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帝王之治守约而不求详，任道而不役智，广览兼听而未尝自用。夫自用则多失，兼听则多得；役智愈精，则违道愈远；而求详太过，则天下之事日繁。故曰「端其本，万事理」，此古今治道之要务也。臣窃惟皇帝陛下即大位以来将八年于兹，宵衣旰食，求所以补弊兴滞者无所不用其至矣。而行之愈勤，邈然望治效而未之见。今者策臣等于廷，意欲闻切直笃实之言，以药当世之病。虽臣昧陋，岂敢诵圣德而忘苦言，以负陛下明诏哉！且陛下之所谓十数条者，臣已详闻之矣。上之论古帝王因时为治之不同，次之论当今弊政之不一。而所施之先务，将求所以美教化，省刑罚，清官费，察循吏，厚士风，变民俗，广储以足食，蠲赋以裕人，劝农桑以辟田畴，任使者以求民瘼。至于旁搜遗逸、阴察武勇、屯田积谷、择帅安边之事，凡若此类，杂然靡所不思。陛下之用心可谓勤且劳矣，陛下之为政可谓精且核矣。然而七八年之间，勤劳而不倦，总核而不置者，凡皆为此，而是十数者之中，未有一二效焉，何哉？则以陛下未得其本故也。且陛下睿察太精，宸断太严，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夫是以勤劳而无益，总核而无补。臣非敢空言也，臣意陛下之诸臣发言盈庭，目前之计易入，而久远之计难效，督责之论似切，宽大之言似迂，机智之谋似辨，老成之谋似拙。如是，则圣德之所向在彼而不在此矣。凡臣之所欲言者，与陛下之所欲行者异，陛下得无谓臣言为书生不急之常谈而忽弃之？虚心以察焉，则臣之狂言不为虚语也。臣窃见比年以来，天变见于上，民心摇于下，饥馑连年，盗贼须时而起，风俗薄恶，纪纲陵夷。夫此岂细事也？陛下试反覆思之，今将革弊而弊愈甚，将治法而法益失者，其咎安在？而左右之臣方且为兵刑财利之说、奋发果敢之论，以此迎合主意，曰如此而可以大有为于时，此岂不大失也哉？故臣愿陛下操其本，治其要，用人而不自用，然后向之所问十数条者可得而举也。臣不胜区区，谨昧死上愚对。臣伏读圣策曰：「盖闻虞舜无为而天下治，周文王则日昃不遑暇食，汉文宽厚长者，务以德化民，而宣帝则严总核之政，以法绳下。此四君者，为道不同，同归于治。然则劳逸宽猛之宜亦各因其世耶？朕以菲薄，获承丕绪，循尧之道，兢业万机，罔敢逸豫，亦惟治古帝王是训是式，八年于此矣，而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阙政尚多，虚文尚胜」者。臣有以见陛下思古之治，酌今之宜，盖将师文王之忧勤，法宣帝之总核，以此举当今之阙政，而扫末世之虚文也。臣知之矣，而窃有说焉。臣尝谓舜、文王劳逸之迹虽殊，至其以道自任、以事任人者盖同辙而趋也。汉文、宣致治之迹虽近，至其宽猛之分，使德胜而汉泽厚，法胜而汉泽衰者，是未可同日而语也。臣请为陛下陈之。臣尝读《书》，考虞舜之所以无为而治者，盖当是时，遵尧之道，未尝以一毫私智加其间。凡天下之事悉举而任之九官，曰「禹，汝平水土」，曰「后稷，汝播百谷」，曰「契，汝敷五教，在宽」，曰「夔，汝典乐，教胄子」，曰「皋陶，汝明刑」，以至垂之工、益之虞、龙之出纳，皆信之笃、任之专。三载而考绩，三考而黜陟其人。舜之所以无为而治者，盖得任人之道故也。至于文王，岂不然哉？文王之所以忧勤，日且昃而犹不暇食者，方是时，纣之虐政迫民于水火之中，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夫是以谨身修政，而至于忧勤焉。然而文王之政则有在矣：勤于大，不勤于细；以道为本，以事为末也。文王之时，所谓「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者，盖文王惟知择人而任之，而己不与焉。盖周公教成王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谨，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谨，文王罔敢知于兹」。夫一国之事亦非轻矣，而文王既委之人，则不敢兼且知焉，诚以为任之不专，则责治之无所也。是舜、文王一道也。今陛下独知师文王之忧勤，而不能任人以为治。臣之所以妄意陛下不能任人以为治者，臣以为天子之职莫大于任相，今陛下置相，而独取夫奉职守法、顺旨而易制者充焉。凡今宰相之事，不过奉行文书条理而已矣，一政事无不从中治也，一听断无不从己出也。陛下自用，而使宰相循循而入，唯唯而退，臣不知陛下亦安赖是为哉？且君犹元首，臣犹股肱也，陛下弃股肱而运动，废耳目而视听，臣恐宰相权轻，则近习得以乘间而议政，此大不可也。东汉之事可鉴矣。光武惩王氏窃国之祸，矫枉过正，虽寇、邓、耿、贾之贤，而犹不大任之，以吏事责三公。不十馀年之间，而易置者凡十数，折辱如奴隶，来去如传舍。子孙承之，终东汉之世，卒以宰相之权轻，而其天下抟弄于后戚宦寺之手，可哀也已！今日之事，陛下当用老成忠直、识虑过人者，礼而任之，勿问勿疑，而使得专意于当今之大计，则舜、文之治，陛下得之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任宰相而能为治，陛下之所宜察也。若夫汉文以德化人，汉宣以法绳下，是二君者，臣不敢以宣帝望陛下也。臣读史，观文帝之治，温然有三代之风。劝力田，而务农者众；除肉刑，而犯法者寡；惇孝悌，而尺布斗粟之谣可以见民德之归厚；省力役，而红腐贯朽之积可以知治效之必至；听张释之，不用啬夫之辩口，而秦亟疾苛察之风为之衰息；与匈奴俱弃细故，偕之大道，而疮痍之民得以休养。凡此之务，皆孟子言于战国不见信用者，而文帝乃能行之。文帝之治纯于德，故能基四百年之业，则其所以结民者至矣。若夫宣帝之中兴，其一时之政非不美也，然而其役智也察，其用法也深，信赏必罚之间中和之意亡矣。盖宽饶以忠直见杀，而王成以欺伪见褒。当是时，有识之士察微而知著者，咸谓德不足辐法有馀，汉之业未有不暂兴而亟衰者也。王吉、路温舒皆长者之言，而谓为迂阔，不见听用。自今观之，衰汉之业者岂不自神爵、五凤之间诛名责实之过哉？陛下徒察其励精总核之迹，以为算计见效，优于孝文，此群臣之说误陛下也。臣窃观今日之治，谓之责实，而失实莫大焉。凡天子欲有为，则群臣以有为之说进。陛下喜辩给，故朴忠者退，而机巧者自饰于其间。陛下好才智，故沉厚有谋者或不见察，而轻矫自售者得逞于其内。陛下重武夫，而儒者为迂阔之具。陛下思法吏，而忠厚之人蒙不职之罚。凡此皆宣帝之失也，而陛下又无魏相、丙吉之徒为之佐，臣恐有其失、无其治也。臣非不知陛下之意，盖将举弊政而更新之，然臣窃惟当今事势，虽有缓病，而不可绳之以急政，虽若无法，而不可一之于用法。以急政救缓病，以用法救无法，臣恐今日之治，行之不得其中，则衰乱继之。故天下，大器也，器久不用，则蠹空其中；然而举败器而急持之，则破坏分裂，不可复为全器矣。病之深者非一夕可攻而复，今者百药皆试矣，怒其不为功，而以毒攻之，使异时良医措手之无所，此甚可思而动也。故臣愿陛下廓然立乎广大之域，坦然行乎仁义之途，勿邀近功，勿喜小利，急当今之所缓，缓当今之所急，则宣帝之治，陛下当自过之，奈何欲效杂霸之主乎？臣之所论劳逸宽猛之说如此，陛下勿徒谓各因其时而已也。陛下自以为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此诚未至且未孚也。陛下承大统以来，求古帝王之治而训式之，然师文王之忧勤而不师其任人，喜宣帝之总核而不察其杂霸，则德何以至、信何以孚欤？数年之间，行之不为不力，而阙政尚多，虚文尚胜，则是陛下之已行者未得其道，盍亦反其本而已矣？此大事也，故臣反覆详言之如此。臣伏读圣策曰：「敦朴以示化，而踰制者尚繁；钦恤以祥刑，而抵法者尚众」。臣有以见陛下欲美教化、省刑罚之意甚切也。臣闻民无有不可化，而患化之之道未至；刑无有不可措，而患措之之心未切。汉之文帝闵秦俗之奢丽无法也，躬为俭约以先之，衣弋绨之衣，惜露台之费。帝王举动敦朴如此，而当时之民犹且富人大贾而帝服、倡优下贱而后饰者往往有之。文帝不以罪民也，而愈自黜降，期于必化。卒之革秦之俗为汉之俗者，文帝敦朴之功也。今陛下俭约之德，虽远方夷狄皆知之，然而后宫妃嫔以华靡相尚者有矣，岂能皆衣不曳地，如汉夫人乎？执政侍臣以声色自奉者有矣，岂能皆清俭自守如唐杨绾乎？刑之于家，然后可以化之于国；为之于近，然后可以效之于远。然则敦朴之化，臣愿陛下力行之而已矣。唐之太宗见隋乱之初定也，用魏徵之言，勉行仁义，贞观之末，岁断死罪二十九人，几至刑措。太宗勉强以行仁义，犹足以收刑措之功，向使信封伦之说，一切以鬼蜮待其民，法令密于猬毛，诛罚甚于汤火，则刑者相望、犯者相继，虽有百皋陶，无益于愚民之陷溺而抵死也。今陛下钦恤之诏虽曰屡下，而诚心不加焉，俗吏不知爱护赤子，而以斩罚煅炼为治，用法酷急，循文刻深，赂贿公行，而无辜蒙戮，至于穷极根诛、网罗挂误者尚多有之。而陛下又躬行督责之政，奖用武健之吏，以此示之，臣谓刑人之众无怪也。然则钦恤之意，臣愿陛下允蹈之而已矣。臣伏读圣策曰：「严入仕之途，而铨曹犹未清；察长民之官，而循吏犹未著」。臣有以见陛下欲清冗官、用循吏之意甚至也。臣闻古之立法者，禁其一必开其一；古之责吏者，责其实必略其文。唐陆贽劝德宗爱惜名器，虽虚爵不以妄予，可谓严矣；至其论考课之法，则曰覈才取吏有三术焉：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如此，则高课者骤升，无庸者亟退。其馀绩非出类，守不败官，则循以常资，约以定限。贽于法度之外，所建如此，则清吏道之源也。今日严铨试之法，重任子之举，申实历之禁，革岳祠之倖，行之以渐，议者自息。然臣独于限员改秩之事，必谓不可，此贤愚同滞之弊也。当今行陆贽之三术，然后功过白而黜陟明，吏道之不清非所患矣。故臣曰禁其一必开其一者，此也。汉龚遂为渤海太守，请于帝曰：「勿拘臣以微文，臣请得以便宜治」。故遂之政非俗吏之所能为。今也令顾守，守顾监，使上下相承，虚文自营，期于免过，盖目之外有不见，足以外有不履也。簿书期会之间一不报，则大吏谴至，尚何暇为古循吏之事乎？陛下惠恤元元，精择守令，不可谓不加意也，臣谓宜于召对之时，察其人忠实可用，则许之以凡爱利之政得自为之。如此，则循吏之效当不愧于两汉矣。故臣曰，责其实必略其文者，此也。臣伏读圣策，叹士风之未厚，悼民俗之未淳，臣独至此而有激焉，曰：此陛下事也。士风之所以未厚者，是陛下轻之故也；民俗之所以未淳者，是陛下忽之故也。夫以士风之未厚为陛下轻之者，臣闻鲁甘齐饵，而孔子行，秦任惠文，而四皓隐，汉杀三良，而二疏去，何则？此三君者意不在士也。然孔子行而鲁弱，四皓隐而秦亡，二疏去而汉亦衰矣。盖士重则国重，士轻则国轻。自古人君轻士，则士散而之田亩，遁而伏山林，非其时也，深藏而不仕。至于浮薄轻伪之徒贪冒嗜利而无耻者，然后陷爵禄而不知出，触刑辟而不知悔，此士风之所以丧。上之所以待士者益薄，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重而轻，臣不意乃于今而见此也。近时士人知有爵禄，不知有礼义，岂惟陛下贱之，虽臣亦贱之也，然陛下过矣。臣闻之，陛下尝谓取人不必由此，至以科举为可废，学官为可罢。臣不觉中夜叹息，自愤近世士风之不立，至令人主有厌薄吾徒之意，则吾徒之罪也。然驽马之不进，而因欲废车，秕粟之不良，而因欲废食，虽陛下亦知无是理矣。胎卵之不杀，则麟凤来集；鱼鳖之各遂，则龟龙来游。陛下勿谓书生为无用赘疣之物，汲汲然求所以长育成就、洗濯磨淬之，严学官之选，重科举之意，则士无贤不肖皆知感激奋迅，求所以报上，而真材实能出矣。夫以民俗之未淳为陛下忽之者，臣闻汤武兴而民好善，幽厉兴而民好暴，故太公好仁，邠国贵恕，上之所示，下之所趋也。《书》曰：「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商民之化如此，而周之君臣必欲使之有士君子之行如周民焉，然则风俗教化，古帝王之先务也。今也，士大夫不知有节义廉耻，小民不知有孝慈悌顺，见利则趋，见便则夺矣，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伏农亩不如持兵杖。习之久，则居之也安，风俗如此，可不大哀而救之耶？陛下朝夕与大臣图议者，皆目前之事之为急。所谓民俗者，古之君子于此察焉，以观兴亡，以考得失，而今也恬不加省。如今之俗，荡而不反，则臣将见鄙暴胜而贼民兴，天下一日有急，不知所恃矣。陛下宜先励士大夫之节，举清远之人，黜贪鄙之士，然后小民可得而济矣。臣伏读圣策，至有所谓「广储蓄而食未丰，蠲租赋而人未裕」。臣以为，储蓄虽广而非诚广，租赋虽蠲而非诚蠲。何也？臣闻古者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矣。方是时，公私共之。《周官》大司徒之职，掌乡里之委积以待凶荒，掌县鄙之委积以恤艰阨。后世王制既衰，杂以权术，故魏用平籴之法，汉置常平之仓，社仓起于隋，义仓起于唐，其实皆一也，所以制低昂而权歛散，以利民也。而今也，虽有常平、义仓之名，而无其实。储蓄之数，虚挂簿书，移用者十三，侵盗者十五。故旱荒岁饥，则饿殍之民填委沟壑。故臣谓，储蓄虽广而非诚广。此在陛下申戒有司，专以惠民为急，勿徒曰应法而已，则善矣。古者取民有制，故民力常宽。汉之时盖兵戈之馀，故时有所赉予，赐民田租半，赐三老孝悌力田帛人若干匹，岁时有餔，鳏寡有养，此犹有近古之风也。而当是时，实惠及民，民拜汉之德不忘。近者陛下加意黎元，去远方虚额之数，放四道夏租之半。陛下于急迫之时而行宽大之政，此人主之用心也。然而陛下虽有蠲利之名，而讲利之臣未去；虽有惠民之意，而扰民之吏犹在。臣恐实利未必及民，如汉文景之时也。故臣谓，租赋虽蠲而非诚蠲。此在陛下逐去聚歛之臣，示天下以爱民之意，则常赋之外不至他歛，民将有息肩之所矣。臣伏读圣策曰：「有劝民之官，而田不加辟；任观风之使，而民或告冤」。此又陛下重民本、求民瘼之言也。臣观方今虚名之事非一，而守令之劝农为甚；旷职之吏非一，而监司之廉察为最。自古劝课农桑，积以岁月，使斯民菽粟如水火者，三代而下未有若汉文帝之时也。当是时，力田有官，一岁而诏数下，诚意如此，不为虚文也。今日守令以劝农为职，而大抵皆困于钱谷狱讼之间，田莱荒而吏不知，游手末作之人多而官不禁。方春农时，太守率吏民饮近郊，应故事，事已则退，非真能下问父老，劝勉子弟，察视原野，忧勤水旱，夙夜究心于其间，切于其身也。臣谓今宜严守令劝农之课，视其殿最而黜陟之，亦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矣。自古遣使郡国以助耳目，然适足以病民而无益者，汉武帝末年是也。当是时，绣衣直指之出，以督捕盗贼为名，恣为威暴，郡邑苦之。今朝廷遣观风之使，其意将以求民疾苦而除去之也，吏有害于民，得以按奏。而今之监司，大抵率无数人称职，私意胜则察举有所不公，宽猛失当则民情有所不适。今天下凡几道，监司不过十数人，此宜使宰相精择其能，不以轻授，陛辞之日，陛下又丁宁而训敕之。陛下视天下如一身，手足疾痛，则腹心不期而自救。如此为治，虽幽遐之民，皆获所欲，如在辇毂之下矣。臣伏读圣策曰：「侧席幽人，而贤才尚遗；伏轼勇士，而猛将犹阙」。臣于此窃有疑焉，而不敢不为陛下陈之也。臣观自三代之衰，世之君子安其富贵，而不复思天下有遗佚不举之民。汉唐以来，则皆徇其名，而实未尝行其道。间者陛下诏郡国举山林之遗才，时亦有应诏而出者，陛下辄官之。臣不知陛下举其人将行其道耶？抑不知陛下姑采其虚誉，而姑与之虚名而已耶？臣之来，闻之道路，谓陛下外优儒生，而心实轻之。如此，则陛下之所谓侧席幽人者，臣未敢以为诚然也。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今陛下春秋鼎盛，方锐意求治之时，群臣之间正乏所谓野人者。以正言直道，立乎其中，不忌不疑，是非毁誉不能摇，利害轻重不能夺，如此，则凡为陛下立大事、断大议者，必此人也。今陛下左右讲读之臣，率皆以阿世取媚者为之，养成陛下，至使陛下例以为儒生之说好守古以非今，好言人主之过以自是，其学空虚无用，迂阔难从。夫是以意常轻之，此何幽人之可致乎？陛下必先信其道，尊礼其人，然后如臣所谓能为陛下立大事、断大议者出焉，非若世之所谓白首穷经、槁死无用之人而足也。臣又观，今之将帅不若昔之将帅，今之士卒行伍不若昔之士卒行伍，此陛下之所忧也。然而陛下伏轼临观之际，将自察之，臣窃以为未也。本朝得狄青于行伍之间，岂独取其武力而已哉？陛下愤大辱之未雪，慨然有清中原之心，而目中诸将不足为用，平时寇盗窃发且不能禦，而况此大功欤？陛下何不忍之岁月，待其可为然后动？而臣窃闻之，陛下亲擐甲胄，躬试毬马，虽有谏者，每拒而不纳。臣知陛下之意非溺乎此也，盖将以有为也，然就使一旦有警，陛下岂将亲统六师以督战乎？夫人主自将，危道也，陛下盍不念太上皇帝险阻艰难之备尝也哉？臣恐介胄毬马之事不足以示武于敌人，适足以贻笑于黠虏。陛下无谓伏轼既久，猛将未出，而轻为此举也。陛下有知人之佐，将为陛下举得其人，未有不能为用者也。若夫屯田积谷，或谓兵不如农，择帅安边，或谓文不如武，此议者过也。使屯田积谷能如赵充国之于西边，诸葛孔明之于渭上，曹操之于许，羊祜、杜预之于荆襄两淮之间，则何有乎兵不如农？使择帅安边能如韩琦之于河北，范仲淹之于陕西，威德并行，夷虏震惧，则何有乎文不如武？臣之所虑者，独在屯田无一定之策，而轻试迎合之言；择帅非可用之人，而徒取轻言之士。如此，恐误陛下事也。陛下之所问十四条者，臣悉以陈于前矣，而终策之曰：「救弊之术、时措之宜，子大夫之所讲闻也，其悉心以对，毋枉执事，朕将亲览焉」。夫救弊之术、时措之宜，前所陈盖具之矣，而臣之拳拳思所以悉心而对者，不过愿陛下操本而治，清心而应，勿急近功，以害大事，如斯而已矣。盖以陛下智出庶物，有轻待人臣之心，才兼众人，有独驭天下之意，先事而察，未审而断，欲为之志嚣然而不宁。于是有求详之过，有役智之病，有自用之失，故勤劳总核之效不见于十四事者之中。况使陛下居晦以用明，处静以制动，分职而任之人，择人而付之职，有功则加赏，有罪则加罚，其道岂不甚约而易行也哉？以陛下英明之主，而七八年之间未有所立者，是陛下即位之初，小人以邪学导诱陛下，劝陛下揽威权以自用，此其所以为失也。夫古之立威权者诚亦有说。方时之弊，或在于女后与政，或在于强臣专国，或在于宦寺窃权，或在于藩镇方命，使太阿之柄倒授，堂陛之势逆置。盖名分僭差，国威潜削之后，于是乎人君乃总权以立天下之大分，汉、唐中兴之君是也。方时之病，上下姑息，风俗茍且，解纵绳墨，人自为意。狃恩而不知义，稍疏其恩则生怨；纵欲而不知法，稍节其欲则思叛。盖纪纲陵坏，风采消委之馀，于是乎人君乃立威以变易天下之耳目，我艺祖皇帝之创业是也。然威权用于一时，而德泽垂于万世，盖古之帝王唯恐一失人心，则虽有威权，无所用之。今陛下独惩近世委靡颓堕之弊，思有以振作之，而小人遂劝陛下以独断自用，此岂为治之祥也哉？臣愿陛下择忠朴正直之人而委任之，察左右近习之奸而逐去之。虚心以接物，和颜以听谏，布德泽以结民心，优儒礼以长人才。谨边备，勿轻用兵；省国费，勿多取财。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人疾庄士。如此，岂惟可以小康，乃大有为之基也。臣之所谓本者此也。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牖户虚矣，幸陛下留意。臣愚不识忌讳，言涉狂惷，惟陛下幸赦。臣谨对。

