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惟大乐之本，金石为先，曩制相沿，典策具在。盖前圣善制，取法非一，故有十二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二之数也？且钟磬八音之首，丝竹以下，受而为均，故圣人尤所用心焉。《春秋》号乐，总言金奏，《诗·颂》称美，实依磬声，谅兹二器，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法于古。臣等以为有不可者四，甚不可者一。《传》曰天子用八者，诚羽舞之列也。然钟磬亦取用八之义，故先儒引以为言。夫八音生于八风，是制乐之本。钟磬得倍其数者，由统率众器，使无遗声，十六之兴，其义在此。若止于十二，是亏天子用八之义，且不得尽气之声，一不可也。后王相尚，亦时改作，诸儒偏见，或存异说。盖尝有十九钟、二十一钟者矣，十四钟、二十四钟者矣，虽暂施乐府，概见篇籍，及钜儒名臣，讨论至当，俾克行远，终归十六，今欲隳至当行远之法，二不可也。汉成帝时，犍为郡水滨得古磬十六枚，汉家因是议明堂辟雍，以立制度。验此一事，盖非近物，故班固之作《汉志》，康成之注《周官》，杜预之释《传》文，阮氏之图三《礼》，而十六之数，初无异论。且前儒名学，各有师承，脱无全文，当慎疑阙，非如今世之儒，师心独得，便为可行也。唐家稽古，礼乐最为详备，今其所存者，止《通礼》、《会要》、《令式》《、六典》、《义纂》、《义罗》之类，究寻钟磬之数，咸云十六。惟有《乐府杂录》，乃唐人段安节所著，于雅乐部有编磬十二之说。臣详览其书，舛驳特甚，且其文曰：「雅乐十二律钟，依月律排之，每面石磬及编磬各一架，每架各编钟十二，亦依律吕」。叙事之体，诚有工拙，至于铺陈名物，要须有次。今于编磬各一架之下，便云每架各编钟十二，且钟架尚未有说，钟数何缘先见？漏落颠倒，判其非真。又安节当僖昭丧乱之馀，唐家备乐，既以残缺，而安节但率所见，笔之于书，所传之事，故多失实。今舍《周官》汉瑞之明据，背班固、康成之名学，斥唐家正典之法，遵后人失传之议，此三不可也。而照引正经四义，为编钟十二之据。其一引《周礼》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臣等谓「为之数度」者，若黄钟之钟九寸，倍而更半之，其长二尺二寸五分之类也。「为之齐量」者，乃是十有二声之钟，取其所容，以为声之齐量，非论钟之数也。其二引春秋晏子之言，「七音六律，以奉五声」。臣等谓七音，七均也；六律，兼六吕而言之也。以奉五声者，是用十二律行于七均，奉五声而为之十二也。此盖普说乐意，非如照指定钟体，强配十二也。其三引季子观乐，美《韶》乐曰：「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照解之曰：「五声和者，则舜琴五弦，七音六律十二管之义也。夫五弦之中，自具七音，数用十二管，五声各一，盖无偏重，则五声和矣。若武琴七弦，则九音八律十六管之义，宫商变宫三位重复，则五声不和矣。八风平者，亦是五弦之中既具十二管，则与八风自相均，此乃八风平也。若武琴七弦，当具十六管，则有十一风，正北、东北、正东之风偏重，则八风不平也」。臣等据《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聘于鲁，请观周乐，为之歌《颂》。《颂》者，今《诗》之周、鲁、商《颂》也。季子曰：「至矣哉！五声和，八风平，盛德之所同也」。则季子之言，美三《颂》之盛德，非为《韶》乐而发也。夫周家之乐，自用七弦之琴，既用七弦，亦得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则照之前言，不惟误引经传，兼亦自相矛盾。其四引《国语》：「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照谓月令十二，而均度之法不可增减。又曰「考其中声，量之以制」，照谓除去减倍之声，唯存正中之声也。又曰「度律均钟」，照谓以十二律声均调十二钟也。「纪之以三」，照谓度量衡法以成钟也。「平之以六」，照谓造钟之法不可过六律。「成于十二」，照谓六律之变极十二之数，此天然造化之法，必十二为体也。

