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君既成观潮阁，遍索阁上旧诗刻之，恨其遗落不尽存也。余观自昔，固有因一题一咏之工，而其地与物遂得以名于后矣。若是者何俟多求！而势亦不能多。至于阅世次，叙废兴，验物情，怀土俗，必待众作粲然并著而后可以考见，则其不尽存者诚可惜云。

谢希孟示余大父《药寮丛稿》二十卷。崇、观后文字散坏，相矜以浮，肆为险肤无据之辞，苟以荡心意，移耳目，取贵一时，雅道尽矣。谢公尚童子，脱丱髦，游太学，俊笔涌出，排迮老苍，而不能受俗学熏染，自汉、魏根柢，齐、梁波流，上溯经训，旁涉传记，门枢户钥，庭旅陛列，拨弃组绣，考击金石，洗削纤巧，完补大朴。其《药园小画记》，盖谢灵运《山居》之约，言志洁而称物芳，无忧愤不堪之情也。公讳伋，字景思，上蔡人。艰难时，往来青城，毁容败服，实佐其父奉传国玺走宋州。高宗知之，自用为祠曹郎，兼太常少卿，垂赐第，掌诰命矣。会有秦氏之厄，摈落二十年，始稍外迁而公死。嗟夫！穷达长短，不足云也。王筠言「未有七叶中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按筠虽粗有文，而王氏七叶无以文名世者，王僧虔《诫子侄书》可见也。安得因簪笏不坠，便欲文字并称乎！然亦恨其集不传，无以验工拙。今公稿藏已久，惧遂沦堕，使真能文者不见信于后，此希孟之责也。

初，薛子长从余贡院崇德，爱其静而敏，文过于辈流而已，未钜怪也。来姑苏葑门，出《老翁赋》、《续通鉴论》，始骇然异之。盖神马汗血，尾鬣不掉而行流无疆，累名骏数百，岂得望尘焉！自魏晋曹、陆，江左颜、任，唐陈、李，宋黄、秦、晁、张，皆莫进也，然亦有疑而未忍言。至钱塘仙林，复出《士风论》，则疑愈甚。自尔子长岁必一再过余，间或见他文，必为之慇勤叹息，然犹未忍言也。及余往长沙而子长死，未忍言者终不言矣。悲夫！悲夫！是余之罪也夫！或谓子长负绝世笔墨，而区区名第乃不与常人比，故多怒讥，诚然哉？子长自护若处女，常藿食水饮，欲利不挂丝发，奚取奚慕而以是动其心？殆见事太明，量人太尽而然欤！虽然，使读者剖幽析微，深刺腧髓，渠不开其智！洞前烛后，瞭至日月，渠不新其学！长铺广引，浩绝河汉，渠不起其辨！规贤矩圣，皎逾雪霜，渠不范其廉！其有益于世固多矣，又曹、陆以下不能拟其藩也。

斯远尽平生文才二十馀首，首辄精善，疑其亲自料拣，应留者止此尔。徐观笔墨轻重，以十一敛藏千百，虽铺写纵放，亦无怠惰剥落之态，逆流陡起，体势各成，殆非料拣所能致也。诗险而肆，对面崖壑，咫尺千里，操舍自命，不限常律。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浅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广莫，徒枵然从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鸣吻决，出豪芒之奇，可以运转而无极也。故近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获焉。曷若斯远淹玩众作，凌暴偃蹇，情瘦而意润，貌枯而神泽，既能下陋唐人，方于宗派，斯又过之。斯远有物外不移之好，负山林沈痼之疾，而师友问学，小心抑畏，异方名闻之士，未尝不遐叹长想，千里而同席也。初渡江时，上饶号称贤俊所聚，义理之宅，如汉许下、晋会稽焉。风流几泯，论议将绝，斯远与赵昌父、韩仲止，扶植遗绪，固穷一节，难合而易忤，视荣利如土梗，以文达志，为后生法。凡此，皆强于善者之所宜知也。

杜甫《送杨六判官使西审诗》，直下无冒子，始末只一意，贯枯刻绝，皮草皆尽，而语出卓特，非常情可测。由文人家并论，则刘向所谓「太史公辨而不华，质而不俚」者也。虽子美无诗不工，要其完重成就，不以巧拙分节奏如此篇者，自为少尔。今翁常之诸诗，实颇似之。然常之与余论诗，乃未尝及此，岂其平生得法处偶合故耶？常之每言：「下句当如秤星船碇，缒画既定，不可移改」。袖手风骚之坛，所厌服多矣。吟味者自知之。

