罢之后，当诏天下求穷经谋道如胡瑗、孙复、石介者，置以为博士教官，使传道于诸生，则今日之所尚，才得经术之正而无科举之累，道之美者也。盖旧政已废而复之，其名近古而改之，则民疑。然则专复诗赋以取士，设嘉祐明经之科以待不能为诗赋之人，而又诏天下求穷经谋道、不累科举者，使传道于诸生，则政有并举，才无或弃，亦可以释民疑矣。惓惓之忠，惟朝廷裁择。

〔贴黄〕臣窃见朝廷平日举事，虽事体不大，犹多循用故常，慎于更改。虑更改之后恐有意外利害，非目前思虑之所能尽，不若循用故常之为便也。今以诗赋取士，所从来远，且以本朝言之，如吕端、李沆、王旦、鲁宗道、王曾、韩琦之徒，百十年之间，凡所与安社稷、治天下，多出于昔日进士之科，其为故常亦大矣。然则凡今之所以论科举者，非止为科举而已，盖知异日亦将求柱石股肱于其间，非细事也。如度用经义决能取士过于诗赋之所取，则今日所论诗赋、经义皆是馀事，勿恤可也。若未能臆度，恐误朝廷久远用人之计，即乞更加审谛，以平日举事慎于更改为意。诗赋策论四事之中，诗赋最难修习。自非超异绝出之才，作诗赋兼策论以从科举，未见其有馀力也。今既为诗赋策论，而又于诗赋之前增大义一场，深虑举人力所不逮。兼自来科场逼试之时，皆息力养锐。入试第一场诗赋，至次日入试论，文字不多方可。第三日却试策。今于诗赋之前先以大义一场困之，至次日才试诗赋，不惟场第太多，考校增冗，兼举人就试必所患苦。然朝廷复诗赋又试大义者，必以大义为经术之故。但举人习诗赋止欲得名第，习大义亦止欲得名第，皆借以为干禄之具，非真所谓经术也，与诗赋何异？

臣某言（云云。）：知因知革，百王所以从宜；世重世轻，三典于焉迭用。大布维新之圣宪，例颁无补之守臣。祗荷宠光，伏深愧汗。臣（中谢。）伏以皇帝陛下乾行刚健，贲揭文明，俯哀众愚，迪循大卞。虽前王所恃箸乎律，必本于人情；而上德以宽服其民，亦稽诸时变。譬彼当更之琴瑟，晓然难犯之江河。其属三千，而该节文；若数一二，而得凡要。遂孚有截，兹谓不刊。臣敢不练达章程，训齐品庶，肃雷风之大号，谨金玉之宽条。尚俾愚民，知钦哉惟恤之尧舜；更期盛世，几措而不用之成康。臣无任（云云）。

臣伏观唐虞盛隆，五服迭朝，更夏商周，斯制加密。禹会涂山，玉帛万国；至于商汤，爰有景、亳。丰宫岐阳，成康是因；三朝受图，汉人赋之。区区朝仪，末造有唐，亦或不废。况膺正统、席归运，未有若我宋之盛，而陛下之跻闳休、缉坠典也邪。若乃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此而不缀，非翰墨者罪欤？小臣被学最旧，于颂为宜。为颂曰：

皇帝嗣位，十有二载，天庥地涵，与物开泰，曰臣曰妾，罔有内外。章甫短后，秀颠髫睟，陶粹饮和，万室一态。朝跻畯良，狱洗钳釱，锱文黄辉，扰籞嬉濑。皇帝曰嘻，当饬蛊壤，奉先纪元，庶靡恫悔。有司跽言，月征日迈。往虽郊见，继又祢配，协休登平，民物和会，惟是班朝，亦礼之大，懿典徽纲，不可弗再。请以孟陬，百执前戒。帝曰俞哉，往践毋懈。于时三朝，错事展寀。初阳载暾，晨阴剥解。梢󷌻扶魑，飞廉肃𣋞，旄头陛楯，韎韐金介。万官翔洋，至止蔼蔼，鹓纷鹭缀，屏息收噫，冠纚联联，璀璨韨佩。五路中陈，驷虬沛艾，芝盖葩华，煜爚綷䌨。如星拱极，如水委海，如天斯临，如日斯挂。众乐备举，缥以清籁，《乾安》、《正安》，迭用并采。虡业腾拿，柷裒敔杀，么么刊落，兜离僸佅。奄臻八纮，效琛走贝，地官宗伯，履贡斯在。四夷君长，立列蕞蕞，濮铅凫更，辽差羌辈。藿心晞阳，左言椎䯰，舌人象胥，委体司话。尉臣稽首，赫我昭代，农敏于畴，吏康于縡，卧鼓韔弓，不怵边趸，万宇更始，拥相骈赉。天子万年，福禄攸介，尉臣稽首，礼则不忲。玉色粹温，旁诹下逮。孰为蟊螟，孰致劬劢，财力孰赢，仕课孰最，孰有国急，孰斯民害，孰俊未蒐，孰冗未汰，孰惩孰革，孰劳孰徕。百辟愉愉，并受诰诫。天子万年，衎衎乐岂。尉臣稽首，竣事而退。于皇缉熙，裒时之对，零我渥恩，鸿濛汪濊。圣敬日跻，取乾用夬，天子万年，万世永赖。