准敕送下太乐局丞贾文显等状称，大乐宫县镈钟，每遇皇帝行礼，即依众乐随月用律，令臣等与李照详定，合如何考击，可以合于月律之制。臣等参详典故，推究古今所述镈钟之因，谨具条上者。案李宗谔《太常乐纂》云：「太乐十二镈钟，各依月律考击，自来传习三调六曲，所谓三调者，黄镈宫、太簇宫、蕤宾宫是也；六曲者，三调中各有《隆安》、《正安》两曲是也。近因拣阅乐工，遍令考击，别以编钟一架应之，旋相为宫，备谐律吕。然金奏之中，镈钟为难，如一声稍缓，则宫商失序。茍十二钟工人皆能精习所业，考击之际，疾舒有伦，变宫变徵，随月用律，雅乐诸曲，无所不通矣」。又据司封员外郎、集贤校理聂冠卿检详典故云：「镈钟，《周礼》钟师掌金奏（击金以为奏乐之节。金，谓钟及镈。），镈师掌金奏之鼓（主击晋鼓，掌其镈钟。）。贾公彦曰：『镈师不自击镈，使视瞭击金奏之鼓耳』。又曰：『金即镈钟。案视瞭职直云乐作击编钟，不言镈，镈与钟同类，大小异耳，既击钟，明亦击镈』。又《仪礼·大射》：『乐人宿县于阼阶东，笙磬西面，其南笙钟，其南镈，皆南陈（东方钟磬谓之笙。镈如钟而大，奏乐以鼓镈为节。）』。《尚书大传》：『天子将出，撞黄钟，右五钟皆应（黄钟在阳，阳气动，以动告静，静者皆和之。）；入则撞蕤宾，左五钟皆应（蕤宾在阴，东五钟在阳，君将入，故以静告动，动者皆和之。）』。《北史》：『魏永安未，元孚表依十二月为十二律吕，各准辰次，当位设县。月声既备，随月击奏，则会还相为宫之义，又得律吕相生之体』。《隋书·乐志》：『古者镈钟，据《仪礼》，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又大射有二镈，皆乱击焉，乃无成曲之理。依后周以十二镈相生之法击之，声韵克谐』。《大乐曲制》：『天子宫县之乐，镈钟十二，编钟十二，编磬十二，凡三十六虡。宗庙与殿廷同。郊丘社则二十虡，面去别编钟磬各二虡』。周显德五年，枢密使王朴表曰：『唐末及晋、汉，未暇及于礼乐，虽有乐器，殊无相应之和。以至十二镈钟，不问声律宫商，但循环而击』」。臣等推究制度在前，案今镈钟虽有为节之文，而无击奏之法，伏乞依辰列位，随均为节，庶几与众乐谐合。况今已施殿廷，但未及郊庙之用，欲望自今并施郊庙，以备祀享之荐。若轩县所施之处，即乞不用，亦所以重备乐而尊王制也。

按祁所论，其一论武舞所执九器，各有所用。臣等参考礼典，盖是音官因循，致使前后不伦，有乖古仪。今请并如祁奏，凡武舞始入，执旌最前，鼗次之，铎又次之，铎又次之，相又次之，分左右。及舞成，则鸣铙筑雅以出。雅亦分左右，总九器。其入也，铙雅不作；其出也，鼗、铎、錞等亦不作。其二乞别撰郊庙歌曲，述祖宗积累之业。臣等窃详太常合用乐章，皆咸平以后选官缀撰，又有太宗、真宗圣制《朝天》、《平晋》二曲，及圣祖乐章。铺宣德美，播在乐府。今祁请陛下取三圣宝录，摭其武功文德，作为歌诗，别诏近臣略依《生民》、《公刘》、《猗那》、《长发》之比，裁属颂声。此则系自圣虑，非外廷敢议。其三论太乐局设雷鼓、灵鼓、路鼓，备而不击，及无三鼗。其四论有舂牍之名而无舂牍。其五论竽及巢笙。其七论以尺定律。以上四者，臣等切闻朝廷昨命李照考定钟律，多已釐正。欲望以祁今议送冯元，令与照等参议，如命修改，别禀处分。其六请精选太常乐工及募知音者备太常官属。窃见昨降诏书，已行搜访，所请备置官属，精择乐工事，系朝廷行之为允。祁所撰《图义》订正今古，研究乐事，辞约义畅，深见该洽。今冯元等方纂乐事，欲望以祁此书付元，如可参用，即取缵缀附入，仍委脩乐书所别写一本，送上秘府，编入部类，庶当制乐之日，并宜稽古之能。

参详李照新乐，比旧乐减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依据，欲望将来郊庙行礼，且用和岘所定旧乐。兼得大乐令单仲辛等状，称旧乐钟磬内不经李照镌磨者见存馀七架，将来郊庙殿庭，可以互换祗应。

