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尝谓自古祸乱之萌有三，而宗社之本有一。强臣擅兵，外戚预政，中常侍用事，三者皆前古祸乱之萌也。付托神器，厚重而深固，一者宗社之本也。祖宗时窒其萌而培其本，臣请得历言之。太祖皇帝既诛李筠等，一日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李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太祖故人，各典禁卫，普乘间数言之，请授以它职。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苟不能制服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乱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太祖悟，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喻以安危祸福之理，明日皆称疾请罢。于是乃渐消藩方之权，收其精兵，聚之京师。国家二百馀年无强臣擅兵之祸者，由制之得其道故也。杜太后聪明有智度，每与太祖参决大政。杜审琼，太后之兄也，与其弟审肇、审进家于常山。太后无恙时，审琼尝入见，置酒万岁殿上。太祖与太宗以元舅故，皆捧觞列拜称寿，其尊礼不过如此而已。昭宪升祔且一年，始悉召赴阙，皆命为大将军，然并致仕，赐第京师。其后特命审琼代王继勋军职耳，未尝及以政也。国家二百馀年无外戚预政之祸者，亦由制之得其道故也。太祖时左右内臣不过五十馀员，止令掌宫掖中事，或不得已，衔命而去，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又诏年三十以上听养一子，所以裁之者至矣。至太宗时，王继恩以平贼之功，中书议欲以为宣徽使，太宗曰：「朕读前代史书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恳言：「继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赏」。太宗怒，深责宰相，因别建宣政使名以授之。先是通进、银台司隶枢密院，凡内外覆奏文字必关二司，然后奏御。外则内官及枢密吏掌之，内则尚书内省籍其数以下有司，或行或否，莫得而纠察也。太宗始召宣徽北院厅事为通进、银台司，命向敏中、张咏同知二司公事。然则祖宗之良法美意，所以杜中常侍用事之渐又如此也。三者皆自古祸乱之萌，而太祖、太宗深思远虑，逆塞其原。至于付托神器厚重而深固，又足为万世之法。且太祖藏誓书于金匮之事，非汉唐之君所能及也。至于太宗，初置皇子侍读，其后又为诸王及皇子府初置咨议、翊善、侍讲等官，以王适、姚坦、邢炳等十人为之。尝谓宰相曰：「近有人上章言及储贰者国家宗祀，岂不在心。朕于诸子常加训励，今寮属悉择良善之士，至于舆台皂隶之辈，并朕亲选，不欲奸憸佞人在左右。更待三五年后，各渐成长，朕于处驭必使得宜也」。其后以寿王为皇太子，乔维岳、杨砺为谕德，杨徽之、毕士安为庶子，李至、李沆为宾客。宾客见太子如师傅之仪，太子见，必先拜，动皆咨询焉。京师之人见太子者，皆喜跃曰：「真社稷之主也」。夫祖宗知天下之本在此，察天下之祸在彼，是以防微杜渐，深计而极虑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