右，臣辄沥血诚，仰渎天听，事出迫切，无复文饰，惟冀圣慈，留意省览。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延和殿与左司谏韩川同奏胡宗愈奸邪朋党，不堪大任。自后十九次上疏条陈罪状，而五月中台臣亦有弹劾，迁延至此，未蒙施行。向者孙觉、杨康国相继辞职而去，独臣与川始终论列，未尝敢置。自十一月后，川见陛下未赐听纳，坚乞外补。臣本欲岁前上殿更以公论开陈，而川别有除命，不复供职。臣以左右省并无谏官，拘碍文法，不敢独员乞对。同时言事之人，去之殆尽，臣若更顾身计，不为陛下极辨邪正，则台谏之风日亦衰替，奸慝之势日益盛强，实于圣朝所损不细，此臣所以愤懑感发而不能自已也。臣历观祖宗以来，言者弹击执政，未尝有是非不决、枉直两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迫于众议，亦尝以宗愈为言，而依违观望，不敢深论。臣窃料其意，不过以谓陛下若逐宗愈，则常辈将欺罔搢绅曰：「朝廷用我之言，已罢执政矣」；若臣所论大过，忤旨获谴，则常辈初无切直之言，又可免责，进退无患，足以窃位。陛下用此等人持纲纪耳目之任，亦何补于圣德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污庙堂，又忧常等之坏风宪也。臣伏睹陛下即政之初，首开言路，擢用忠良，使在台谏。如刘挚、王岩叟等论蔡确、章惇之罪，则陛下为之罢确宰相，罢惇知枢密院。又论张璪奸邪，则璪罢中书侍郎。孙觉等论韩缜不协人望，陛下用缜为右仆射，才方数月，遽令外补。傅尧俞等论李清臣无状，则清臣罢尚书左丞。自是四海之内，莫不歌颂厌服，以谓陛下用人纳谏，有祖宗之风，故三数年间，公议得行，大臣知畏，奸人歛迹，君子道长，岂非用此道欤？今宗愈自进用以来，惟其朋党之外，无一人以为可者。其怀奸为利，与璪辈何远？其昏谬无补，则又甚于缜与清臣。岂陛下前日去数人之易，而今日去一宗愈为难哉！臣读魏郑公之谏唐太宗曰：「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以后，见人谏诤，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勉听受，终有难色」。臣窃谓太宗之烈足以比迹汤武，庶几成康，然责之以备，则有愧于三代之隆者，特在于不能慎终如始而已。《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愿陛下以《诗》《易》之言为法，以唐太宗之事为戒，无使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臣之狂愚，逆陛下之心多矣，惟求诸道，则或有万一之补。伏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计，早罢宗愈，断之不疑，更择忠厚端正之人，置于言路，以代常等，庶几协力，上裨圣治，天下幸甚。

〔贴黄〕臣叨被上恩，不次擢用，未能报塞万一，岂敢轻为去就。然自来论列执政，是非固难并立，臣之悃愊，尽于此章。若圣意确然不回，则是臣言无补，须至援引故事，自求贬黜。况宗愈顾惜名位，不知廉耻，傥陛下务为优容，俟其自请，以理度之，必无是事。又虑圣慈不欲出臣之奏，恐伤体貌。臣已一面申三省乞奏请前后章疏付外施行去讫。伏乞早赐睿断，去邪勿疑，以慰天下之望。

