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尝读《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古之明王有令政于天下者多矣，孔子独取文武以为说者，法度大备而百世无以加之也。帝王之法，自伏牺氏肇始开端，而后世圣人代有兴造。更神农、太昊、少昊、高辛而至于陶唐氏之时，其体乃底于成全，故称陶唐氏之盛，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虽然，体则成矣，应变适时之用，犹未也。更虞涉夏，践商迄周，事异时移，人非物改，污隆俛仰，险易淳漓，有简有繁，一文一质，而世故之变始尽矣，应变之用始备矣。后世虽有来者，不能外于此也，故曰：「商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商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帝王之制物无不备而足以为后王法者，莫尚于成周，故孔子祖述尧舜而宪章文武。成周之政，自都城以达四方，由官府以逮邦国，本末小大，莫不备具，而庠序之教，人材之务，尤在所谨。是故天子有辟雍，诸侯有泮宫，弦诵之室遍于海内，教养之术备及书数，原省之制详以岁月，故能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因备成之会，成文武之业，以极太平之盛，俾后世无以加之者，成王、周公之力也。微成王，周公不得致其道；微周公，成王不能底其绩，故古之人称成王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称周公曰「其达孝矣乎！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夫乘备物之运、讲明良之会而后成者，必得重熙累洽、光明盛大之时，圣君贤相同心一德，然后能举而行之，有一不然，未易拟议。孔子赞述其事，载之方策，非不明且详矣，然而旷世历年，如此之久，曾未闻有作兴者，德不足而道未易明也。汉明帝为之勤矣，既其文，未既其实；唐文皇慕之笃矣，得其末，不及其本。以汉唐之盛莫能庶几其梗概，又况苟安粗定、日不暇给之时乎？呜呼！时之难遇而道之不易见也如此，数千百岁之间一遇而见之者，其可不以自喜而知幸乎！恭惟国家自建隆以来，明圣继作，积德累功，昭事上帝，宠绥下民，日月光华，百五十馀岁矣。虽三代之隆，未有若此其盛也。熙宁初，奋然以文武之道作新天下，时则有若荆国文公相之，辩斥流俗，发明妙微，神谟圣烈，丕显光大。崇宁改元，睿谟骏发，遴选辅相，图回大猷。司空仆射相公以高才硕德，茂实雅望，简在宸衷，入秉钧政，修荆国之旧，任周公之重，朝夕献纳，以继神考之志、述神考之事为先务，方策所载文武之政，罔不修举。故庠序之教达于海隅县邑之远小，作成之政至于字书图画之致曲，所谓千载一时、不世遇之嘉会也。某不揆，簿书之暇，尝有志于小学，窃自以为圣人制作六艺之事，莫不本之性命而原于道德，能达兹理，然后尽其妙。因集前人之馀论，参以所学，作《书说》十三篇，书之简以备遗忘，俟博达君子质问而求益焉。仰惟朝廷辟黉宇，建官司，以是训迪士类，作新人才。此有识者所宜夙兴夜寐、专心致志以副上之长育，有闻者所宜竭尽底蕴、效其术业以备上之采择之秋也。苟为默默退缩于隐隘之地而不知奋，是自弃于不世遇之嘉会也，可不惜哉！某前日不量疏贱，辄缮写其书，恭诣阙下投进。谨用编录副本，并诵所以进书之说，俯伏钧屏尘献。伏惟高明，特赐幸察。干冒威严，下情战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