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六日，朝请大夫、赐紫金鱼袋臣晁说之谨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比者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诏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师越百里而近，踰月乃得随士庶垂泪以伏读，干戈风尘阻绝如此，不谓国家遭阳九之厄也。女真小丑，矜棘入塞，拥马渡河，曾不淹时，势如壤山，直抵王城之下。呜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泽民二百年之基业，乃一日有斯酷邪！在昔春秋之时，周室衰微，天下无王，诸侯相侵，莫酷于城下之师，莫辱于国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谓国家圣圣相继，重光洽熙，天下太平，自结绳而来，未知或有。天子坐广内，朝四夷而牧万国，曾不足以为轻重，威至广也。乃于女真小丑，平昔仆役高丽、臣事契丹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师，国中之盟，何其甚邪！义士痛心，壮夫沥血，孰甚于斯时邪？臣至愚且老，敢齿于义士壮夫，而逖视樵牧思谋、妾妇思勇之际，宁无一言以自效哉？况臣一门七世食禄，高祖迥，咸平、景德之际，极礼乐文章之誉；曾祖宗悫，宝元、康定之时，专任西鄙之役，遂参大政，罢兵息民。自尔以来，海内推臣族为文学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职也。虽然，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尝应诏有封事。蒙有司第臣为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渐许仕宦，而摈斥卑窜二十馀年矣。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记，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国家累圣功德，巍巍无所与二，而近日谄谀大奸，独推尊考庙，是观德不在七世之庙，而下同庶士祭行于寝乎！二曰自古衰世暗君，乃有诽谤先烈之言，以钳天下之口。唯我神宗皇帝何所负于天下，天下内外罔有一人不足于恩德者，尚何谤毁之有？彼谄谀大奸，济以凶暴，徒以资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申言当今之急务，岂顾卞和之玉再刖其足邪！窃惟城下之师，明主夙夜焦劳忧虑之时，狂夫之言未暇择也。伏睹戊申大赦，封豕逋遁，齐民乂安，凡有血气之属，咸以更生相贺，又不必自言也。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泽，不知其己虽死犹生也。然赦文有新边之语，读者疑焉，识者则叹。妄以谓涿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复弃之为新边也，既而乃知所谓新边者河间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镇，无虑二十馀州，五六十县。自州升之为府，而未几乃自中国弃之为新边也邪！嗟夫，斯地可弃也，斯民其可弃乎？斯民可弃也，吾祖宗艰难之业其可弃乎？嗟乎，谁为陛下而为此策乎？昔贾谊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资，而久为戎人欺傲，乃叹曰：「可谓中国无人矣」！臣窃考之，当是之时，高祖之旧臣犹有在者，如陈平、周勃、灌婴、季布之徒，其后进者议论有袁盎、晁错、贾山、冯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张释之，司兵有周亚夫、柴武，谊尚何恨哉！使谊尚在，谓今之日有人无人乎！臣于是乎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谓专以割地为言，未暇及天下事也，唯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县，尝作《朔问》二篇，因杜牧之论而发也。牧之意则勤矣，其论失之迂而不密。盖山东不足以兼河北，而河北能为制山东，牧安得以天下之势专之于山东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则得天下，失河北则失天下；凡有国者，得河北则其国兴，失河北则其国弱。又有其国虽不正，而得河北则强，其国虽正，而失河北则弱；其国虽无道，而得河北则强，其国虽不至无道，而失河北则弱。秦、汉、晋、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苻坚之秦、托跋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后唐、石氏之晋、刘氏之汉，其国之所以强弱之势，与夫曹氏之魏强于刘氏巴蜀之汉，高氏之齐强于宇文氏崤咸之周，其迹昭然，在方策可考不诬。是谓河北之形势，臣敢为陛下略言之，陛下幸察。臣既言河北重于天下矣，乃敢复言三镇之重于河北者，不必繁引远古，唯事与国家造邦相因者则不得略。而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实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晋父事契丹之后，刘汉祸乱于契丹之馀，即位仅踰两月，黄钺亲征。而师出之日，四垒奔北，为我有宋驱除。晚以数千之师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关，继取瓦桥关，又继取高阳关。是三关者，晋人弃之，以为契丹之元首，非特为其右臂也。何则？契丹之所盗据者，六国时燕地也，唐方镇中卢龙也。六国之燕最弱，非韩魏赵之比。河北方镇中，卢龙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辈非魏博田承嗣、镇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坚忍奇倔，藏祸心，蓄凶谋。前有太子丹、荆轲之风，后习安禄山、史思明之态，易以兴乱，而难与图治也。以故，虽曰弱燕而常重于赵魏，虽曰阴燕而常动摇乎魏博镇冀之上，弃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况以奉契丹之叛臣女真小丑者？譬之黠鼠得幽蓟则潜窟壤，得三关则游粟积，其势倍万也。然克是三关者，虽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实在师间也。世宗尝以千人之军溺于乱流丛苇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镞来加者，以三天子之威灵在是也。其克瓦桥关者，又专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灵而得之者，乃一日无名而弃之于一荒裔小丑，岂胜恸哭之痛哉！又如晋开运之末，出帝之丑先自梁汉璋覆师于高阳关，遂使契丹侵镇定，入京师，缚晋帝而北。其在咸平中，康保裔败于高阳关，契丹遂得犯澶渊。倘如康保裔无高阳之败，不劳真宗皇帝为澶渊之役矣。高阳关之胜败，犹系中国之轻重如此，忍论高阳关之存亡邪？廊庙之上，肉食者宜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义武军也。此军甲兵雄于天下，城壁坚高，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语，况又其帅独知臣节！昔号河北四叛之时，义武不与；后称河北二寇之时，义武亦不与也。逮黄巢之乱，中原四方诸镇，孰为勤王之师？独义武王处存拥兵渡河，以解关中之急。不幸石晋之梁汉璋败于高阳，契丹遂得犯镇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岂能必胜，而全为入京师之举哉？亦且屡危矣。唯是张彦泽、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桥降于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纳契丹于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师，成晋出帝之祸，为中国之丑。向使高阳完师，中山坚壁，宁至是邪？咸平中，康保裔既败于高阳，而定州之望都且复失守，遂劳真宗皇帝革辂亲征，而傅潜拥数十万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骑。当斯之时，远近智愚无不愤疾潜者，耻与之俱生。无几何，革辂班师之后，潜议罪当斩，真宗特赐其首领窜斥之，众议甚郁也。至今闻者击指奋袂而起，孰知真宗意自有在也，岂臣下所易窥哉？盖潜实白首老将，耳目亲接晋开运之祸变，今坐拥十万精兵以完中山，示怯于契丹，勿击堂堂之陈，勿当得意之锐，度彼纵能至澶渊，必不能渡河。待其将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万畜锐请战之师，一举而蹙之，彼契丹虽众，岂堪填我洪流而代吾洒扫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师覆其归路，片马只轮，定不返矣。恭惟祖宗无失刑，真宗岂特私一傅潜也哉？真宗清净垂拱之君，不惑于群策，而决意亲征，不以王超、石普、杨延断契丹之归路，不斩傅潜之不济师，巍巍然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形势，其何如哉！唯我祖宗为能用中山之形势也，何则？在战国介于魏赵之间，屹然自成一国，其地虽狭而谋至广，其人虽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无论赵魏也，所谓中山君者是已。太祖、太宗时，每时防秋之兵，全师聚于定州，夹唐河为大阵，量蕃寇远近出军建栅。仁宗谨是祖宗之制，积粟则中山为多，畜兵则中山为重，命帅则韩琦焉，至今庙而祀之，岁时严也。太原府刘氏盗有之，太祖皇帝亲往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为晋王。逮夫晋王即皇帝位之四年，亲征克之。于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万国罔不臣妾，逮今将二百年。重惟太祖皇帝号令之所加，鼓鼙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乱，曾不足以摧枯拉朽谕之，乃于太原独艰难如此，何邪？刘继元虽孺子也，有郭无为之谋，侯霸荣之勇，其兵嗜战不怯死，其民乐土不轻去，且复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所以革晋为汉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晋而得之，遂以晋自命也。晋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为唐夺朱氏之梁者，初实起诸晋也。其上则高祖、太宗所以为唐者，晋奉之也；扬氏所以为隋者，晋肇之也；高氏所以为齐者，晋大之也；司马氏以晋自命者，实谓受命于晋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厉王之乱，号为中兴者，伐猃狁于太原也。其后王师败绩于羌氏之戎王，乃料民于太原，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呜呼，太原之为镇，可轻付畀哉？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顾视群臣谁可与议者。首询之张晖，晖曰：「戢兵育民，待富庶而后为谋」。继询之张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虏为援，未可仓猝取也，莫若先离其戎心」。又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难克之国」。周世宗之伐至于师老，太祖破北虏于雁门关南，尽驱其人民居虎牢以西，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谋之，问曰：「显德、开宝两征太原，以当时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岂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决意亲征，躬贯介胄。曹彬、潘美、郭进等为之将，先以进守石岭关，禦北狄，乃降继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毁筑其城郭，将贻万世之安也。嗟夫，两朝三帝二十馀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弃之邪？或谓唐自安史之后，河北遂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为唐也哉？臣应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据太行，津大河以制河北，太原犹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许国，不赦泽潞，卒能号令镇魏以诛刘稹，成一代伟绩也。以兵论，河北之锐师固为三镇而飞扬，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万，邠宁、宣武各有兵六万，自足以制彼三镇矣。今又并太原而弃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弃之矣。而青州贼盗久炽，又未必有如唐之重兵也；邠宁之兵凋残于近岁，未易并言。唐之宣武，是谓今之汴都，祖宗以重兵威天下，千百倍于唐宣武之兵也。太宗时，张洎为能言京师之兵制固于唐之兵制；仁宗时，尹洙又能言京师兵制出于秦汉上，非特与唐室论也，后来者宜不复措意开口于斯也。奈何初变更于王安石，卒歼尽于童贯，天下之势危矣，惟陛下念之。天下万方臣妾，不胜至愿，而三镇之形势，臣愚略陈之矣。臣前谓国家无名而赐之者，敢复言之。大凡王者慎一嚬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镇于一嚬一笑孰轻重哉？谓此小丑为有功，则隋唐因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仪尝以回纥、南蛮、大食之兵而兴复中国矣，安得人人赐之土田也哉？唯石瑭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燕以委契丹，而魏赵之地犹不与也。谓其能战，则彼荒绝遐陬，疆埸不易接，未尝一日当中国仁义之师也，亦未尝一日闻中国雷霆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闻渤海者，高丽之别种也；女真者，渤海之别种也。高丽臣事契丹，而女真因高丽以臣事契丹者也。在祖宗时，尝因高丽以入贡，而昔困于契丹之三栅，求救于淳化之初也。其后国家绝高丽而不与之通，女真遂亦自绝于中国。逮熙宁初，国家复与高丽通，而女真方狃于契丹，不得与也。奈何一旦凶谋倾夺契丹之国，出其故君，空其宝货，而豺狼之号不能自已，遂欲陆梁于中国哉？在祖宗时，尝来寇我白沙寨路，略官马三疋、民一百二十八口。适其贡马之使在京师，遂执之不得还，无几何渤海入贡，而渤海之酋为谢女真之过，遂诏还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真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诛，孰与三马百人多少？在祖宗之令当如何哉？议者曰：乃其顿兵城下，何请责之？曰：唐广德初，突厥自泾州犯长安，至于代宗幸陕，而郭子仪帅师则吐蕃望风遁去。越二年，仆固怀恩以吐蕃、回纥、羌浑二十万寇京畿，郭子仪以回纥伐吐蕃而难平，皆未有割土田以奉之者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时，天以小丑警惧，陛下增修盛德岩庙之上，肉食者必有长驾远御之术，三镇已复归于职方氏矣。顾惟疏远小臣，必待百官班贺之后，乃得与昆虫共庆也。虽然，臣犹将有所陈者。唐杜牧最善论兵，谓上策莫如自治。汉皇甫规善用兵，而先○诸种羌慕其威信，相劝降者十馀万，则以威信为干橹也。规之言曰：「力求猛敌，不如清明；勤明孙吴，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于板楯蛮，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诚得如皇甫规之有威信者为帅师，程苞之明能者为州郡，则三镇之复为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而此则边埸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无时而不然，犹见于变乱之后，犹之治兵也。汉路温舒尝为宣帝言之曰：「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重耳用霸。近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礼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乱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圣贤所以昭天命也」。温舒于是远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谓知务矣。其视东方朔对武帝之化民，不言尧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继变乱之后，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凡温舒之称文帝者，实为吾仁宗而云尔也。核而论之，仁宗于斯大德，加以严恭寅畏，翼翼而纯矣，汉文未必无愧色也。且文帝二十三年，逮其岁晚，颇惑异端，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日慎一日，图治愈切，求言愈急，用贤愈勤，正德愈励，使汉文加之二十年之后，不知果又何如也！语曰：「不知其君视其臣」。汉文之臣，略如前之所陈者矣，孰如仁宗初相王曾、李迪、吕夷简，晚得杜衍、文彦博、韩琦、富弼，其在内外大小华国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称数也。其用之未尽，留以遗子孙者，吕诲、范镇、司马光、吕公著，皆社稷之卫也。陛下今日继变乱之后，诚能得臣如仁宗时，不开边以玩兵，不专利以残民，不急刑以杀士，不禁言拒谏以自蔽，则何虑乎女真小丑？是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时也，是谓《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之时也。倘或不然，使枭鸣嘉木之上，蛭毒清池之中，如汉幸而有皇甫规、张奂为将，而不幸胡广、赵戒为相，其中则张逊、段圭、曹节辈凶阉为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仪、李光弼为将，而不幸元载、卢杞为相，而其中则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辈凶阉为之虎狼，则天下之事去矣。是谓《困》之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之时也，是谓《洪范》九畴「彝伦攸斁」之时也。呜呼，天下治乱兴亡之迹，出一辙也如此。其在治世，既有明君，则必有贤相，而将臣自出矣。臣虽至愚，不愿国家独以将称而无相也。昔者贾谊恸哭于明时，不胜其忠也；阮籍恸哭于衰世，不胜其忧也。当今执政大臣必有拨乱之才，干国之器，请为陛下念之。臣前所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终以威乎天下，是谓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刚，使上九受天人信顺之助，吉无不利也。《大有》之君于是乎得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如其恶者不遏，则善亦无自而扬，何以为《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变而为《乾》，《乾》之德首在刚健，而后曰中、曰正、曰纯、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刚健，而继之以中正，归之于纯、粹、精，而天下何难乎为治哉？臣愚言不识忌讳，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谓《朔问》二篇者，今辄随封事上进，以备乙夜之览，重增死罪，陛下赦之，幸甚。臣说之昧死再拜。