臣伏睹七月二十六日手诏，以彗出西方，责躬引咎，敷求谠言，以正厥事。臣伏读感欷，以为天道难知，不可隐度。今圣心恐畏，退托损抑，有以见不讳之朝，度越前古。臣愚不肖，虽吏守外藩，不敢不布肝膈，少裨万一，伏惟神明幸察。臣窃以为方今政事之急，谩为三说九宜，上冒天听：一曰治本，二曰缓末，三曰纳言。治本之宜有三：一宜养民。汉之传国至昭帝而六世，藩臣之变，外戚之祸数矣。唐之传国至明皇而六世，如汉之变，而又有巨盗之患。今大宋之临御，而陛下之继统，世数与汉唐同，而曾无一方之患，其得人心可见矣。茍非累圣德泽，涵养深厚，视之如伤，爱之如子，则何以固结其心若此？伏自陛下布行新政以来，参酌古今，著为良法，便民者为不少矣。而民情戚戚，不以为安，推原其端，盖缘朝廷措置大率急于公家，而缓于民事。窃观先王之政，上之忧下也深，则下之报上也厚。故其诗曰：「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上忧下之诗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报上之诗也。上下之情其相亲如此，则怨恶不顺，何由生乎其间哉？故马周之对太宗，以为「贞观初，匹绢易斗米而人不怨者，知陛下忧之也。五六年来，匹绢易谷十数斛而民怨者，知陛下不忧之也」。此言极要，颇同今日之意，臣试举其一二。免役钱本率众以给佣，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所在猥积，至有一县之人出者半，羸者半，而取之不已。遇水旱未尝有所蠲减，贫下未尝有所贷免，此民情戚戚之一也。市易本以抑兼并，便众业，而公利在其间。民有艰急匮乏之期，方之他取于富室，则无倍称之息。然吏或不良，乘民之急而掊克无已，徒欲收赢取偿，而不顾事体之宜与法令之本意。诱陷无赖子弟以隳产者有之；予民者高其物估，以巧取息者有之；一物也，朝贵卖而夕贱买者有之，此民情戚戚之一也。保甲者，先王什伍教民之法也，不专为兵而已。今有司惟以坐作进退、射艺精粗为急，而不问推行考察奸盗、去恶奖善之意。而又富者逸而贫者劳，或遇饥馑，则将有流散不可号召之虞，此民情戚戚之一也。凡此特法令之未备，或吏奉法不谨之过，以陛下之圣明而修正之，宜无难者。二宜教士。舜九德，文王作人，周公三物，皆为先王教士之实。今闻以才选者矣，未闻以德进也；闻以文词选者矣，未闻以行进也。臣窃以非大变其法，则终不能得教士之实。其变法谓何？责之郡县监司保任其才行，以升于尚书，各试其所知而命之，则士劝于善。不专以文词设科，则士业崇本。凡此一改法令，则天下从之矣。以陛下之圣明而修正之，不五六年，必收其效。三宜重谷。自古国家之患，未有不缘民饥而起也。今县官积钱，所在贯朽，而仓廪至无半岁之实，诚可忧也。盖自常平之法行，而群司各计其利，故转运司唯有租税征科之入而已。其岁入既不足以充费，故于储蓄之计，虽欲贱籴而不暇为也。常平虽有折纳歛籴之法，而吏多不能推行万一。水旱方千里，则积镪之饶将无用，而民之强者众而为盗，弱者流离沟壑而无以救矣。臣近尝上乘岁丰积谷之议，颇合事机，而亦可行于久远，伏望裁察。凡此特法令之未备，或吏奉法不谨之过，以陛下之圣明而修正之，宜无难者。缓末之宜有二：一宜缓治夷狄。中国本也，夷狄末也。先王之政，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国，声教所暨，故舜之命官，猾夏者治之，然则不为中国患者，王者不治也。或者谓夷狄之地可辟而郡县之，夷狄之民可冠带而赋役之，窃谓过矣。以四海九州之广，而欲沙漠不毛之地以为富；以兆民多士之盛，而欲左衽鴂舌之人以为众，徒见有糜敝所重，而未见其可也。虽有前代丧失之地，茍非民情来附，未足以用众。一宜缓治兵。兵者，先王所治而非所以为先也。卫君问陈于孔子，而孔子答以俎豆之事。盖礼教有所未修，而先之以军旅之事，则语道非其序也。今刑政虽讲，而未可谓尽中；礼乐虽修，而未可谓尽善；教化虽布，而未可谓尽行。然则今日之政，宜有急于兵者焉。凡此非可废之事，特在陛下施为之有先后而已。以陛下之圣明，留意而条别之，宜无不得其序者。纳言之宜有四：一宜广言路。古者群臣，人人得谏，故曰「工执艺事以谏」。工尚谏，则馀可知矣。所谓争臣七人者，在位皆谏，谏而又当必争者有七人而后可。今陛下虚心待下，未尝大声以色，而谏者未始有闻于天下，谏而必争者未始见其人。方唐太宗之时，当亡隋之后，人物寡少，而谏者满朝。今陛下承累世文明之盛，而遂使史笔无书谏诤之事，亦可谓阙典矣。二宜宽侵官之罚。凡人臣之居外，见不便于民，有害于政者，大者闻诸朝，小者以其职而行之是也。今一切禁止，不使相侵，则朝廷必有不闻之事，而民庶必有失职之苦矣。三宜恕诽谤之罪。自古有为之君，更制天下之事，未有不被毁訾于世者。以盘庚之明，周公之圣而不免，况其下者哉？盖众人者常情，不达义理，乐因循而惮改作。改作之始，未见其利，而翕然非之。圣人于此，特恕其无知而宽之可也，岂足以与之较量长短是非哉？故汉文深知其意，直除其罪，以度容之而已。茍设峻令以防之，非不遽止，然愚庸之情不自知语言之过而非其上矣。四宜容异同之论。古者衮服之饰，必以黼者，取其两已相背而能成政也。两已相背，至铭诸躬，而日服之以为监，有以见人君御臣之深戒，在于喜同而恶异也。舜伐三苗，禹以为可，益以为不可，然不害并为九官。周公相成王，召公不悦，然不害同为十乱。《洪范》谋及卿士，则三公之论有不用焉。《周官》询及万民，则卿士之谋有不取焉。夫然后可以通达众志，辅成大业。茍取其所同而舍其所异，则晏子所谓以水济水，孰能食之者也。非特如此而已，茍欲其同，则必有诞谩诈欺以附同者矣；苟恶其异，则必有诡随面从以免异者矣。使人臣皆怀诞谩诡随以事上，殆非朝廷之利也。窃闻议者必使廷臣无异论，乃谓之一道德。为此说者似不思也。夫一道德以同俗者，盖谓典常之教不可不同也。今以政事之殊，有可有不可，有宜有不宜，有损有益，而必一而同之，恐非圣人之意也。所恶异论者，岂非以其沮议害事而恶之耶？苟导之使言，而择之在我，则虽有沮议害事之言，在吾所弃，固不能为患也。凡此无难改之势，而有速应之实，盖在陛下为之而已。如前所陈，盖陛下政事之形容于外者，臣得以揣度而陈之。至如陛下圣性之渊徵，君德之崇厚，惟几以成天下之务，惟深以达天下之志，臣之愚陋，莫得而测焉。伏惟仰观天心，旁考古义，绌奇论而用中道，则天下幸甚。

臣闻人主之术无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与议论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执政，和阴阳万物，宰制百辟，镇抚四夷，与天子经纶于帷幄之中者也。议论之臣者，谏官御史，学术知古始，器识通世务，奋不顾身，与天子辨曲直、争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执政之臣以行之，有议论之臣以言之，则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无所事。不然则虽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继日，犹无益也。臣请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于仕版者，盖以万计，有智者，有愚者，有贤者，有不肖者。若智与贤，则功利之所从兴也；愚与不肖，则罪害之所从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虑，一耳目之聪明，而当天下功罪利害之机，非有政事之臣，则百官之进退奈何而不乱也？然人之难知久矣，实愚而似智，实智而似愚者有之；实贤而似不肖，实不肖而似贤者有之。申以亲疏之异，重以好恶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贤不肖而付之于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议论之臣，则进退当否奈何而知之也？虽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议论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谏官，略御史，犹股肱便利而耳目盲瞆也。任议论之臣而轻宰相，薄执政，犹耳目聪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胜，使之适平而已。汉成帝用王凤为大将军，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京兆尹王章言之，为凤所陷，罪至大逆，故阳朔之后，天下以言为讳。唐明皇用李林甫为相十有九年，颛政用事，补阙杜琎上书，斥为下邽令，由是谏诤路绝。此则任政事之臣太胜也。汉武帝擢严助、朱买臣、吾邱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之徒于左右，朝廷有政事，辄令助等与大臣辨论，大臣数诎。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诏书，所与图事者，李齐运、裴延龄、韦渠牟而已。此则任议论之臣太胜也。臣闻仁祖时，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群臣无得预者，除授或不当，虽贵戚近属，旨从中出，辄为固执不行；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政事之臣得以举其职，议论之臣得以行其言，两者之势适平，是以治功之隆，过越汉唐，与成康相先后，盖繇此也。陛下即位以来，图任老成，属以政事，屡下明诏，使中外大臣举谏官，荐御史，保任骨鲠，以备献纳之科，可谓得人主之要术矣。愿鉴汉唐之弊，专取法于仁祖，常使两者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

