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与君实议乐，前后几万言，不出于以尺起律、以律起尺二事为异同尔，其馀则汎用传记證佐而已。最先者，君实以为房庶改《汉书》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八字。某以为《汉书》前言分寸尺丈引本起黄钟之长，后言九十分黄钟之长，则八字者不可谓庶自为，且庶亦不能为也。尺量权衡皆以千二百黍，在尺则曰黄钟之长，在量则曰黄钟之龠，在权衡则曰黄钟之重，皆千二百黍也，岂独于尺而为不成文理乎？《隋书》诸儒之论，始以一黍为一分之说，若尔，则黄钟积实一千二百分，而八百一十分者非也。自蔡邕不能知，谓铜律尺为铜龠尺。黄钟，万事根本，尺量权衡之所禀者。而诸儒尺至有一十五种，逮今千馀年，无人是正。吾侪业已留意，不可为终之乎？君实以青赤黄白黑主于温，酸苦甘辛咸主于饱，谓为某说不然。五色者之于衣，华于身而已，五味者之于食，适于口而已，乌取于温饱而云乎哉？见君实议乐，正如是矣。王朴之乐，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以仲吕为黄钟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李照之乐皆失位者，以太簇为黄钟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此非面陈不可。持国约石淙相见，至时亦当一往，以究其说。君实云「必有伶伦、后夔、师旷始能知之」。某以为三人亦不能知。何则？无律也。《书》云「律和声」，《礼》云「吹律听军声」，《传》云「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故知三人者有亦不能知之，无律故也。君实云「示谕七条，或然或否」，不知何者为然，何者为否，请一疏示，当为修改。某谓太府尺为黄帝时尺，考李照之律与尺而知其然。李照以太府尺纵黍而累之，亦牵于《隋书》之说也。然其乐比其律高三律，律是而乐非也。何以知今之尺是黄帝时尺？以黄帝之法，为律以起尺，十二律内外皆有损益，其声和而与古乐合；以为釜斛，而其分数、其轻重又与《周官》、汉斛铭并同，无毫釐之差。以此知太府尺、太府权衡皆黄帝时物也，其法与黄帝之法同起于律也。隋谓之开皇官尺，历唐以至于今者，谓隋唐尺则人皆信之，谓黄帝时尺则皆骇矣。自隋以来，至唐以及五代，最为乱世，而此物不变，则自秦至三代、至五帝而上至黄帝，又何疑哉？千岁之日，今日是也。谨此复命。

乐为小事？为大事？王朴、李照、胡瑗三家，君实不决是非，是慢而小之也，但看今之君臣民事物可知之。往年孙宣公、冯章靖、宋子京非李照乐，乃召阮逸、胡瑗、房庶令修之。君实当时与胡、阮同非李照者，今所用乃李照乐，君实云不改，何也？持国大地失脚，正可以君实中和乐呼之。五方之人言语不通，信然，至于歌乐则一，岂有我是而彼非？君实之言可全废，某之言不可不尽用，何则？盖无不是也，古人之所不到也。十二律皆有损益而和也，岂不为新义胜旧义、新理胜旧理乎？所恨至是，未有人是之。

近奉书并《乐论》，必已陈达。切以古圣人之言礼乐如此其切至者，以其奉天地社稷宗庙，有君臣上下尊卑之分，不可相逾越也。自数年来，用李照乐，以太簇为黄钟，则是商为宫。商为宫者，臣为君也。为人臣者闻是，而其心可安乎？一时亦不可过矣。先帝时，镇尝屡言，至今累年，未见施行，不知以为如何，忍留而至于此！或者云，今非议乐时。将来大行发引、奏严，卤簿鼓吹皆用此声，不可不虑，不同向时手书往来，以代戏笑。况足下方居位天地、育万物之职，不可复云以俟来世、以俟后人。镇恃念，舍此无以奉裨。不胜恳倒之至。

八月二十三日，镇顿首：示谕天下之责四面辐凑，信然，非独君实谓然，镇亦谓然。自朝廷议乐，迨今累年矣，岂越人不用章甫？足下职礼乐，而自谓越人，无乃不可乎！又云「以俟后世君子」，譬诸病人求医，医者云「请俟后世之名医」，则如之何？今乐之君臣民事物皆失其位，可谓病者，而职礼乐者乃云「以俟后世君子」，是太辽缓也。但以李照律为钟磬丝管，呼太常乐工而面质之，则皎然在前矣。又云「此非议乐时」，大行发引卤簿、奏严鼓吹皆用此声，不可不虑。镇前言李照律是而乐非，既已效验，今兹宜少加信察。不宣。

《汉志》曰：「分尺寸丈引，本起黄钟之长」。又曰：「九十分，黄钟之长」。是尺之生于律也。晋、隋以来，乃先定尺而后制律，故有横黍纵黍之异，而容受卒不得合也。《隋书》载历代尺十五种，失于不起黄钟之长也。凡尺、量、权衡皆起千二百黍，而今用百黍为尺，故于律容有不合者，亦失于《隋书》也。开皇官尺，今太府尺是也，得黄钟所生之法。今之太府量，比古量半之。郑康成嘉量注曰「积千寸」，已不知嘉量之容。王朴制尺以考器，而器与声俱失。国朝李照以纵黍累尺，黍细而尺长，律之径三分，其容乃千七百三十黍。胡瑗以横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径乃三分四釐六毫。皆失于以尺生律也。房庶之法，以律生尺，其径三分，其容千二百黍，得古之制，考于周釜汉斛，无不合之差。臣以见黍校其法为律，与今太府尺合。今之尺，古之乐尺也，以为乐，其声下今之乐一律有奇，而君臣民事物各当其位。

