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距贼一舍，通远不百里，非有重山复岭之阻。宜于定西、通渭之间建汝遮、纳迷、结珠三栅，及护耕七堡，以固藩篱，此无穷之利也。

臣窃闻《春秋传》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是知先王之治天下，其待中国与四夷，其道固异。何则？夷狄天性桀骜，恃远负险，中国弱则先叛，强则后服，专以恩养，则倔强难制，其势使然也。臣切观自陛下临御以来，惩前日边臣拓地邀赏之弊，而大臣采宋璟不赏边功之说，务以息兵养民为事，德意可谓至渥矣。然自朝廷纳西夏贡，使赍册报弊，复与岁赐，恩礼不为不厚，而戎人骄恣傲然，无柔服之意，遣使请地，邀求无已。乃知非恩之不至，待之不重，其弊在于姑息之太过耳。臣闻威过则怨，恩过则骄。怨则怀必死之心，骄则有无厌之求。昔先王之御夷狄，知威之不可独立，故假惠以济威；知惠之不可独行，故须威以行惠。然后夷狄且怀且畏，无怨望轻侮之心。今戎人之情，骄傲已见，大臣务以息兵省事为意，前日遽弃沿边四寨，以塞其请，而戎心无厌，邀请益甚，不知大臣为陛下计将与之乎？将拒之乎？与之则地日蹙而威日削，适足以增其骄淩之气，终不使之屈慑柔服以听命令。汉晁错明于边事，尝曰：「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也」。又况遗以土地以骄其气乎。臣闻兵以诛骄暴，骄暴去则无所用兵；政以治事，事息则无所用政。骄暴未去而遽寝兵，事未治而欲事无，是为畏事茍安之计，其极必至于用兵多事，劳弊内外而后已。昔汉因循以成七国之祸，唐厌兵以成藩镇之彊，此前事已然之验也。戎夷之情，臣虽不能知，边陲之事，臣虽未尝习，然士大夫自塞徼守官罢归京师者访闻非一，皆如臣言。又以古验今，戎夷之情，宜不相远。故臣敢为陛下反覆陈之。臣愿陛下诏敕大臣，虚怀访问塞上罢官与知边事之臣，参伍稽考，当得其实，则羌人万里之情可以坐见矣。臣闻练兵、选将、积粟三者，禦边之急务；厚赏重禄，劝士之要术。元祐初，朝廷尝敕边郡为五年之蓄，不知今日之积其数几何？不可以不预计也。夫犯彊敌、冒白刃，士卒不顾死者，利厚赏也。前日薄首级之赏，务以息邀功之士，而不知非厚赏不足以使众，此不可以不讲也。伏望陛下诏谕大臣，简略细务，留意安边大计，却羌戎无厌之求，讲练兵、选将、积粟、厚赏之术。遣知边事、可信之臣按察塞徼，以详守禦得失之实，储蓄卒伍之数。明诫边吏以朝廷之意：羌戎柔服则治兵积谷以备之，桀骜侵轶则邀击前后以挫之。退不得畏缩以骄其气，进不得兴兵以费吾财。张大天威，赫然示不可侵犯之意，则士气日奋，戎心日消，四夷无侵陵之患，中国有泰山之安矣。夫先患而谋则有馀，后事而计则无及。此天下大计，惟陛下留神，早加详择。

〔贴黄〕臣窃闻西夏见今所争兰州塞地皆控扼戎马要路，若茍欲目前无事，全不计较，轻以付与，中外之议深恐戎人捣虚长驱，熙河数郡孤立难守，为害非细。臣窃意大臣之计，务欲安静无事，故曲从其意。若异时戎心无厌，继欲请熙河故地，不知何词以拒之？臣访问沿边得替官员，皆以为戎狄之情骄则愈横。今以旁塞要地付与，徒自去其藩捍，长戎人彊悍之势，如傅虎以翼、借寇以兵，不唯无益，适足为患。为今之计，不如治兵、积谷、选将、厚赏，画地而守，勿与尺寸，使戎人晓然知朝廷之意、中国之彊，不敢轻犯。愿陛下询访执政大臣，今以塞地与之，不知果能使西夏怀惠，无异日之患否？不可必则是徒失险沮威，为久远之累。如夏人以故地疆界为言，则边将盍答以灵州亦朝廷故土，夏若还灵州，中国亦当偿以故土。如此亦足以折其无厌之请。兹边陲安危之计，尤在博访审虑，庶无后悔。

〔贴黄〕臣愚所言，非欲兴兵生事，盖西戎骄倨，请求无厌，若不讲饬边备，折其贪冒之意，其势必至侵犯塞郡，劳师费财，困弊中国。伏乞陛下诏谕大臣，早为之计，以消未然之患。

