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完颜亮来寇，举朝上下无不丧胆，直云「虏百万，何可当！惟有退走尔」。独姚公令威抗论沮止，谓「今八月岁入翼，明年七月入轸，又其行在巳，巳者，东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一荧惑所次，皆贼必灭之兆。未几，亮果自毙，江、淮复安。余尝叹国不可无智士，不智于人，当智于天。方是时，姚公策我能必胜者，智于天也。公著书二百卷，古今同异，无不该括，岂独智于天哉！惜其盛壮不预采录，晚始召对殿中，忽感风眩而死，悲夫！余不及识公，而与其子仅、从、偓同僚，从孙镕以公《西溪集》、《丛语》遗余。其古乐府流丽哀思颇杂，近体诗长短皆绝去尖巧，乃全造古律，盖加于作者一等矣。至以《易》「肥遁」为「飞遁」，引注《说文》「不若是𢗊」以辨《孟子》「不若是恝」，尤非余寡见浅闻所能到也。夫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余既不学，又不得见如公者而师之，徒掩卷追想于百年之外尔。

初，王伦归自北，朱弁、洪皓皆附家问至，虏盖有意就和也。朝廷因命潘公致尧亟往，于是二圣始得闻高宗中兴。虏迎送以礼，往反不越期。既而韩肖胄、胡松年再聘，遂与李永寿、王诩偕来矣。当其时，以天下之大寄命于一使，诸公无不起徒步至执政侍从者。潘公之孙傅监天富盐场，为余言，公使还，得刑曹郎，竟以此终，独不尽用，何哉？傅善于盐事，玉环人甚爱之。而明辨果决，识情伪，论议常透底里。使有知君者，或当继其祖焉。

往在荆渚，有蜀客系舟，出数十大卷，皆本朝名卿相书也，良以得纵观为幸。如清源何公书，今始一见尔。沈公自罢宋州佥幕，终身不复仕。静退无求之泽，宜庇其后人哉！

以为无可扫，则扫之者妄矣；以为有可扫，则是扫安从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精其一，其永勿失。

薛景石之弟名山，字仁静，死嘉定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葬九年四月二日，墓地曰丁亥横山。君常读《周易》，行携坐挟，终身不释。人与语，多不答，或径起，莫测其意。

君之贤，余蚤得于其兄博士，略具忠翊墓中。今又读几道所志君墓，益信。然几道叙君能捐所有以与人甚详，而言君能自致其所有则略。今其已验之法固在，使滂兄弟举而行之，富复如君，则捐所有以惠乡党，不为难矣。不然，则自所有将不足，而安能及人！滂尚勉之！

保正长法不承引帖催二税，今州县以例相驱，诃系鞭挞，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预醵钱给费，逆次第其先后以应期会，名曰义役。然则有司失义甚矣。余尝问为保正者，曰费必数百千，保长者，曰必百馀千，不幸遇意外事，费辄兼倍，少不破家荡产。民之恶役，甚于寇雠，余尝疑之。官人以牧养百姓为职，当洁身驭吏，除民疾苦。且追则有期，约日以集，使贿必行，应追者任之可也；民实有产，视税而输，使赋必重，应输者任之可也；保正长会最督促而已，何用自费数百千及百馀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荡产乎？且此钱合而计之，岁以千百巨万，既不归公上，官人知自爱，又不敢取，谁则有此？余欲以其言为妄，然余行江、淮、闽、浙、洞庭之南北，盖无不为此言者矣。呜呼！此有司之所宜陈者也。余忝为吏，不得为令佐，自试其术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惨然。因孙君《义役》书成，辄题于后，以告其得为者。

畏败群之民，掣循吏之肘，为监司帅守者通患也。山谷此帖，却当使上官见之，或能为君助乎？苏书与董氏亲书，皆君家旧物，源流远矣。渊明薄宦穷愁，苏公谪居安命，法正应尔。君以材名受举，治剧县，方当忍事爱民，终成美绩，恐轻怀此意，他日随机感触，将动浩然之思，不可不先虑也。