嘉祐五年秋，常山宋公自郑州移疾还京师。明年夏四月，疾益侵，召门弟子蜀郡范镇而谓之曰：「疾病者既死，毋受赠典，毋丐子孙恩，毋请谥，毋立碑。我虽戒诸子，恐其弱，不能闻于朝，子其为我达之」。某退而白于中书，中书诸公相顾戚然。粤五月丁酉，公薨。天子辍视朝，朝廷用故事赠公刑部尚书。顷之，仁皇帝问公之后事，特官其子。两禁常僚又谓公事业暴于世，不可以无谥，列请于朝，乃谥曰景文，皆非公志也。后二十年，公之诸子来求文以表于墓道。呜呼，某受言于卧内者其可违乎！虽然，一时之言，与扬公后世之美以慰其子孙孰愈哉？于是铭之而不辞也。公讳祁，字子京。其先，周武王封微子于宋，因以为氏，望于广平。至公之高祖绅，唐昭宗时为御史中丞，以言得罪，遂家于开封之雍丘。生四子，以伯仲叔季列东南西北四院，公之系实出西院。曾祖骈，汉兖州乾封令。祖耀，周寿州霍丘令。父玘皇，荆南节度使推官。初，四院之子孙仕者数十人，或以荫，或以明经，或以明法，或举进士，皆有才名，然不甚显。至公之兄弟遂大显，自曾祖而下并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开齐、楚、秦三国为公。曾祖妣王氏、丁氏，祖妣贾氏，妣王氏、高氏、王氏、钟氏、朱氏，疏齐、魏、楚、梁、汉、晋、秦、燕八国，为太夫人。自唐季以来，历五代，文物扫地尽矣。天圣初，宋兴六十馀年，寖明寖昌，而赋诗取士特卑弱不振。仁皇帝在谅闇，公兄弟试礼部，糊名籍奏公第一，兄元宪公第三。章献太后曰：「弟不先兄」。遂擢元宪第一。降公为第十人，调复州军事推官。代还，改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直史馆，再迁太常博士、知礼院、兼判吏部南曹。修《广乐记》成，擢尚书工部员外郎。先是李翰林宗谔、燕龙图肃相继言：「太常乐比燕乐为高，李照乃以纵黍累尺，律下五声，钟磬才下两声，与其律不相应」。公上言：「照之乐降黄钟为太簇，君实寄于臣管，不可以事天地宗庙」。会韩魏公为谏官，亦言照乐无法。乃诏详定而罢之。寻修起居注，权三司度支判官。是时陕西用兵，国用日广，公言：「今大有三冗，小有三费。州县之地不加广，而官五倍，且以十二加之，迁代罪谪足以无乏。若节其入流，计员补吏，则一冗去矣。僧尼道士已受具戒者且如旧，其徒弟子一切还为民，可得耕夫织妇五十万人，则二冗去矣。厢军不任兵而任役，每役则更调农人，罢招厢军，又得数十万人，则三冗去矣。道场斋醮、寺观置官设徒卒、使相非边任而享公给者，罢之，则三费节矣。三费节，三冗去，使国用饶，虽兴师讨罪，戎酋可玩于掌股间耳，宁与今日课盐榷茗为戚戚计同年而语哉」！判盐铁勾院，次当知制诰，会元宪公参知政事，乃为天章阁待制，判太常礼院、国子监，俄改太常寺，兼礼仪事。元宪罢，亦出知寿州，徙陈州。还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未行，为翰林学士，知审刑院，兼提举诸司库务，判史馆，兼侍读学士。元昊之败契丹也，二国交献捷，公为契丹馆伴使。耶律褒等妄自誇大，欲求军费者，公语以西人亦尝献俘，皇帝不之受，因道所俘姓氏官爵，褒等相顾愕贻，终其去，不敢妄出一语。仁皇帝闻之，欲大用公。会元宪公自天平复参政事，解堂职，兼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累迁右谏议大夫，充群牧使。元宪为枢密，复翰林学士。张美人为贵妃，公当制，乃先进告，或言公以告代册者，落二职，以本官知许州。未几，为翰林侍读学士。久之，召还，再为史馆修撰，判太常寺、秘阁、秘书省。大享明堂，迁给事中，复兼龙图阁学士、集贤殿修撰，出知亳州。岁馀，以礼部侍郎知成德军，充本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河北骑军虽多，而马常少，公请复驼幕之制，及弛河东、陕西马禁，听民间买卖，养马者不升户等。益募步卒，弩居十之五，弓十之三，枪刀十之二。轘车为阵，掘堑为营，强弩射人，大刀砍马。如此则骑军马多而士精，步人众而弩强，敌畏。居三月，徙定州，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定。论兵不得不先河北，谋河北，舍镇与定，无足议者，请合镇、定为一路。夫耻怯尚勇，好论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若少厉之，不忧不战。欲兵之强，莫如多谷与财；欲士之训练，莫如善择将；欲人乐斗，莫如赏重而罚严；欲敌顾望不敢前，则合镇、定是矣」。乃积谷百馀万斛，增大团敌楼十二，棚橹营会、弓弩刀枪，凡战之具，莫不更新之，曰：「恃吾有以待之也」。公前后论事多施行者，或不施行，亦降诏褒答之。又上《禦狄论》七篇，凡虏之山川道路、国俗嗜好，与其君臣向背、兄弟之不相能，及后相残，覆视其事，若合符节然。加端明殿学士，寻拜吏部侍郎、知成都府。始至，葺文翁学，自为记刻。西南学者，奔走请业，公循循指教，莫不中其所偏。代还，道除三司使。元宪公居西府，加龙图，以三学士知郑州。《唐书》成，进尚书左丞。移疾自郑还也，判尚书都省，序迁工部尚书，复领群牧使，翰林学士承旨，听一子入侍。病且亟，犹自力以五事切谏，其一言东宫虚位也。又自为《右志》、《左铭》，记爵里姓名而已。初，公修礼书、乐记，详定庆历编敕，改定科场条制，覈实提点刑狱考课，知公者谓公为全能，不知公者以为礼乐刑政皆出公手，用是毁公，公亦用是多出入藩镇，不大用矣。呜呼，其命矣夫！士大夫所以嗟伤之不已也。享年六十四，治平三年五月己酉祔元宪公葬于颍昌府阳翟县三封乡之先原。娶刘氏，彭城郡君，先公十七年以亡。子男十五人：定国，进士及第，终太常博士；次不及名；靖国、彦国，国子博士；惠国，尚书虞部员外郎；辅国、奉国、祚国，太子右赞善大夫；顺国，大理寺丞；佑国，终秘书省正字；亮国、保国，大理评事；嗣国、俊国、广国，太常寺太祝，嗣国早亡。孙十人：松年、延年，光禄寺丞；儋年，进士及第，试秘书省校书郎；羲年，试将作监主簿；昌年未仕；姚年，太庙斋郎；颐年，大理评事；馀尚幼。公性明果，所至以严肃称。其言事謇謇无所回避，而于论兵，若素习然。其为文章，乃天资也。所著《唐书》列传一百五十卷行于世，文集一百五十卷，藏于其家；太学篆隶石经、《礼部韵略》、《集韵》，皆公倡之也。铭曰：

宋姓之始，肇自微子。后之苗裔，以国为氏。望于广平，世济其英。至唐中丞，有直其声。谪居雍丘，处躬裕休。积善储庆，为后昆谋。序列四院，以表以劝。公西院出，兄弟赫烜。一门文章，为国之光。黼黻河汉，帝图用黄。曰礼曰乐，自性而学。曰刑曰兵，适时而程。息偃翰藩，非猛非宽。文绥安安，武厉桓桓。回翔台阁，有猷有作。炳焉彬彬，昌焉谔谔。呜呼上天，德备才全。曷不大用，又啬其年。泉深地厚，大夜不昼，子孙众多，必侈于后。

李靖称：「苻坚之败，非谢玄之善。秦诸军皆溃败，唯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馀骑赴之。垂之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所以秦师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予观秦伐江南，唯垂曰：「晋武平吴，唯张杜而已，若昧群臣，岂能成功」？以此谓垂陷坚未尽矣。垂知进讨之为利，不能料坚之材堪与不堪办事，此所以劝之也。当谢玄隔肥水为阵，夫兵半渡而击之利，以是坚许却军也。玄以八千之众当百万，渡水而薄人，兵家所忌，岂不知此乎？盖料坚之阵大槩难整，然后观形势也。既而坚阵果动，玄济而战，坚众遂溃。使坚之阵难却而整，玄必不济矣。此玄之料事合于机变。若以垂军独为陷坚，当其以千骑赴，垂信子宝之言，取坚如振替叶，垂之不为，足验垂无陷坚之意。夫善用兵者虽败不亡，垂一军之全，法制在焉。垂不能知坚之材则可罪，谓之陷坚，诬矣。王景略之亡，唯劝坚勿伐江南，景略盖知坚之材，故云耳。

福唐水居船，举家栖于一舟，寒暑食饮，疾病婚姻，未始去是，微哉其为生也！然观其趣，往来就水取直以自给。朝慕饭蔬一柈，不知鼎饪烹调之味也；缊衣葛服，不知锦纨粲粲之美也；妇姑荆簪，不知涂脂粉黛之饰也；蓬雨席风，不知大宇曲房之适也。相羊穷年，少而老，生而死，一事不入于中矣。与夫阴怀贼险，乘利求倖，盛时翕翕，其败熄灭无种，孰为胜负耶？

开元中，《霓裳羽衣》盛行于时。唐末兵戈，浸以微灭。今河中有旧谱，而其字形与世之谱字，觱栗、笙皆不合，无从而得；唯法曲散序无拍，谓《霓裳》之遗音，未必然也。守程精通音律，悼其亡缺，仿像法曲造之，寄林钟商。华日新亦造《望瀛》、《怀仙》二曲，世人罕得其本也。

庆历间，予在馆阁，尝见《九仙经》，会修《崇文总目》，凡怪诞之说摈而不取，故家无传本。及来泉山，抱病数年，颛读医方药石之说，渐入修生之要，以精气神为妙用，故仙经丹诀亦历览焉。然取其可以资身者，若神仙云云，吾不与也已。