准中书送下监铸编钟所李照状，为乞减编钟十六为十二事，

臣伏睹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奏劄子节文：「臣曾将《景祐广乐记》看详，备见实纪李照所造违古之乐，上荐天地宗庙。臣窃闻和岘减定钟律等见今存在，欲乞特降圣旨指挥，下太常寺复用旧乐者」。奉敕：「已差资政殿大学士宋绶等与两制同共详定闻奏」。伏缘臣自景祐元年中，曾蒙差付太常寺，与燕肃等同共磨治钟磐，后来亲见李照重定律度，及相次提举胡瑗别造钟磐，臣于太常乐器，粗知本末，茍有所见，不容隐默，谨用画一如后。

一、李照所造钟磬，当时只是将太府寺布帛尺一面定法改造，比旧乐顿下四律。伏缘李照资性诡僻，辩论专固，莫非出自私意，不循古法。其尺约长王朴尺二寸，其斗法以六百二十黍为一龠，六龠为一合（自古合龠为合，今顿差四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谓之律斗。其秤以一升水之重为一斤（比今太府见用官秤，一斤零十一两），十斤为一秤（今太府以十六斤为一秤。），谓之律秤。又减钟磐十六枚为十二枚（自古经史中无十二枚为一架。）。其钟之形状，并不依典故。声韵遥长，掩遏群乐。又李照自造太竽、大笙，亦充大乐行用，皆惉懘新声，不依古制。及有新降到双凤管，乐工吹之，并不成声。李照虽自称晓达音律，其实与伶官贱工识见无异。遂敢败坏祖宗以来旧乐，使朝廷以不法之器，荐见天地祖宗，四海传闻，莫不窃议。只如照所定黄钟之管，乃是南吕倍声。旧黄钟九寸正声，却降在太蔟、夹钟之间。其太蔟商声，君声君位也。今君声降在臣位，羽声来处尊宫，三年有馀，于理尤害。天灾人事，不合常理，皆不祥之大也。如此数事，人无愚智，所共明知。陛下况深达律吕，可以断自圣虑，便从改正。应于李照曾奏请添损并违今背古者，乞如韩琦所奏，一切皆令停罢，尽复祖宗旧制。

一、太常寺旧乐，本自唐昭宗时雅乐亡散，器无孑遗。寻有博士商盈孙，参约典故，更造钟磐。其后五代相传，习而不改。至周时王朴重定尺度，略加添正。太祖朝又诏和岘以景表尺，重加磨治，稍令声下。昨缘景祐二年，燕肃始乞修正乐器。其时只得王朴律准，又无王朴所定律尺律管，参验音韵。而燕肃只据律准与钟磐见声，按定高下。即是此太常旧乐，比王朴时已自不同。况和岘减定后，又经真宗朝景德中李宗谔一次修饰，至燕肃，凡经三度磨铝。然俱不先立尺度律管，所以后来无处根正法度音律。然其旧器传自唐末，祖宗三圣无人轻议，用之荐享八十馀年。虽非的然如舜《韶》、周《武》，法度明备，要之沿袭本末，实与典礼最近，非同李照率意诡妄，制作不经。今若陛下且以考旧典差近法度，即乞先取景表尺裁铸律管，以按王朴律，然后和岘当时所定声律高下，确然可见。况旧钟尚有七百馀枚，系本寺收管，略加磨铝，令与声律相协。所有旧磬，为照定乐时尽底界截破坏，无见存者。若且将李照所定石磬，自太蔟以下，刻磨长短，亦与旧乐黄钟以下髣髴相近；及将本寺磬朴二百馀片，相兼添补，亦可谐合音律，与钟粗得三县，即可于将来南郊大礼前一时了毕。不过数月，便可见功。其馀丝竹诸器，只是移正声调，便成雅乐。况礼乐之本，出自天子。今陛下天纵睿圣，通知音律，复古顺道，何所致疑？伏乞即下有司，速令修复，以旌善述之美。