说之启：即日不审镇洮幕府云初，台候比复如何。属者虎帐西来，便欲拜状，忽忽因循之故，更不复道其实。要作一书，历陈熙河古今事体，非累数千言不可，以俟閒暇之日而未之能也。逮此使臣来，拜教之辱，何胜愧仄！重念纲纪弗振，毋一不费整之语，令人太息不已。然前所欲陈者，不若罢休，如汰土兵，省戍兵，削蕃官，卑汉官，罢冗长。使者弃侵淫蠹蚀之地，不发一卒一骑东出，以慎微固守，则斯言也无乃祸人欤？虽然，首尾之状，敢置古而即今以略之。此熙河一道，曹南院弃而不城者也。其后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韩、范之论何！又其后有一王长官韶者，薄游阳翟，偶见英公神道碑所载云云，遂冗以为策，以干丞相。时丞相是谓韩公，视王长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数州，则又王长官弃而不城者也。议者谓王忠嗣之功不减郭汾阳，王忠嗣不肯城石堡，而哥舒翰卒城之，则哥舒翰少为忠嗣部伍，而晚则罪人也。彼术征之志不浅，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陇拶似若无能，颇闻有子存已长立，不知今又如何。方苻秦灭燕、灭代、灭凉时，宁知有一慕容垂哉？实有不可不惧者。首尾之状略如此。外又有二事：一曰闭关以谢商胡，以尊国体（不买一块玉一寸犀之类。）；二曰屯田以实塞下而省转输。二事，幕府不为之，以待谁为耶？汉贾谊与吾家大夫必亦出此言，唐杜牧、沈亚之，本朝尹子渐、师鲁兄弟，亦其人也。此六君者，行年皆不及仆之老，则屑屑狂言，未必无当也，特为故人一出耳。彼有邵茂文者，知无不言，忠实之士也。幕府可出以视之。因王巩州人行，信笔纵书，不免脱缪悚仄。旦夕别上状，授使臣回次。馀乞保重，不宣。立春日，说之再拜镇洮经略待制节下。