《孙子》书，其文有三代风，而其致旨，一切取胜，盖战国事也。至于精思明决，数千年以来兵家成败未始有出其畔域者，信绝世之高智乎。予爱其无智名、无勇功之说，故录之。

或曰：晁错为景帝谋削诸侯以尊汉，而陷于仇人，身死都市。事适未就而遭谗被祸，其诚忠矣。而扬子云乃以为愚，何哉？愚错而孰为忠耶？曰：错诚忠矣，然为汉谋诸侯，则曰削亦反，不削亦反，非愚而何？若主父偃、贾生推恩以分地，乃谋者之长策。

乌孙公主七十馀，持携男女还汉。人生匹耦，故有常理，而楚主嫁异国、配胡人，岂独楚王之不才？汉之丑无时可灭，又启后世和亲外夷之端，张骞之罪也。

汉通外国，以弊羌氐，斯其无策之甚。夫抚安外国而威制之，盖虑为边患耳，岂致意于天马、氂牛异物诡说哉？过犹不及也。

甚哉，爱之蔽人也！唐太宗指麾而定天下，及夫拔佩刀、议太子，何其不明以至是乎！甚哉，利之移人也！汉高祖父妻男如此不顾，则利能夺爱。妇人于爱为最深，而武后自杀其子以固权。嗟乎，孰可与论是耶！

夫人明慧禀于天资，不可强而学，士当尽心于其间。金铁之磨砺，既鍊其质，又从而成器。太阿、龙渊资夫人力者，故鍊而成器。学者勉之。

士之习末也久矣。今为诗赋者尚不知何等事为文章，况文章，士之末耶？欲人之兴行如曾、颜，治民如龚、黄者，难矣。

子自閒居，日造吾门者道对偶事，以为才不才。嗟乎！治道何从而兴？士亦罕有自立者，其理然也。

古之人言命者，亦云归之于天，盖非人之所能测云尔。异乎今之言命者，有阴阳日月星辰岁时异端之术，幸而时合，则莫不推引以为验也。甚哉，人之好怪也久矣，古之人不语也。卜筮最古，春秋时有相骨、日者，后世尤盛。唐初乃有论命之说。今之三命，星、算分为二门，而善七曜，多本胡法，此日者所以博济耳。

予少时治经书，观圣人于刑狱尤谆谆，《尚书》所载最为详密。私心以为，天下万务，若生民不得其平，又岂专在刑狱乎？及仕宦二十年，历事日久，然后知生民之患莫大于狱失其情、官巧文律。呜呼，圣人之意深矣！

予每读《易》，至于决狱用刑之说，其卦多有《离》象，而用在刚阳之爻，盖非明不烛，非刚不决。君子有是二者，济以仁恕，斯可谓士矣。

乐自王朴之后无述作。仁宗时，李照重造乐器，废朴钟磬。其后复用阮逸、胡瑗更作新乐，蜀人房庶又为异议，迄今无定论。林氏巽之学通《易》卦，太阳太阴，以定律管，先儒所未言。

胡氏世居长安。询为唐兵部尚书。其孙韬因乱留蜀，为伪蜀陵州刺史，蜀平，归京师，终卫尉卿，于君为曾祖。生泰州司寇参军讳脩己，卒葬海陵。司寇生宁海军节度推官讳讷，赠太子中允。博学善属文，吕文靖公夷简尝荐其书，备修国史。君其长子也，讳瑗，字翼之。少有气节，颛意经学，兼通律吕之法。力贫以抚兄弟之孤，爱义良厚。景祐中，范文正公仲淹上言君知古乐，召见论乐，拜试秘书省校书郎。康定初，元昊寇边，陕西帅以辟为丹州推官，后移密州观察推官。丁父忧，举其族之亡于远者九丧归葬。服除，迁保宁军节度推官，治湖州州学。又召教授诸王宫，病家，辞免，遂以太子中舍致仕。泛恩改殿中丞，驿召会秘阁议乐，除大理评事，兼太常主簿，寻复解罢。岁馀，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仍与议乐。乐成，改大理寺丞，赐绯鱼。嘉祐元年迁太子中允，充天章阁侍讲。既而疾，不能朝，拜太常博士。还官政，从其子志康杭州节度推官以就养。四年六月六日终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明年十月五日，葬于湖州乌程何山之原。母随氏，赠京兆县太君。娶王氏，封长安县君。有子三人：志康进士及第，志宁、志正皆力学。长女婚大理寺丞滕希鲁，次进士王伯起，季女尚幼。孙守约。君孤进所立，不恤权贵，义以自信。本朝承周用乐，其声高，不合中和。太祖皇帝尝诏下一律，而未遑制作。天子知乐，命李照等修之。君初得对崇政，廷辨照等所修乐非是，诏令改作。未几报罢。及会秘阁议，按《周礼》以正钟律。用上党黍列为九等，累其中者为尺。尺定而律成，验之比旧下一律，于是彻前乐而新之。天子临紫宸，钟磬在廷，天子曰：「学者能通典故而不能知声，工者习其声之传而不知制器之理，斯难能也」。先有议镈钟当有大小，今与黄钟一之，非古制，乃用倍半之法作应钟。至是钟成，特小小者不堪备宫县，诸儒侍从无异议者，天子可之，用于郊庙。又令作《皇祐新乐图记》，布之天下，盖积二十年而后成。其间同议论皆贵官老儒，相抵止者岂一二哉，然君未始恤之也。尤患隋唐已来仕进尚文词而遗经业，茍趋禄利。及为苏、湖二州教授，严条约，以身先之。虽大暑，必公服终日，以见诸生，设师弟子之礼。解经至有要义，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学徒千数，日月括劘，为文章皆傅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敦尚行实。后为太学，四方归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军居署以广之。五经异论，弟子记之，目为「胡氏口义」。侍迩英讲，不以讳忌为避。既疾，上数遣中贵人就问安否，盖亦有所待矣。比去京，诸生诣阙下乞留者累日，公卿祖送都门甚盛，莫不惜其行也。君虽老于训导，在丹州实与帅府事。建议更陈法，治兵器，开废地为营田，募土人为兵，给钱使自市劲马，渐以代东兵之不任战者。虽军校蕃酋、亭障厮役，以事见，辄饮之酒，访被边利害，以资帅府。府多武人，初谓君徒能知古书耳，既观君之所为不以异己，又翕然称之。君隽材而行笃，卒艰勤以殁。所著《资圣集》十五卷，藏于家。嗟乎！士之有志于道，以身法世，莫不欲致之于用，推之于远。然才德之士多亦蹇轧难通，岂不有命乎！君不鄙小官，进不及用，功于诲人，其施博矣。晚乃得侍天子左右，若将有为，辄病以废，岂人事也哉？谨志。