臣闻御天下之术，必审天下之势，不审其势，而己信臆决，行其所谓道，守其所谓法，则虽有刚严果断之材，或失而为刻深；慈惠恻隐之意，或坏而为姑息。何则？设之不当也。夫圣主之于天下，岂尝有意用术哉？天下有彊势，吾则有宽术；天下有弱势，吾则有猛术。非彊非弱，天下无势；非宽非猛，吾亦无术。盖无势者，天下之常势；而无术者，圣人之至术也。虽然，御彊势者必以宽，而彊之弊实生于宽；御弱势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实生于猛。何则？昔汉之文、景，承高祖开创之后，接吕氏蹀血之馀，除诽谤，去肉刑，减笞法，定箠令，可谓宽矣，而诸侯逆命，夷狄侵边。孝武不胜其愤，力攘匈奴，诛两粤，大臣相继而入狱，二千石连颈而伏诛，巫蛊之祸，至于夫妇父子之间而不相保。由是言之，岂非彊之弊实生于宽耶？昔唐肃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乱，来归者戮于独柳之下，待罪者毙于缧绁之中，可谓猛矣，而庆绪荐兴，思明复起。代宗深鉴其事，舍胁从之罪，缓污染之诛，至于封豕长蛇无所惩艾，忠臣义士切齿不平，王室陵夷之渐盖基于此。由是言之，岂非弱之弊实生于猛耶？是故救强之弊，必于崇宽之时；救弱之弊，必于尚猛之日。夫强弱之相乘，宽猛之相代，犹东之有西，昼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顾昧者不知耳。昔陵阳严诩将去颍川，谓掾吏曰：「我以柔弱召，必选刚猛代，代到，将有僵仆者矣」。及何并至郡，首治钟威、赵季、李款之狱，果如诩言。以诩、并观之，则天下之势，可以前百年而预定。古者，刑罚世轻世重，不为定论。文王之时，关市讥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时，则关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后弛之。推此类而言，则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审天下之势而为之者也。《传》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弛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夫《传》所谓和者，则臣之所谓圣人之至术者欤。

某闻市必立平，《法言》以之喻旨；有翼不飞，真侣为之太息。何者？作书以载言，书成而言有遗；立言以达意，言穷而意不尽。若然者，言固非尽意之具，书固非尽言之器。然书契之用，自虙戏氏以来，百世不废。盖言虽不足以尽意，书虽不足以尽言，而善探索者，寻其所书，有以识其所不书；考其所言，有以致其所难言。故前圣后圣，代有所造，而几深之理，穷经者未易自致也。昔三代以来，文武而上，咸以甚盛之德进居大宝，妙用格上下，善政周动植，民自黄发迨于齯齿，渐仁摩义，周旋礼乐，薰陶涵养乎中和之域，而邪僻不作，人有士君子之行，不诡于道而咸可以从政。故其书曰：「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当是时也，岂复寻章摘句，考诂释训，求鱼兔于筌蹄之下，挹酒醴于糟粕之中乎哉！成康既没，圣王不作，仲尼以上圣之德，栖迟旅人，其志终莫之行矣。而文武之道不可失坠，于是作六书以载之后世。言情性之真，辨正变之理，则存乎《诗》；记已行之事，明帝王之制，则存乎《书》；示节文之体，通损益之用，则存乎《礼》；备制作之文，达和乐之情，则存乎《乐》；穷大道之蕴，抱变化之妙，则存乎《易》；辩善恶之实，正诛赏之权，则存乎《春秋》。古之人采其真以内游，藏其用以役物，至于辅引诱掖，剪裁驾驭，妙微显阐之术，举在是矣。则斯六者何异乎？嶰谷之断竹，峄阳之孤桐，众人作之，不过音响；必得伦文，然后能协丹凤之和鸣，起玄阴于炎夏。前世流别家殊，徇其所察以自名之士，莫不读其书矣。至乎粹纯而不驳，中正而不诡，无愧于圣人，而可以为孔子徒者，盖亦鲜焉。杨子以为我而绝物，墨子以兼爱而丧己，邹衍以谈天而废人，惠施以雄辩而悖理，申韩以刻覈而不中，庄列以诙诞而诡谲。是皆失其师资，徇其私智，蔽夫一偏一曲，而不能与于大全者也。汉世师道虽立，弊生专门，人矜家学，不顾其本。一经之书，所授或异，则互相诋訾。浮言溢论，枝叶扶疏，生已白颠，经或未毕。故子云有「鞶帨」之叹，太史著「寡要」之论。自兹而降，人述章句，家有训诂，千载之间，虽干戈间起，俎豆时寝，而讲解述作，代不绝人。历世既多，浸以增衍，穷经之士，往往翻绎街谈，荟萃巷说，闭门却扫，取足于编简之上，偃蹇傲睨，无歉然之色。人人自以为游、夏，家家自以为轲、雄，赢粮裹足，蹑屩担簦之风不复闻矣。谓众简可以尽至言，多言可以达微旨，不知言简有所不能尽，而师道不可废也。故后世之士，守经制行，缘饰吏事，扬立名节，炳然可观，有如两汉之风者鲜矣。某读书至乎《礼记》，见其言舛駮不经，未尝不掩卷而疑焉。惟《王制》之篇，虽杂四代之制，而其言有伦，其事有理，可以为后世法。乃极智尽思，考合经传，训明厥旨，以备遗忘。然不识有以少当昔人之意否耶？且患沦溺于流俗之弊，谨缮写一编诣麾下陈献。夫进思可与者，阙里之洪制；来者不距，邹人之典训。则尝与之脱骖借誉，解颜而言者，想无谴其狂简，而绪馀可赐也。此某所以敢进于门下。