往年徐居厚言：「文叔蚤为诸经解，书略具矣」。时公未四十也。顷岁每有学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礼注疏》与王氏《新经》参论，夜率踰丙，昼漏未上，辄扣门曰：「已悟」。于是公七十四五矣。呜呼！斯可谓以学始终欤！公既殁，始得其《诗说》三十卷。自文字以来，《诗》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详。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于与天同德者，盖已教之《诗》，性情益明，而既明之性，诗歌不异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颂》已先息，又甚则《风》、《谣》亦尽矣。虽其遗馀犹髣髴未泯，而霸强迭胜，旧国守文，仅或求之人之才品高下与其识虑所至，时或验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各意为之说，形似摘裂以从所近，则《诗》乌得复兴，而宜其遂亡也哉！况执秦、汉之残书而徒以训义相宗者乎！公于《诗》，尊叙伦纪，致忠达敬，笃信古文，旁录众善，博厚惨怛而无迂重之累，缉绪悠久而有新美之益，仁政举而应事肤锐，王制定而随时张弛。然则性情不蔽而《诗》之教可以复明，公其有志于是欤！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诗集传》之善者亦数家，大抵欲收拾群义，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尔。今公之书既将并行，读者诚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诗》复，则庶几得之。不然，非余所知也。

余尝叹章、蔡氏擅事，秦桧终成之，更五六十年，闭塞经史，灭绝理义，天下以佞谀鄙浅成俗，岂惟圣贤之常道隐，民彝并丧矣。于斯时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辈出处，终始执守，慨然力行，为后生率，非瑰杰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郑公是已。盖其长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郑公恂恂，少而德成，经为人师，深厚悃愊，无一指不本于仁义，无一言不关于廊庙；而景元俊健果决，论事愤发，思得其志，则必欲尽洗绍圣以来弊政，复还祖宗之旧，非随时默默苟为禄仕者也。景望徇道寂寞，视退如进，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进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亲辞，终其身二十馀年不复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诸公贵人知其才大气刚，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无能害己为幸，而不暇以废格科目摧折名士为己责故也，岂不悲哉！自二郑公后，儒豪接踵，而永嘉与为多，然皆兄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共有无，并坐接席，不知岁月迁改，自谓如华胥至乐。故其讲习见闻尤精，而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也。夫孔翠鸾凤，矜其华采，顾影自耀，为世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龙之兴云雨，则雷电皆至，霮䨴百里，岂区区然露小技衒细巧而足哉！余惧览者未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自余吴、楚、淮南十馀年，而周南仲、孟良夫兄弟、滕、孔诸人，相与上下追逐。忆过秀州，值虏使回程，避之曲巷庵庐。访求既绝，积冰如堆阜，拥被移夕，续苇以燎，窗纸忽白者，再信宿焉，所诘难往反多矣。然南仲遂欲探入微杳，语极世人之不到，身衣腾举，两眼尽赤。余疑之，以为其气血不能受，未敢及也。未几，余乃得疾不治，危甚且死累岁，然后悔其所以不答者。则君方论辨纵横，连拄塞余，余为之默默而已。嗟夫！君欲闻而余不言，余欲告而君不请，颜、曾之指，虽或有存，李、郭之遗终不可见矣，岂亦若有数哉！君未殁，以近文寄余，上折旁峻，闳而不跲，余固异其与诸家各体无所肖貌，而深源亦谓君素意每不满于今人之作。然则是必将大有所成，而其力亦未易为也。夫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约义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尔。其后俗益下，用益浅，凡随事逐物，小为科举，大为典册，虽刻秾损华，然往往在义理之外矣，岂所谓文也！君子于此寄焉，则不足以训德；学者于此习焉，则足以害正；力且尽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远乎！南仲已卒而余莫之讲也。季度既序传之，余记其末如此。