用上党羊头山乌圜秬黍，其黍有异他乡，其色至乌，其形圜重。臣于上党秬黍中拣圜者，用一黍之长，累百成尺，则与蔡邕铜龠尺符合。据《隋·律历志》有诸代十五等尺、各有长短之说，据尺裁龠，各有增损，则容黍不同，故声有高下。今于十五等尺内取容黍数同者，则合于蔡邕铜龠尺。据书所载，从上相承有铜龠一，以银错题其铭曰：「龠，黄钟之宫，长九寸，围九分，容秬黍千二百粒，称重十二铢，两之为合，三分损益，转生十二律」。臣今用此定尺，知与蔡邕铜龠尺符合，比李照尺短分，比阮逸、胡瑗用一黍之广尺长九分五釐。又据尺裁定律管，黄钟龠度九十黍之长，空径三分，空围九分，秬黍千二百粒。又为一减黄钟，以四十五黍之长裁龠，容六百粒；二减黄钟，以二十黍五釐之长裁龠如上，容三百粒；三减黄钟，以十一黍二釐半之长裁龠如上，容百十五粒。其空径皆三分，空围皆九分，用龠容黍，皆合蔡邕银错题龠之数。其律管声比新定大吕相近，比太常旧乐约下一律半。臣又据《汉志》衡权法，起于黄钟，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凡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今依黄钟龠容黍千二百，重十二铢，每百黍重一铢造称，止用铢、两、斤，准古之轻重。第三毫先从铢起，在衡里旁，其第一星准定空平，然后称物，移之一星称黍百粒，其重一铢。至十二铢星计千二百黍，是一龠之实重，古之一小两也。至星尽所为二龠，合重二十四铢。第二毫起衡之中第一星，重二小两，移一星重一铢，至星尽，计古之八小两，九十六铢。第一毫起衡外旁第一星，重古之八小两，移一星重六铢，至星尽，计古之二小斤，计三百八十四铢。臣又据《汉志》：「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容以黍千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今依《汉志》造龠、合、升、斗，参校古之多少，其容受之数各以水准其概，皆平。为龠一，径阔九分，深七分二釐，容黄钟一龠，黍千二百，乃平。合一，径阔九分，深寸三分八釐，容黄钟二龠，黍二千四百，乃平。升一，径阔二寸六分九釐，深寸六分二釐，容黍十合，乃平。斗一，径阔五寸三分一釐，深四寸八釐，容黍十升，乃平。凡四量皆以水准，如其龠数亦平。臣又以五物校定黄钟龠空径法，则为铁坚三分一片。所谓三分，于黍尺上取之，木长圆软三分，围软九分，一条于铁三分上取之，纳龠中，端直无旁䨾，纸围方紧九分，卷而纳之龠中，以校空围九分之数实也。黄钟龠尺一条长九十黍，一减黄钟龠尺一条长四十五黍。

臣等所造钟磬，其检详典故皆禀于冯元、宋祁，其方分定律又出于胡瑗算术，而臣独执《周礼》嘉量声中黄钟之法及《国语》钧钟弦准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对，亲承天问，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钟下。窃睹御制《乐髓新经·历代度量衡》篇，言《隋书》依《汉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长，此则明班《志》已后，历代无闻符合者。惟蔡邕铜龠本得于《周礼》遗范，故《明堂月令章句》云：「钟以容受斤两轻重为法，管以大小长短为法」。此盖皆率千二百黍以为本也。邕自知音，所以只传铜龠，积成嘉量，则是声中黄钟而律本定矣。谓管有大小长短者，盖嘉量既成，即以量声定尺明矣。御制新编又引《礼记》布手为尺、《白虎通》八寸为尺、许慎《说文》八寸为咫同尺等法。臣仰遵圣作，无不尽究前古之法度，而立一朝之盛美也。今议者但争《汉志》黍尺无准之法，殊不知钟有钧、石、量、衡之制。况《周礼》、《国语》，姬代圣经，翻谓无凭，孰有稽古？有唐张文收定乐，亦铸铜瓯，此足验周之嘉量以声定律明矣。臣所谓独执《周礼》铸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则度可见也；其容一釜，则量可见也；其重钧，则衡可见也；声中黄钟之宫，则律可见也。即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则制管歌声，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将臣见铸成铜瓯，再限半月内更铸嘉量，以其声中黄钟之宫，乃取李照新钟就加修整，务合周制钟量法度。文字已编写次，未敢便具进呈。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癸卯，端明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致仕范公薨于颍昌府私第之正寝。讣闻，辍视朝一日，赠右金紫光禄大夫。谥曰忠文。公讳镇，字景仁。其先长安人，六世祖始葬成都之华阳。皇考讳度，赠开府仪同三司。妣李氏，赠荣国太夫人；庞氏，赠昌国太夫人。开府以文行，为蜀守张咏所知。有子三人，公其季也。薛奎守蜀，召置门下，公时年十八，奎与语，大奇之。还朝，或问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士，异时当以文学节行为世名臣」。故相宋庠与弟祁一见公，称之，祁与为布衣交。举进士，礼部奏名第一。前此殿廷唱第过三人，则礼部第一者必抗声祈恩，必擢上第。公得乙科，拜敕而还，初无一言，自是士人始以自陈为耻。释褐为新安主簿。宋绶留守西京，召入国子监，使教诸生。秩满，表为东监直讲。用参知政事王举正荐，召试学士院，除馆阁校勘，充编修《唐书》官。宰相庞籍言公有异材，不求进取，特除直秘阁，为开封府推官。擢拜起居舍人，知谏院，兼管勾国子监。上疏论民力困弊，请约官吏兵之数，酌取其中，岁为常度。以赋入十：七给其用，储其三以备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盐铁转运使，或判户部度支。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益兵无穷，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请使中书、枢密通知兵民财利，与三司同制国用」。温成皇后葬，太常议礼，前谓之园，后谓之陵。宰相刘沆前为监护使，后为园陵使。公言：「尝闻法吏舞法矣，未闻礼官舞礼也。请诘前后异议状」。时有诏：凡由内降不如律令者，令所属执奏。未及一月，而内臣无故改官者五六人。公乞正大臣不奉诏之罪。石全斌以护温成葬除观察使，凡护葬事者，皆迁内官。公言：「章献、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无此比。乞追还全斌等诰敕」。文彦博、富弼入相，诏百官郊迎。时两制不得诣宰相私第，百官不得闻见。公言：「隆之以虚礼，不若待之以至诚。乞罢郊迎而除谒禁」。奏减任子及令宗室属疏者补外，虽不即行，至熙宁初，卒如公议。神宗性宽仁，言事者多务讦直，或诬人阴私，公独引大体，略细故。御史劾奏宰相陈执中嬖妾笞杀婢，欲以逐执中，而未得也。又继言执中有禽兽行，以必其言之行。公独论：「今阴阳不和，百姓困穷，执中当任其咎。御史乃以不可名之大恶加宰相，即朝廷听之，非所以重国体，厚风化也」。群御史怒，共劾公阿附宰相。公挺然不顾，以排众论。识者谓嬖妾笞杀婢，执中实使笞之，于法为轻，所言大恶，理难验白，不可以空言疑罪谪宰相。公所言深得谏臣之体。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嘉祐初，不豫，中外惴恐。公独奋曰：「天下事有大于此乎」？即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真宗取宗室子养之宫中，国家之大虑也。愿陛下以太祖、真宗故事，择宗室贤者，异其礼秩而试养宫中，以系天下心」。章十九上，其言危切，闻者莫不股栗。因阖门待罪。会除御史知杂事，公以言不从不受，乃罢知谏院，改集贤殿修撰、判刑狱，同修起居注，除知制诰。其后英宗进位皇嗣，纂承大统，实自公发之。迁翰林学士，充史馆修撰，除右谏议大夫。英宗即位，迁给事中，充大行皇帝山陵礼仪使。坐误迁宰相官，除翰林侍读学士。未几，复入翰林。中书奏追尊濮安懿王，下两府议，以为宜称皇伯，非执政意，令理官检详典故以闻。公时判太常寺，率礼官上言：「凡称帝号及若皇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于是具列仪制及汉儒论议奏之。以翰林侍读学士出知陈州，会岁饥，公至，发库廪三万贯石以贷，陈人德之。神宗即位，迁礼部侍郎，召还，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群牧使，勾当三班院。《实录》书成，迁户部侍郎，知通进银台司。公言：「故事，门下封驳制敕，省审章奏，纠举违滞，著于所授敕。其后旋刊去，职司寖废。请复旧制」。从之。纠察在京刑狱。王安石始变更法令，改常平为青苗，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汉之盛时，视谷贵贱发敛，以及于宋，最为近古，不可改。且陛下疾富民多取而行之，亦与五十步笑百步何异？今有两人坐市贸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倾夺，则人皆知恶之。奈何经国计而行市道之所恶乎」？疏三上，不报，至与安石互争论于上前。韩琦上书论新法非便，安石令送条例司驳其议；谏官李常乞罢青苗钱法，诏命常分析。公皆封还其诏，诏五下，公执如初。司马光除枢密副使，光以言不用，不肯就职，上疏辞免。公再封还之。上知公不可夺，以诏自内出，不由门下。公自劾：「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实臣失职」。乞解银台司，许之。诏举谏官，公以苏轼应诏，而御史知杂谢景温弹奏轼罪。举孔文仲应贤良。文仲对策，言新法之害。安石怒，罢遣还里。公上疏争之，不报。时公年六十三矣，即上疏曰：「言不行，无颜复立圣朝，请致仕」。疏五上，最后言安石以喜怒赏罚，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法」。安石大怒，自草制，极口诋公。落翰林学士，以原官致仕，议者不以少公而罪安石焉。公既罢归，惟读书赋诗自娱。客至，辄置酒尽欢。或劝其谢客杜门，公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官制行，改正议大夫。今上即位，迁光禄大夫。韩维上言：公在仁宗朝首开建储之议，顾命大臣继有论奏，先帝追录其言存没，皆褒赠。公未尝以语人，人亦莫为言者，虽颜子无伐善，介之推不言禄，不能过也。悉以其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学士，特诏长子清平县令百揆改承务郎。且起公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公固辞不起，改提举嵩山崇福宫。数月复告老，进银青光禄大夫致仕。元丰三年，神宗诏公与刘几定乐，公曰：「定乐当先正律，乞访求真黍以定黄钟律」。几即用李照乐加四清声而奏。乐成，诏罢局，赐赉有加。公谢曰：「此刘几功也，臣何与焉」？及致仕，请太府铜造钟律斛等器上之，比李照乐下一律有奇。时二圣御延和殿同观，赐诏嘉奖，命付太常。会公薨，不果行，享年八十一。公清直夷坦，遇人以诚。恭俭寡言，终日危坐，未尝跛倚。平生不道人过失。及在上前论议，争大体，决是非，色温而词确，不少回屈。荫补先族人而后子弟。乡有不克婚葬者，辄为主之。兄镃卒，无子。闻其有遗腹子在外，求之二年，乃得，曰：「吾兄异于人者，四乳。是儿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以公荫。今为承议郎。少受学于乡先生庞直温，直温之子卒于京师，公娶其女为孙妇，养其妻子终身。其学本于六经，口不道佛、老、申、韩之说。其为文章温润简洁，如其为人。与修《唐书》、《仁宗实录》、《玉牒》、《日历》、《类篇》。契丹、高丽皆知诵公文赋。少时尝赋「长啸却胡骑」，及奉使契丹，敌相谓曰：「此长啸公也」。有《文集》一百卷，《谏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书》三卷，《乐书》三卷，《国朝韵对》三卷，《国朝事始》一卷，《东斋记事》十卷，《刀笔》八卷。积勋至柱国，累封蜀郡开国公。娶张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长安郡君。子男五人：长曰燕孙，未名而卒；次百揆，今为左奉议郎、通判汝州；次百嘉，承务郎；次百岁，太康主簿；并先公卒。次百虑，承务郎。女一人，尝适右司谏吴安诗而卒。孙男十人，孙女六人，曾孙女三人。公晚家于颍昌府，其薨也，遂葬于汝州之襄城县汝安乡推贤里，以夫人李氏祔，实元祐四年八月己未也。予少诵公之文章以为师，长慕公之行义以为友。晚同里巷，出并舆，燕同席，周旋游处，且几十年。然后又知文章之美，行义之高，特公之馀事。于其铭也，略其细而著其尤章章者云。铭曰：