臣猥以虚庸，待罪册府，伏见陛下引见群臣，若内若外，各极所对，不倦听纳。臣于此时获望清光，虽欲竭其愚衷，补报万一，而智虑疏短，自度无以动悟渊听；使之收拾细故，琐琐条列，又非臣事君之本心。臣切惟朝廷法度，无出祖宗。太祖创业垂统，太宗混一守成，规模深远，成宪具在。臣尝一二掇其故事，伏而思之，皆国家之宏图，天下之大虑。臣谨随事类次，分为十节，名曰《两朝圣范》。首之以治兵之法，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存亡之地，不可以不思也。国家二百馀年，而将才绝少，故次之以任将之道。宰相者，无所不统，任社稷之忧者也，于是以祖宗选任大臣次之。选任大臣莫先于精择侍从，于是以祖宗除用侍从次之。自古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各有其宜，祖宗之时两尽其用，故又次之以才能之任。人才之在天下初不乏也，顾所以振作之、选用之为如何耳，故又次之以取人之方。若夫爱惜名器，甄别流品，祖宗所以垂法度者如此；赏不轻用，罚不苟贷，祖宗所以示劝惩者如此；过则使谏，事必先议，祖宗所以达下情者如此。是三者各为一条。至于防微杜渐，鉴前代之失，塞祸乱之原，凡祖宗之为万世虑者，臣则以是而终其说。臣仰惟陛下临御已二十年，惟盛德故能孝，惟不息故能勤，惟寡欲故能俭，惟无私故能断，是以天人和同，朝野少事。陛下修身于九重之中，汤之日新，文王之纯亦不已也。然傅说之告高宗，必曰「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臣每念之。今陛下之学至于进修之久，其心日纯，而其迹不见，可谓至矣。顾为治当有所法，祖宗垂范，近而易考，创守之际，思之甚精，傅说「监于先王」之言，诚当今之要务也。臣愚不佞，初无千虑之一得可以仰裨聪明，所有《两朝圣范》谨缮写上进，致臣惓惓。