一、景祐三年，诏令臣监领胡瑗铸造钟磬一架。臣伏见胡瑗晓算法，能将先儒所说黄钟管内八百一十分为方分算法并与郑康成《周礼注》及班固《律历志》古法相合。自隋唐以来，诸儒辨论黄钟一龠之法，皆不及瑗。相次于杂物库请铜铸之时，忽于杂铜内得古钟三枚，即不知甚年，及是何州府纳到。臣与故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即时验认。其钟古质精妙，项镈皆有廉隅。上有三十六乳，馀外瑑云气为饰。其两栾之制如铃不圆，正与《周礼》所说形制相符。一钟破损，二钟尚可叩击。遂子细洗涤，于钟上有篆文两行。其篆亦字体古简，推本其文，不是近代所造，乃是汉魏间所用者。其文曰：「越作朕皇祖文考宝和钟，越思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凡二十二字。臣与冯元商量，此既古器，又合经典（除三十六乳与郑康成说小异。康成以为钟每面三十六乳，即一钟合七十二乳。）。遂画图样进呈后，一面勒令胡瑗悉依古钟形状制造新钟，成一十六枚。其胡瑗所定律尺律管，比王朴钟只下半律，钟磬甚得谐韵。其时不曾许当面进呈，遂只送太常寺收系，即目见在。后来又蒙别差官详定李照、胡瑗等律尺管，其时议者皆云，胡瑗实龠之黍，或有大小不同，以为未尽合古，遂抑而不行。至于八百一十分之法，则尽以为然，无有非者。臣以为胡瑗之尺，黍虽有长短大小之差，未尽合古，然比旧乐又近法度。如更使诸儒略加论讨，庶可施行而合雅正矣。臣又窃尝谓陛下用心详定雅乐之日，获此古钟，乃是瑞应。因此若便定律石律管，使诸儒极意论难，从其长者，定为尺法，然后作钟石以声之，有何不可？而前来议者，固执李照不法之器，以为此乐已经郊祀天地，不可轻改，更候有知音者，然后改之。且祖宗旧乐，相传八十馀年，经真宗东封西祀，一旦为李照狂妄率然败坏，却无轻改之惮。今欲依据经典，裁正律度，反以为更候知音。假如今世遂无知音，则是李照不经之器，便传后代，取笑千载，此亦陛下昭然可判议者之大谬也。臣以为陛下既自明律度，不须更以知音为言。夫知音自古难得，非独今也。若世无夔、牙，则且当以法度自据。虽有清浊高下，其失不远。故臣愿陛下只将胡瑗八百一十分之法，诏取上党秬黍，择其中者，差一二精力宫官，及左右一二信臣，于宫中重加校定。陛下因以馀暇，亲临制决。黍定求寸，寸定求尺，尺定则律、度、量、衡四物皆正矣。然后依古法，将新尺试以推步，晷景若合，此一不谬也。试以新管埋地候气，气候若应，此二不谬也。然后可以遂颁天下，明告以律度量衡之法，因之修定雅乐，诏当今稍知音律经术者，同加讨论，事无不齐。然此一事，虽非朝夕急政，陛下能以万几之暇，虑而定之，亦千载不刊之美也。其有先获古钟，恐禁中忘记当时进呈图样，今再画到一本，随状进呈。

右，谨具如前。臣以儒史为业，合为文辞敷启。又缘臣久在病假，既不获乞上殿面奏，今来事涉辩论，不敢修饰文语，贵要畅尽事理，是敢直说本末。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先与冯元等同修《乐书》，其时李照用立黍累尺改作钟磬，寻知照新乐不协停废，却用旧乐。缘《乐书》是一朝大典，欲乞降《乐书》旧本付臣，删去李照《乐书》一节，未备事迹，就加添正。

臣闻道路传言，已降指挥：今月十六日皇帝御后殿，令中书、枢密院及修书臣僚同于上前详议李照、胡瑗所定乐是非事。臣窃谓乐者因声以布其和，声者因器以宣其用。故假金石以为器，然后声得其和；分宫商以为音，然后乐可以审。今李照之说，形器可辨；胡瑗之议，音律未传。以此而欲定优劣，不亦难乎？又况言有辨讷，意有巧拙，又安能顷刻之间定之乎？臣又以为古之作乐者，知声有清浊，故吹律以制其中；恐久而失传，故累黍以存其法。后世增损，不能识其本声，若以古法求之，尚或得其髣髴。疑古而不用，未知凭何可从。况胡瑗所定，颇有经据，何不试令造钟磬一编，与李照之乐，更可迭奏。取其丝竹之声，谐和而不相夺者，定以为优，而后行用，彼时集议，亦未为晚。臣顷闻谈者云云，并言李照学无师法，自传损益，又挟阎文应以为内助，故得纷然恣其偏见，而律度疏长，钟声振作，不守古制，不可垂法。察于众言，照未全。若以乐为政之大者，当谨重改作，则宜谨于李照未改之前。今既改而未定，又宜详考律吕，审酌制度，以防其失。臣故谓当令胡瑗作为钟磬，而与照乐两辨其声，然后是非灼然，如在衡鉴，不辨而可知也。臣不任区区瞽言待罪之至。