某尝读《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古之明王有令政于天下者多矣，孔子独取文武以为说者，法度大备而百世无以加之也。帝王之法，自伏牺氏肇始开端，而后世圣人代有兴造。更神农、太昊、少昊、高辛而至于陶唐氏之时，其体乃底于成全，故称陶唐氏之盛，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虽然，体则成矣，应变适时之用，犹未也。更虞涉夏，践商迄周，事异时移，人非物改，污隆俛仰，险易淳漓，有简有繁，一文一质，而世故之变始尽矣，应变之用始备矣。后世虽有来者，不能外于此也，故曰：「商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商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帝王之制物无不备而足以为后王法者，莫尚于成周，故孔子祖述尧舜而宪章文武。成周之政，自都城以达四方，由官府以逮邦国，本末小大，莫不备具，而庠序之教，人材之务，尤在所谨。是故天子有辟雍，诸侯有泮宫，弦诵之室遍于海内，教养之术备及书数，原省之制详以岁月，故能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因备成之会，成文武之业，以极太平之盛，俾后世无以加之者，成王、周公之力也。微成王，周公不得致其道；微周公，成王不能底其绩，故古之人称成王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称周公曰「其达孝矣乎！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夫乘备物之运、讲明良之会而后成者，必得重熙累洽、光明盛大之时，圣君贤相同心一德，然后能举而行之，有一不然，未易拟议。孔子赞述其事，载之方策，非不明且详矣，然而旷世历年，如此之久，曾未闻有作兴者，德不足而道未易明也。汉明帝为之勤矣，既其文，未既其实；唐文皇慕之笃矣，得其末，不及其本。以汉唐之盛莫能庶几其梗概，又况苟安粗定、日不暇给之时乎？呜呼！时之难遇而道之不易见也如此，数千百岁之间一遇而见之者，其可不以自喜而知幸乎！恭惟国家自建隆以来，明圣继作，积德累功，昭事上帝，宠绥下民，日月光华，百五十馀岁矣。虽三代之隆，未有若此其盛也。熙宁初，奋然以文武之道作新天下，时则有若荆国文公相之，辩斥流俗，发明妙微，神谟圣烈，丕显光大。崇宁改元，睿谟骏发，遴选辅相，图回大猷。司空仆射相公以高才硕德，茂实雅望，简在宸衷，入秉钧政，修荆国之旧，任周公之重，朝夕献纳，以继神考之志、述神考之事为先务，方策所载文武之政，罔不修举。故庠序之教达于海隅县邑之远小，作成之政至于字书图画之致曲，所谓千载一时、不世遇之嘉会也。某不揆，簿书之暇，尝有志于小学，窃自以为圣人制作六艺之事，莫不本之性命而原于道德，能达兹理，然后尽其妙。因集前人之馀论，参以所学，作《书说》十三篇，书之简以备遗忘，俟博达君子质问而求益焉。仰惟朝廷辟黉宇，建官司，以是训迪士类，作新人才。此有识者所宜夙兴夜寐、专心致志以副上之长育，有闻者所宜竭尽底蕴、效其术业以备上之采择之秋也。苟为默默退缩于隐隘之地而不知奋，是自弃于不世遇之嘉会也，可不惜哉！某前日不量疏贱，辄缮写其书，恭诣阙下投进。谨用编录副本，并诵所以进书之说，俯伏钧屏尘献。伏惟高明，特赐幸察。干冒威严，下情战慄。

人主不能成王道，不足以绍周后；德愧二帝，法惭文武，不足以成王道。成王道者有六易：曰仁、曰材、曰志、曰识、曰勤、曰粹。六者，成王道之易者也。六易不明，则有六难：曰薄、曰弱、曰卑、曰蔽、曰怠、曰驳。六者，成王道之难者也。仁以存厚，厚以博爱，爱以恤民；有恤民之心，然后有致道之质。材以达心，心以趋善，善以成德；有成德之资，然后有济道之具。志以立诚，诚以致远，远以图大；有图大之谋，然后有向道之虑。识以通理，理以辨物，物以知方；有知方之明，然后有见道之得。勤以从实，粹以尽美，美以致一，一以为精；有精一之功，然后有备道之善。由是六者而图王，易矣。薄者，仁之反也，薄而趋恶，忠厚忘矣。弱者，材之反也，弱而不武，善难济矣。卑者，尊之反也，志不及大，远业晦矣。蔽者，识之反也，明以蔽蒙，是非瞀矣。怠者，勤之反也，为之弗敏，实斯远矣。驳者，粹之反也，驳杂之政，纯德丧矣。由是六者而图王，则难矣。昔孝文帝恭俭自克，德厚与人，轻租除刑，息兵慎罚，使天下饮德，生民允怀，四百年间，讴吟称汉，可谓有其仁矣。中宗赏罚必信，循名责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武、昭之后，微而复隆，可谓有其材矣。世宗表章六经，钦崇道术，兴学养士，设科选贤，改正朔，定历数，讲修礼物，百度咸举，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可谓有其志而勤于从事矣。使太宗抗高明之志，临功名而有勇；孝武守绝世之业，见侈大而不惑；孝宣帝达霸王之政，脱习俗而无蔽，则二帝之绝德，文武之典章，尽在是矣。惜乎卑以自弃，杂而败猷，蔽于因循，莫尽其美。故文协成康，武资雄大，宣侔武丁，皆三代令王之比；然而汉之声猷不足以争骛商周，齐光虞夏，亦三主之过已。前史知叹息恭俭于武帝，而不知论谦揖杂霸于文宣，其于言，殆亦有所缺欤。