臣观国家得天下不以兵，而守天下以兵，盖其亲见五代之祸皆生于兵。建都大梁，非有四塞之固，则其势不得不恃兵以为守。太祖皇帝聪明圣武，未尝以私怒杀戮一人，至于御兵，纪律最严，曾不少贷。建隆元年，荆罕儒与北汉战于京土原，罕儒战没，太祖戮当时之不用命者，黜二将，斩其部下大校二十九人。二年，令殿前侍卫司及诸州长史阅所部兵，骁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汰之。于是初置剩员，以处退卒。又诏释周朝镇州诸县弓箭手千四百辈，以为徒费调给，实不足赖。此非身亲戎行，深晓军事，不能如此决择之明也。三年，令搜索诸军亡赖不逞者，悉配海岛，奸猾歛迹。是岁大阅西郊，因谓近臣曰：「晋、汉以来，卫士不下数十万，然可用者极寡。朕去其冗弱，又亲校其击刺骑射之艺，今悉为精锐之兵」。则太祖之于兵，其简练至矣。尝选御马直三十人隶郭进麾下，与北汉接战，进以其退怯，斩十馀人以闻。太祖潜遣中使谕进曰：「恃其宿卫亲近，骄倨不禀令，戮之是也」。乾德三年，雄武卒于都下掠人子女，即命捕斩百馀人，京城以安。四年，亲阅殿前诸军武艺，不中选者三百馀人，悉补外职。五年，索殿前承旨不逞者百二十六人，分配河东诸州。开宝四年，川班殿直挝鼓诉郊赏不得比御马直，太祖怒，使人谓之曰：「朕之所与即为恩泽，又安有例哉」！斩四十馀人，馀悉配他军，遂废其班。时内臣李承进逮事后唐，太祖因问以「庄宗英武，何享国不久也」，承进对以御军无法，威令不行，赏赉无节所致。太祖为之抚髀而叹曰：「以兹临御，诚为儿戏也」！夫太祖岂独于此少恩哉？竭民以养兵，恃兵以为国，而军政不立，祇以召乱。臣尝观开宝末年，亲征太原，诸班卫士扣头争奋，愿出死力，太祖曰：「汝曹皆我所训练，无不一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我宁不得太原，讵忍驱汝曹蹈必死之地乎」？皆感泣再拜。然则太祖岂无故而戮人者哉？后之言兵，必以太祖为法则，其明识深计不可以不察也。

臣观本朝名臣不少，而将才最乏，德业之佐过于汉唐，爪牙之士不及前代。虽以太祖创业之功，其将帅之可称者盖无几也，然而任将之道则无加于太祖。何以言之？方太祖之得天下也，内之禁旅则以太宗为殿前都虞候以掌之。建隆二年，太宗行开封尹，太祖谓殿前卫士如虎狼者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于是始自都头擢琼为殿前都虞候。乾德元年，琼死，以杨义为之。一日，义暴疾失音，太祖幸其第，赐钱二百万，命义掌军如故。义虽不能言，指顾之间，众皆禀令，军政肃然。然则太祖之知人也亦异矣。然自韩重赟罢，而殿前都指挥使阙者凡六年，乃以命义，义时为殿前都虞候十一年矣。权侍卫步军司事王继勋恃恩骄恣，夺其军职，命杜审琼代之。审琼卒，党进代之。其不轻于委任盖如此也。外之守边，则李汉超在关南，马仁瑀在瀛州，韩令坤在常山，贺惟忠在易州，何继筠在棣州，以拒北虏；郭进守西山，武守琪守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筠守昭义，以禦北汉；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屯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屯原州，冯继业屯灵武，以备西戍。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十馀年，以至二十年不易也。其专兵伐国，则独得曹彬一人，以匣剑授彬，而潘美等不敢仰视。然彬之伐江南也，许以使相为赏，及还，则曰：「汝为使相，品位已极，肯复力战耶？且徐之，更为朕取太原」。因密赐钱五十万。王全彬伐蜀之后，先黜其功，既克金陵，而后语之曰：「朕顷以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持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以克金陵，还卿节钺」。其为驾驭之略，非英主不能也。至于得将帅之死力，则如解所服真珠盘龙衣以赐董遵诲，曰：「吾委遵诲方面，不以此为嫌也」。为郭进治第，视亲王、公主，曰：「郭进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耶」？二人闻之，感极涕下。夫太祖之任用将帅，大略如此，此其所以削平僭叛，折冲禦侮，而无「安得颇、牧」之叹也。

臣观自古兴王之君，必有辅弼之臣起而为之谋。太祖皇帝神武英略，运天下有馀智，既受周禅，即其旧相范质等而用之，不少疑焉，盖前古未之有也。质等练习朝廷故事，沉厚精审，太祖初得大器，则与之共持而守之，人心不惊，天下自定。质相踰年，奏疏曰：「宰相者以举贤为本职，以掩善为不忠。吕馀庆、赵普富有时才，精通治道，每因款接，备见公忠，是宜受以台司，俾申才用」。太祖嘉纳其言。后二年，质等罢政，遂相赵普，于是大谋大虑，普得参之。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太祖每劝以读书，普由是手不释卷。君臣之间，讲学求治，汲汲如此。普独相凡十年，沉毅果断，以天下为己任，故太祖尝叱雷德骧曰：「鼎尚有耳，赵普，吾之社稷臣也」。其后凡再相太宗。一日奏疏荐张齐贤，曰：「防微虑远，必资通变之才；定难扶危，宜退谄谀之辈。即今同僚共事，无非谨畏清廉，唯于献替之时，并执谦恭之礼，稍存缄默，宁济急须？张齐贤顷年特受圣知，升于密地，公私识者，咸谓当才。岁月未多，出为外任，向来微有传闻，或云奏对过当。凡言大事，须有悔尤，其如义士忠臣不顾身之利害。齐贤如当重委，必立殊功」。于是太宗复召齐贤为枢密副使。普之识虑深切盖如此也。当普之再相也，与吕蒙正并命，而蒙正质厚宽简，不为党比，遇事敢言，普甚推许之。蒙正亦凡再相太宗。太宗尝欲选人使朔方，蒙正退以名上，太宗不许；他日又问，复以前所选对，复不许；他日又问益急，蒙正终不肯易其人。太宗怒，投其奏于地曰：「何太执耶？必为我易之」！蒙正徐对曰：「臣非执，盖陛下未谅耳。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乃󲦤笏，俛而拾其书，徐怀之而下。太宗退谓左右曰：「是翁气量我不如」！已而卒用其人，号为称职。方是时也，太宗可谓得任相之道矣。蒙正后罢，遂相吕端。端持重识大体，方奏事时，同列多异议，太宗一日内出手札曰：「自今中书事必经吕端参酌，乃得奏闻」。其后真宗之立，不为王继恩等所变，则端之力也。夫祖宗时，宰相之任遇如此。然赵普自枢密升宰辅，出入三十馀年，未尝为其亲属求恩泽。蒙正与端清净寡欲，号称贤相，当时无讥，后世不议。君臣之美，两尽其极，此足以为法也。