公讳纯仁，字尧夫。幼警悟，五岁知读书，八岁从群儿戏，能以其所授书为之讲说，正席环侍，剖析有理，文正奇之。十一遭楚国丧，哀毁如成人。文正仕渐显，一时知名士多所延揖，如孙复、石介、胡旦、李觏辈，率命公从之游。乃博通群书，为文无有长语，切于语事。文正曰：「是必能世吾家」。以文正恩，起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进士及第，知常州武进县，辞不行，改许州长葛，复辞。文正曰：「彼远固有名，此才数舍尔，何辞焉」？公曰：「本不欲去亲侧，远近非所恤也」。文正薨，家贫无归，借官屋以居，仅芘风雨。长兄早得心疾，不省事，门内几百口，公实主之。人不堪其忧，而上下无一言之异。服除，始就仕。贾昌朝守大名，辟公掌安抚司机宜文字。公曰：「方北道多事时，彼将以我为助，义不当免，其如吾兄相与为命何」！人固彊之，曰：「偕行何妨耶」？公曰：「兄之疾一作，则数人不能制。未论官守，不得专在侧，此去隔大河，万一中流疾作，则我必与之俱溺矣」。再辞，遂已。宋庠荐公堪馆职，召试学士院，公以兄疾辞。再召，又辞，卒不赴。以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县。民不知蚕，公曰：「是可缓耶」？乃课民种桑，后纺织比他郡为多。既去，思公不已，至名其地为著作林。签书许州观察判官事。会昌朝守许，事无巨细，待公而后决。知开封府贾黯辟公知襄邑县。凡隶官屋舍，无一椽不更，而民不知劳。县有牧地，卫士岁牧马，率纵之，坏民田，前此莫之禁。或诉于公，即捕而杖之。主校抗声曰：「令敢尔耶」？遽白其事，诏劾公甚急，公曰：「卫士非令所当杖，然民吾子也，又兵实资田以养，安忍坐视其抑哉」？亟自列以上，寻报免。令遂兼领牧地，盖自公始。天久不雨，下将艰食，公命贾贩者辍他货，一意积粟，而告之曰：「异时之出，吾当为尔宰」。果如其计，赖以全活者甚众，利及旁境。大兴学校，号舍饮食，毕自区处，来学者益盛。比自公湖外归，邑人夹道焚香罗拜，逆挽公舟，唯恐其过之速也，距公去四十馀年矣。擢河南东路转运判官，召为殿中侍御史，未拜，迁侍御史、知制诰。钱公辅缴词头，责滁州团练使，公言：「此其职事也，言虽有过，情则无他。陛下近诏求直言，而侍臣未闻有所献，得非以公辅为戒耶」？又言：「自公辅贬谪以来，朝廷除授宁免失当？臣下不敢言，亏损圣德，无甚于此」。京师大水，公请诏侍从官各上封事，指陈时政阙失，馀官依次转对如故事。又乞罢秋宴，以承天戒。时更定江淮、荆湖、福建路盐法，公请并依两浙法减价，并下三司别定私贩之令。又言日近杂学士、待制修撰太冗，宜立定员数。又乞为颍王、东阳郡王择保傅。又言岁上辛祀天南郊，致斋日当圣寿节，乞上寿不用乐，以明克己奉天之意。有诏两制依典礼议濮安懿王称号，封册已定，而政府议不同，复有诏权罢。公谓同列曰：「此大事也，不可不辩，盖将有甚者焉」。乃上疏曰：「陛下昨受仁宗诏命，亲许为仁宗之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以至纂承大统，天下以陛下为仁宗之子，与前代入继之主，事体不同，愿以大公断之」。特降诏旨恭依两制所定。相次果议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公又疏曰：「仁宗当盛年，立陛下为子，皇太后不避六宫之怨，力赞先帝，保育陛下，是皆欲陛下继统承祧，一意大业。不期陛下率然建为此议，上则违先帝之意，中则伤太后之心，下则失天下之望」。又奏：「欧阳脩首开邪说，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请寘于理」。累上章未报，公遂缴纳告身，居家待罪。皇太后俄出手书，申追尊殊号之议，寻降敕命奉行。公言：「此事始因中书之谋，陛下谦慎未行。闻太后曾下手书，切责政府，因此权罢。始末不同，天下将何以取信？此必权臣欲为非常之事，假母后之命以行其志，或乃出于逼胁。愿察臣言，凡系濮王典礼，陛下自可择而行之，何必以母后为说」？既而促公供职，公言：「太后与政府大臣并受先帝顾托，言犹在耳，永昭陵土犹未乾，岂遂忘而弗顾」？再有旨起公，公言：「臣不能早悟陛下，罪益深重，岂可复居言路？臣之心有死无二」。又中书劄子督迫公出，公乃录前后未降出凡九章回申，又申御史台，殊号之议遂止。公犹未已，乃出公通判安州，移知蕲州，改京西提点刑狱。未到，移陕西。未到，权陕西转运副使。未到，权京西转运使，复移陕西。召对，神宗问公曰：「卿在陕西久，必精练边事，城郭甲兵粮储如何」？公对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粮储粗备」。上愕然曰：「卿才如此，朕所倚赖，而职事皆言『粗』，何也」？公曰：「粗者未精之辞，然如是足矣。臣愿陛下无留意边事。陛下若留意边事，则边臣观望，要功生事，结衅夷狄，残害生灵，耗竭财用，縻费赏爵。不唯目前之害，又将贻他时意外之忧，愿陛下深留圣虑」。公又奏：「王安石变更法度，物议沸腾，人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上曰：「何谓不见之怨」？公曰：「杜牧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此不见之怨也」。上曰：「卿才如此，善论事宜，为朕条陈古今治乱，可以为鉴戒者以闻」。公遂作《尚书解》以进：「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陛下深究而行之」。除尚书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公辞不允。边帅种谔坐擅兴，谪湖外，俄除秦州都监。公言：「朝廷既许夏人纳款，及谓取绥州非本意，今便令谔处边任，不唯致夷狄疑阻，亦无以戒励沿边生事之臣」。又乞催促赍夏国封册诏书，使人进发，所贵朝廷恩数速达异国，而疆埸早得宁静。进集贤院、同脩起居注。公五上章辞，不允，乃促公受敕。公既不获免，益思所以为报。公尝谓人主之势既重，而又堂陛阻绝，非开广聪明，则下情无由周察。顷虽有言，止缘一时之事，事过即已。今须推而行之，以防壅蔽。乃上疏言：「两府之下则有侍从官，实古九卿之职，是宜朝夕论思，同国休戚。今则只将主判司存便为己之职事，宠亚四辅，报同庶僚。人情既习因循，朝廷不知考核，或有时政得失，唯能退有后言，处之不惭，仅同胡越。愿降诏督责，凡朝廷阙失，并须论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诠定，量加赏罚。时上新即位，躬亲庶政，公言：「尽心所务，督察细事者，有司之职；经国阜民，选贤任官者，宰相之职；容载如天地，广大如江河，巍巍荡荡，无得而名者，王者之德。愿陛下潜晦颐养，择相而任，广听纳，察迩言，使愚智效力，上下尽心，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又言：「近日御前拣退年老将校，皆是久历艰辛，累岁戍边守之人。既因对御选择，将来殿前马步军司便为永例，此军政也，不可不察。望于其间取稍堪部率者，改隶已次军分，以示人主隐恤知难之意」。知秦州孙永以守边失策，诏以李师中为代，公言：「帅臣尤须久任，方能练习事。若屡更则难责其效，而又百事从而变易，兵民无不烦扰。兼永忠谨镇静，师中任术躁动，不若责永后效，依旧在任」。又请用庆历中故事，增置谏官，以广言路。又请重定县令考课之法，以防滥奏。神宗切于求治，臣下多自疏远召对，延访得失。公言：「小人之言，闻之似可采，行之必有累。盖其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急于奋身，不思害国，愿加深察」。又言：「走马承受妄有论奏，动摇帅臣，过索承奉，其言不可轻信」。又请宣谕执政，如有妄奏边事及曾惹引生事之人，不得与边任。又请委监司体量走马承受，不得于条约外妄陈边事及言人长短。其所入文字，乞降出公行。京东转运使陈汝羲进羡财，及以官绵折还和买绢价，荆湖北路孔延之进纳入官，本户不充则令三四户共买一官。公请重行贬谪，以戒聚敛辱国之臣。富弼再相，辄辞疾，家居谢客，屡诏不起。公言：「弼起布衣，仁宗擢为宰相，先帝暨陛下倚为旧德，四方士民以为贤臣。弼当自任天下之重，而尽陈其所欲为。而乃恤己深于恤物，忧疾过于忧邦，致主处身，向背失宜。弼与先臣最厚，臣待罪谏垣，不敢通私谒，以致忠告。愿陛下宣示此奏，使弼循省，以供厥职」。又奏：「唐则天以僭窃之政，务求多士，以收人心，广令臣下，举荐兼人，亦得自举。选任虽冗，然犹多得人材。故姚崇、宋璟相继时出，开元之治，实有赖焉。愿诏内外之臣各举所知，以备选任」。御史中丞吕诲以言事降黜，公言：「诲，正人也，愿留之左右，以劝忠良」。又奏：「臣前此面奉德音，令臣具陕西利害，今列十事以进。一、于邠宁二州移置帅事。二、择帅府通判，令兼经略判官，专董粮草。三、罢监牧，以其田为营田。四、委帅臣监司裁省冗占官兵。五、新城中武艺人于近里州军差使，候有警急，旋行勾抽。六、沿边次边乡村酒场，月课不满二万贯者，并停闭城寨酒课，不务增羡。七、通解盐茶马于转运司。八、依秦汉军功爵级置散官及牙校名品，募人入粟，以实边备。九、沿边置榷场，以茶并杂货博易，仍通入解盐额。十、陕、解、虢、绛四州，岁差夫采斫黄河梢木，并以官钱收买」。神宗一日谓公曰：「取士之法不均，行之虽久，不能无遗才」。命公条其利害，公曰：「祖宗以进士一科为盛，公卿以降，多此涂出。然所举之业，东南、川陕之士最工。至礼部只合西北而考之，故东南、川陕多得而西北少。设欲明示区别，不无寄贯巧伪之弊。愿诏郡邑严养士之法，每下诏责长吏与学官取本贯及曾入学满二百日有行者，于解额中分三分之一送至礼部，则别为特举一科，只试论经义，明记路分，考校优，立所取之数，至御前赐第亦如之。若是则均矣」。又乞诏政府、台省、馆阁、经筵、监司并数路参取，无拘有无出身。著作佐郎章辟光请岐王出居外第，公言：「亲王居外，自有故事，岂容小臣辄生间言？万一岐王闻之，不安其处，则伤陛下友爱。防微杜渐，不可不察」。三司判官张靖论陕西转运使薛向博买盐马不实事，诏靖就劾，而向已前知矣，兑换藏匿，唯意所任。靖至，而欺罔之迹已不可得，靖反坐谪，向迁发运使。公上疏极论：「赏罚之失，致天下疑。陛下责君子太重，奖小人太深。靖许风闻言事即坐左迁，向违法罔上骤加进用。向在陕七八年，靖一旦体量，不能尽见虚实。责君子太重则忠臣难立，奖小人太深则奸邪易滋。微臣耻枉尺直寻，陛下不可启宠纳侮。望追还二人之命，以正赏罚」。又言：「陛下但爱向小有才，可备驱使，其诈佞不足深虑。此臣所以竭力陈论，死而后已。兼臣在陕西，亲见其奸，不独坏法，民实被害。上有大臣主张，下有小人鼓誉。众虽深疾，在陛下无由得闻。今又被旨体量之人遽先坐谪，而小人奖用益深，复使均输六路，则必增其奸计巧于前日。且复人人以靖为戒，谁复有言？是纵裴延龄之诈妄，极皇甫镈之诛求，为朝廷敛怨害民，使陛下财聚人散」。又言：「臣曾奉德音，欲脩先王助补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输之法，而使小人为之，必将剖割生灵，敛怨基祸。盖是中书不合差除，致累陛下圣德」。章十馀上，展转详尽，其意欲人主之必听也。是时王安石初秉政，置三司条例司，兴青苗、助役法，分遣专使诣诸路搜抉遗利，将尽变祖宗法度，同己者进，异己者逐。富弼、赵抃、唐介日交论于上前，或以疾辞，或以事去，或以至发疽而死。司马光、吕诲、范镇章疏论辨，每进对亦必极口指陈，中外纷然。公曰：「君子信而后谏，未信以为谤己，姑取必于听纳而已。逆耳之言可遽效耶？不若驯至于深切，则庶能售」。以故公自陕西召对，因事以及安石者，无一疏不反复开晓。至论薛向均输，则渐至于深切。于是上疏言：「臣自到谏垣，方见陛下进用王安石，与士大夫相庆，以谓儒者得用，必赞陛下行尧舜三代之政，脩己安人之务。今安石台官，天子耳目，将使警察百辟，以防侥倖。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降黜。况在廷大半趋附，陛下更以法令驱之，使畏大臣，则其势将无不至。然而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以急求，积弊不可以顿革。所以景帝削七国之地而晁错戮，东汉疾横议而党锢兴。宋襄公急于求霸而致丧师，唐文宗急于除奸而训注祸作。故帝王之图治，必显仁藏用，人材以长育而成，功德以积累而大。通其变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不知，无为而天下自安矣」。又疏：「六路均输为害，借《周官》赊敛理市之法，谓可以夺，兼并百物，其实乃商贾贱买贵卖渔夺之术。久之不免抑配民间，邀求羡息，罔上毒下，有伤盛德。盖上率下以俭，上化下以勤。上下勤俭，则自然公私有馀矣。愿速诏罢之」。公以数言事未见听，因见上自陈曰：「臣言可用，愿加采纳。臣言不可用，愿罢臣言职，重行贬窜」。上曰：「官家留卿，不可求去」。公曰：「臣为言事官，言不信于陛下，虽圣恩隆厚，臣愈难当」。遂居家待罪，上察公不可彊，乃罢公谏职，移公管勾国子监。公求去愈坚，执政密遣人谓公曰：「议除知制诰，可出视事」。公曰：「斯言何为至哉？得用过于得美官，如不用，万钟非所愿也」。又再乞早赐责降，不从。公言多激切，神宗每优容，而所上章疏未尝降出，左右近臣亦不得而知，盖防执政之或闻也。而公每宣乞付中书、枢密院施行。至是公尽录前后章疏申中书，安石见之怒甚，携以告上曰：「范某狂妄如此，不可不重贬」。上曰：「范某无罪」。安石争不已，上久之乃曰：「与一善地」。遂以公知河中府。盖方用安石，故屈公，令少避也。未几，移成都府路转运使。安石憾不能释。而谓新法行之民间多不便，公盖尽论，仍戒州县不得遽行以待报。安石愈怒，命其客李元瑜为提举常平官，且伺察公，将遂害之。钩索捃摭，无所不尽，卒亦无所得。公竟坐谢景初、李杲卿游宴事，为失觉察，降知和州，移邢州。未到，进龙图阁，权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知庆州。因入觐，神宗见公，喜曰：「卿父在庆有威名，卿今继之，可谓世职也」。公谢曰：「臣不肖，何足继先臣」！又问曰：「卿兵法必精」。公对曰：「臣儒家，未尝学兵」。上曰：「卿久随侍在陕西，必熟边事」。公对曰：「先臣守边时臣尚幼，不复记忆。且今日事体恐不同」。公察上意，欲攘夷狄，开边境，徐对曰：「臣不才，陛下若使缮城垒，爱养百姓，不敢辞。开拓侵攘，愿别谋才帅」。因坚辞。上曰：「卿才何所不能，但不肯为朕悉心尔」。公对曰：「臣子之于君父，杀身且不避，岂有不尽心之理？但陛下所问，悉非臣所长，不敢上欺」。公又辞，上曰：「不可」。明日上谓韩绛曰：「范某论边事一何疏耶」？绛退而问公，公即以对上之语语绛。绛叹曰：「非我所及也」。上之谋，公、绛适与闻，故及之。庆大饥，道殣相枕籍。公到，遽发常平米赈贷。僚属愿请而后行，以避不用赦原之令。公曰：「报到则无及矣，当独任其责，何复累君等耶」？民遂苏复。敛殣为聚冢，已而惧无以继，忽蓬结实延袤原野，类粟而甘，食之可饱，境内以足。前此民谣曰：「饭来即饱」。方公命下，民相告曰：「范果来矣」。至是民德其祥，仍收所馀以实仓廪，益市耕牛谷种，分贷垦殖殆遍。雨旸随祷而应，岁大熟。或谤公赈发过多，全活不实。朝廷遣使按视，皆曰：「公实活我，其忍累公」？乃相与兼昼夜输还，使到已无所负。其穷核至发冢数骨，卒无所中。公知环州，种古执属羌为盗，奏流南方，过庆辄声冤。公以属吏果非盗，古乘间讼，公为挟情变狱。朝廷遣御史制勘狱急而情不可得，古反诬告，然朝廷终不舍公。会鄜延吕惠卿密奏公擅回宥州牒，坐是落职，知信阳军。方公召对，合四州之民无虑数万，遮道涕泣，挽公马，不得前。皆曰：「公擅回宥州牒而反坐狱，我生不如死」。至是有自投于河者。又有小儿数十号哭，以诗送公，西州至今传诵。移齐州，或谓公齐俗凶悍，轻为盗劫屠贩，治不峻急不能戢。公曰：「我宽乃性也，矫以猛则不能久，适取玩尔」。狱至不能容，公问其然，则皆不当系，不敢出。公曰：「不出奈何」？曰：「出则官所病也」。公曰：「终如是安乎」？曰：「姑待其瘐，用以除民害」。公曰：「是岂天理耶」？尽呼出立庭下，而令曰：「尔等害民紊官，莫不欲尔为瘐者。茍能自新，我将生尔」。皆叩头如令，后犯法者至减常岁之半，而狱几空。以连丧子，请宫祠，诏以公管勾西京留司御史台，再知河中府。保甲教阅甚严，非老弱不得在家。诸路专置官提举，督责按劾，耸动天下。公曰：「妨农无甚于此」。三上疏请辍其力，以应岁事之急。俟其隙，计日补之。遂乞计一岁应教之日，并就閒月馀日，令并归业，请著为令。又乞选武艺精熟人材可观者，以次选用，其颓堕者刺充军。录事参军宋儋年暴卒，公疑其非命。即遣子弟家人与后事，微得其遇毒，乃下吏，果如之。其谋琐细，悉如公所料。复直龙图阁，帅庆。哲宗即位，宣仁圣烈皇后权同听政，诏中外实封言事。公上疏，请凡在官，各陈本职事及所经历利害，无间远近；仍设科条，须随事具因革，亦可因之以识其人。时边事未宁，绝西夏岁赐之物，方议还其所赐，或以谓夏国困弱不足虑。公乃录光武《报臧宫马武诏书》上之，又引孟子「以大事小，可以保天下」之语为据，并谓邈川首领温溪心所言夏国大旱无苗、难集人马为不足信，务欲休兵息民。已而，夏人入贡极恭顺，然每顿市物过平日之数，谓恭顺为悔过，市物多为于我无疑间。公言：「恭顺非本情，多市物似不为频来计。恐于分画地界之际，阻兵胁盟，愿戒边臣益加严备」。迁天章阁待制，以兼侍讲召，道拜给事中，辞不允。公以谓：「人君当正心诚意，以仁为体，使邪僻浮薄之说无自而入。然后发号施令，为宗庙社稷之福，岂务章通句解，以资口舌之辨哉」？公每进讲，必反复开陈，期于人君可行而后已。于是司马光初相，将尽改熙宁、元丰以来法度，公闻而叹曰：「先帝励精求治，十九年间，寤寐尧舜三代之君，如旦暮相与䌷绎。但大臣用心太过，希合者不计可行与否，趋风迎意，私致先帝寤寐之求，旦暮之遇，转而之他。今特去其太甚者可矣。又须徐徐经理，乃为得计」。一时与光同者，多指公为好名。公闻而叹曰：「是又一王安石矣」。又曰：「差役一事尤不可暴，当择人付之，使之施行，以审利害，方可去取。然而不独此也，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法度无不便者」。既见光，光即以所上役书稿示公，公曰：「方欲有请也」。力陈不售，又作书告光曰：「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公忍以扰，重毒吾民耶？大不类公所举，或已奏难回，则可先行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而持之益坚，公曰：「不从容尚有说，遽尔以益坚之请，是使人不得言尔。不言，人孰不能，亦可以赞公茍取容悦者。若果尔，何如少年合介甫以速富？安用彊颜于此，以媚公求合哉？公未可以我心至诚，便为民受其赐也，不胜忧惧」。光又欲进士得朝臣保任，乃许应举。公曰：「不可，此议已行，人不我同，则虚劳思虑，而失宰相体；若遂从，则众人莫如公者。正人退，而谄谀得乘其间。不独乘间，且将增饰以迎公意。推此以往，何所不至」？既而都堂召公计事，退而上言曰：「三省枢密院召臣议边事，臣已随问略对矣。欲降诏，则臣对以解仇释怨，罢兵息民；欲审察敌情，措置事机，则臣对以专委帅臣；欲弃地，则臣对以不可徒然便可与换易，陷蕃兵民。此安危所系，而执政所异同。计陛下深居九重，不易裁决。愿赐对上前，使得详尽」。上寻遣中使赐御膳及实封劄子问公曰：「夏人自升遐，累遣使入朝，外虽恭顺，中则未测。向日所得城寨，守之弃之，何者可久」？公对曰：「今闻夏人将到，请择押伴臣僚，使与推诚语，论圣政好生恶杀、舍己从人之德，以索其语。如其意在得地，则以换易谂之；如无说，则以此事付延州赵卨俟。其押生口至界上，乃迁入城寨居人，勾集虏到生口人，与地相交还。然后罢兵息民，以图无前之利。臣所以乞责之臣下者，虑其言不婉顺，有亏国体尔」。又奏乞依嘉祐敕，重定案问举首之法。又奏：「四方谳请大辟案，见依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诏书。臣窃校之，降诏以后，比旧断死者无虑数倍。罪疑惟轻，宁失不经。得失甚明，望委执政必决于上，而降除误奏之罪，则可无冤滥」。进吏部尚书，公再辞，未报，俄拜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有旨：诰命更不由门下省，径付外行下。时夏人在廷，上欲公遂任此责，而公与司马光联亲，虑光引嫌有言，稍稽入院也。公既辞，又指此为嫌，不允。公知上意所托，乃力陈前议，而同列或难之，持久不下。公偶移赐告，遂上疏具三策以献。以地易人，一也；留兰州定西城，二也；并塞门吴堡、义合二砦与之，三也。又乞还地之外，每送到一汉人，支绢十疋，以诱其利心，而人尽可得。章惇得罪去，父年九十岁，议与一便郡，已行矣，而言者遽止之。帘中宣谕三省，今后不得如此，似形责戒。公言：「置往咎而念其亲，与夫从谏不惑，皆陛下甚盛之德。然戒约之言，君臣之间，不免形迹。况二三大臣多是老于患难，进之犹恐不及，若更退之，不免顾避，自防翻怨，无所裨益，而偷合茍容之人进矣。又闻宣谕：『假令私家尊长有所怒，卑幼岂容宽解』？臣愚以为不然。人主之量如天地，岂得更有喜怒好恶？臣恐佞人谗间，以惑聪明」。乃引唐魏徵对太宗语：君臣一体，若有形迹，邦之兴丧，未可知也。公自以不次被遇，尤思所以为报事。虽非所与，必亦竭尽启沃。知邓州邓绾知扬州，言者指绾旧事，论斥甚急，公于帘前极论以为非，退又上疏言：「绾已经先朝责降，今来因人易地，岂可再有所贬」？三上章，反复开陈，期于必省。又言：「臣曾蒙差知襄州，因绾奏罢。今日之言，盖上惜朝廷事体，下以安人情反侧。尚恐进呈之际有所移易，不免再三冒渎」。上遣中使密赐批语，以谓：「当时希合者众，若人人而责，则事无穷已，似非安静之道。欲作一诏书，谕以更不行遣，当各安职业，令改过自新。如何？卿更具可否奏入」。公奏：「臣伏读批旨，不胜感叹，望只以此意付词臣润色，以成训诰之美」。学士院试馆职人苏轼草策题，言者论其引用不当，公言：「轼乃临文周虑不至，本非有罪，而闻言者不已。臣深恐万一施行，则相与论辨纷纭，不免上烦处画。望召言者，谕以朝廷置谏官，盖欲补阙失，辨邪正。人臣小过，本无邪心，不须深论。若其引咎求去，则云朝廷不欲以小事轻去言者」。有司议太皇太后册礼，依明肃皇后故事，御文德殿受。公乞不用此例，又言：「近日以久无雨，上心焦劳，群下利病宽恤殆遍。独禁军教阅主兵之官牵于赏罚，不复究察，颇闻嗟怨，有伤和气。望诏有司，并依祖宗故事，各量人力为石斗，察其偷墯而不系赏罚，则自然相济」。公在枢密，以进退人材，盖大臣之事，而地参丞弼，乃不得与闻，遂因旱上疏言：「古者多因菑异求访直言，所以宣导人情，以防壅蔽。陛下即位之初，所得应诏章疏，其中必有可采。愿选官置局，随宜行下」。公奏：「尚书六曹，诸路监司，多执文害事，以致冤无所诉，亦宜取索元案看详，求访边防利害，军民疾苦，务从宽恤」。韩维有旨与外任，公言：「维论议赏罚，直前尽心，未闻别有大过。遽然罢去，必有人谮毁，致误陛下。任贤不终，失进退大臣之节，乞追寝前命」。