凡民，养之则庶，厚之则富，教之则善。去患害，兴功利，与之廛里室庐以居之，凿井耕田以食之，无杀罚以伤其生，无劳役以挠其安，男女不失其时，老幼得以相保，盗贼不作，水旱有备，劳来安集，抚循长养，至于鳏寡孤独，无不得其所，则民庶矣。付之田畴，教之种息，桑麻以为衣，鸡豚以为食，山林川泽，时入而无禁，勤者劝之，惰者督之，时使轻役，不夺其时，赋歛以度，不尽其财，衣服食用吉凶之费，为之节文，使无侈靡，则民富矣。进礼乐之教，退刑法之政，畅醇厚之风，惩刻薄之俗，示之以君臣父子之伦，风之以孝悌忠顺之义，循理者旌异之，不率者放弃之，则民善矣。夏商之季，民尝彫耗匮乏，奸宄暴乱矣，汤武革之，及身而治。成康之世，户口蕃衍，人民忠厚，至于四十馀年，天下无一人之狱。昔者秦人虐用其民，壮者歼于征役，老弱转于沟壑。疾耕力织，不足以供赋。道之以刑名，劫之以功利。天下之人，不闻德义之教，至于父借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民物耗竭，风俗薄恶，未有甚于此时也。刘氏革之，与民休息，十有馀年，天下阜安。文景之时，衣食给足。兴廉举孝，断狱数百，几致刑措。隋炀帝外事夷虏，内纵侈心，穷生齿之力，竭天下之财，以奉其欲。民不堪命，盗贼并起，唐太宗因之以有天下。大业既定，与房、魏之徒论平治之术，务以仁义之道牧养天下。数年之后，人民蕃息，公私富赡，至于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一岁之中，断死罪者二十九人。三百年间，惟贞观为盛，庶几成康之隆。由是言之，何世不可以致治，何民不可与为善。治乱之时，善否之俗，何常之有，顾人君经制之如何耳。若曰古之民也淳，今之民也薄，淳薄之性不同，古治之效难致，则夏之末年，商之季世，秦隋之民，尝奸暴淫虐，沦于不类矣，汤武因之，卒为善俗，汉唐之道，亦底淳厚，何独至于今而疑之？董生曰：「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则明帝王之术，达治乱之道者，必不以古今为异论，亦计其措置施设之方而已。措置施设之方诚合乎时宜，达乎道术，足以庶之，富之，教训之，调齐之，则文武之功、唐虞之德复见于今日，奚独文景、贞观之事业哉！措置施设之方诚不合乎时宜，不衷乎道术，则庶者耗矣，富者贫矣，淳厚者变而为彫薄矣，循良者化而为强暴矣，虽有成、康之绪业，将不足以久其治安，况其次者哉！周穆王继成康之后，至乎末年耄荒，奸宄不胜，而训夏赎刑，周之颂声于是熄矣。汉武帝乘文景之资，内外兴事，费用百出，其后户口减半，盗贼蜂起，几至于乱。唐高宗缵贞观之业，永徽之后，浸微浸昏，终以陵迟。此皆前世已然之效，后来之商监也。

世或谓周以封建而天下强，其弊也凌夺；秦以郡县而天下弱，其弊也土崩。汉封同姓，矫枉过正，数十年间，七国内向；孝武分析侯国，削弱已甚，强臣无惮，坐移龟鼎。唐重方镇，浸以强大，久而不变，至于灭亡。因谓法有必弊，国有定势，法弊而势偏，不知矫革，数十年之后，则患不可支矣。是果然乎？夫汉初列国过制，孝文盛时，贾生已患之矣。厥后诸侯微弱，不与政事，武、宣之间已与哀、平时类矣。唐世方镇强大，天宝末年，范阳干纪，不在数世之后。彼制置之失者，祸乱之机，其初皆已暴见，第未有强者发之尔；苟有强者，则如范阳之起于天宝矣。此贾傅所谓「火未及然」者也，是岂百年之形势哉？不足引以为论。至于周室封建，秦人郡邑，亦非所以制国势之强弱，定修短之期数者也。试粗言之。周建万国，亲贤并任，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者无不掉之势，小者有自全之方，维之以法，统之以道。率职有功，则庆赏必至；犯分凌制，则刑诛随之。方其盛时，如指臂之附支体，莫见凌夺之渐也。后世浸强，不可制役者，由天子失道，王法不行，征伐自专，并吞无禁，纵之使大也。使穆王无耄荒之政，夷王无下堂之失，厉王无板荡之风，幽王无淫昏之行，守文武之成法，无所失坠，虽万世如成康之隆可矣，何陵夺之有哉？若曰封建之势，必至于强不可制，厉王之时，诸侯已强大矣，宣王将不能复会于东都，因其力以南征北伐，复文武之业矣。秦置郡邑，守令分治。汉家因之，与侯国并建。文、景而上，诸侯强大，僭乱不轨，无屏翰之益；孝武而下，列国微弱，等于郡邑，无磐石之势。东京郡国轻重相若，不足以维持。然而两汉用之四百馀年，天下安宁，不见土崩之弊。秦人所以二世而亡者，频征远戍，厚赋重役，人不见德，而为繁苛惨切之痛，以失天下之心也。由始皇、二世之道而为政，虽建万国，亲诸侯，殆无救于乱亡。若曰郡县之势必至于孤弱而土崩，文、景、武、宣、世祖、明、章之时，将不能康民阜物，讲道息刑，比隆成周之盛矣。由是言之，天下有道，封建、郡邑皆足以底平治而保无患；天下无道，封建则陵夺，郡邑则土崩。制国之势，果在建侯乎？在郡县乎？人主务隆道而已。主道世隆，则天下世治。俯而师二汉文、景、明、章之主也，仰而遵商周汤、武、成、康之君也，尚何土崩陵夺之有哉！禹之法非不善也，传之二世，至太康而失其国；成汤之法非不善也，传之五世，至小甲而商道衰；文、武之法非不善也，传之四世，至昭王而王室弱。西汉之法，不美于三代也，传之七世，至宣帝而愈盛；东汉之法，不劣于西京也，传之四世，至和帝而微。唐之法，亦二汉之比也，至中宗而丧其宝。圣贤不世，主道弗隆，则禹、汤、文、武之法不过一再传而衰；中智之君，继世有为，振隆主道，则高祖、孝文之法行六七世而愈盛。盖安其位而忘危者，天下虽甚安而危常及之；保其存而忘亡者，天下虽甚固而亡常及之；有其治而忘乱者，天下虽甚治而乱常及之。夏商之君，保有成业，而不知惧，轻为逸豫，而重为兴造。轻为逸豫，则多过失；重为兴造，则鲜功德。夫功德不见而过失日加，危乱丧亡之所由至也。西汉之主不忘危乱而自知勉，轻为兴造，则重为逸豫。轻为兴造则有功德，重为逸豫则无过失；过失不作而功德日增，治安存固之所由至也。国家艺祖以成汤之勇智，周武之圣德，受天休命，戡定大业，身及太平，纲纪法度、经置施设之方，所以垂裕诒谋者，固已跨绝汉唐简杂之术，兼该四代久大之美矣。太宗平晋征燕，王业大定，敦崇文教，光济丕烈。真宗总文武之两端，合威德以并用，震叠殊俗，协和中夏。礼乐既备，然后告成岱宗，祈谷后土，垂拱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味广成之训，师黄帝之治，以清静无为涵养天下。仁宗检身以俭，抚民以慈，敬赏慎罚，视之如赤子，生而不伤，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节而不尽，举三王之善政以宠天下，四十馀年，生灵熙熙，如在春台之上。英宗挺睿哲之资，知人间利病，即位之日，振权纲，修法度，慨然有兴造之意，虽享国未久，而规模宏远矣。神宗继文考之志，述文考之事，宵衣旰食，厉精庶政，发明道术，讲修武备，制作日新，典章咸举，表饰绍兴，奋扬声采，炳炳然三代之文物，凛凛然中夏之威棱，帝王事业，益可观矣。今慈母与陛下，复以仁恕忠厚之德济之，神圣相承，兢兢业业，视已治如未治，视已安如未安，克艰克勤，世有兴作。故百三十馀岁而主道益隆，天下益治，三代之治，未之有矣。考之以古，准之以今，国之强弱盛衰，本无形势之可定，顾人主之德何如耳。人主务明德以隆道，道隆而盛大之业固矣。区区形势之论，何足道哉。