臣尝论国家欲宰辅得其人，必自择侍从始。左右皆正人也，就而选焉，其得之必多；左右皆非正人也，就而选焉，其所获可知也已。臣观太祖一日谓宰辅曰：「北门深严，当择审重者处之」。范质以为清介谨厚无若窦仪者，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当喻朕意，勉再赴职」。刘温叟为中丞者十二年，太祖难其代。温叟卒于官，太祖曰：「必得纯厚如温叟者乃可命也」。先是有张去华者，自诉久次，欲与知制诰张澹较其词文之优劣。澹虽黜，而去华自是凡十六年不迁。梁周翰颇有文辞，太祖欲用为知制诰，周翰微闻之，遽上表谢，太祖复薄其人，不与也。至于太宗擢用侍从，得人最多。窦称为开封府判官，面折贾琰之谀，太宗为之不乐而罢酒。及即位，思称，召为枢密直学士，已而大用之，曰：「以卿尝面折贾琰，赏卿之直也」。一日，用李穆、吕蒙正、李至并参知政事，张齐贤签事枢密院事。穆等入对，太宗谓之曰：「朕为官择人，惟恐不当。今两制之臣十馀，皆文学适用，操履方洁，穆居京府，尤号严肃，故兹奖擢，盖推公也」。当是时也，左拾遗王化基抗疏自荐，太宗览之，谓宰相曰：「化基自结人主，诚可赏也」。因曰「李沆、宋湜皆佳士」，即命中书并化基召试，并以为知制诰焉。尝谓左右曰：「词臣之选，古今所重」。每命一词臣，则必咨访宰相，求才实兼美者，先召与语，观其器识，然后授之。尝诏诸王府僚各献所为文，阅视累日，问近臣曰：「其才则见矣，其行孰优」？或以毕士安对，曰：「正合朕心」。遂令掌制也。范杲数致书宰相，求入翰林为学士，太宗恶其躁竞，终不使居内职，出知濠州，而以毕士安为之。执政言张洎文学久次，不在士安下，太宗曰：「第德行不及耳」。执政乃退。后又尝欲召和㠓为之，已而曰：「㠓眸子眊眊，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后乃使钱若水为之。寇准尝以直史馆，承诏极言北边利害，太宗器之，谓宰相曰：「朕欲擢用准，当授何官」？宰相请用为开封府推官，太宗曰：「此官岂所以待准耶」？复请用为枢密直学士，良久曰：「且使为此官可也」。准寻大用。吕端自以前事秦王，又事许王，皆有罪，当黜，太宗曰：「朕自知卿」。已而亦用为枢密直学士，端寻复大用。又召向敏中于广南，一日御飞白书敏中、及张咏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将用之」。乃并以为枢密直学士。则祖宗选用从臣，可为后法，而太宗之际盛矣，盖至于真宗、仁宗时，宰辅多有拔擢之馀也。

臣又尝论人才不可以偏取。优于德行则为贤，优于才智则为能，国家兼收而并蓄之，无遗才，无废事，然后为御之得其术也。臣观太祖器使才能之士，皆足以鼓舞而兴起之。侯陟为冤句令，以清干闻，即擢左拾遗、知县事，其后又命陟监本县屯兵，未浃日，又命为淮南转运使。周渭者为白马县主簿，县大吏犯法，渭即斩之。太祖奇其才，擢右赞善大夫、知永济县，而符彦卿惮之。初下兴州，渭通判州事，斩一军校，戍卒不敢肆。太祖壮之，诏嘉奖焉。方是时也，蜀平未几，太祖命安守忠者抚和汉中，复自汉中命为广汉刺史。太祖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自律己，汝见，当效其为人」。又命辛仲甫权知彭州，谓之曰：「蜀土始平，尔有文武才干，是用命尔也」。后将用兵于岭南，以王明为荆湖转运使。王师南伐，明知广南转运事，岭道险绝，兵食给足。每下郡邑，收其版籍，固守帑廪，参预军画，师以有功。太祖嘉之，自右补阙擢为秘书少监，领韶州刺史。其后问宰相赵普曰：「儒臣中有武干者何人」？普以辛仲甫对，乃徙仲甫为西川兵马都监，召见，谓曰：「汝见王明乎？朕已用为刺史。汝颇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当为牧也」。因谓普曰：「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馀，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先是考功郎中段思恭尝有功眉州，太祖召思恭赴阙，乃诏之曰：「冯继业言，灵州非蕃帅主之，戎人不服，意谓非我，它人不能治也。汝能治之乎」？思恭曰：「谨奉诏」。太祖壮之，复谓曰：「唐李靖、郭子仪皆出儒生，立大功，岂于我朝独无人耶」？思恭既视事，悉心抚绥，夷落安静，周访利病，多有条奏，甚得吏民之情。以是观之，太祖可谓明于知人、善于任使矣。有李符者知归州，见转运司置制有不合理者，符即上言。太祖嘉之，秩满归阙，即命符知京西转运事，且书「李符到处，如朕亲行」八字以赐之，令揭于大旗以自随。符前后条奏便宜凡百馀事，其四十八事皆施行之，复著于令。又有梁梦升者知德州，绳刺史以法，刺史以事告太祖亲信史圭者，图去之，圭悉记于纸，伺便而言。太祖一日从容言：「迩来中外所任皆得其人」。圭遽曰：「今之文臣亦不必皆善」。因探囊中所记以进，曰：「祇如梁梦升权知德州，欺蔑刺史郭贵，几至于死」。太祖曰：「此必刺史所为不法，梦升真清强吏也」。取所记纸，召一黄门令赍付中书曰：「即以梦升为赞善大夫」。既行，又召还，曰：「与左赞善大夫，仍知德州」。而圭乃不敢言。范质之子旻先知邕州，甚有治效，其后太祖令管当淮南诸州并淮北徐、海沂等州水陆计度转运公事，谓旻曰：「朕委卿以方面，凡除去民隐，漕辇军储，悉许便宜从事，不用一一中覆也」。许仲宣亦太祖时所用者也，至太宗时，王师征交州，周渭、仲宣并为转运使。有败卒奔还，掠民财物，渭捕而戮之，后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而仲宣便宜班师，不俟报，诏嘉奖之。凡太宗之委用能臣，悉本太祖，用范旻知两浙诸州，以李符知开封府，以辛仲甫知益州。当是时也，陈恕奏三司奸弊，即擢恕与侯陟、王明同判三司。则太宗之所用，多太祖之人也。又有如李维清者、王济者、任中正者，皆公平办职，而柳开等以文臣知兵，换秩赴功。夫祖宗之用人如此，率皆精强干治、忠实不欺，盖非憸巧之徒行险而侥倖，是以事立而民安也。

臣尝伏思，天下之事变无穷，而人才为有限，每不足以给天下无穷之事变，此古今之所通患也。然而严为之法，不若廓为之途。譬之水焉，壅则腐败，决则疏达。臣观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诏翰林学士、文班常参官曾任幕职州县者，各举堪为宾佐令录一人，听其内举，而坐以失举之罪。乾德二年，又诏制举三科不限内外职官、前资见任、布衣黄衣，并许直诣閤门，听其自荐。是岁，又诏吏部南曹，自今常调赴集选人，取其历任有课绩、无阙失，而其人才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书门下引验以闻，量才甄奖。盖太祖虑失铨衡之职，止凭资历，而英俊或沉于下僚故也。五年，又诏诸道节度使、留后、观察使，各举部内才职优长、德行尤异二人；防禦、团练、刺史各举一人。当是时也，太祖亲试取士，抑权贵之侥倖，开孤平之进取。是以太宗即位之始，思欲广振淹滞，则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于是进士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而甲乙之科悉为监郡。宰相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而太宗不之进也。蒙正等辞，又特召令升殿谕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于民者，疾置以闻」。由此观之，祖宗创守之初，思得多士布列中外，其选拔盖如此也。其后太宗或诏从臣，或诏监司，或诏州牧，或诏四品，或诏五品，各令举人。尝谓宰相曰：「国家选才，最为切务。人君深居九重，何由遍识，必须采访。苟称善者多，即是操履无玷，若择得一好人，为益无限」。尝诏李昉、杨徽之等十一人举三司判官及转运使各一人，又诏苏易简、陈恕、魏庠、寇准、赵昌言等各举堪任京官二人，又诏左司谏吕文仲等九十七人各举五千户以上县令二人。当是时民务丰庶，天下少事，太宗听政之暇，悉索两省两制清望官名籍，阅朝士有德望者，悉令举官。他日又谓吕蒙正等曰：「求贤之要，莫若责之举主」。因诏蒙正以下至知制诰，各举有器业可任以事者一人。他日，有司奏诸州阙官五十馀员，又诏尚书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举廉恪有吏干者各一人补之。因谓宰相曰：「卿等职在抡才，今令朝臣举官，已为逐末，苟更不择举主，何以得人」？至哉斯言，可谓得取人之要矣！王禹偁、罗处约皆东南一县令耳，闻其名，并召而试之，擢为直史馆。钱若水，同州推官耳，闻其事，亦召而试之，又擢为直史馆。夫太宗之选用庶僚也，皆引对而观之，时加超擢焉；然又虑其矫节冒进也，则复送中书门下考其履历而进退之。故尝与吕蒙正言曰：「治世无事，人才难知」。蒙正对曰：「迭试事任，则能否洞分。人之善恶终不能掩，久则弥著。苟暂闻善恶，或涉爱憎，恐误任使，故必久而察之，则赏罚无滥」。太宗善之。以是而观，则当时罗网天下之士，取之若易，而试之则精。夫太宗之作人，非特为一时之用也，自是皆砥砺洗濯，彬彬辈出矣。