□□□□，自天降衷。□□□□，斯德之充。又溥以文，君子之风。畴其若兹，范姓蜀公。公生下国，怀道而东。振藻天庭，其文加雄。不矜其词，允蹈以躬。乃升谏垣，启帝之聪。乃践翰林，为时所宗，言人之难，举国之重。不为威屈，不以利动。乐有未正，礼有未中。公以为忧，或纠或讽。委位遗荣，曾不旋顾。晚非其好，谢事而去。清池华屋，来燕来处。衔觞赋诗，笑傲仰俯。逍遥以终，无愧无惧。我铭其德，以表新墓。后有仕者，视公为矩。

聂内翰冠卿，字长孺，歙县人。七世祖师道，杨行密版奏，号「问政先生」，鸿胪卿。父致尧，登咸平三年第，赠礼部尚书。冠卿登第，为连州军事推官。秩满，以文谒翰林学士杨亿，大器赏之，于是大臣交荐。召试学士院，校勘馆阁书籍，迁大理寺丞，为集贤校理、通判蕲州，再迁太常博士。言天下旬奏狱，虽笞杖并覆，而徒流不系狱者，乃不以闻，非所以矜慎刑罚之意。请自今罢覆杖笞罪，自徒以上，虽不系狱，亦奏覆。从之。判登闻鼓院，历开封府判官、三司盐铁、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累迁尚书工部郎中。景祐中，李照改定大乐，引冠卿为检讨雅乐制度故实官，别诏与冯元、宋祁修撰乐书，为《景祐广乐记》。又以警严一奏曲不应再用，乃制《奉禋歌》，以备三叠，诏冠卿及照造词以配声，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冠卿特迁刑部郎中、直集贤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诰、判太常礼院、纠察刑狱。奉使契丹，其主谓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孙固有昌者，尝观所著《蕲春集》，词极清丽」。因自击毬纵饮，命冠卿赋诗，礼遇甚厚。还，同知通进银台司、审刑院。康定二年，入翰林为学士。母忧，起复判昭文馆。未几，兼侍读学士。冠卿每进读《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义以讽。一日，坠笏上前，帝悯冠卿丧毁羸瘠，既退，赐禁中汤剂。未几，告归葬亲，至扬州卒。诏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州宋卿为秘书郎。初，世卿监延丰仓，掘地得古砖，有隶书字，半浸灭。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饵霞栖云，高尚不仕，累石于江滨」。又云：「昭王大丞相聂」。又云：「水龙夜号，夕鸡骇飞，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见而恶之，至是校所卒岁月及其享年，无少异者。冠卿嗜学好古，手未尝释卷，尤工诗，有《蕲春集》十卷、《河东集》三十卷。子友仲、平仲、仪仲、文仲、公仲。庆历二年，友仲以正字升亲民任使。平仲、文仲，并以太庙室长升正字。仪仲，熙宁中虞部员外郎、通判卫州。四年十二月，判大名府韩琦言王拱城危急，仪仲抱疾驰赴，总徒条筑，因此病亡，特赐绢百匹。文仲子循矩，登元丰中第。世卿，天圣中进士。皇祐中，职方员外郎，知莱州、信阳军，终太常少卿。子武仲、南仲、微仲、恭仲、武仲，登皇祐第。

光启。六月中于梦得处连辱两书。自尔以《通鉴》欲进御，结绝文字，日不暇给，以是阙然久不修报。计景仁虽怪之，必知其非疏怠也。光与景仁自皇祐中论乐，迄今三十年，笔舌往返，前后非一。今更欲竭肺肠以仰告，亦止于陈言重复，祗增烦渎，无益于析理也。然景仁今书所诘责者，亦不可不略自辨。来示云：「光与胡、阮前非李照，今复主之」。光皇祐中所上闻者，正以房庶妄改《汉书》，以就私意，谓景仁不宜信而从之。近日所上闻者，止为景仁以今之本府尺，即黄帝时尺，恐不然。至于音律高下，素非光所习学，实不晓其是非，亦不知王、李、胡、阮之相去几律，何尝敢有所主，有所非邪？此则所不敢当也。来示云：「经有注释之未安，史有记录之害义理者，不可不正」。此则诚然，然须新义胜旧义，新理胜旧理，乃可夺耳。如浴乎沂、十月五星聚东井之类是也。至于房庶所改《汉书》云：「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全不成文理，岂可遽改旧书邪？其馀则与景仁之意殊涂而同归。景仁以礼乐为治国之大，而不可慢，光岂以为小而可慢邪？景仁吹律吕，考钟磬，校尺量，铸釜斛，以求先王之乐，光谓先王之乐，大要主于中和而已。亦犹景仁谓衣有青赤黄白黑之异，光谓主于温而已矣；景仁谓食有酸苦甘辛咸之异，光谓主于饱而已矣。然则景仁岂能全废光之说，光岂敢尽不用景仁之论邪？彼诸家言乐者，各有十二律五音，更相是非。如五方之人，言语不通，饮食不同，各谓我是而彼非，孰能正之？从景仁之乐视之，则王朴君臣民事物皆不相干，李照皆失其位。使二人复生于今日，视景仁之乐，未知其云何也。若欲知其真是真非，必有如伶伦、后夔、师旷者，始能知之耳。今既未有其人，愿景仁且以所著《乐说》与光书合藏之，以俟后世，必有知乐者能辨之也。光之言止于此，自今景仁更以《乐论》相示，光亦不敢对也。不宣。光再拜。