昔三国之雄，运深机，挟利器，鸱张虎视，伺巇投隙以相噬，皆有并包宇县，剪仆敌雠，混合车书，莅中国而抚四夷之意。当是时，又有荀彧、张昭、孔明、庞统之奇为之腹心，而定其谋；仲达、公瑾、关、张之才为之爪牙，而致其力。尝以大汉威命，举百万之师，乘胜而东征；三川精锐，屯据渭曲，北掠关辅。全吴选士，制胜于赤壁，得隽于马鞍。卒之迭为雄雌，一彼一此，终不能芟夷梁益，启辟河冀，跨制江峡，陟禹之迹，而一天下。至于司马文王，凭世禄之资，得曹氏之政，挟计数以驾驭豪杰，经营四方，然后西戡成都，东睨江介。魏之龟鼎虽未见移，而天时人事，已尽在于晋矣。文王既没，武帝因之，不下堂席，而有神器。大业既定，毅然与羊祜、张华之徒协策定谋，屏群议而奋神武，于是荡涤江湖，奄有吴会。号令正朔，东极嵎夷，西被流沙，北至幽都，南通交广，土宇人民，名声位号，参夏商而绍周汉，晋之基业，可谓盛矣。吴蜀之君，俛首在列，无仲康、燕昭之谋；其臣改心受事，无豫子、渐离之愤。虽未成成康之太平，文景之刑措，天下之势，亦粗安矣。身死之日，四方晏宁，枝叶扶疏，实未有害。至于虐后内恣，八王力争，诛锄老成，剪弃俊乂，戈矛交于禁闼，鈇锧用于骨肉，朝为伊周翼亮之权，夕为莽卓夷灭之罪，争弄凶器，自摇本根。忠良既残，黎庶涂炭，神祇丑怒，人心怨离。大隙一开，群盗蜂起，刘石凶丑，践蹂中原，衣冠世族，播迁江外，天下大溃，而南北断隔矣。两河，唐虞之旧封；商亳，成汤之故地；丰镐，文武之名都；成周，定鼎之乐国；西京，东汉三辅。河洛之郊，分为十六，合为元魏；高齐宇文，东并西据，使义礼之乡，襟带之俗，三百馀年，被发左衽，不闻先王之训。自生民以来，未有中国弗竞，蛮夷内侮，猾乱华夏，如晋之甚者也。孟子曰：「天之所废，必若桀纣」。惠、怀虽昏，未有桀纣之不善，何天厌晋德，而废之速耶？盖创业之主，所以垂裕诒谋者有未尽也。昔禹有天下，修典则以经济大业。成汤得之，缵其旧服，率由典训。武王克商，天下大定，反商政由其旧。汉高帝既诛西楚，南面而朝诸侯，则引陆贾以论诗书，委叔孙以定仪礼。光武大盗既克，彝伦方叙，于是退功臣，进文吏，息兵偃武，讲道劝农，以保成功，而固基业。是故三王两汉，多历年所。夏启、仲康、太戊、武丁、成、宣、文、景、明、章之君，得之则益以隆平，光于祖考；太康、雍己、幽、厉、元、成、桓、灵之君继之，亦足以扶持全安，未遽以败。晋武亦有经营久大，保固无疆之略，如禹、汤、文、武、高帝、世祖之所为乎？何曾曰：「吾每晏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诒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由是言之，惠、怀之乱，武帝之失也。使武帝明照事物之先，虑周数世之后，则付畀神器当在元良，选纳后妃必取淑令，经制蕃翰，有磐石之固，无相蹂之势，而衅隙不生矣，岂至如暴秦之季，鱼溃土崩，二世而亡乎？贾生有言曰：「立纲陈纪，轻重同得，然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诚哉！