说之曾大父文庄公，少因文元公而行辈高，与一时文士周旋，安知有刑名学，而纠察刑狱、判审刑院、知开封府，振疑奋滞，如狱具中不得死者十人，而法不胜情，伏重罪者一二人。其为学士也，一夕行王章惠、陈文思、张邓公、章郇公、盛文肃公五将相制，不废麻卷三鼓之限。而先对灾异者久之，以手诏使陕西，折夏英公、韩魏公、范文正公、尹师鲁、田宣简公之谋，遂参知政事，上专以西事委之。公尽瘁匪躬，知无不言，罢夏英公、陈恭公经略招讨使，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讫今不可改。公陈边策于昊贼未叛之前，而卒如公策。其招纳昊贼之时，公薨矣，悲哉！公以家族保范文正公擅遗昊贼书无他，明刘平、石元孙战殁非降贼，获褒赠，辩宋莒公、郑文肃、叶道卿、龙图阁直学士吴安道非朋党，不以罪贬，则公之姿度闳远，早擅岩廊之望焉者，于是乎称也。然公于学则微悉密致，与癯儒等。尝以《文选》、《续文选》、《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南北朝洎隋唐人之文集，美字粹语，分百七十有四门，十卷，名之曰《文林启秀》，玩之发人藻思。目无遗物，动涉芳尘，如游玉田芝房，其名曰「启秀」宜也。昔稽叔夜喜音韵学，谢康乐疲于译梵字，颜鲁公老于韵海，皆天下雄伟超杰之资而谨小德，绳墨不屑也，吾曾大父何疑焉？嗟乎，今之文务为高论，以扬子云雕虫篆刻藉口，而心不知卫武公切瑳琢磨者何事，其体物曲成，则又何如哉！说之何知，敢序之，藏于家。宣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乙丑，朝请大夫、知成州晁说之序。

观曼卿书，想见其谈兵，虽范文正公不能折也。要在尹师鲁顿挫耳。清明后一日，箕山晁说之题。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圣八年同进士出身。为人朴且率，自信，无少矫厉。师河南穆伯长，伯长性卞严寡合，虽挺之亦频在诃怒中。挺之事先生益谨，尝与参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时苏子美亦从伯长学《易》，其专授受者惟挺之。伯长之《易》受之种徵君明逸，种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陈图南，其流源为最远。究观三才象数变通，非若晚出尚辞以自名者。挺之初为卫州获嘉县主簿，权共城令。所谓康节先生邵尧夫者，时居母忧于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以养其父。挺之叩门上谒，劳苦之曰：「好学笃志果何以」？康节曰：「简策迹外未有迹也」。挺之曰：「君非迹简策者，其如物理之学何」！他日则又曰：「物理之学学矣，不有性命之学乎」？康节谨再拜，悉受业。于书则先视之以陆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而终焉。世所谓康节先生之《易》者，实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难乎识者，栖迟久不调，或惜之，则曰：「宜少贬以荣进」。友人石曼卿独曰：「时不足以容君，君盍不弃之隐去」？再调孟州司法参军，时范忠献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献初建节钺，帅延安，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独别近郊。或病之，不顾也。居顷之，忠献责安陆，挺之沿檄见之洛阳，前日远境之客无一人来者。忠献于是乎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师鲁以书荐挺之于叶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参军李之才，年三十九，能为古文章，语直意邃，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辈，非洙所敢品目。而安于卑位，颇无仕进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达世务，使少用于世，必过人远甚。家贫无赀，不能决其归心，知之者当成之」。曼卿报师鲁曰：「今之业文好古之士至鲜且不张，苟遗若人，其学益衰矣。是师鲁当尽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谒贵仕，以挺之书，凡四五至道卿之门，通焉而后已。道卿且乐荐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应铨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为缑氏令。未行，会曼卿与龙图阁直吴学士遵路调兵河东，辟挺之泽州签署判官。于是泽人刘仲更从挺之受历法，世称刘仲更之历远出古今，上有扬雄、张衡之所未喻者，实受之挺之。在泽转殿中丞。丁母忧，甫除丧，暴卒于怀州守舍。时友人尹子渐守怀也，实庆历五年二月。子渐哭挺之过哀，感疾，不踰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后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侄君翁乞康节表其墓，曰：「求于天下，得闻道之君子李公以师焉」。

嵩隐晁说之曰：士生而不能以其所学及乎世，死又不得以名觉乎后之人，岂大雅君子之志哉？李先生者，师事穆伯长，友石曼卿、尹子渐、师鲁，其为弟子者曰邵康节、刘仲更。侧闻史氏为六人者立传，独不及李先生，何耶？辄论次以待他日史官采择。

河南邵伯温曰：李挺之，康节先生之师也。昔尝闻之先公曰：挺之与尹子渐貌相类，又相友善，挺之死于子渐官舍，子渐哭之恸，遂得疾以卒。呜呼，二人者，乃所谓朋友欤！

君讳端礼，字子和，一字季恭。始江氏自汉轑阳侯德为陈留圉城人。祖讳休复，仁宗时修起居注，有重名。考讳懋相，朝散郎。子和生而沈粹，年十七游太学，为同辈敬惮，独裕然不肯就公试，或试则居上列。常叹曰：「是不足学也，令人惭耳」。方是时，东坡谪居黄州，子和特倾慕之，以书讲学焉。子和于一世德名人皆愿从之游，闻人毫发之善，汲汲称道，惟恐不及，盖自其舍人之风流为然。子和学诗律于黄鲁直，论经行于徐仲车为尤谨。二公俱以子和为贤，此二公者，他人或不能并善其家法也。方举世不为《春秋》之学时，有六合崔子方伯直者，世莫知其为人，子和一见而定交，曰：「此吾之所学也，愿与子共之」。伯直遂因子和得名于诸公间，子和之志行远矣哉！其事亲孝，能色养，教二弟必欲与己同善。然诺谨于仆妾，不侮乎童稚。终日在闇室无惰容，如天使而寿且仕宦，得时为祭酒，为御史大夫，劝讲金华则优矣。不幸年三十有八，以绍圣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疫不起。娶王氏，能为子和躬劳苦，先子和卒。再娶张氏。子男三人，女二人。其二弟端友、端本，今俱以文行称。二弟裒子和之遗藁为集若干卷。子和尝病柳子厚作《非国语》，乃作《非非国语》，东坡见之曰：「久有意为此书，不谓君先之也」。鲁直则曰：「子和文辞简理似尹师鲁」。以崇宁五年五月十五日从葬于阳夏先墓之次，崔六合为行状，黄州潘邠老欲铭之，而邠老卒，宛丘张文潜又欲为铭，会文潜病，不果。说之六弟微之光道与子和早相善，因得子和在兄弟间，乃为之铭曰：