此本所从得题识号澹岩老人者，故右丞张澄也，距今五六年矣。及郭由中乙丑、米元晖丙寅岁月皆可次第。余既不能知书，姑信其远者，则此帖贵矣。

高宗三殄戎旅，皆亲征决进，身定中兴。维扬凯旋，敌尤烝乂，不敢复言战，甘心受和。南北安定又四十三年矣，此诏至今人人能诵之。是时陈文正公首相力赞密议，自草诏本，镇危扶急，独任大事，与寇公同功。第寇公之后中原之势少屈，陈公之后江左之气方伸，视寇公为多焉。适从士大夫之后，窃闻为国者之论，合之上规殷周，下轶汉唐，复雠正名，本末宏大，未易名举，念往察来，可以浩叹。公之孙景思以示适，题其末。嘉定三年十月，龙泉叶适拜书。

议曰：某既状公之行，上之太常，而承乏博士，当以谥配行，其可不信！夫高爵重位，不为富贵沈溺，而能退逊以保其节，文雅以发其名，此宗室公族之所谓贤也。公遭时多故，特眇然童子，周旋四方，而感励问学，居穷守独之操，甚于寒乡窭士。救民之疾苦如饥渴，行惠利之政如嗜欲，应猝制变，敏而有功。强梗在前，不避也。自为小官以至留务，论事不绝。进见上前，意质而辞详，其所不隐，不知祸福之可择也，且死，犹奏谏疏者三焉。望其容庄，听其言必有当于理义，察其行己，可谓能以礼始终者矣。凡此皆载于状不诬。然则公之贤，非宗室公族之所谓贤也。谨按《谥法》：「善问周达曰宣，壹德不懈曰简」。宜谥曰「宣简」。谨议。

议曰：陈瓘、邹浩、任伯雨及公，皆官不应谥；天子特赐之谥，追伤祸变艰难之所致，褒劝仗节敢言之臣，所以示为百僚法也。窃因明诏，考见当时之故。盖元符之末，建中靖国之初，既昭雪流人，生死蒙泽，天下望尽复元祐政事。而巨奸已败者犹偃蹇不自退，方稔者日睥睨而为谋。公与同时谏官御史，随其邪慝所在，连奏累疏，迎锋摧击。时之盛衰视其官，治之废兴由其身，志清王道，夺回正路，可谓壮哉！夫君子之所以贵乎天下者，以其念治之心异于人也。推念治之心而遂之，方谗人尚炽，邪正未分，如痈疽隐起于其身，不决溃之不止，而或者乃以为不可力争以激其势，斯患失而不知义者之论也。世言公羁置化州，徒步赴贬，持扇乞钱以为资。嗟乎，公能不自悔矣！虽奸臣遇公之酷如此，又岂足为公戚哉！谨按《谥法》：「能自持守曰节，刚德克就曰肃」。谥公曰「节肃」，宜无愧。谨议。