鄞县张侯图其县之广德湖，而以书并古刻石之文遗予曰：「愿有纪」。盖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于四明山，而引其北为漕渠，泄其东北入江。凡鄞之乡十有四，其东七乡之田，钱湖溉之；其西七乡之田，水注之者，则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由此湖，而湖之产，有凫雁鱼鳖、茭蒲葭菼、葵莼莲芡之饶。其旧名曰莺脰湖，而今名，大历八年令储仙舟之所更也。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书请废湖为田，任事者左右之，为出御史李后素验视，后素不为挠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废。刺史李敬方与后素皆赋诗刻石以见其事，其说以谓当是时湖成三百年矣，则湖之兴，其在梁齐之际欤！宋兴，淳化二年，民始与州县强吏盗湖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复。转运使言其事，诏禁民敢田者，至其后，遂著之于一州敕。咸平中，赐官吏职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顷为之，既而务益取湖以自广。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堤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滨，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桥腊台，而其中有山曰白鹤，曰望春，自太平兴国以来，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绝，而湖始复。天圣、景祐之间，民复相率请湖为田，州从事张大有案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报如至道诏书，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请湖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县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张侯之为鄞，则湖久不治，西七乡之农以旱告。张侯为出营度，民田湖旁者皆喜，愿致其力。张侯计工赋材，择民之为人信服有知计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属吏，人以不扰，而咸劝趋。于是筑环湖之堤，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广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广倍于旧，而高倍于旧三之二。鄞人累石堙水，阙其间而扃以木，视水之小大而闭纵之，谓之碶。于是又为之益旧，总为碶九，为埭二十。堤之上植榆柳，益旧总为三万一百。又因其馀材为二亭于堤上以休，而与望春、白鹤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山之上为庙，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于此湖者。以熙宁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万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于工之馀。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鱼雁茭苇、果蔬水产之良皆复其旧，而其馀及于比县旁州，张侯于是可谓有劳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废不治，盖出于吏之因循，而至于不知所以为力，予方患之。观广德之兴，以数百年，危于废者数矣，繇屡有人，故益以治。盖大历之间，溉田四百顷，大中八百顷，而今二千顷矣。则人之存亡，政之废举，为民之幸不幸，其岂细也欤？故为之书，尚俾来者知毋废前人之功，以永为此邦之利，而又将与越之人图其废也。张侯名峋，字子坚，以材闻，去而为提举两浙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于时云。

世号太常为雅乐，而未尝施于燕享，岂以正声为不美听哉？夫乐者，乐也，其道虽微妙难知，至于奏之而使人悦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后能也。尝窃观于太常，其乐县钟磬埙篪搏拊之器，与夫舞缀羽籥干戚之制，盖皆仿诸古矣。逮振作之，则听者不知为乐，而观者厌焉。岂所谓古乐，其声直若此哉？孔子恶郑，恐其乱雅乐之声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乐犹古乐」。然今太常独与教坊乐音殊绝，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处士徐复笑之曰：「圣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无成。蜀人房庶亦深订其非是，因著书论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其大略以谓：上古世质，器与声朴，后世稍变焉。金、石，钟、磬也，后世易之为方响；丝、竹，箫、琴也，后世变之为筝、笛；匏，笙也，攒之以斗；埙，土也，变而为瓯；革，麻料也，击而为鼓；木，柷、敔也，贯之为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达者指庙乐镈钟、镈磬、宫轩为正声，而概谓胡部、卤部为淫声，殊不知大辂起于椎轮，龙艘生于落叶，其变则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后世易之以杯盂；古者簟席以为安，后世更之以榻案。虽使圣人复生，不能舍杯盂榻案，而复俎豆簟席之质也，然则八音之器岂异于此哉！孔子曰：「放郑声」。郑声淫者，岂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声之变尔。试使知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去其惉懘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则感人心，导和气，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则世所谓雅乐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岂尽为淫声哉？数子纷纷改制钟律，而复、庶之论，指意独如此，故缀其语存之，以俟知音者焉。

一曰歌不永言，声不依咏，律不和声。谨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盖歌以永诗之言，五声以依歌之咏，阳律阴吕以和其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然后神人以和也。若夫歌不永言，声不依咏，律不和声，八音不谐，而更相夺，则神人安得和哉！且金声舂容，失之则重；石声温润，失之则轻；土声函胡，失之则下；竹声清越，失之则高；丝声纤微，失之则细；革声隆大，失之则洪；匏声丛聚，失之则长；木声无馀，失之则短。惟人禀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足以权量八音，使无重轻高下洪细长短之失。故古者升歌，贵人声。八音律吕，皆以人声歌为度，以一声歌一言。言虽永，不可以逾其声（如《大善曲》「肃肃艺祖」一句，以仲南黄仲四声歌之，声律最为和协。）。今夫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如《正安曲》「至诚感神」一字兼夷黄四声。）；或章句已阕，而乐声未终（如《正安曲》已终，尚有黄无夷夹大五声之类。），兹所谓歌不永言也。伏请节裁烦声，以一声歌一言，遵用永言之法。且诗言人志，咏以为歌，五声随歌，故曰依咏，律吕协奏，故曰和声。先儒云：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写音，乐本效人，非人效乐，此之谓也。今祭祀乐章并随月律，声不依咏，以咏依声，律不和声，以声和律，非古制也，伏请详定。大乐以歌为本，律必和声也。

二曰八音不谐，钟、磬、箫阙四清声事。谨按《虞书》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盖虞乐之成，以箫为主也。商颂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盖商乐和平，以磬为依也。《周官》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盖周乐合奏以金为首也。是钟、磬、箫者众乐之所宗，为圣帝明王之所贵。数十有六，其所由来尚矣。汉得古磬十六于犍为郡，郑氏注《周礼》编钟、编磬，及《大周正乐》、《三礼图》编钟、编磬、箫并以十六为数，示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倍之，以为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本声也，四者，律之应声也。本声重浊，应声轻清。本声为君父，应声为臣子。故其四声或曰清声，又曰子声也。自景祐中李照议乐以来，钟、磬、箫始不用四声，是有本而无应，有唱而无和者四十馀年矣，八音何从而谐耶？今巢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律吕之应声，用之已久，而声至和协。伏请参考古制，依巢笙例，用编钟、编磬、箫之四子声以谐八音。

三曰金石夺伦事。谨按《大司乐》：「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八音虽异，其所以应律则一也。故乐奏一声，诸器皆以其声应也，故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馀。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此之谓也。今大乐之作，琴、瑟、埙、篪、笛、箫、笙、阮、筝、筑奏一声，则镈钟、特磬、编钟、编磬连击三，戾于众乐中声最烦数，而掩压众器。求其所谓「无相夺伦」，不亦难哉！伏请议定大乐，其镈钟、特磬、编钟、编磬并依众器节奏，不可连击三声，所贵八音「无相夺伦」。