天何为哉嘻善士，植植方茂忽以逝。不使究极能厥世，或如好之聊嬉戏。彼顽凶狠天亦畏，一既生之莫敢毙，又且富贵如其志。子和九原何所遗，汉轑阳侯百世嗣。

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询之后。询裔孙万，为吉州安福令，其子孙因家焉，至修父观始徙居永丰。修四岁而孤，母郑氏力教以读书为文。及冠，举进士，翕然有声，补西京留守推官，召试学士院，迁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时范仲淹以陈时政得失不顾避，忤宰相意，贬知饶州，论救者甚众，而谏官高若讷独含胡不言。修以书质责若讷，至以为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大愤，连其书以闻，坐贬峡州夷陵令。徙光化军乾德令，改武成军节度判官，迁太子中允、馆阁校勘，预修《崇文总目》。书成，改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出通判滑州。庆历初吕夷简以老病在相位，主断既久，天下事积成抏弊，不思所以振治，而最后元昊盗边陕右，师老兵顿，天子忧之，未知所出。一日夷简罢相，夏竦为枢密使，既除复罢，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擢执政，收揽一时名士，增谏官员，而修首在选中，擢太常丞，知谏院。修极力左右时事，屡请召对，执政责以时所可为，于是仁宗开天章阁，给二府笔札，令具所以施行条上。其后下诏劝农桑，兴学校，于侥倖多所裁革，修之发明居多。是时执政皆修素所厚善，而修所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亦卒无怀利附会之实；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质行正直，颇推许之。于是小人自此侧目，而党人之论作矣。初，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其指以美杜衍等进而竦见黜也。竦既怀不满，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仲淹、衍及修为党人。修乃上《朋党论》，其大略言：「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如《书》曰：『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亿万人各异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俄擢同修起居注，阅月，拜右正言、知制诰。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擿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雠，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机至重，何由察知」？然仁宗终不之信也。会被旨使河东，河东自陕西兵兴，刍粮久不继，言者屡请废麟州。修请移兵就食滨河诸堡，使缓急不失应援，平时可省馈运，麟州以故不废。又建言：「忻、代州、岢岚、火山军故时并边皆民田，潘美患虏入寇，乃使民内徙，空其地，号禁地，自后虏人岁盗耕不已。请益募民赋田入租，岁可得谷数百万斛给边，仍计顷出丁为兵。不者，他日尽为虏所有矣」。朝廷从之。会保州兵叛，出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仁宗面谕曰：「勿为久居计，有事第言之」。修对以：「谏官乃得风闻。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职罪也」。仁宗曰：「事苟宜闻，岂可以中外为辞耶」？尝上疏言：「今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相继罢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败事，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专权者，盖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以一一求瑕，唯是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方可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之也」。于是为「党论」者愈益忌之。初，修妹适张龟正。龟正卒，无子，而有女。女实前妻所生，甫四岁，以无所归，其母携养于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会张氏在晟所，与奴奸，事下开封狱。狱吏因附致其言，以及修，诏以户部判官苏安世、内侍王昭明杂治之，卒无状，乃坐用张氏奁中物置田，立欧阳氏券，左迁知制诰、知滁州。久之，迁起居舍人、知扬州，徙颍州，复龙图阁直学士、知应天府。以母忧去。既免丧，入见，仁宗恻然怪修发白，问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内铨。小人恐修复用，乃伪为修奏，乞汰内侍挟威令为奸利者。宦者人人忿怨，杨永德者阴以言中修，出知同州。外议不平，仁宗复悟，留刊修《唐书》，为翰林学士，加史馆修撰、勾当三班院，改侍读学士、知蔡州。未行，复为翰林学士，判太常寺。时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尚，文体大坏。及是，修知贡举，深革其弊，前在高第者尽黜之，务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骂讥，已而文格卒变。拜右谏议大夫，判尚书礼部，又判秘阁秘书省，加兼侍读，辞不受。同修玉牒，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以给事中罢，同提举诸司库务，改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为枢密副使。尝因水灾，凡再上疏，请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几，参知政事，与韩琦等协定大议，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辞宗正之命，修进曰：「宗室不领职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将以为嗣也，则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诰敕付閤门，故得不受。若立为皇子，则止降一诏书，大事定矣，不可辞也」。仁宗以为然，遂下诏。及英宗以疾未亲政事，慈圣光献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事有未可，修未尝不抗是非力争。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事虽非己出，同列未及启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请，前此执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诽者益多。英宗尝面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修亦尝称诵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及上即位，御史蒋之奇言修帷箔事，事连其长子妇吴氏。修杜门请付有司案治。先是，修妻之从弟薛宗孺坐举官被劾，内冀会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而怨修切齿。因构为无根之言，苟欲以污辱修。会刘瑾亦素仇家，乃腾其谤以语中丞彭思永，思永间以语之奇。之奇始以私议濮王事与修合，而修特荐为御史，时方患众论指目为奸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于是诏诘语所从来，之奇言得之思永，思永以与瑾同乡里，且相习熟，故力抵以为风闻。天子为其辞穷，降思永知黄州，之奇监道州酒，遣中使手诏慰安修。修遂称疾，力乞解机务。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时修年六十，乃连六表乞致仕，不从。迁兵部尚书，知青州，以擅止散青苗钱，诏特放罪。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辞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数上，乃为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卒，年六十六，赠太子太师。太常初谥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请加以忠」。乃谥曰「文忠」。初，英宗即位，按祖宗故事，追赠宗室尊属，至濮安懿王，中书以本朝未有故事，请付有司详议。英宗谦恭重其事，诏须大祥后议之。后乃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详议，而有司以为王当称伯，改封大国。朝廷以典礼未正，再下尚书省集议，而皇太后手书以议事诘责执政，于是手诏权罢议，令有司博求典故以闻。御史吕诲等弹奏修首开邪议，琦、公亮、槩附会不正，请如有司所议。修论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书曰：「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皇，三夫人并称后。是日手诏，欲遵太后手书称亲，而不敢当追崇之典，诲及范纯仁、傅尧俞、赵瞻、赵鼎论列不已。英宗问执政当如何，修对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无罪，则惟圣旨是听」。英宗犹豫良久，乃令出御史。其后修著《濮议》，引《丧服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报者齐衰期也，谓之降服。亲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尔，丧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为之屈尔，屈于此以伸于彼也。生莫重于父母，而为之屈者，以见承大宗者亦重也。此以义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临之以大义，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于至仁，则不可绝其天性。绝人道而灭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为也。故圣人制服为降，三年为期，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今议者欲以为人后之故，使一旦反视父母若未尝生我者，其绝之已甚矣。使其真绝之欤？是非人情也。迫于义而伪绝之欤？是仁义者教人为伪者也」。所议大略如此。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反吹波扬澜，助其气势，一时慕效，谓其文为昆体，时韩愈文，人尚未知读也。修始年十五、六，于邻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学之，后独能摆弃时俗故步，与司马迁、贾谊、扬雄、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侵，寻乎其相及矣。是时尹洙亦以古文倡率学者，然洙材下，人莫之与。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字大变从古，庶几乎西汉之盛者，由修发之。然至论《易》则以《系辞》非孔子之言，论《周礼》则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爱其文者，犹叹息于斯焉。修性刚直，处善恶黑白分明，于当路有权势者虽知其设机阱见待，必直前触发之不顾。其放逐流离，至数年者屡矣，而复振起志气，故自若也。修虽以文雄一时，然无忌前好胜之气，喜推毂贤士而身下之，一时闻人多出其门。嘉祐间，朝廷进人之路狭，修建言以馆阁多蓄人材。后诏韩琦、曾公亮各举六人，欧阳修、赵槩各五人，一时得士为多。修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颇是正讹谬。所著《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内外制、奏议、四六集又四十馀卷。子发、奕、棐、辩。

曾祖永孚，故不仕。祖均，故不仕。考亮，故赠左中散大夫。母永嘉县太君王氏。本贯河南府。姓田氏，讳述古，字明之。田氏本居密州安丘，家世儒者。明之早孤，游学京师，甫冠，补太学生，事安定胡先生为弟子，勤笃好问，先生称之。娶尹师鲁族家子河南县主簿仲甫之女，遂徙家河南。凡四次以乡荐，不中第，叹曰：「得失命也」。乃慨然发愤，隐居讲诵，积二十馀年不复出。哲宗嗣位，搜访遗逸，故孙温靖公居守西都，以明之名闻，诏除襄州司法参军，曰：「老矣，不任为吏，然君命不敢辞」。乃即其家廷拜受诏，而不出仕。孙公守郑，又奏以为州教授，特诏从其请。居顷之，河阳学官以嫌求对易，命既下，故王公岩叟时守郑，奏谓述古以处士起，今新进后生援例徙，非是，且无以慰郑学者，诏又听终任。未几除太学正，改宣德郎，充广亲北宅教授。秩满，贫不能久留，调签书通利军判官事，转通直郎。今上登极，转奉议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终，享年七十。夫人后五月亦卒。子男处仁、处讷、处厚、处恭、处约。女嫁进士张安石、太庙斋郎温万石。明之为人淳静简易，不为表暴，胸中坦无留阂，与人交倾尽不疑，既久益亲。及其不合，毅然去之，莫能夺。于书无不窥，惟《易》、《中庸》、《论语》、《孟子》、《老子》乃其素所与申重复熟，造其深旨，馀不甚措意也。邵先生、二程先生皆居洛阳，明之从之游。司马温公居相邻，因徒步造门问经史大义，语不及他事。范翰林祖禹以编修《资治通鉴》，日诣温公，温公多召明之与之俱。邵、程、司马公皆重望，来者率巨公显人，门无杂宾，而明之独以白士羁旅其间，合堂同席，相视莫逆，语必殚竭，未尝少贬，诸公以是敬爱之。晚岁独好《易》，古今诸儒训诂得失，历历别白，常称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学者泥章句，不知妙在日用」。因自为注，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废卷。与宾客言，不事剧谈，惟论《易》则亹亹不倦，日暮客欲去，而明之谈益胜，意益精。明之所著书未就，客欲索其书上之朝，明之遂不肯出。友人张云卿以累举，恩当释褐，贫欲毋行，明之出钱为助，乡人争助之，乃得去。既去，其妻与子俱病，妻竟死，家无一钱，明之日往护视，又办丧事，事竟然后归。昌王薨，假北宅教授官氏撰次行状，以故事遗白金百两，明之曰：「他人为文而我受其赐，无是也」。使者屡反，明之终不受。通利并河，一夕暴涨，守将遽调急夫，明之争曰：「曷不视水势？今虽涨而平，此将杀也，吾民不可徒扰」。已而果无事。当官不苟，亦不为已甚。居家廉俭，衣不兼，食不属，裕如也。乐道自信，以是终身焉。呜呼，可谓吉德君子也夫！将以建中靖国元年某月葬于某所之原，晋陵邹浩以明之语谓刘某曰：「『我无称于时，然贤公卿大夫多知我，今皆亡，晚乃得二人焉，尚何恨』！独谓吾子与浩耳。今其葬也，其能无言耶？其许诺」。居无何，其孤自洛抵汶上，持治命来赴，果以文为请。某外祖尹夫人，鲁郡著姓，与河南之尹宗族也，故于明之有葭莩之好。官于郑，又尝同僚，盖知之详熟。于其来请，谨叙次爵里阀阅及其学行大略，以告邹子为之铭，庶几乎明之之意，而二人者亦以是自致焉。