《周官》晚出，而刘歆遽行之，大坏矣，苏绰又坏矣，王安石又坏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坏，而是书所存无几矣。《诗》、《书》、《春秋》皆孔子论定，孟轲诸儒相与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从；井洌于逵，众酌饮焉，惟其量尔，故治虽不足而书有馀也。孔子未尝言《周官》，孟子亦以为不可得闻，一旦骤至，如奇方大药，非黄帝、神农所名，无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乱颠错几希，故用虽有馀，而书不足也。虽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于此书，他经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于此书，他经其缓者也。公卿敬，群有司廉，教法齐备，义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实政在是也，奈何使降为度数事物之学哉！新昌黄文叔，始述五官而为之说，亹亹乎孔、孟之以理贯事者，必相发明也；恻恻乎文、武之以己形民者，必相纬经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设邦家，非自尊也。养民至厚，取之至薄；为下甚逸，为上甚劳。洗涤三坏之腥秽，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后世之公心，虽未能表是书而独行，犹将合他经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时永嘉陈君举亦著《周礼说》十二篇，盖尝献之绍熙天子，为科举家宗尚。君举素善文叔，论议颇相出入。所以异者，君举以后准前，由本朝至汉，溯而通之；文叔以前准后，由春秋、战国至本朝，沿而别之。其叙乡遂沟洫，辨二郑是非，凡一字一语，细入毫芒，不可损益也。

初，木叔仕二十馀年，未尝觅举，予屡言于执政，不省。阙榜有义乌丞，径取以归，家人更诮诘，不暇顾也。其在天台，与钱丞相象祖甚相厚，至是适来守，委一州听所为。素介，无私昵语，钱公尤严惮，故虽当国，不敢以骤用累之。观集中《送钱郎中被召》诸篇，大意可见矣。木叔不喜唐诗，谓其格卑而气弱，近岁唐诗方盛行，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变态，唐人所长也；反求于内，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

昔余为潮州铭，言其学博而要，文约而费。诸子又自列铭旁曰：「《春秋解》十二卷、《书社问答》二卷、《礼经疑难》一卷、《诗文》、《崇孝同参录》，并藏于家」。余颇疑之而未克见。后二十六年，始见所谓《春秋解》者，良悔前铭称美未极，且怪诸子不早示余也。盖笺传之学，惟《春秋》为难工。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證，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所以难也。年时闰朔，禘郊庙制，理之纲条不专于史也；济西河曲、丘甲田赋，事之枝叶不专于经也。薛伯卒，经无预，然杞、滕、邾、莒之兴废固明也；诡诸卒，史无预，然戊寅、甲子之先后固察也。观潮州此类，皆卓而信，明而笃矣。至于授霸者之权，彼与此夺；录夷狄之变，先略后详；诸侯群诛，大夫众贬，凡《春秋》始终统纪所系，自公、谷以来，画为义例，名分字别，族贵人微，其能本末相顾，隐显协中，如潮州殆鲜焉。然则理之熟，故经而非虚；事之类，故史而非碍欤！古人以教其国，而使人知其深于是书者欤！虽然《诗》、《书》、《礼》所以纪尧、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泽也，示不泯绝而已。或者遂谓一字一义皆圣人之用，则余未敢从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夫有齐桓，无晋文，夷吾为小，是《春秋》不命霸也。又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盖其节目疏远如此，则苛文密例而辨人之荣辱于毫釐者非欤？余恨不及潮州而正也，因私附于后。

西湖法明寺，昔讲师继忠居之。忠有行业，愿力强果，故虽焚荡草莽，百年间冠盖常走一郡。至子真建两序，师昶崇殿堂，院始落成。昶尤精苦，衣屦穿损，食不累合，然诸生云赴，应答泉涌，人谓东掖、上天竺之盛不能过也。天台既立止观二义，承而为说者益以蔓衍，而忠与昶亦各有论述，故其徒妙真、普济，欲集诸家之学为教藏置院中，率州士女修念佛三昧，以旌昶之绩而嗣忠之业于无穷，志甚远也。夫浮屠以身为旅泊而严其宫室不已，以言为赘疣而传于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尝以问昶，昶亦不能言也。