臣伏见陛下采听群言，罢左仆射蔡确，中外释然，具知朝廷清明，邪正曲直，不可复欺。而右仆射韩缜独端然据位，略无动意，众情疑惑。臣忝备谏官，不敢默已。谨按韩缜才质凡鄙，性气粗暴，文学政事，举无寸长。比之蔡确，远所不及。陛下圣明，必无贤缜之理。特以先帝新弃天下，未欲从外别擢宰相，不免循例以次迁补。今已逾年，即位改元，政令一新。确既已罢去，而缜任遇如故，是以众议纷纷，未肯弭服。臣闻韩缜家法不正，虽其父子不能相安。涖官猛暴，至以酣酗鞭杀指使。过恶虽著，而无与国事，臣不敢一一烦言。至如缜昔奉使定契丹地界，举祖宗山河七百馀里以资敌国，坐使中华之俗陷没戎狄，虏得乘高以瞰并、代。朝廷虽有劲兵良将，无所复施。其后擢为枢密使，职在安边。而西戎无衅，用兵深入。至使诸将败衄，前后丧师数十万众。天下疲弊，帑廪空竭。虽得兰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而厉阶一生，至今为梗。存之则耗蠹中国，为祸日深；弃之则戎人不请，无缘强与。遂使朝廷皇皇，议论经年，不知所出，而缜曾无计以救前失。据缜二罪，虽伏斧质以谢天下，不为过也。而况备位宰相以来，怙势作威，任情不法；群下汹汹，侧目畏之。宗道、宗古皆缜之亲侄，缜任在中书，职当进拟，并引二侄，同升列卿。因台官弹奏，始自举觉，各与降等差遣。朝廷知其不可信任，遂令三省自此同书进拟。缜之兄绛移守北京，知父子无同领帅权之理，而乞以其子宗师同管句安抚司公事，知转运判官以按察，已而乞以所亲信人杜纯为之。坏法乱纪，莫斯为甚。缜公行私意，废法徇兄，以行其言。父子同领大权，古无此事。惟东晋之衰，司马道子与其子元显共执国政。自非季世，安有此例？赖陛下圣明，抽回指挥。若其不然，遂为四方口实。臣又窃观言事之官，每有论奏缜事，缜阴怀忮恨。不拘久近，或罢其言职，或因事责降，必报而后已。先帝朝翟思为台官，言缜在枢府，令所辖边将买马亏价，自群牧司迁官，盗取公使家事不还，先帝隐忍不行。翟思近以司业作诗失韵，非有大过，而缜逐思止知军差遣。缜初相，台官黄降言缜平生过恶，不堪大用。陛下业已用缜，未欲即罢。缜畏其复言，除降国子司业。虽似迁擢，实夺其言事之权。是以群臣震慑，不敢牾缜。臣知今日言缜，异日缜必报臣。然自念起于迁逐之馀，误蒙圣恩收拔至此，不敢上负朝廷，下辜公议。是以为国排奸，有死无二。惟陛下裁察，取进止。