治身之义，事君之节，二者君子之极行也。于治身也能谨其小，于事君也能识其大，而君子之行不远矣。昔之治其身者，或忽于言动之细微，而曰我能为其大者而已。及其所以事君，则又或不能为其大，而姑欲累小善以自免焉，此德之所以不立而人之所以不成也。故兵部尚书端明殿学士黄公之状，言公俨然庄重，坐立有常处，不倾侧跛倚；语默有常节，不戏言苟笑。人以为拘絷而不能顷刻安者，公独泰然以终其身，虽在燕私，未尝须臾变也。及再得谢，年七十馀矣，益谨敬不颓堕。后生来见者，礼对如大宾，教语必以孝弟忠信。至其薨也，盖八十有五，而所以自持其躬者如一日。其仕当秦桧死后，贺虏生辰还，言「虏必徙居汴以迫我，宜早自计」。时前使还者不敢言，宰相怒公，公不为动，自是三四年，每进见未尝不论边事，虏果以钦宗来讣，出不逊语。公独请即发丧，决用兵策，使使臣督诸军。及贼在江旁，朝臣争挈家逃匿，公家人亦旦暮请，公曰：「天子在是，若等安适耶」？比虏退，家在城中者，公与陈丞相康伯而已。虏后请修好，且责臣礼与新得四郡。或谓「实利不可干，虚名不足惜也」。公独曰：「土疆一彼一此耳，名定，百世不易也。议者非是」。王之望约和，公又论之。天申节上寿，议者以钦宗服除，当举乐。公言：「《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钦宗实未葬，乐不当作也」。争之力，事得暂寝。范成大使虏，祈请山陵。公又言：「置钦宗梓宫而不问，无以尽人心，且使夷狄窥我矣」。公之立朝始末议论如此。夫俊豪跌宕，脱略于绳检之外者，岂非其自喜以为伟人名士之所为哉？其循守卑论，弃忘大雠，与夫临大计，当大事，不敢坚决，有退后之懦，无率先之勇，而以他小善自贤者，尚多有之。然则公之于治身也可谓能谨其小，而于事君也可谓能识其大矣。状又言，公为普安教授时，不与内知龙大渊坐；为国子司业时，不奏武成王庙芝草。宰相率达官书佛经刻六和塔，公谢不能。其孝友笃至，夫妇相敬如宾。与人交，恭而敬，淡而久，收死恤孤，赈贫继绝。盖公既已识事君之大节，则虽其小者宜不失乎斤然之守，而于治身之谨诚细微无不尽焉，则推而达之，固所以合乎人伦之大义也，岂非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而非偶然幸致者乎！谨按《谥法》：「壹德不懈曰简，执心决断曰肃」。公之治身，谨言动，无耋艾率以恭，斯壹德不懈矣。公之事君，排和议，无难易必以勇，斯执心决断矣。请谥曰「简肃」，于易公名为宜。谨议（《水心文集》卷二六。）。

敬：原缺，据四库本补。

议曰：公自起居郎极论都城水灾，斥为监当，而抗直之声震于天下矣。及斡离不来寇，在廷茫然，将从乘与以出。独公请与执政辨诘，遂夺其议，力守京师，虏以退却。然其留割三镇诏书，击女真之归而募兵以防其再至，皆为同列所排，不果用也。高宗中兴，首命公自辅，于是张邦昌以僭逆诛矣。先事河北、河东，录坚守者，建遣张所、傅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邓以系人心而无走东南，使周望、傅雱通问二圣而无踵和约，时中原尚未溃也。公方除京、黼乱政，渐复祖宗旧法，奏请施行数十事，多中机要。使稍得岁年之须，则两河不遂陷而虏不敢复鼓行入内地矣，而雠耻因可报也。不幸又七十五日而罢去。迄其后常疏外坎𡒄，虽仅免颠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祸难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为国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心，而深悲其相之不终。士至有未尝识公面，而坐论救公以死，彼岂有所顾望附托而然哉？盖公之贤，自当时市井负贩，莫不喜为之道说。然而谤公者亦众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计取显位而已，京师之祸，公实使之。呜呼！当是之时，所谓谋国者，岂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誉贼虏而卑中国尔。以避走乞和誉贼虏卑中国之人而议公之得失，故其自许为谋详虑密，而谓公为略而疏；自以为镇重能消弭，而谓公为轻锐而喜事；其恬视君父之仇，畏死持禄，甘为世所贱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徇国为人望所属者，谓为朋党要结以自营。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师者为失策矣。则公之负谤于时，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顾独有可恨者。夫是非毁誉之相蒙布，必至于久而后论定，是从古以然者也。公之殁五十载矣，世之论公者，卒亦未有以大异于前日也，何欤？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则岂有愧于孔子之所称者哉！悲夫！谨按《谥法》：「虑国忘家曰忠，安民大虑曰定」。请以「忠定」为公谥。谨议。