臣闻名器不可以妄假，而流品不可以私徇。毋为之渐，其势将长；毋为之基，其事将成。是以祖宗于纪纲法度维持之际，不敢少坏其堤防者，所以为后世虑也。臣观太祖皇帝开宝中，诏流外选人经十考当入令录者，必引对乃得注拟。至于驱使散官、伎术之流，资考虽多，不在注拟之限。其后教坊使卫德仁以老请外官，援同光故事求领郡。太祖曰：「用伶人为刺史，此庄宗失政，可效之耶」？宰相拟上州司马，太祖曰：「上佐乃士人所处，资望甚优，亦不可轻授此辈，但当于乐部迁转耳」。太祖一言，而世守以为法。太宗皇帝时，有陈舜封者，父为伶官，以罪黥流，后舜封举进士及第，为县主簿，转运使言其通习法律，宰相以廷评授之。因奏事，言辞捷给，举止类俳优，太宗问谁之子也，舜封自言其父。太宗曰：「此真杂类，岂得任清望官」！盖宰相不为国家澄汰流品，于是遂以为殿直也。先是中书吏有以举学究及第者，已而太宗知之，令追夺所授敕牒，勒归本局，谓侍臣曰：「科级之设，待士流也，岂容走吏冒进」？因下诏禁绝之。至道二年，中外官以郊祀当进秩，有白州刺史钱昱者，始自吴越归朝，自陈尝习文艺，求改秩，除秘书监，后迁工部侍郎，已而连试郡，无善政。至是太宗谓宰相曰：「钱昱贵家子，无检操，不宜任丞郎」。乃以为郢州团练使。于是宰臣等言：「覃庆推恩，南北省及宪官不可以它官循资迁授，惟登进士第、有文学者可膺是选也。又诏伎术官见任京官者，自今遇庆泽，但加勋阶，不得拟常参官；而诸科登第者，所选官亦不得与进士比。其严如此。初，五品以上官任子，皆摄太祝，太宗谓宰相曰：「膏粱之族，子孙任者多至四五人，而覃庆之际，中书又皆授以摄官，未几即补正员，不下数年，遂通朝籍。此其弊政，亟宜革之」。诏自今止赐同学究出身，准法选集。当是时也，国家甚强，中外和乐，优恩滥秩，未甚有害，而太宗聪明，守太祖之遗意，君臣之间，讲求裁节，不以天下之私情，轻坏国家之公器。然则朝廷之上，所宜推此类以行之，塞侥倖之门，开公正之路，而谁敢不听也？

臣尝论人臣食君之禄，任君之事，因事而有劳，则人臣所当然之分也；食君之禄，任君之事，因事而有罪，则所不当然之分也。分之所当然，何赏之可幸？分之所不当然，何罚之可贷？臣观祖宗之用赏罚也，非可劝之功则不赏，非可议之罪则不贷。臣尝考之，建隆二年导闵水与蔡水合，贯京师，南历陈颍，达寿春，以通淮右，命右领军卫上将军陈承昭督丁夫数万以治之。浚五丈渠，自都城北历曹、济及郓，以通东方之漕，命给事中刘载督丁夫三万以治之。又命陈承昭于京城之西，夹汴河造斗门，自荥阳凿渠百馀里，引京、索二水架流于汴，东汇于五丈河，以便东北漕运。此三役者，史不书其赏也。后数月，又命承昭塞□滑决河，役成，赐钱三十万，不闻赏其官也。乾德元年，又命承昭凿池于朱明门外，引蔡水注之，造楼船百艘以习水战。二年，又命承昭凿渠，自长社引潩水至京合闵河，闵河之漕益通。四年，河决滑州，诏殿前都指挥使韩重斌、马步军都头王廷乂等督士卒丁夫数万人治之。开宝元年，增修京城，又诏王廷乂护其役。凡此数役者，史不书其赏也。是岁，大内营缮俱毕，亦不书其赏也。五年，河大决澶州，发诸州兵及丁夫凡五万人塞之，命□州团练使曹翰往督其事，未几，河所决皆塞，亦不书其赏也。太祖时，征伐诸国，兵器精甚，后世莫及也。当是时，独委一魏丕掌之。自初即位，授丕作坊副使，丕在职甚尽力，居八年，始迁正使，至开宝末仍典作坊，而始以丕领代州刺史也。然则太祖时人臣尽瘁，事功如此，而赏不可妄得。非太祖寡恩也，人臣分之所当然，而一一赏之，则人心惟有幸赏耳，将皆以奔竞得之，而赏不足以劝矣。至其用罚也，臣又尝考之。建隆二年，内酒坊火，工徒突入三司，太祖怒，以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纵其下为盗，并弃市。馆陶民诉括田不实，本县令程迪决杖流海岛，而给事中常准括田使也，夺两官免之；谪本县令李瑶以括田受赃，而右赞善大夫申文纬受诏按田不之察，瑶杖死，文纬除籍为民也。三年，右卫率府率薛勋掌常盈仓，受民租概量重，诏免勋官流徙之。当是时也，在官犯赃者虽去官已久，而事觉犹坐。非太祖深于用法也，人臣分之所不当然，而一一贷之，则人心惟有幸免耳，将皆贪暴残民，而罚不足以惩矣。在太宗时，其用赏罚也亦然。淳化元年，采访使言知白州蒋元振清苦励节，民便其政，秩满遮转运使乞留，凡七八年不得代。太宗嘉叹久之，诏赐元振绢三十匹、米五十石而已。又言知须城县姚益恭不施鞭朴，境内大治，民数千人三遮转运使乞留，惟恐其去，亦赐绢三十匹、粟二十石耳。当是时，以劳增秩者鲜矣。至殿直季谔坐监牧许州，盗官菽一百五十石，马死者千五百疋，则械送阙下，并内侍梁守忠及主吏三人悉斩于市。太宗之惩赃吏也，未尝少贷。少府监请配役人郭冕等九辈昔任京朝官，会赦当叙，太宗曰：「冕等赃吏，不可复齿仕籍」。止令释遣之。吏部选人以郊赦免选，悉集京师，太宗曰：「并放选，则负罪者幸矣，无罪者何以旌劝」？乃令经停殿之官，守常选也。夫太祖、太宗以赏功罚罪为政令之纪纲，是以赏行而人知劝，罚行而人知惧。虽其后累圣相承，率本忠厚，然而赏必加有功，罚不失有罪，虽重轻不同，而其归一也。

臣闻天子者，当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口使言，以天下之心使思，然后利害毕达，休戚毕陈，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然后可以不乱。太祖皇帝神圣豁达，不自掩盖。初诏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并须指陈时政得失。朝廷急务或刑狱冤滥、百姓疾苦，咸许采访以闻，仍须直言其事，不在广有牵引。或事关急切，则许非时诣閤上章。此建隆三年诏也。乾德四年，又诏曰：「国家选用时才，参掌邦计，货泉所聚，职任尤繁，所冀得人，俾各陈力。虽思不出位，勿侵官局之权；而知无不为，共济公家之务。或纲条有所未正，利害有所未明，正期开善以相规，安可不言而自守？自今三司使所行事或未当，本判官并应执咨；所执理明，而三司使不从，则许面奏；或事有已经敷奏，获旨施行，而未通便，亦许指陈。若本判官避事不言，许它部判官及逐路转运使直具利害闻奏。其或因而更改，颇协便益，并充课绩。若明知利害，循嘿不言，则殿罚随之」。由是观之，太祖皇帝时直言得失不为讪上，明辩是非不为侵官，所以尽事理而究下情也。至太宗皇帝在位，田锡以进谏为己任，太宗以纳谏为盛德。方锡为卢多逊所不悦，出为河北南路转运副使也，因入辞进封事，论军国要机者一、朝廷大体者四。太宗赐诏答之，且云：「自今有所见闻，无辞献替」。其后复自相州上疏言：「方今筦榷货财，网利太密；躬亲机务，纶旨稍频」。复有未喻圣意之事三、奏请可行之事二。其后又自睦州上疏曰：「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敕初行，时有未当，而无人封驳者，给事中之过也。陛下有舍近谋远之事，由言动所为，未合至理，而无人敢谏诤者，是左右拾遗补阙之过也」。又曰：「加以时久升平，天下混一，致陛下谓升平自得，资陛下以功业自多，日迁月移，浸成圣性，左取右奉，无非睿谋」。又曰：「臣下言之则谓之封章，陛下行之则出为法令。法令可简而不可使繁，制度可久而不可屡变。变易不定，是彰思虑之不精；繁多难依，是令手足之无措」。其后入为知制诰，复奏疏论边事曰：「今之禦戎，无先于选将帅。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又曰：「前年出师，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用、贺令图之辈惑误圣聪。陈画谋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去年招致义军，劄配军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岂有议边陲、发师旅，而宰相不预闻？今宰臣普三入中书，再出藩镇，人所具瞻，事无不历，乞陛下以军旅之事、机密之谋悉与筹量，尽其机画。此乃国家大体，君父至公」。又曰：「以臣所见，小小公事不劳陛下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计，为子孙之远图，则在乎举大略，求将相，务帝王之大体也」。锡前后所陈深切，载在史册，足以彰太宗受言之美。方是时也，太宗以补阙、拾遗时多循嘿，失建官本意，于是改为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俾职业之是修，期名实之相副。其后右正言谢泌数奏章论时政得失，太宗嘉其忠荩，擢左司谏，赐金紫并钱三十万。泌一日得对便殿，复面加赏激。泌谢曰：「陛下从谏如流，故臣得竭诚。昔唐末有孟昭图者，朝上谏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乱」？太宗动容久之。夫祖宗圣德，岂群臣之敢窥，而其乐受忠谏，无一善之不录，然则舍己从人，固尧舜之所以为大也。