事非官不治，功非事不立。设官以治事，立事以济功，三五所以成帝王之业也。后世官冗而事不治，无以济功，适以为蠹，其势必有异于先王而为弊者，不可不察。设官不欲多，多则冗；省而不善其事，亦未免为冗。官任事必惟其人，非其人则事不举；置官而不因事，亦无补于治功。故官有四冗，事有二不治，庸堕邪枉不与焉。不知去四冗、二不治，而务并官省吏，复古之名，以要成效，其为术亦已疏矣。并官省吏，不审则事有阙；复古之名，名同而实不至，故疏而不切。人主清心寡欲，不务兴造，则事简而不冗；随时建置，趣于无缺，则员少而不冗；为官择人，不求备员，则当贤而不冗；官必任事，不以假所好，则有功而不冗。如是，而四冗去矣。当贤则事治，有功则事治。如是，而二不治去矣。四冗去而吏无蠹，二不治去而功业可济，三五帝王之隆，其庶几乎。昔太皞氏以来，纪官以瑞物，故有龙火云鸟之号；高阳氏而后，不复远纪，命以民事，而帝王之道，殊途同归。然则官不在名。《书》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亦克用乂。成康之盛，四十馀年，天下无一人之狱，刑罚厝而不用，颂声交作，有以告于神明。帝王之功业何异哉？然则官不在多寡。汉世因循简易，兼用秦官，不闻有二世之弊。宇文氏尽复成周之制，炳然可述，不闻有成康之效。张洪靖并省官吏，时多缺事，天下汹汹。李泌行之，利归县官，士论无恨，然时亦不加治。此皆前世已然之事也，其为术何如哉，智者可得而察矣。先王驭吏之大权有四，曰：官、爵、禄、赏。旌以车服，厚以金缯，所以劝有功也，故赏以功加。国君兼十卿之奉，大夫倍上士之秩，所以称其官也，故禄以官制。列五等以辨王侯之分，建六等以异诸臣之名，所以彰其德也，故爵以德进。明水土者使为司空，善播殖者使为后稷，所以因其能也，故官以能授。以能授者，才有所善则命之，德虽未纯，无害于以能善其事也。苟非其能，虽有甚盛之德，不强之以其所短。以德进，才虽不完，无害于以德受其名也；苟非其德，虽有高世之才，不假之以其所无。以官制者，居其官则食之，功虽未立，无害于以官受其秩也；苟非其官，虽有可赏之功，不给以常廪。以功加者，功有可旌则与之，虽能非所官，德非所爵，无害于以功受其赐也；苟非其功，虽有尊爵高位，不益之以滥赏。爵号，旌劝之虚名；禄赏，役使之实利。虚名，人贵而不怀；实利，人怀而不贵。先王以是四者相权而用之，故贤者致其心，能者竭其力，百官以治，庶功以成。后世沿革，有散官，有勋官，有职事官，有爵、有禄、有赏。散官尚名，犹爵也；勋官尚功，犹赏也。其所以分职釐事，立中外之政者，职事官一官而已，此则古之所为官也。夫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以治，事以时异，官以事设，名称不同，则职业相远矣。仲尼之门，渊骞、二冉以德行称，宰我、子贡以言语显，冉有、季路以政事达，子游、子夏以文章名。一人之才，不足以兼善天下之事也久矣。黄霸优游于结课，而寂寥于论道者，通近务而昧远图也。管仲谋鲍则鲍困，相齐而齐霸者，拙于用小，而巧于用大也。故丽于天者，不可使潜于渊；翔于夜者，不可使奋于昼。班倕妙绝于械器，使之调丝竹，则曾不若郑卫之伶官；旷冕致察乎韶濩，使之辨五色，则曾不若三尺之童子。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长者用之不勤，短者强之不能。粤人巧于为镈，胡人巧于为车；使越人为车，胡人为镈，久于其事，必有能者，然不若因其所善而用之敏且工也。故唐虞之世，五臣分职，终身居之，不易其事。夫禹、皋陶之徒，皆资圣哲之才，负该明之术，然犹官有常职，不能相代，况后世之士乎？故选任必因其能，得能必常其任，然后百工称职，而庶事咸举矣。若夫有功见赏，假以显要，有好见宠，置之清切。才不过于中人，而职兼数官，居未阅于岁月，而骤以迁陟者，谓之为人择官可也，如曰代天理物，缉熙庶事，则其效远矣。成王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设官分职，临莅天下者，无违成王之言，然后可。

昔之言朋党者多矣。陈司败曰：「吾闻君子不党」。则是小人然后有党也。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则是君子亦有之。盖党，类也。人之德志万殊，要其大致，两端而已：不出于义，则出于不义。出于义，则义者之类，君子之党也；出于不义，则不义者之类，小人之党也。君子有党而无比，故无适无莫，惟义之从，而不害物。小人有党则比周，故忘公徇私，惟利之得，而恶直丑正。是故正邪不可并进，而朋党在所察也。虽然，膏壤不能无稂莠，山林不能无樗栎，治世不能无奸憸。要之，增收倍穫之田，良苗无稂莠之害；明堂路寝之材，杞梓无樗栎之杂；光明盛大之世，君子无朋党之患。何则？良农早辨而不使滋蔓，大匠精别而不使参错，明主照知而不使封殖故也。驩兜尝舍舜禹而引共工矣，尧识其是非，而小人之数不售；管蔡尝比霍叔而谤周公矣，成王悟其奸妄，而君子之道不消；上官父子亦尝与燕盖、桑羊为朋而倾霍光矣，昭帝察其情状，而妖燄自息。惟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挟世隙之私，立党相轧，文宗听之不明，择之不审，断之不果，执之不固，而使德裕进则去宗闵之所善，宗闵用则去德裕之所进，四十年间，为搢绅忧。观文宗叱宗闵之辨杨虞卿，拒黎埴之论李德裕，非不知党人之所在，贤否之所归；卒使二人更为用舍，而进退朝士大夫，未尝少问其当否功罪也。二三人者，片言援之，则宠以爵位；单辞却之，则加以窜逐，至于荧惑舛误而不自得，乃谓去此难于河北之盗，为之慨然叹息，是不明、不审、不断、不固之甚也。由驩兜、管蔡、上官、牛李之事观之，明主能消朋党而已，不能使小人不为也；小人能为朋党而已，不能使朋党必立也。为之在下，立之在上。人主进退予夺之权，不为小人窃取以援己之类，而去异己者，则朋党无自而立矣。然君子以公义相与，犹小人以私爱相昵，迹似而情不同。禹、稷、皋陶相先以官，萧何、曹参相许以政，汲黯言事常先公孙，房乔决疑必引如晦。此君子之迹似为党者也。小人欲售其奸者，必托君子之事以荧惑世主。君子进，必引君子而退小人；小人进，必引小人而退君子。故君子、小人之间，不可不察。君子、小人之辨虽微，然察之则得。以文宗之不睿，犹足以知宗闵深巧之情，而况明哲之君乎？是以人主贵察之明；既明矣，贵择之审；既审矣，贵断之果；既果矣，贵执之固。明则君子小人辨矣；审则取舍不失其所矣；果则所取必用，而所舍必去矣；固则用者必终，而去者不复取矣。四者备，而进退予夺之权不见窃于小人矣。下之为党者，虽重信如虞卿之厚魏齐，赴急如朱家之与季布，死交如齐楚魏之四豪，慕义如甘陵之南北部，亦将彫落溃散，而无所聚其类；又况俯仰声势，趋竞锥刀，佻巧轻脆之人，又安得胶漆之约，金石之信，坚不可破，牢不可拔之势，而为国患哉？人主务明察以谨操而已。操柄不失，而朋党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