臣前承宣诏崇政殿观新乐，近又闻圣旨，以将来南郊且用旧乐，令两制详定。伏以后周乐律，本王朴、窦俨之所考正，朴既人杰，俨亦通儒，制作所传，必贯精义。按朴疏云：自秦而下，旋宫声废，自汉至隋，垂十代凡数百年，所存者黄钟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声，其馀五律，谓之哑钟。唐太宗用祖孝孙、张文收考定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唐末之乱，工器都尽，购募不获，文记亦亡，集官详酌，终不知其制度。梁及后唐、晋、汉，缺坏尤甚，至于十二镈钟，不复通其声律，但循环而击之，编钟、编磬，具仪而已，丝、竹、匏、土，仅有七声。作黄钟之宫一调，亦不和备，其馀八十三调，于是乎泯绝。世宗临视钟虡，患雅声沦替，乃命窦俨考详八音，粗加和会，以朴通于律历，宣示《古今乐录》，令加讨论。朴遂依周法，以秬黍定尺，作律准；十三弦分尺寸设柱，以准十二管之声；十二声中旋，用七声为均。旋宫之声久绝，由朴而复出，遂命太常按习。国初因之，后太祖以雅乐声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因诏和岘审详其理。岘言王朴黍尺较西京铜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乐声之高，良由于此。乃诏依古法，创新尺并黄钟九寸管，令工人品校其声，果下于王朴所定管一律，遂重造十二管取声，自此乐音和畅。景德中，御史上言，太常乐器多损，音律不调，先皇命李宗谔考较课习，既而亲临阅之，亦先以律准定钟石，自是乐府寖有制度。陛下自景祐以来讲求乐事，于时李照辈各率所见，议论不经，制作乖方，寻亦废罢。圣心深维治本以礼乐为大事，故孜孜访逮，必欲尽其精要，考音制器，盖已详备矣。在周王朴虽造律准，略定八音，尔时世宗方经略四方，用干戈征伐海内，日不暇给，盖但编次旧器，考击粗谐会而已。艺祖诏和岘重定律尺，亦未尝有所改造也。今陛下既合众议，新作金石，试之广廷，声律又协，此乃艺祖之遗意，先皇之远怀，夫又何疑，成而不用？夫乐本于人心，成声于物，声既和，而反感于人心者也。先王以是交人神，变风俗，其用大矣。然历代之审音者常鲜其人，又音乐之妙，非浅学所及，应于耳而通于心，然后能达其精微之致。儒生学者按文泥古，跼于形器制度之间，而不自知律吕本于自然之道；音官艺人，记其搏拊节奏之序，而不能知教化之原。臣往年尝蒙宣示《乐府要略》，窃以蒙昧，妄为注解，即知圣心之于乐律通达，本于天纵也，外廷诸臣不足以仰望清光，预制作之议。今郊祀日近，乞令太常勒工人按肄新器，使益精习，用之礼天地，荐祖宗，以伸陛下之孝诚，则积年之勤，亦不虚设，无烦过事谦损，以稽盛节（《乐全集》卷二四。又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八。）。

海内：清抄本、《历代名臣奏议》无。

右古器铭六，余尝见其二：曰甗也，宝和钟也。太宗皇帝时，长安民有耕地得此甗，初无识者。其状下为鼎，三足，上为方甑，中设铜箄，可以开阖，制作甚精，有铭在其侧。学士句中正工于篆籀，能识其文，曰甗也，遂藏于秘阁。余为校勘时，常阅于秘阁下。景祐中修大乐，冶工给铜更铸编钟，得古钟，有铭于腹，因存而不毁，即宝和钟也。余知太常礼院时，尝于太常寺按乐，命工叩之，与王朴夷则清声合。初，王朴作编钟，皆不圆，至李照等奉诏修乐，皆以朴钟为非。及得宝和，其状正与朴钟同，乃知朴为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八日书。