臣尝谓自古祸乱之萌有三，而宗社之本有一。强臣擅兵，外戚预政，中常侍用事，三者皆前古祸乱之萌也。付托神器，厚重而深固，一者宗社之本也。祖宗时窒其萌而培其本，臣请得历言之。太祖皇帝既诛李筠等，一日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李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太祖故人，各典禁卫，普乘间数言之，请授以它职。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苟不能制服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乱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太祖悟，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喻以安危祸福之理，明日皆称疾请罢。于是乃渐消藩方之权，收其精兵，聚之京师。国家二百馀年无强臣擅兵之祸者，由制之得其道故也。杜太后聪明有智度，每与太祖参决大政。杜审琼，太后之兄也，与其弟审肇、审进家于常山。太后无恙时，审琼尝入见，置酒万岁殿上。太祖与太宗以元舅故，皆捧觞列拜称寿，其尊礼不过如此而已。昭宪升祔且一年，始悉召赴阙，皆命为大将军，然并致仕，赐第京师。其后特命审琼代王继勋军职耳，未尝及以政也。国家二百馀年无外戚预政之祸者，亦由制之得其道故也。太祖时左右内臣不过五十馀员，止令掌宫掖中事，或不得已，衔命而去，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又诏年三十以上听养一子，所以裁之者至矣。至太宗时，王继恩以平贼之功，中书议欲以为宣徽使，太宗曰：「朕读前代史书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恳言：「继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赏」。太宗怒，深责宰相，因别建宣政使名以授之。先是通进、银台司隶枢密院，凡内外覆奏文字必关二司，然后奏御。外则内官及枢密吏掌之，内则尚书内省籍其数以下有司，或行或否，莫得而纠察也。太宗始召宣徽北院厅事为通进、银台司，命向敏中、张咏同知二司公事。然则祖宗之良法美意，所以杜中常侍用事之渐又如此也。三者皆自古祸乱之萌，而太祖、太宗深思远虑，逆塞其原。至于付托神器厚重而深固，又足为万世之法。且太祖藏誓书于金匮之事，非汉唐之君所能及也。至于太宗，初置皇子侍读，其后又为诸王及皇子府初置咨议、翊善、侍讲等官，以王适、姚坦、邢炳等十人为之。尝谓宰相曰：「近有人上章言及储贰者国家宗祀，岂不在心。朕于诸子常加训励，今寮属悉择良善之士，至于舆台皂隶之辈，并朕亲选，不欲奸憸佞人在左右。更待三五年后，各渐成长，朕于处驭必使得宜也」。其后以寿王为皇太子，乔维岳、杨砺为谕德，杨徽之、毕士安为庶子，李至、李沆为宾客。宾客见太子如师傅之仪，太子见，必先拜，动皆咨询焉。京师之人见太子者，皆喜跃曰：「真社稷之主也」。夫祖宗知天下之本在此，察天下之祸在彼，是以防微杜渐，深计而极虑之也。

臣闻是非不明则邪正互改，公论不立则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长、时之否泰，而实为国家之祸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疏庸，蒙陛下过听，亲擢孤远，使待罪言责。凡赏刑僭滥、号令乖违、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举劾，随事以奏陈，既显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虑。若夫是非方殽而邪得以害正，清议方晦而私得以胜公，则往鉴昭然，危机所伏，方今之忧，孰大于此！明是非以别邪正，立公论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急于此！臣观本朝士大夫学术最为近古，足以愧汉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义为道，以正心诚意为学；其交际也，以共学为朋而实非朋，以同道为党而实非党。穷达知其有命，进退知其有义，是以进之不见其泰，退之不见其戚。穷而在下，则以穷性命之奥为勋名，乐正道之味为钟鼎；达而在上，则以责难为尊主，忠谏为爱君。本朝盛时，初非有强国之术，而国势尊安，根本深厚，盖其学术议论率由于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间，浑然不见其际，当此时也，道臻皇极，而治保太和。至于庆历、嘉祐，兹谓盛矣。不幸而坏于熙丰之邪说，疏弃正士，招来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末流太分，事故反覆。绍圣、元符之际，群凶得志，绝灭纲常，其论既胜，其势既成。嗟乎，崇观而下，尚忍言乎！臣所谓道之消长、时之否泰，而实为国家之祸福、社稷之存亡，非虚语也。臣从远方，误玷班列，去来之间，今已一纪，见闻所虑，悉可指陈。臣始至时，虽间亦有讥贬道学之说，而实未睹朋党之分。中更外艰，去国六载，已忧两议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复来，其事果见，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恶朋党，乃罪忠谏。嗟乎，至于忠谏为罪，则其去绍圣几何！臣窃谓人言岂可因疾其人而并攻其党，因攻其党而并弃其言，得毋甚邪？陛下至圣至明，初无彼此，而众议既已交兴，贤愚岂得无惑？臣本蜀人，为学自有原本，介在朝序，与人亦无亲疏，但以终岁之私忧，首为明主而别白。方今道学，伊洛为宗，实非程氏之私言，出于《大学》之记载。《大学》之教民，明德为先，其间举诗人之言，遂有道学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学也。然则臣所谓以居仁由义为道，以正心诚意为学者，又在于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学，其得之有浅深，其行之有诚伪。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学》之明德矣，得之浅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祸，则无乃亦非欤？行之诚者足以为君子矣，行之伪者人将见其肺肝然，是固其师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为乎？臣每因论学之间必有至平之说，往往伪者色愧，浅者心服，又安敢一概轻讥而痛疾之也？何况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称，又以伪党，若俱摈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进退，率由人言，初无好恶之私，岂以党偏为主。而一岁之内，斥逐纷纷，中间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时，大臣无所异同，给舍无所封駮，侍从无所论救，窃叹而已，委寄谓何，所以斯论益炽。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责人太苛。自是太高，则实将不副；责人太苛，则众忿且怨。虽然，以此穷居议道，犹之可也。朝廷之上，贤才并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驰，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为荐士之举，若区别而封域之。夫荐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岂无所遗？凡有所扬，岂无所抑？品题既众，则疑怨丛兴，心虽主于至公，迹已涉于朋党，谤毁先喧于群口，进退岂必于一言？是以一时之虚名，而贾今日之实祸。彼既得志，决不我容；我于穷达进退之间，亦未有充实涵养之素。彼如讥诮以修往怨，必至过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谏之言，指为沽名之举。至于洁身以退，亦曰怨怼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讦讪。事势至此，循嘿成风，国家安赖？臣欲熄将来之祸，故不惮反复以陈，伏几圣心廓然永为皇极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公论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学之讥由此而消，朋党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国家之事由此而理，生灵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胜，展转报复，为祸无穷，臣实未知税驾之所。臣蒙恩擢任，请对之初，首以是非公论为言，以免异时无所税驾之祸。伏乞圣慈留神采览，必能上当于天心，然后下臣章风晓在位，一洗往陋，共趋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诛责。取进止。

比年以来，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竞，不尊名节而尊爵位，不乐公正而乐软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习以成风，谓苟得为至计。良由前辈老成○落殆尽，后生晚进议论无所据依，学术无所宗主，正论益衰，士风不竞。幸诏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属、贤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参错立朝，国势自壮。臣虽终岁无所奏纠，固亦未至旷官。今日之患在于不封殖人才，台谏但有摧残，庙堂初无长养。臣处当言之地，岂以排击为能哉？

臣猥以非才，待罪宪府，仅踰两月，数纠官邪，一一蒙陛下主张施行，臣之感奋，自惟陨身不足为报。近者窃见陛下潜邸琐隶吴端除带御器械，谏臣三入章疏，陛下御笔批出：可依已得旨挥。缘此，寿皇潜邸人孙珰亦萌意干求，转行观察使。给事中封还诏旨，御笔又令书读。旬日之间，叠此二事，人言藉藉，仰议圣明。臣职弹劾，应臣寮不安分守，侥求无厌者，正在弹劾之科。今吴端、孙珰辄敢踰分干请，臣不即时弹劾，已是职事不修。窃缘谏臣、后省既已有言，不须臣更入文字。今来以二琐隶之故，而使给谏论奏不行，侥倖大启，又勤人主亲批训止，事体异常，臣若喑默不言，岂不仰孤陛下任使？臣谓天下至大，所以统临而维持之者不过恃主权之尊、纲纪之严、名器之重，执此三者守而勿失而已矣。今以吴端、孙珰微琐小人，而属鞬之任，职躐等威，廉车之选，班为侍从，使军功武力之士、戚里勋旧之臣或耻与之列，或羞居其下，其为名器，不已轻乎？谏臣论列，后省封驳，是其职所当然，今乃重改二人之除授，而轻违给谏之本职，其为纲纪，不已亏乎？人主之威，天也，天岂可渎？而小人无识，祈恩求宠，遂令人主命令既轻，及至臣寮有言，又屈陛下手笔训谕，其为主权不既亵乎？是二事者，可谓一举而三失矣。臣若不言，为负陛下，言而不行，又增人主之一失，是臣所深惧也。然臣断然有所控奏者，臣伏观《绍兴圣政》，讲筵所祗应人以经进书推恩，内门下后省私名慕允中换进义副尉，仍与不作非泛补授。左司谏唐煇论列，乞追改之，高宗曰：「既有例，当依例施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比，当如圣旨施行；然副尉而烦谏官论执，乞陛下且与允所奏」。高宗曰：「此小事，非系国体」。吕颐浩复与席益固请从煇之说，高宗可之。当时君相之所重者，谏官之体也。况今吴端超受要近之职，又非小事，而谏臣已三言之，其为事体孰为轻重乎？吴国长公主为女夫郑珙陈乞转两官，添差浙东帅司参议，给事中贺允中封驳之，高宗曰：「命下逾两旬，郑珙已被受差遣敕矣，乃始封駮转官词头，恐非故事，可谕令书读」。宰执退，以圣旨谕允中，允中申执所见，翌日再进呈，高宗曰：「虽稍后时，所论极有理，当曲从之」。沈该等曰：「谏行言听，使言者得以自安，此盛德事也」。今孙珰之命初出，而给事中据理封驳，亦必有故。且以长公主之请，而视宫邸之使臣又孰为重轻乎？高庙中兴，规摹足以贻训。今日臣意陛下必不终徇小人之私请，以遂废国家之公法，是以敢冒死极陈之。陛下俯从微臣之请，则是转三失而为四美矣。臣以四美望陛下，伏惟陛下断自圣意，追改吴端除授，免令福过灾生；更思孙珰无功而为观察使，外议终不以为当，特赐停寝。如此，则名器无由可轻，纲纪无由可紊，主权无由可亵，陛下之刚健威明、听言纳谏之德一日而耸闻于中外，足以仰承高庙之规摹，不负寿皇之付托，盛美之事，臣岂可不控露愚衷？冒犯天威，无任激切俟命之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右，臣昨于十八日封入奏章，论吴端、孙珰除转侥倖，给谏各有文字，陛下重于改命，仰烦宸笔谕止之，给谏不复申执前奏。臣缘此事反复忧虑，以为从此台谏给舍无缘可以举职，而攀附使令之辈各自以为人主恩我，外廷臣僚其如我何。自后当言者惮于有言不行，不若初无言之为愈。臣念及此，中心有如焦灼，是以冒昧具奏。小人踰分侥求，使名器、纪纲与夫人主之大权三者俱失，臣竭忠效愚，无复馀蕴，俯伏俟命，今已三日，未闻付外施行。臣为执宪之官，其所关系乃是国家之宪令，今小人干请犯分，臣合纠奏以闻。公法苟惟不行，是臣不能守官，以孤陛下委寄，而使微琐之人尚得依凭以逞志，自今不复知有台纲，如此，则陛下亦安用此备位之台臣也？臣以忧及堤防从此而荡，不敢备礼一言而止，谨再具奏，仰渎天聪。伏乞检会前奏，早赐睿断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右，臣昨冒万死，两上奏封，乞陛下且将吴端除授、孙珰转官，特屈已行之命，使台谏给舍不至有负职业。伏缘台谏给舍乃是朝廷纪纲所系，既有论奏，不可苟止。臣于数日之内荐渎天听，屏躬惕息，以俟允从。今日宰臣令都司来谕臣以圣意，臣实何人，仰勤宸训，战汗如雨，便合遵承君父之诲，不当再有奏陈。重念孤远小臣，蒙陛下亲擢，寘之言路，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犹惧不足以报也；今乃知之而有所不言，言之而有所不尽，陛下纵宽臣而不责，臣独不愧于心乎？臣又念本朝家法，圣圣相传，率多屈己以从人，虚心而听谏，此乃玉音之所屡及，圣德之所优为。今孙珰之命，陛下以服勤于寿皇者四十馀年，所以令转行观察使。陛下事亲之孝可谓至矣，臣愚以为，深惜名器，力持纪纲，使主权日尊，而左右不容妄有干请，陛下志业如此，谅尤寿皇之所乐闻也。至于吴端，则予夺皆由陛下耳，复何难哉？陛下以恩而予之，臣僚以义而有请，陛下舍恩而取义可也。《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臣闻陛下宫庭之内裁抑左右之请求多矣，其所以持守祖宗之法度，外人靡不知之。且如后戚私恩，不曾令有过当，而骤加之以富贵，此最久长之道，中外之所共服也。今乃以宫邸微琐之隶，谓其阶官已高，除授不为超躐，然而物议则曰，属鞬之职是要近选授之地，未可以阶官言，此前后除擢足以考求。使吴端而稍知道理，闻臣僚累入封章，自当再三控辞云不敢以贱臣仰累圣德，它日足望陛下成就。如此，则能持其福禄，而深得进退之宜。今乃偃然当之，却令人主不免有毫发之可议，端之罪大矣！臣既蒙圣谕，今来处分悉由人主，自当退听，但中心所怀，亦须一一控陈。欲待面奏，而未得请对之日，不敢不即日叙谢，仍罄竭其愚忠。伏惟圣慈宽其僭犯之诛，尚赐采用，庶几人臣后来皆能勉于职业，不至畏缩保身，都忘国事。

