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臣今年三月准宣命入内充进士覆考官。及臣自守官以来，累蒙差入试院对读考校，熟见举人科场文字，颇知诗赋、经义取士利害之实。自朝廷议改科举，欲具奏陈，而臣备员府僚，事务繁并，猝无须臾之暇，得尽愚见。今臣获解府事，待罪儒馆，窃闻士大夫所论科举之利害，犹未有定说。尚诗赋者，则指经义为易习难考，而不言诗赋之名卑于经义；尊经义者，则指诗赋为雕刻无用，而不思经义于取士其实如何。诗赋、经义之利害固已未决，而又各匿其所短，暴其所长，此所以更相不信而无定说也。夫诗赋非经义之比易见也，使举子为声病偶俪之文章以应有司之求，与以圣人之经，原圣人之意而立其说，则道之尊卑，志之远近，不待言而可明矣。然诗赋之行几五六百岁而未厌，自隋唐以来高才达识，立功名、有道艺者往往出于其间。经义之行无二十年，天下已有倦色，而亟复诗赋。岂尊且远者不足以济务，而卑且近者反宜于世耶？盍亦要其本末始终而论之？盖经术者，古学也，可以谋道而不可以为科举之用。诗赋者，今学也，可以为科举之用而不足以谋道。今若使天下之士不为科举而治经，且如辅嗣之治《易》，康成之治《礼》，安国之治《书》，杜预之治《春秋》，则虽举隋唐以来诗赋，岂能及四人之所治？如纳四人于今日科举之间，则亦化为举子之文章矣。诗赋、经义之利害至此而见，臣请明言之。扬子曰：「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度，则其载物也薄矣」。盖言圣人之经幽深闳远，如天地之高厚，非可以不道治也。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而汉唐诸儒亦多抱经白首然后名家，近世如孙复治《春秋》，居泰山者四十年，始能贯穿，自成一说，人犹以为未尽《春秋》之旨意。而熙宁、元丰之进士，今年治经，明年则用以应举。谓传注之学不足决得失，则益以新说；新说不足以决得失，则益以佛老之书。至于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于有司。圣人之经术遂但为卜利禄之具，要之应举得第而已，岂有正心诚意治经术，谋圣人之道者哉？臣愚不知以经义为科举者，欲尊经术耶？欲卑经术耶？欲卑经术，固无此理，然使举子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有司，而为卜利禄之具，则是欲尊经术而反卑之。诗赋之学固无益于圣人之经，而圣人之经术不为举子之所乱，尚自若也。士之有志者，不害于科举之外，正心诚意治经谋道。若曰：「治经为佛老之学与分章析字、旁引曲取者，皆前在位者之所使，今而不为，何损于经」？则既以经术为卜利禄之具，使求合于有司，得失之虑交于目前，臣恐后日在位者之所使，有甚于前日者矣。要之为术不善则一矣，岂可逆知其无损？此诗赋、经义之利害可得论者一也。夫举子之取名第，止问得失而已；既问得失，则不得不趋时所尚。故王安石在位，则经义欲合王安石；司马光在位，则经义欲合司马光。其小焉者不可胜论，臣请论其大者。王安石不治《春秋》，熙宁、元丰之间经义遂废《春秋》一科，而学者亦讳《春秋》不言。司马光治《春秋》，元祐之间经义皆班班附会《春秋》以为说。此可谓正心诚意、治经谋道之人乎？于圣人之道有损乎？有益乎？虽然，不可以责举子也。彼应举，必有得失之虑；既虑得失，则不得不以经义取合于在位之人。王安石在位而经义不合王安石，则有司不敢取。知有司不取而应举，则不若勿应而已矣。天下应举者无虑数十万人，而人人皆以经义苟合于在位以卜利禄，则风俗伤败，操行陵夷，未必不由科举之致。故诗赋虽为无用，然作《圆丘象天赋》，则止赋圆丘象天而已矣；作《尧舜性仁赋》，则止赋尧舜性仁而已矣。虽欲取合于在位之人，其路无由。而取合固已无益，所以不为。难臣者曰：「废经义而用诗赋，诗赋不可以取合。若以策论合于在位，则如之何」？臣应曰：以策论合于在位固所不幸，而又益以经义使为合，岂嫌取合之少乎？然科举之体，常以诗赋、经义定去留，策论定高下，彼于去留之间无以取合，则为高下而取合者必少。故治平之前以策论合在位者，未有如熙宁之后以经义合在位者甚众也。此诗赋、经义之利害可得而论者二也。夫取士之道古亦有之，乡举里选是也。今朝廷若复乡举里选，方得取士之正，是求贤也，是求能也。如谓乡举里选未可猝行，则今日之取士非敢必曰求贤，亦非敢必曰求能，特为科举不可废而立法尔。若曰求贤，则诗赋、经义均不知人之贤否；若曰求能，则诗赋、经义均不知人之能不能。既贤能不可以科举得，则诗赋、经义姑问其为科举之后便与不便尔。盖诗赋虽若无足为者，而题目或出于经，或出于史，或出于诸子百家。而习诗赋者，必须涉猎九经，汎观子史，知其节目精华始可从事，而策论之中又自有经义。试取举人未罢诗赋之前策论之中所说经义，与既罢诗赋之后专治经义者校之，相去几何！而涉猎汎观，必粗知前言往行、治乱得失，而聪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见于世者甚众。