朝散大夫、行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知邓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上轻车都尉、阳夏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谢公，讳绛，字希深。其先出于黄帝之后，任姓之别为十族，谢其一也。其国在南阳宛，三代之际，以微不见，至《诗·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营谢邑以赐申伯。盖谢先以失国，其子孙散亡，以国为姓。历秦、汉、魏，益不显，至晋、宋间，谢氏出陈郡者始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宾客讳涛，其爵陈留伯，至公开国，又为阳夏男，皆在陈郡，故用其封，复因为陈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随世而迁。其谱自八世而下可见，曰八代祖汾，为河南缑氏人；至五代祖希图，始迁而南，或葬嘉兴，或葬丽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阳。公以宝元二年四月丁卯来治邓，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远不克归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阳，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举以祔。后娶高氏，文安县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将作监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欧阳修吊而哭于位，退则叹曰：「初，宾客之薨，修获铭其德，纳诸富阳之原。今又哭公之丧，哭者在位，莫如修旧，盖尝铭其世矣」。乃论次其终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试秘书省校书郎，复举进士中甲科，以奉礼郎知颍州汝阴县，迁光禄寺丞。上书论四民失业。杨文公荐其材，召试，充秘阁校理，再迁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晋陵郡君许氏忧，服除，迁太常博士。用郑氏经、唐故事，议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圣中，天下水旱而蝗，河决，坏滑州。又上书，用《洪范》五行、京房《传》推灾异所以为天谴告之意，极陈时所阙失，无所讳。与修《真宗国史》，迁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通判河南府。移书丞相，言岁凶，嵩山宫宜罢勿治。又上书论妖人、方术士不宜出入禁中，请追所赐先生、处士号。岁满，权开封府判官，再迁兵部员外郎，为三司度支判官。上书，论法禁密花透背，诏书云自内始，今内人赐衣，复下有司取之，是为法而自戾，无以信天下。又言后苑作官市龟筒，亦禁物，民间非所有，有之为犯法，因请罢内作诸器。皆以其职言。又言有司多求上旨，从中出而数更，且谓号令数变则亏国体，利害偏听则惑聪明，请者务欲各行，而守者患于不一，请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院，然后行。郭皇后废，上书，用《诗·白华》引申后、褒姒以为戒。景祐元年，丁父忧，服除，召试知制诰，判流内铨。谏者言李照新定乐不可用，下其议，议者久不决。公为两议，曰：「宋乐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从旧」。乃署。其一议曰：「从新乐者异署」。议者皆从公署。公为人肃然自修，平居温温，不妄喜怒。及其临事敢言，何其壮也！虽或听或否，或论高而不能行，或后果知其言，皆传经据古，切中时病。三代已来，文章盛者称西汉，公于制诰，尤得其体，世所谓常、杨、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于为政，无所不达，自汝阴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钱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属之。是时，庄献明肃太后、庄懿太后起二陵于永安，至于铁石畚锸，不取一物于民而足。修国子学，教诸生，自远而至者百馀人，举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闻公丧，皆出涕，诸生画像于学而祠之。初，吏部拟官，以圭田有无为均。公取州县田，覆其实者，准其方之物贾，差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无实者皆不用，人以为便。天下之吏有定职而无定员，故选者常患其多而久积，吏缘以奸。至公为之选，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称其平。其遇事尤剧，尤若简而有馀。及求知邓州，其治益以宽静为本，州遂无事。先时，有妖僧者以伪言诱民男女数百人，往往昼夜为会，凡六七年不废。公则取其首恶二人寘之法，馀一不问。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于不苛。南阳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来远而少能及民，而堰撤墩破。公议复召信臣故渠，以罢邓人岁役，而以水与民，大兴学舍，皆未就而卒。始公来邓，食其廪者四十馀人，或疑其多，及其丧，为之制服，其治衣栉，才二婢，至三从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廪无馀粟，家无馀赀。入哭其堂，椸无新衣。然平生喜宾客谈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间，自守不回，而外亦不为甚异，此其始终大节也。昔太史公世称其文善以多为少，今予不能，乃不暇具书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略书之。噫！公之事何多欤！繁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寿，且用极其材，则凡今所书，又有不暇书而又著其尤大者尔。将葬，其嗣子某来乞铭。铭曰：

寿吾不知，命系其偶。不俾其隆，安归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为，而公之有。

臣伏闻乐音之起，生于人心，是以喜怒哀乐之情感于物，则噍杀啴缓之声随而应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者，其旨斯在。孟子之对齐宣王，亦有「今乐犹古乐」之说，言能与百姓同乐，则古今一人。唐太宗听祖孝孙新乐，乃谓「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治之隆替，莫不由此」。魏玄成对以「乐在人和，不由音调」，此皆圣贤述乐之大方也。以臣识暗艺薄，素非知音，陛下设赐甄采，使待罪谏列，首被诏旨，令与丁度等详定胡瑗、阮逸、邓保信所造钟律事。臣粗考前志，参验今古，二家之说，差舛未安。盖逸、瑗之围方分，保信之用长黍，质之典据，皆所无闻。伏自艺祖造邦，二宗接统，缛礼具举，熙事咸备，通用王朴之乐，悉无更易，以至黎庶乂安，兵革销戢，天下无事，垂八十载，为乐之用，非不和也。顷因燕肃献规，妄加磨铝；适会李照赴阙，谓非克谐。陛下发天纵之能，留日昃之听，精加鍊覈，许之改作，逮于成功，即荐郊庙。暨逸、瑗继至，盛言照乐穿凿，再令造律，则又围径未合。保信续上新法，亦乃长广乖古。窃以祖宗旧乐，遵用斯久，属者徇一士之偏议，变数朝之定律，赐金增秩，优赏其劳，曾未周期，又将易制。臣虑后人复有从而非者，不惟有伤国体，实则虚费邦用。历观前代议乐，古之管尺尚存，而犹是非纷纭，累年方就，未见若今之速而易也。臣切计之，不若穷作乐之源，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海内击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乐，可得以器象求乎？既达其源，又当究今日所急，以祐隆业。国家方夏宁一，朝廷宴清，西北二陲久弛边备，犬戎之情岂能常保？弱则卑顺，强则骄逆，渝盟背约，何代而无？必思密备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与左右弼臣宵旰所虑，宜先及之。缓兹求乐之诚，移访安边之议，急其所急，在理为长。臣欲乞诏下攸司，尽记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钟、磬、权、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晓音律者，俾之详正，然后施用。候一二年间，讫无至者，则将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别诏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备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夺，权且停罢。万一裁择，不胜至幸。