四曰舞不象成。谨按《乐记》曰：「夫乐，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又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是大武之舞六成，象周德之成矣。国朝以谦德受禅，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其于武舞也，容节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所向宜北矣；二变象上党克平，所向宜北矣；三变象维扬底定，所向宜东南矣；四变象荆湖来归，所向宜南矣；五变象邛蜀纳欸，所向宜西矣；六变象兵还振旅，所向宜北而南矣。今夫舞者非止发扬蹈厉，进退俯仰，不称成功盛德，差失其所向；而又文舞容节，殊无法度，故曰舞不象成也。伏乞《乐记》象成之文，议定二舞容节及改正所向，以称成功盛德。

五曰乐失节奏。谨按孔子曰：「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始作翕如也，始作翕然如众羽之合；纵之纯纯如也；节奏明白，皦如也；绎如，其绪之不穷也，然后成。今大乐之作，声不齐一，节奏混淆，往来无叙，曷闻所谓「翕如、纯如、皦如、绎如」者乎？伏请稽考孔子之言，议定大乐节奏。

六曰祭、祀、享无分乐之序。谨按《大司乐》：「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林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磬，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夫金石众作之谓奏，咏以人声之谓歌，阳律必奏，阴吕必歌，阴阳之合也。顺阴阳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也。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吕，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享祖庙不奏无射，秋享后庙不歌小吕。既不能奏律歌吕顺阴阳之合，以格上神：而又无专祀四望山川用乐之制，则何以赞导宣发阴阳之气而生成万物哉？故曰祭、祀、享无分乐之序也。伏请依《周礼》分乐之序，以奉祠事。

七曰郑声乱雅。谨按孔子曰：「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然朱紫有色而易别，雅郑无象而难知。圣人惧其难知也，故定律吕中正之音，以示万世。扬雄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又曰：「黄钟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确乎郑、卫不能入也」。今雅乐古器非不存也，太常律吕非不备也，而学士大夫置而不讲，考击奏作，委之贱工，如之何不使雅郑之杂耶？伏请审调太常钟琯，依典礼用十二律，还宫均法，令上下晓知十二律音，则郑声无由乱于雅也。今著《大乐十二均图》一卷，备载律吕宫调，又各取本宫乐章一首，附于篇，以图考声，则雅郑昭然别矣（《无为集》卷一五。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五，《玉海》卷一○七、一○九，《文献通考》卷九四、一三○、一四七，《宋史》卷一二八《乐志》三、卷一四○《乐志》一五，《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八。）。

镇论声器之失，以为国朝李照以纵黍累尺，胡瑗以横黍累尺，皆失之于以尺而生律也。房庶之法，以律而生尺，得古之制。镇用太府尺以为乐尺，下今乐一律有奇，以为得其理。谨按，皇帝命伶伦断竹节两闭，听凤之鸣，以为律吕，此造律之本也。初无用黍之法。至汉《律历志》则曰：「度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又曰「量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乃有用黍之制矣。镇以谓世无真黍，乃用太府尺以为乐尺，盖出于镇一家之言，而又下一律有奇，其实下旧乐三律矣。然则管笛之类，比旧差长，窍比旧差大而短，未知久长而可用之乎？