有天下之大，必尽天下之虑；不尽天下之虑，鲜无患矣。太祖、太宗受天命，身自剪平者七国，尽有汉、唐之天下。惟燕、蓟前入契丹，力未能复；而赵保吉兄弟乱西方，灵夏继陷。其后耶律浸骄，继迁始自立，边益警备矣。当国事者不复深究始末，直以中国既大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已，岂不足于二陲之区区哉！非惟不务讨伐二虏以定西北之疆域，而乃反行聘使封册以申百年之誓信，屈意而奉币帛，专力而守和好，同此者为正论，异此者为浮薄。方其盛时，南北相为兄弟而天下无兵，安宁久于前世，自以为天下之虑尽于此矣。然而凭侮不除，芽蘖终在，小人因其閒隙，倡复燕之谋，前衅始锄，后祸随出，民心未变，而国家之守离矣。始也误委三镇，而两河诸城犹以死抗拒，太原之帅犹力竭而后就擒。建炎嗣统，独已失者河东耳，其他固在也；大臣怯懦不能当，日夜以谋退却。于是二年始尽失河南、北，绍兴元年又失京东、西，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将乱臣据而与我争衡者也，刘豫乃自女真援立之耳。及黏罕死，伪齐废，虏用事者厌兵，举数千里之地以还我。夫不战而得数千里地，天诱之也。然一旦兀术背盟苦战，则所为分画者，才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敢较焉。至颜亮屠殒，北方溃乱，归义之民，处处屯聚，京东、西、秦、凤、熙河州县相次而复，中国之威，庶几振矣。然宰辅无状，踵失策、继旧盟，卒亦黾勉割四要郡畀之，徒使中原遗黎，饮泣内恨，绝望于我。夫我不能守、则民虽不为变而终以分裂；我不能守，则地虽尝已得，而终以失之：其故岂有他哉？始虑事之不尽，而其患至此也。虑事不尽，使百七十载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隘处江、浙，以为南北之成形，六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来之虑不尽，则天下之患又将有甚于此，岂可以坐而讲尧、舜、三代之旧，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顺之理，不立仇耻之义，一切听其为南北之成形，以与宋、齐、梁、陈并称而已者乎？成败，瞬息也，得失，反覆也，何常之有！虑不尽，则昔之天下虽大而不能守；虑之尽，则今之天下，岂惟能守之，而又可以取之矣。故以一取百，帝王之虑也；以一取十，伯强之虑也；以一取一，必至之虑也。加之思夷夏之分，辨逆顺之理，立仇耻之义，又取吾之所失而非冒彼之所得也，愈必至之虑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其难明矣，然取之者，虑之尽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不取之者，虑之不尽也。今将尽天下而虑之，而后以一取一者可得而见，故不可以泛辞举，不可以偏说定，不可以远事言也（《水心文集》卷四。又见《水心别集》卷一○。）。

自本篇以下凡四十馀篇，原总题曰「外稿」。据其自记，知为淳熙十二年准备入京应对之奏篇，大概因为没有进奏，故称「外稿」。

不尽天下之虑而终失天下之大计，此最大事，不可不极论也。古之所谓忠臣贤士，竭力以行其所知，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粗，行之必酬，故人莫敢多言而精于力行。今世议论胜而用力寡，大则制策，小则科举，高出唐、虞，下陋秦、汉，傅合牵连，皆取则于华辞耳，非当世之要言也。虽有精微深博之论，务使天下之义理不可踰越，然亦空言也。盖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岂能尽天下之虑乎！有大利必有大害。为国者不敢专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参之，使其害消，昔之帝王莫不然。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材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尽天下之虑也。自赵元昊反，重之辽人求关南地，天下之士始稍奋发，深思远虑以为之说。然而内堕好尚之多言，外狃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中也。不幸熙宁改法之事起，自是以迄于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士大夫争法之新旧，辨党之邪正，鼓为烈焰涨为洪流而已。过此何暇言之！是又熙、丰以来困于世变之纷更而不能尽天下之虑也。靖康之难，至痛极愤，此上下深谋不知寒暑寝食之时也。而苟目前忘大辱者，为「南自南北自北」之论，视宗庙君父之仇如疥痒之在身，忍而不搔无害也；明示祸福以劫胁衣冠，举俛首而奉虏。故二十馀年，未有出思卢于饮食刀笔之外者，况其远者乎？是又绍兴以来为小人之所挟制，而不能尽天下之虑也。今陛下总权纲，执枢要，责功能，课勤怠，崇实用，退虚名，审于考察，谨于迁叙，破流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来勇敢，天下靡然知上意而承之矣。然而怀欲为之志者，以无所施而消缩；负妄作之累者，以有所托而回容。利惟谋新，害不改旧。取民者已困矣，犹以为仁政；趋事者已弊矣，犹以为良法。国无骏功，常道先丧；士无奇节，常心先坏；俗衰时迫，谁与谋长！是又隆兴以来不能尽天下之虑也。自非深观远览，遍知前失而不讳；坚志强力，独行所难而不惑；当为则为，毋以为昔未尝有；当改则改，毋以为今方循用；除百年之宿蠹，开兴王之大道，计岁月之举措，求日新之功效：明发慷慨，同于饥渴，乌能尽天下而虑之乎！故臣愿条列前后之源流，疏陈当今之本务，成败得失，皎然不乱，所以佐聪明之一二也。