右，臣伏见闰二月十五日圣旨节文，详定役法所奏：诸路衙前，先以坊场、河渡钱，依见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臣窃听中外之议，以谓此法颇为稳便。盖见今诸路每年所入坊场、河渡钱，共计四百二十馀万贯，而每岁所费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纲钱共计一百五十馀万贯，所费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纵使坊场、河渡价钱别行裁减，不过比见今三分减一。则是所费亦不过所入之半，而免却民间衙前最重之役。其为利民，不言可见。续准闰二月二十七日圣旨节文，详定役法所状：再详雇募二字，切虑诸路承用疑惑，将谓依旧用钱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为招字。众谓此法既不以钱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须一例差拨。未委每年所得坊场、河渡钱四百二十馀万贯，除支酬衙前重难及雇募押纲钱外，其馀欲将何处支用？又熙宁以前诸路衙前，多有长名人数，只如西川全系长名，故衙前一役不及乡户。淮南、两浙长名太半以上，其馀路分长名亦不减半。今坊场既已拘收入官，必无人愿充长名，则应系衙前并是乡户，虽号为招募，而上户利于免役，方肯投名，与差无异。上等人户既充免役衙前，则以次人户须充以次色役。如此则下户充役，多如熙宁以前。方今人户久为苗役所困，物力比熙宁以前贫富相远，而差役之法比旧特重，此众议所以未服也。然臣窃闻西边熙、兰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费用约计三百六七十万贯。此钱大半出于苗役宽剩。今苗役既罢，故议者欲指坊场、河渡钱以供其费，致使衙前须至并差乡户。臣谓朝廷养民备边，虽有内外之别，而其实一家之事耳。若备边之费实未有准拟，则坊场等钱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计也。今边防之计，详定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详，而暗指坊场等钱以备其费，则其养民之计亦已疏矣。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挥户部与详定役法官会议，先计上件新置城寨岁费几何，若干系西川茶钱，若干系经制司钱，若干系阙额禁军钱，若干系内藏库钱，似此诸般科名外，尚有不足数目若干。若此数目不至绝多，臣乞计其所阙三年之数，于元丰库及崇政殿库钱内桩出。访闻此库钱物山积，本先帝所蓄以备边事。今于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臣访闻兰州等处，道里崄远，决为难守。朝廷见议弃捐以安中国，三年之后边境已定，即非久远不绝之费。所用钱数虽多，亦有限量。其坊场、河渡等钱，即别不支用，即乞依闰二月十五日圣旨指挥，雇募衙前施行。若朝廷重惜二库钱物，未欲专行支给，即乞将坊场、河渡等钱，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将剩数添助边费。所贵养民备边，两不失所。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朝廷方议息民，不宜为边费夺坊场钱，专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窃见诸路州县累年积下青苗息钱及免役宽剩钱，数目不少，亦可以助西边新置城寨三二年之费。所贵留得坊场钱雇募衙前，令民间无重役之患，则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右，臣窃见先帝因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于熙河路增置兰州，于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议者讲求利害，久而不决。其一曰：兰州五寨所在崄远，馈运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国。羌人得以养勇，窥伺间隙。要之久远，不得不弃。危而后弃，不如方今无事举而与之，犹足以示国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边要害，朝廷用兵费财，仅而得之。聚兵积粟，为金汤之固。兰州下临黄河，当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为耕战之备。自开拓以来，平治径路，皆通行大兵。若举而弃之，熙河必有昼闭之警，所谓借寇兵，资盗粮，其势必为后患。此二议者，臣闻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虽屡有信使，而未修臣职。未请侵地，则弃守之议朝廷无因自发。今闻遣使来贺登极，归未出境而使者复至，讲和请地必在兹举。虽庙堂议论已得详熟，而小臣忧国不能嘿已。辄尝覈实其事，以为前件弃守之议，皆非妄言，然而朝廷当决从一议。欲决此议，当论时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诚使三者得失皆见于前，则弃守之议，可以一言而决也。何谓时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于春秋，谅闇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览政帘帏之中，举天下事属之辅相。当此之时，安靖则有馀，举动则不足。利在绥抚，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与，西戎必至于争。甲兵一起，呼吸生变。缓急之际，何所咨决？况陕西、河东两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匮，疮痍未复，一闻兵事，无不狼顾。若使外患不解，内变必相因而起。此所谓时可弃而不可守，一也。何谓理之曲直？西戎近岁于朝廷本无大罪，虽梁氏废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须治以中国之法。先朝必欲吊伐，但诛其罪人，存立孤弱，则虽犬羊之群，犹将伏以听命。今乃割其土地，作为城池，以自封殖。虽吾中国之人，犹知其为利而不知其义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见。盖古之论兵者，以直为壮，以曲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连年入寇，边臣失律，败亡相继。然而四方士民裹粮奔命，唯恐在后，虽捐骨中野，不以为怨。兵民竞劝，边守卒固。而中国徐亦自定，无土崩之势。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祸，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顷自出师西讨，虽一胜一负，而计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宝元之多也。然而边人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忧，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与，负不直之谤，而使关右子弟肝脑涂地，臣恐边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谓理可弃而不可守，二也。何谓算之多寡？弃守之议，朝廷若举而行之，其势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论，于守则言其幸，于弃则言其不幸，以效利害之实。今夫固守兰州，增筑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顺，求助北虏，并出为寇。屯戍日益，飞挽不继，贼兵乘胜，师丧国蹙。兰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弃兰州，专守熙河，仓庾有素，兵马有备，戎人怀惠，不复作过。此弃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复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决也。若夫固守兰州，增筑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战。西戎怀怨，未能忘争，时出虏略，胜负相半。耕者不安，馈运难继，耗蠹中国，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弃兰州，专守熙河。西戎据兰州之坚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师不利，复以秦、凤为境，修完废垒，复置烽候。人力既劳，费亦不小，此守之不幸者也。夫守之虽幸，然兵难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馈粮，无有休日。熙河因此物价翔贵。见今守而不战，岁费已三百馀万贯矣。战若不止，戍兵必倍，粮草衣赐，随亦增广。民力不支，则土崩之祸或不可测也。弃之虽不幸，然所弃本界外无用之地。秦、凤之间，兵民习熟，近而易守，转输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兰，难易十倍。有守边之劳，而无腹心之患，与平日无异也。夫以守之幸，较弃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而弃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恶，归其侵疆，复其岁赐，通其和市。虽豺狼野心，能不愧耻？纵使酋豪内怀不顺，而国恩深厚，无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间，其势必未能举动。万一不然，而使中国之士，知朝廷弃已得之地，含垢为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怀此心，勇气自倍，以攻则取，以守则固。天地且犹顺之，而况于人乎？故臣愿朝廷决计弃此，然后慎择名将，以守熙河。厚养属国，多置弓箭手。于熙、兰往还要路，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于秦、凤以来多置番休之兵，以为熙河缓急救应之备。明敕将佐，缮完守备，常若寇至。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至，庶几可以无后患也。臣自闻西使复来，谨采众议，以三事参较利害，反覆详究，理无可疑。是以辄献狂言，惟陛下裁择，幸甚。

〔贴黄〕臣窃见二圣临御，除去烦苛。天下之民想见太平之风，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渐。若朝廷靳惜兰州等处，坚守不与，激令背畔，使边兵不解，百费复兴，则自前苛政，缘将复用。太平之期不可复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与二三大臣详议其事，以天下安危为念，勿争尺寸之利，以失大计，则社稷之幸也。

臣窃闻议者或谓若弃兰州，则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则西蕃之马无由复至，而夏戎必为蜀道之梗。臣谓此皆劫持朝廷欲必守兰州之说，而非国之至计也。臣闻熙河属国，彊族甚多，朝廷养之极厚，必不愿为西戎所有。若帅臣能以恩信结之，统之以戍兵，贴之以弓箭手，又于熙、兰要路控以坚城，恐西戎未易窥伺，而西蕃之马何遽不至乎？至于蜀道之虞，自非秦、凤、阶、成等处荡然无城池兵马之备，则西戎岂敢轻为此计？臣谓此说亦空言而已。臣又闻说者谓韩缜昔与北朝商量河东地界，举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台谏以此劾缜，缜由此罢相。故今朝廷议欲以兰州等处复与西戎，无敢主其议者。臣谓兰州等处与河东地界不可同日而语。河东地界，国之要地，祖宗相传，谁敢失坠？举而与人，非臣子之义。至于兰州等处本西戎旧地，得之有费无益。先帝讨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归之，理无不可，不得以河东地界为比也。

右，臣近于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讲和请地之议。乞因此时举兰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弃而与之，安边息民，为社稷之计。见今西使已到，窃闻执政大臣弃守之论尚未坚决。臣窃见皇帝陛下登极以来，夏国虽屡遣使，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是以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与，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今若又不许，遣其来使徒手而归，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与，不复为恩；不许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臣又闻昔日取兰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圣意。先帝始议取灵武，内臣李宪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兰州。先帝始议取横山，帅臣沈括、种谔之徒不能遵奉圣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将吏不职，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则不然。其后元丰六年，夏国遣使请罪。先帝嘉其恭顺，为敕边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谢恩，请复疆土，先帝仍为指挥保安军与宥州议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奄弃万国，遂以至今。由此言之，兰州五寨，取之则非先帝本心，弃之则出先帝遗意。今议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坚守之议，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为国计，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则用兵必迟，守则用兵必速，迟速之间，利害不远，若遂以地与之，恐非得计。臣闻圣人应变之机，正在迟速之际。但使事变稍缓，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怀不轨，称病不朝，积财养士，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置而不问，加赐几杖，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用晁错之谋，欲因其有罪，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削书一下，七国尽反。至使景帝发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将，仅而破之。议者若不究利害之浅深，较祸福之轻重，则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近于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禦。稍经岁月，变故自生，以渐制之，势无不可。虽有十濞，亦何能为？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食晁错之肉，何益于事？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而欲守之谋与景帝类。臣乞宣谕执政，欲弃者理直而祸缓，欲守者理曲而祸速。曲直迟速孰为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慈以此反覆深虑，早赐裁断，无使西戎别致猖狂，坚守之议，皆不得其便，则天下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臣伏见西夏轻狡，屡臣屡叛，为患莫测。昨与延安商量地界，迁延不决。舍归本国，招之不至。边人之议，如谓地界自此不可复议，而坤成贺使亦当不至矣。今者天诱其衷，使者既已及境，而地界复议如故。方其未遽告绝，招怀之计犹可复施，此实中国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虑，不于今日穷究端由，窒其衅隙。必俟边患既起，而后图之，则无及矣。臣闻熙河近日创修质孤、胜如二堡，侵夺夏人御庄良田。又于兰州以北过河二十里议筑堡寨，以广斥候。夏人因此猜贰，不受约束。其怨毒边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见矣。徒以岁赐至厚，和市至优，是以勉修臣节，其实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岂肯帖然不作过哉？何者？中国既失大信，则夷狄不可复责故也。臣窃惟朝廷之于西夏，弃捐金帛，割裂疆土，一无所爱者，累年于兹矣。而熙河帅臣与其将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觊功赏，以害国事，深可疾也。顷年熙河筑西关城，声言次筑龛谷。鬼章疑惧，遂举大兵攻扰。一路疮痍，至今未复。今既城质孤、胜如，其势必及龛谷。夏人惊疑，正与鬼章事同。由此言之，则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兰州之为患，所从来远矣。昔先帝分遣诸将入界，李宪当取灵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责。自是以来，筑城聚兵，完械积粟，劳费天下，动以千万为计，议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讲求遗利，以为金城本汉屯田旧地，田极膏腴，水可灌溉。不患无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无堡障。凡西关、龛谷、质孤、胜如，与过河筑城，皆所以为堡障也。从来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为夏人所杀，况于筑堡，致寇无疑。而朝廷恬不为怪，坐视边衅之启，深可惜也。夫兰州不耕，信为遗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则其为患比之不耕兰州，何翅百倍？故臣以为朝廷当权利害之重轻，有所取舍。况兰州顷自边患稍息，物价渐平，比之用兵之时，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劳费，磨以岁月，徐观间隙，俟夏人微弱，决不敢争，乃议修筑。如此施行，似为得策。臣不知边臣何苦而为此匆匆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名将也，以为顿兵坚城，费士数万，然后可图，恐所得不酬所失。请厉兵马，待衅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后帝使哥舒翰攻拔之，虽开屯田，获军实，不为无补，而士卒死亡略尽，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为深戒，此则今日之龟鉴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复叛。用兵之后，不免招来，其为劳耻，必甚今日。敌人强梁则畏之，敌人柔伏则陵之，恐非大国之体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进止。

〔贴黄〕臣闻朝廷欲遣孙路以点检弓箭手为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观孙路昔在熙河随李宪等造作边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狃习前事，不以夏人逆顺利害为心，而妄图兰州小利，以失国家大计。伏乞明赐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别致夏人失和，劳民蠹国，罪在不赦。