司空相公阁下：十五年前，吕丞相用事。当此之时，某布衣为诸生。吕丞相罢，章丞相用事。当此之时，某为利州治狱掾。章丞相罢，韩丞相用事。当此之时，某为阆中令。韩丞相罢，曾丞相用事。当此之时，某为督邮。曾丞相罢，而阁下当轴。某自常调，蒙朝廷记录，脱之于刀笔之间，而处之于师儒之任。自念往时，阁下镇蜀，某游太学。阁下还朝，而某已归蜀。一迹不涉于门馆，一字不通于几格。流落西南四千里外，平生交友皆不在要路，不知谁荐而得闻于左右也。当此之时，其感恩为如何，而其责岂易塞哉！昨自到任以来，日夜黾勉职事，庶几有以补报万一。而才调学术止于如此，所作讲义率皆敷演前辈旧说，无一言一句能自立门户。亦尝推究学校利病，意欲有所建明，而敕令格式周悉备具，乃至无有毫发未尽可以藉口。独有一事，今试言之，阁下少加意焉。迩来士大夫崇尚经术，以义理相高，而忽略文章，不以为意。夫崇尚经术是矣。文章于道，有离有合，不可一概忽也。唐世韩退之、柳子厚，近世欧阳永叔、尹师鲁、王深父辈，皆有文在人间，其词何尝不合于经？其旨何尝不入于道？行之于世岂得无补，而可以忽略，都不加意乎？窃观阁下辅政，既以经术取士，又使习律、习射，而医、算、书、画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岂独遗文章乎？而自顷以来，此道几废。场屋之间，人自为体，立意造语，无有法度。宜诏有司，以古文取士为法。所谓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语之中，暗有声调。其步骤驰骋之，皆有节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间，亦有知此道者。而时所不尚，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见于世。宜稍稍收聚而进用之，使学者知所趋向，不过数年，文体自变。使后世论宋朝古文复兴自阁下始，此亦阁下之所愿也。某久不谈世事，感阁下屡记其姓名，敢复一言，或行或否，惟阁下裁之。

明略尝言：「吾深服左氏，而乐道范晔之秀正温绎。晔尝自叙其书，以为『但多公家之言，而少事外远致』，吾所恨亦云。丘明不可及也，异时有寘吾于晔伯仲之间，吾尚无愧。往有评吾文似尹师鲁者，吾虽不学师鲁，然意善其言」。是时余见明略文固多，知其所自道不诬也。明略自为举子时，即不沿袭场屋一语。再举而取进士，其所试，杰然已若可以名世者，至今为学者推重。盖其用志深苦，而思致精悫，渊源所从来者远矣。每一出语，辄有区域町畦，未有卒然而作者。至于出入经传，驱驾前言，左掐右摘，比次回曲，他人咀嚼󷽥杌终不能安者，明略绳约檃括，如以利刀摧朽木，尺箠呵群羊，无不如意。故其曲奥简洁，音节遒峻，精新焕发，使人读之，不觉矍然增气。惜其早困，不得尽用所长。始，元祐初，天下所推文章，黄、张、晁、秦号四学士。明略同直三馆，轩轾诸公间，无所贬屈，欲自成一家；然其流落不偶，略相似云。