佛学由可至能自为宗，其说蔓肆数千万言，永嘉鲍野删择要语，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学然也，中国之学为佛者然也。佛学入中国，其书具在，学之者固病其难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尽弃旧书不用，即己为佛而已！学之者又疑其诞而未从也；独可、璨数人大喜，决从之，故流行至今。呜呼！佛之果非己乎？余不得而知也；己之果为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国之人畔佛之学而自为学，倒佛之言而自为言，皆自以为己即佛，而甚者至以为过于佛也。是中国人之罪，非佛过也。今夫儒者不然，于佛之学不敢言，曰异国之学也；于佛之书不敢观，曰异国之书也。彼夷术狄技，绝之易尔。不幸以吾中国之人为非佛之学，以吾中国文字为非佛之书，行于不可行，立于不可立，草野倨侮，广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则中国之人，非佛非己，荡逸纵恣，终于不返矣，是不足为大戚欤！余尝问野：「儒之于佛，强者愠，弱者眩，皆莫之睨，子以何道知之，又为之分高而别下，取要而舍烦哉」？野曰：「无道也，悟而已矣」。其为是宗者，亦曰：「无道也，悟而已矣」。余闻而愈悲。夫「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虽然，考之于其书，则信悟矣。

礼部尚书馀姚胡公沂，字周伯，奏疏将百篇，词约而指要，不盈数百，少才百馀，然必据经陈史，质證今事，不率意而云也。或昔人所已言，径录闻上，不必出于己也。必酌时病，不夸不缓，异闻骇见必亟达，不惮讳恶，然而恳怛忠尽，故言而乐听，十多七八焉。自古贤人君子，进常艰，退常易，富贵有节，无侵寻之求，言简而伸，气直而遂，可为事君法，如公是也。公晚遇，十年间三引去。去必刚勇果决，其来未尝不迟懦退缩也。上尝独对公，宰相尤密谕意，谓不日且共政，公谢不敢当也。余闻隆兴、乾道中，不能击龙大渊、曾觌，不得为有名台谏；公不但备礼弹劾，必极论罢斥乃已。又闻不能谏恢复，不得为有名侍从。公既辞大用，出知括苍小州，奏曰：「贾谊号通达国体，太尰𨂂盭，类辟病痱，皆借一身喻之。今日国体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处方，不能言病而辄处方，误人死矣。今日之病名风虚。虚，内也；风，外也。外风忽中，半身不随，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半身不随咎已往，半存之身，尚凛凛不自保也。今欲并治不随者，怵市道之说，售尝试之方，汤熨针石杂然而起，使谊复生，必且虑中风再至，而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谓可痛哭流涕者也」。其言忧愤危苦，明白切至，世固未有识此理，有识此理，未有以此告也。今去胡公之时加远矣，半存之凛凛犹在也。昔钱乙病周痹，曰：「入藏者死」。乙移之于末，故虽偏废，而气骨悍坚，寿八十馀。呜呼！安得移今之病于末，而顾为是凛凛耶！

经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矣，而所遇之时不同，或不得用，或不尽用，故位下名卑而功业不见于世，为可惜也。公于诸经，常参合同异，不随语生说而义理自会。前代故实，无不贯涉；本朝宪令，无不审据。文词古雅，不名一体。间出新意奇句，读辄惊人。守三州，吏不敢轻重，细民安之。在宣城，讨详一郡财赋始末，告于上，悲痛笃切，非深于治本者不能知也。其多学广大，疏略该括。而又亲逢盛时，天子用儒为馆阁老，总领群彦，极清华之选，遂司诰命，职献纳，遍历二府，以礼进退，号称宗工，可谓兼人之所难兼而遇人之所难遇矣。与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公虽负绝类异能，不以己形物，后生片善，誉奖不容口。荐引甚众，除授破资格，视所宜充，其志将以一长任一官，不累岁月流转也。国有大事，议定俄顷，无缩瑟顾望。意姿坚峭，所论駮屈，明主委曲调护不能回，同列或二心二意，高下在手，必正色力争，宁亟去，无苟徇，亦以此见排于俗。然则虽兼人之难兼而不自矜，遇人之难遇而不强合，盖其修之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既得谢，独处一室，家人罕见其面。勘整旧书，讲绎不少厌。园池无杖屦声，庭观终日寂然。呜呼！是其修之者，固又不在彼而在此矣。皆学者所当知也。