臣近以熙河帅臣范育与其将吏种谊、种朴等妄兴边事，东侵夏国，西挑青唐，二难并起，衅故莫测，乞行责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别具论奏。臣窃复思念熙河边衅，本由谊、朴狂妄，觊幸功赏。今育虽已去而谊、朴犹在，新除帅臣叶康直又复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观望朝廷，为谊、朴所使。若不并行移降，则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议论亦自不一，臣请详陈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开熙河，本无兰州，初不为患。及李宪违命，创筑此城，因言若无兰州，熙河决不可守。自取兰州，又已十馀年。今日欲筑质孤、胜如以侵夏国良田，遂言若无质孤、胜如，兰州亦不可守。展转生事，类皆浮言。盖以边防无事，将吏安闲，若不妄说事端，无以邀求爵赏，此则边人之常态，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试加诘问，理则自穷。何者？二寨广狭几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袭，其势必难保全。既克二城，乘胜以击兰州，则兰州之危何异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实，而轻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国若因此不顺，外修朝贡，以收赐予之利；内实作过，以收卤获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偿此。臣所谓质孤、胜如决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绥御西蕃，董毡老而无子，赵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尝遣苗履多持金币以醇忠见之，是时圣意盖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毡昏病，遂为阿里骨所杀。阿里骨本董毡之家奴，先乱其家，次取其国。董毡之臣如鬼章、温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实一时之机会也。是时朝廷若因机投隙，遣将出兵，拥纳醇忠，则不世之功庶几可立。而一时大臣不知出此，还以旄钺宠绥篡夺之臣，使得假中国爵命之重，以役属蕃部，臣主之势由此而坚。然自是以来，颇亦外修臣节，未显背畔之迹。而育等欲于此时复举前策，盖已疏矣。昔曹公既克张鲁，刘晔言于公曰：「公既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刘备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诚因其倾而压之，蜀可传檄而定。若小缓之，蜀人既定，据崄守要，不可犯矣」。公不从。居七日，闻蜀中震动，公以问晔。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夫机会一失，七日之间遂不可为。今乃于数年之后追行前计，亦足以见其暗于事机，而不达兵势矣。臣闻种谔昔在先朝，以轻脱诈诞，多败少成，常为先帝所薄。今谊、朴为人，与谔无异，谊于顷岁偶以劲兵掩获鬼章，以此自负。而西蕃惩于无备，久作堤防，亦无可乘之势。况育自到任，屡陈此计，咫尺蕃界，谁则不知？臣谓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忧矣。兼闻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数以千计。纳之，则本无朝旨，未有住坐之处；却之，则于彼为畔，必被屠戮之苦。据此专擅，罪名不轻。臣不晓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并行责降，臣恐朝廷之忧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结连夏人，同病相恤，更出盗边，羽书交驰，胜负未决。当此之时，大臣相顾，不敢任责，而使圣君圣母忧劳于帷幄之中，虽食主议者之肉，复何益乎？臣所谓阿里骨决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国家安危，边民性命所系，祸机之发，间不旋踵。故臣愿陛下早发英断，黜此三人。外则使异域知此狂谋，本非圣意，易以招怀；内则使边臣知赏罚尚存，不敢妄作，此当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尚谓熙河遭此破坏，彼此相疑，却欲招纳，令就平帖，非得良帅，未易安也。臣观叶康直之为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顷缘权贵所荐，节制秦凤。秦凤边面至狭，号为无事，而康直于前年冬无故展修甘谷城，致令夏国大兵压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惧，不敢兴功，妄以地冻请于朝廷。役既不成，虏兵乃去。既无将帅靖重之略，而当熙河摇动之秋，臣恐陛下西顾之忧未可弭也。要须徙置它路，更命熟事老将以领熙河，仍特赐戒敕，使知朝廷怀柔远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边患庶几少息矣。取进止。

〔贴黄〕叶康直顷岁差知秦州，中书舍人曾肇、谏议大夫鲜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兴，调发刍粮，一路骚然。及令儿男掘取窖藏斛㪷货卖，及建言欲由泾原路入界，和雇车乘人夫，为知永兴军吕大防所奏，有违诏敕，先帝欲深寘于法。康直素事李宪，宪营救得免。按其为人如此，今熙河方反侧未安，而付之此人，中外知其不可也。

种朴昔因永乐覆师之后，父谔权领延安之日，与其亲戚徐勋矫为谔奏，妄自保明劳效，仍邀取诸将赂遗，并奏其功。先帝觉其奸诈，欲加极典，既而释之，并特降官落职停替。谔因此忧恚发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贬责，臣恐熙河终未宁靖也。

臣近论奏范育以措置边事乖方，召还为户部侍郎，赏罚倒置，乞行责降，仍乞罢种谊、种朴本路差遣，更择熙河帅臣，使之怀柔异类，谨修边备。虽蒙圣旨罢育户部，而使还领熙河，其于边事，一皆如故。臣方以为忧，旋闻质孤、胜如二寨，近日已为夏人出兵平荡。臣本儒生，不习军旅，妄以人情揆度，以为熙河创于见非守把之地，修筑城寨，理既不直，必生边患。言未绝口，而夏国之兵既已破城而归矣。臣谨案二寨虽昔尝兴置，至元丰五年并已废罢，与啰兀、永乐等城无异。今欲复行修筑，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诸将意欲侵夺良田，收耕穫之利以守兰州，而不顾夏国争占之害。计其所得，不补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验。然臣窃谓夏国所遣坤成使臣适至京师，而国中遂敢举兵攻城，略无所忌者，意谓筑城之役曲在熙河，虽朝廷之重，亦必不敢无名苛留其使故也。边计一失，遂为夷狄所侮，可胜叹哉！如臣愚见，谓宜速择良帅，俾往绥靖一路。至如聚粮添屯之类，亦必随事应副，以备不虞。今育与谊、朴犹在本路，观其轻敌无谋，贪功希赏，必更妄起事端，以盖前失，关、陕之忧未可知也。况育等欲纳赵醇忠，谋已宣露，为阿里骨所怨。二难交至，可无虑乎？昔李德裕议讨刘稹，同列有异议者，德裕请曰：「有如不利，臣请以死塞责」。今中外皆谓守信固盟，中国之利。若大臣有欲专任育等不顾边患者，臣愿陛下以德裕之请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计，事定之日，按行赏罚，则朝廷纲纪庶几尚在也。取进止。

〔贴黄〕臣窃见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赏罚，故群臣轻易造事。去年议回黄河，所费兵夫物料不可胜计，功卒不成，而议者仍旧在职，略无责问。臣下习见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轻造边衅。臣乞陛下以河事为戒，与大臣熟议。必令任责不辞，然后举事。

臣论范育、种谊等不可留在熙河，章三上矣，而朝廷不从。臣亦言之不已，不审陛下亦尝察其故否？臣初论育措置边事失当，不合迁户部侍郎。朝廷既追寝成命，臣亦粗可以塞言责矣。育知熙州，谊知兰州，皆非今日之命。臣虽不言，于臣职事非有害也。而臣再三干渎圣听，诚有说也。方今太皇太后陛下听政于帷幄之中，皇帝陛下育德于恭默之后，欲以仁覆天下则有馀，欲以武服四夷则不足。利在安靖，不利作为。而大臣欲听育等狂谋，以兴边事，使夏人由此失和，兵难不解。当此之时，欲相率持羽檄决计于帘前，此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祐以来，朝廷怀柔夏人如恐不及，地界之议将成而绝者屡矣。顷者朝命许以二十里为界，彼既忻然听从，而熙河幸其听从之间，于四十里之外修筑已废旧寨，夺其必争膏腴之地。版筑未移，戎马即至，而二城不守矣。今若不问枉直所在，兴忿恚之师，为必取之计，则关、陕兵祸，渐不可知。若自知不直，虽不复争，而留育等守之，一则夏国怀疑，终不信向；二则育等狷愤，耻功不遂，妄造事端，以盖前失，患终不弭。况复育等既结阿里骨之怨，二隙交遘，势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者二也。非此二事忧患迫切，育等琐琐，臣肯屡以为言哉？然臣所言于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育作待制差缓数年而已，于其私计无多损也。臣愚以谓方论国事，宜且先公后私，以全大计。不胜区区孤忠忧国，再三干渎天听，甘俟斧钺。取进止。

臣前后四次论熙河处置边事乖方，乞移范育、种谊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论止言见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窃恐圣明尚有未瞩。再三烦渎，罪合万死。臣窃观朝廷前后指挥，方夏人猖狂，寇钞未已，则务行姑息，恐失其心；及夏人恭顺，朝贡以时，则多方徼求，茍欲自利。以此，凡所与夺，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赐册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谢使，再遣兵马蹂践泾原。朝廷方务遵养，不复诛讨。于四年始复遣使，奏乞以所赐四寨易塞门、兰州，朝廷虽不听其所乞，然即为改易前诏，不候分画地界，先以岁赐予之。仍令穆衍以三省密院意旨开喻来使，及言所纳永乐陷没人口，既经隔岁月，或与原数不同，并许据数交割；及所立界至，虽有自来远近体例，或山斜不等，不许边臣固执争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请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与之者也。及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请，用绥州旧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之间量筑堡铺，十里之外并为荒闲，近黄河者仍以河为界。朝廷一一听之。臣窃见先朝分画绥州之日，界至远近，责令帅臣相度保明，往反审实，乃从其说。今所画界首起鄜延，经涉环庆、泾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审覆，即以鄜延一路所见便利指喻夏人。号令一布，无由复反，至今夏人执以为据。此则臣所谓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钞未已，则务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于熙、兰所请，欲以兰州、黄河之北二十里为界，臣窃谓过河守把，势已艰难，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种地，远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为界。边臣虽为此说，然议者或谓兰州每遣弓箭手耕种此地，辄为夏人所杀。若言已自耕者，则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课岁入几何。二说相违，理难遥度。要须以此先与夏人商议，各从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概许之。朝廷既失先事筹量，及号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后皆失，遂生厉阶。而熙河帅臣与其将佐乃敢不候朝旨，于原请之外修胜如、质孤二寨。二寨既于元丰五年废罢，具载《九域图志》。见今无使臣兵马住坐，而妄谓夏人旧系守把，朝廷从而助之，以《九域图志》为差讹，以吏部见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检使臣为守把。臣谓茍以此诳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则臣所谓朝廷方夏人恭顺，朝贡以时，则多方徼求，茍欲自利者也。然臣窃妄料朝廷之意，胜如、质孤二寨必难议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无以取必于夏国。盖朝廷岁赐大利，既于无事之时空以与人；及此缓急，无以为重，所谓差之毫釐，谬以千里者也。然则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决。遇有朝贡，使介复来，秋冬之交，贼马肥健，时出寇掠。受侮夷狄，何时已耶？如臣愚见，欲乞检会前奏，移降育、谊，置之他路；别择名将，谨守大信，且修边备。本路疆界之议，实非见今守把者可推以与之，以信前约。其他则令推公心，具长久计，条列闻奏。然后朝廷择而行之，则熙河尚可得而安也。今臣观朝廷初无定议，方熙河边衅之作也，急召帅臣寘之户部；及臣言赏罚失当，则急复遣育还帅熙河。至如种朴，本与育、谊共造边隙，今乃移朴泾原，独留育、谊。若以召育为是，则今遣之为非矣；若以移朴为当，则独留育、谊为失矣。政令如此，终安适从？徒遣孙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计，岂可取衍等之口？万一败事，虽戮衍等，何补于国？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议讨刘稹，同列有异议者。德裕请曰：『有如不利，臣请以死塞责』。今中外皆谓守信固盟，中国之利。若大臣有欲专任育等，不顾边患者，臣愿陛下以德裕之请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计。事定之后，案行赏罚」。今臣言已竭，势不能回，不审陛下尝以臣前说要之否？边事至重，安危未可知，唯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误蒙拔擢，不敢不尽所怀，以辜任使。然触犯者众，死有馀责。取进止。