由是观之，诗赋虽若无用，而其术能使举人粗知前言往行、治乱得失而通于事。是其名则卑，而施于科举偶得其术而便尔。至于经义则不然，为《书》者不为《诗》，为《诗》者不为《易》，为《易》者不为《礼》，为《礼》者不为《春秋》，是知一经而四经不知也。虽有策论，而论题自见所出，易于为文；策则人人皆挟策括以待有司，不出掌握，举可问者具在其中，非所以广学问也。虽多闻博识之士世自不乏，而所治之书粗通，策问有备，遂可以得名第，其势不暇留意于其他书史。若非常从旧日科举之人，则所谓前言往行、治乱得失，殆无以自见于世。是经义之名则尊，而施之科举偶非其术而不便尔。而又自隋唐以来，高才达识，立功名、有道艺者，往往出于诗赋之科，似有成效。今朝廷必欲效古以兴贤能，则请俟复乡举里选。如止为科举不可废而立法，则异日设官分职，凡所与共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举而进，非细事也。则诗赋、经义之学，不识当取施之科举已见成效，与知其术可取者为之耶？当取施之科举未见成效，与知其术之不便者为之耶？此诗赋、经义之利害可得论者三也。至于诗赋则有声律而易见，经义则是散文而难考。诗赋所出之题取于诸书而无穷，经义所问之目各从本经而有尽。诗赋则题目百变，必是自作之文；经义则理趣相关，可用他人之作。诗赋则难为豫备，足见举人仓猝之才；经义则易为牢笼，多是举人在外所撰文字。诗赋则惟校工拙，有司无适莫之心；经义则各尚专门，试官多用偏见以去取。如此小小利害，难以究述。今朝廷虽复诗赋以取士，而诗赋之上犹存经义，是诗赋、经义之利害均也。若以经义为可行，则无事复诗赋；若以经义为不可行，则既复诗赋而又略存经义，不过欲举人诗赋之外更知经尔。虽然，又非术也。昔科举之未变也，诗赋以观其词采，策论以观其经术时务。论题出于六经，是经术也；策问而及经旨，是亦经术也。岂必名为大义则谓之经术，不名为大义则不谓之经术？盖昔之策论虽非大义，而策问论题或出于《易》，或出于《礼》，或出于《诗》、《书》，或出于《春秋》。无所不出，则举人亦无所不留意。虽非纯于经者，而《诗》、《书》、《礼》、《易》、《春秋》必泛达也。今既于诗赋之外人治一经而为大义，则策问论题必须避举人专治，而不敢出于五经之中。举人知策问论题不出于五经，所以备有司者约矣，则亦将为《书》者不为《诗》，为《诗》者不为《易》，为《易》者不为《礼》，为《礼》者不为《春秋》，是亦知一经而四经不知也。虽有诗赋，而举人为诗赋留意与为经旨而留意五经者取舍不同，是诱之使浅，驱之令狭也。为今之策，莫若专复诗赋以取士，而不累于科举以进治经之人。专复诗赋以取士，则隋唐以来高才达识、功名道艺或可以兼至；不累于科举以进治经之人，则圣人之经旨庶不为科举之所乱。若论今之举子已习经义，虽复诗赋而有不能为者，则愿设嘉祐明经之科，以待不能为诗赋之人，所取之数与推恩薄厚，少增损于嘉祐之制，则人无难矣。盖明经近于经义，而术与今日经义利害不同。取明经常少，取进士常多，则天下之应举将自化而为诗赋，不以法制而渐复其旧，术之善者也。以经义取士，实虽不至而名近于古；以诗赋取士，实则几矣而名不及于经义。今区区者徒见朝廷罢经义、复诗赋，则以为好古而已矣，而不知经义之不可累以科举也。既罢之后，当诏天下求穷经谋道如胡瑗、孙复、石介者，置以为博士教官，使传道于诸生，则今日之所尚，才得经术之正而无科举之累，道之美者也。盖旧政已废而复之，其名近古而改之，则民疑。然则专复诗赋以取士，设嘉祐明经之科以待不能为诗赋之人，而又诏天下求穷经谋道、不累科举者，使传道于诸生，则政有并举，才无或弃，亦可以释民疑矣。惓惓之忠，惟朝廷裁择。

〔贴黄〕臣窃见朝廷平日举事，虽事体不大，犹多循用故常，慎于更改。虑更改之后恐有意外利害，非目前思虑之所能尽，不若循用故常之为便也。今以诗赋取士，所从来远，且以本朝言之，如吕端、李沆、王旦、鲁宗道、王曾、韩琦之徒，百十年之间，凡所与安社稷、治天下，多出于昔日进士之科，其为故常亦大矣。然则凡今之所以论科举者，非止为科举而已，盖知异日亦将求柱石股肱于其间，非细事也。如度用经义决能取士过于诗赋之所取，则今日所论诗赋、经义皆是馀事，勿恤可也。若未能臆度，恐误朝廷久远用人之计，即乞更加审谛，以平日举事慎于更改为意。诗赋策论四事之中，诗赋最难修习。自非超异绝出之才，作诗赋兼策论以从科举，未见其有馀力也。今既为诗赋策论，而又于诗赋之前增大义一场，深虑举人力所不逮。兼自来科场逼试之时，皆息力养锐。入试第一场诗赋，至次日入试论，文字不多方可。第三日却试策。今于诗赋之前先以大义一场困之，至次日才试诗赋，不惟场第太多，考校增冗，兼举人就试必所患苦。然朝廷复诗赋又试大义者，必以大义为经术之故。但举人习诗赋止欲得名第，习大义亦止欲得名第，皆借以为干禄之具，非真所谓经术也，与诗赋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