某窃以前年虏人犯境之初，宰执侍从如竹苇林下，至郎吏小官，震动失色。而明公以一太常少卿，忠智奋发，惟国大计，感愤激切，言与涕俱。当是之时，止则天下是念，曾身之不暇恤顾，岂有贪功怀利之心哉！开宝话言，龙天实在，此固某之所以叹息面赞，自愧驽懦者也。虽罪废之中，忘其取祸，切切为人感槩称述者已然。当是时，明公以疏远一旦为上画策，如数一二，任国大事，奋不顾身，旬日之间，位冠枢府，中外之望，顿重益隆，此固古人之所甚畏者也。夫大名难以久居，骤贵众所深忌。而又以疏远之士，一旦谋画忠勇，遂盖在廷之臣。呜呼，斯亦危矣！虏退之初，某在南徐，客有诵明公谢表者，其言实壮。而某愚不晓事，虽对客叹仰，而心窃为左右惧焉。它日东下，士于是有以矜伐自任斥明公者，某窃恨之。高明安得有此，殆不知之过耶？夫任大事、立大功，望实盖人，可谓处甚危可畏之机也。非示之以不能，持之以谦退，求无嫉忌颠沛，不可得也。观龚遂治渤海，其功亦微耳，而王生教以诡对。淮阴侯下赵，方北面师降虏而问计，策其下而取之，所以尽其力也。况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询于刍荛，乐取诸人以为善，固明公之所厌饫者已。使其人与其言可用，固善；即不可用，何损于才略威望哉！愿观文坚前日忠勇奋发、忧国如饥渴之心，而加古人深崇退抑之意，则朝廷有柱石之赖，而天下蒙帡幪之赐矣。某钦向之素，固非一日。伏自昨者数奉光仪，益窥器业之大，德义之美。倾颂之切，如前所陈，而误蒙知与，亦异伦辈，是以忘其罪戾，敢献区区之诚，非欲明公永无忌嫉颠沛，全身保位而然也。某观今艰难之时，其德义才力足以任大事、卫王室，赴斯人之望者，非唯驽鄙所窥，实在左右，而有识之士皆然。古人所谓身安而国家可保者，非特为明公计也。是以僭易有言，伏俟谴绝。方今天下，譬如人身，五脏久虚，忽得大病，危困之极，赖元气尚在，蹶而复苏。正须所服汤剂物物中病，所进饮食一一适宜，不使少失平和，不可少有伤忤，倍万调护，然后可望复安。此正主上宵衣旰食、焦劳尝胆之时也。然主上初即位，谅谦恭退托，委任大臣，则安危治乱之机，中外诸钜公之责也。非至公至仁，至勤至俭，深思远虑，未有能济者也；非如诸佛菩萨、禹、稷、孔、孟用其心，亦未有能济者也。窃有愚款，思布于诸公，则罪废之馀，加以久病，誓不求闻，其身欲隐而不藏，其狂言将为不知者之所疑诮矣。然念世蒙国家涵养之恩，又尝食郎吏之禄矣，驽懦无以图报毫发；又况天下无事，藿食者与蒙其福，天下有事，涂炭先之。故不胜感槩激切之心，布于左右，亦冀此言稍闻于诸公。虽得僭越狂妄之罪，不敢辞也。王、蔡之所以为相，固诸钜公之所稔闻而深戒者也。若徒知王、蔡之罪，而不变王、蔡之术，未见可以弭乱也。大臣之患，莫大于怀利而患失。苟利于己，悖理不恤也，越法不恤也，伤财不恤也，害人不恤也，败国事不恤也。积而至于无所不至者，皆怀利患失之故也，而不知利之所以为害也。今艰难陧杌如此，固非怀利患失之时也，诸钜公固非怀利患失之人也，此一事无可虑矣。然而大臣之患，又莫大于怙权而好胜者，不可不察也。人臣初孰不欲言听计从，久安于位，无所取疑于上者，而肯取怙权之名哉？积好胜之心而不已，必至于怙权也。何以言之？进一人焉，建一事焉，初亦漫耳。同列偶有异同，台谏偶有论列，于是所进之人迁之愈骤，所建之事行之愈力。我之所进，虽小人而众所不与，必力援之，亲戚厮役不遗也；我之所恶，虽君子而时之彦也，必显挤之，芥蒂不置也。是不唯出于好胜而已，意天下以己为言不行也，意天下以为眷弛而权去己也，故极力而救之耳。如是则无非一己之私者。君之威福，事之是否，国之安危，果安在也？人臣而有怙权之名，免于祸者鲜矣。是不知好胜所以为大不胜也。大臣之患，莫大于争能而护短者，盖不可不察也。大臣之于国，譬之操舟。今者中流遇风波之时也，苟可以济，不问其力之出于我欤，出于彼欤，谋之出于我欤，出于彼欤，求于济而已矣，舟一败，吾肉且为鱼鳖食，何人我声利之足云乎！则是虽有胡越之殊，斗很之志，过溢之言，亦必协心而取济矣。若曰宁使覆溺，吾必去若人，功必自我出，如是而可乎？岂有国之大臣而智出操舟者之下哉？必不然矣。天下之事无穷，以二三股肱之力佐一人，而求所行之事无不当，所用之人无不堪，亦无是理已。使公道常存，正言日至，则虽或差失，而害不及于天下矣。以天子之尊，而古有绳愆纠缪、拾遗补阙之臣，而人臣乃欲护短遂非，此何理也？上则开天子拒谏之心，必曰大臣有所为，众不得议，而我之所欲乃不得行，虽忠言至论，亦将不听矣。下则长朝廷壅蔽之患，初则一事不合政理，一事不厌众情，言之不行，又嫉言者，至再至三，而献替不闻，是非倒植矣。天子拒谏于上，朝廷壅蔽于下，此乱亡之兆也。盖亦不思耳矣。夫身处将相之位，而当予夺生杀之柄，此可畏之地也。朝有过举而言者敢论，进有非人而同列献疑，此助我者也，岂唯有助于政理问誉之间哉？抑使下不忌而上不疑，知无怙权作威福之事也，岂非助我之大者？此而不图，顾且力排公论，取必人主，此可谓之智乎？昔之大臣交恶而取胜者又倡一说于其间，此说一行，而天下之善言灭矣。其说何也？臣下有言于上，于理虽当，而非甲之所便与所欲闻于上者，则为之说曰：「此乙之党也，乙恶臣，使之为此言耳」。又摘其言，委曲为之说曰：「其言如此，其意将以陷臣也，其意将以摇某事也，其意将以党乙也，为乙游说者也」。而乙于甲亦然。臣下有言不便于近习之意，则曰是庙堂使之也，此出于中旨故也；若出于宰执之意，则言者不敢言矣。如是则言者每至，虽有至诚爱君忧国之心，解纷排难之计，虽有谟如皋陶，忠如稷契，论事如陆贽，激切如刘蕡，而人君若不闻矣；岂唯不听，适足以取怒而已，盖以为皆饰说游说之词故也。如此，则是常以仆妾鹰犬待朝廷之臣，而永无守正自立之人矣。呜呼，其厚诬天下而欺吾君也亦甚矣！凡此皆足以变乱是非，隳斁纲纪者。是非变乱，纲纪隳斁，则事无不乖剌舛缪者矣，如是而有不亡者乎？乃若言至以道揆之，事至以道揆之，而勿措私情于其间，则是非利害之实无不白矣，岂谗巧之所能眩乎？昔者夏姬以淫蛊乱陈，楚王伐陈而取之，将纳夏姬。申公巫臣谏，于是舍之，而巫臣妻之。它日，楚王怒，或曰：「彼自为则不忠，为王则忠」。王乃释然。此楚王之所以霸也。当是时，楚王当论夏姬可纳不可纳，巫臣之可听不可听，不当以巫臣怀不正之意而疑其言也。能推是心以纳谏，则如前甲乙之论不入矣。公甫、文伯死，妇人为之自杀于房中者二人，其母闻之不哭也，为其于长者薄而妇人厚也。唯其言出于母也，故为贤母；使其妇言之，不免为妒妇。夫言一也，而言者敢，则人心变矣。然则观言者当论其言之是否，而不当论言之者何人也。虽推是心以听言，则如前甲乙之论亦不入矣。不唯甲乙相陷之言不可用也，苟听言之际不究理之是非，可用不可用，而先怀逆诈亿不信之心于其间，则善言无自通矣。此最人主大臣之大患，盖不可不察也。某又窃有腐儒之常谈，往古之成事，思一诵焉。虽辽东白豕之类，亦当今之急务，前日之成戒也。昔诸吕之变，刘氏不绝如线，陈平以为忧，问计于陆贾。贾固辩士，多智谋，乃不为画诛诸吕之计，又不为言所以安刘氏者，独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豫附」，教平以交驩于周勃者。陈平固谋画之士也，又不以贾为迂阔，而深然其言，因以数百金为勃寿，往来相结纳，相得驩甚，卒诛诸吕。此何谓也？盖贾知平之智术，勃之惷勇，足以诛诸吕而安刘氏，所不知者，二人相与之情耳。使平、勃和则协心而事济，一有纤芥不平之隙，则方且倾挤防虑之不暇，亦何事之可济乎？此艰危之际，盖莫急于将相之和也。且蔺相如一勇夫，持璧睨柱，尚气决之人耳。廉颇不忍以力战之功而位其下，声言众辱之。相如引避而不较也，以谓国方危弱，秦之所不敢加兵者，以二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势不俱生，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也。颇闻之，肉袒负荆而谢，驩好如初，而赵国赖之。彼虽勇夫壮士，可不谓之贤乎？此皆所谓腐儒之常谈，往古之成事，岂有通儒硕辅，博洽明智肯忽国家之大虑，快一时之褊心，而计出廉、蔺、平、勃之下者乎？必不然矣。夫和异于同，固儒士之常谈而熟知者。然好同之风不革，则必至于不和，此最当今之急务也。夫当今之急务，岂不在于练卒选将、足食足兵，还二圣之北征，禦强虏之南牧乎？是固然。使君臣之间、庙堂之上和而不同，人无彼我之分，事无适莫之意，唯理之从，则利害无不明，事功无不立矣。苟好同而不和，则反是，反是则乱亡之道也。故窃以为当今之急务也。且同则宜若无所生其隙矣，而某以谓好同之风不革，则必至于不和者，何也？盖自公道不行，好同之风通于上下，大抵以献忠为议己，以商摧为立异，以可否为相排，以雷同为厚善。于是虽亲戚朋友，有怀不敢吐，有见不敢争。初则为后言，终则为怫气，二者交违而睽矣，而况庙堂之上乎？何则？强之使同，壅之使止故也。积不快为背憎，持公言为造膝，其不为仇敌者几希。此好同所以必至于不和也。尝闻祖宗时，庙堂之上盐梅可否之论无日无之，岂相排而立异哉，各尽其谋国爱君之心而已。方杜、韩、范之当国也，世所谓同心而厚者也。且以永洛一事观之，一以为可城，一以为不可，一则是刘沪，一则是尹洙，然不闻三人者失平生之欢也。使有一人出于私情，一言不相照了，则必睽矣。大臣睽贰，岂国家之福哉！世或以谓人主不欲臣下和，恐为朋比，故激使之睽，以为御下之术。大臣亦或故为痕隙，以攘取宠位。呜呼，何其小也！天下大器，而可以小数御之乎？未有能长久者也。若人君以道遇臣，臣下以道事上，选择委任，畴咨吁谟，使各尽其所怀，善者从之，未尽善者改之，可者用之，不可于众者去之，同不为朋比，异不为乖睽，刑赏与众共之，忧乐必以天下，则所谓无作好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而皇极之道立矣。前所谓以道者，岂微妙慌惚之谓哉，亦上合天道、下合民心，惟理是从而不置私情于其间而已。言之虽若迂阔，此治乱存亡之判也。方今如起危困之病，如济风波，如救焚溺，若是其急也。所争者晷刻，所计者毫末，顷刻之积，毫末之差，而事有不胜讳者矣。狂率，死罪。