臣闻善为国者贵义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为弃义与信，虽一快于目前，而岁月之后，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昔晋文公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晋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左右曰：「师徒不勤而可以获城，何故弗为」？吴曰：「吾闻诸叔向：『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三月，鼓人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弗取，勤民而顿兵，何以事君」？吴曰：「吾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谓疏于事情而怠于功利矣。然要其终，文公以霸天下，荀吴以强晋国，则信义之效，见于久远如此。臣窃观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谓异矣。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册命，不肯入谢，再以大兵蹂践泾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请以所许四寨易兰州、塞门，朝廷虽不许，而大臣务行姑息，不俟其请，而以岁赐等事许之。一岁所赐，凡二十万，夏人仰之以为命。虽以一岁之入，易兰州、塞门可也，而奈何与之？盖自失岁赐以来，朝廷荡然无复可以要结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复追咎矣。顷者，夏人既得岁赐，始议地界，朝旨许以见今州城堡寨依绥德城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外量置堡铺，其馀十里为两不耕地。约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议犹未定，而熙河将佐范育、种谊欲于见今城堡之外，更占质孤、胜如二堡。大臣侥倖拓土之功，不以育等为非，从而助之。寻为夏人所破，所杀兵民皆不敢以实闻。继修城门，再被焚毁，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迫于内患，不敢坚抗朝命，许以照直为界。其言犹未绝口，而大臣又悔，欲于堡铺之外对留十里，通前共计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识之士以为失信太甚，非中原之体。若使边臣稍知义理，必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终以内患未解，不欲违拒，黾俛见从。十里之地，得之不足为强，失之不足为弱。虽小人以为得计，而君子谓之失策。何者？要约未定，今岁已添屯重兵，前后十将有馀。十将之众，凡五万人。使五万人西食贵粟，其费已不赀；而夏人顺否，又未可必。虽复暂顺，要之久远，不信朝廷，为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复何言哉？臣之所忧，但恐大臣狃于小利，睥睨夏国便利田地，贪求不已。访闻近遣穆衍与边臣计议，既欲取质孤、胜如一带良田凡数十里，又欲取秦凤路陇诺城与熙河路定西城照直地，仅一百里，规画极大，闻者惊愕。若此谋复作，夏人不堪其忿，窃出作过。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犹务息民，弃而不惜，况于其馀，何足计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又曰：「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今之所为，正犯此禁。臣窃怪大臣皆一时儒者，而背弃所学，贪求茍得，为国生事，一至于此。外人皆言，前后计画，皆出种谊。谊本小人，安知大虑，而举朝廷以从之乎？要之，不出数年，此患必见。患至而后言，言虽易信，而已无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为念，断之于心，止其妄作，则天下幸甚。取进止。

〔贴黄〕添屯数目，臣见陕西转运使李南公言（此贴黄在添屯十将处。），自元祐以来，朝廷不起边事。凡自前边臣欺罔，杀略熟户，计级受赏，虏掠财物，私自润入，及边民幸于扰攘，买贱卖贵，如此等事，皆不得为。故上下鼓唱，愿有边衅。凡此皆奸人自作身计，非国之利也。今胜如、质孤等处良田，实西边第一等膏腴，岂我独知以为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爱之，则不免于争。争一起，则兵革不息。此正堕边臣之奸计，而大臣不察，过矣。臣访闻夏国柄臣梁乙逋者，内有篡国之心。然其为人狡而多算，宽而得众。方欲内安酋豪，外结朝廷，俟内外无患，然后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商量地界，虽前后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听从。盖见议地界止于二三十里之间，于彼国不深系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见其易与，因而别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争。兵难一交，必非朝廷所愿，至此而后反欲求和，则所丧多矣。

颍滨遗老姓苏氏，名辙，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隐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谓老苏者也。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独步当世，见先生而叹曰：「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于世，有子轼、辙，以所学授之曰：「是庶几能明吾学者」。母成国太夫人程氏，亦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每语其家人：「二子必不负吾志」。辙年十九举进士，释褐。二十三举直言，仁宗亲策之于廷。时上春秋高，始倦于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馀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实也。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羌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馀。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策入，辙自谓必见黜，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范景仁难之，蔡君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为不逊，力请黜之。上不许，曰：「以直言召入，而以直弃之，天下谓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军事推官。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魏公哂曰：「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谏官杨乐道见上曰：「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馆」。上悦从之。是时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辙乃奏乞养亲三年。子瞻解还，辙始求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馆舍。及除丧，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辙以书言事，即日召对延和殿。时王介甫新得幸，以执政领三司条例，上以辙为之属，不敢辞。介甫急于财利而不知本，吕惠卿为之谋主，辙议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书，曰：「此青苗法也，诸君熟议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辙告之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箠必用，州县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倖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汉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刘晏之功可立俟也」。介甫曰：「君言有理，当徐议行之。后有异论，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行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介甫意合，即请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于四方。初，陈阳叔以枢密副使与介甫共事，二人操术不同，介甫所唱，阳叔不深和也。既召谢卿材、侯叔献、陈知俭、王广廉、王子韶、程颢、庐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访遗利。中外传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辙求见阳叔，阳叔逆问：「君独来见，何也」？对曰：「有疑，欲问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诸路，不审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实之耶；其亦未知其实，漫遣出外，网捕诸事也」？阳叔曰：「君意谓如何」？对曰：「昔嘉祐末，遣使宽恤诸路，事无所指，行者各务生事。既还奏，例多难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阳叔曰：「吾昔奉敕看详宽恤等事，如范尧夫辈所请多中理」。对曰：「今所遣如尧夫者有几」？阳叔曰：「所遣果贤，将不肯行，君无过忧」。对曰：「公诚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阳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后数日，阳叔召属官于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监司具本路利害以闻，至今未上。今当遣使，宜得此以议。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觉非其党中意，不乐，漫具草，无益也。辙知力不能救，以书抵介甫、阳叔，指陈其决不可者，且请补外，介甫大怒，将见加以罪。阳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会张文定知淮阳，以学官见辟，从之三年，授齐州掌书记。复三年，改著作佐郎，复从文定签书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诗得罪，辙从坐，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老子》书与佛法大类，而世不知，亦欲为之注。司马迁作《史记》，记五帝三代，不务推本《诗》、《书》、《春秋》，而以世俗杂说乱之，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欲更为古史。功未及究，移知歙绩溪，始至而奉神宗遗制。居半年，除秘书省校书郎。明年，至京师，除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君实、吕晦叔等，欲革弊事。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皆在位，窥伺得失，中外忧之。辙言曰：「先帝临御仅二十年，厉精政事，变更法度，将以力致太平，追复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无与比者。究观圣意，本欲求贤自助，以利安生民，为社稷长久之计。岂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茍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窃取利禄以养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来，民力凋弊，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寝疾弥留，照知前事之失，亲发德音，将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弃万国。天下闻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圣德，继之以泣。是以皇帝践祚，圣母临政，奉承遗旨，罢导洛，废市易，损青苗，止助役，宽保甲，免买马，放修城池之役，复茶、盐、铁之旧，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王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命令所至，细民鼓舞相贺。臣愚不知朝廷以为凡此谁之罪也？上则大臣蔽塞聪明，逢君之恶；下则小臣贪冒荣利，奔竞无耻。二者均皆有罪，则大臣以任重责重，小臣以任轻责轻，虽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罢黜小臣，至于大臣，则因而任之，将复使燮和阴阳，陶冶民物，臣窃惑矣。窃惟朝廷之意，将以体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国体。今确等自山陵以后，犹偃然在职，不肯引咎辞位以谢天下。谨案确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据位最尊，获罪最重，而有腼面目，曾不知愧。确等诚以昔之所行为是耶，则今日安得不争？以昔之所行为非耶，则昔日安得不言？穷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盖以为是皆先帝所为，而非吾过也。夫为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归咎先帝，不忠不孝，宁有过此？臣窃不忍千载之后书之简策，大臣既自处无过之地，则先帝独被恶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当食不饱，至于涕泗之横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为先帝分谤，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独以法绳治小臣，而置确等，大则无以显扬圣考之遗意，小则无以安反侧之心。故臣窃谓大臣诚退，则小臣非建议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从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恶。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确等，使自处进退之分，臣虽万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后反覆归咎先帝罪之，世以为恨。吕惠卿始谄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后势钧力抗，则倾陷介甫，甚于仇雠，世尤恶之。时惠卿自知罪大，乞宫观自便，不预贬窜。辙具疏其奸，请加深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韪之。司马君实既以清德雅望专任朝政，然其为人不达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复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实相半。讲之未详，而欲一旦复之，民始闻而喜，徐而疑惧，君实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说为《诗》、《书》、《新义》，以考试天下士，学者病之。君实改为新格，而势亦难行。方议未定，辙言：「自罢差役，至今仅二十年，吏民皆未习惯。况役法关涉众事，根牙磐错，行之徐缓，乃得审详。若不穷究首尾，匆遽便行，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今州县役钱，例有积年宽剩，大约足支数年。若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审议差役，趁今冬成法，来年役使乡户。但使既行之后，无复人言，则进退皆便」。又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传闻四方，不免惶惑。诗赋虽号小技，而比次声律，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可轻易，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挥，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令天下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试。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众皆以为便，而君实始不悦矣。是岁上将亲飨明堂，辙言曰：「三代常祀：一岁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亲之。故于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独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于一岁而亲祀必遍。降及近世，岁之常祀，皆有司摄事，三岁而后一亲祀。亲祀之疏数，古今之变相远如此。然则其礼之不同，盖亦其势然也。谨按国朝旧典：冬至圜丘，必兼飨天地，从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别行他礼，或大雩于南郊，或大飨于明堂，或恭谢于大庆，皆用圜丘礼乐神位，其意以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亲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窃见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为得礼。自皇祐以后，凡祀明堂，或用郑氏说，独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说，独祀昊天上帝。虽于古学各有援据，而考之国朝之旧，则为失当。盖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岁遍祀之仪，而议皇帝三年亲祀之礼，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对越天命，逾年即位，将以九月有事于明堂，义当并见天地，遍礼百神，躬荐诚心，以格灵贶。臣恐有司不达礼意，以古非今，执王、郑偏说以乱本朝大典。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顺。今皇帝陛下始亲祠事，而天地百神无不咸秩，岂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诏礼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礼，庶几精诚陟降，溥及上下」。时大臣多牵于旧学，不达时变。奏入，不报。然辙以为周礼一岁遍祭天地，皆人主亲行，故郊丘有南北，礼乐有同异。自汉、唐以来，礼文日盛，费用日广，事与古异，故一岁遍祀不可复行。唐明皇天宝初，始定三岁一亲郊，于致斋之日，先享太清宫，次享太庙，然后合祭天地，从祀百神。所以然者，盖谓三年一次大礼，若又不遍，则于人情有所不安。至于遍祭之礼，已自差官摄事，未尝少废。此近世变礼，非复三代之旧，而议者欲以三代遗文参乱其间，失之远矣！至七年，上将亲郊，辙备位政府，乃与诸公共伸前议，合祭天地，识者以为当。初，神宗以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于熙河路增置兰州，于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国虽屡遣使，而未修职贡。二年，夏始来贺登极，使还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请地之意，然大臣议弃守未决。辙言曰：「顷者，西人虽至，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今若又不许，使其来使徒手而归，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今议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坚守之议，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为国计，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计也。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则用兵必迟，守则用兵必速，迟速之间，利害不远，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计。臣闻圣人应变之机，正在迟速之际，但使事变稍缓，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怀不轨，称病不朝，积财养兵，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置而不问，加赐几杖，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用晁错之谋，欲因其有罪，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削书一下，七国尽反。至使景帝发天下兵，遣三十六将，仅而破之。议者若不计利害之浅深，较祸福之轻重，则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近于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禦；稍经岁月，变故自生；以渐制之，势无不可。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食晁错之肉，何益于事？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而欲守之计与景帝类，臣乞宣喻执政，欲弃者理直而祸缓，欲守者理曲而祸速。曲直迟速，孰为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心以此反覆思虑，早赐裁断，无使西戎别致猖狂，弃守之议皆不得其便」。于是朝廷许还五寨，夏人遂服。辙寻迁起居郎，为中书舍人。时朝廷起文潞公于既老，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初，元丰中河决大吴，先帝知故道不可复还，因导之北流，水性已顺，惟河道未深，堤防未立，岁有决隘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为重事，中书侍郎吕微仲、枢密副使安厚卿从而和之。始谓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浅，异日或从北界入海，则河朔无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计，诸公莫能夺。吕晦叔时为中书相，辙间见问曰：「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晦叔惊曰：「君何言欤」？对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且河决自元丰，导之北流亦自元丰，是非得失今日无所预。诸公不因其旧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其为责也重矣」！晦叔唯唯，曰：「当与诸公筹之」。既而回河之议纷纷而起，晦叔亦以病没。辙迁户部侍郎，尝因转对，言曰：「财赋之原，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馀，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赋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于今，上供之数可谓少矣。然每有缓急，王命一出，舟车相衔，大事以济。祖宗以来，法制虽殊，而诸道畜藏之计，犹极丰厚。是以敛散及时，纵舍由己，利柄所在，所为必成。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故臣愿举近岁朝廷无名封桩之物，归之转运司。盖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清汴水脚与外江纲船之类，一经擘画，例皆封桩。夫阙额禁军，寻当以例物招置，而出军衣粮，罢此给彼，初无封桩之理。至于清汴水脚虽减于旧，而洛口费用，实倍于前。外江纲船虽不打造，而雇船运粮，其费特甚。重复刻剥，何以能堪？故臣谓诸如此比，当一切罢去。况祖宗故事，未尝有此。但有司固执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断而与之，则转运司利柄稍复，而户部亦有赖矣」。朝廷重违近制，卒不能改。寻又言：「臣谨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体例不同，利害相远，恐合随事措置，以塞弊原。谨昧死具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三监皆隶工部，则本部所专，其馀无几，出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马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参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领天下事几至大半，权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权分则财利散，虽欲求富，其道无由。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食。饮食之道，当使口司出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骸。耳目得之以为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犹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举，辄以三司旧职分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才智之臣，终亦无益。能否同病，府库卒空。今不早救，后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置监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不相为用，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欲有兴作，户部不得与议。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物，稍经岁月，必至蠹败。朝廷无出兵之计，而有司营职，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若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部以办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创令出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处营造岁有料制，遂令般运堆积，以破出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有无损败，而遂为此计。本部虽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复言。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茍可否多少在户部，则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茍良苦迟速在工部，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利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朝廷以为然，从之，惟都水监仍旧。辙自为中书舍人，与范子功、刘贡父同详定六曹条例。子功领吏部。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辙兼领其事。吏有白中孚者，进曰：「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何也？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釐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人。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其言遍问属官，皆莫应。独李之仪对曰：「是诚可为也」。即与之仪议之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将不能守」。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诸公以为然，遂申尚书省，取诸司两月生事。诸司吏皆疑惧，莫肯供。再申，乞榜诸司，使知所立额，俟它日见阙不补，非法行之日即有减损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书，以申三省。左仆射吕微仲大喜，欲攘以为己功。以问三省吏，皆莫晓。有诸司吏任永寿者，颇知其意。微仲悦之，于尚书省创吏额房，使永寿与三省吏数人典之。小人无远虑而急于功利，即背前约，以立额日裁损吏员，复以好恶改易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恶为上名所压者，即为拨出上名于他司；闲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监拨入省曹之类是也。）。凡奏上行下，皆微仲专之，不复经三省。法出，中外汹汹，微仲既为御史所攻，永寿亦以恣横赃污，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众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详定，略依本议行下。时子瞻自翰林学士出知馀杭，朝廷即命辙代为学士。寻又兼权吏部尚书。未几奉使契丹。虏以其侍读学士王师儒馆伴。师儒稍读书，能道先君及子瞻所为文，曰：「恨未见公全集」。然亦能诵《服伏苓赋》等，虏中类相爱敬者。