恭惟我国家三圣相授，法尧、舜、禹，天下幸甚，咸谓千载一时，甚盛事也。陛下离照方升，维新百度，群工万姓皆倾耳属目观听陛下之所为，陛下又屈己虚心，方欲旁求庶言，以考论治道。臣以孤远，乃获瞻望清光，敢罄愚诚，少裨听察。臣观昔者禹受舜禅之初，伯益以文德赞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禹拜昌言，曰：「俞」。皋陶以明谟弼禹曰：「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夫益之昌言则欲使禹修文德以格远人，皋陶之昌言则欲禹以修身、睦族、用贤为迩可远之道。然则人君嗣位之始，当令近治而远服，此其大要也。方是时，禹以忧勤嗣舜，其言曰：「后克艰厥后」。而史臣赞之曰：「祗承于帝」。后世诵之曰：「禹入圣域而不优」。夫不优云者，不自以为优也。禹惟能如此，然后天下万世曰，尧舜禹相授，守一道也，岂不盛哉！岂不艰哉！今朝廷四方则皆以禹望陛下，四夷遐裔又皆以禹望陛下，陛下宜于嗣服之初，思益、皋陶之言，当使近治而远服，不可忽也。自高宗皇帝再造区宇，寿皇继之，纯仁德政，与天同意。天厌腥膻，乃眷南顾，大命可知。方二帝北狩，四海震动，而高宗纂极，寿皇诞庆，一也。及逆亮叛盟，身死锋镝，葛酋据位，而我高宗优游揖逊，寿皇践祚，二也。今寿皇决策内禅，神器有托，而虏主告终，幼孙嗣统，乖争之渐，必始于今，三也。陛下察是三者，吻若合符，则天命在于仁德可知也已。陛下当念祖宗二百年积累之厚，高宗与寿皇七十载培植之勤，求所以称天命而雪大耻。臣故曰，当如益、皋陶之言，先使近治而远服也。欲近治而远服，宜得其要以举之。昔舜、禹之朝，皋陶以谟纪德，其言盖万世之格言也，曰：「在知人，在安民」。厥后孟子得之，则曰：「尧舜之仁，不偏爱人，急亲贤也。尧舜之智而不偏物，急先务也」。夫知人安民，岂非仁智之先务欤？何以能知人哉？孔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是知言乃知人之本，知人即安民之本也。陛下纂服甫耳，宜审于听言以取人，审于用人以为治。昔者尧之所弃置而弗用者，嚚讼之人也，静言庸违象恭之人也，方命圯族专愎之人也。是三人者，为咨访所举，则亦非天下之凡人也，而尧独不然之。舜之为君也，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至命龙作纳言，则曰：「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其后禅禹而告之曰：「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由是观之，言不本于忠信，而好争讼以求胜，用则异其所言，而饰伪貌以盗名，违上命以自专，而很以败其善类，皆尧之所畏者也。语挟倾害，不务平实，行好乖异，不本人情，而能动众以惊世，皆舜之所疾者也。无所稽證而自肆臆说，无所咨询而自谓奇谋，又禹之所不敢用者也。凡若此类，皆不能为人主安民而利及子孙故也。故禹曰：「惟帝其难之」。而皋陶则告禹以九德，为观人之法。夫九德并用，何事而不济？彰厥有常，何往而不吉？今陛下受尧舜之统，当以尧舜之道为师；任大禹之责，当以益、皋陶之言为法。然则能修身然后能知言，能知言然后能知人，能知人然后能用贤，能用贤然后能治国，能治国然后能安民。能安民而德不足以服远者，臣未之闻也。臣畎亩愚忠，耻吾君不及尧舜，进对之始，敢不据经以为言？惟陛下财幸。

臣闻古之事君者必曰忠，必曰直。忠则有所不欺，直则有所不避，忠直者人臣之大本也。进则观望人主之颜色，退则顾虑一身之安危，如此者，必有所不尽于其心，其于忠也远矣。设为关防以为能，避远形迹以为智，如此者，必有所不尽于其言，其于直也远矣。然而忠直非有素则不信，忠而君不以为疑，直而君不以为忤，惟有素者能之。臣虽愚鲁，窃慕斯义，平生所受教于父师者盖终其身而不能变，平日所交际于朋友者亦尽其心而无所隐，而况于事君乎？而况于任陛下耳目之寄乎？陛下往岁毓德春宫，臣备数小学教授，陛下察臣尽心于嘉王，而无所苟是，以蒙简记。于寿皇召臣之日，臣到阙，际会舜禹亲传，蒙恩引见，所奏悉荷开纳。未几又值轮对，略尝效其愚忠，以为当今人才衰，而肯论事者益少，劝陛下长养收拾，崇奖其直言。陛下御批依奏，即日付出。而大臣反若有所顾畏，不敢报行。然臣自念区区之诚已获信于陛下久矣。又未几，陛下遣臣迓送使客，三得瞻望清光。臣所奏楚州城壁，绝无一词之欺，陛下卒采臣言，减省工役过半。臣以事无大小皆可尽忠，官无高卑悉当图报，今也陛下擢臣以风宪之任，其为感激又当如何报效耶！所以承命以来，不遑宁处，朝惟夕究。如是累日，即自断曰：惟初念纯一可以对上帝，可以事君父，不可贰也，不可疑也。是故道学朋党之论人不敢言，而臣言之，为其不消此名，即必贻将来之患故也。左右近习之势人不敢及，而臣及之，为其不窒此门，则必丧士大夫之节故也。臣在小学时，曾为日记，其间记陛下一日因臣进见，问曰：「曾识吕祖谦否」？臣对识之，陛下再三称诵其贤，而悼叹其不幸。臣今思之，使祖谦而尚在，人将目为道学之首，则陛下亦不得而用之矣。又记一日臣得进见，陛下谕臣曰：「近日主上付下《骨鲠集》，令看，皆先朝元老议论，读之甚有补」。臣对曰：「自范仲淹以下奏疏皆在，可见祖宗以来容纳直谏如此」。陛下曰：「中间所论新法，自是必为民害，断不可行」。又曰：「当时同己者即以为是，异己者即以为非，所以后来遂将司马温公、苏文忠及黄庭坚各自为党魁」。臣对云：「只缘王安石引用小人，卒乱天下」。陛下曰：「如蔡卞、蔡京之徒是也」。又曰：「陈东亦不易得」。臣每诵陛下东宫之语，以为渊衷所见，一一与祖宗之意同符，是以昨者敢进借朋党以害君子之说，皆臣数年之内中心所怀如此。臣自信言公而语平，故乞陛下降出，以消未然之患。至于士大夫纳交于近习，臣自立朝以来，心诚鄙之，目睹陛下爱重名器，不为小人所窃弄，于是乃昌言之而无所避。曰忠曰直，臣虽未能望古人之万一，然其不为奸回之人决矣。臣于职事，疏则有之，欺则无也；于议论，不及则有之，过则未也。臣无言责之时，尚劝陛下用贤纳谏，谆复而不已，岂今居言责而反不言乎？是以相继封入奏疏，乞先收召人才。而大臣但进呈而无所议。臣既非今日之言，则言而不行，不能以自已也，何则？人才者国家基本之所系，生民休戚之所关，乏则养之，有则用之。庆历之所以盛者，岂一日之积乎？惟其非一日之积，是以为数世之用。事之最大，无以过此。臣所愿陛下体至公之道，开众正之门，又乞早用愚言，兼收人物，必获安静之福，而无一旦之忧。如臣所言异时有误国，是臣甘窜殛。