某尝谓天之生贤似亦有数，生之实难，遇之亦难。唐之文章三变而后得韩愈。愈之门生如张籍、李翱、皇甫湜、孟东野之徒，皆晔然有闻于世，后学者闻其风而悦之。韩愈死又二百馀年而生欧阳公，收拾贤者汲汲如饥渴。当时门人皆一时胜流，如尹师鲁、石曼卿、苏子美、梅圣俞辈，实与异世而相望焉。自嘉祐、治平之间不三十年，而翰林苏公主盟斯文。苏公之门如黄鲁直、秦太虚、张文潜、晁无咎与阁下，诸门人皆以道德文章冠冕后进，视韩、欧门下士未肯歛衽也。自元和以来至于五代，阅二十三帝二百馀年，而三人者始于先生弟子传道授业，羽翼前贤，赖以不泯。呜呼，可谓难遇也已！某不幸生世不早，不得望见诸君子，未尝不自叹恨。元祐之末，张右史守宛陵，于某为乡郡，是时年方十馀岁，騃不解事，不得以童子见，然已知诵其诗而乐闻其言矣。又十五年而黄太史守当涂，与吾邦壤地相接，某家甚贫，方竭力以奉亲，欲裹粮以趋之，而公辄罢去，不得一拜于其庭。又数年则阁下相继而来，实家于此，虽未得奉几杖于周旋之间，而翰墨歌词，流风遗韵固已得于交游中为不少矣。如是者又二三年，而始得望见阁下之门，犹未敢自以得闻教于席下，于是敢卜一见于今日也。重念某受质不悟，涉道甚浅，平生自誓欲以作诗缀文自娱，想像古人语言妙天下，则心欣然慕之，独恨其力不能到耳。不识阁下其有意于三沐而三薰之以抉其盲而起其病乎？苏源明尝言：「吾生衰俗而恨不识元鲁山也」。阁下能赐以一言，俾知所向背，则某非特识鲁山于衰俗之中，其视源明之无恨则又万万矣。阁下之道德文采倾动古今，非某区区疵颣之言所能赞说，独闻阁下推其馀以应不足，道足以高天下而常自后其身，才足以绝一世而未尝以此病人也。是以人得游阁下之门焉，则某之谒得入于函丈为不疑矣。阁下其亮之，幸甚。不宣。

古文衰于汉末，先秦古书存者，为学士大夫剽窃之资，五言之妙，与《三百篇》、《离骚》争烈可也。自李、杜之出，后莫能及。韩、柳、孟郊、张籍诸人，自出机杼，别成一家。元和之末，无足论者。衰至唐末极矣，然乐府、长短句，有一唱三叹之音。至国朝文物大备，穆伯长、尹师鲁始为古文，成于欧阳氏。歌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秘，亡馀蕴矣。录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原流皆出豫章也。宗派之祖曰山谷，其次陈师道（无已）、潘大临（邠老）、谢逸（无逸）、洪朋（龟父）、洪刍（驹父）、饶节（德操、乃如壁也）。祖可、（正平）徐俯（师川）、林修（子仁）、洪炎、（玉父）汪革、（信民）李錞、（希声）韩驹（子苍）、李彭、（商老）晁冲之（叔用）、江端本（子之）、杨符（信祖）、谢迈（幼槃）、夏倪（均父）、林敏功、潘大观、王直方（立之）、善权、（巽中）高荷（子勉），凡二十五人。

学古文必自韩、柳始。两家文字剥落，柳为尤甚。国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圣间，穆修、郑条之徒唱之，欧阳文忠、尹师鲁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韩、柳。韩文屡经名士手，顷余又为雠勘，颇完悉。唯柳文简古雅奥，不易刊削。年大来试为䌷绎，两阅岁，然后毕见。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传最远，初出穆修家，云是刘梦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间京师开行，颠倒章什，补易句读，讹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数不多于二本，而有邢郎中、杨常侍二行状，《冬日可爱》、《平权衡》二赋，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献家本，次序多与诸家不同，无《非国语》。四本中，晏本最为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刘连州旧物。今以四十五卷本为正，而以诸本所馀作《外集》。参考互證，用私意补其阙，如「皇室主」宜加「黄」字，「冯翊王公」宜去「王」字，「紧」当作「掔」，「𦏼」当作「掔」，「鲍勋」当作「鲍信」，「改规」当作「段规」，「疥疟」宜为「痎疟」，「狠倖」宜为「狠悻」。吴武陵初贬永州，《贞符》中宜如《唐书》去「量移」字；韩晔时犹未死，《答元饶州书》中宜于韩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书·孝友传》校《复雠议》，以《楚辞·天问》校《天对》，以《左传》、《国语》校《非国语》，以唐宋类书、唐人笺表校《天论》等篇。其见于《唐书》者，悉改从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处而赢。又釐革《京兆请复尊号表》，增入《请听政第二表》、《贺皇太子笺》、《省试庆云图诗》，总六百七十四篇。锓木流行，购逸拾遗，犹俟后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序。

文章名世，自有渊源，殆与天地元气同流，可以斡旋造化，关键顾在人所钟禀及师授为如何。譬犹一身，五官百骸，各随形模，万态不同，至于上下左右，则难以倒置。必也精神发挥，乃中仪矩，不然，土木偶尔。前辈尝云：诗句当法子美，其他述作无出退之。韩、杜门庭，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俱名活法，金声玉振，正如吾夫子集大成，盖确论也。国初，儒宗杨、刘数公，沿袭五代衰陋，号西昆体，未能超诣。庐陵欧阳文忠公初得退之诗文于汉东弊箧故书中，爱其言辨意深。已而官于洛，乃与尹师鲁讲习，文风丕变，寖近古矣。未几，文安先生苏明允起于西蜀，父子兄弟俱文忠公门下士。东坡之门，又得山谷，檃栝诗律，于是少陵句法大振。如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陈无己之流，相望辈出，世不乏才。是岂无渊源而然耶？故尚书户部侍郎豫章王公承可，人品高妙，其文章深造少陵阃域，一时声名，籍甚荐绅间。惜乎天不假年，位未称德，善类衋伤。后六年，公之第三子湑叔济手裒先人平生所著，总若干篇，离为六卷，名曰《亦乐居士文集》，子职也。叔济贤而有文，克世其家，一日属予序之，将镂板传于世。予晚生，虽不及见东坡、山谷，而少时在江西，实从东湖徐公师川授以句法。东湖，山谷甥也，贰卿视东湖里中丈人行也。东湖昂藏严毅，不妄许可，集中多有赠答，斯已可见。然而今代鸿儒，以文鸣要路，能轩轾人者颇多；叔济不他求，反取信于退閒无闻之老，何耶？得非以皇祐中（原本阙四字。）与先祖同年进士，迨宣和初，少师公帅广陵，予以年家孙展拜床下，复齿长贰卿三岁。辈行既同，情义不啻手足，景服言行之详，诚莫予若也。叔济用予芜颣之语，俾冠编帙，获托名不朽，幸矣，尚何敢辞！贰卿在朝廷，则献纳论思，书于史官；在方镇，则抚绥智略，碑于德政，固不待予言。姑推其渊源所自来，追古作者如此，后之君子必有处之矣。绍兴二十四年九月晦日。