还朝，为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悦。所荐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时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微仲与中书侍郎刘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两端为自全计。遂建言欲引用其党，以平旧怨，谓之调亭。宣仁后疑不决。辙于延和面论其非，退复再以劄子论之，其一曰：「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朝廷，窃观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退伏思念，若使邪正并进，皆得预闻国事，此治乱之几，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误蒙圣恩，典司邦宪，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谨复稽之古今，考之圣贤之格言，莫不谓亲近君子、斥远小人，则人主尊荣，国家安乐。疏外君子、进任小人，则人主忧辱，国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于《周易》，所论尤详。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为阴阳之逆节。故一阳在下，其卦为《复》。二阳在下，其卦为《临》。阳虽未盛，而居中得地，圣人知其有可进之道。一阴在下，其卦为《姤》。二阴在下，其卦为《复》。阴虽未壮，而圣人知其有可畏之渐。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阴阳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为象，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故圣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则天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于反覆。故《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窃惟圣人之戒深切详尽，所以诲人者至矣。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谓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各随所长，无所偏废。宠禄恩赐，彼此如一，无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于内，是犹畏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坰牧，天下无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难去；君子洁身重义，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先帝以聪明圣智之资，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追迹三代。今观其设意，本非汉、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时臣佐不能将顺圣德，造作诸法，率皆民所不悦。及二圣临御，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当此之际，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于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无所措。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自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不加谴责，而宥之于外，盖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势大定，而议者惑于浮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欲以此调停其党。臣谓此人若返，岂肯徒然而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盖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柄二十年矣。建立党与，布满中外，一旦失势，晞觊者多。是以创造语言，动摇贵近，胁之以祸，诱之以利，何所不至？臣虽未闻其言，而概可料矣。闻者若又不加审察，遽以为然，岂不过甚矣哉？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严为民，徙之边远，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严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之无怨者，非有他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所与之非私而所夺之非怨，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今臣窃观朝廷用舍施设之间，其不合人心者尚不为少，彼既中怀不悦，则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纳之，以平其隙，臣未见其可也。《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陛下诚以异同反覆为忧，惟当久任才性忠良、识虑明审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虽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远矣。惟陛下断自圣心，不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臣既待罪执法，若见用人之失，理无不言，言之不从，理不徒止。如此，则异同之迹益复著明，不若陛下早发英断，使彼此泯然无迹可见之为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谕之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公相从和之。自此，参用邪正之说衰矣。辙复奏曰：「圣人之德，莫如至诚。至诚之功，存于不息。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则天地可动，金石可移。况于斯人，谁则不服？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随时弛张，改革弊事，因民所恶，屏去小人。天下本无异心，群党自作浮议。近者德音一发，众心涣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向。惟二圣不移此意，则天下谁敢不然？卫多君子而乱不生，汉用汲黯而叛者寝。茍存至诚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实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谓昔所柄任，其徒实繁，布列中外，岂免窥伺？若朝廷施设必当，则此辈觊望自消。昔田鼢为相，所为贪鄙，则窦婴、灌夫睥睨宫禁；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则廖立、李严虽流徙边郡，终身无怨。此则保国宁人之要术，自古圣贤之所共由者也。臣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人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覆之心，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来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钺。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衅，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雇法有所未尽，但当随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复行差法。虽存雇法，先许得差。州县官吏利在起动人户，以差为便。差法一行，即时差足，雇法虽在，谁复肯行？臣顷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为臣言：「岂朝廷欲将卖坊场钱别作支费耶？不然何故惜此钱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声四驰，为损非细。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恣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及元祐罢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跃可知，唯是中等，则反为害。臣请且借畿内为比，则其馀可知矣。畿县中等之家，例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法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馀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赋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间不以今法为害，而熙宁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户等六色役钱，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处州役而不及县役，宽剩役钱只得通融邻路邻州，而不及邻县。人户愿出钱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为雇。如此之类，条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覆、幸国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谕宰执，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茍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所同，岂不休哉」？然大臣怙权耻过，终莫肯改。比辙为执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进呈不允，祖禹执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当。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辙谓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后议此，如何」？皆不应。及帘前，微仲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至用前执政」。上有黾俛从之之意。辙奏：「前日除李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阙官何」？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但昔与王圭、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似此四人，使互进党类，气势一合，非独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难耐何矣！且朝廷只贵安静，如此用人，台谏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闹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静」。诸公遂卷除目持下。辙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论此事，圣意似以臣言为然。今未及一年，备位于此，若遂不言，实恐陛下怪臣前后异同」。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诏除尚书右丞。辙上言：「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学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适亦召还，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不听。踰年，迁门下侍郎。时吕微仲与刘莘老为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大事皆决于微仲，惟进退士大夫，莘老阴窃其柄，微仲不悟也。辙居其间，迹危甚。莘老昔为中司，台中旧僚多为之用，前后非意见攻，宣仁后觉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辙无他，有相安之意。然其为人则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盖是时所争议，大者有二：其一西边事，其二黄河事。初，夏人来贺登极，相继求和，且议地界。朝廷许之。本约地界已定，然后付以岁赐。久之，议不决。明年，人多保忠以兵袭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而去。朝廷隐忍不问，即遣使往赐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为词，不复入谢，且再犯泾原。四年，乃复来贺坤成，且议地界。朝廷急于招纳，疆议未定，先以岁赐予之。寻觉不便，乃于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约。而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又背约侵筑质孤、胜如二堡。夏人随即平荡。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又擅招蕃部千馀人，朝廷却而不受，西边骚然。辙力言其非，乞罢育、谊，更择老将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为是，而大臣主之。辙面奏：「此辈皆大臣亲旧，不忍坏其资任，虽其同列，亦不敢异议。陛下独不见黄河事乎？当时德音宣谕，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人臣虽明见是非，而力所不加，须至且止。人主于事不知则已，知而不得行，则事权去矣。臣今言此，盖欲陛下收揽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专听其所为，不以渐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韩维专恣太甚，范纯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岂朝廷美事？故臣之意，盖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极以为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上，挑掘所争崖巉，杀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军，未能复出，急移近里堡寨于界上修筑，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诸公会议都堂，辙谓微仲：「今欲议此事，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辙曰：「凡欲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则兵决不当用。朝廷顷与夏人商量地界，欲用庆历旧例，以汉蕃见今住坐处当中为界，此理最为简直。夏人不从，朝廷遂不固执。盖朝廷临事常患先易后难，此所谓先易者也。既而许于所赐城寨依绥州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为堡铺，十里为草地（非所赐城寨，指谓延州、塞门、义合，石州、吴堡、兰州诸城寨，通远军定西城。）。要约才定，朝廷又要于两寨界首相望，侵系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黾俛见从。要约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见许。凡此所谓后难者也。今者又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藩地，凡百数十里。陇诺，祖宗旧疆，岂所谓非所赐城寨耶？此则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须欲不顾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圣谓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说虽美，然事有须用兵者，亦不可固执」。辙曰：「相公必欲用兵，须道理十全，敌人横来相加，势不得已，然后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后，兵连祸结，三五年不得休，将奈何」？诸公乃许，不从熙河之计。明日，面奏之。辙曰：「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崖巉，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挥亦不至大段不直」。辙曰：「熙河帅臣辄敢生事奏乞，不守诚信，乘夏人抽兵之际移筑堡寨。臣以为方今堡寨虽或可筑，至秋深马肥，夏人能复引大兵来争此否」？诸人皆言：「今已不许之矣」。辙曰：「臣欲诘责帅臣耳，若不加诘责，或再有陈乞」。诸人皆曰：「俟其再乞，诘责未晚」。宣仁后曰：「边防忌生事，早与约束」。诸人乃听。已而兰州又以远探为名，深入西界，杀十馀人。辙曰：「边臣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败坏疆议，理须戒敕」。不听。既又以防护打草为名，杀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还生口，因奏其事。辙曰：「边臣贪冒小胜，不顾大计，极害事。今送还九人甚善，可遂戒敕边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将副李仪等深入陷没，已责降一行人，足以为戒」。辙曰：「李仪深入以败事，被责。兰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将谓朝廷责其败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东。朝廷乃议绝岁赐，禁和市，使沿边诸路为浅攻计，命熙河进筑定远城。夏人不能争。未几，复大入环庆。复议使熙河进筑汝遮。中书侍郎范子功独不可。辙度其意：昔延安帅臣赵卨，范氏姻家也。方议地界，以绥州二十里为例，议出于卨。熙河斥其不可，议久不决，而卨死，故子功持之。辙谓之曰：「绥州旧例，施于延安可耳。熙河远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从宜矣。方论国事，亲旧得失不宜置胸中也」。众皆称善，而子功倖然不服。会西人乞和，议遂不成。未几，右相苏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请，实以汝遮故也。辙自为谏官，论黄河东流之害，及为执法，最后论三事：其一存东岸清丰口，其二存西岸披滩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锯牙。朝廷以付河北监司，惟以锯牙为不可去。辙于殿庐中与微仲论之，微仲曰：「无锯牙则水不东，水不东则北流，必有患」。辙曰：「然北京百万生灵，岁有决溺之忧，何以救之？且分水东入故道，见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复能久。若俟涨水已过，尽力修完北流堤防，使足胜涨水之暴，然后彻去锯牙，免北京危急，此实利也」。莘老曰：「河北监司不如此言，奈何」？辙曰：「公岂不知外官多所观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难以臆断」。辙曰：「彼此皆非目见，当以公议参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为便。辙具奏前语，且曰：「必欲重慎，候涨水过，故道增淤，即并力修完北堤，然后彻去锯牙，庶几可也」。近至都堂，二相遽批圣语曰：「依都水监所定」。辙语堂吏：「适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别议」。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吴安持乞于北流作软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时微仲在告，辙奏曰：「先帝因河决大吴，导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防未完，每岁不免决溢，此本黄河常事耳。是时北京之南，黄河西岸有阚村、樊村等三斗门，遇河水泛溢，即开此三门，分水北行于无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无大危急。自数年来，大臣创议回河。水官王孝先、吴安持等即塞此三门，贴筑西堤，又作锯牙马头，约水向东，直过北京之上，故北京连年告急。然约水既久，东流遂多于往岁。盖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涨，分入两流，暂时且免决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浊，缓则生淤，既分为二，不得不缓，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将来涨水之后，河流东、北，盖未可知。臣等昨于都堂问吴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东，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况他人乎』」？辙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观夏秋河势所向，水若东流，则北流不塞，自当淤断；水若北流，则北河如旧，自可容纳。似此处置，安多危少，行之无疑。若行崄徼倖万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从也。乞令安持等结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软堰既成有无填塞河道致将来之患，然后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后复笑曰：「若令结罪，必谓执政胁持之。且水官犹不保河东、北，况使者暂往乎？姑别议之可也」。二月，微仲乃朝，辙具以前语谕之。微仲口虽不伏，而意甚屈，曰：「软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辙曰：「如此终非究竟，必欲且尔，亦可」。八日，辙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监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辙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论之。微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辙入对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后来，至今百日间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摇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旧法：马头不得增损。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即指挥除两河门外，许一面措置。安持奸意既露。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緷。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进埽緷约令北流入东，即令转运司同监视，不得过所乞緷数。安持奸意复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安持计穷。第四次即乞作软堰。凡安持四次擘画，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书工房问水监两事：其一，勘会北流元祐二年河门原阔几里？逐年开排，直至去年，只阔三百二十步，有何缘故？其二，勘会东流河门见阔几步？每年涨水东出，水面南北阔几里？南面有无堤岸？北京顺水堤不没者几尺？将来北流若果淤断，涨水东行，系合并北流多少分数？有无包畜不定？今两问犹未答，便即施行，实太草草」。后嗟叹久之，深以所言为然。二十四日，与微仲同进呈，微仲曰：「苏辙所议河事，今软堰已不可作，无可施行」。辙曰：「软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论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动摇朝听。若令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被害无已」。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辙曰：「水官职事不轻，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未闻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后是非终不能决。会宣仁晏驾。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八日，辙以祈谷宿斋三省，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时微仲为山陵使，行有日矣。辙见之待漏，语及河事。微仲直视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辙曰：「诚然，公亦宜慎之」。时范尧夫为右相，旧不直东流。辙告之曰：「当与微仲议定，乃令西去」。尧夫曰：「命已下，奈何」？辙曰：「事有理，谁敢不从」？议于皇仪门外，再降指挥：使都水与本路安抚提转同议，可即施行，有异议亟以闻。尧夫自外来，始意辙与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既而安抚许冲元乞候过涨水，因河所向，闭所不行口。尧夫奏乞令许将与吴安持同议，一面施行。辙曰：「河势难定，恐须令诸司共议，乃得其实」。上以为然。既行，上特宣喻曰：「河事不小，可遣两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尧夫曰：「河役已起，方议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议论得实，虽迟一年何损」？乃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视之。二人归，极以北流为便。方施行，枢密签书刘仲冯援旧例，乞与河议。仲冯本文潞公、吴冲卿门下士也，其言纷然。吕、井之议遂格，而辙亦以罪见逐。于是河流遂东，凡七年，而后北流复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尧夫奏乞除执政，上即用李邦直为中书侍郎，邓圣求为尚书右丞。三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丰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旧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门客。时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门客奏徐州富人窦氏，尧夫无以裁之。一日日中，请辙于都堂与邦直议之。辙曰：「上始亲政，皇太妃閤中事，当遍议之。车服仪制已付礼部矣。皇太后月费，尚书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户部议定。至于奏荐，亦当议。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处，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后行，于体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费俟内中批出。奏荐，皇太后家减二年，皇太妃十年」。议已定，邦直独曰：「此可为后法，今姑予之可也」。上从之。邦直之附会类如此。会廷策进士，邦直撰策题，即为邪说以扇惑群听。辙论之曰：「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臣窃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此所谓小人之爱君，取快于一时，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臣窃观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施设，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罢黜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堕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者也。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天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恺弟之政，后世称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号称太平，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览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下至今韪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大臣过计，创濮庙之议，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盖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父祖不失圣明之称。此真明君之所务，不可与流俗议也。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奏入不报，再以劄子面论之，上不悦。李、邓从而媒檗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数月，元丰诸人皆会于朝，再谪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议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涂；至雷，赁富民屋以居，复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犹不悦，徙居永州。皇子生后徙岳州，已乃复旧官，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有田在颍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复降授朝请大夫，罢祠宫。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许六年。杜门复理旧学，于是《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尝抚卷而叹，自谓得圣贤之遗意，缮书而藏之。顾谓诸子：「今世已矣，后有达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贫不能归，遂筑室于许。先君之葬在眉山之东，昔尝约祔于其廋，虽远不忍负也，以是累诸子矣。予居颍川六年，岁在丙戌秋九月，阅箧中旧书，得平生所为，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颍滨遗老传》，凡万馀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间得失耳，何足以语达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有一二衲僧游，听其言，知万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灭。以此居富贵，处贫贱，二十馀年而心未尝动，然犹未睹夫实相也。及读《楞严》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虽践诸相，皆无所碍。乃油然而笑曰：「此岂实相也哉？夫一犹可忘，而况《遗老传》乎？虽取而焚之，可也」。