臣先于景祐三年秋，曾奉圣旨令与丁度、胥偃、高若讷同共定夺阮逸、胡瑗、邓保信等所造钟律，寻将历代典志文字及将汉钱分寸较量，得王朴旧乐，于太祖朝曾令和岘以司天监景表尺减定，与汉唐尺度差近，其胡瑗、阮逸、邓保信并李照等钟律俱不合古，遂具闻奏。再奉圣旨，令将汉钱分寸及景表尺别造律管参校。臣与丁度等各陈述不晓音律，乞再访知乐者，俾令详定。后蒙寝罢。其时臣曾将《景祐广乐》看详，备见实纪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律度之事。今来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礼，不可以李照所造违古之乐，上荐天地宗庙。臣窃闻和岘减定王朴旧乐钟磬等，见今并存，欲乞特降圣旨下太常寺，将来郊禋用旧乐。所贵国容咸备，神听惟和。

祀明堂乐章，字与乐曲声数多少不同，殊失《虞书》「歌永言」之法，乞遵用御撰乐章，委本局依律吕太均之法随乐章字数审定音律，以一声歌一言，八音随之。又古编钟磬其数皆十六，盖十二律之外有黄钟、大吕、大簇、夹钟四清声也。今圣朝大乐旧钟磬皆十六，自李照议乐以来不复考击，全失古法。况《周礼》郑氏注，编钟尽具十六之数，李照不晓四清声助成四律，宣导阴阳之和，今若不用，即懵唱和之理。乞依古法其四清声。

太常大乐钟磬凡三等：王朴乐一也，李照乐二也，胡瑗、阮逸乐三也。王朴之乐，其声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尝言，不俟论而后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乐，乃下律法以取黄钟之声；是时人习旧听，疑其太重，李照之乐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乐，比王朴乐微下，而声律相近；及铸大钟，或讥其声弇郁，因亦不用，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乐。乐工等自陈，若用王朴乐，钟磬即清声难依，如改制下律，钟磬清声乃可用。益验王朴钟磬太高，难尽用矣。今以三等钟磬参校其声，则王朴、阮逸乐之黄钟，正与李照乐之太簇相当。王朴、阮逸之乐，编钟、编磬各十六，虽有四清声，而实差黄钟、大吕之正声也。李照之乐，编钟、编磬各十二，虽有黄钟、大吕而全阙四清声，非古制也。圣人作乐以纪中和之声，所以导中和之气。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协谐，歌者从容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谓也。臣等因精择李照编钟、编磬十二参于律者，增以王朴无射、应钟及黄钟、大吕清声，以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之四清声，俾众乐随之，歌工兼清声以咏之，其音清不太高，重不太下，中和之声，可以考矣。欲请下王朴乐二律以定中和之声，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别制。

李照以纵黍累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釐六豪；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于管，以为黄钟之长，就取三分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说为是。盖累黍为尺，始失之于《隋书》，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及隋平陈，得古乐器，高祖闻而叹曰：「华夏旧声也」。遂传用之。唐祖孝孙、张文收号称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乐，制定声器。朝廷久以钟律未正，屡下诏书，博访群议，冀有所获。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诚众论所不及。请如其法，试造尺律，更以古器参考，当得其真。