熙宁、元丰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景仁。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二公盖相得欢甚，皆自以为莫及，曰：「吾与子生同志，死当同传」。而天下之人亦无敢优劣之者。二公既约更相为传，而后死者则志其墓。故君实为《景仁传》，其略曰：「吕献可之先见，景仁之勇决，皆予所不及也」。轼幸得游二公间，知其平生为详，盖其用舍大节，皆不谋而同。如仁宗时论立皇嗣，英宗时论濮安懿王称号，神宗时论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后如左右手。故君实常谓人曰：「吾与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于论钟律，则反复相非，终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茍同者。君实之没，轼既状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志其墓，而轼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孙皆以为君实既没，非子谁当志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辞！公姓范氏，讳镇，字景仁。其先自长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华阳。曾祖讳昌祐，妣索氏。祖讳昌，妣张氏。累世皆不仕。考讳度，赠开府仪同三司。妣李氏，赠荥国太夫人，庞氏，赠昌国太夫人。开府以文艺节行，为蜀守张咏所知。有子三人。长曰镃，终陇城令。次曰锴，终卫尉寺丞。公其季也。四岁而孤，从二兄为学。薛奎守蜀，道遇镃，求士可客者，镃以公对。公时年十八，奎与语奇之，曰：「大范恐不寿，其季廊庙人也」。还朝与公俱。或问奎入蜀所得，曰：「得一伟人，当以文学名于世」。时故相宋庠与弟祁名重一时，见公称之，祁与为布衣交。由是名动场屋，举进士，为礼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过三人，则礼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声自陈，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无一言。廷中皆异之。释褐为新安主簿。宋绶留守西京，召置国子监，使教诸生。秩满，又荐诸朝，为东监直讲。用参知政事王举正荐，召试学士院，除馆阁校勘，充编脩《唐书》官。当迁校理。宰相庞籍言公有异材，恬于进取，特除直秘阁，为开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谏院兼管句国子监。上疏论民力困弊，请约祖宗以来官吏兵数，酌取其中为定制，以今赋入之数十七为经费，而储其三以备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盐铁转运，或判户部度支，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益兵无穷，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请使中书、枢密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同制国用」。葬温成皇后。太常议礼，前谓之园，后谓之园陵。宰相刘沆前为监护使，后为园陵使。公言：「尝闻法吏舞法矣，未闻礼官舞礼也。请诘问前后议异同状」。又请罢焚瘗锦绣珠玉以纾国用，从之。时有敕，凡内降不如律令者，令中书、枢密院及所属执奏。未及一月，而内臣无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诏故违不执奏之罪。石全斌以护温成葬，除观察使。凡治葬事者，皆迁两官。公言章献、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无此比，乞追还全斌等告敕。文彦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时两制不得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间见。公言隆之以虚礼，不若开之以至诚，乞罢郊迎而除谒禁，以通天下之情。议减任子及每岁取士，皆公发之。又乞令宗室属疏者补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顾恐天下谓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别其贤者显用之，不没其能，乃所以睦族也」。虽不行，至熙宁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宽容，言事者务讦以为名。或诬人阴私。公独引大体，略细故。时陈执中为相。公尝论其无学术，非宰相器。及执中嬖妾笞杀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阴阳不和，财匮民困，盗贼滋炽，狱犴充斥，执中当任其咎。闺门之私，非所以责宰相」。识者韪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为。公独奋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养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愿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择宗室贤者，异其礼物，而试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报。因阖门请罪。会有星变，其占为急兵。公言：「国本未立，若变起仓卒，祸不可以前料，兵孰急于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书，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两至中书，大臣皆设辞以拒臣，是陛下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也。臣窃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变耳。中变之祸不过于死，而国本不立，万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忧，则其祸岂独一死而已哉！夫中变之祸，死而无愧，急兵之忧，死且有罪，愿以此示大臣，使自择而审处焉」。闻者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杂事。公以言不从，固辞不受。执政谓公，上之不豫，大臣尝建此策矣，今间言已入，为之甚难。公复移书执政曰：「事当论其是非，不当问其难易。速则济，缓则不及，此圣贤所以贵机会也。诸公言今日难于前日，安知他日不难于今日乎」？凡见上，面陈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馀日，须发为白，朝廷不能夺。乃罢知谏院，改集贤殿修撰，判流内铨，修起居注，除知制诰。公虽罢言职，而无岁不言储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动上心。及为知制诰，正谢上殿，面论之曰：「陛下许臣今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明年，又因袷享献赋以讽。其后韩琦卒定策立英宗。迁翰林学士充史馆修撰，改右谏议大夫。英宗即位，迁给事中，充仁宗山陵礼仪使。坐误迁宰臣官，改翰林侍读学士，复为翰林学士。中书奏请追尊濮安懿王，下两制议，以为宜称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非执政意，更下尚书省集议。已而台谏争言其不可，乃下诏罢议，令礼官检详典礼以闻。公时判太常寺，率礼官上言：「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则其父容可以称皇考，然议者犹非之，谓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凡称帝若皇若皇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于是具列仪礼及汉儒论议、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读学士出知陈州。陈饥，公至三日，发库廪三万贯石，以贷不及奏，监司绳之急，公上书自劾，诏原之。是岁大熟，所贷悉还，陈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迁礼部侍郎，召还，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群牧使、句当三班院、知通进银台司。公言：「故事，门下封駮制敕，省审章奏，纠举违滞，著于所授敕，其后刊去，故职寖废，请复之，使知所守」。从之。纠察在京刑狱。王安石为政，始变更法令，改常平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汉之盛时，视谷贵贱发敛，以便农末，最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于唐之衰乱，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与五十步之间耳。今有二人坐市贸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倾夺，则人皆知恶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恶乎」！疏三上，不报。迩英阁进读，与吕惠卿争论上前，因论旧法预买䌷绢亦青苗之比。公曰：「预买亦敝法也。若陛下躬节俭，府库有馀，当并预买去之，奈何更以为比乎」？韩琦上疏，极论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条例司疏駮之。谏官李常乞罢青苗钱，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还其诏书。诏五下，公执如初。司马光除枢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职，诏许辞免，公再封还之。上知公不可夺，以诏直付光，不由门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乞解银台司」。许之。会有诏举谏官，公以轼应诏，而御史知杂谢景温弹奏轼罪。公又举孔文仲为贤良。文仲对策，极论新法之害。安石怒，罢文仲归故官。公上疏争之，不报。时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致仕。疏五上，最后指言安石以喜怒赏罚事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安石大怒，自草制极口诋公，落翰林学士，以本官致仕。闻者皆为公惧。公上表谢，其略曰：「虽曰乞身而去，敢忘忧国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天下闻而壮之。安石虽诋之深，人更以为荣焉。公既退居，专以读书赋诗自娱。客至，辄置酒尽欢。或劝公称疾杜门。公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节乞随班上寿，许之。遂著为令。久之归蜀。与亲旧乐饮，赈施其贫者，期年而后还。轼得罪，下御史台狱，索公与轼往来书疏文字甚急，公犹上书救轼不已。朝廷有大事，辄言之。官制行，改正议大夫。今上即位，迁光禄大夫。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迁僖祖。及神宗即位，复还僖祖而迁顺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与汉高祖同，僖祖不当复还。乞下百官议」。不报。及上即位，公又言乞迁僖祖，正太祖东向之位。时年几八十矣。韩维上言：公「在仁宗朝，首开建储之议，其后大臣继有论奏，先帝追录其言，存没皆推恩，而镇未尝以语人，人亦莫为言者，虽颜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禄，不能过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学士。特诏长子清平县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诏语有曰：「西伯善养，二老来归。汉室卑词，四臣入侍。为我强起，无或惮勤」。公固辞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举嵩山崇福宫。公仲兄之孙祖禹，为著作郎，谒告省公于许。因复赐诏，及龙茶一合，存问甚厚。数月，复告老，进银青光禄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乐，下王朴乐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与司马光皆与。公上疏，论律尺之法。又与光往复论难，凡数万言，自以为独得于心。元丰三年，神宗诏公与刘几定乐。公曰：「定乐当先正律」。上曰：「然。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区、釜、斛，欲图上之，又乞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刘几即用李照乐，加用四清声而奏乐成。诏罢局，赐赉有加。公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及提举崇福宫，欲造乐献之，自以为嫌，乃先请致仕。既得谢，请太府铜为之，逾年乃成。比李照乐下一律有奇。二圣御延和殿，召执政同观，赐诏嘉奖，以乐下太常，诏三省、侍从、台阁之臣皆往观焉。时公已属疾，乐奏三日，而薨。实元祐三年闰十二月癸卯家朔，享年八十一。讣闻，辍视朝一日，赠右金紫光禄大夫，谥曰忠文。公虽以上寿贵显，考终于家，无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阅三世，皆以刚方难合，故虽用而不尽。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礼以起公，而公已老，无意于世矣，故闻其丧，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里洞达，遇人以诚，恭俭慎默，口不言人过。及临大节，决大议，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笃于行义，奏补先族人而后子孙，乡人有不克婚葬者，辄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馀人，虽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饮食必均。兄镃卒于陇城，无子，闻其有遗腹子在外，公时未仕，徒步求之两蜀间，二年乃得之，曰：「吾兄异于人，体有四乳，是儿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荫，今为承议郎。公少受学于乡先生庞直温。直温之子昉卒于京师，公娶其女为孙妇，养其妻子终身。其学本于六经仁义，口不道佛老申韩异端之说。其文清丽简远，学者以为师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贡举，门生满天下，贵显者不可胜数。诏脩《唐书》、《仁宗实录》、《玉牒日历类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议论，未尝不与。契丹、高丽皆知诵公文赋。少时尝赋「长啸却胡骑」，及奉使契丹，虏相目曰：「此长啸公也」。其后兄子百禄亦使虏，虏首问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谏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乐书》三卷，《国朝韵对》三卷，《国朝事始》一卷，《东斋记事》十卷，《刀笔》八卷。积勋柱国，累封蜀郡开国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户，实封五百户。娶张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长安郡君。子男五人。长曰燕孙，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监中岳庙。次百嘉，承务郎，先公一年卒。次百岁，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虑，承务郎。女一人，尝适左司谏吴安诗，复归以卒。孙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户参军。祖朴，长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务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务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孙女六人，曾孙女三人。公晚家于许，许人爱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县汝安乡推贤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诗赋为名进士，及为馆阁侍从，以文学称。虽屡谏争及论储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颇秘，世亦未尽知也。其后议濮安懿王称号，守礼不回，而名益重。及论熙宁新法，与王安石、吕惠卿辨论，至废黜不用，然后天下翕然师尊之，无贵贱贤愚，谓之景仁而不敢名，有为不义，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谢，轼往贺之曰：「公虽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乐，曰：「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轼以是愧公。铭曰：

凡物之生，莫累于名。人顾趋之，以累为荣。神人无名，欲知者希。人顾忧之，以希为悲。熙宁以来，孰擅兹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实在洛，公在颍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实既来，遁归于洛。絷而维之，莫之胜脱。为天相君，为君牧民。道远年徂，卒徇以身。公独坚卧，三诏不起。遂解天刑，竟以乐死。世皆谓公，贵身贱名。孰知其功，圣人之清。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无丧无得。君实之用，出而时施。如彼水火，宁除渴饥。公虽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云相望。公维蜀人，乃葬于汝。子孙不忘，尚告来者。

郡守杜扦率从事张元龟、掾属□璟、李照同游大云洞，登秀岩亭，会饮联句，薄暮而还。元丰庚申岁仲春月戊戌日题。

太常大乐钟声凡三等：王朴乐一也，李照乐二也，胡瑗、阮逸乐三也。王朴之乐其声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尝言，不俟论而后明。仁宗皇帝景祐中，命李照定乐，乃下律法，以取黄钟之声。是时人习旧听，疑其太重，李照之乐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乐，比王朴乐微下而声律相近。及铸大钟成，或讥其声弇郁，因亦不用。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乐。乐工等自陈，若用王朴乐，钟磬即清声难依。如改制下律，钟磬清声乃不用，益验王朴钟磬太高，难尽用矣。今以三等钟磬参校其声，则王朴、阮逸之乐，黄钟正与李照乐之太簇相当。王朴、阮逸之乐，编钟、编磬各十六，虽有四清声，而实差黄钟、大吕之正声也。李照之乐，编钟、编磬各十二，虽有黄钟、大吕，而全阙四清声，非古制也。圣人作乐以纪中和之声，所以导中和之气，清不可太重，高不可太下，使八音协谐，歌者从容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谓也。臣等因请择李照编钟、编磬十二参于律者，增以王朴无射、应钟及黄钟、大吕清声，以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之四清声，俾众乐随之，歌工兼清声以咏之。其音清不太高，重不太下，中和之声可以考矣。欲请下王朴乐二律，以定中和之声，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则别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