昨诸路各以一道之师出界，兵势既分，贼以熟见虚实。将来再举，须合诸道兵攻其必救，使之莫测。若并兵一道，则有数者之利，如仍旧分路，则利悉为害。为今之策，须于泾原会合并攻，自熙宁寨进置堡障，直抵鸣沙城，以为驻兵之地，如此则灵州不攻自拔，河外贼巢必可扑灭。缘鸣沙城西扼灵州口，复据上游，北临大河，与灵武对垒。臣观河南故地，惟兰会至灵州川原宽广，土脉膏腴。今兰州西使既已筑城，独灵州未下，然自兰会至天部，北入灵州，贼中畜积，悉经官军开发，所馀无几。今若扼其川口，据其上游，并出锐兵讨杀，使不得耕穫，则灵州一带畜积既空，复无岁望，贼党离析，其为利一也。自熙宁寨至鸣沙城约四百馀里，可置十馀堡，乘时进筑，则是天都以至会州悉在腹里，其间族落既有保护之势，必皆内附，其为利二也。北与灵武对垒，直趋贼巢，复己不远，兼兴州素无城壁，候冬深河冻，审见贼形，即出兵于灵州侧，择据地利，诱致贼众，并力除荡，然后乘胜分兵北趋灵武，其为利三也。臣观鄜延进攻，每至吉那，虽称克服，其实一到而已。盖官军既去，贼党蹑踪住坐，与不讨定其实无异。若未拔兴、灵，其环庆、鄜延克服之地，虽亭障环列，烽堠棋布，亦难守禦。缘两处土多沙脉，古称旱海，不可种艺，修置城垒，须近里辇运。朝廷方恤民力罢困，如诸路并修堡寨，不惟财力愈殚，适更生患，以是计之，先于泾原进堡，可以困贼，其为利四也。兼灵州以水溉田，四面泥潦，春夏不可进师，秋冬之交，地冻可行，又城坚有备，卒难攻拔。臣以谓今图必破兴灵之策，先须计泾原钱帛、刍粟，复令河东、鄜延、环庆、熙河四路扬声攻进，各选步兵一二万，骑兵六七千。独熙河更选骁勇蕃兵五六千以备，变号易服，出贼不意。非其行营兵马，亦令逐路团结，常备出战，以为番休，及缓急声援。其四路所选兵合泾原之师为十万，先自熙宁寨进攻，筑堡于没烟口以诱贼。臣度夏贼以泾原、环庆之师无功，必有轻侮之心，如兵分合击，决可荡平。然后进至天都筑堡，接鸣沙城，候河东北渡以覆贼巢。如此则可往来摺连，不须并起诸路夫役，粮道无抄掠之虞，其为利五也。臣自至石门，观两路措置乖谬，必知无补，顾本司兵势，又难有攻，审度事机，须图再举，遂以目睹利害画为此策。文墨不能尽陈，乞许臣赴阙面受成算，及悉言诸道进师之害。

臣昨上复古渭州及易置通远军定西城、列置兰州堡障事。盖缘熙河一路形势，全藉新复州城以为屏蔽，况所得之地，川原宽平，土性甚美，属羌数万，已就耕锄。新招弓箭手五千，膏腴土田，占藉未遍，须增修城垒，使有土著之心，不惟地利可助边储，亦绝敌人规取旧物之计。臣至熙州，钱粮殊未有备。今且兴功于努扎、罗日、伽罗总三处。努扎川西接定西城，北通胜如堡，东北扼石峡贼马来路。其罗日、伽罗总两堡，东接兰州，北临黄河。每岁河冻，须藉罗日等处控遏贼冲。来岁乘春，若不先筑努扎一带，次完兰州管下，必恐夏秋复寇定西。日者本路经略司奏乞迁三岔堡，增展定西城。臣以为三岔地在掌握，虽费财力而不为用，其定西亦须俟努扎亭障既立，乃可乘势增展。望特降指挥，更赐钱帛一二百万缗，及厢军万人，速至本路。

乘来春贼众未聚，筑努札堡，最为贼冲，城围须及千步，并接胜如堡，中间筑一通过小堡。次展定西城兰州故址，然后筑巩心诸堡。窃见通远军当熙河、秦凤四达之冲，人物稠穰，即古渭州，旧隶平凉县。乞改赐州名，以定西城为通远军，以努扎为定西城。如此则折冲制胜之形成矣。

计置兰州粮十万，乞发保甲或公私橐驼般运，又虑妨春耕。臣已修整纲舡，自洮河漕至吹龙寨，俟厢军摺运赴兰州。

定西城最扼贼冲，元系敌人设置监军之地，宪当先展筑，然后并力兰州。已遣洛苑使康识移兵与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