太常镈钟皆有大小、轻重之法，非三代莫能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铸钟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黄钟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吕律合王朴黄钟律，比朴乐才下半律，外有损益而内无损益，钟声郁而不发，无足议者。照之律虽是，然与其乐校，三格自相违戾。且以太簇为黄钟，则是商为宫也。方刘几奏上时，臣初无所预。臣顷造律，内外有损益，其声和，又与古乐合。今若将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编次太常镈钟，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无雷鼓、灵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开元中，有以画图献者，一鼓而为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国朝郊庙或考或不考，宫架中惟以散鼓，不应经义。又八音无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攒竹而以匏裹之，是无匏音也；埙器以木为之，是无土音也。八音不具，以为备乐，安可得哉！

太祖患今乐太高，特谕和岘令减一律。仁宗深诏执事考求至当，李照改定新乐又下二律。臣预闻论议，研精极虑二十馀年，乃知乐法非是，声终不合。神宗留意制作，召臣访以乐事。盖法已失于千载之后，声欲求于千载之前，兹为至难，理若有待。上考《周官》，下稽《汉志》，较景祐中李照所定又下一律有奇。求之古法，无以易此，庶几祖考来格，神人以和。

某启：辱书言《考工记》及刘歆所铸斛，并《素问》、《病源》，不可不复。窃谓舜巡四岳，则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谨权量，四方之政行焉」。以是知圣人之于尺量权衡，恃以为治者。而尺量权衡必本于律，律必有声以考其和，此乐之所由作也。周之釜，汉之斛，其法具存。魏晋以来，其尺至有十五种，盖由横黍、纵黍所为，而不禀于律也。然卒不能作乐，止用旧声，终唐之世，无变改者。至周，王朴始用魏晋所弃之法，遂以仲吕为黄钟。太祖皇帝患之，特下一律。仁宗皇帝留意数十年，终无所得，及上仙，太皇犹以李照、胡瑗所铸铜律置神御前。然李照以纵黍累尺，与今太府尺同，其律又应古乐，而钟磬才中太簇，是乐与律自相矛盾也。胡瑗之乐，君实详知之，此不复云。前岁议乐，按视太常镈钟，皆有大小轻重，非三代不能为。然最大者今为林钟，而仲吕乃居黄钟子位，考之正差五律，与前后言者相符。虽经镌凿，尚可补治，若以大小次之，必得其正。近又用李照之乐，则不若仲吕之愈也。何则？太簇商声，宋子京所谓君宫寄于臣管是也，是大不可，又况十二律皆有清声。花日新撰谱，与郑卫无异，而以荐郊庙，可乎？《考工记》，世以为汉儒所为，《汉志》载刘歆之说，多所牵合，某亦于二书深疑之。近因釜斛，考其制作，不复疑矣。又知太府之尺与权衡，皆古之禀于律者，惟量出于晋魏之贪政，与律不合，须君实面言乃悉。窃以为论此者，今世无如吾二人讲求问难之多而且久也，得君实来协同其说，以破千馀年之惑，为后世之传，则吾徒事业固亦不细矣。难兄若朝夕来，不敢奉邀。候归陕，岁首垂访，春中却同入洛，幸也。刘康公论极佳，此诚非举人之所能到。然《素问》专主于医，非黄帝莫能为者。某至颍昌，已再读矣，须有所得，恨读之之晚。《病源》乃申《素问》之说，易为观览。若君实不倦，亦不可忽，于身大有所益。圣人之于后世如此，但恐未可焚烧。釜斛费铜炭则然，亦不可错弃。恃念，不宣。某再拜（《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二附录。又见《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六，《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一四。）。

视：原无，据右引补。

皇祐中，与君实官太常，同议大乐，阮天隐、胡先生深诋李照非是。最后房庶来，又言二人者亦非是，何则？以尺而起律也；又谓王朴之乐高五律。已而依庶之说，令制尺、律、龠三种，而律才下三格，与李照同。是时朝廷特授庶一官，罢归，庶亦自黜其言之不中。然君实初与胡、阮非李照者，近时又以前史不可刊。今按前史抵误，献十条，才录七条奉呈，请详观之，于义理可刊不可刊。大抵吾侪读经史，经有注释之未安者，史有记录之害义理者，或为论、或为辩以正之，所以见为学之志而示于世，注《老子》是也。今夫乐，自太祖病之，太宗、真宗、仁宗讲求之，主上欲救正之。列圣之所拳拳者，盖以礼乐治国之大，而不可一日慢。况乐之太簇为黄钟、宫商易位哉！君实今所主，是前与胡、阮非之者。君实前非李照，今复主之，岂未思之邪？王朴乐，某亦同房庶非之，虽高五律，君臣民事物不相干，今复欲用之，何可得也？胡瑗所作，比王朴下半律，仲更尝言之。君实已悉李照之乐声，虽发扬，又下三律，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位，不可不深念之。