臣近奉圣旨，以「阴阳缪盭，雷霆非时，淫雨为灾，朕心甚惧。推寻厥咎，未知其繇。凡朕躬有过失，朝政有阙违，可令台谏、侍从各条疏以闻，无有所隐」者。臣猥以虚庸，日侍左右，诏旨所及，敢不罄竭其愚诚。伏念国家遭值厄运，方昨者五六月之内，人情离阻，天理乖暌，其时社稷已是倾覆，陛下之身危莫自保，万姓涂炭，三宫受祸，揆以事势，间不容发。上赖祖宗德泽未泯，天命历数有归，大器既传，中外遂定。此陛下目所亲见，心所亲忧，固无俟于臣言也。而陛下践阼踰月，洪水发于近畿天目之山，涌裂而出者几数百道，陂塘决溢，流尸千计，荡产狼狈者不知其几。陛下睹此灾变，忧惶儆戒，亦尝存于圣心否乎？明堂禋祀之前，日过炽而气蒸，众谓风霆雨雹之兆已见。而陛下洁诚夤畏，将事之夕，雨仅濡尘，足昭上天响答甚迩。然罗点以股肱之良，前期一夕而卒，黄裳以保傅之忠，相踵不幸，皆非细故也。陛下临御未几，并夺两贤之助，此于天命，尤所当思。何况禋祀之后，雨淫不已，穑夫告病，以为稻不伤于旱者则败于水，不败于水者则害于雨。饥年愁苦，而半月以来米价倍蓰，人不聊生，怨咨之声，远近如一，剽盗渐起，流离已多。方且雷发非时，震电骇异，雨既随注，天复翳昏，雷雨暴风，两昼三夕。陛下诏旨责躬，求闻阙失，仅得一日晴霁，而寒气骤至，连雨重阴，势不稍解，日甚一日。上天威怒，莫测端倪，陛下即是数事观之，其为忧惶儆戒，虽欲不存于圣心，不可得也。臣窃意陛下忧惶儆戒之念未甚勤切，是以求言之初天色顿开，已而谓陛下姑应故事，阴雨复作，继昼连夜，凡七八日而未止也。汉大儒董仲舒尝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古今言灾异最近理者无若仲舒，仲舒之学纯于经而切于理，陛下所宜深味其言，然后见天心仁爱陛下之至，不可不因其谴告而自省也。臣不敢复引诸儒之说及它占书，以渎圣听，请质诸六经以言之。《易·震》卦曰：「荐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荐者，其震不一也，言雷之震不一，必有其故，是以君子恐惧而修省焉。《无妄》之卦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言闻雷而惧，物物皆无妄念也。《益》卦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言君子观风雷之象，迁善改过，以为己之益也。《书》洪范九畴论八庶徵，曰休徵者五，谓肃时雨若、又时旸若、哲时燠若、谋时寒若、圣时风若；曰咎徵者五，谓狂常雨若、僭常旸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风若也。人君之于貌言视听思五者，苟惟能肃、能乂、能哲、能谋、能圣，则五气和而为休徵；其或反之，为狂、为僭、为豫、为急、为蒙，则五气乖而为咎徵。其感应之理自然如此也。臣前所为《谨始》五箴献诸陛下，盖虑是也。人之一身本与天通，天人相与之际可不畏哉！《书·金滕》之篇又载成王、周公之事，王初惑于流言而疑公，时秋大熟，禾穫，天大雷雹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及王悔过，执书以泣曰：「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不敢复有疑于公」。天乃雨，反风，偃禾尽起，岁仍大熟。成王之心疑信周公，而天之所应速于反掌，又以见天人之际，其速如此也。《诗》曰：「天方荐瘥，丧乱孔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荐瘥谓疾苦不一也；疾苦丧乱之多，而曾莫之惩，则可嗟也。又曰：「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言天地之变异乃尔，胡为而曾莫之惩，是令人之可哀也。又曰：「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言天降灾疾威怒，而弗虑图，则亦丧败而已矣。又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渝，变也，言天怒天变之不可不敬也。幽王、厉王无道之君，故当时之卿士作诗以刺之，语多及于灾异，谓其睹灾异而不戒，是以为幽厉也。《春秋》虽鲁史，然实孔子之书，其书日食、地震、山崩、星陨、昼冥晦、雨木冰、大雨雪、大雨震电、水旱、饥、蝝、螽、螟，不一而足，皆所以示儆戒之意，使后世之君考之。彼遇灾而不惧，则往往至于失国也。《礼记》曰：「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皆所以敬天之怒也。《周礼》保章氏之职，志星辰日月之变动，辨其吉凶，观天下之妖祥，与夫水旱丰荒之祲象，察天地之气或和或乖，以诏救政，访节事。诏救政者，谓预告其所当救之政；访序事者，谋其事之所施先后之序也。凡兹六籍之言，足为万世之训。今陛下当法《易》之恐惧修省，正念无妄，迁善而改过；当思《书》之敬用五事，以致休徵，及效成王因天变而信周公；当诵周人灾异之诗，鉴幽厉之失道；当畏《春秋》灾异之书，惩衰世之失国；当如《礼记》，中夜起而衣冠，以敬上天之威怒；当体《周官》，睹祥则讲修政事以救之。如此，乃可谓之应天以实而不以文也。本朝大儒欧阳修曰：「天人之际，影响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灾，亦未有已出而不应之变」。此名言也，陛下可不念之乎？且陛下即位，有大事三：父子之情久而犹未通，宫闱之处久而犹未善，山陵之议久而犹未安。下多浮言，人鲜固志，然则休徵协气何自而生？又况号令不常，群阴用事。风雷之变所以见号令之不常也，淫雨之灾所以见群阴之用事也。何则？大臣之进退太轻，台谏之用舍无定，此非号令不常之大者乎？进退大臣，用舍台谏，事从中出，颇伤急遽，而非群阴用事之著者乎？宜其天人之相应，密若影响之不差。陛下无谓外人之妄言，试反求之于陛下之心，亦必自知其有所未安；但业已为之，而欲遂其事，是以虽有言者，一切拒而不受。臣请因陛下遇灾而惧，咨访阙失，为陛下别白而言之。夫退留正，未为非也，何必更易台谏？擢黄度，可谓善也，未几而出之，何哉？其所以致陛下号令之不常者，实自群阴之用事故也。而陛下犹为之隐讳，以为大权当自己出，威柄不可下移。然则小人之谋，其意将以阴制今日之相臣而动摇之也。陛下所宜早悟，无使大臣怀疑畏之心。大臣怀疑畏之心，则四体不展，群议易摇，朝纲日隳，政令错出，而国不可为矣。今陛下有独断之意，乃是小人阴窃主权之梯媒，而陛下未知思也。且陛下以为前日仓皇即位，为得已乎？为不得已乎？大臣不得已而立陛下，为社稷计也；陛下不得已而从大臣之决策，亦为社稷计也。君臣俱为社稷计，不知方今之社稷为已安乎？无乃犹未安乎？而陛下与大臣不图其始而善其后，使天灾如此，臣恐陛下之君臣，异时俱无以辞天下后世之议也。臣每谓方今当祸变忧危之后，上下内外决能尽心相与扶持，再造家国。乃今不然，人各异趣，事乖始谋，身谋则急，国谋则缓，良可恨也。陛下试因臣言而静察之，且如陛下出令，苟见未可施行，大臣所当面奏，给舍所当封驳，台谏所当论诤，侍从所当救止。今皆畏避形迹，不敢少忤陛下左右之臣，则又何赖于公卿大夫士哉？是非急身谋而缓国谋也哉？虽然，人臣肯以实告人主者诚少。陛下试思，上皇深居九重，终不尽知大统已传，大号已正，自太上皇后而下皆务弥缝而蒙蔽之，至使陛下父子久不相见。是皆起于弥缝蒙蔽之故也。陛下于庶事苟不加察，则内外之臣弥缝蒙蔽陛下者亦如此尔。非人主聪明刚健，能主张正论，能亲君子、远小人，能别白是非，未易使人臣之尽言也。臣至愚之性，于事无所阿私，苟有所怀，当其可言，不复更事形迹。愿陛下察臣之赤心，纳臣之苦口，勿忘天灾，一切与大臣审修其政。至如陛下孝敬在心，宫庭之内、屋漏之间，凡所躬行，有外人不得而知者，陛下毋使一毫有愧于天可也。臣草奏之际，更为陛下反复思之：雷霆之怒，小人妄谓上皇前日孝行之愆。然事既往矣，今日之责付于陛下矣，陛下今日之孝心恐亦有所未至。臣谓宜竭诚尽道，笃事于三宫，赎上皇既往之愆，慰烈祖在天之望。若是，则雷变可得而消也。至若淫雨为灾，乃是群阴用事，阳气微而君道弱之證，所宜专责之大臣以朝廷之事，勿以左右近习参之。昭明纪纲，以正内治，选任牧守，以抚斯民，但使阳长则阴消，即能反剥而为泰，事理明白，了无可疑。臣数日来，闻陛下数出宽恤之令，若军若民，若刑狱之淹延，若宿卫之暴露，无不介意其间，如捐内帑钱，以代赤子和买、身丁之重赋。此最帝王盛德之举，而曾未足以消弭天灾，则陛下不可不知其故也。既知其故，而陛下之意亦未决。《书》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斯言盖忧天命之未知所终也，曰「其」者，盖未可必之辞也。人主或哲或昏，国家或吉或凶，运祚或短或长，皆未可以前知，则所谓忧之至也。陛下毋信谄谀之言，而乃归之于时数，以怠其敬天之心。有灾无灾，其敬如一，则天命之休祥可得而必也。臣之拳拳，请以是塞明诏。干冒宸聪，伏惟留神省察，天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