致靖康之祸，在于取燕；追论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虽然，究利害之极以定今日之大计，不过取燕而已。何谓「致靖康之祸在于取燕」？自石晋割而不合，太宗征而不定，赵普、田锡、王禹偁之流，固尝以志复燕、蓟为非矣。至景德约和，而中国之人遂以燕为外物，不置议论之内。及庆历中，刘六符反索周世宗关南诸县，富弼为之设辞增赂而后仅止。其后萧禧办理河东疆域，又举数百里畀之，而王安石、韩绛不知较也。况于王黼、蔡攸之妄庸，乃欲必取异代已割之燕，卒于失信契丹，取侮女真，以贻大变。此所谓「致靖康之祸」者。然士大夫特泛言其粗耳，未能知其实也。何谓实？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犹强，社稷犹固，我独抗宿愤，劳累战，虽得燕、蓟，而财竭民怨，内溃外叛，遂以失国，若此而谓「致靖康之祸在于取燕」，可也。今天祚地丧于外，位夺于内，窜身夹山，死亡朝夕，其国灭矣。因时拯乱，汤、武之业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纪律颇严，将卒颇厉，乘时以取全燕，收拾汉、唐之遗民，何为不可！夫坚守重誓于既亡之契丹，不知女真一旦袭其后，踵以陵我。当是之时，王黼、蔡攸所不论也，以韩琦、富弼之谋，何以处之乎？种师道既败，刘延庆又败，萧后与夔离不以折北不支，女真之溃兵轻突我师若无人焉，其所为用众者如此。遂祷女真纳赂以巨百万计，所买者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与郭药师降虏共事，竭中国事力以馈常胜军。山后之地，往返论难不决，而药师挟女真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祸在于不能取燕，而非以取燕致祸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祸，是昔日之败事既然矣；未尝得燕，而犹曰祸在于取燕，是今日之谬论犹未解也。败事既往，空言无益，谬论未解，实害最大，不可畏哉！

何谓追论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计之失也，可补者补之，可惩者惩之，当其时而悔，未有犹悔于数十百年之后者也。斡离不、黏罕之交至也，两河陷没，京师倾败，士大夫归罪于取燕，无足怪也。虽然，取燕诚有罪矣，救取燕之失者，不可以归罪而遂已也。而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则始终割地而已；杨时则为悠缓之辞，欲徐论其当而已，胡舜陟则欲积诚意以待上天之悔祸而已，许翰则请委事于种师中，谓「劫寨之失在于用猛将而忽老将，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南驾维扬，遂来江、浙，则天下之患益急，而昔日取燕之事浸已远矣。然士大夫犹追论取燕而不置。徽宗凶问至，光尧下哀恫之诏，犹以海上之盟孚释本意以谢天下。是论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思所以救之者，请和而已。呜呼！至于今日，而靖康之祸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燕之失者，犹在于论者之口。问其谋，曰，「无虚画也」；问其兵，曰，「无轻用也」；问其所当施于国之大计，曰，「姑自治也」；问其祖宗之仇耻，曰，「此天命也」。若此者，岂以一取燕之失，遂数十百年而不可救乎？昔魏冉攻齐纲寿，范雎以为失计，则取韩、魏以救之；郦食其请立六国，张良以为败事，则发八难以止之；魏太武几获于统万，遂灭赫连；周武帝几死于晋阳，亦灭高延宗；唐庄宗之取梁，亦仅免之算耳。乍合屡散，忽来骤往，胜负无常，自古而然矣，岂犹致恨于取燕而已哉？