余既铭达父墓，子晟，集其文号《橘隐》，复请叙焉。余尝爱达父文，能道其意，多不为繁；又能道人意，少不为略。散语幽寂，有兰芷之洁；合语华润，有桃李之艳。每使长命书记，余谢不为，必请达父，轻重曲折，一听其手，不改定也。然以文求知，亦有甚难者。异时余袖达父投卷于参政范公，达父执后进礼卑甚，范公苦其烦，遽踣坐胡床，达父不自觉，犹前却未已。久之，旁观多咎范公，余独怜其老而惫不堪也。范公因裂十指谓余：「前执政举员当罢，盖无以满四方之求」。余笑曰：「罢是，则门户冷落，患复不亟尔」。达父颇愧恨。虽赖范公力得改官。后讳其作，不浪出；又太学屡与同舍议不合，遂自乞为军丞棘正，不肯涉翰墨畦町，宰县守州，专以政事显云。夫文如珠玉焉，人之所挟以自贵重也。蔚豹之泽必雾隐，孔鸾之舞必日中，快读而疾愈，争传而纸贵，乌有轻溷瓦石，芒芒不决耶！宜达父后讳也。然士或去场屋久，丛曹剧部，眩其神明，钱谷之尘污几砚，刑狱之腥蔑阶陛，官业虽登而文义耗矣。达父又深病之，故其据案生面凛然，政足以苏息其民；退食寒质臞然，文足以黼藻其身。行吟坐思，物境常会，奁縢匣秘，不敢窥也。晟既锓画，馀六十卷，平生行事可一二考，岂不隐显俱得哉！

昔人谓「苏明允不工于诗，欧阳永叔不工于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句，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此数公者，皆以文字显名于世，而人犹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难也。夫作文之难，固本于人才之不能纯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决择，兼收备载，所以致议者之纷纷也。向使略所短而取所长，则数公之文当不容议矣。近世文学视古为最盛，而议论于今犹未平。良金美玉，自有定价，岂曰惧天下之议而使之无传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备载而无遗，则泛然而无统；若曰各因其人而为之去取，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尤不可以列论。于是取近世名公之文，择其意趣之高远，词藻之佳丽者而集之，名之曰《播芳》，命工刊墨，以广其传，盖将使天下后世，皆得以玩赏而不容瑕疵云。

适时就甥馆，往来棠阴柳市间，知声韵之学翁氏世业也，以故人人能诗而灵舒、常子两先生特著。常子之诗原本少陵，规完矩正，比竹谐丝。予尝取《松庐集》而序之，以为如秤星然，谓其铢黍不爽也。若灵舒则自吐性情，靡所依傍，伸纸疾书，意尽而止。乃读者或疑其易近率，淡近浅，不知诗道之坏，每坏于伪，坏于险。伪则遁之而窃焉，险则幽之而鬼焉，故救伪以真，救险以简，理也，亦势也。能愈率则愈真，能愈浅则愈简，意在笔先，味在句外，斯以上下三百篇为无疚尔。试披吟风雅，其显明光大之气、敦厚温柔之教，诚足以津梁后人，则居今思古，作者其有忧患乎！乃知集成花萼，梦入草塘，彼各有所长，讵苟焉而已也？然则非得少陵之深，未许读松庐之什，非得三百之旨，尤未易读西岩之篇也哉。叶适序。

起魏、晋，历齐、梁，士之通塞，无不以诗，而唐尤甚。彼区区一生穷其术而不悔者，固将以求达也。如必待达而后工，工而无益于用舍之数，则奚赖焉！君头发大半白。旁县田一顷，蛙鸣聒他姓。城隅之馆，水石粗足，而不能居也。

故赠谏议大夫常公安民，绍圣初任御史，所排治奸人甚多，独言「蔡京党与已就，必乱国家」，最为先见。后竟入党籍，以穷死。宰长洲，邑人尤爱之，至以俚语目为生佛。自言「待保正以古比长闾胥，不任吏以全吏，用刑如医之愈疾，不妄投药一。可谓方略先成于心，非复随世宽猛之偏术也。是时长洲讼牒二千，青苗常平尤峻，西师屡买衣袄。盖县之难治久矣，岂独今为然。士挟苟简因循以驭之，则其厌俗之日衰，而卒无善政，亦何怪焉！常公以节闻天下，不以吏能自名也。然必录者，官无不尽之职，而治民者古人所以示为善之信也。今之为善士者皆言不能为县，为县者必不能为善士，此又非也。余得此录于公之孙衿，因记其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