道一而已，而有中偏、大小、正邪、粹驳之不同，何也？中故大，大故正，正故粹，粹故一。彼狭小、偏私、僻邪、驳杂为道者，失也。其所以失，或由师传，或由凿智，或由气禀，故殊途各出，骛而不返，道无是也。先圣先师为此所以有教，救学者于多歧，欲归之于至当，故曰「吾道一以贯之」。一者仁也，圣门之徒皆学为仁，夫子言行莫非仁也，其在《论语》者著矣。某年十六七，见先君书案上有《河南语录》，上蔡谢公、龟山杨公《论语解》，间窃窥之，乃异乎塾之业。一日请诸塾师曰：「河南杨谢所说，与王氏父子谁贤」？塾师曰：「彼不利于应科举，尔将趋舍选，则当遵王氏」。于时某未能树立，而辄萌好恶矣。既游庠序，方崇忌讳，肆谀谄，歌功颂德，陵跨唐虞，或道史书及李杜诗章乱离之句，则众以谤讪操切之。才二十年，川壅大决，睦盗猝兴，势摇嵩岱，然后信王氏学术不本于仁，穿穴碎破，以召不仁之祸也。当兹时，天子临轩策士，收采谠言，党禁向弛。于是卲康节《皇极书》、张横渠《正蒙篇》，河南先生诸经诸说，元祐忠贤言论风旨稍出，好之者往往传写袭藏，若获希世之宝，而谢公《语解》则已锓板盛行。噫，此岂人力也哉！后四载，岁在乙巳，女真入侵，嫚书腾闻，诏音夜颁，引慝孙位。靖康元祀，遂撤王安石配食坐像，废《字说》勿得用，俾学者兼用先儒，收召遗老佚贤，欲改弦更化。虽狂澜既倒，捧土莫遏，而遗书幸存，出于良知者，如济贯河，终不泯没。然后益信仁者人之本心，大中至正，是是昭昭，未尝亡也，人自不求尔。今皇帝勇智中兴，灼知祸败之衅本由王氏，以其所学迷误天下，变乱宪章，得罪宗庙，于是诏三省政事并遵至和、嘉祐。发自圣性，笃好孔子所作、安石所废之《春秋》，又于讲筵进读神祖所序司马光所纂之《通鉴》。下杨时家取《三经义辩》，寘之馆阁。选从程氏学士大夫渐次登用，甄叙元祐故家子孙之有闻者，仍追复其父祖爵秩，将以刬削蛊蠹，作成人物，朝冀贤才之赖，国培安固之基。此绍兴五六年间，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凡百臣子，所宜和衷将顺，不忍违矣。而狃习旧染者，见王氏言行不类，有同俗趋利之便，而于程氏则如嫫母之恶轩鉴也，蓄忿伺间，伸其诡罔，反以专门归咎堂奥。夫学士大夫意向殊乎王氏，则摈斥随之。必如是说，始堪仕进。蔽离穷陷，百唱千和，既率天下出一私口矣，又相与攘袂扼腕，柴栅阙里，禁人趋之，不亦甚乎？自古察言之法，必观其事，王氏宗派，效于绍圣，元符、崇、观、政、宣已来，夫何可掩？试举其大者，则缵翟聃虚空之绪，乱邹鲁礼义之实，谈二帝三皇之治，济申商韩非之政，托人子继述之孝，毁祖宗艰难之业，指丰亨盛大之象，肆穷奢极侈之欲，慕开疆辟土之绩，速佳兵好还之祸，乘国破君亡之衅，扶背主僣命之贼，环燕巢危幕之势，致荆扬蹀血之苦，积刑赏不平之愤，起周庐干纪之变，假偃武息民之说，成外交固位之计，殄烝民三纲之道，甘臣服雠敌之辱，称太平无事之美，导般乐怠敖之失，结忠贤谏说之舌，生隆家卑国之渐，皆背违先圣，操心不仁，而精于《经义》、《字说》，立乎本朝，据权断论之大验也。若君子私淑所被，曾微一人簉其列焉。特用此观之，明善喻利之判，岂不昭灼？乃复营营翩翩，变移黑白，上欺君父，下蔑清议，不念率兽食人，近有覆辙，亦何意哉！愚不肖，幸闻伊洛至教，承过庭之训，而冥顽怠废，不早用力。盖尝妄意《论语》一书为仁道枢管，欲记所见闻指趣附于章句之下，内揆浅疏，久而未果，发秃齿豁，恐负初志矣。适有天幸，投畀炎壤，结庐地偏，尘事辽绝，门挹山秀，窗涵水姿，檐竹庭梧，时动凉吹，朝夕饭一盂、蔬一盘，澹然太虚，不知浮云之莽眇也。观过宅心，自是始笃，乃得就藁，遗诸童丱，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焉。若夫推己及人，指南洙泗之路，放淫讵诐，分北荆舒之旅，非愚所能也。困而学之，期成功于不二而已矣。绍兴甲戌三月甲寅朔序。

顷观来书，颇推信释氏，此误之大者。某辄有献焉。河南先生，举世皆以为得圣人之道者。其言曰：「道外无物，物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兄不事科举，杜门读书，有晨昏之奉，室家之好，嗣续之托，交朋友，使奴隶，夏葛冬裘，渴饮饥食。必如是行之，而后慊于心。此释氏所谓幻妄粗迹，不足为者。曾不知此心本于天性，不可磨灭，妙道精义具在于是。圣人则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而百姓则日用而不知耳，盖不可以有适莫也。今释氏不知穷理尽性，乃以天地人生为幻化。此心本于天性不可磨灭者，则以为妄想粗迹，绝而不为，别谈精妙者谓之道。则未知其所指之心，将何以为心？所见之性，将何以为性？言虽穷高极微，而行不即乎人心。兄以为最亲切，得无未之思乎？昔孔子下学而上达，及传心要，呼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曷尝如释氏离物而谈道哉？曾子传子思，亦曰：「可离，非道也」。见此，则心迹不判，天人不二，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天地之间，何物非我？何我非物？仁之为体要，义之为权衡，万物各得其所，而功与天地参焉。此道之所以为至也。释氏狭隘褊小，无所措其身，必以出家出身为事，绝灭天伦，屏弃人理，然后以为道，亦大有适莫矣，非邪说暴行之大者乎？方今圣学衰微，自非真积力久之儒辞而辟之，则天下之祸未易息矣。昨寄答曾漕书去，兄以书来，曰：「叔以主张名教为心，其论甚正」。名教释教，岂有心于分别，惟其是而已矣。释教是也，名教非也，而欲主张名教，则私心矣，言岂能正乎？名教是也，释教非也，则言必名教矣，岂有心于主张耶！其有心于主张者，贰以私心也，言贰岂能正乎？大人所言，盖任理而言，以辟邪说，非苟以主张名教为心而已也。兄力学有年，行义信于乡党，后进之所矜式。愿益弘圣人之正道，勿过听释氏之邪说。时赐警诲，某之愿也。

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杰然自名于世者亡几，非文不足也，无刚气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气，而发为七篇仁义之书，韩子以忠犯逆鳞、勇叱三军之气，而发为日光玉絜、表里六经之文。故孟子辟杨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韩子抵排异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气使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刚者欤？国朝四叶，文章尤盛，欧阳文忠公、徂徕先生石守道、河南尹公师鲁、莆阳蔡公君谟，皆所谓杰然者。文忠之文，追配韩子，其刚气所激，尤见于《责高司谏书》。徂徕之气则见于《庆历圣德颂》，师鲁则见于《愿与范文正同贬》之书，君谟则见于《四贤一不肖诗》。呜呼！使四君子者生于吾夫子时，则必无未见刚之叹，而乃同出于吾仁祖治平醇厚之世，何其盛欤！夫以台谏之风采，朝士莫不畏其笔端，自侍从而下，奔走伺候其门者，纷然也。文正鄱阳之贬，余、尹、欧既与之同罪矣，蔡公乃于四贤相继黜谪之后，形于歌诗而斥为不肖，羞其见搢绅之面，而辱甚市朝之挞，则公之刚又可知也。某初见其诗于张唐英所撰《仁宗政要》，甚歆慕之。其后见公文集，乃没而不载，窃以为恨。乾道四年冬，得郡温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裴回顾叹而不忍去。入境，访公遗迹，则首见所谓万安桥者，与大书深刻之记争雄，且深惜其有济川之才而不至于大用。登爱松堂、九日山，则又见公之诗与其真迹犹在，凛然有生意，如见其正颜色坐黄堂时也。盖公至和、嘉祐间尝两守是邦，至今泉人称太守之贤者必以公为首。求其遗文，则郡与学皆无之，可谓缺典矣。于是移书兴化守钟离君松、傅君自得，访于故家而得其善本。教授蒋君雍与公同邑而深慕其为人，手校正之，锓板于郡庠，得古律诗三百七十、奏议六十四、杂文五百八十四，而以《四贤一不肖诗》置诸卷首，与奏议之切直旧所不载者悉编之，比他集为最全，且属予序之。予曰：端明公文章，文忠公尝称其「清道粹美」，后虽有善文词好议论者，莫能改是评也，予复何云？然窃谓文以气为主，而公之诗文实出于气之刚。入则为謇谔之臣，出则为神明之政，无非是气之所寓。学之者宜先涵养吾胸中之浩然，则发而为文章事业，庶几无愧于公云。五年十月，永嘉王某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