何谓「究利害之所极以定国家之论亦必曰取燕」？唐之中世，燕、蓟先为叛臣据有其地，以及于亡。及石氏分画以奉契丹，彼匹夫盗贼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冀所非望，是乌知天下之常势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国，石氏竟不及守，而开胡虏以长驱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本朝独当失燕之祸。端拱以后至于咸平，京师凛凛常有戎马在郊之忧，而齐、赵之间殆无宁岁。寇准、曹利用始创和约，出金帛以啖之，而后少安。庆历中，仁宗谋欲败盟，范仲淹谓虏必张犯阙之势，请亟城汴都，而吕夷简因建魏为北京，示将亲征以伐敌情者，卒至于增币卑辞而后已。盖渡河犯阙，开运之已成，景德之仅免，而其覆辙常存。由是言之，靖康之祸，不特群憸阶乱之所致，而国家之弱势固使之久矣。夫燕、蓟，中国之郛郭也；河北、河东，中国之阛阓也。弃其郛郭而设捍禦于阛阓，举一世之谋虑皆自以为可久安而无他，此贾谊所谓「非愚则谀」，「非实知治乱之体」者也。且秦一六国而攘匈奴，筑长城以隔之。秦、汉之天下，岂唐、虞、三代戎狄错居之法可以行于其间哉？今虽使张王师，返都邑，款陵庙，尽复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蓟之不复，犹处国家之弱势，未削石氏之覆辙，威必不振，国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尽天下之势，非可以畏缩苟安，立私说而妨正论也。不然，则项氏、刘氏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得鸿沟以西，孰曰不可？而张良乃召黥，彭、韩信分数千里地以共灭之；惜彼而弃此，何哉？故国家之论，非习熟见闻者所能知也。

将求今世之实谋，必先息今世之虚论。虚论有二：一曰「亲征」，二曰「待时」。何谓「亲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安宁，以身斗于兵革，夷伤危苦而后定，盖常事耳。太祖、太宗，未尝不自总戎；真宗之初，固已幸大名矣。澶渊之役，于时颇有异论；传者以为王钦若请之江南，陈尧叟请之蜀；寇准决策，扈从渡河，六师欢动用命。至挞览毙于游矢而契丹请和，自此而上下始以亲征为秘策矣。且契丹自岐沟以来，无岁不得志。大名、澶渊之役，大将拥兵闭城而不敢出，契丹鼓行入无人之境；挞览第偶死耳，其约和，金币之力耳，岂可谓将士俱不用命，必待人主亲履行阵，然后可以为功哉！使寇准以此自衒，可谓无识之甚者。而虚论既成，当靖康中，亦有谓「当如真宗故事亲征」者，亦有谓「今日强弱异势，不可复用亲征」者。建炎间深入两浙，绍兴初赵鼎请回向建康而刘豫遁去。于是论者真以为前日之所以屡败者为不亲征耳，一亲征而虏退舍。故秦桧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桧者，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说也，意在用亲征而已。亮氏之来，而光尧又尝一出建康，虽名为劳师，其实亦用亲征也。故陛下初即位，亦尝下劳师亲征之诏，其后以约和而止。夫今日之为谬论者，曰「久和好也」，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而为正论者，问其说则曰亲征而已矣。呜呼！谋国如是，殆矣！兵强可也，财富可也，将能而禽敌可也。若此者，分画明，法度脩，纪纲正，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岂亲征可以致之哉！百不一讲，而委人主以临危事，曰，「天子所在，兵无不胜」。书生之虚论未有危于此，久而不能变，则利害之定形未可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